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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時雖然只有很少的UHF電視台，但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卻要求所有的電視机除了有標准的VHF調諧器之外還必須裝上UHF調諧器，這使得我們很頭疼。我們制造好几种型號的小電視机，包括有名的“大肚子”電視机(當時索尼公司請了曾撰文批評電視文化的評論家大宅壯一為這种電視机做廣告，廣告中大宅將這种小型電視机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躺在床上觀看，以后很多人都把這种電視机稱作“大肚子”電視机——譯者)，它是一种使用電池作為電源的微型電視，屏幕只有4英寸。在這樣小的電視机上除了標准的VHF撥盤之外還要加上一個UHF調諧器真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我想，花在增加UHF功能上的錢將會得不償失，因為可以收到的UHF電台太少了。后來，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將所有的頻道全部放入一個電子撥盤中，所以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UHF的規定出台時，牛頓．米諾是FCC的主席，他對日本很感興趣，后來他參加了下田會議。當我經介紹与他見面時我說：“米諾先生，我不喜歡你。甚至在我們見面之前你就給我惹了不少的麻煩。”當然我是在開玩笑。他邀請我去做出解釋，我把前因后果都講給他听。只到現在，他還經常對我提起當初我說過的玩笑話。總之，我們成了好朋友，當我到華盛頓去介紹U-Matic磁帶錄像机時，我邀請米諾參加我們的聚會。他問我能不能帶一個朋友，當然我答應可以。他帶來的人是亨利．基辛格，當時他是白宮的政策顧問。米諾告訴我，這個基辛格將來會成為一個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約十五分鐘，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數年以后，他成為國務卿，我們在東京的一次招待會上再次相遇，他居然還能認出我，這使我深感榮幸。我以為他不認識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說：“嗨，盛田先生。” 此后日美間的貿易問題成了中心話題。由于日美之間雙邊貿易不平衡，在美國人們說了不少關于日本的坏話。有人說日本向美國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國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制造商抱怨說，他們不能參加這樣的競爭，日本市場對于他們的產品是關閉的。多數指責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責卻是真實的，我為貿易爭端對我們之間更為廣泛的關系產生的總体影響感到擔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貿易公司，我們一直積极地將外國產品引入日本。我們在國外的經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觀察什么貨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場上銷售。只要一有机會，我就會勸告政府和行業協會，向他們講明增加進口和對外國貨開放日本市場的重要性。 在東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會上，我們走到接待室的一邊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對他講了我深信無疑的一些觀點：“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們日本人對美國有很深切的親近感。”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有這种感覺，所以說我們之間的戰爭是多么地可悲，不能再讓它重演了。我現在認為美國人有時會錯誤地將朋友視為敵人。從根本上講，除了二戰的悲劇之外，一百多年來日本一直是美國堅定不移的朋友。我們加入了強大的防衛條約。