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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對競爭如何造就了我們宏大的工業這個話題談了很多，我必須承認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當今社會中的競爭過于激烈了。在教育和社會生活中都存在著競爭，這种競爭毀滅了很多年青的生命。為在學校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競爭是很緊張的。因為進入“最好”的學校的机會是建立在成績之上，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競爭性的考試。于是在日本產生了有名的“教育母親”，她們強迫孩子過著一种非常艱難、沒有歡樂和充滿了考試和學習的生活。前几年我們在東京搬了家之后，我在鄰近的地方發現了一個幼儿園入園預備學校。 東京大學也許是日本最有名的高等學府，它可以為其成千上万的优秀畢業生感到驕傲，這些人中有首相、高級官員、外交家和出類拔萃的商人。但是有一天東大的前校長卻對我說：“經過多年的刻苦用功，剛進校的新生都累得精疲力盡了。”在日本很多學生都喜歡開一個令人心酸的玩笑，他們說，在大學里几乎學不到任何東西。一旦學生進入了他們長期為之奮斗的大學，他們就會認為他們的人生目標已經達到。他們太累了，再也不想、或者說感到沒有必要進一步學習了。只要進了大學，几乎沒有人畢不了業的。日本的大學很難進，但卻很容易混到畢業。在美國和英國剛好相反，大學容易進去。但卻不容易畢業出來。 甚至在日本的政府部門里也充滿了競爭精神。在局外人的眼里，日本政府似乎是一個運作良好的組織。政府是由很多受過良好訓練、知識丰富的名牌大學畢業生組成的，在當今世界上，日本具有可能是最稱職和訓練有素的官員。那些官僚身份的專業人員通常十分看重自己的職權，所以在一個省(相當于中國的部——譯者)的各部門之間以及各個省之間經常出現爭斗。 我們在報紙和電視上的競爭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因為都爭著播送最受歡迎的節目，所以電視節目的質量逐步惡化，下降到一個低水平上。在報紙行業中，頭腦冷靜的人解決了一個問題，但又形成了另一個問題。因為日本几乎沒有文盲，我們的國家全部處在同一個時區內，我們可以辦全國性的報紙，所以報紙行業中的競爭非常尖銳。几家大報社擁有自己的飛机和直升飛机，有的飛机上還設有暗室，所以攝影師從很遠的地方完成任務返回東京時可以在飛机上處理膠卷。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時，東京的《朝日新聞》使用我們的無膠卷馬維卡照相机，他們的采訪車上安裝了一台索尼的移動電話，記者們乘這輛車采訪全部的主賽場，把每場比賽的圖片通過電話發出去。朝日社用這种立拍可得的數字式圖片擊敗了其它的各家報紙。這是一次試驗，其結果使我們感到非常滿意。我沒有去看奧運會，但我欣賞了那些照片。 但是，對新聞的渴求和為報道事件派出的大量記者對每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問題。記者和電視攝像師經常整夜地圍在新聞人物的住宅外面，有時妨礙了人們的進出。有時他們的數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政府所有的省和主要机關里，進行內部正常新聞報道的記者建立了一個俱樂部，制定了有關新聞報道和行為的准則。這個措施妨礙了“干勁十足”的采訪，但是如果為了得到新聞，几百名記者都把鏡頭對准某一個省的大臣或者一組官員，誰在晚上還能夠睡得著覺了呢？ 競爭雖然也有黑暗的一面，但是依我的看法，它是工業和技術發展的關鍵，這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日本都是事實。應該盡量減少任何對自由和公開競爭的干預。在這方面，里根政府關于反托拉斯法的新途徑最受歡迎，因為它重新帶來了更加符合經濟現實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在日本也必須為排除某些不必要的對市場自由作用的約束和限制而努力。必須廢除生意場中的陳規陋俗。我一直在与守舊派作斗爭，并且還將繼續下去。 我還要對我的美國朋友送上一句忠告。喬治．