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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憤慨的喧嘩。同志們已經忍無可忍了！他們啪的一聲合上我的書，甩到一邊，朝它吐口水。——歸根結底這是蠻不講理！這是誹謗！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寫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術貴族、拖鼻涕的中學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們！是我們這些堅定不移的人們！是我們這些正統的、水晶般純洁的人們（奧威爾稱他們為“無不同政見者”）。我們即使在勞改營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實于唯一正确的……不錯，從我國的書報上看，唯一坐過牢的就是你們。唯一受過苦的就是你們。文章里也只許寫你們。好，那么就談談你們吧。讀者能同意這個准則嗎？政治犯應當是知道自己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堅定的人。如果同意這一點，答案就有了：我們的堅定不移的先生們盡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信念可謂堅定，但是卻不知道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則不高明，我們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則。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內有時間對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棄便可獲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沒有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個不坏的准則。各個時代因思想意識受迫害的人都符合這個准則。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這個准則。“尼姑們”、高級僧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工程師帕爾欽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統派們卻對不上號。因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們放棄的那种信念？沒有。因而正統派們，雖然說出來不好听，就跟那個裁縫、那個聾啞人、那個俱樂部看大門的一樣，是屬于束手無策、糊里糊涂的犧牲品的類別。但這幫人是帶傲气的。為了把話說得准确，先把對象明确一下。在這一章里要談的是什么人？是所有盡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偵訊、冤枉的判決以及隨后的勞改營生活的煎熬等等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產主義意識的人們嗎？不，不是所有的。這個共產主義信仰對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發自內心的，有時候是他們殘余的生命的唯一意義，但是：——他們不以它來指導自己用“党的”態度對待難友；在監室和工棚里的爭論中不朝難友們叫喊說他們被關進來是“正确的”（而我被關是“不正确的”）；——不忙著向營長公民（或行動特派員）聲明：“我是共產党員，”不利用這個公式在勞改營里謀生存；——現在談起過去時，不認為勞改營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橫暴行為是把共產党員關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話，這是一些把共產主義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經常挂在嘴邊的人。似乎這只是個人的人品問題，但不止于此：這樣的人在外邊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勞改營里則是普通的苦力。阿維尼爾·鮑里索夫，鄉村教師，就是一例：“您記得我們的青年時代嗎？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當時我們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縫的‘青年突擊隊’綠制服，斜扎一根武裝帶。當時我們把金錢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聲召喚，要我們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歲就加入了共青團。可是您看，當我剛滿三十四歲的時候，內務人民委員部机關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條的差不多所有分條。”（我們以后會知道他在外邊的表現。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還有一個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維諾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過牢。他年輕的時候是個火車司机（不是只干過一年，像某些自稱放牛娃出身的蘇維埃代表那樣），在工農速成中學和學院畢業以后當了線路工程師（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門就干上党的工作），是個相當不錯的工程師（在“天堂島”里他做過噴汽發動机渦輪的复雜的气体動力學計算工作）。誠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鐵路運輸工程學院里攤上了一個党支書的職務。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勢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電話請求上級指示。電話沒人接，他跑去找，發現區委、市委、省委都沒有人，像被一陣風刮得沒影了，辦公大廳空蕩蕩。而更高一級的机關他好像沒有去過。他回到本單位說：“同志們！領導人全跑了。但是我們共產党員要自己起來進行防御！”他們進行了防御，但是就為了“全跑了”這句話，那些跑掉的把他這個沒有跑掉的關進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蘇鼓動”）。他是個不聲不響的勞動者，是個肯為別人做出犧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談話里他才吐露說，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堅持自己的信仰。但他從來不拿這個當一張王牌打。還有地質學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維奇·戈沃爾科，他在沃爾庫塔只剩下一口气，還寫了一首《斯大林頌》（并且保留到現在），但不是為發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發自內心的。