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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大魚吃小魚的陰森的世界里，在這個用一塊夾生的口糧面包就能買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誰個能是、哪里能有歷史上一切犯人中榮譽与光明的体現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們已經考察過原來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殺、被滅絕的。 替代他們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從那以后我國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們國家根本不可能有這种人。既然已經實現了普遍的公正，還能有什么政治犯？我們曾經在沙皇監獄里利用過對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這東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有了！ 你問那些正在被抓的嗎？哼，他們是反革命，革命的敵人。但過了若干年，“革命”這個字眼有點發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敵人”吧，听起來更帶勁。（如果根据對我國各股水流的綜述，把按這一條文關進監獄的人數算一算，再加上比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屬的數字，我們這時就會吃惊地看到，有史以來第一次，人民變成了它自己的敵人，盡管也獲得了一個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過一個勞改營里的笑話。一個被判了刑的鄉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為什么檢察長和審判員在法庭上給她取了個“騎警”的外號。（原來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勞改營里蹲一蹲，看一看，就會承認這個笑話是真事。 裁縫放下手里的針，為了怕丟，把它別在牆上的報紙上，正好戳進了卡岡諾維奇的眼珠子。顧客發現了。五十八條，十年（恐怖行為罪）。 女售貨員收到分貨員送來的商品，手邊沒有別的紙，就在一張報紙上記帳。肥皂的塊數正好寫在斯大林同志的腦門上。五十八條，十年。 茲納緬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為了暖腳，扯下一張介紹某個最高蘇維埃候選人的布告墊在單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負責照看這些布告）發現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動。十年。 鄉村俱樂部主任帶著看門老頭去買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買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兩人招才行。可是俱樂部主任認為這樣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說完就頭里走了。看門老頭擺弄了半天，沒有好辦法。挾著走——一只胳臂攏不過來；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還得朝后仰。終于找到了辦法：解下皮帶，給斯大林同志做了一個環，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從村子這頭走到那頭。沒有二話說。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條，恐怖行為，十年。 一個海員賣給英國人一個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圓筒里裝一根捻子加一塊火石），作為紀念品，要了一英鎊。損害祖國聲譽，五十八條，十年。 母牛不听話，放牧員在气頭上罵了它一句：“集体農庄的騷X……”五十八條，判刑。 艾洛奇卡·斯維爾斯卡妮在業余文藝晚會上唱了一首民間歌謠，影射了……這簡直是暴動！五十八條，十年。 連一個又聾又啞的木匠也因為犯了反革命鼓動罪而判了刑！這個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樂部里舖地板。大廳里的東西全騰空了，牆上既沒有釘子也沒有挂鉤。他干活的時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進來看見了。五十八條，十年。 戰爭爆發前的那几年在伏爾加拉格里關著多少從圖拉省、卡盧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來的不識字的鄉下老漢啊！他們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動。要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是畫個十字頂數（据洛希林講述）。 戰后和我一起蹲勞改營的有一個魏特盧加人馬克西莫夫。他從戰爭開始就在炮兵部隊服役。冬天，政治指導員召集他們討論《真理報》社論（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擊德寇，使它來春不能再起！》），馬克西莫夫也立正發言。他說：“對呀！就是要趁著狂風大雪，趁著他們沒有氈靴的時候赶走這些畜牲，盡管我們自己碰巧也只穿著單鞋。不然到了春天他們的技術裝備就更不好對付了……”指導員也拍了巴掌，好像沒有問題。可是死滅爾施（除奸處）叫了去，“擰”上了八年——“吹捧德軍技術裝備”。五十八條。（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農村小學一年級。他的儿子，共青團員，從軍隊來勞改營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訴俺娘，就說你現在還在部隊，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號碼給他寫回信說：“你的年齡早超過了，為什么總不放你？”押解隊員看這個馬克西莫夫總是胡子拉碴、垂頭喪气，而且耳朵還有些聾，就給他出主意說：“你寫信告訴她，你在部隊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讓走了。”馬克西莫夫又聾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罵他：“你把‘五十八條’的臉都丟淨了！”） 孩子們在集体農庄俱樂部里游戲打鬧，脊背從牆上蹭下几張什么宣傳畫。兩個年紀大些的依五十八條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歲以上儿童對一切罪行均應負刑事責任！）。家長們也沒有脫身，說是他們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歲的楚瓦什族中學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寫錯了壁報上的標語。五十八條，五年。 國營農場會計室挂著一張標語：“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樂了！”（斯大林）。不知誰用紅鉛筆在尾巴上加了一個字母“y”，意思變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樂了！”沒有調查作案者，索性把會計室全体人員都捉了進去。 格謝爾·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別夏斯納婭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會1（偵查員使勁地追問：還有誰和你們一起胡搞，快招出來！可是在勞改營里都傳說格謝爾坐車是因為“算命”。——于是雜役們把面包和煙草拿來給他：給我也算個命吧！） 荒唐嗎？古怪嗎？不可理解嗎？沒有什么不可理解，這正是“作為說服手段的鎮壓”。俗話說；先打鵲雀和烏鴉，到頭就能打到白天鵝。挨著個儿打，最后總能打中要找的目標。大規模鎮壓的首要意義就在于；真正厲害的和隱藏得很深的人，單個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規模的鎮任中就會落网和滅亡。 為了給抓捕偶然的或預定的對象找理由，什么樣的荒誕無稽的罪名沒有羅織出來過！ 格里戈里·葉菲莫維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蘇維埃政權而酗酒”（他酗酒是因為和老婆關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圖欽斯卡婭（索弗羅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時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禱讓斯大林快點死”。（誰能听見她的祈禱？！）——恐怖行為！二十五年。 