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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短視的政治家和商人從雙邊關系著眼來看他們的問題：美國的商人為他們与日本之間的問題而著急，而日本的商人則擔心如何應付美國和歐洲政府和商界對他們的抱怨。 有一天我听到一個笑話，說是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日本人一起穿越叢林，當他們看到一頭饑餓的獅子朝他們跑來時，日本人馬上坐下來穿上他的跑鞋，美國人嘲笑道：“如果你認為你比獅子還跑得快，那么你就是傻瓜。” “我不必要比獅子跑得快，”日本人說，“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 但是我們面臨的獅子，也就是即將到來的危机，是全球性的，我們無法躲開這頭獅子。我相信世界經濟貿易体系處在一個巨大的危險之中，就特定的貿易和兩國之間的矛盾爭吵不休只會掩蓋住表面以下的真正問題。解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對我們一點用也沒有。 我相信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的貨幣。為了在一個自由和開放的經濟体系中進行經濟活動，就必須在合适的价格上做買賣。當然价格會受到供應和需求的影響。這就是自由經濟体系的簡單基礎。 如果我把价值一千日元的產品賣給美國或者英國的某個人，我希望獲得价值一千日元的美元或者英鎊。匯率必須公平，而且應該反映出不同國家的工業競爭力的相對水平，因為我認為工業實力才是衡量一個國家貨幣的价值的首要因素。 作為一個實業家，我知道競爭能力必須得以平衡，而匯率正好扮演著平衡机制的角色。1944年在布雷登森林會議上簽署的國際協議固定了匯率。匯率是根据當時和可預見的將來的經濟情況為基礎而确定下來的。戰爭剛剛結束時日本的匯率是360日元等于1美元，盡管后來我們的工業競爭力大大提高，而這個匯率卻一直保持到了1971年。日元与其它貨幣相比估价偏低，例如，疲軟的日元相對非常堅挺的美元造成日本貨在美國比較便宜，它激勵了日本公司的出口，最后導致有利于日本的巨額貿易不平衡。由于美元的堅挺，美國的出口產品非常昂貴。 1971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將美元貶值，允許所有的貨幣，也包括日元，擺脫原有的固定匯率，實行自由浮動，當時日元對美元立即升值15%。我想日元是應該适當地升值。事實上很多商人都認為浮動系統可能比固定匯率系統更加优越，因為它可以不斷地平衡各國的工業競爭能力。 高爾夫球賽中有一种給优者不利條件、給劣者有利條件以便取胜机會均等的規則，根据這個規則，每個運動員的實力与其他人的相平衡，我感到新的匯率系統与這個規則相類似。每一年高爾夫運動員的均胜條件要根据其實力的變化進行調整。均胜條件從0到36點，在這個條件下運動員可能贏也可能輸，但他知道比賽是公平的，因為每個人都是在這個公平的系統中打球。 我想，根据國際協議，浮動系統將受到監督，匯率不允許波動太大或者受到人為影響。我們沒有考慮在內的并不是產品的競爭力，而是貨幣的交易者，他們的活動會影響到世界各國的貨幣的价值。還沒有建立任何机构來監督這個系統，用一個比喻的說法，就是還沒有建立均胜條件。投机商們買進或者賣出貨幣時只有一個唯一的標准，那就是利潤。這就使得匯率不停地變動，但与工業競爭力一點關系也沒有。對于我們這些從事世界貿易的人來說，就好像一個霸王大搖大擺地走進高爾夫球場，每打一洞就把我們的均胜條件改變一次。 在這种情況下，我們的產品价格實際上并不由我們控制。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可以舉一個類似的例子，就好像我們對一台電視机的標价不是多少美元、日元、英鎊、法郎或者里拉，而是索尼公司的10股股票在你買電視机當天的標价。股票每天都在交易，于是价格不停地波動，在這种情況下誰還會買東西呢？在這种情況下，誰又會制造東西呢？ 對于實業家來說，貨幣是一种尺度，我們用它來衡量公司的經濟活動、固定資產、庫存，甚至人為努力的結果。當价格不再由產品的競爭力來決定，那么我們對投資的信心就會不可避免地消失。經濟的基礎在于一個國家的工業，我對此深信不疑。為了進行明智的投資，我們必須能夠預測投資可能帶來的合理回報。如果我們無法預測這种回報，那就要靠靈敏的第六感或者頭腦發熱來進行投資了。到了這一步時，就不再會有人投資，工業也就崩潰了。一旦工業崩潰了，貨幣就失去了意義，那時甚至金融市場也會崩潰。 現在使我感到擔憂的是有些實業家也開始加入到貨幣交易的游戲中去了。因為他們無法預測潛在投資的回報，很多實業家停止了對自己公司的投資，而將大量的能源、時間和金錢投入到企業吞并中。公司變成了交易、收買和賣出的商品。工業不應該扮演這种角色，而應該改進現有的產品并創造出新的產品。