他在礦上一直藏著這首頌歌！（盡管有什么必要藏著呢？）有時候這樣的人始終不渝地保持著信念。有時候（例如從美國費城來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當年來我國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戶人中的一員，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譽之后不再接受党證。有的人脫离得更早，如另一個匈牙利人薩鮑，國內戰爭期間西伯利亞游擊隊的隊長。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監獄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擊隊員立刻召集起來，發動整個西伯利亞，打到莫斯科，把這些畜牲們赶下台。”上面說的兩种人，我們在這一章里都不談。（況且凡是像這兩個匈牙利人一樣不干了的，正統派們自己就會把他們除名。）笑話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們在監室里假裝正統派，只是為了讓當局安插的耳目給他向偵查員打個“好”報告；如像波德瓦爾科夫（儿子）這一號的，他在外邊張貼過傳單，可是在斯帕斯克勞改營里跟所有對當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聲爭論，目的是想借此改變自己的厄運。我們將要在這里考察的正統派，是屬于下面一類的：他們首先在偵查員面前，然后在監獄牢房里，然后在勞改營里，逢人必顯示其思想的正統，現在又以這种色彩回憶勞改營的往事。由于奇特的物競天擇的結果，這些人全都不會是干苦力活的。這樣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職，處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們在勞改營里最不甘心被消滅，最狂熱地爭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這類人包括所有掉進班房的偵查員、檢察長、審判員和勞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論家、書呆子和賣狗皮膏藥的（作家謝列市里亞科娃、季亞科夫、阿爾丹-謝苗諾夫也只能歸入此類，別無他處）。我們也要理解他們，我們不要說風涼話。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樹難免木屑飛”——這一向是他們為當局辯護的鏗鏘有力的諺語。忽然他們自己被砍成木屑飛起來了。普羅霍羅夫-普斯托維爾這樣描寫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貝阿拉格的一個特种營）里的一個場面。當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帶來了一批從未見過的“特殊人物”。當局极端机密地把他們与其余人分開看押。像這樣的一批新犯人誰也沒有見過：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頓呢和嗶嘰料子的西服、式樣講究的半高腰和淺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級人士對于普通工人不敢問津的衣著已經很懂得講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們取笑，沒有發給他們工作服，讓他們穿著嗶嘰衣服和珵亮的皮鞋在沒膝蓋深的稀泥里挖地溝。其中的一個在車道木板接縫的地方把一輛裝水泥的手車弄翻了，水泥洒出來。小偷作業班長跑過來，一邊罵娘一邊捅著闖禍者的脊背；“用手捧起來，窩囊廢！”那人發瘋似地叫起來；“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國檢察長。”大顆的淚珠順著他的臉頰滾下來。“我管你他媽的什么共和國檢察長，死狗！把你的狗臉按進這攤水泥，你才像個檢察長呢！現在你是人民的敵人，你就得給我拉磨！”（不過工地主任出面袒護了檢察長。）如果你說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營里的沙皇時期的檢察長身上，誰也不會產生怜憫的想法：大家一致認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給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對我們自己的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盡管是穿著波士頓呢料子西裝的檢察長，怎么能不怜憫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說他們捧得很痛——這几乎等于什么也沒有說。遭受這樣的打擊，這樣激毀滅，而且是從自己人手里，從親愛的党手里，而且顯然是平白無故地。他們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們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們完全是無罪的。這使他們難受到這种程度，以至在他們中間連提“你是為什么被抓的？”這個問題都被認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節的囚犯，他們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們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剛見面就像說笑話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談自己入獄的經過。請看這都是一些怎樣的人吧。奧利加·斯利奧斯貝格的丈夫已經被捕，現在來人搜查，要連她一起抓去。搜查進行了四小時，在這四小時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業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各項記要。沒有整理出來的記要比永遠丟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連指揮搜查的偵查員都忍不住勸她：“你還是先跟孩子們告個別吧！”請看這都是一些怎樣的人吧。伊麗莎白·茨維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長期犯監獄里收到十五歲的女儿的信：“媽媽，請來信告訴我，你到底有沒有罪？……我宁愿你說你是無罪的。如果這樣，我就不入團，并且為了你我決不原諒他們。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給你寫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濕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對一盞昏黃的電燈，當媽媽的心如刀割：沒有共青團，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讓她憎恨蘇維埃政權？