亞歷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陸軍中服務時從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實際上他是土耳其前線上的俄國志愿兵）。因為附帶還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過將破冰船“薩德闊號”。交給德國人的意圖（他是在這條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決是；槍斃！（改判為十年，在勞改營中死去。） 謝爾蓋·斯杰潘諾維奇·費多羅夫，炮兵工程師，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壓青年工程師的設計”（其實是那些共青團積极分子們沒有閒空去完成自己的圖紙。然而這個明目張膽的破坏者卻時常從克列斯特監獄被拉到各軍事工厂去當顧問）。 科學院通訊院土伊格納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時被德國情報机關收買，并且領到了這樣一個奇特的任務：在最近一次戰爭（即那一代情報机關所關心的戰爭）中不要從事間諜活動，而是要在下一次戰爭中才從事這种活動！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忠實地為沙皇服務，后來又忠實地服務于蘇維埃政權，建立起國內唯一的一家光學器械厂（“國立光學器械厂”），被選入科學院。后來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被捕獲、被清除、被槍斃了。 話又說回來，在大多數場合下并不是非要羅織這些异想天開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簡便的標准罪名匯編，偵查員只需要從里面挑選出一兩項來，像在信封上貼郵票似地貼上去就是了： ——破坏領袖威信； ——對集体農庄持否定態度； ——對公債持否定態度（有哪一個正常的人對它持肯定態度呢？）； ——對斯大林憲法持否定態度； ——對党的（當前）措施持否定態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國； ——如此等等。 粘貼這些价值不等的郵票是單調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偵查員只需要接連不斷地有犧牲品送來不致浪費時間就行了。搜羅犧牲品是由行動特派員向各地區、各部隊、運輸部門、學校實行攤派。為了不使行動特派員費腦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獄外人与人之間進行斗爭的超級武器、X射線：只要把看不見的一條細細的光束指向敵人，他必然倒下。這辦法從不失靈。我不記得這類有關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監獄里听說過很多在清場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這辦法收拾失去他歡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婦，或情婦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婦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种郵票中，偵查員最常用的是第10分條——反革命（現改為反蘇）鼓動。如果后代子孫有朝一日讀到斯大林時代的偵查和審判案卷，他們一定會大吃一惊，這些反蘇鼓動者們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靈手巧的能人啊！他們搞反蘇鼓動可以利用一根縫衣針和一頂破帽子，利用拖淨的地板（見下）或者沒洗的內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過分帶表情或者不帶表情的眼神，顱腔里的無聲的思想，秘密日記里的詞句，談情說愛的短簡，廁所牆壁上的題字。他們在公路上和鄉間土路上，在火災現場上，在集市上，在廚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窩里耳語，都在進行鼓動。只有不可戰胜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頂得住這樣的鼓動的沖擊！ 群島上喜歡說這樣一句笑話：刑事法典的條文并不全是大眾化的。有人想触犯有關保護社會主義財產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讓他挨邊。有人打算毫不猶豫地盜竊公款，可是怎樣也混不上出納員的差事。要殺人至少要有辦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買到，要搞獸奸需要擁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條本身也并不是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軍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條之乙去背叛祖國？如果你住在漢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條去和世界資產階級建立聯系？如果你做的是理發員的工作，如果你連一個你能讓它爆炸的最不像樣的醫用高壓鍋也沒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學工程師丘達科夫，“顛覆行動”），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條的規定去破坏國家的工業和交通？ 但五十八條的第10分條是很大眾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黃花閨女、運動員和殘廢、醉漢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車的和求人施舍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無論工作日還是星期天，清晨還是夜晚，在班上還是在家里，在樓道里，在地鐵車站上，在密林中，在劇場休息時以及在日蝕的時候，都可以同樣便利地給自己掙來一個第10分條。 在大眾化方面能和第10分條媲美的只有第12分條——“不檢舉”，換句話說就是“知情不報”。上面說過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得到這一分條，但更省事，連嘴也不用張，筆也不用拿。你一動也不動，分條會自己找上門來！而判的刑照樣是十年監禁，附加五年“籠口”（剝奪權利）。 當然，即使在戰爭結束以后，五十八條的第1分條“背叛祖國”也并不使人感到難以到手。不僅全体被俘虜過的人員，不僅全体原淪陷區居民有權利得到它，連那些從受威脅地區疏散時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國的意圖（數學教授茹拉夫斯基撤离列宁格勒時申請給他三個飛机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給了兩個，沒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來。對這個行動當局不能做出別的解釋，只能認為是教授等著德國人來。五十八一1一甲，參照第十九條，十年）。 以下這些人和那個倒霉的裁縫、俱樂部看門的、聾啞人、海員或那個魏特盧加人相比，被判罪顯得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愛沙尼亞人恩謝爾德，從還是獨立的愛沙尼亞來到列宁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給誰的？誰寫的？“我是一個正直人，不能說。”（信是維·切爾諾夫寫給他的親屬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維茨去吧！……他究竟是帶過一封信！ ——基里切夫斯基，兩個儿子在前線當軍官，他本人按戰時勞力動員令被派到泥炭采掘場，在那里他對清湯寡水的伙食說了几句怪話（終究是說過怪話的1畢竟是張開過嘴的！），為此罪有應得地依据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勞改營的溫水坑里揀土豆皮的時候死了。在他肮髒的衣兜里放著儿子的照片，儿子胸前挂滿勳章。）．——漢斯杰羅夫斯基，英語教員。坐在自己家里喝茶的時候講了（終究是講了！是真的！）伏爾加一帶的大后方如何貧困和饑餓。他剛從那邊回來。一個頂要好的女友把他們兩夫婦都裹過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條，女的安上第12分條，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說不定歸了女友？） 里亞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軍后撤時公然宣稱：“以前應當少唱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讓別人侵犯我們’之類的歌。”