作為一個日本人來看待這种局面，我不相信在這樣的企業中工人還有很大的工作欲望。當經理們對相互吞并考慮得更多時，在這樣的環境中怎么還能夠培養出忠誠的感情和和諧的生產力？前景不容樂觀。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我才不斷地大聲疾呼，我們需要一個建立在工業价值、而不是貨幣行情基礎之上的的新匯率系統。 因為巨額的金錢聚集在石油輸出國的手中，所以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對世界貨幣系統產生了猛烈的沖擊。在里根主義的原則下，美國緊縮銀根，提高利率，制止通貨膨脹。日本的大量現金以投資的形式流入美國，想尋求高利率帶來的好處。事實上世界各地的現金涌入了美國。這使得美元更昂貴，而別的貨幣更便宜，美國政府可以加大開銷，當然也就欠下了更多的債。世界范圍的貨幣游戲正式開場了。 我在前面就已經寫到過，也許并沒有給与太多的同情，美國的商人做生意時總是必須牢記要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他們總是擔心，如果季度分紅沒有什么改善他們的股票价格就會下跌。在這樣的氛圍中，對于利潤的追求越來越強烈時，經理們就被迫走最便捷的路徑去獲取利潤。于是出現了兩种危險：有些經理發現貨幣比貨物交易更容易賺大錢；另外一些人發現制造成本低廉的產品可以迅速盈利，即使這樣做要把生產力轉移到國外去也在所不惜。 這种現象導致被我稱為“掏空美國工業”的結果。美國的工業設施正在減少，逐漸就會只剩下一個外殼，歐洲也是這樣。有些日本的公司可能很快就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很多人正在出口生產力。美國的摩托羅拉，德州儀器，仙童以及其它的很多公司已經將他們的生產設施轉移到了日本，或者在這里增添了新的机器。這些公司所在地的美國人失去了就業机會，那個地區的國會議員抱怨日本人要對美國的就業率下降負責。1984年，IBM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計算机出口公司。美國公司轉移到日本或從日本購買高技術零件的一個原因是他們需要高質量的、而不僅僅是廉价的勞動力，他們可以利用這里的技術工人。但是索尼公司正好相反，我們可以在美國和其它國家找到所需的技術工人。利用我們的技術和長遠的經營原則，我們可以從當地公司回避的地方賺到錢，因為他們總是要求迅速地、持續地盈利。 1985年秋天，我和日本經濟組織聯盟的主席稻山嘉寬一起去歐洲旅行，我們遇到很多歐洲人，他們吹噓說：“日本人沒有新主意。只有在歐洲，我們才會想出新主意。”我對一個這樣的人說：“不能因為你有一些主意就值得吹噓。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別人也認為是好的主意。重要的是你怎樣向工業界解釋這些主意。日本在這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而你卻沒有，所以不要吹得太過份了。” 歐洲國家重視科學家，我們知道這一點。很多偉大的“美國”科學家的根在歐洲，甚至是在歐洲受的教育。這是美國的一种強大的力量。但是在美國和日本，同樣的重視卻給了工程師，他們把科學上的突破轉化成有用的物品。很多歐洲國家出于虛榮的紳士派頭，在傳統上總是試圖回避需要親自動手的工程學。歐洲的工程師長期以來被視為手藝人。只有美國和日本才承認他們的重要性。兩國的大學里都有很好的工程系。但是后來日本比美國更加強調大學里的工程研究，這与美國強調法律訴訟有關，美國的年青人現在對法律好像更感興趣。 如同我對犧牲貨物交易來發展貨幣交易的趨勢產生的擔心一樣，這种對滿足技術上的改進和生產新產品的需要所表現出來的漠不關心也使我憂心忡忡。問題遠遠不止是美元和日元的比价不合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1986年，美國參議員托馬斯．依格爾頓在東京美國商會的早餐會上發表了情緒激動的評論，回答了美國工業能力衰退的問題。依格爾頓說，美國必須保護和擴展它的工業，他發誓美國不會讓自己成為一個只有服務業的國家。參議員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糾正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否則美國就會采取保護主義。我很同情他的沮喪，可惜真正能夠幫助美國的更多地在于美國自己，而不是日本。出口生產力和玩弄貨幣游戲不能保證在美國有一個強大的、健康的工業体系。 最近一任的財政部長多納德．雷根原來是美利爾．林奇．皮爾斯．芬納和史密斯公司的董事長，這個公司是一個貨幣游戲的大玩家。金融專家們對工業沒有直接的了解，所以他們的信條是堅挺的美元對美國是最好的，貨幣上的不平衡問題隨著時間的過去會自然而然地得以解決。1985年詹姆斯．