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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卡一格勃（用這樣的縮略詞稱呼“肅反委員會一國家安全委員會”又好听、又方便、又簡捷，同時又沒有忽略這個机關的歷史發展。）如果沒有永遠睜著的眼睛和永遠听著的耳朵，就會是一段全無知覺的木頭，根本沒有監視本國人民的能力。在當今技術發達的年代，眼睛的功能部分地由照相机、光電管執行著，耳朵的功能部分地由麥克風、錄音机、激光竊听器執行著。但是本書所談的時代，契卡一格勒的几乎唯一的眼睛和几乎唯一的耳朵就是“斯圖卡奇”。 在契卡一格勃最初的年代，這种人曾有個事務式的名稱：秘密工作人員（以區別于編制表上的公開工作人員）。依照那些年的習慣這個名稱縮略為“塞克索特”（密工）。發明這個縮略字的人（他沒預料到這個字會傳開。人們沒有保好密）缺乏以沒有偏見的听覺体會一下這個字音的本領，沒能從它的字音里听出在其中結成團的齷齪不堪的東西——某种比雞好的惡行更見不得人的東西。年深日久，這個字又沾滿了叛賣行為的黃褐色的血，于是在俄文里便沒有比這更丑陋的字眼了。 但這個詞儿只是在獄外用的。群島上有自己的名詞：監獄里叫“納塞德卡”（耳目），勞改營里叫“斯圖卡奇”（眼線），然而正如群島上的許多字眼進入了俄文的廣闊領域而風靡于全國一樣，“斯圖卡奇”這個詞儿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了一個普通的概念。這件事反映出告密現象本身具有的統一性和共性。 如果缺乏經驗又沒有經過充分的思考，很難判斷告密活動在我國生活中滲透到何种程度，把我們包圍到什么程度。就好像手里不拿著半導体收音机，我們在田野上、森林中、湖泊上就感覺不到正有大量無線電波不斷從我們身上穿過一樣。 很難使自己養成經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習慣：在我們這里，在我們的住宅里，在我們的院子里，在我們的修表店里，在我們的學校里，在我們的編輯部里，在我們的車間里，在我們的設計室里，甚至在我們的民警局里，誰是眼線？很難養成這個習慣，養成這個習慣也是很令人討厭的，但是為了安全起見還是養成的好。坐探是赶不走的，辭不退的。你赶走，他們又會招募新人。但必須知道他們：有時候為了提防；有時候為了在他們面前作戲，把自己假裝成另一种人；有時則是為了公開和他們大鬧一場，使他們打上去的關于你的小報告失去价值。 我在“獄外社會”的專門一章里將談到“密工网”的密度。許多人感覺得到它的密度，可是并不使勁去認出具体的密工的面孔，即他平常的人臉，是什么樣子，因而這個网顯得比它實際的樣子更加神秘，更加可怕。其實你隔壁那個可愛的安娜·費多羅夫娜就是個“女密工”。她過來向你們家要點酵母，接著就跑到約定地點（可能是小雜貨舖，可能是藥房）去報告，說你家坐著個沒有報戶口的外來人。這就是那個跟你們像一家人似的伊万·尼基弗羅維奇，你同他一起喝了一杯伏特加，他就向上面打報告說你罵商店里買不到東西，東西都從后門賣給當官的了。大家齊唱《斯大林之歌》的時候你只張了嘴懶得出聲；在十一月七號的游行隊伍里你表現不快活。因為你不認得密工人員的面孔，所以事后很奇怪，這類事情是怎樣被那個無所不在的机關知道的？密工人員穿透一切的灼熱的眼睛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密工人員的眼睛既可能泛著倦怠的蔚藍，也可能含著老態的淚水。它們完全不必閃出陰沉的四光。不要以為這一定是個面目可憎的坏蛋。這是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普通通的人，有几分善心，几分狠心和几分妒嫉心，具有使我們落入蜘蛛网的一切弱點。如果招募密工人員全憑自愿，憑本人的積极性，恐怕能招到的不多（也許二十年代可以），但目前招募這种人是靠設圈套，靠生拉硬拽。人們自身的弱點把人們送進這种可恥的職業。即使那些真心想甩掉像第二層皮似地粘在身上的蛛网的人也無法逃脫，無法逃脫。 我國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們去當“密工”。國家高于個人、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是英雄、告密不是告密而是對被告密者的幫助，如此等等不都是這种因素嗎？招募工作和意識形態像花邊一樣交織著：机關希望的和被招募者應該希望的只是一件事：把我國順利地推向社會主義。 