我們堅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國家的一邊，一個政治上穩定、經濟上健全的國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對太平洋和亞洲的安全做出了貢獻，而這對美國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一直想成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阻止共產主義進入亞洲。 “當我還是一個青年學生時就受到這樣的教育，共產主義和蘇聯是日本的主要危險。當時美國根本就沒有被認為可能成為敵人。基辛格先生，我希望日本人和美國人共同努力，避免重犯過去使我們成為敵人的同樣錯誤。”談到歷史時我提到美國的法律禁止日本對美國的移民，美國對日本貨征收高額稅金，為了將日本赶出中國大陸，切斷日本的石油生命線。如果我們雙方沒有犯這些錯誤，也許共產主義今天在亞洲就不會有這么大的勢力。 几個星期以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說基辛格對我們的談話印象深刻。從那以后，他頻繁訪日，我又見過他多次，所以有机會以非官方的方式安排他与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會面。基辛格對日本的未來很感興趣，去年我們舉行了一次小型的自助餐聚會，邀請了部分日本商界的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這樣他就可以了解到日本未來的領導人現在想些什么。 作為日本的一個有關的公民和美國人的朋友，我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表明這樣一個想法，即這种雙邊關系太珍貴了，不能允許任何一方對它加以破坏。我還認識美國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舉几個例子，賽魯斯．万斯，當時他是國務卿，哈羅德．布朗，當時的國防部長，喬治．舒爾茨，在他擔任里根政府的國務卿之前他是我在摩根國際委員會中的同事，我要對他們和對國會議員、參議員以及很多我認識的美國商界人士表明同樣的想法，對于我們兩國而言，這個賭注太大，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 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的關系中有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大洋兩岸的政治家們都要參加競選，他們無法忽視他們的選民。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一，有時卻又是一個弱點，我們必須容忍它，努力地去理解它。 一些行業中的的選民們將會抱怨，他們受到了進口貨的傷害，并要求保護，但是一旦加以保護，就很難再撤消了。我們知道這個情況，因為我們出口到美國將近44%的貨物要受到某些限制，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通過定額和關稅。我發現大部分美國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如前所述，日本正在解決自己推行的保護主義引起的貿易問題，開放經濟的各個方面，但農業方面的某些部分例外，這些部分往往是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都要設置貿易壁壘的。日本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認識到市場的自由化不僅僅是必要的，而且對日本自己也有好處。我們的保守主義以及唯恐受到傷害的過分謹慎和挑剔使得我們不能奮勇向前，也不能去做很多要求做的事，特別是在資本自由化這個方面。 但是步伐還是逐漸加快，現在美國和歐洲證券所的交易人也出現在東京股票交易所的大廳里，外國銀行在信托銀行業中賺了錢，慢慢地進入了日本財經活動的主流中。日元越來越多地作為一种國際貨幣，甚至當自由化的某些方面使我們大多數保守的大臣和銀行家們感到著急時，就會產生進步的東西。當然，我們日本人對于美國八十年代初期經歷的那种大開放和具有先鋒精神的破除常規并無好感，當時銀行、儲蓄和貸款協會搞起了毫無節制的大勢宣傳，后來很多又都垮掉了，政府不得不動用公眾的錢來幫助他們擺脫困境。我們對美國的過分延期信貸和巨額赤字也深感憂慮。 一個非常聰明的日本人曾經說過，如果一只猴子從樹上掉下來，它可能摔得鼻青臉腫或者十分狼狽，但是它可以站起來，拍掉身上的塵土，仍然不失為一只猴子。