倒不如讓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寫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團！”落到自己心愛的刀斧之下，還要為它的明智而辯護——這太痛苦了！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個人若把神賜的靈魂托付給人為的教條，勢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個正統派都還會肯定茨維特科娃做得對。即使今天也沒法使他們相信，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親把女儿引上了邪路，敗坏了她的靈魂。請看這都是一些怎樣的人吧。E·T·提供了揭發她丈夫的真心誠意的證詞——為了幫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對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們現在終于理解了當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們今天放棄了當時的觀點，這一章也可以完全換一种寫法。但是現實應驗了瑪麗亞·達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將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過似地生活下去。”忠實？照我們看是冥頑不靈。這些發展論的信徒把放棄本人的任何發展看做是對發展論的忠實。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達莫維奇·維連奇克說的：“我們始終相信党——我們沒有信錯！”忠實還是冥頑不靈？不，他們在監室里和人爭論，為當局的一切行為辯護，決不是故意表現，不是出于虛偽，他們需要進行意識形態的爭論，是為了維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話，离發瘋就會不遠了。對所有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嗎？但是，這些人對于自己吃了哪些苦頭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錯了，卻一點也看不見。一九三七年，以前沒有抓過這類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無几，因此有了“三七屆學生”的說法。本來這樣說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個畫面。要知道即使在抓這种人達到最高峰的几個月，走進監獄的農民、工人、青年、工程師和技術員、農藝師和經濟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舊是絡繹不絕的。“三七屆學生”能說會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廣播，他們制造了一個“三七年傳奇”，包括兩點內容：1．如果說蘇維埃政權抓過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應該講的，應該表示憤慨的，僅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僅僅是他們。文章里都這么寫：在這可怕的一年，最忠誠的共產党員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國中央書記，省委書記，省執委主席，軍區、軍和師的司令員，元帥和將軍，省檢察長，區委書記，區執委書記……我們在本書開端已經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島的各條水流的規模、它們各持續了多長時間、人數達到几百万。可是后來的“三七屆學生”們在當時對這些連眼皮也沒有眨過一下，認為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們內部討論這個問題有些什么說法我們不得而知。當波斯特舍夫還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難逃時，曾如此說：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員會議上：“必須保持我們對階級敵人和墮落分子（“墮落分子”這個名詞真了不起！這個帽子給誰戴不上？）的懲罰政策的全部嚴厲性和殘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難理解，……即使把他們放在消滅宜農運動的爐火里燒過……我們也決不可忘記，這個昨天的富農在精神上并沒有繳械投降……”還有：“千万不可使我們懲罰政策的矛頭變鈍。”矛頭倒是夠銳利的，帕維爾·彼得羅維奇！可是爐火也夠熱的吧？P·M·格爾是這樣解釋的；“當逮捕只波及我不認識或不大知道的人們的時候，我和我的熟人們對于這些逮捕是否有根据（！）沒有發生過怀疑。但是我的親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監禁中我遇到了几十個最忠誠的共產党員，于是我……”總之，抓“社會上”的人，他們心安理得。抓到他們“共同体里”的人，他們就“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區。他們以前過得這么快樂，全靠了有這么個禁區。當然你會大吃一惊的，當然你會莫名其妙的！人們在監房里心情激動地發問：“同志們！你們知道是誰發動了政變？見誰奪了本市的權？”當他們知道了命運确已不可挽回，還久久地哀歎和呻吟；“要是伊里奇活著，決不會發生這种事！”（這是什么事？難道不是先前對別人做過的事？見本書第一部第八——九章。）可是人家畢竟是管過國家大事的！知識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高深的理論家！他們是怎樣經受這個考驗的？對于這個沒有嘗過滋味的、報紙上沒有闡明過的歷史事件（歷史事件總是突如其來地砸到頭上的），他們是怎樣消化和領會的？由于多年被人牽著鼻子走在一條錯道上，他們提出了一些惊人深刻的解釋。一、這是外國特務机關十分狡猾的勾當；二、這是大規模的暗害活動！暗害分子鑽進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另一种說法是：內民員部里鑽進了德國間諜！）；三、這是地方上內務人員搞的陰謀。三种情況都歸結為：我們喪失了警惕性，該我們自己負責！斯大林全不知道！斯大林不知道這些逮捕。一旦知道了，會把坏人一网打盡，把我們放出去！！四、党內真的發生了可怕的背叛（但是為什么？？），國內敵人成堆。關在這里的人大多數是該關的，他們已經不是共產党員，而是反革命。在監室里要提防這些人，不要當著他們的面說話。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許你也是！（梅哈諾申，原來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也贊成這個看法。換句話說，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還要抓多少人呢!）五、這些鎮壓措施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少數沒有喪失自制力的理論家這樣說。位普列漢諾夫世界經濟學院的教授。這种解釋倒是對的。