這樣的坏蛋連槍斃都不解气，可是總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烏諾夫和特列久欣，兩個共產党員，像被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為什么違背党章多年不召開党代表大會的事來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葉菲莫夫娜·艾潑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員大會上提出問題。“為什么把他從蘇聯放出去了？”（好像党應當向她報告工作似的！也許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藥呢？）為了這個荒謬的問題，她罪有應得地先后獲得（并服完）三次刑期。（盡管沒有一個偵查員能向她說明她的罪過究竟在哪里。） ——女無產者格魯莎的罪行更是駭人听聞。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當中，左鄰右舍沒人見過她家里挂過圣像。可是德國人眼看要到他們地區的時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無非是這時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偵查員從鄰居的告密中特別注意到，她這時把地板擦得干干淨淨！（可是德國人終于沒有來。）再加上她還在房子旁邊揀到一張有小畫儿的德國傳單，偷偷塞進五斗櫥上的小花瓶。但是我們的人道主義法庭考慮到她的無產階級出身，僅僅給格魯莎判了八年勞改附加三年剝奪權利。在這時期內，她的丈夫死在前線上。女儿上中專，人事科老追問她：“你母親在什么地方？”結果小姑娘服毒自盡了。（格魯莎每次談到女儿的死就說不下去，每次都是哭著走開了。） 根納季·索羅金，切利亞賓斯克師范學院三年級學生，在大學生辦的文學雜志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九四六年）。這該給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讀葉賽宁該當何罪？我們總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會向我們宣告：“沒有過這樣的事！葉賽宁一貫是受尊敬的人民詩人”。但葉賽宁确曾是反革命詩人，他的詩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贊市國家安全机關對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說過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詩人是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在戰前）贊賞葉賽宁？這是你反蘇本質的流露！” 至于這個民航飛行員，“道格拉斯”副駕駛，那肯定是一個地道的反蘇老手了。不單單在他家里搜出了葉賽宁全集；他不僅對別人說過，東普魯士人在我們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溫飽，而且他還在飛行單位的一次公開討論會上跟愛倫堡進行了一場關于德國問題的公開辯論。（考慮到愛倫堡當時的觀點，可以猜想出這個飛行員的意見是對德國人應當溫和一些。）竟敢在公開討論會上進行公開辯論！軍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籠口”。 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當然在愛倫堡的回憶錄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爭論對手被抓了。他當時只是隨口給了他一個足夠符合党的觀點的回答，事后就忘了。愛倫堡在回憶錄里寫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這張彩票的號碼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圍的友人們一個個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時地停止和他們通電話。車轅杆掉了頭，人也要跟著轉向。愛倫堡把對德國人的仇恨燃燒到發昏的熱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來稍加制止。到了行將就木之年，你感覺到自己昨日為确立謊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該以今日的勇敢犧牲而不是以回憶錄為自己進行辯護才是。 利帕伊在本區創辦了一個集体農庄，比上級命令的時間早了一年。這是一個完全自愿組成的集体農庄！對于這個怀有敵意的搞亂行為，國家政治保衛局特派員奧夫相尼科夫難道能不聞不問嗎？我不需要你那個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個坏的！他的集体農庄被宣布為富農農庄，二富農利帕依被遣送進沼澤地。 沙維林，工人，在党員大會上大聲（！）說到了列宁遺囑！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嗎，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敵！在偵查過程中還剩下的几顆牙齒，到科雷馬后的頭一年就掉光了。 請看有過多么嚇人的五十八條罪犯！要知道還有更陰險的呢，還有帶地下活動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爾岑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遷居到立陶宛社會主義共和國，登記為波蘭血統，而實際上是拉脫維亞的猶太人。這是有意欺騙自己親愛的國家，因而特別令人憤慨。他的如意算盤是我們會放他去波蘭，然后他便能從那里溜到以色列。這可來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嗎，就請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國，十年。 還有一些善于隱瞞的！一九三七年在“布爾什維克”工厂（列宁格勒）的工人當中揭發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過季諾維也夫在大會上的講話的原工厂藝徒學校的學生。（找到了會議記錄后面附的一張出席人名單。）他們隱瞞了八年之久，混進了無產階級隊伍。現在全部抓起來槍斃了。 馬克思說過：“國家把一個公民變成罪犯，它就是欲斷自身的活的肢体。”他還很令人感動地說明，國家應該把……違反者看做一個有熱血的人，保衛祖國的戰士，社會的成員，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應該把他看做一個公民。但是我們的法學家沒有時間讀馬克思，特別是他這類欠考慮的文章。馬克思如果愿意，還是讀讀我們的法令吧。 有人會大叫說上面開的清單荒誕不經，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歐洲是不會相信的！是嗎？ 歐洲自然是不會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遠不會相信。他相信了我國紙張光澤的雜志，其他什么東西也裝不進腦袋了。 我們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決不會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國，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對立的兩极。再也找不到比這兩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 在蘇聯才開始把庸人當做政治犯“划拉”進監獄。 由于這個原故，政治犯漸漸和庸人划了等號。 群島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條。而政治犯——一個沒有……（如果有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個政權恐怕自己早坐到一個什么席上去了！） 隨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馬上給他找到一個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條文，便會被請進這五十八條。進入這一條的人成份之混雜、色彩之紛亂實在是難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館外度第一夜時就被捕的一個跟蘇聯姑娘結婚的年輕美國人（摩利斯·格爾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亞游擊隊員穆拉維約夫，他曾以對白軍的殘酷懲罰聞名（這是為他兄弟報仇），從一九三O年起就沒有出過國家政治保衛局監獄的大門（是從勒索黃金開始的），他在那里面喪失了健康、牙齒、理智、甚至姓名（變成了福克斯）。或者一個盜竊公物的蘇軍后勤軍官。他因為害怕受刑事處分，逃到了奧地利的西方占領區，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他這么一個渾渾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撈到一個高位，但是在一個人才競爭的社會怎么能辦得到？