招募工作的技術堪稱高妙，可惜我國低劣的偵探文學偏不描寫這些手段。招募者在選舉站進行活動。招募者在馬列主義教研室里進行活動。叫你去的時候，他們說：“那儿有個什么委員會，請您去一趟！”招募者在剛從前沿撤下來的部隊里進行活動：一個“死滅爾施”（除奸部）干部來到部隊，把半個連的人挨個儿找去談話；和一些當兵的只談天气和伙食，和另一些當兵的談話則下達互相監視和監視指揮員的任務。一個手藝人坐在小屋里修理皮件。進來一個儀表堂堂的男人：“這個扣環請你修修行嗎？”接著低聲說：“你馬上關好作坊門，到街上去。那儿停著一輛汽車，牌號三七一四八。你只管打開門進去，它會把你送到該去的地方。”（到那儿以后的情況大家都熟悉：“您是蘇維埃人嗎？那么您就應當幫助我們。”）這樣的小作坊是公民們告密材料的最方便的集中點。和行動特派員直接見面的地點是西多羅夫家的住宅，二樓，按三次鈴，傍晚六至八點。 招募工作的詩意還等待著它的藝術家。有可見的生活也有不可見的生活。到處都張著蛛网，我們走過時注意不到是怎樣被它纏住的。 招募工作使用的工具像一套百寶鑰匙：有一號、二號、三號。第一號：“您是蘇維埃人嗎？”第二號：許諾被招募者得到他按合法程序多年得不到的東西；第三號：針對他的弱點施加壓力，用招募對象最害怕的事情嚇唬他；第四號……。 有時候也須要稍稍施加一點壓力。有一個叫A．巴的人被叫了來。知道這個人是個膿包性格，于是開門見山地對他說。“把你知道的有反蘇情緒的人開個名單！”他不知怎么好，在那儿犯躊躇：“我沒把握……”招募者沒有跳起來，沒有拍桌子喊：“你敢這么說？！”（在我們國家里誰會這么做？你瞎想什么！）而是：“您沒有把握？那么開一張您擔保是百分之百的蘇維埃人的名單。但是您要記住，您是在擔保！如果您給誰打了假保票，馬上請您自己進去！您怎么不寫呢？”“我……不能擔保。”“噢，不能？這就是說，您知道他們反蘇步？那您就把您知道的人寫出來！這個城實的好家兔有著還是革命前塑造的過于柔弱的靈魂，他渾身出汗，如坐針氈，苦惱万分。他當真認為這條死胡同出不去了：或是寫出誰是蘇維埃人，或是寫出誰是反蘇分子。他看不到還有第三條路。 人不是石頭，而石頭也是能壓碎的。 獄外使用的百寶鑰匙樣數多一些，因為生活多樣化一些。勞改營內使用的是最簡單的一套。生活是簡化的、赤裸裸的，螺絲釘的螺紋和螺帽的直徑都是一清二楚的。第一號當然是原樣：“您是蘇維埃人嗎？”對思想純正分子很合用，改錐從不會滑脫，螺帽立刻順著手勁轉動起來。第二號也很好使：許諾從一般勞動里抽調出來，安排在營區內，多給一份稀粥，給報酬，減刑期。這都意味著生命，每登上一個台階，就多保一天性命。（在戰時，告密行為的身价大跌：東西貴了，人便宜了。為一包馬合煙就能出賣靈魂）第三號更好用了；我們要撤掉你的雜役職務！要送你去干一般勞動！押你到懲戒點去！每下一步台階就是朝死亡靠近一步。有人不受一小塊面包的引誘，不肯步步登高；可是把他往深淵里推，他就會發抖、央告。 這并不表示在勞改營內部根本用不著做細活。有時候也得用點心計。希金少校需要收集犯人格爾岑別格（猶太人）的罪狀。他有理由認為十七歲的不懂世故的德國人安東能提供起訴材料。希金把年輕的安東找來，挑動他的納粹主義情緒：猶太种族如何卑劣，它如何毀坏了德意志。安東怒火中燒，于是出賣了格爾岑別格。（在另一种情況下，共產党員契卡分子希金為什么不能成為蓋世太保的得力的偵查員？） 再舉一個亞歷山大·費利波維奇·斯杰波沃依的例子。入獄前他是內務部軍隊的士兵，依据五十八條被捕判刑。他完全不是正統派，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在勞改營里他開始覺得自己過去當那個兵丟人，費盡心机地隱瞞這件事，同時他明白，如果被當局發覺他這樣做，是有危險的。對這樣的人怎么招募？就利用這一點來招募：不干，我們就給你宣揚出去，說你是個“契卡”。僅僅為招募一個人，連他們自己的旗幟也可以用來擦屁股。（這個人現在保證說，他當時到底還是頂住了。） 他入獄的過程以后沒有別的机會敘述了。小伙子應征時是參加陸軍，可是被派到內務部軍隊服役。起先是鎮壓班杰拉分子。得到情報（通過內線），他們要走出林子到教堂里做禮拜。軍隊包圍了教堂，把住大門（按照片）抓人。一度在立陶宛（穿著便服）護送人民代表去參加選舉大會（“有一個代表膽真大，每回都不要人護送！”）。一度在高爾基省守衛橋梁。由于伙食太坏，軍隊內部發生騷亂。為了懲罰他們，派他們到蘇聯土耳其邊境駐防。不過這時候斯杰波沃依已經蹲在監獄里了。他時常畫畫，連政治學習筆記本的封面上也畫上畫。他畫了一頭豬。旁邊一個人對他說：“會畫斯大林不？”會。馬上畫了一個斯大林。后來筆記本送上去檢查。