他能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這一點，值得欽佩。但是他們沒人能對規律性本身做出解釋，只是從常用的樂器箱子里揀出一支笛子來吹吹；“歷史發展的需要呀！”反正隨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這樣說，并且你總是正确的。）持此說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無暇的太陽。在這些妙不可言的解釋的背景上，納羅科夫（馬爾琴科）的《虛量》一書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學上似乎是很講得通的：這些抓捕全不過是一出戲，是對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該做什么，誰要是什么字都簽，不怨恨——他將來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個像白俄羅斯書刊檢查員亞歷山大·伊万諾維奇·雅什克維奇這樣的老党員在監室的角落里用嘶啞的聲音說：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條狗，他不死，就沒有好事！其他人就會朝他扑去，拳打腳踢，并且赶緊報告自己的偵查員。想象不出一個“無不同政見者”的腦子里哪怕有一秒鐘時間閃出過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頭。一九三七年降臨到純正的正統派的頭上的時候，這些人正是處在如此生動活躍的思想水平上。他們對受審判有怎樣的精神准備？顯然就像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里的帕爾松一樣：“党難道能逮捕無罪的人嗎？我要對法庭說：‘謝謝你們在還能挽救的時候挽救了我！”’他們給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們的革命理論給他們提示了哪些有效的辦法？他們的辦法和他們的解釋同樣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發覺錯誤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開的假供，盡量多牽連無辜的人！他們不能把全党都抓進來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頭頭和党內的老資格。）在俄國各党派當中，共產党員是搞自我誣陷的頭一名這個“多咬出人名”的旋轉木馬的發明權理應屬于他們。俄國的革命党人還沒有听說過這种事情！說這個理論是鼠目寸光？說他們的思維能力太貧乏？我心里覺得——不對。這里的問題全在于他們的恐懼。理論不過是掩蓋他們軟弱性的方便偽裝。他們一向自我標榜（其實早已沒這個權利）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個冷戰：原來他們是一點儿壓力也頂不住的。上述“理論”就免除了他們和偵查員對抗的必要性。如果他們能明白這個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這次清党，是因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盡管是不過如此的一個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這個党更高）。他們當然更不記得不久以前他們還在幫助斯大林摧毀反對派，甚至摧毀他們自己。斯大林一貫提供給他的意志薄弱的犧牲品以冒險的机會，造反的机會。這种游戲頗使他感到滿足。這只愛玩的老虎想出來一個主意——逮捕中央委員需經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裝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會、中央會議的進程中，一份文件沿著各排座位傳閱，它用無人稱的句號指出：收到了針對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議各中委同意（或不同意！……）開除此人出中央。（有專人監視著文件在誰手里耽擱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簽上了自己的大名。聯共中央委員會就是以這种方式槍斃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驗過了他們的軟弱性：党的上層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資、內部供應、高干休養所，并視為應得之物，他們就陷進了圈套，他們就挺不直腰了。）審判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的特別法庭是由誰組成的？布柳赫爾！葉戈羅夫！（還有C·A·圖羅夫斯基。）至于那件年代久遠的事，他們更加忘記了（恐怕根本沒有讀到過），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員會的信。態度強硬的大主教在吁請赦免和釋放無辜者的時候寫道：“因此，從創世以來，所有殺害先知的罪，……都要這一時代的人償還。”（路加福音11：50），“凡動刀的，一定在刀下喪命。”（馬太福音26：52）這些話當時听起來似乎可笑，不可能。他們哪里想得到歷史有時候也知道复仇，也會像尋求快感似地搞一場遲到的因果報應。但是它往往為這場報應選擇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執行者。如果年輕的圖哈切夫斯基鎮壓唐波夫省破產農民得胜歸來時在火車站上沒有遇到另一個瑪魯霞·斯皮里多諾娃“朝他腦門里打進一顆子彈，十六年以后，這件事由一個沒有學成的格魯吉亞神甫（指斯大林——譯者注）完成了。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亞遭槍殺的婦女和儿童的詛咒未能撕裂庫恩一的胸腔，這件事則由他的第三國際的同志們完成了。彼得斯、拉齊斯、別爾津、阿格拉諾夫、普羅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爾圖佐夫、丘德諾夫斯基、德邊科、烏博列維奇、布勃諾夫、阿拉弗佐、阿爾克斯尼斯、阿倫什塔姆、黑克爾、吉季斯、葉戈羅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爾克、庫佳科夫、普里馬科夫、普特納、尤·薩布林、費爾德曼、P·埃德曼；還有溫什里希特、葉努基澤、涅夫斯基、納哈姆凱斯、洛莫夫、卡克騰、科西奧爾、魯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爾、別洛博羅多夫、皮亞達科夫、季諾維也夫——他們全成了那個小個子紅頭發屠夫的刀下鬼，而我們怕要費很大的勁儿才能考察清楚這些人在過去的十五至二十年當中親手或通過簽字作了哪些惡。斗爭？他們沒人做過斗爭的嘗試。假如說坐進了葉若夫的牢獄以后斗爭很困難，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為什么沒有開展斗爭？難道當時還沒有看出苗頭？原來他們的禱告全是這一句詞儿：“但愿躲過這一關！”奧爾忠尼啟則為什么自殺？（如果是被殺，為什么坐以待斃？）列宁的忠實伴侶克魯普斯卡婭為什么沒有斗爭？為什么她一次沒有出來公開揭露，像羅斯托夫亞麻厂的那個老工人那樣？莫非真地擔心丟老命？