他決定回國。在國內為盜竊公物和間諜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樂意，覺得在這里可以呼吸到習慣的空气！ 這類例子不胜枚舉。要想把什么人消滅掉，迅速而徹底地打發走，最簡便的辦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條。 放進這一類的，還有的不過是家屬，特別是犯人的妻子（反屬）。現在大家習慣地認為當反屬被抓進去的都是党內大干部的夫人，其實這個慣例老早就形成了。貴族家庭成員、著名知識分子家屬、神職人員家屬全都是連窩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歷史學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則性錯誤，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給點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歲的老媽媽和十六歲的女儿留下來干什么？就按不檢舉罪也給她們判點吧。于是四口人分別送進四座勞改營，剝奪互相通信的權利。） 越多的溫馴、安靜、不問政治甚至大字不識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過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獄和滅亡的旋渦，“五十八條”就變得越發平庸和怯懦，越發失去最后一點點政治含意，變成迷惘的人們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說“五十八條”的組成還不夠，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營中尋到的格調。 這類人從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圍困：管理制度和法學家的理論。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肅反委員會第十號命令來看看。我們知道了，沒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農民。如此說來對知識分子，比方說，單憑不順眼就可以逮捕羅。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屆代表大會上克雷連科的講話。我們又知道了：“對于被判刑的階級敵對分子……改造是無能為力的，是達不到目標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們將會再次提醒我們，縮短階級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會主義的行徑。什么“獄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決之時起階級斗爭就停止了”，什么“階級敵人開始改過自新了”之類的提法都是机會主義的言論。 把這些全歸攏在一起，就等于說：抓你們可以平白無故，改造你們是達不到目標的，在勞改營里必須把你們放在屈辱的地位，接著繼續用階級斗爭把你們搞個不亦樂乎。 在勞改營里還搞階級斗爭——這怎么理解？說真的，囚犯好像都該是平等的呀。不，別忙，這是資產階級觀點！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別禁監的權利，就是為了讓這些刑事犯騎在他們脖子上！（這是那些以前蹲過沙皇監獄的人發明的，他們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實行聯合，進行政治抗議，會有多大力量，對于管理當局會有多大危險。） 這時候馬上跳出來一個伊達·阿維爾巴赫，是她向我們做了說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階級區分的基礎上的，”“依靠和無產階級最親近的那些階層。”（什么人最親近？當然是“前工人”即竊賊羅，正好可以唆使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條”！）“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們的生命完全交給竊賊們擺布，并不是偏遠的勞改工地上懶惰的長官們的自作主張，這是高級的理論！ “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階級成份區別對待的方法……對階級敵對分子施加不間斷的行政壓力。”——當你穿著破坎肩、垂頭喪气地熬過你那沒完沒了的刑期的時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來有這么個東西嗎？——不間斷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們甚至能讀到在勞改營里給“五十八條”們制造种种難以忍受的條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細表。這里面不僅僅包括在探監、送牢飯、通信、申訴權、營內（！）走動權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還有這樣的辦法：把階級异己分子編成單獨的作業班，把他們置于更困難的條件下。（我替他們解釋一句：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時欺騙他們！）他們完不成定額，就宣布是階級敵人搗亂。（科雷馬對整個作業班的屠殺就是這樣來的！）。書內還有創造性的頻頻忠告：不可派富農和二富農（即被判勞改的最优秀的農民，他們做夢都夢見農活）去從事農業勞動！還有：不經過預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級專業水平的階級敵對分子（即工程師）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勞改營里誰有那么高的專業水平能考核工程師？顯然是由文教科的盜賊輕騎兵，類似紅衛兵的人物）。這個忠告在運河工地上難以執行，因為閘門不會自己替自己做設計，河道不會自己給自己定線。在這种情況下，阿維爾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專家進勞改營以后起碼要先干六個月的一般勞動！（想要他的命，六個月也足夠了！）据說只有不住在知識分子的享受特權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驗到集体的壓力”，“反革命分子才會看到群眾是反對他們的，蔑視他們的”。 只要掌握好了階級的意識形態，什么事都能倒過來說，十分便當。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識分子安置到雜役的崗位上嗎？——他這就是“有意叫勞動者出身的勞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勞動”！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個以前的軍官而服裝不夠分配，那不用說是他“有意識地扣壓”。如果有人對高產標兵說了一句“別人赶不上你們！”，這表明他一定是階級敵人！如果一個盜竊犯喝醉了，或者企圖逃跑，或者偷了東西，人家便會對他做工作，說這不應該由他負責，這是階級敵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竊。（知識分子教唆扒手偷東西！——這話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經地寫在書里的！）而如果“一個階級异己分子創造出良好的生產成績”——這是他“為達到偽裝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罷，不干也罷，喜歡我們也罷，不喜歡也罷——我們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過盜竊犯的手消滅你！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條而坐過牢）感歎地說：“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沒有能力從事真正的勞動，正是無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貢獻出來，直到最后一口气。戲劇性就在這里：人民的敵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對于你的犧牲，人家并不領情。 “無辜的人”！這就是被大批赶進勞改營的政治犯代用品們主要的自我感覺。這也許是世界監獄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覺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沒有一個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然而，這些并非由于信念帶來的必然結果而是由于命運的隨意撥弄而被驅赶進鐵絲网里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絲毫沒有因為意識到自己的清白無辜而變得堅強起來。