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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日本人一直受到生存條件的困扰。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腳下的大地每天都在顫抖。我們天天生活在這些火山島上，不僅受到大地震的威脅，也受到台風、海嘯、暴風雪和春季洪水的威脅。我們的島嶼除了水之外几乎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原材料，只有小于四分之一的土地是可以住人或者用于耕种的。所以，我們對自然資源非常珍惜。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我們學會了尊重自然，保護資源，使產品小型化，并把技術視為幫助我們生存下去的手段。雖然我們信仰宗教，相信神靈無所不在，但我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虔誠的信徒。我們信仰佛教、儒教、神道和基督教，但是我們也非常相信實用主義。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日本人是天生的神道信仰者，但是卻過著儒生的生活，以基督徒的方式結婚，最后按佛門的規矩下葬。我們的禮儀、習俗和節日浸透了千百年來的宗教傳統，但是我們卻并沒有被各种禁忌所束縛，可以自由地去做各种各樣的嘗試，從中找出最好的結果和最實用的辦法。 我們珍視自古世代相傳的很多概念，其中最有意義和价值的概念之一是“不得暴殄天物”，這個詞在日文中讀作“mottainai”，很難簡單地翻譯成別的語言中的詞匯。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從中可以找出有關日本、日本人和日本工業的很多解釋。這個概念表明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恩賜，對此我們應該怀有感激之情，而絕對不能加以浪費。從字面上講，“mottainai”是不敬神圣的意思，但它的深層卻有褻瀆上天的內涵。我們日本人感覺到世上万物都是神圣的信貸，實際上只是上天借給我們的，讓我們以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浪費東西被看作是一种罪惡。我們甚至用“mottainai”來表示對很一般的東西的恣意浪費，例如水或紙。一點也不奇怪，我們發展了這個概念，它已經超出了節約和保存的范疇，它成了一种宗教的概念。我知道西方和亞洲的其它一些地方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這种概念，但在日本它有著特殊的意義。在艱難歲月和自然災害的不斷威脅之下為了生存而斗爭，試圖用最少的原材料制造產品，這兩者都成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浪費任何東西都被看作是可恥的，實際上是犯罪。 過去，日本与外界完全隔絕，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資源來對付任何自然災害。糧食短缺，地震頻繁，大火一次又一次地燒毀了城市的房屋，人們被迫從頭重建自己的生活。我們變得非常善于應付危机。戰爭剛剛結束以后，有些人在日本吃惊地看到日本人怎樣重新建設城市，這些城市在1945年已被炸成一片巨大的瓦礫場。很多人都曾寫到，我們把它看作是又一次自然災害的打擊，就像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殘酷地摧毀了東京一樣，地震震倒了高層建筑，燒掉了成千上万的住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燃燒彈和高爆炸彈造成了同樣的損失。我還記得1946年那個時候，每天晚上下班以后我從白木屋的臨時工厂步行到東京火車站，大約要走兩公里，一路上看不到一棟樹立的樓房，除了几個煙囪和商店、工厂的鋼制保險箱堆了一地之外，一無所有。舉目四望，兩公里以內到處都是殘磚碎瓦。成千上万架B-29超級堡壘對大城市扔下了燃燒彈，對准了集中在那里的工業目標，這是日本人在規划上犯的錯誤。我們將近一半的飛机發動机在一個城市里生產。所有的飛机在兩個城市里總裝，90%的電子管在三個城市里制造。 