一九O五年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首屆“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成員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諾夫為什么要在對自己的無恥誣告上簽名？當過那個“工農代表蘇維埃”主席的舒賓更甚于此，他簽字證明一九O五年在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農代表蘇維埃”。這是為什么？怎么能夠這樣唾棄自己的一生！這些“無不同政見者”現在每當回憶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談冤案，談暴行。可是誰也不提他們實際有過但沒人利用過的斗爭的机會。這件事他們永遠也做不出解釋。而且利用上述論据進行爭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被關進監獄的忠實信徒們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傳統。他們回避政見不同的難友，對他們保密，談到偵訊中的暴行時把聲音放低，不讓非党員听到，上帝保佑更別讓社會革命党人听到。“不能給他們提供反党材料！”葉夫根尼婭·戈爾茨曼在喀山監獄里（一九三八）反對各監室間敲牆聯絡：她身為共產党員，不能同意做違犯蘇維埃法律的事！送來報紙，戈爾茨曼總是堅持要同監室的女犯們仔細閱讀，而不能隨便看看。E·金茲布爾格回憶錄中關于監獄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屆學生”的隱秘材料。死硬派尤利亞·安年科娃要求全監室的人：“不許拿看守員尋開心！他在這里代表蘇維埃政權！”（真是這樣嗎？一切都顛倒了！讓沙皇監獄里桀驁不馴的女革命者們通過神奇的水晶球看看這個場面吧！）女共青團員卡住·希羅科娃在搜身室里問金茲布爾格：你瞧那個德國女共產党員把金子藏在頭發里。這可是我們蘇聯的監獄，我們該不該把這件事報告看守員？跟金茲布爾格一起乘七號車廂（這節車里差不多全是女共產党員）去科雷馬的葉卡捷琳娜·奧利茨卡妮給她的有聲有色的回憶補充了兩個惊人的細節。有錢的犯人交出錢，到站台上去買青蔥，該著奧利茨卡妮在車廂里接這些蔥。她依照社會革命党人的老傳統、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給車廂里的四十個人。但馬上有人制止她：“誰出的錢分給誰！”“我們不能養活叫花子！”“我們自子都不夠！”奧利茨卡婭簡直發了傻：這些人是政治犯嗎？……“三七年入學”的女共產党員們就是如此！第二個插曲。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們被迫光著身子在一排看守員面前通過。沒什么，她們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們已經在車廂里唱：從來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無不同政見者”們就是帶著這樣的一套世界觀，處在這樣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長的勞改歷程。這些對逮捕、偵訊、總的形勢從一開始就沒有弄懂的人，由于頑固和忠誠（也許是由于走投無路）在整個這條道上都將認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稱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對于周圍的一切他們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決心，對下面這件他們最害怕的事，他們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勞改犯怎樣看待他們？生活犯，“五十八條”（“被清算的富農”之中活下來的人現在正服完第一個十年）怎樣看待他們？他們這些新來的“三七屆學生”在衣著、舉止、言談方面都還是与眾不同的。瞧這些神气活現的狹公事包的人也進來了！瞧這些坐專用小汽車的人也進來了！瞧這些實行配給制的時候從內部商店買東西的人也進來了！瞧這些在療養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養地亂搞女人的人也進來了！可是我們只為了一顆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進來勞改十年。他們咬牙切齒地對新來的人說：“在外頭你們整我們，在這里我們要整整你們了，”（但這是辦不到的，正統派們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茲布爾格描述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場面。監獄里的護士問她：“您是站在窮人一邊，是為農庄庄員們坐牢，這是真的嗎？”這樣的問題几乎是難以置信的。也許是因為獄中的護士關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見，所以才提出這個傻問題。而農庄庄員和普通勞改犯是有眼力的，他們一下子就認出這些人來，傷天害理的強迫“集体化”正是這些人完成的。“無不同政見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棄任何一個舊判斷，也不愿汲取任何一個新判斷。任憑生活劈頭蓋腦地抽打他們，滾滾波濤似地淹沒他們，甚至像車輪似地碾過他們，他們仍是無動于衷！他們不承認它，好像它并沒動。腦子里的東西一點改不得，對生活經驗干脆沒有進行批判思考的能力——這倒成了他們的驕傲。監獄決不可以影響他們的世界觀！勞改營也影響不得！原來站在什么立腳點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腳點上！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怎么能因為偶然進了監獄就變了？（即使存在改變著，存在顯示出了新的方面，我們的意識豈能改變？絕不能！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決定我們的意識！須知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對于自己身上發生的事，他們只能理解到這個程度：B·M·扎林說：“我在勞改營里總是重复這句話：我不打算因為一些蠢人（指把他關進來的人）而和蘇維埃政權爭吵”他們必然的結論是：我是錯關的，因而我是好人。周圍都是敵人，都是罪該坐牢的。他們的精力都花到什么上面了？一年發出六次、十二次申訴、聲明和請求。他們在那里面寫些什么？嘮叨些什么？當然是賭咒發誓忠于偉大的和天才的（沒這個，人家不放你）。當然是聲明和神槍決的同案人划清界線。當然是祈求寬恕，祈求允許他們回到上面去。他們第二天就會滿心歡喜地接受党的任何委托——哪怕是管理這個勞改營也行！（這些申訴為什么大批被打回來？那是因為沒有送到斯大林手里呀！他是大慈大悲的！他會理解我們！他會寬恕我們！）“政治犯”向當局請求寬恕，真是好樣的！……再看戈爾巴托夫將軍回憶錄里透露的他們這些人的意識水平吧：“法庭？能要求它做什么？是有人命令它這樣做的……”噢，怎樣的分析力量！怎樣的安琪儿般的布爾什維克的馴服：竊賊們向戈爾巴托夫：“您是為了什么落到這儿來的？”（我順便說一句：他們不會稱“您”）戈爾巴托夫：“是坏人誣告的。”多會分析！怎樣的分析啊！將軍的行為不像舒霍夫，而是效法費秋科夫：他跑去打掃辦公室，巴望弄到一點面包皮。