但是如果一個權力极大的政治家在競選中失敗，那么他就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別人一樣了。 任何一個民主的政治体系都會自動地變得更加關注國內的情況，因為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必須忠實于他的選民，否則就會丟掉飯碗。所以說從政治的樹上摔下來是一場災難。美國和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上要為他們自己的公民(我不想說他們自己的鈔票)著急，這一點都不奇怪。戰后我們的經濟和工業体系比我們預料的成熟得更快，我設想，對于日本方面而言，盡可能地保護其成長的工業是正常的舉措，但是日本正在從保護主義的模式中走出來。 八十年代中期，正當新保護主義的話題回響在歐洲和美國時，日本加快了開放的步伐，日本原來的政策經常受到這种譴責。六十年代的十年里，美國的經濟增長了2．5倍，但是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卻增長到四倍。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种步伐已經平衡，現在日本已經達到了目的，盡管還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經濟是健康的，增長速度減慢了，但仍然令人滿意。我們的生產力仍然非常強盛，比大部分其它國家增長得更快。雖然我們慢慢地、越來越多地進入到服務業經濟中，我們的出口量還是与以前一樣多，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至15%。 正如我說過的，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所采取的步驟絕非易事。在我們的議會制度中日本的首相看起來有很大的權力，因為他是執政的自民党(LDP)的總裁，自民党從1955年以來一直執掌政權，給我們帶來了政治上的穩定。首相在國際會議中發表聲明，像任何一位好的領導人那樣，他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的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例如中曾根康弘首相，他与羅納德．里根和很多其他人都有著良好的關系，但要真正兌現諾言卻比看上去的要難得多。 在中曾根向里根總統承諾加快日本市場對外國貨的開放之后，他确實使日本和美國的怀疑者大吃一惊，他在清除官僚和政府其它部門的行動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功，提出了開放市場的進程表，包括降低關稅，結束非關稅壁壘，對外國賣主開放國有企業。因為維持日本國家机器運轉的正是這些官僚，而不是政治領導人，所以這些舉措看起來更加輝煌。交付日本議會的大部分立法都是由這些官僚提出來的，而不是來自自民党的政治領導人。政治領導人總是忙于權力之爭，所以無暇卷入更加复雜的日常問題，這些問題只好留給能干的官僚去應付。 我們很幸運有這樣能干的、懂專業的官僚，他們代表著大學教育的精華。但是從我的觀點來看，這些專業人士都是高級技術貴族，所以他們對自己部門以外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精通了，另外，因為這种体系是從內部提拔，所以在上層中決不會有新鮮血液帶來的新思維。 例如稅務人員，他們能夠保證稅務体系正常工作，善于制定規章條例，但是他們不懂生意經，不知道普通人怎樣賺錢過日子，除了相對部門的其他官僚之外，也沒有什么人從上面來管制他們，結果就產生了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体系，它對一些人過分征稅，對另一些人又征稅不足。由于金錢的問題對于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要，所以在日本進行稅制改革与在其它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里都是同樣地或者更加困難。 1964年當我回國處理先父的固定資產時，我才在這方面學到了不少的東西。稅金評估員來對每一件東西估价，包括古董和藝術品。從他的評估中我知道了，如果你有一座优雅的日本式花園，里面种了很好的樹木或者有形狀別致、配置成趣的岩石，那么這些東西都要算作高价的藝術品。我甚至要為地上的石頭繳納繼承稅，真是令人難以想像！難怪日本人常說，縱有家產千万貫，納稅三世一場空。 大多數的日本首相知道到他們的弱點，就像公司的總裁不能控制各個部門一樣，他們要想進行任何大的變動都會遇到很多困難。外國人無法了解，在日本的官僚体系中要完成一件看起來很簡單的事情可以變得多么复雜。