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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競爭的想法在自由世界中的很多地方似乎都消失了，這是令人擔憂的。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一些手中握有權力的人相信國有制的公司生產的產品已經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歐洲的体系仍然普遍強調減少競爭、增加利潤。他們熱衷于少數公司的襲斷，以便加以控制。但是這种做法不利于消費者和雇員。 在美國，他們鼓勵人們去冒險，他們可以提供冒險資金，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沒有的事。在日本至今都無法自由地得到冒險資金，也許是因為我們的大公司都是水平結构，有辦法為自己的新項目籌資。這對小企業主不利，如同我們在四十年代東京通信工程公司時那樣的做法，他們必須在市場上找到合适的空缺，再在那方面想出新的辦法。有些人現在正是這樣做的，但是在像我們這樣的高技術產業中，因為需要相當大的投資，所以現在這樣做更加困難了。雖然冒險資金比以前容易搞到手，銀行還是不愿意把錢貸給無名小輩。 我們當初用那么少的錢就開起了公司，真是太幸運了，而且我們還有幸聘請了眾多的知名顧問，他們帶來的潛在投資者提高了我們的商業信用程度。我們真正的資本是我們的知識、創造力和熱情，我相信，這些品質至今仍然很受歡迎。 令人感到高興和震惊的是中國在農業和一些服務性行業中開始理解自由的市場体制，并允許進行一些自由的市場競爭。蘇聯也不時地受到誘惑，想往他們的体制中引進一些資本主義的刺激，但是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對這件事卻非常認真。 1979年，我乘坐我們的獵鷹噴气机飛往北京去訪問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幫助安排了与鄧的見面。我的訪問原定為“禮節性”的拜訪，与鄧的見面不打算公開。當時中國已經成為我們產品的長期客戶，在北京市中心的長安街王府井路口离北京飯店不遠的地方樹起了巨大的廣告牌，多年來一直為我們的產品做廣告。除了會見政府官員，我還想去看看中國現代化的情況，特別是他們的電子工業。我到上海去，在那里有机會參觀了一些工厂，与很多人交談，后來在北京的安排也一樣。接待我的人听說了最高領導想見我的消息之后都吃了一惊。 我与鄧小平在一起度過了一個小時，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廳里我們坐在厚厚的沙發上，大廳的天花板很高，牆上挂著中國壁畫。他對我的公司在很短的時間里取得的迅速發展提了很多問題，他想听听我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和建議。中國人開始找日本人在技術上幫忙。我對他坦誠地指出，新的現代化項目中有很多低效率的現象。我告訴他說：“您正在浪費大量的寶貴時間和金錢，我想您負擔不起這樣的浪費。”在一個小時內，用了兩名翻譯，我們討論了局勢，他主要讓我發表意見。他不太動聲色，但是就在我們討論時他命令電子工業部門的高級領導人以后与我再進行細談。 七十年代末期，中國人的現代化運動充滿了熱情。他們的官僚和專家到日本、美國和歐洲去考察，購買成套設備和技術，這些設備只有技術工人才會使用，而中國非常缺乏技術工人。他們簽訂合同，建造工厂，但是他們甚至不能為這些工厂提供足夠的電力。更加糟糕的是無論他們走到哪里都堅持要看最先進的自動化設備，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現實，也就是首先要向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就業机會，因此他們應該考慮建設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來日本訪問的中國人總是想看日本最自動化的工厂，最新的計算机系統。他們想買的東西很多，但是有些卻受到了明智的拒絕，因為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上他們無法對付那些東西。不久以后，向中國出售机器和成套設備的一些公司就被指責有“過量銷售”行為。這不是他們的過失，中國人堅持說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什么。