“擦桌子的時候能弄到面包屑、面包皮，偶爾還有小塊面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肚子餓的問題”。好，解決去吧。可是他們卻責備舒霍夫一心想喝粥，沒有社會意識，似乎犯了滔天大罪。而戈爾巴托夫將軍則一切皆可，因為他思考著……坏人的問題呢！（其實舒霍夫也不是容易上當的，他對國內大事的判斷比將軍更要勇敢）。再看一位戈利岑，縣城醫生的儿子，筑路工程師，在死囚監室里蹲過一百四十天（有了足夠的思考時間！）。接下去是十五年，再接下去是終生流放。“腦子里一點也沒有變。仍然是非党布爾什維克。我靠的是對党的信任，相信坏事不是党和政府做的，而是某些人（全分析！）的坏主意。這些人只是來去匆匆的過客（老是不去……），而其余的一切（！）都會留下來……我能堅持下來，還靠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內務人民委員部里（指的是坐机關的）以及監獄和勞改營里為數眾多的普通蘇維埃人的幫助。不是所謂‘教父’，而是真正捷爾任斯基式的內務干部。”（叫人不明白的是：有這么多的捷爾任斯基式的內務干部，怎么瞅著某些人無法無天干瞪眼，也不管管？無法無天的事他們沒有沾過一點儿進？在無法無天的環境里他們意安然無恙？奇跡……）還有一個鮑里斯·季亞科夫；斯大林之死使他悲痛欲絕（光他一個嗎？正統派們個個如此）。他覺得獲釋的希望從此將成泡影了！但是人們向我大叫；“不誠實！不誠實！你應當找個真正的理論家爭論爭論！找個紅色教授學院的人爭論爭論！”悉听尊便！你們當我沒有爭論過？在監獄、押解途中、遞解站里我都做什么來著？在爭論中起先我站在他們一邊，擁護他們。但我覺得我方的論据不知怎的有點稀松。后來一段時間我不開口。光听。再往后我就站到他們的對立面去了，連馬林科夫的老師扎哈羅夫（他頗以當過馬林科夫的老師而自豪）也竟然紆尊降貴親自和我對過話。這許多次的爭論留在我腦子里的印象好像只是一次爭論。這許多引經据典的書呆子們好像溶成了一個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點上用同樣的話重复著同樣的論据。這些人全包著穿不透的硬殼。穿不透的硬殼是他們主要的特征。能對付生鐵腦瓜的穿甲彈還沒有發明。跟他們爭論，如果事先不當做游戲和逗樂，是要累死人的。我和我的朋友帕宁躺在“澤克車廂”的中層舖上，安排得舒舒服服，咸鯡魚放進了衣兜，口不渴，大可睡上一覺。可是不知在哪一站上給我們包房里捅進來一個有學問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据他的山羊胡子和眼鏡就能看出來。他也不瞞著：前共產主義學院教授。我們坐起來，把腿從四方形缺口處放到下面。他一開口我們就知道他是個穿不透的角色。我們坐牢已經很久，還要坐更久，難得快快活活地開個玩笑，應該滑下去運逗樂子！包房里相當寬敞，跟什么人換了個位置，就擠了過去。“您好。”“你好”“您在這儿不嫌擠？”“不，還好。”“蹲了很久了？”“不短了。”“剩下小半了？”“差不多一半。”“您瞧，農村多窮。草屋頂，房子歪歪斜斜。”“沙皇制度的遺產。”“蘇維埃制度也三十年啦。”“歷史的一瞬。”“農庄庄員在挨餓，太慘啦！”“每家的烤爐您都看過？”“您問問這個包房里的隨便哪個庄員。”“關進來的都心怀不滿，不客觀。”“可是我親眼見過一些農庄……”“那是准不典型的。”（山羊胡子連去也沒去過，這反倒簡單：）“您問問老年人吧，沙皇時候他們能吃飽，穿曖，還有多少休息日！”“我不要問。覺得什么都是過去的好，這是人類記憶的主觀性特征。死了的母牛，准是能擠出雙倍奶的（他偶爾也使用諺語呢！人至于休息日，不是我國人民的喜好，我國人民喜愛勞動。”“可為什么好多城市里面包緊張？”“什么時候？”“一直到戰爭爆發都還……”“不是事實！戰前恰好一切都走上了軌道。”“您听我說，當時伏爾加流域各城市買面包得排上千人的大隊……”“地方性的供應失調。更可能是您記錯了。”“可是現在也很缺呀！”“無稽之談。我們生產七、八十億普特谷物。”“谷物爛在地里。”“相反，培育良种成就很大。”“許多商店的貨架是空的。”“地方上辦事不靈活。”“价格也高。許多必需品工人買不起。”“我國物价比任何國家更有科學依据。”“這說明工資太低。”“工資也有科學依据。”“這說明它的依据是要工人大部分時間無償地為國家工作。”“您不懂政治經濟學。您是什么專業？”“工程師。”“我可是經濟學家。不要爭論了。剩余价值在我國不可能存在。”“可是為什么從前一個男人能養活全家，而現在卻必須兩三個人工作？”“因為從前有失業現象，女人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不飽。進一步說，妻子工作，對于取得平等地位也是很要緊的。”“要這鬼平等有什么用？家務事由誰來做？”“男人應該幫忙。”“您怎么樣，您給老伴幫忙嗎？”“我沒有結婚。”“以前夫婦兩人只需要白天做事，現在晚上也要忙。女人沒有時間做她主要的事——教育孩子。”“時間完全夠用。孩子主要在幼儿園、學校、共青團受教育。”“那儿是怎么教育的？流氓、小偷越來越多。小姑娘都學會了放蕩。”“沒有的事。我國青年有高度思想覺悟。”“這是報上說的。我們的報紙說瞎話。”“它們比資產階級報紙誠實得多。讀讀資產階級報紙就知道。”“讓我們讀讀。”“完全不必要。”“我們的報紙總歸是扯謊。”“它們公開地与無產階級聯系著。”“這种教育的結果就是犯罪率增長。”“相反，是下降。拿出數字來！”（在一個連綿羊尾巴的數字都保密的國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在于我國法律本身就促成犯罪。法律又嚴苛又荒謬。”“相反，很好的法律。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尤其是五十八條。”“沒有這一條我們年輕的國家就站不住腳。”“它已經不那么年輕了。”“從歷史角度看還是很年輕的。”“您往周圍看看，有多少人坐牢！”“他們罪有應得。”“您呢？”“我是被抓錯的。問題弄清就會放出去。”（他們都給自己留這么一條擺脫困境的退路。）“抓錯？你們的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很好，不幸的是有時候偏离。”“到處是盜竊、貪污、舞弊。”“應當加強共產主義教育。”如此等等。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動腦子的語言說話。跟他爭論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話說這類人是：走遍了鐵匠舖仍沒有釘上掌。看到這些人的訃告里寫著：“在個人迷信時期悲劇般去世的……”真想改一個字：“喜劇般去世的……”如果此人沒遭逢現在這個命運，我們也許永遠不能發覺他原是這么一個枯燥、平庸的小角色，我們在報上見到他的大名可能肅然起敬。他可能出入于各人民委員部，或者竟有膽量在國外充當整個俄國的代表。和他爭論問題是徒勞無益的。跟他玩—……不，不是玩一盤棋，而是玩一場“當同志”的游戲，倒是十分有趣。這种游戲真的有，玩起來很簡單。只需隨聲附和几次，使用几句他們的套話。他准高興。因為他慣于把周圍的人看成敵人，倦于整天頂嘴，他很不愛談見聞，因為這些見聞馬上會反過來批駁他自己。他一旦把你當做自己人，就會按人之常情對你說心里話，例如，說他在火車站上看到人來人往，有說有笑，生活在前進，党在領導，人們的工作在調動，而我們几個卻蹲在這儿。應當寫才是，寫复審申請，寫赦免申請……或許他會告訴你一些有趣的事：在共產主義學院的時候，他們決定“吃掉”一個同志，因為感到那人不像一個真正的我們的人。但是沒處下手。從他的文章里挑不出毛病，歷史也清白。在清理檔案時，忽然有重大發現！見到了這個同志從前寫的一本小冊子，伊里奇讀過并在空白處留下了一個親筆批語：“作為經濟學家——狗屎！”“嗯，您自己明白，”談話者向我露出了一個信任的笑容：“有了這個，整倒那個在理論上制造混亂的自稱馬列的家伙就不費吹灰之力。