這已經夠得上蹲監獄了。但是在射擊場上他當著將軍的面把四百米外的七個靶子全部命中了，因而得到了一次探親假。他回部隊以后對人們說。“村里的樹都沒了。因為稅收比野獸還狠，老百姓自己把果樹都鋸光了。”高爾基軍區軍事法庭。他在法庭上還叫喊：“你們這些坏東西！如果我是人民的敵人，為什么不當著人民的面審我？為什么躲起來審？”以后就是布列波治姆和紅色格林卡（從事隧道作業的嚴厲管制營，全部是“五十八條”）。 有的人像俗話說的“雖不是木匠，可是愛敲打”，這种人不用費勁就能搞到手。可是對另一种人非下好几次釣鉤不可：他把誘餌吞下去吃掉了。誰要是支支吾吾，說他很難收集到准确的情報，那就對他解釋：“有什么就提供什么，我們負責核實！”“可是如果我一點把握沒有呢？”“這么說來——你真的是一個敵人嘍？”最后索性向他攤開：“我們只要百分之五的真實，其余全憑你瞎想吧。”（治達勞改營的行動人員。） 但是“教父”也有精疲力竭的時候，三番五次的下网，獵取的對象仍不能到手。這時候教父只得使出早預備好的一個環套；簽署“不泄露具結”。無論憲法或法律里都沒有說到還有這么一种手續，也沒有說到我們必須履行它。但是我們對什么都看慣了。這种事還能拒絕么？我們自然全都會照辦的。（可是如果我們硬是不具結，一邁出門檻硬是見人就泄露我們和教父的談話，“第三廳”“的魔力就會頃刻消散。他們的隱秘性和他們本人全是靠我們的怯懦維持著的！）隨后，在你的監獄檔案上便會做出一個使你解脫的幸福標注：“不可招募！”這就等于一個九十六開的成色戳記，至少也等于八十四開。但是即使我們能活出頭，也不會很快知道這個底細。然而我們可以憑以下的跡象猜出這一點：這些魔障忽然從我們身邊退走了，而且此后不再糾纏。 然而招募工作多半是能成功的。只是簡單而粗暴地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不論你是央求還是罵人，反正讓你跑不脫。 于是被招募者不久就送來了告密材料。 于是這些告密材料常常就在什么人的脖子上又纏上了一道新刑期的套索。 于是勞改營內的告密活動就發展成為營內最激烈的斗爭形式：“今天該你死，我還要活到明天！” 半個世紀或四十年來獄外的告密行為是一件完全沒有危險的事情：不可能受到社會的任何反威脅，或者揭露和懲罰。 勞改營里則略有不同。讀者記得，索洛維茨的行政科怎樣揭露那批坐探，把他們放逐到康德島。以后几十年，坐探們似乎自由而繁盛。但是偶爾在個別地方一小群堅毅頑強的犯人團結在一起以隱蔽的形式繼續索洛維茨的傳統。有時候裝成激怒的人群對抓住的小偷施私刑的樣子痛打（打死）坐探。（按勞改營里的觀念，私刑几乎是合法的事。）有時候（維亞特卡第一獨勞點，戰爭年代）生產雜役們通過行政手段借“工作上的理由”把最惡劣的坐探調出自己的工地。這樣做行動特派員是很難干涉的。別的坐探看了心里明白，只得收斂一點。 營方對陸續到來的前方士兵曾抱過很大希望，以為這些人會是當坐探的好手。可惜，這批增援部隊使勞改營的斗士們大失所望：這些大兵們、迫擊炮手們、偵察員們离開了軍隊全變得灰溜溜的，做什么也不中用。 但是群島上的眼線的末日，還有待敲響過更多次的鐘聲，流逝過更漫長的歲月，才能到來。 在這一章里我感到材料不夠。勞改犯們不大愿意對我講自己受招募的情況。那么，我就講講自己吧。 只是有了勞改營的后期經驗，變成了一個老資格以后，我回頭一看才明白了，我開始獄中生活時是多么淺陋，多么渺小。自從我披上一張軍官的皮以后，就習慣于無功受祿地高人一等。進了勞改營也總是往某個職位上爬，但爬上去總是立刻就掉下來。我緊緊地抱著這層皮——軍上衣、馬褲、軍大衣，竭力不換成勞改營的保護色囚衣。在新的環境里我犯了新兵的錯誤：使自己暴露在地形上。 第一個教父（即新耶路撒冷的教父）的狙擊手的眼睛馬上發現了我。在卡盧加關卡，我剛從漆工熬成一個助理定額員，又拽出了這套制服——哎呀，多么想顯得又英武又漂亮！況且當時我住在“畸形人”的屋里，那里的將軍都沒有這樣一套穿戴。 我在新耶路撒冷交上去的那份自傳是怎么寫的，為什么寫的，我早已忘在腦后了。有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上翻著物理教科書，季諾維也夫一邊煎什么東西一邊說話，奧拉切夫斯基和普羅霍羅夫躺著，穿著大皮靴的腳搭在床頭欄杆上。高級看守員謝宁（這顯然不是他的真性，而是在勞改營里用的假名）進來，他對電爐，對高蹺的大皮靴似乎都沒有留意，一屁股坐到了誰的床上加入了共同的談話。 我不喜歡這個人的面孔和作派，他太喜歡做出柔和的眼神。但是他顯得多么有文化！多么有教養！在我們的一幫下流、蠢笨、無知識的看守員當中多么与眾不同！謝宁當時不多不少是個——大學生！