大臣由首相任命，一般都是出于為了使党內某一個派別滿意的政治原因，他們是匆匆過客，而与之共事的官僚卻終生奉獻于維持体系的現狀。所以對于來自上峰的命令通常要反复思考、仔細分析，甚至爭吵不休，直至任命了新的大臣。直到商界人士對政府的官僚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時才迎來了日本市場的開放，因為我們必須与世界上的公眾意愿這個現實相接触，而且我們每天還要与國際商界人士以及我們的顧客打交道。大部分的官僚与我們的現實并沒有什么接触。日本在開放市場方面有了很小的、但很重要的進展，但是由于拖的時間太長，很多美國人產生了進展越來越慢的感覺。 戰后時期最活躍的首相中曾根1985年曾經說過，日本的官僚得到了很好的庇護，他們從英國人和法國人那里學來的上層傳統又學得太好了。中曾根說，自從他擔任首相之后，他命令很多次官(相當于中國的副部長——譯者)一級的重要官僚到國外去考察，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是第一次出國。他把很多人叫到他的辦公室去，直接談到他對他們的期望，這對于日本首相是很大膽的舉動，因為首相往往只是希望代表、而不是真地領導政府。他鼓勵大臣們提拔有國際思想的人擔任更具影響的工作。在一次演講中，他笑著承認說：“我已經試過好几個次官了。”就在那次演講中他談到了日本的官僚是具有何等才干的一類人。 1986年他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并私下對里根總統許愿，一定要盡其所能實施由一流委員會設計的雄心勃勃的計划，要求對日本的經濟和生活方式進行重大的改變。這個以日本銀行前總裁前川春夫為首的委員會主張國家應該將重點從出口型轉向發展增加內部需求的經濟，這個措施和別的措施一起，將會使已經是債權國的日本變為更大的世界商品進口國。這個主張即使被正式采納，要得到完全實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日本國際主義的商業社團的想法与這個思路越來越吻合。 要想讓官僚做出任何讓步都是很難的。這种制度不愿意改革。例如，1985年對國營電話系統進行私有化時，我領導的日本電气工業協會就遇到了這种阻礙。原有的電話公司簡稱為NTT，是一個國營公司，屬于郵電省(MPT)，郵電省實際上就像它的父母一樣。但是成為私營公司之后，NTT只是MPT控制下的一個調節實体。在新的打破常規的電話系統中，隨著新的技術發揮作用，新的地區网絡和其它通信系統的建立，MPT將通過批准新的設備直接卷入新的技術標准，就像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一樣。所以MPT不得不去了解正在開發的新技術。 但是通產省(MITI)卻把工業視為自己的領地。很明顯，正因為如此，交錯的責任界限和官僚管轄區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問題。這种体系不僅僅外國人難以理解，很多日本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在一些与美國人進行的冗長而又艱難的貿易談判中，有時某個省要一直拖到最后一分鐘才達成協議，這使得別的省再也沒有足夠的時間插進來對已經決定的東西進行修改。在長時間的無動于衷之后，外國的談判者就會指責日本人故意拖延。通過對這种策略的理解也許能使每個人都平靜下來，但是這樣一來這個省也就可能向對手攤牌了。 我認為這种事情對于全世界的官僚學生而言并不算什么稀奇。我的觀點是民主國家的政治，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日本，基本上仍然是相同的。 過去當我們討論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關系時，我們經常說到日本与其它國家之間的意識差別。今天，隨著商人們越來越多地接触到其它文化，原來的意識差別變小了。但是貿易問題仍然存在，因為這些問題已經政治化了，現在不一定是意識上的差別，而是政府体系以及政府運作上的差別造成了麻煩。我把這類問題稱作官僚之間的問題。 日本的官僚系統已經机构化了。它是一個強有力的、一致性的机构，它的一致性很強，以致于一個政策一旦建立就會一直執行下去，而不管是誰來當大臣。在美國，一個新政府上台之后，政府中就會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改變工作。這种情況不會在日本發生。所以國際上的商人都開始相互理解時，政府還是落后于時代，還在相互爭執，甚至對一些被作為局中人的商人們看作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不能痛下決心。