我們把他赶了出去，取消了他的學銜。”車廂里只听見隆隆的響聲，人們都睡了。躺著、坐著的都有。押解隊的士兵偶爾在走廊里經過，打著哈欠。列宁傳記中又一個沒人記載過的插曲白白地泯滅了。為了對思想純正者獲得完整的概念，我們還必須對他們在勞改營生活中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表現做一番考察：甲．對勞改營管理制度和犯人爭取權利斗爭的態度。既然勞改營管理制度是我們蘇維埃政權制定的，就應當不僅心甘情愿地而且還要自覺地遵守。即使看守人員還沒有要求或指出，也要有主動遵守管理制度的精神。前面說過的E·金茲布爾格的書里包含著這樣一些令人吃惊的觀察記載：女犯們為自己被（用推子）剃光頭一事辯護（既然管理制度要求這樣嘛，有什么辦法！）。把她們從圍著大牆的監獄送到科雷馬去喪命，她們對此也有現成的解釋：這說明大家信任我們，相信我們會在那里自覺地勞動！有什么活見鬼的斗爭可說的？斗爭——反對誰？反對自己人嗎？斗爭——為什么目的？為自己的釋放？那不需要斗爭，而要按合法程序提出請求。為推翻蘇維埃政權？——叫你舌頭上長疔瘡吧！勞改犯當中有的想斗爭但不能斗；有的能斗但不想斗；有的既能斗又想斗（而且斗了！到時候我們還要談談這些人！）。正統派是第四种人：不想斗，而且即使想也不能斗。他們以前的生活使他們只能适應于虛應故事、打電話、按電鈴、對上級批准的決議和指令收收轉轉而已。勞改營里的斗爭更多是白刃戰，是赤手空拳迎著刺刀上，是槍林彈雨中貼著地面爬。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是一群“西多爾·波利卡爾波維奇”和“烏克羅普·波米多羅維奇”，既不能唬人，也毫無用處。這些為全人類的幸福而斗爭的原則斗士們，更不消說，從來不是盜竊犯們打劫逞凶的障礙。他們不反對盜竊犯在廚房里和在雜役當中稱王稱霸。要知道，社會親近分子正是按照他們的理論才在勞改營里獲得了這么大的權力。當著他們的面搶劫弱小者，他們不干涉；自己遭搶劫，他們不反抗。這本來合乎邏輯，愿打愿挨，誰去管它。但是輪到寫歷史的時候了，傳出了第一聲關于勞改營生活的信息。“無不同政見者”這時回顧過去，感覺頗不是滋味：這是怎么搞的？自己這么先進，覺悟這么高，竟沒有斗爭過！連有過斯大林的個人迷信這回事都沒有覺察到！而且沒有預料到親愛的拉夫連秀·帕夫洛維奇·貝利亞是人民的死敵！需要赶緊制造一些表明他們斗爭過的模模糊糊的說法。從此所有雜志上的無論哪條咬狗都朝我的伊万·杰尼索維奇吠叫兩句，說你這狗崽子為什么不斗爭？《莫斯科真理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甚至這樣責怪伊万·杰尼索維奇：共產党在勞改營里時常舉行地下集會，他卻不參加，不向善于思考的人們學習智慧。這都是些什么夢話？什么樣的地下集會？集會干什么？想把手指放進衣兜里做個侮辱人的手勢嗎？侮辱誰？既然從最小的看守員到斯大林本人都代表整体一塊的蘇維埃政權。他們究竟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進行過斗爭？誰也說不出來。如果他們只許自己重复這句話：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他們還能思考些什么？如果他們的禱詞通篇就是：皇上的鞭子，不要抽我吧！他們還能思考些什么？乙．和勞改營長官的相互關系。“思想良好”分子對勞改營長官除了恭敬和親近還能有什么別的態度？要知道勞改營的長官全是党員，執行党的指示。“我”（一唯一的無事者）被判刑送進這里不是他們的過錯。正統派們心里十分明白，哪天他們自己當了勞改營長官，也會照樣行事。現在我國報刊把托多爾斯基（神學校畢業，記者，被列宁看中的。雖然不會開飛机，三十年代卻不知為什么當上了空軍（？）學院院長）捧成勞改營中的英雄。据季亞科夫的描寫，他跟一個普通犯人都不屑理睬的供應科長說話都是這個口气：“首長公民，您有什么吩咐？”托多爾斯基管衛生科長寫《聯共（布）党史簡明教程》的學習筆記。如果托多爾斯基想的和《簡明教程》有絲毫不一致，他怎么能全照斯大林的意思編寫筆記？他的原則性何在？而如果他的思想和他完全一樣。但是光你愛長官還不夠，還得要使長官愛你。必須向長官申明，我們和你們是用同一塊面團捏成的，你們可千万要照顧我們。因為這個原故，謝列布里亞科娃、謝列斯特、季亞科夫、阿爾丹-謝苗諾夫筆下的英雄們一遇机會，不管必要不必要，适當不适當，是辦理解犯接交手續也好，是按卡片點名也好，總要申明自己是共產党員。實際是聲明想得到個舒服位置罷了。謝列斯特還臆想出這樣一個場面：科特拉斯遞解站。按卡片點名。“党派？”站長問。（這不知是寫給哪個傻瓜看的？監獄卡片上哪有“党派”這一欄？）“聯共（布）党員！”——謝列斯特回答這個有意編造的問題。對于長官們也應給一個公正的評价，無論是捷爾任斯基式的還是貝利亞式的干部對這樣的回答都是听得到的，都肯負責安排的。可能是有過一條應把共產党員安排得体面些的書面指示吧？或者至少是有過口頭的指示吧？因為即使在對“五十八條”迫害最凶的那些時期，在把“五十八條”們從雜役職位上撤下來的時期，原共產党大干部們不知為什么仍保住了地位。（例如，前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阿拉洛夫仍然是蔬菜作業班班長，前旅長伊万奇克仍是房修班長，前莫斯科市委書記捷德科夫也保住了一個美差。）即便沒有什么指示，恐怕單純的團結精神和簡單的盤算——“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也會迫使內務部人員們對忠實信徒們特別關照。結果正統派成了長官手下的紅人，在勞改營里构成了固定特權階層。（但那些不是三天兩頭跑到長官屋里表忠心的安安靜靜的共產党員們不在此例。）缺心眼的阿爾丹一謝苗諾夫把這句話直截了當地寫在紙上了：共產党員首長們盡力把共產党員犯人們調到比較輕松的崗位上。季亞科夫也是直言不諱：新犯人羅姆向醫院院長聲明自己是老布爾什維克，馬上被留下做了衛生科辦事員——十分令人羡慕的職位！營長還指示不許把托多爾斯基從衛生員職位上刷下來。但最精彩的還是r·謝列斯特在《科雷馬記實》里說的一件事；一個內務部大干部新到這里來上任，發現犯人扎博爾斯基就是他國內戰爭時期的軍長。戰友重逢，老淚縱橫。好了，有什么要求盡管提吧！扎博爾斯基接受了“由廚房供給特殊伙食，面包管夠”的待遇。（這無非是強奪苦力們的口中餐，因為上頭決不會單另批給他新的伙食標准。）他只要求給他一套列宁著作六卷集，以便晚上在油燈下攻讀。一切安排得很妥帖：日食昧心糧，夜讀列宁書！卑劣行徑受到如此坦白而得意的頌揚。謝列斯特筆下還有一個什么神乎其神的作業班里的“地下政治局”（對于作業班不太大了點么？）。它在規定以外的時間，又能從切面包間搞到一個大面包，又能搞到一缽燕麥粥。這表明各處的雜役里都有咱們自己人，是嗎？也表明咱們時常搞點小偷小摸，是嗎？“無不同政見”的先生們。最終結論也是這位謝列斯特提供的：“一种人是依靠精神力量活下來（這是偷吃稀粥和面包的正統派——作者注），另一种人是靠多吃到一缽燕麥粥（這是伊万·杰尼索維奇）。”好吧，算你說得對。伊万·杰尼索維奇在雜役中可沒有熟人。不過請問，石頭呢？石牆是誰在砌？啊？是你們嗎？死硬派先生們。丙．對勞動的態度。正統派一般地說是忠誠于勞動的（埃赫的副手害傷寒病說胡話，護士向他保證說征購糧食的電報已經發出去了，他才安定下來）。一般地說他們也贊成勞改營的勞動：這是建設共產主義的需要。犯人如果不勞動而喝菜湯，豈非無功而受祿？因此他們認為逃避勞動者理應關強制室，戰時則應槍決，這都极為合理。當派工員、作業班長以及隨便哪一种奴隸班頭都是完全道德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与“正經竊賊”有分歧而与“母狗”們意見一致）。例如伐木作業班班長前基輔市共青團委書記葉連娜·尼基京娜。据說她把本作業班成員（“五十八條”）的產量据為己有，拿去和盜竊犯們做交易。