大學四年級學生，只是我不記得什么系。看來他很不好意思穿內務部制服，害怕讓同學們在街上看見他戴藍肩章，因此每次來值班都是在門房換上制服，出去就脫。（這是可供小說家們描寫的一位當代英雄！能夠想象沙皇時代的進步學生依靠在監獄當看守員賺錢嗎？）不過文化雖是有文化，可是使喚個老頭替他跑腿或命令把一個干苦力活的犯人關三天禁閉什么的，在他都是家常便飯。 但是在我們屋里他喜歡送行知識分子式的談話：顯示他理解我們的細膩的心靈，也要我們賞識他的心靈的細膩，這一次他也是這樣，對我們介紹些城里的新鮮事，新電影。忽然趁大家不注意，他向我做了一個明顯的動作——到走廊里去！ 我莫名其妙地出去了，謝宁為了不顯眼，又說了几句應酬話，才站起身來，出去赶上我。他叫我馬上到行動特派員辦公室去。有一個遇不到閒人的僻靜的樓梯通到那個鴟鵂栖息的地方。 我還沒有親眼見過他。我走在路上心里發沉。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每個勞改犯都害怕的事：可別給我粘上新的徒刑。我的案子結束偵查還不到一年，現在我一見坐在辦公桌后的偵查員五髒六腑還都發痛。別是又翻騰了我的舊案吧：又發現了几頁日記，也許是又發現了几封信？ 砰一砰一砰。 “進來。” 我推進門。一間布置得很舒适的小房間，根本不像是在古拉格。屋里還有足夠地方擺下一張小沙發（可能他也把我們的婦女們帶到這里來？）和一架擺在小台子上的菲力浦收音机。收音机上的“貓眼”閃著綠光。一支柔和悅耳的曲調在室內輕輕回蕩。這樣清澈的聲音，這樣的音樂，我已經完全不習慣了。我的心馬上變得柔和起來：生活在什么地方進行著！我們已經慣于相信我們自己的生活就是生活，其實它是在別的什么地方進行著，在別的什么地方…… “坐下” 辦公桌上放著一盞罩著給人平靜感的燈罩的台燈。桌后的圈椅里坐著行動特派員，和謝宁一樣，也是知識分子型的。黑頭發，叫人看不透的外表。我坐的椅子也是半軟的。這多么使人愉快啊，如果他不開口向我提出什么指控，如果他不把那些陳糠爛谷子再搗騰出來。 不，他的聲音一點不帶敵意。他隨便問問生活、感覺，對勞動營習慣嗎？在雜役屋里還方便嗎？不對，偵訊是不作興這樣開場的。（況且我在哪儿听到過這么美妙的音樂？……） 這時提出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甚至是僅僅出于好奇心的問題： “怎么樣，您出了這些事，經歷了這一切，仍然是一個蘇維埃人嗎？或者已經不是了？” 啊？你怎么回答？你們，后代們，這是你們不能理解的：現在我該怎么回答？正常的自由的人們，我听見了，听見了你們從一九九O年向我呼喊：“見他的鬼去吧！（也許后代們將不會這樣罵罵咧咧了？我認為在俄國還會的！）他們把你關進監獄，割斷你的喉嚨，還要你仍然是他媽蘇維埃人！” 真的，蹲過了三座監獄，見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听到了瓢潑大雨似的來自國外的見聞，我哪能還是什么蘇維埃人？在何時何地有什么蘇維埃的東西能抵抗得住充足的信息？ 如果我在監獄里受到的“再教育”已經達到了我受到的教育的程度，我一定會直截了當地回答他：“不，見你媽的鬼去！我懶得跟你費腦子！讓我干完活以后歇歇吧！”． 可是，我們都是在順從听話中長大的，伙計們！如果在會上問：“有反對的嗎？……請棄權的嗎？……”手是怎么樣也舉不起來的。“我不是蘇維埃人！”這句話，即使當了犯人，也說不出口哇！ “特別庭的決定里說，是反蘇的，”我含含糊糊地說。 “特別庭，”他不帶一絲敬意地揮了揮手。“但是您自己覺得怎么樣呢？您仍然是個蘇維埃人？或者已經變了，怀恨在心了？” 那個曲調輕輕地，如此清澈地縈回蕩漾著，我們的重濁、粘糊、無聊的談話与它那么不合拍。天哪，人的生活可以是多么清澈，多么美妙啊！但是由于權勢者的自私，他們永遠不會允許我們進入那個境界。是莫紐什科？——不是莫紐什科。是德沃夏克？——不是德沃夏克……滾開些，你這條惡狗，讓我稍微听一會儿！ “我為什么會怀恨在心呢？”我惊异地說。（真的為什么？為了十封信才判了八年，一封信還不到一年。“怀恨在心”的罪名絕不能沾上．那可就有再來一次偵訊的味道了。） “這么說，您是蘇維埃人嘍？”特派員嚴厲地，但也帶著鼓勵回’飛地叮問。 千万不要生硬地回答。千万不要把今天的我暴露出來。如果現在說你是反蘇的，他馬上會在營內立個新案，給你“鉚上”新徒刑，便當得很。 “在靈魂深處，在內心，您認為自己是什么人？” 多叫人害怕：——冬天，暴風雪，押送去北极圈內。而我在這里已經安排得不錯，睡覺的地方干燥、暖和，甚至有床單。在莫斯科我老婆能來探監，送牢飯……還要到哪儿去？