有時相互競爭的部或者部門在重复引進相同的設備時卻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對鄧很坦率。我告訴他，我在上海參觀了一家工厂，發現那里有一台很老式的自動錫焊机，沒有投入運行，因為它焊出的零件質量太差，根本無法使用。人們坐在組裝線旁抽煙和閒聊，沒事可干，因為合适的零件不能按時交到他們那里。在現代化的運動中，工程師和經理們沉溺于個人的興趣，所以他們想買机器或者成套設備，但并不去協調整個行業的活動來達到任何目的。 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我吃惊地看到一台嶄新的自動化机器正在為焊于電路板上的電線端頭剝除絕緣材。電線端頭剝皮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用手工完成既容易又經濟。那台机器的速度很快，它工作一個班剝出的電線可以供全厂用一個月，這樣的机器不能幫助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中國沒有工程管理，在現代化的運動中他們從日本購買現成的設備生產彩色顯像管、集成電路和其它零件，但是卻沒有一個總体規划來對所有的工厂和設備進行協調。在設計產品時他們沒有充分地考慮當地的條件以及人們現在和將來的需要，而這些都是設計工作中最重要的依据。 在這以后政府頒發了允許外國公司与中國國營企業合資辦厂的新法律。在合資法中他們聲稱准備承認私有制，允許向國外匯出“合理”數量的利潤，允許一部分外國人所有制的自由，允許外國人擔任最高管理職務。但是基本的問題是中國人對自由國家中做生意的那一套總是感到不自在，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例如在工資方面，他們單方面決定合資公司中工作的人應該比國營工厂中工作的中國人得到更多。有人告訴我，其理由是合資工厂要求工人比在國營企業中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后者正是以低效率而著稱。我告訴他們，這种工資上的差別是錯誤的，合資公司的工資在剛開始的時候應該与國營公司一樣，只有在效率和生產力有了确切的改善之后才能增加工資。 他們希望把新工厂生產的用于國內市場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去賺取外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不用多說，這是一個基本的錯誤，然而他們對這個想法卻似乎相當認真。我指出，如果他們想為中國大眾制造消費品，那么這些消費品就必須簡單、實用和便宜。他們必須對產品進行調整以适應當地的條件，例如供電情況。另外，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他們的產品還必須非常結實，既能夠耐受某些地區的炎熱和高濕，又能夠耐受其它地區的干燥和寒冷。我還說到他們的產品必須易于修理，因為一旦產品銷售分布廣闊，他們就必須要在地球的這一大片土地上花很大的气力去建立服務网點。這意味著產品必須設計得經久耐用，在离開工厂前還要完美地通過可靠性試驗。如果他們真地想為人民服務，那么質量管理就至關重要。但是在中國可靠性和經久耐用一直是個問題，產品的故障成了老生常談。 我最后告訴他們，他們應該知道，這樣結實、簡單的產品在自由世界的發達市場上是絕對沒有競爭力的，那里的消費者追求的是不同的品味。我還告訴他們說：“如果你想在電子工業中賺取外匯，只有一條路可走。剛開始的時候，在完全散件的基礎上為外國公司組裝整机，在產品中加入你們廉价的勞動力。在同一個工厂中不可能既生產國內市場的產品又生產出口的產品。” 我佩服中國人的勇气和決心。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學會了不少現代工業的知識，但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日本和歐洲的產品現在在中國有限區域的市場上展開競爭。不管是什么產品，本地貨与進口貨在質量和設計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顯，盡管中國貨已經有所改進，而且我相信還會變得更好。現在已經投產的合資企業正在生產外國人設計的產品，看來有所進展。很多日本和歐洲的公司為他們在中國紡織品貿易方面做的工作感到高興，例如森花江、圣勞倫斯和皮爾。卡丹等公司。1985年中國的紡織品出口額已經達到四十億美元。 但是激勵日本人生產新型的更佳產品以及激勵大部分美國工商業界的競爭因素在當地的市場上還是沒有出現。沒有這种激勵，就很難發展起來。