在兩個不同的時代里，在自然和人為的災難之后，城市都很快得以重建，其速度之高甚至使一些日本人感到吃惊。日本人已經習慣于應付貧困和自然災害，戰后一些家庭設法搬進燒毀的家園的防空洞中，另外一些人用瓦楞鐵皮、紙板和防空洞的碎木片蓋起了窩棚。他們把這一切看作是必須忍耐的惡運，當然再也不是絕對不可逃脫的。他們立即投入到重建的勞動之中，天才地利用滿地的瓦礫和彈片搭起了爐灶，從燒焦的廢墟中找出有用的殘余物。在重建城市的時候采用了新方法和新技術，為的是學會在不知什么時候就可能發生的下一次災難中生存得更好。 偉大的美國建筑師福蘭克．勞依德．萊特設計的帝國飯店經受了1923年的大地震(它正好在地震的前几個小時開業)，他的技術得以研究和模仿。結果得出了先進的建筑技術，在筑波大學和日本其它地方的的地震實驗室里，現在這种技術不斷地得以改進。在這些實驗室里模擬出地震，并把它用于檢測建筑地基和建造方法。有了計算机的幫助，現在可以完成以前無法做到的模擬試驗，最后的結果是日本的建筑技術可能達到世界的頂峰。必須做到這一點，因為它与生存緊密相關。 我們也是偉大的節約者，但不僅僅是節約錢，雖然我們在這方面很內行。我第一次到美國去時惊訝地看到美國人把報紙扔掉。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在吃早餐時飛快地瀏覽一下大標題后就把報紙扔到一旁或者垃圾桶里。有些人把報紙攢起來，攢到一大捆時，再把它們甩到垃圾堆上。他們只留下當天電視節目的那一頁，扔掉其它的部分。我對報紙的篇幅也感到惊訝，日本的報紙薄得多。我從來沒有看過可以与星期日版紐約時報相比擬的東西，它有時重達好几英磅。在美國住了一段時間之后，就覺得扔掉報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我在紐約時遇到一個日本人，他來美國已經很久了，他向我承認，他有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無法解決，他認為我可以幫他的忙。我告訴他，我當然愿意幫助他。“你有什么問題？”我問道，但他沒有告訴我。 他說：“你一定要到我的房間來。”于是我到他的房里去，一進門就發現了問題。那么小的地方，到處都是報紙，有的靠牆堆著，有的放在床底下，還有一些塞進了壁櫥。他不愿意自己去扔掉這些報紙，但又不知如何處理才好。我安排人把廢報紙拖走了，使他感到一陣輕松。我對他解釋說，“不得暴殄天物”的概念在美國不像在日本那樣根深蒂固，廣為人知。 由于國民具有很高的識字率，日本的雜志、書籍和報紙的數量增長得很快。紙的用途也很廣泛，從宗教用品、藝術、書籍到燈罩、窗戶紙、包裝和各种裝飾，所有這一切使得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造紙國，僅次于美國，每年生產一億九千万吨紙。日本的重复利用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1984年我們的回收率是50%，(美國是27%，法國是34%，西德是38%，荷蘭是46%，英國是28%)。我們使用的是一种老式的、但卻有效的方法，廢紙回收商定期地開著裝有喇叭的卡車或者手推車到居民區去收集廢報紙和舊雜志，作為交換，他們付出一些衛生紙。這种事情在紐約的大街上也許看起來有些滑稽，但是卻是值得一試的明智之舉。我們還回收大量其它的廢舊物質，例如鋁、鋼、玻璃、鋅、銅、鉛等。日本人會非常忠實地將自己的垃圾分開，以便回收。 因為我們一直為了生存而奉行節約，所以日本人感覺到用一個烘腳火盆或者電熱器使身体溫暖起來比僅僅為了一、二個人的舒适而消耗大量能量對整個房間(或者整棟房子)加熱要合理得多，也更加經濟一些。甚至滾燙的日本浴池也是供全家人使用的(沖洗實際上是在浴池外進行)，在冬季的晚上洗個熱水澡，提高身体的溫度，以便在睡進暖烘烘的被窩之前在四處通風的日本式房間里更好地消化掉晚餐的食物。美國人寬大的房子里冬季加熱，夏季制冷，但僅僅只是為了少數人的舒适，對于日本老一輩的人，例如我自己，這种做法有點像浪費行為，但是現在我們在日本也這樣做。冬季有的時候在辦公室里要脫掉外衣，因為很多辦公室里太熱了，而在夏季由于空調的原因又必須穿上外衣。第二次石油禁運以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試圖讓日本的商人和官員上班時穿一种改造過的旅行上衣來取代襯衣、領帶和西裝，這樣就不必將大樓里的溫度調得太低，他甚至親自示范了一段時間。