為什么要去？如果能留下的話。說一聲“蘇維埃人”有什么可恥的？制度還是社會主義的嘛。 “我倒覺得自己……嗯，是……蘇維埃的……” “噢，蘇維埃的！這就完全不同了！”行動特派員高興了，“現在我們可以像兩個蘇維埃人一樣談話。這么說，我和您有共同的理想，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只是房間不同），我們兩個應當一致行動。您幫助我們，我們也幫助您……” 我感覺著我已經趴在地上了……耳邊還是那個音樂……而他正接二連三地把一個個整齊的套環甩過來：我應當幫助他們了解情況。我可能成為某些談話的偶然見證人。我應當把這些事報告他們…… 這种事我可永遠不會干。我內心冷靜地知道這一點：是蘇維埃的也罷，不是蘇維埃的也罷，要我把政治性談話報告給你們——休想！然而，要小心，小心，話要說得委婉，不露痕跡： “這种事我……做不來，”我几乎帶著遺憾的表情回答。 “為什么呢？”我的意識形態的同道者口气嚴峻起來。 “因為……這不适合我的性格（畜牲，怎么才能對你說得更委婉些？），因為……我不會听旁人說話……記不住……” 他發覺我和音樂有點什么……卡噠一聲把收音机關上了。寂靜。善良世界的溫柔綠色的“貓眼”熄滅了。辦公室里只有鴟鵂和我。來真格的了。 哪怕他們懂得一點下棋的規則也好：局面三次重复就算和棋。可是偏偏不懂。他們做什么事都懶，就做這個不懶：他用同一步棋將我軍一百次，我用同一個卒子抵擋一百次。他不知道什么叫沒趣，反正有的是時間。我宣告自己是蘇維埃人，就等于把自己擺在挨將的地位。當然一百次將軍每次都有不同的特點：換一個用詞，換一种聲調。 一小時過去，又一小時過去。我們牢房里的人已經睡了，而他有什么可忙的，這本來就是他的工作嘛。怎樣才能擺脫他？他們這些人多么黏糊啊！什么遞解，什么一般勞動他都已經暗示到了，他已經表示怀疑我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敵人，后來又轉而希望我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朋友。 屈從——非我所能，而大冬天被遞解又非我所愿。我憂心忡忡地想，這一切會怎樣了結呢？ 忽然他把話頭轉向盜竊犯們。他听看守員謝宁說，我談到盜竊犯時言語很尖刻，我和他們有過沖突。我活躍起來。這表明棋步有了變化……不錯，我恨那類人。（但是我知道你們喜歡那類人！） 為了徹底打動我，他向我描繪出這么一幅圖畫；我老婆在莫斯科，丈夫不在身邊，她不得不一個人單獨上街，有時候夜間也得出去。街上常發生扒行人衣裳的事。這些家伙就是從勞改營里逃出去的（不對了，那是你們大赦出去的！）。那么如果我發覺盜竊犯們准備逃跑，難道能拒絕向行動特派員報告嗎？ 沒說的，盜竊犯是敵人，殘酷無情的敵人，只要是為了對付他們，什么辦法都是好的……其實好也罷，不好也罷，眼下這反正是一條好出路。似乎這個 “可以。這個……可以。” 你說了！你說了！而魔鬼就只需要一個字！一張白紙輕飄飄地落在我前面的桌上； 保證書 我，某某，保證向勞改自工段行動特派員報告關于犯人准備 逃亡的消息…… “可是我剛才說的只是盜竊犯！” “除了盜竊犯還有誰逃跑？……況且我怎么能在正式文件里寫‘布拉特內’，”這個字呢？這是黑話。就像這樣寫也能明白。” “但是這么一來意思全變！” “不，我還是看出來了，您不是我們的人。跟您說話應該用另一种方式，而且不是在這里。” 哎喲，“不是在這里”几個字太可怕了。暴風雪在窗外怒吼，你現在是雜役，住在可愛的畸形人之家！‘不是在這里”，是在哪里呢？是在列佛爾托沃？“另一种方式”又是什么方式？不過我在這座勞改營期間一次逃跑事件也沒發生過。或然率和隕星落地差不多。況且即便有人逃跑，哪個傻瓜會事先在聊天時講出來？這就是說，我根本不會發覺。這就是說，我不會有什么可報告。歸根結底，這是一個相當不坏的出路……只是…… “難道不寫這張紙就不行？” “這是規矩。” 我歎气，我用其中小小的保留條件安慰自己。于是我就在出賣靈魂的文書上簽了自己的名字。為拯救肉体而出賣靈魂的文書。結束了？可以走了？ 唉，不行。還有“不泄露”具結呢。不過在這之前，他還要求在剛才那張保證書上加點東西： “您還得選定一個假名。” 假名？……哦，代號！是的，是的，情報員都必須有一個代號！天哪，我滑下去得多么快。他究竟把我贏了。几個棋子一挪動，立即將死。 全部想象力离開了我的變空了的頭腦。我本來隨時都能給上十個主人翁想出姓名。現在卻一個代號也想不出來。他好心地幫我出生意： “比方說，維特羅夫，怎么樣？” 于是我在保證書末尾撈出個BETPOB（維特羅夫）的字樣。