也許正因為這种意識突出了他們處境的荒謬性，反而使他們感到更沉重的壓抑。他們更多地依戀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信念，所以絕對表現不出什么犧牲決心、團結一致和戰斗精神。還在蹲監獄的時候，整整一監室的他們這類人竟可以任憑兩三個拖鼻涕的小偷對他們劫掠蹂躪。到了勞改營里，這類人已經完全崩潰，他們隨時准備著在派工員和盜竊犯的棍棒下、在作業班長的拳頭下低頭彎腰，他們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學會勞改營的哲學（互不聯系，各顧自己，互相欺騙）以及勞改營的語言。 E·奧利茨卡婭一九三八年進了一座普通勞改營，這個經歷過索洛維茨和隔离所的女社會党人看到這里的“五十八條”，感到十分惊訝。在她的記憶里，政治犯們曾經是一切共享的，而現在每人只顧自己活，只顧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糧做買賣……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給他們（我們）取了這樣一個名稱。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過這樣一堂課：她向偵查員控訴盧賓卡的長官抓著她同監室女難友的頭發在地上拖。偵查員大笑，他問：“他也這樣拖您嗎？”“沒有，但是拖我的同伴！”這時偵查員改用嚴厲的口吻訓誡她說：“你抗議？這可太嚇人了！丟開這一套俄國知識分子的無聊作風吧！這一套過時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則沒你的好下場。” 這也正好是盜賊們的原則：人家沒有“划拉”你，你別自個儿往里鑽！一九二五年的盧賓卡偵查員已經學會了盜賊的哲學！ “政治犯能偷竊嗎？”——對這個有教養的人們感到古怪的問題，我們倒要惊訝地反問一句：“為什么不能？” “他也能告密嗎？”——“他有什么不如別人的地方？” 人們對《伊万·杰尼索維奇》的內容天真地提出异議：“你書里的政治犯怎么滿口盜賊的黑話？”我回答說：“如果群島上不存在其他語言呢？難道政治囚權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對立的自己的語言嗎？” 當局晝夜地對他們的耳朵喊；你們是刑事犯，是罪惡滔天的刑事犯；在我們國家里，不是刑事犯不會蹲監獄！ 他們打斷了“五十八條”的脊梁骨——從此再也沒有什么政治犯了。他們把這些人倒進群島的豬食槽，驅赶他們去工地送命，同時向他們大聲灌輸著勞改營的謊言——人和人是敵人！ 有一條諺語說：餓极了就會出聲。但是我們這里的土著是不出聲的。餓也餓不出聲。 但是他們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點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們不珍惜那條反正已經喪失了的生命，并且團結起來。 有時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國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的上個懲戒勞改點，押來了四十名日本軍官，即所謂“戰爭罪犯”（盡管天曉得究竟他們對我國犯了什么罪）。正是嚴寒季節，又是干連俄國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買帳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個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們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著長官們的干涉，但長官們自然是只當沒看見。這時他們的作業班長近藤帶著兩個高級軍官晚上走進勞改點長的辦公室，提出警告說（他們俄語講得很流利），如果對他們的暴行不停止，明天兩個申明了志愿的軍官將實行切腹，而且這只是開始。勞改點長（“木腦殼”葉戈羅夫，前團政委）馬上意識到在這事上可能栽跟頭。此后兩天都沒有帶日本人出工，伙食改為正常標准，然后調离了懲戒勞改點。 為了斗爭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來是多么少啊——僅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們的“五十八條”經常是和盜竊犯及生活犯攙混起來的，從來沒有机會單獨在一起——以免他們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睛，以免他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是什么人。那些能夠成為獄中和營中的首領，具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喉舌、堅定的心的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別標記單獨挑出去，用布團塞住了嘴，關進了專門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槍斃。 然而根据道家學說早已發現的一個生活中的重要特點，我們應當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現之時。 我現在敢大膽地說，在蘇維埃時期真正的政治犯不僅有過，而且： 1．比沙皇時期更多，并且 2．他們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現出更大的堅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這与前面所說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國處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眾的密切注視——在社會和報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響。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會党人在蘇維埃俄國的境遇要困難得不可比擬。 現在能稱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會党人。只不過他們被大桶大桶地沒進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們看不見他們的形象，听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成了啞人，比啞人更暗啞。魚便是他們的形象。 魚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隊伍正是基督徒。他們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會發表演說和起草地下號召書的人。（這些事按他們信仰是根本無需做的！）他們走進勞改營去受難和死亡只是因為不愿放棄信仰s他們清楚地知道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動搖的！他們也許是唯一絲毫沒有染上勞改營哲學甚至語言的人們！這樣的人們難道不是政治犯嗎？不行，可不能把他們也稱做囚奴！ 他們當中尤其多地是婦女。道家說：大道廢，有仁義。由于我們對東正教神父們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團員們在复活節之夜的起哄、遞解站里盜竊犯們的忽哨，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罪惡的東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無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們——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們的姊妹。 遞解隊和墳場，遞解隊和墳場，到處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誰去數？．他們闐然無聲地死去，像蜡燭似地只能照亮周圍一小片地方。這些人是俄國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動搖了，退縮了，躲起來了。 這還不能算“更多”嗎？難道沙俄曾有過這么多政治犯嗎？它連万位數都還不會數呢。 但是在我國扼殺政治犯的工作做得這樣干淨，這樣不留旁證，關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來。 高級僧正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托爾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監獄——流放地——勞改營，監獄——流放地——勞改營（大牌陣）。折騰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傳喚到盧賓卡（途中盜竊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議他參加宗教事務管理處。