貝克接替雷根出任財政部長時他立即就抓住了這個問題。在他最初的一次講話中他擺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如果我們不能改變國際外匯系統并糾正美元過分堅挺的非正常局面，那么這种廣泛的貨幣不平衡問題將會給我們帶來一場瘟疫。由此引出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五國集團(G-5)的第一次財政部長會議，研究如何處理1985年匯率調整中造成的問題。 貝克和G-5的努力在匯率中造成了突發的、激劇的波動，日元在創記錄的時間內上漲到歷史的最高水平，使得工商界實際上根本無法進行調整。在半年多一點的時間內，G-5各國的中央銀行進行干預，賣出其它貨幣來降低美元的价格，此后日元對美元升值35%，這個令人震惊的升值幅度很難應付，特別是對于那些中、小公司。雖然日本的出口制造商由于日元的升值提高了產品的售价，但我們失望地看到很多美國公司也提高了他們的售价，造成了一种通貨膨脹的趨勢。 盡管G-5行動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在我看來卻很明顯，世界并不能依靠兩國之間的、隨意的政策協作來使匯率保持与實際情況相符。各國必須共同創造一种新的國際机构來穩定匯率。一定要阻止通過投机取巧而不是通過建設性的努力來追求金錢利潤的做法。 1986年七國首腦在東京經濟最高會議上對匯率沒有采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但是他們承認問題在于匯率的廣泛波動，同意對這個情況加以監督，這樣他們朝我希望形成一种決議的方向上前進了一步。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們沒有再向前走，進而建立一個正式的机构來監督匯率或者召開會議考慮新的系統。 政府干預有多大的用處，又能維持多久？貨幣投机商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錢与日本或者任何一個其它國家能夠用于干預的錢相比，數量是巨大的。所以世界上的金錢游戲者有時間等待，希望事情遲早會對他們更加有利。如果中央銀行可以用來干預市場、影響匯率的資金不充足時，這個系統就開始搖晃起來，緊接著就可能出現一場天下大亂。出于這個原因，我一直堅持說要對外匯系統再進行一次改革。 沒有人知道公平的匯率是多少，對此我也沒有什么靈丹妙藥。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可以召開一次會議，根据實際情況對各种貨幣進行調整，允許在最佳值的預定上下极限值之間有較小的、合理的波動。我們在工業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產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現在的系統中，我們的貨幣在一天以內就可能波動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經濟上把我們的努力一掃而空。這就使得人們失去了工作和創新的愿望，自由經濟体系中的基本動力正在消失。如果連自己的錢的价值都不知道的話，那就很難做生意和制定未來的計划了。 盡管有這种無法确定的因素，我們還是決定對圣迭各的工厂進行投資。岩真胜夫擔任索尼美國公司的總裁時，他也和我一樣，強烈地希望在美國建立一個電視机厂，盡管當時的經濟情況并不很好。日元對美元的匯率還是固定的三百六十比一(黑市上甚至是四百二十比一)，美國的RCA、齊尼斯和阿德密爾等公司正在向墨西哥和新加坡轉移，他們打算到那里去生產電視机。公司里岩真和我對美國的市場最熟悉，我們感到應該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應該向美國進軍，因為那里是我們的市場。 但是在集成電路問世之前，生產電視机的過程中有很多手工操作，而美國的人工費用更高。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工厂，据估計這家工厂至少需要二千五百万美元，小寺久日是圣迭各工厂的第一任經理，他被召回日本，我們讓他估算和計划一下在美國運作的近期和遠期成本。項目組知道將來在美國開張時的費用。項目組也知道集成電路馬上就要問世了，不久就會取代晶体管，在三到四年的時間內，由于每一台電視机的部件數量減少，裝配時間也會減少，這樣我們在美國付出比在日本更高的工資就可以得到補償。 但是這僅僅只是隧道盡頭處的一線光明。小寺至今還說，他當時帶著全面的數字和設計方案來到我們的管理委員會時，他感到很悲觀。根据三百六十日元等于一美元的匯率，即使我們可以預料三年以內生意就會興旺起來，1971年8月當時的數量并不能說明建厂的合理性。