這六個字母在我的記憶中烙出了恥辱的凹痕。 我确是曾想和人們一道去死！我曾准備好了和人們一道去死！我怎么落得這么個結果？我怎么留下來和狗一道活著？ 特派員把我的保證書鎖進保險箱——這是他今天晚班的工作成績。他很客气地向我說明今后不要到他辦公室來，這會引起怀疑。看守員謝宁是帶著任務的人。所有的報告（告密材料）都可悄悄地經他轉交。 這小島就是這個辦法：先揪住小爪子。 在那一年我恐怕還沒有在這個邊緣上止步的本領。既然沒能抓緊馬鬃，馬尾巴也抓不住的。滑開了頭必然會順勁滑下去。 但是有种什么東西幫助我止住了下滑。謝宁一見面就催問：喂？喂？我兩手一攤說：沒听見什么呀。我和盜竊犯們素來格格不入，沒法和他們接近。這時好像有意和我作對似的：本來一直沒有人逃跑，忽然一個小偷從我們這個勞改營逃走了。謝宁堅持說：那么你就報告別的情況！作業班里的情況！工棚里的情況！我咬定說：別的事情我沒有答應！（況且已經快到春天了。）我只做過一個非常局部性保證，這總算是我的一個小小的成就。 這時候部里下來了專用通知書，我被提出來送到“沙拉什卡”（天堂島）。事情就這樣對付過去了。我再沒有簽過一次“維特羅夫”這個名字。但是今天我一遇到這個姓，還是不由得縮頭縮腦。 噢，多么難哪，要想成為一個人是多么難！即使你經歷過火線，挨過轟炸，踩響過地雷，這還僅僅是勇敢的第一步。這還不是一切…… 許多年過去了。“沙拉什卡”也呆過了，特种勞改營也蹲過了。我一直表現得獨立不羈，愈來愈放肆，從此再也沒有受到行動科的青睞，我習慣了心情愉快的生活，因為我的檔案上已經打上了“不可招募”的成色戳記。 我被送到流放地。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三年。流放地人口已經開始減少，有几個少數民族已經放走了。我們這些剩下的每次去警備司令部登記，一路上已經是有說有笑。“二十大”已經開過。一切似乎都已經永遠結束了。我正盤算著一旦獲釋就回俄羅斯的快樂的計划。一次，我剛走出學校大院，忽然一個衣著講究的（穿便服的）哈薩克人很親熱地稱呼我的本名和父名，把我叫住，并且赶上來跟我握手問好。 “我們去談談！”他溫和地朝管理處方向扭扭頭。 “我得吃午飯去。”我躲開他。 “晚上有時間嗎？” “晚上也沒有。”——（沒有工作的晚上，我寫小說。） “那么明天找個時間？” 這家伙纏上了。只好約在明天吧。我想大概是要談我的案子的复審問題。（那時候我辦了一件傻事：學著正統派的樣子給上頭寫了一封申訴書，這就是說，把自己擺到了乞求者的地位。國家安全部門不會放過這件事！）但是庄嚴地坐在區內務處長辦公室里的是省里來的行動特派員。他把房門銷上，顯然打算做一次長達數小時的談話，再加上他的俄語講得不地道，這次談話將是十分費事的。談了快一個鐘頭我終于弄明白了，他不是要复審我的案子，而是要吸收我當眼線。（顯然隨著部分流放者的獲釋，眼線干部變得稀少了。） 我覺得又可笑，又可惱；可惱是因為連半個小時對我都是寶貴的；可笑是因為這樣的談話在一九五六年的三月听起來就像用刀子在菜盤里橫著切食物那樣不對路。我試著用輕描淡寫的形式向他說明其不合時宜，——但毫無效果，他像一只認真的叭喇狗，咬住就不松嘴。任何松動的風吹到地方上總要遲三五年，甚至十來年，只有收緊的風才會一眨眼工夫就傳到下面。他還完全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將意味著什么！我提醒他，內務部都撤銷了。但是他興高采烈地證明，克格勃和它是一樣的，人員還是那些，任務還是那些。 到了這一年，我對他們的光輝的机關已經形成了滿不在乎的態度。我覺得現在讓它去見他們該見的東西是完全符合時代精神的。我絲毫不害怕這對我個人有什么直接后果——在那光輝的一年也不會有什么后果。現在揚長而去，把房門砰地一聲帶上，該多痛快。 但我想到：我的手稿怎么辦？它們整個白天都放在我的小茅舍里，只有一把防君子的小鎖把門，里面只設了一點小小的机關。每天夜里我取出來寫作。如果我惹惱了克格勒，他們准會來找我的茬儿，抓點什么有問題的材料。要是突然被他們發現怎么辦？ 不行，必須和平解決。 噢，國家呀！噢，可詛咒的國家呀！在這里，在它最自由的几個月，一個內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許自己和憲兵們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里想的全部朝他們臉上抖出來。 “問題是這樣的，我有嚴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許我到處去打听。我的麻煩事夠多了。