他穿著那种衣服出現在記者面前，他把它稱為“節能服”，但是日本人十分注意鄭重其事，覺得那种衣服太隨便了，所以沒人愿意穿。但是為了節能，還是把辦公大樓的溫度調整了一下，人們只不過是多流了一點汗。在索尼公司，我們特意規定，在任何樓房里溫度不得過熱或者過冷，在主辦公樓里還挂有一塊標牌，向來訪的客人解釋我們的方針。 在第一次石油禁運以前，在很多日本人眼里，我們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的，即可供消費的石油資源無窮無盡，我們要做的事只是去找出石油，有了這种資源，我們可以無限制地擴展工業。當石油危机到來時，我們再次弄懂了“不得暴殄天物”的含義。但是我們也學會了怎樣應用這個概念底下蘊藏的各种原理，今天我們的經濟具有更加廣大的規模，但是与1973年相比，原油、煤和天然气的消耗量卻更少，因為我們已經學會了怎樣更加有效地利用這些原材料。 日本人共同工作的能力幫助國家擺脫了危机。當初和現在日本几乎都是百分之百地依靠別國的石油。所以這些石油對于我們而言很珍貴，我們總是想著節約石油。日本的各行各業都有節約的責任，總要想方設法在工厂里少消耗一些能量，使自己的產品成為節能型的產品。其實這种做法正好符合我們的心意。井深曾一度對低能耗非常關注，這也是他當初采用晶体管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們重視工厂中的每個操作環節和各种產品，哪怕能夠減少一點能耗，我們都會去修改設計。石油禁運后的几個月內，我們就把單槍三色顯像管的設計從陰极間接加熱改為直接加熱，從而使能耗降低了12%。我們對索尼公司的所有能耗重新加以研究，不僅僅針對工厂和辦公室，也針對我們的產品。1969年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在東京目黑區建造新家時我也進行過同樣的能耗分析。我打算在地下室里建一個溫水游泳池，但是有兩個問題，第一，濕气會升到樓上去，第二池中的熱損耗很大，太浪費了。我計算出90%的熱損耗是蒸發造成的。我設計了一种塑料泡沫的隔熱層，將整個游泳池的水面蓋進來，封閉了濕气和熱量，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我在美國和日本為這個想法申請了專利。 1973年，每一個家用器具制造商都努力降低能耗，實際上形成了一种競爭，看誰能夠生產出耗能最少的產品，低能耗變成了銷售中的熱點，成為新的競爭對象。當時我很失望地看到在其它國家的產品重新設計中并沒有什么大的改進，我想，在美國和英國那些擁有自己石油的國家中，這种危机對每個公民的影響不會像在日本那么嚴重。我們意識到，一旦切斷了石油來源，我們就完蛋了。有些最悲觀的人甚至警告說，形勢如果惡化到了极點，日本可能退回到原來的農業時代。其實我們也知道，只要肯出大价錢，還是會有石油的，但是無論如何也應該隨机應變。我們再也不能大手大腳了，我們連續的經濟增長之夢可能提前結束。第一次石油禁運使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從1973年的8。8%(當時工業國中的最高值)降到了1974年的-1%，這是那一年工業國中最大的增長率損失。 由于危机，我們變得更加講究效率。應用最新的技術，我們設計了能耗更低的照明燈具和效率更高的發電机。不久，參觀銀座的人們在看到那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和日本其它的地方時都很難相信我們消耗的電能反而更少。工厂學會了如何重新利用廢熱和廢气，怎樣降低生產能耗。使用新的技術使汽車的燃油效率大大提高。很快我們就開始意識到我們能夠比其它任何人更加有效地利用每一桶原油。 在石油方面有一件有趣的事，因為我們的國家很小，所以我們用于運輸的石油比用于工業的石油少，而在美國情況剛好相反。在美國，每桶原油的一半以上要消耗在運輸上面。有一段時間，我們曾經羡慕英國人，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北海石油，但是八十年代石油過剩影響全球，油价下跌，英國人昂貴的北海石油成了他們國家的沉重包袱。現在我們石油的99．7%仍然依靠進口，100%的鋁、鐵礦、鎳，95%以上的銅，92%以上的天然气仍然依靠進口。我們無法擺脫切斷資源的擔心，我們在貯藏罐和超大油箱中貯藏了至少能夠維持100天的石油，以防万一。當然這种做法過于謹慎，但我相信它也是出于農業歷史的遺傳和多災多難造成的敏感。 