但是那時候井深和我是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我們了解這些數量，我們覺得從長遠來看這步棋將會被證實是有先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日元不會長久地維持在這么低的匯率上。我們甚至沒有問及數量，這使小寺吃了一惊。我們告訴他要勇往直前。我們派他去參觀我們主要的電視机裝配厂，大致了解一下最新的生產系統，為他在圣迭各的工作做好准備。 就在那一天稍遲一點的時候，也就是8月16日(美國還是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布改變美國的貨幣政策，將美元貶值，日元對美元升值15%。尼克松暫時中止承諾將外國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或者其它貨幣固定資產。他停止了外援，對所有的進口貨增收10%的追加款。這個消息令人喜出望外，它使我們在圣迭各的計划大為改觀。本來即使在几年內財政上會遇到困難我們也要把這個工厂的項目搞下去，現在這件事對我們的將來是一個好兆頭，它將使我們可以制造出印有“Made in U．S．A．”標記的產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主義者的法國總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成了歐洲唯一的懂得需要改變匯率系統的領導人。他經常說現存的匯率系統是錯誤的，他希望能將歐洲貨幣系統(EMS)應用于美元和日元。 在EMS中進行貿易的歐洲國家保持固定匯率，并定期地由EMS進行調整。与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按外匯市場的匯率進行，可以大幅度波動，但是在集團內部有相互協作，杜絕了貨幣投机商或者不相關事件造成的任何大幅度擺動。 我們從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那里得到了這种良好的自由市場的經驗，而那些聲稱信奉自由經濟的國家領導人卻不懂得這一點，真是令人難以想像。我認為這不僅僅具有諷刺意味，也是相當危險的。 我在日本也有同樣的問題。我曾經非常努力地強調過這一點。但是金融專家卻沒有長遠的眼光，他們說：“我們不能這樣做。”或者說：“哦，那很危險。”他們似乎缺乏創造和想像的能力。 過去當我向大藏省的專家們提議，我們必須干預金融市場，買進日元，使日元更加堅挺，他們說：“不，我們不能干預，我們能夠用來買進日元并使之保值的錢太少了。”但是在G -5做出決定之后，日本銀行進行了干預，他們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助于日元的升值。 在此之前，我在美國也談到過這种需要。那里的金融專家說：“我們怎么能夠恢复固定匯率呢？如果我們不能恢复固定匯率，那么我們現有的浮動系統就是最好的。沒有別的選擇了。”我感到很憤怒，我說，如果我們的工程師認為現有的系統就是我們可能設計出的最好的系統，而且沒有其它的選擇，那么我們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創造了。我們科學家和工程師總是不斷地提出新的想法，一項發明的完成之日正是開始對它進行改革之時，正因為如此，技術才發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對一位專家回答道：“如果你們說因為不能恢复到固定匯率系統，所以浮動系統就是唯一的選擇，不可能再有變通，那么你們正是在向全世界說明你們的無能。” 世界貿易系統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重建美國的工業結构，并且我相信已經有了開工的跡象。但是工業界中也出現了自暴自棄和一味埋怨他人的相反跡象。雖然很多美國人說服務業是美國商業的未來，但是很明顯，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放棄全部的重要工業基礎組織，而變成那位參議員說的炸雞餐館老板說了算的國家。但是我沒有看到國會將這种重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保護主義是對自由貿易的扼殺，是發展自由貿易中的古怪行徑，但卻也是美國國會議員和以及歐洲政府官員和議員們經常提出的簡單辦法。多年來我一直對日本政府說，我們應該告訴美國，美國工業的錯誤在于美國本身，而不在于日本，它是一個美國問題，甚至李。艾科卡都承認這一點。我早就感覺到，与其通過汽車和其它行業中的所謂“自愿限制”協議來扼殺我們之間的貿易，還不如干脆有一個保護主義的法律。 松下幸之助，松下電气公司的創始人，1976年和我合寫了一本書，書名可以簡單地譯為《說出我們的擔憂》，這本書說的是對杰出人才的需求。