用計算机的時髦語言來說，我們缺乏一個接口來幫助商界和政府在相同的理解程度上對同樣的問題產生共識。 在日本，我們有時認為我們的政府与商界關系比美國的好。當某一种產業衰落了，在它逐步下滑時我們盡力對它進行保護，但是當它真地垮掉了，工人們還是保留下來或者被別人雇用，所以沒有必要保護衰敗的工業和它的工人。有時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日本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例如國有鐵道系統中的人員過多，冗余的職工大約有二万五千名。其中有几千名現在為了在別的行業中得到新工作正在受訓，這是一項使這個巨大系統合理化的計划。成立了几十個政府部門和委員會來調整、判斷和控制代理行以及不复存在的一些活動。除了大多數國家都要加以保護的農業之外，我們不再保護別的人能夠搞得更好、更加經濟或者更加有效的行業。 在前首相大平正芳去參加一次七國首腦會議之前我与他談過話，我請求他為維護日本的政策說几句話。他回答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是我的英語不太好．．．．．．”我想他對自己的英語水平太謙虛了。他又說：“我還不能自由地表達想說的話，所以我只好采取日本的方式，”其實這就意味著一言不發，或者是間接地、禮貌地以建議的形式提出看法。 我對他開玩笑說：“如果您真地想采取日本的方式，那么就請穿上全套的傳統服裝。”我告訴他，那樣的話，你才會与眾不同，才會引起更多的關注。人們將會更加傾听您的意見，他們可能會更加愿意來了解您這樣一個真正的外國人。這個想法与我認為日本人必須更加國際化的觀點并不矛盾，而是加強了我的觀點。我們通常總是避免被人看見或者避而不談自己的觀點。但是如果就連我們的領導人身穿西服去出席國際會議時也是不懂裝懂，那么他們就會錯過很多東西。 中曾根首相和他的外交大臣阿倍晉太郎的英語都很好，但是我們的高級政治家中卻很少有人能夠自如地說這种國際化的語言。日本的高級商界人物中也有同樣的問題，盡管第二代領導人更加熟悉國際背景。 我試圖向大平先生和其他人表明，如果你不能按照國際團体的條件加入它，那么你最好還是顯示出你的不同之處，以便引起別人的注意和認真傾听。日本向世界打開自己的市場這個愿望是認真的，但是我們很難得到足夠的外國公司加入進來在這方面做出努力，因為他們感到投資額可能太大，或者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盈利。我認為外國公司需要更大的刺激。 1972年我成立索尼貿易公司的時候在美國和歐洲的知名出版物上登出了廣告，想找一些產品來銷售，結果我們立即就收到了三千多封質詢信。我們在《時代》雜志上長達兩頁的廣告中說：“索尼想把美國產品賣給日本．．．．．．日本在美國商人眼里是陌生的，但它卻是索尼的祖國，我們了解它的市場和潛力。”我們現在有一個超過四十家商店的集團，叫作“索尼集市”，專門銷售外國貨，我們還希望銷售更多的外國貨。除此之外，1985年當時的首相要求全体日本人民買更多的外國貨時，我們加入到其它的很多公司的行列中，承諾愿意響應這個號召。作為一個具体行動，我們開始將圣迭各工厂生產的索尼單槍三色顯像管運回日本，組裝成索尼電視机后再在日本的市場上銷售。 日本政府在其國際關系中的立場是開放日本市場應成為規章制度，限制進口貨只是這种規章制度的少有例外。當然希望在于盡可能地減少這种例外。但是現實生活中，就連做出這個良好承諾的首相和其他上層政治家也不能完全靠它過日子，因為他們畢竟是一個民主國家中的政治家。 舉例來說，就在中曾根首相對外國貨開放日本市場取得顯著的成功時，在農業進口限制(我們可以說它是規章制度中的例外)中還有一种植物，叫作海芋，有時也被叫作“魔鬼的舌頭”，它被用來制作芋粉，日本人把這种配料用于火鍋和很多傳統的煮菜中。日本國內海芋根的主要產地在中部的群馬縣，那里正好是當今日本兩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首相中曾根和前首相福田糾夫的家鄉選民區，他們對執政党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當美國人和歐洲人對這些問題變得情緒激昂、失去理智時事情就危險了。現在日本是美國最好的伙伴，日本沒有美國簡直就無法活下去，因為美國是我們最大的市場，也是最大的供應國，它向我們提供原材料、食物、飼料、技術、思想甚至各种時尚。同時日本是美國在海外最大的農產品客戶，在工業、技術和市場方面又是美國最好的合伙人。我們在成千項技術協議中互相合作，包括國防技術，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是歷史上最大的跨越太平洋的雙向物質流動，1984年達到了八百四十億美元。