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樣的教育，我們手中拿著的金屬器件是用從很遠的外國運來的鐵礦制成的，把這些礦石運到日本來要花很多的錢，在高爐里冶煉礦石用的是從很遠的外國運來的瓦斯气和煤炭，經過這樣一說，手中的東西看上去就很值錢了。在美國，也許可以這樣來生產汽車的軸，即生產出來以后再檢查，不合格的就扔掉。而在日本，通過簡單的經濟核算就可以知道不能這樣做。日本工業中通常的原則是每個人都當檢驗員，產品在每一道工序后的結果都必須是正确無誤的。這個原則對于我們是天經地義的。它是一個苛刻的、保守的原則，但是我們只能這樣做。在美國允許出現一定量的廢品，但是我們總是設法避免任何一件廢品。你可以設想一下我們是多么地著急，五十年代時資源奇缺，但我們第一批晶体管全部產品的合格率只有5%。每個人的主要任務就是日以繼夜地干，使合格率提高到90%，結果我們花了几個月的時間就達到了這個指標。 我很早就發現，對于索尼公司來說，在世界范圍內提供售后服務的費用非常昂貴，所以從長遠的觀點看，在制造過程中的每道工序上采取質量保證措施還是便宜一些。 我還發現美國人与日本人相比，他們對原材料的態度草率得多。美國人什么東西都有，而且很多，石油、煤炭、銅、黃金、鈾、木材，到現在美國人也沒有認真考慮過節約。這使我想起了美國人的一句口頭禪，“哪里來的，哪里就還有很多。“我們沒有這樣的說法。 日本人似乎天生地更加注意辦事精确。也許這与我們必須學會一絲不苟地書寫日語中复雜的漢字有關。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當我們告訴一個日本工人，某一個零件的尺寸必須控制在±0．05mm以內時，他就會自覺地爭取使誤差盡可能地接近零。當我們在美國辦厂時，發現那里的工人完全按照指令辦事。如果我們說把它控制在±0．05mm以內時，我們得到的零件尺寸就會接近正或負的0．05mm，很少會像日本工人做的那樣，誤差几乎為零。我們為此商量過對策，不久就找到了答案。按照美國的規矩，我們只需要把誤差要求減小到±0．02mm就行了，在這樣的范圍內，美國工人總是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如果我們真地需要達到零誤差，只要我們事先寫明這樣的要求，美國工人也可以做到。 我絲毫沒有看不起外國工人的意思。當人們已經習慣于一种不同的方法時，你也只好采用不同的方法。我相信在日本与日本工人打交道的美國經理也有同樣有趣的經歷。當我們開始在圣迭各組裝單槍三色顯像管時，我們与沒有經驗的工人一起工作，我們理所當然地對質量產生疑慮。我們必須向這些新工人表明我們對他們的期望及其理由。我們与那里的常務經理討論，他們是邁克．森本，小寺久一和隆．迪西諾，他們將要對組裝工作負責。答案很簡單：向每個工人表明，如果他們的操作不對就會出現什么樣的結果。例如組裝件上有不良結點，組裝線上這道工序的工人可以看到圖像上的毛病，并追溯出它的原因，也許是一個不良的焊點或者聯結器件，或者其它的什么東西。很快我們在美國的質量就達到了日本的標准。后來我們又在英國威爾士的布利津德開了一家工厂，我們把當地生產的零件運回日本去檢驗，再把它們運回英國來組裝，直到我們有把握認定全部零件都已達到標准為止。 我們日本人總想開發自己的技術，從別國吸取技術，將它們混合在一起，生成一种适當的物件或体系。我們在日語中至今仍然使用漢字，与純粹的日語表音符(即平假名——譯者)混在一起，這些表音符用相當复雜的日語語法取代了簡單的漢語語法。第二种表音符(即片假名——譯者)用來按照發音表達外來語。用這种辦法可以將任何新的外語詞匯引入日語，當然是按我們自己的方法發音，但不必造出一長串漢字來模仿讀音。書寫的日文是一种便于快速閱讀的簡單語言，因為只要迅速地瀏覽一下一段文字中的漢字就可以知道大概的意思了。這也是一种技術。 1543年，一艘中國的貿易船(也許是海盜船，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弄清楚了。)為了補充給養，停靠到离日本九州南海岸不遠的一個小島——种子島上，恰好有几個葡萄牙人也在那條船上。葡萄牙人隨身帶了几支火繩槍，當船在裝貨時，他們到島上去打獵。這個孤島的領主看到了這种新式武器，他堅持要進一步了解它，葡萄牙人顯然愿意教他射擊。他們要离去的時候，領主決心要買兩支火繩槍，為此他付給葡萄牙人很高的价錢。后來他命令他最好的鐵匠照著樣子做，于是火槍就這樣進入了日本。据說從那時起，只過了几年的時間，日本仿造的葡萄牙武器，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种子島火槍，比原來的還好，不過我對這一點卻不敢擔保。 