就在這本書即將出版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問我他在該書中的批評意見是否會給國家的商業帶來坏的影響，我說：“不，先生，如果為了商業利益而一言不發，日本就會土崩瓦解，而且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批評意見固然會有損于商業，但是從多方面看問題對于商業、個人和國家也很重要。正是因為固執已見，日本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 十多年來，只要美國和歐洲人說我們的市場沒有對進口貨全面開放，我們的政府就回答說：“我們會盡力而為的。”緊接著就會放松關稅，撤消一些非關稅壁壘，把日本市場的開口撬得更大一點。當出現第二次抱怨時，再設計第二個方案，還是采取同樣的步驟，只是多做一點工作。這樣下去，一直做到第八個方案時還是不夠。所有這些方案都不能解決貿易的不平衡。日本的市場開放得太慢，我經常這樣說。然而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匯率問題。直到G-5會議之前，這种局面沒有一點改進的跡象，從那以后匯率這個鐘擺又擺得太遠，使日元的升值創了記錄，達到了一個不符合實際的高度。 我的觀點是日本人對于匯率應該更加強硬一些，對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應該更加直言不諱，而不要一味點頭認可，然后又辛辛苦苦地去增加開放市場的措施，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措施是不能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日本在參加國際談判時的態度是非常可怜的，我們好像從來都不能抬起頭堂堂正正地說出心里話。 1979年我和已故的前外相兼駐美大使一起主持了美國-日本經濟關系小組會議。小組包括八名私人成員，美方由前駐日大使羅伯特。英格索爾牽頭。當時美國的國會議員正在談論貿易互惠主義。有些人要求在美國商業上得到許可的東西在日本也應該得到許可，而且反之亦然，他們把這稱作互惠。這种被我們稱作“智者集團”提出的概念不是互惠，而是國家的平等條約。我們的觀點占了上風。我們的說法是當外國人在日本能夠參加對日本人公開的所有活動時，日本人在美國就可以干美國人得以允許的事了。 但是我所認識的美國人好像都相信因為美國的限制最少，所以美國應該制定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標准。在小組會議上我們說，在日本讓來自其它國家的人享受甚至日本人自己都沒有的特權那是不可能的。互惠意味著要修改法律來接受外國的体系，這并不适合我們的文化。我們在報告中說道：“日本的談判者應該更多地發言，盡可能公正地反駁美國的批評，將對他們地位的錯誤理解和感覺削減到最少。當美國政府批評日本的政策或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時，日本政府應該對自己的處境作出合理的解釋，并加以反駁，而不要一言不發，好像默認了似的，或者干脆就說：‘不行。’” 我相信，世界貿易的未來依靠于貿易的增長，而不是阻礙。在這方面，日本現在正在自掘墳墓。如果貿易不平衡不能改變的話，那么別的國家就會越來越多地要求對日本出口產品的限制。我們必須找到問題的根源，而不要只是頭疼治頭，腳疼治腳。美國工業的競爭力肯定會得以恢复。我們正在接近這一點，由于美國制造業的損失，美國可能需要日本和日本的出口，這与日本對美國市場的需求一樣，甚至更多一些。 有些美國的分析家已經說過，日本的速度將會減慢，日本正在失去職業道德和其它東西。很多日本人，特別是老年人，認為我們已經失去忠誠的感覺，或者說現在的人工作只是為了玩。人們的心態隨著時間發生了變化，但是盡管在態度上一代人自然与另一代人不一樣，日本的職業道德還是非常穩固。 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強大和重要，所以我們不能再安安靜靜地生活在一個角落里，心里只想著自己的需要。如果我們要發表意見，就應該采用能使對方听懂的方式。即使我們今天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力量，我們對此仍未習以為常。但是如果要想与鄰居平安相處，我們必須采用不同的做法。我們与美國人之間有問題，因為美國人非常感情用事，所以這些問題不好處理。但是根据我与美國和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我發現，如果你直言不諱和充滿信心，他們就會听你的，甚至可能改變自己的主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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