很多美國人不知道我們之間的相互依靠到了什么程度，事實上美國人在制造業中損失了就業机會并不會使日本或者其它任何國家感到輕松。 因為服務行業的工作越來越多，新的、不同類型的制造業開始投入生產，最終日本也會失去大量的制造業中的就業机會，其實我們已經這樣做了，例如在煉鋁業和造船業中。應該有一种辦法使美國和日本的政策相吻合，這樣我們就可以預先看到問題并提前想出如何面對這些問題的辦法。當堅挺的美元造成很大的赤字，并迫使美國的實業家們承認他們正在失去競爭力，必須關閉一些工厂時，可以吸收日本人的美元來幫助抵消赤字(僅1984年一年就是大約四百億美元)，我們發現我們已經陷入了一种惡性循環，大發脾气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1985年時主要工業國家的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當時他們試圖對匯率，特別是美元對日元的匯率，加以控制，我認為這正是當今世界貿易的最重要的大問題。但是由于采取的行動太快，結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麻煩。 六十年代初期，世界貿易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美國領導自由世界進入肯尼迪回合貿易談判。這個勇敢的行動使世界避免了成為若干個貿易塊壘的嚴重分裂。世界各國的代表坐在一起，決定大幅度削減貿易關稅壁壘。這個做法加快了所有參与國的增長速度。但是我們中的很多人都認為非關稅壁壘、貿易限制、所謂的自愿限制協議、追加罰款以及進口定額(甚至國內稅法)等等仍然在繼續阻止世界貿易，一定要加以取消。當時我們還保護了一些相當健康的企業和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區域。 在我看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很低的經濟水平上，所以發達國家有責任和机會把他們帶入更高的經濟環境中，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總之，發展中國家有權享受先進文明的利益，包括更好的食品、衣服、教育和娛樂，我們這些發達國家沒有對他們提供足夠的幫助。這是短視的行為，因為他們是我們將來的力量，是我們的同盟者，生產合作人和顧客。這使我想起兩個推銷鞋子的人的故事，他們來到一個不發達的國家，一個人向本部發回一封電報，“這里沒人穿鞋，銷售無望。”另一個的電報卻是“速發批貨，赤腳居民急需鞋子。”我們真是太像第一個推銷員了，我們沒有在這种需求方面幫助第三世界。日本的海外發展援助盡管在增長，但仍然不夠，甚至政府也承認這一點。從廣義上講，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國家集團都做得不夠。 1969年我應邀到國會經濟聯席委員會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小組去發表講話。我的照片登在《商業周刊》的封面上，手里拿著最新式的索尼微型彩色電視机，我猜想，由于貿易問題的結果，我一定是他們要找的靶子。我談到了在全世界取消非關稅壁壘的需要，談到了幫助不發達國家進入世界經濟生活的主流，這是一個雙向的需求，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將精力僅僅集中在資本的投入上面，例如公路、堤壩、軋鋼厂和國營航空公司等，而是要集中在這些國家的人的資源上，促使這些國家產生爭當第二個日本的愿望。 我讀完准備好的講稿之后，希望得到原諒，但是有些國會議員提出了几個問題。日本的新聞界說憤怒的國會議員對我嚴加盤問，但我卻認為事實并非如此。其中有一個人問過我索尼公司成立的情況，我回答了他的提問。然后他又以一种頗似律師的口吻說：“我想問你，當你在日本創建索尼公司時我們美國人是否有可能在日本建立一家公司？”我說：“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索尼現在在美國已經建立了一家公司。為什么不允許美國人進入日本呢？” 對此我給出了一個相當長的答案，但是我想我還是說出了我的觀點。“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在身無分文的日本人眼里美國是一個龐然大物，”我說。“日本人有一种恐懼情結，擔心龐大的美國自由地侵入日本后在市場上立刻擊敗他們。