經過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許自己擺脫監獄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絕了：那不是一個純洁的宗教事務管理處，那不是一個純洁的教會。于是又返回了勞改營。 瓦連京·費利克索維奇·沃伊諾一亞謝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膿外科學》作者。他的命運又如何？他的傳記自然會有人編寫，不須我在這里多做介紹。這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經通過了藝術學院的入學競試。但為了更好地為人類服務——當一名醫生，而放棄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醫院里，他成為了一個著名的眼科醫生。革命后主持馳名整個中亞地區的塔什干醫院。他的前程暢通無阻，眼前是一條我們當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們走過的道路。但是沃伊諾-亞謝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務還是不夠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職。他在手術室里挂起了圣像，給學生講課時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還赶上了被吉洪總主教任命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諾一亞謝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魯漢邊疆區。經過許多人的奔走營救，從那里被放回來。但是他的醫學教研室和主教轄區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醫（門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醫者盈門（“皮外套們”即契卡人員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發給窮人。 收拾這個人的辦法是頗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爾漢格爾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條，而是為“唆使謀殺罪”（純屬無稽之談。說他對自殺身死的生理學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親施加過什么影響。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經失常的狀態下曾給尸体注射過防腐溶液，這件事被各報大吹大擂為“蘇維埃科學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類）。這樣的行政手段迫使我們更不能從形式上判斷誰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當局正面斗爭，也應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對立——這才是主要的標志。至于身上貼著什么“條文”，純粹是扯淡。（許多被消滅的富農的儿子得到的是盜竊罪的條文，而他們在勞改營里卻顯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諾-亞謝涅茨基流放阿爾漢格爾斯克期間發明了治療化膿傷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親自勸他解除神職，只要他這樣做馬上就可以給他一個研究所。但是頑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時不在括號里印出他的神職。因此研究所和出書的事只得作罷。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獲得了第三次流放，這次是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戰爭爆發后，他在西伯利亞各醫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療化膿傷口的方法。為這件事決定發給他斯大林獎金。他堅持要穿著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領取。（今天醫學院的學生們問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沒有關于他的任何文獻。”） 工程師們怎么樣？其中有多少人因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動供狀上簽名而被放逐和槍殺？在這些人當中，彼得·阿基莫維奇（約阿基莫維奇）·帕爾欽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顆閃閃發光的明星！這是一位興趣惊人廣博的工程師和學者。礦業學院（一九OO年）畢業生。杰出的礦業專家。從他的著作目錄中可以看到他研究過以下各方面的問題并留有著述：經濟發展的一般問題，工業品价格的波動，煤炭輸出，歐洲港口設備及運營，港口管理的經濟問題，德國的安全技術，德英礦業的集中化，礦山經濟學，蘇聯建材工業的恢复和發展，高等學校培養工程師的一般問題，此外就是關于礦業本身的著作，單個區域和單個礦床的描述（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爾欽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師的本行，本來也可以像沃伊諾-亞謝涅茨基如果單搞醫學一樣，不會遇到災禍。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傳布他的信仰，這人也不能不參与政治。還在礦業學院上學的時候，帕爾欽斯基就以“運動首領”的身份上了憲兵隊的黑名單。一九OO年曾主持學生集會。當了工程師以后，引人注目地參与了一九O五年伊爾庫茨克革命騷動，并因“伊爾庫茨克共和國”一案被判處苦役。他越獄赴歐。因原已同情無政府主義，在國外与克魯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間進修數門工程專業，從事歐洲技術和經濟的研究，但同時也沒有放棄“旨在民間傳播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計划。一九一三年獲釋。返俄時寫信告訴克魯泡特金：“鑒于我為自己确定的在俄國活動的綱領……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將參加一般地發展國家生產力和開展最廣泛意義上的社會自發活動的工作。”在他首次周游俄國各中心城市期間，競選礦山實業界代表大會理事會事務長的建議、“頓巴頓顯耀的經理職位”、銀行顧問、礦業學院教授、礦業廳廳長等職務的聘書像雪片似地飛來。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廣博知識的工作者在俄國是少有的。 他后來的命運如何？前面（第一部第十章）已經說過。大戰時期成為工商部次長。在懦弱無能的臨時政府里，帕爾欽斯基顯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員：在科爾尼洛夫事件期間他就任彼得格勒總督。十月革命爆發的那几天他是冬宮防守司令。他隨即被關進了彼得保羅要塞，誠然，四個月以后就放出來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將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質的名單（“如果……再有一名蘇維埃工作人員遇害，下列人質將一律處決。”彼得格勒肅委。主席博基，秘書約謝列維奇）。然而他卻未被槍斃，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于德國社會民主党人卡爾·摩爾的很不得体的干預（此人對于我們囚禁這樣的人物感到很吃惊），獲得了釋放。一九二O年后在礦業學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羅夫拜會克魯泡特金。不久后克氏去世，他組織了一個為克氏建碑（未能如愿）的委員會。不知是否為這件事，他隨即被關進監獄。在檔案里保存著一份頗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軍事法庭的公函； 茲因國家計委常任顧問帕爾欽斯基工程師 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時作為報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复當前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南方冶金工業問題發表 講話，為此國家計委主席團請求革命法庭于該回三時前 放出帕爾欽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給他的任務。 國家計委主席 克爾日扎諾夫斯基 請求（而且是越出權限的）。