我們談到此為止吧！” 這當然是可怜的托詞。可怜，是因為我承認他們有收買人的權利，而這正是應該給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絕。 可是他仍不肯罷休，不要臉的東西！他又花了半個鐘頭的時間證明一個重病人也應當跟他們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實在說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余的一份證明嗎？” “什么證明？” “證明你病成這樣的。” “證明……有” “那就把證明拿來。”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個工作日的成果！說明對象還是選得正确的，只是原來不知道這個人病得這么利害。他要證明并不光為看看，而是為了釘進檔案，了結這樁公事。 我把證明交給了他，彼此清帳。 這是我國半世紀以來最自由的几個月！ 要是這個人沒有證明呢？ 特派員的本事就在于一下手就選准合适的鑰匙。西伯利亞勞改營里的一個精通俄語的（正因為這一點才選中了他）波羅的海沿岸人y被叫去“見營長”。可是坐在營長辦公室里的卻是一個陌生的鷹鉤鼻子大尉，他有一雙有催眠力的眼鏡蛇的眼睛。“把門關牢！”他很嚴肅地警告，好像敵人馬上要闖進來，同時用兩只冒著火光的眼睛從蓬松的長眉下死死盯住y，y精神上馬上被壓倒了，覺得什么東西燒著他的皮肉，掐著他的脖子。在傳喚y以前，大尉當然收集了有關他的一切資料。還沒見到人就已斷定第一、二、三、四號鑰匙全不管用，合用的只有最后的也是最利害的一把。但他仍然先用刺入的目光對准y的尚未渾濁的、毫無防護的眼睛注視几分鐘，以便進行目測的檢驗，同時使他喪失意志，把立刻要壓下來的東西事先無形地舉到他的頭上。 特派員只在一個短短的開場白上花費了一點時間，但他不是用抽象的政治課的語調說話，而是用很緊張的口气，好像講的是馬上或明天就要在他們勞改點里爆發的事情：“您知道世界划分成了兩大陣營，其中一個必敗。我們确定不移地知道是哪一個。您知道是哪一個嗎？……所以如果您想活下去，您就應當脫离注定滅亡的資本主義海岸，游向新岸。您知道拉齊斯的《走向新岸》嗎？”——他還說了一些諸如此類的話，眼睛一直虎視眈眈地望著對方。當他最終地确定了鑰匙的號碼以后，便用令人不安的深沉口气問道：“您家里的人怎么樣？”他能隨口說出他家里人的名字！他記得每個孩子的年齡！這表明他已經和家屬打過交道，這太嚴重了！“您當然懂得，”他開始實施催眠術。“您和家屬是一個整体。一步走錯，您就完了，您的家屬馬上也完了。我們不會讓叛徒家屬（他的聲調逐漸提高）生活在健康的蘇維埃環境里。現在您在兩個世界之間，在生与死之間做選擇吧！我建議您承擔協助契卡行動科的義務！如果拒絕，您的家屬馬上全送勞改營！大權在我們手里（他說得對！），我們對于決定了的事沒有后退的習慣！（又說得對！）既然我們選中了您，您就會和我們一起工作！” 這一切對y如晴天霹靂。他沒有精神准備，他過去連想都不能想這种事，他一向認為只有坏蛋才告密，哪能料到會向他建議這個？正面打擊，沒有浪費動作，沒有拖延時間。大尉等著答复，瞧，他馬上要爆炸，要把一切炸毀！y心里想，他們這些人什么干不出來？他們什么時候饒過誰的家屬？他們整家整戶地“消滅富農”，連小娃娃也不放過，不是也下得了手嗎？不是還當做自豪的事在報上報道過嗎？一九四O——四一年机關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所作所為，y是親眼見過的，他還到監獄大院看過蘇軍撤退時槍殺的犯人的大堆尸体。一九四四年又听過列宁格勒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廣播。那些廣播也和現在這個大尉的眼神一樣充滿著威脅和散發著复仇的气息。廣播聲言將來要毫無例外地懲辦一切幫助過敵人的分子。那么現在有什么能迫使他們表現仁慈呢？請求嗎？沒用。非進行選擇不可。（y自己也上了關于机關的傳奇的當，他還不懂得這一點：這部机器里其實并沒有這么完美的協同動作和彼此呼應，似乎他今天在西伯利亞的某個勞改點里拒絕當眼線，過一星期就會把他的家屬拖到西伯利亞來。還有一點他不懂得：不管他把机關想得多么坏，實際它要比這更坏。不久以后，所有這些家屬，所有几十万這樣的家屬全都要被送到共同的流放地去毀滅，并不查問他們的家主在勞改營里表現如何。） 如果只為自己一個人，他可能不會被恐懼所動搖。