柳震·賈帕里澤（巴庫政委的女儿）常用外邊送進來的巧克力向她換取少干活的權利。另一方面，這位女作業班長卻一連三天不讓女無政府主義者塔季揚娜·加拉謝娃走出森林，一直到她被凍傷。普羅霍羅夫-普斯托維爾又是一例。他也是布爾什維克，盡管是党外的。他揭發犯人們故意不完成定額（并跑到長官那里去報告，被告發的受到懲罰）。犯人們責備他，要他明白我們干的是奴隸勞動。普斯托維爾回答說：“奇怪的哲學！資本主義國家工人才進行反對奴隸勞動的斗爭。我們這些人雖然是奴隸，卻是為社會主義國家工作，不是為了私人。這些官僚們只是暫時（？）當權，一次人民運動他們就會摔下來，而人民的國家將會永存！”正統派的腦子里就是這樣一片原始密林。活人跟他們談不攏。“無不同政見”的人們只為自己保留著一個例外？使用他們這類人做一般勞動是不正确的，因為那樣他們就很難留下一條命，以便將來對蘇聯人民進行富有成效的領導，同時也就很難在勞改營的歲月中進行思考。這意思就是聚成一團，輪著番儿地重复：斯大林同志說得對，莫洛托夫同志說得對，貝利亞同志說得對，党說得對。因此他們在營首長的庇護下，再加上暗地里互相提攜，全力以赴地往雜役隊伍里鑽。爭取那些不要求專業（他們誰也沒有專長）知識、清閒點、离勞改營真刀真槍的主要活茬遠點的職位。一旦抓住這樣的職位便死也不放：扎哈羅夫（馬林科夫的老師）抓住了私人物品保管室；前面提到的扎博爾斯基（怕是謝列斯特本人吧？）——抓住了被服供應室；臭名昭著的托多爾斯基賴在衛生科；科諾科京當了醫助（盡管他什么醫助也不是）；謝列布里亞科娃當了護土（盡管她也不是什么護土）。阿爾丹一謝苗諾夫也當過雜役。季亞科夫是純正分子中嗓門最高的一個，由他親筆寫出來的勞改營經歷是頗值得惊奇的。他服刑五年，只去營區以外勞動過一次，足見神通之廣大。這一次也僅僅是半天，半天中也只勞動了半小時，砍砍樹枝而已。就這樣，看守員還關照他說：你累坏了，歇歇吧。五年只勞動半小時！這可不是人人能辦到的。一段時間他假裝有血气，后來又說血气形成了瘺管。可是，老兄，總混不過五年吧！要撈到醫務統計員、文教科圖書管理員、私人物品保管員這一類的金飯碗，并在整個服刑期間都保得住，光送給誰點咸肉是不夠的，恐怕連靈魂也得給“教父”捎上點吧。該付出多大价錢，請老勞改犯們掂量掂量。李亞科夫不是個簡單的雜役，而是個富有戰斗性的雜役：在他的小說受到公開嘲罵以前發表的第一稿里，還措詞优美地論證為什么聰明人應當避免普通老百姓的惡劣命運。（什么“棋著”呀，“王車換位”呀，無非是要別人去替自己挨打擊。）這個人現在准備充當勞改營生活的主要解釋者的角色了。謝列布里亞科娃報道她自己的勞改營經歷時愛用謹慎的省略號。据說有一些對她十分不利的見證人。不過我沒有机會進行核查。但是不僅這几個作者，所有這類作者們的合唱團描寫所有其他純正分子，都沒寫出他們怎么勞動——他們或者在醫院，或者當雜役，成天從事著蒙昧主義（稍加現代化）的對話。作家在這里并沒有撒謊：他們實在缺乏描寫這些死硬派從事有益于社會的勞動的想象力。（如果你從來沒有勞動過，怎么描寫得出？）丁．對逃跑的態度。死硬派本人從來不逃跑：這可是反抗管理當局的行動啊！這是和內務部搗亂也就是顛覆蘇維埃政權啊！此外，每一個正統派時刻都有兩三份赦免請求書在上級机關里旅行。如果逃跑的話，上邊就會把這解釋為缺乏耐心，甚至解釋為對上級机關的不信任。何況“無不同政見者”們并不需要“一般的自由”——人的自由、鳥的自由。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他們需要的只是從國家手里領來的自由，合法的，有官印的，能恢复被捕前地位和特權的！沒有這些，要自由有何用？他們自己不逃跑，更反對別人逃跑，譴責它純粹是對內務部制度和經濟建設的破坏。既然逃跑如此有害，知道了就向行動特派員告發，必定是純正的共產党員的公民義務嘍？這不很合邏輯嗎？他們當中也還有一些當年的地下工作者、國內戰爭的勇士呢。但是他們的教條把他們變成了政治囚奴……戊．對其他“五十八條”的態度。他們從不把自己和其他難友混淆起來，認為這樣做不符合党的原則。他們有時候暗地在自己內部，有時候完全公開地（這對他們毫無危險）把自己和這些肮髒的“五十八條”放在對立的地位，千方百計地和這些人分開，以保自己的純洁。他們在外面領導的正是這么一些傻乎乎的群眾，他們在那儿就沒有允許過這些人說一句自由的話。到了這里，和這些人同住了一個監室，處到了平等的地位，可是非但沒有受到這些人的壓制，反而成天使著性子朝這些人嚷叫：“你們這些坏蛋全是活該！在外頭你們全是假裝進步！你們都是敵人，抓你們這些人，完全正确！全合乎規律！我們的事業正走向偉大胜利！”（只有我是抓錯的！）他們把自己的獄中獨白之不可阻擋（管理當局永遠支持正統派，反革命分子豈敢還嘴，莫非想再添點刑期嗎？）當真歸功于他們的戰無不胜的學說的力量！（不過勞改營里也曾有過另一樣的力量對比。某個在翁日拉格勞改的檢察長不得不假裝了許多年的瘋僧。他之所以能逃脫懲罰是因為跟他在一起勞改的是他的“教子”。）正統派帶著露骨的輕蔑和念念不忘的階級仇恨怒視著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五十八條”。季亞科夫說：“我一想到我們今天竟和什么樣的人坐到了一起就覺得可怕。”科諾科京不愿意給害病的弗拉索夫分子注射（盡管這是他醫助的職責），卻富有犧牲精神地給害病的押解從士兵獻血。（他們循自由人醫生巴里諾夫也一樣。“我首先是契卡人員，然后才是醫生。”這就是所謂醫學！）現在可以理解，為什么說在醫院里需要有“忠誠的人們”（季亞科夫語），才能掌握給誰注射，不給誰注射。他們將這种仇恨變為行動（怎么能而且為什么要把階級仇恨放在心里藏著？）。謝列斯特筆下的薩穆伊爾·根達爾，教授（大概是共產主義法學教授）看到高加索少數民族犯人不愿意出工，馬上煽風點火：應怀疑是毛拉在發動怠工。己．對充當眼線的態度。條條道路通羅馬，上述各點必然導向一個結論，即死硬派不与勞改營中最优秀最貼心的長官——行動特派員合作是不可能的。這是他們在目前處境中幫助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和党的最正确的方法。這同時也是很有利的；這是跟首長們拉關系的最好辦法。給“教父”提供服務從不會白干。只有靠“教父”保護才能成年地留在營區雜役的舒服職位上。……在一本也是來自正統派“水流”的講勞改營的書里，作者心愛的最最正面的共產党員克拉托夫在勞改營里奉行這樣一套主張：1．适應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去；2．讓正經人去當眼線，比讓坏蛋去干這事強。即使哪個正統派耍強脾气，不愿意為“教父”服務，他最終也很難躲開那個門口。所有大聲表明自己的信仰的忠實信徒，行動特派員必定會和顏悅色地叫他去，慈父般地問他：“您是蘇維埃人嗎？”思想純正者不能回答“不是”。這就等于說“是”。既然“是”，那么，同志，我們合作吧。沒有什么能妨礙您。只是現在，當他們歪曲整個勞改營的歷史的時候，羞于承認自己合作過。像麗莎·科季克那樣因為丟失了告密信而當場露餡的事并不常有。但是現在也有說漏了嘴的，比方有的文章里說，行動特派員友好地替季亞科夫避開勞改營檢查机關往外發信，就是不說發信的交換條件是什么。這樣的友誼是從哪儿來的？他們想起來，行動特派員雅科夫列夫曾勸托多爾斯基不要公開共產党員的身份，但不解釋一聲：他為什么關心這個？但這只是暫時的。光榮的時刻已經近在眼前，時候一到便可振作起精神，大聲承認：“不錯！我們當過眼線并且為此而自豪！”其實何苦寫出整個的這一章？何苦寫出對于思想純正分子的這個長篇考察和分析？我們只需用斗大的字母寫出下面這一排字就夠了：亞諾什·卡迪爾。弗拉季斯拉夫·哥穆爾卡。古斯塔夫·胡薩克。他們又經歷過冤枉的逮捕，又受到過刑訊，每人又蹲過若干年。全世界都看到他們究竟學到了多少東西。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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