日本長期以來都熱衷于槍械，但是這种熱情在1945年悲劇性地結束了，今天日本是世界上武器最少的工業化國家。种子島位于太平洋中，离最南邊的本島很近，從地理上講，它是建立國家航天開發局發射基地的當然地點，最新式的火箭從那里發射通信和气象衛星。种子島兩次成為日本尖端技術的發祥地，這真是歷史的諷刺。這個島上開發出來的技術今天把生存的工具交到了我們的手中，例如通過衛星地面站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們通信，還有气象衛星提供重要的天气數据和太陽觀測信息，我們可以与西太平洋的其它國家共享這些信息。 十六世紀時，丰臣秀吉率領的日本士兵侵入了朝鮮，他們帶回的朝鮮人中間有陶匠和其它手藝人，他們采用當時日本還沒有的技巧制出風格不同的精湛瓷器和金屬器皿，并把手藝教給日本匠人。從那以后日本人一直抱有對技術的渴望。我已經談過明治維新時期，當時日本人千方百計地用西方的新技術追求一切，學會了怎樣制造各种各樣的新東西，從撐裙到火車頭。 但是我對技術以及它對人類的用途的看法并不是源于某一個年代的最新發明。你可能擁有最偉大的技術，但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用途。你可能只有很簡單的技術，但它卻可以救你的命。 1974年1月的一天，在關島有几個漁夫穿過蘆葦走到靠近塔羅佛佛河的一個人煙罕至的地方，他們是想去那里設一些捕蝦的机關，但他們發現附近有不尋常的動靜。他們停下腳步，等候著看個明白。過了一會儿，一個瘦小精壯的長滿胡須的人分開蘆葦叢沖了出來，他穿的是一种粗麻布的軍服。他看到漁夫后非常惊慌，他放下手中捕獵的圈套，舉起雙手，做出乞求的姿勢，然后向一個漁夫沖過來。兩個漁夫制服了這個奇怪的家伙，捆住了他的雙手。在當地的警察局里他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說他是日本皇軍供給團隊的一名下士，叫橫井良一。1944年美軍重新占領關島時他藏了起來，二十八年來他逃避了檢查和抓捕。他講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生存故事。 橫井在1941年應征入伍前是一個裁縫。他先是在中國的一個供給部隊中服役，1944年3月調到關島。不久以后關島就失守了。美軍重新占領這個島嶼之后，日本軍方認為他已經死了，追任他為軍士。他們家的佛龕前放了一塊他的牌位，但是他的父母在臨終前仍然相信他還活著。他除了有貧血症之外，健康狀況很好。他被帶到醫院去時想要的就是一點有鹽味的食品。他有二十八年沒有吃鹽了。他從栖身的山洞附近的一條小溪里取飲用水，還在那里面洗澡。他用炸過的彈殼做成鏟子，挖了一個离地面有2．5米深的坑，用竹子支撐起坑口的頂蓋，為了衛生，他還開了排水口，并做了一個廁所。 美國占領關島時他接到命令，讓他燒掉軍服。他和另外兩個人逃到這個島嶼的偏僻一角。橫井說，另外兩個人沒和他一起生活，在他被發現的前几年就死了。他用剝下的柔軟樹皮做成線，再用一种臨時的織机將線織成布。他保留了一把裁縫的剪刀，他用這把剪刀剪布，再做成褲子、襯衣和外套。他的針是用黃銅彈殼打制出來的。他找到了一個美軍扔掉的彈藥箱和一些机關槍彈殼，他利用這些東西做容器。他還發現了一些浮在河里的廢棄物，在岸上找了一塊布，一些電線和一個罐頭。他用電線做成皮帶扣，用塑料做成鈕扣。他從椰子漿中榨油，把椰子殼當作容器。 他也學會了用木棍相互磨擦起火，點燃椰子纖維編織的繩子保留火种。點燃的繩子可以慢慢地燒好几天，將它吹燃后可以點火做飯。他偶爾也吃過一只落入自制圈套中的野老鼠。他經常抓鹿，并在自制的爐子上熏鹿肉。他的爐子也是自己設計的，像籃子一樣，避免了可能從通風口逃逸出去的炊煙。他捕獲淡水中的蝦子和魚，還想辦法种了一些蔬菜。 橫井回家時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他領回了他的報酬，寫了一本書，現在他到處演講，談自然條件下的生存，大出風頭。 幸虧我們中几乎沒有人愿意模仿軍士橫井的痛苦經歷。我將他死里求生的故事重复一遍是想說明我開始時的觀點，技術哪怕在其最基本的水平上也直接与生存有關。技術并不只是指那些讓我們過上現在這樣舒服生活的奇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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