而且只是因為南方冶金工業“當前具有特別重大意義……”，而且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否則的話，愛怎么辦都行。過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請便！ 事實不然，后來還讓帕爾欽斯基為恢复蘇聯的采礦事業很忙乎了一陣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讓他在監獄里表現過堅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經審判地把他槍決了。 必須是對本國完全無動于衷的人，必須是一個异邦人才能夠槍殺民族的驕傲——它的學識、精力和才能的精華！ 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諾維奇·瓦維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運？難道瓦維洛夫不是一個（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為期十一個月的偵查期內他經受過四百次審訊。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沒有承認對他的指控； 還有一個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學家羅季奧諾夫教授。（維持科夫斯基介紹了他的事跡。）被監禁以后，他拒絕從事專業工作，盡管這是一條最輕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縫皮靴。難道這個人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犯嗎？他是一個天性平和的水利學家，并沒有進行斗爭的思想准備，但是既然他能在獄吏面前堅守自己的信念，難道還不能算一個真正的政治犯？他還需要什么樣的党證？ 像一顆星星突然變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滅一樣，一個本不想成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獄中發出短暫的強烈閃光并因此而毀滅。這類事跡我們一般無法知道。有時候某個見證人會說出來。有時候會見到一張褪色的紙片，根据它僅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測： 雅科夫，葉菲莫維奇·波奇塔爾，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員，醫生。戰爭一開始就在黑海艦隊空軍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爾基地軍事法庭第一次的判決是五年勞改。似乎很平安。但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決；槍斃。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執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間的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樣爆發了？或者僅僅是因為審判員忽然發覺判輕了？他前一案的問題現在平了反。這說明，如果沒有后一案就不會……？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純血統的政治犯！這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榮耀。 （人們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搖鈴：站回原位去！說唯一的政治犯！說那些在勞改營里仍堅持神圣的信念的鐵錚錚的共產党員！……好吧，下一章我專門談談他們。） 歷史學家們有朝一日會研究我國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從什么時候流起的。我覺得是從一九四三——四四年開始的（我指的不是社會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這些差不多還是中學生的人（請回憶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尋求一個不同于向他們硬性灌輸和偷偷塞到他們腳下的那個立場的立場。那么，還能把他們稱為什么人呢？ 只是我們現在和將來都沒法知道他們的任何情況。 如果二十二歲的阿爾卡季·別林科夫為他的當然是沒有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感覺的草稿》進了牢獄，后來在勞改營里繼續寫作（但在死亡的邊緣把文稿托付給了眼線凱爾邁耶爾，結果獲得了新的刑期），——對這樣的人我們難道能拒絕給予政治犯的稱號嗎？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專科學校的學生建立了一個有綱領和章程的党。許多當事人遭槍殺。這件事是阿倫·列文告訴我們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國當代的政治犯必須具有大大超過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堅毅和勇敢，這一點用不著論證。先前為了較大的行動只會被判處輕微的刑罰。革命党人也并不須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敗露，他們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禍的危險，甚至并不是掉腦袋，而是不長的刑期。 革命前張貼傳單意味著什么？游戲！跟放鴿子一樣。連三個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爾·格爾舒尼團体中的五少年書寫“我國政府名譽掃地了！”的傳單卻需要下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團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決心。 它是怎樣自己燃燒起來的，它是怎樣在人們內心覺醒的？在列宁斯克-庫茲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個男孩子（共青團小組長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亞·塔蘭京，也是共青團積极分子；維爾維爾·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諾夫）從九年級起就脫离了無憂無慮的精神狀態。他們既不為姑娘們苦惱，也不在時髦的舞蹈上花腦筋。他們環視著城內的野蠻和酗酒，刻苦地鑽研和經常翻閱自己的歷史教科書，試圖進行聯系和對比。升入十年級以后，他們在地方蘇維埃選舉（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寫出他們第一份幼稚的傳單： “工人，你辦我們今天過的難道就是我們的祖父、父親、兄長為之奮斗犧牲的那种生活嗎？我們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個小錢，就這點他們還在壓低……精讀讀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們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沒有提出任何號召。（他們計划散發一套這樣的傳單，自己動手制造一部膠印机。） 張貼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間上街，一人把四團濕面包粘在牆上，另一人貼上傳單。 早春，他們班里來了一個像是新教師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寫登記表聲校長懇求不要在學年結束以前逮捕他們。這些孩子們被關進去接受偵訊的時候，最遺憾的仍是未能參加自己的畢業晚會。“誰領導你們的？快招！”（國家安全人員不能相信這些孩子們單純是受良心的驅使。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說生命只有一次嗎？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閉室、夜審、罰站。省法院的不公開開庭、（審判員——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賄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辯護律師、不知所措的陪審員、威風凜凜的檢察長特魯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這些十七歲的少年們都送進了特种勞改營。 不錯，老諺語沒有瞎說：“勇士要在監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導員里找！” 我是為無聲的俄國寫作，所以不多談托洛茨基分子：他們都是能寫的人，凡僥幸活下來的必定准備好了詳細的回憶錄。他們會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寫出他們富于戲劇性的史詩。 