但是y設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淫亂穢行都不用布帘遮掩、六十歲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護的勞改營工棚里將會如何。于是他動搖了。鑰匙選得正确。別的都打不開，這把打開了。 不過他還在拖：我需要考慮。——好吧。考慮三天，但是不許和任何人商量。泄露出去就槍斃你！（y去和一個同鄉商量，后來特派員要他寫的第一份報告，就是關于這個人的。他就和同鄉一塊編了一份材料。這個人也認為絕對不能拿家屬冒險。） 第二次去見大尉，y就在魔鬼的契約上簽了字，領受了任務和聯系辦法：不要到這里來，一切通過免除看押的雜役弗羅爾·里亞比宁接頭。 在營內普遍安插這類接頭人是勞改營特派員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弗羅爾·里亞比宁在人們中說話嗓門最高，是個快活人，是個頗得人心的人物。弗羅爾·里亞比宁干著點什么不明不白的營生，還有個小單間，并且手里總摸著閒錢。他在特派員的幫助下摸透了勞改營生活的底細和動向，在其中可以說是如魚得水。這些接頭人正是維系著整個魚网的鋼繩。 弗羅爾·里亞比宁指點y說，傳遞情報要在黑暗的角落（“于我們這一行，頂主要的是机密”）。有時候他也把他叫進自己的小屋：“大尉對你的報告很不滿意。你寫的東西要能成為這個人的材料才行。現在我教你。” 于是這個厚臉皮就教起這個兩眼無光、垂頭喪气的知識分子y怎樣往別人頭上扣屎盆子來。但是y的無精打采的樣子使得里亞比宁斷定需要給這個可怜虫打打气，加一把火！他便改用朋友的口气說：“我說，你的日子也怪不好過。有時候也想買點什么墊補墊補吧？大尉想幫幫你的忙。這些你拿去吧！”說著從錢包里掏出一張五十盧布的票子（這是大尉出的錢！這說明他們是不必向會計報帳的，也許全國只有他們能這樣！）塞給y。 一見到塞進他手里的這只淺綠色的癩蛤模，眼鏡蛇大尉的全部魔力、全部催眠狀態、全部束縛、甚至對家屬的全部擔心都忽然從y身上褪去了：全部發生過的事，它的全部含意都物化為這一張帶著綠色粘液的丑陋的紙片，物化為普通的猶大的銀幣。y已經不考慮家屬將會如何，他以一個推開污物的自然的動作把這張五十盧布的票子推開。不解其意的里亞比宁又塞過來，y索性把它扔在地上，站起身來。這時他已經一身輕松，已經是自由的人，既不必再听里亞比宁的說教，也不再受給大尉簽的那個字的約束，在人的偉大義務面前解脫了這些紙面的虛偽俗套！他揚長而去！他在營區里走著，兩條較快的腿帶著他前進：“自由了，自由了！” 不，還不完全吧。遇到個死腦筋的特派員還會拖住不放的。但是眼鏡蛇大尉明白，是笨蛋里亞比宁使錯了鑰匙，繃斷了螺絲。這座勞改營里的触須以后再也沒有糾纏過y，里亞比宁見了面也不再打招呼。y這才放寬了心，十分高興。這時正好把犯人們往特种營里送，他進了斯杰普拉格。他更加以為這次遞解之后一切都斷線了。 可是哪有這樣的好事！看來檔案里留了附注。y在新地方有一回被叫去見上校。“据說您同意過和我們工作，但是沒有贏得信任的行動。也許是當時沒有向您講清楚？” 然而這個上校已經完全引不起y的恐懼。況且y的全家這時候已經和許多波羅的海沿岸人的家屬一樣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亞。毫無疑問，必須甩脫他們。但是找什么借口？ 上校把y交給一個中尉，要他再做些勸說工作，那家伙快馬加鞭，又是威脅，又是許愿。這時候y卻在心里盤算：怎樣才能最有力最堅決地拒絕掉？ y是一個開化的、不信教的人，然而他發現，只有用基督做擋箭牌才能防御他們。這樣做雖不大有原則性，但确是万無一失的。他扯謊說：“我應當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所以不可能和你們工作。” 這一下就行了！中尉接連几小時的廢話一下子就噎住了！他明白事情落了空。“我們用不著你這樣的，就像狗用不著第五條腿一樣。”他懊惱地叫起來：“你寫一張書面拒絕！（又是書面！）就照你說的寫，說明你信神仙！” 看來他們每停用一個眼線都要有一份文書，正如起用時一樣。以信基督為借口完全可以使中尉滿意；契卡行動人員當中不會有人責怪他了，不會認為還能進行什么努力了。 不偏不倚的讀者是否覺得，他們將會在基督面前四散奔逃，就像鬼怪躲避划十字和早禱的鐘聲一樣呢？ 這就是我們的制度永遠与基督教不能相容的原因！法國共產党人純粹在瞎許愿。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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