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他們有這种恐懼情結，他們就會對自由化產生抵触。” “自由貿易是一种理想，日本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是美國政府發表政治宣言時必須考慮這樣的情況，日本政府采取高度計划的經濟，有時也會發現自己處境艱難。我個人認為政府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行動遲緩，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貿易自由總有一天要實現。”當時我并沒有想到它竟要花費現在這么長的時間。 我經常說，強盛的日本經濟是自由世界在太平洋和世界其它地區抵御共產主義的最有力的武器。遺憾的是美國人在考慮到日本時，在他們培養出的一种“受害者意識”中日本人這种緩慢的做法被視為是不公平的。美國是一個人文主義和充滿情感的國家。美國人喜歡同情弱者。根据某些日本學者的說法，美國新聞界曾對西班牙与小小的古巴達成的條約感到憤慨，他們的努力最終引起舉國上下一致同意對西班牙宣戰。日華戰爭中美國人同情弱者一方的蔣介石(他的妻子風度翩翩，在美國受過教育，能說流利的英語，使得這件事更具有戲劇性。)，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結果導致美國對日宣戰。 我想起老式阿維斯汽車出租廣告中的口號，“我們是亞軍，所以我們更努力，”這正是美國人文主義的极好例證。但美國并不是亞軍，日本才是亞軍，而且情愿如此。然而當日本從与俄國對抗的弱者變成在中國的霸主，進而侵犯美國，又遭到慘敗，后來成為世界亞軍，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對日本的態度經歷了很多的變化。甚至亞軍的地位還是太高了，使得某些人不得安宁。在我經常去的國會山上，有一些政治家的情緒大起大落，經常發表一些對他們的政治活動有好處的危言聳听的演講。我覺得美國的政治中這种花拳繡腿的表演太多了。這些虛飾之詞并沒有事實依据。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我才為我們的關系發展的前景深感憂慮。 1919年美國的國會一時沖動，通過了禁酒法，這條法律禁止了所有的含酒精飲料。現在的常識告訴我們這种做法是愚蠢的，可以肯定當時也有成千上万的美國人感到這樣做是錯誤的，也許還包括很多國會議員和參議員，但他們都隨了大流。結果成千上万的美國人違背了這一條個法律，他們原來連做夢都不會想去干任何違法的事。禁酒法于1933年被廢止。 這件事告訴我，公眾輿論可以改變美國的政策。如果在美國敵視日本的感情真地占了上風，就可能出現令大家都后悔莫及的麻煩。一旦這种趨勢走得太遠就很難止步了。事實上美國人總是自以為是，這也是一個复雜的因素。美國不太可能通過一項對日本人的禁令，或者重犯三十年代的錯誤，但日本和美國都應該清楚，感情用事和我們關系中的瑣碎細節都可能導致經濟和政治上的麻煩。 我与美國人打了多年的交道，他們總是急不可耐。在美國經常可以听到這樣的話，“沒時間了！”“現在就做！”“猶豫不決就會輸！”美國就是因為這种急躁情緒而被卷入越南戰爭的。美國的政治家們說，為了世界的和平，美國必須在越南這樣做。他們沒有考慮后果。美國人愛得銘心刻骨，恨得咬牙切齒，美國的很多外國朋友對美國都有這种感覺。 舉中國為例。長期以來美國不愿意承認中國的存在，雖然有將近十億人生活在那里。美國想隔絕中國，因為它不喜歡這個國家的政治体制。美國承認台灣政府，它自認為大陸中國不存在，想以這樣的方式來懲罰北京政府。那時候，如果一個人在度假旅行時在香港買了中國出產的小飾物并且想把它帶回美國的話，那他就會惹出麻煩。在外交上，似乎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并不存在。那時日本也不承認共產党中國，我們沒有官方的外交關系。但是日本人經常到中國去。很多人來來往往，做生意，相互接触，傳播新聞。突然有一天美國改變了它的主意。理查德．尼克松到中國去了。事先對誰都不打招呼，甚至包括鄰近中國的、像日本這樣一貫追隨美國政策的國家。尼克松突然一下承認了十億人民的存在。 在日本，我們仍然是農業文化傳統和哲學的繼承人，這些東西受到自然條件和气候變化的影響。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們不是天生的急脾气。我們有几千年的歷史和傳統，所以一個年輕的、即使更加強大的國家，例如美國，把我們當作新手看待時我們會感到不高興。我們有一句諺語，“七十日內，事必有變”，它告訴我們不要反應太快，也不要操之過急。在過于著急和過于遲鈍兩者之間應該有一條中庸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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