但是為了照顧全面，在這里也略談几句。 他們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經驗進行過系統的地下斗爭，不過站在他們對面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樣呆頭呆腦。我不知道他們對于斯大林為他們安排的一概消滅的下場是早有准備還是仍以為事情會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結束。不管怎么說，他們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過我擔心一旦他們掌權，給我們帶來的瘋狂行為不見得會比斯大林的好。）我們要指出的一點是，直到三十年代，當末日已經臨近時，他們仍認為和社會党人發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恥辱。因此他們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團，連替社會党人轉遞獄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們認為自己是列宁主義者呢）。斯米爾諾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處決后）總是避免和社會党人交往，說是“免得被看守員發現”（也可以說是免得被共產党員的眼睛看見）！ 有這樣印象（但我不堅持），他們在勞改營條件下的政治斗爭里有過多的瞎忙成份，因而總帶著悲喜劇的色彩。他們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馬的悶罐車里約定著“秘密聯系辦法、暗語”之類。可是到達目的地后他們都被分別塞進了不同的勞改點和不同的作業班。 比方說一個老老實實地掙得了生產口糧的“反革命托派作業班”突然被改為吃懲戒口糧。怎么辦？“隱蔽得很好的地下共產党支部”進行討論。罷工？但這正好是上挑動者的鉤。他們想挑動我們鬧事，而我們——我們偏偏要驕傲地去上工，沒有口糧也要去上工。我們可以去上工，可是勞動要像吃懲戒糧的樣子。（這是在三七年，在作業班里不僅僅有“純粹的”托洛茨基派，還有被划為托派的“純粹的”正統派，他們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內務人民委員部葉若夫同志、向中執委加里宁同志、向總檢察署呈遞了申訴書。他們极不希望現在和勞改營首長們鬧翻，因為將來隨身攜帶的鑒定書還要靠他們寫。） 在烏京內金礦，他們准備紀念十月革命節二十周年。撿來一些黑布條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條染黑。他們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帳篷頂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隊出工時唱《國際歌》，同時大家手牽手不讓押解隊士兵闖進隊伍，無論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堅決不走出營區去上工。他們還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義万歲！”“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万歲！”等口號。 在這個計划里混合著某种歇斯底里的熱情和達到可笑程度的華而不實的作風…… 不過有外人或者他們自己的人告了他們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們全体被帶到了“尤比列內”金礦，節日的几天內把他們隔离在那里。他們在封閉的（不用出工的）帳篷里唱《國際歌》，而“尤比列內”礦上的苦力們這時卻得去上工。（唱歌的人們內部也發生分裂：這里有被錯划為托派的共產党員，他們走到一邊，不唱《國際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統。） “既然他們把我們放在鐵窗里關著，這說明我們還是有一定作用的，”亞歷山大·博亞爾奇科夫自我安慰說。這無非是自欺欺人。他們什么人不關？…… 托洛茨基分子的勞改營斗爭的最大成就是在沃爾庫塔鐵路沿線各勞改營中舉行的一次絕食罷工。（在這以前還在科雷馬的什么地方搞過一次好像是為期一百天的絕食：他們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勞改營。他們贏了——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停止了絕食。后來把他們分散到不同勞改營，逐步地把他們全消滅了。）關于沃爾庫塔的絕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況是這樣： 它開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續了一百三十二天（對他們實行了人工灌食，但他們沒有停止絕食）。有几個人因饑餓致死。他們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時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糧，（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糧，這一條絕對只是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產量的影響； ——取消特別庭，宣布其判決無效。 用軟管給他們灌食，后來又在各勞改營散布流言，說砂糖和黃油沒有了，全是“因為喂養了托派”。可謂無愧于藍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來電：絕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絕食結束。可是孤立無援的勞改犯怎么能爭得諾言的履行？結果他們上當了，一條也沒有執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這樣辦的。但這就是整個的我國歷史。）反過來，絕食的全体參加者一個個被叫到契卡行動科，向他們宣布了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名。 克里姆林宮里的大鳴鶴這時候已經在考慮對他們的大鎮壓。 稍晚一些，在沃爾庫塔八號礦又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絕食（也許是前面的絕食的一部分）。這次參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絕食帶頭人米哈伊爾·沙比羅，原哈爾科夫國營電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庫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團基輔省委工作；伊万諾夫，前波羅的海艦隊護衛艦中隊長；奧爾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爾·安德列耶維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維拉普，梯比里斯《東方曙光》報編輯；索克拉特·格維爾江，亞美尼亞党中央書記；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歷史學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過上烏拉爾斯克隔离所的六十個人形成了絕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絕食者高興而首長們不高興的很大的意外——一個外號叫“莫斯科”的賊頭帶著二十名刑事犯參加了絕食。（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間惡作劇而聞名全營：偷偷鑽進營長辦公室，在他的辦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這事的是你我之輩，難得槍斃，可人家卻僅僅受到責備：准是階級敵人教唆你來的吧？）只有這二十名盜竊犯真的讓長官們犯愁，而對于社會异己的“絕食積极分子”，沃爾庫塔勞改營的契卡行動科長烏茲科夫挖苦地說： “你們以為歐洲會知道你們的絕食嗎？我們才不在乎什么歐洲呢！” 他說的是實話。但是對社會親近分子既不能動手打也不能讓他們死掉。不過絕食進行到一半以后，當局摸准了他們的流氓無產階級意識把他們分化出去了。賊頭“莫斯科”通過勞改營的廣播网解釋說，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運便是——槍決。他們以自己的絕食自己呈遞了處決的請求書和名單。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過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犧牲精神的。 但他們對抗的效果卻為什么如此微小？為什么他們連微小的泡沫也沒有留在水面？ 對這個問題我們也要研究。后面再談吧。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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