肯南曾經把美國的外交政策描述為“尊重法律、符合道德”，我想這在今天仍然是事實，但每個國家与個人一樣，有著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一些美國人試圖將美國的理想和法律教條應用到世界各地去的想法是錯誤的。 我想表明的是我們面臨的市場競爭導致了誤解。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才總是提倡世界各國的工商界領導人保持更多的個人接触。律師經常勸我們不要聚在一起，他們擔心這樣的聚會可能讓我們卷入反托拉斯的官司中去。我當然很欣賞他們的勸告，但是卻沒有哪一條反托拉斯的法律會說工商界領導人不能和不應該通過聚會來增進相互了解。提供适當的人身保衛，由政府出面主持，將會議記錄公布于眾，這樣的會議將創造增進理解的基礎，而且應該得到鼓勵。英國和日本電子工業協會之間連續舉行的年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已經到了第十九年。在這种所謂“智者集團”的會議以及后來的日美商人會議和1984年的美日顧問委員會中，都采取了進一步發展相互了解的重要措施。 但是為了擴大了解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1985年，也就是第四次宣布所謂“自愿”限制汽車出口量的那一年，我頗有興趣地看到美國人采取的粗暴行動。日本的制造商連續三年減少了運往美國的汽車，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包括貿易秘書，都表示在第四年里已經沒有必要再加以限制，因為美國的工業已經“喘過气”來了。美國的汽車厂已經做了改進，他們的汽車已經有了競爭力。 1984年美國汽車公司的領導人得到的獎金數目巨大，以致報紙上發表社論，把這件事說成丑聞。但是通用和福特汽車公司卻要求增加打著他們的牌子在美國銷售的日本汽車。在原有的限制條件下，一些較小的日本公司得到的出口份額很小，他們急切地希望取消限制，以便他們向美國的用戶出口更多的汽車。通產省的有識之士看到，如果完全沒有限制，每家公司都會盡可能多地出口汽車，結果就會搞得亂七八糟，當出口汽車形成洪水猛獸的時候，又會在美國引起公憤。于是日本政府決定再實施一年的限制，但是將限額增加24%。這是相當大的增額，但是他們知道日本人的競爭天性，如果完全不加以限制那么運出的汽車將會更多。這次增額給了那些小公司更多的份額，他們的汽車是以所謂“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形式賣給那些美國公司的，例如三菱、馬自達和五十鈴公司分別為克利斯勒、福特和通用公司生產汽車。 日本政府的聲明在底特律和中西部工業區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和憤怒。有些美國報紙發表社論說，日本人即使在沒有正式約束的條件下也應該繼續遵守原有的限制額。國會議員們气急敗坏地大叫大喊。他們不了解日本人的競爭精神。但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有些美國的汽車制造商卻開始抱怨，不是因為日本人運來了太多的汽車，而是因為他們能夠買得到的日本汽車增加得太少！由于限額的增多，克利斯勒公司進口的三菱汽車比前一年增加了70%，通用公司的鈴木汽車增加了211。8%，而五十鈴汽車增加了141%。這兩家公司和福特公司都提高了他們向美國用戶供應日本汽車的能力。這一下輪到日本人莫明其妙了。為什么就在國會議員和其他人都在抱怨日本人的競爭時，美國的汽車公司卻在增加進口，而且甚至還在抱怨進口得不夠？ 通過市場競爭，我們懂得了，日本公司，也包括我們自己，有時錯誤地應用“卡脖子”戰術。公司為了追求市場占有額的增加，拼命地降低价格，有時低到這樣的地步，搞得任何人都不可能從產品上盈利。在市場占有額的競爭中，只有那些經受得起賠本到底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這种做法在有些國家的工商界中引起了誤會和惡感，特別是在東南亞，日本公司不顧當地的体制，把他們的競爭戰術帶到了那里。然而在汽車行業里，美國人也加入了日本人的行動，但是如果說他們不是最了解市場和消費者的人，那么我實在不知道還有誰是這樣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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