到了八十年代，服務行業中有了一些自由，例如可以合法地開辦自行車修理店或者茶館，這才給了人們一點通過競爭取得進步的意識。眾多的國營企業的控制大權從共產党鐵腕領導人的手中交還給了職業管理人員，他們對自己從事的行業多少有些知識。也許競爭性正在得以恢复。在一些地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日本人的幫助下形成了競爭的局面。重慶的一家軍工厂正在組裝雅馬哈的摩托車和摩托艇，另一家競爭對手卻在生產本田的產品，他們在國內長期的競爭竟被帶到了另一個國家。 1979年，由于引入了社會主義的市場机制，中國政府在農業領域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生產力。農村的發展政策還形成了勞動力向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平穩過渡。但是大型國營企業的現代化進程卻非常艱難，這個方面至今仍然落在后面。 中國之行并不是我第一次在共產党國家看到工業企業。五年前我妻子和我應邀去過蘇聯。在我們動身去莫斯科之前，有人勸良子和我要帶上瓶裝飲水、毛巾和衛生紙，因為他們听說蘇聯的條件很艱苦。但是這個提醒一點沒有必要。我們從到達的時候起就一直受到优厚的待遇。在机場上，一輛黑色的蔡卡牌大轎車一直開到飛机旁來迎接我們。甚至免除了移民局和海關的一切手續。他們為良子配了一名女翻譯，為我配了一名男翻譯，另外還配了向導和招待人員。他們做得非常友善，似乎一刻也不愿意离開我們。 良子說了一次：“我想吃點面餅。”兩個翻譯相互看了看，感到有點困惑。她的翻譯耐心地說：“面餅是体力勞動者的食品，您不應該吃這种東西。”但是良子堅持要吃，兩個翻譯商量了半天，又打了許多電話，最后才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那里有很多工人，正在站著吃面餅。我們和他們站在一起，享用那种包有肉菜餡的、可口的小面餅。 接待我們的人叫葉爾曼．吉希尼，當時他是科學技術部委員會的副主席，現在他擔任國家計划委員會的副主席。他是一個友好的、精明的人，能說一口漂亮的英語。我們曾經在舊金山見過面。那次正好是在由董事會和斯坦福研究院主持的會議之后，我在一個聚會上遇到他。我惊訝地看到這個俄國人在一架鋼琴上彈奏爵士樂，他彈得妙极了，在這樣一种資本主義的氛圍中開展社交，他顯得輕松自如。 然而在蘇聯，他只不過顯得比較開朗。他堅持讓我們嘗試他的家鄉菜，一种丰盛的農夫吃的食物。他帶我們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郊參觀那里的工厂，我看到他們在制造收音机和電視顯像管，裝配電視机。我把那里的東西全都看遍了，卻沒有留下什么印象。當時的蘇聯在家電技術方面比日本和西方落后八到十年。他們的工具既粗糙又笨拙，生產技術的效率很低。在我眼里有一點是很明顯的，質量和可靠性差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對工作毫無熱情，而管理者又不知道怎樣才能調動工程師和工人的積极性。甚至蘇聯人也對產品中愚蠢的設計和糟糕的質量加以諷刺，但是我相信從那次訪問之后質量已經有所改進。 在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的主人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那里還有一位從通訊部來的官員和一群官僚。吉希尼微笑著對我說：“現在，盛田先生，你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工厂，了解了我們的能力。在我們國家沒有通貨膨脹，也不用增加工資。我們有一支非常穩定的勞動大軍。我們愿意在分包的形式下与你們共享這一切。” 他似乎對他在我面前展示的一切感到很得意，也許有些人看到蘇聯人奮斗多年后取得這些進步還是了不起的。但是我對參觀中所見到的卻并不以為然。 我看了一下周圍的人，他們都在等著我說點什么。我問吉希尼，我能不能講心里的真話。他說我應該全都講出來，于是我就這樣做了。 “我要對你們講真話。在日本，我們調動最优秀的人才、花費多年的時間尋求提高效率和生產力的辦法，那怕是在螺絲刀這樣簡單的事情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我們曾經絞盡腦汁去找出每一种應用條件下電烙鐵溫度的精确值。你們在這些方面卻未做任何努力，好像沒有必要一樣，因為沒有人在乎這些事。” “說實在的，吉希尼先生，您這樣客气地款待我們，又帶我們到處參觀，我不好意思對任何一件事提出批評，但是我必須告訴您，我無法忍心看到在您這樣的條件下生產索尼的產品。我不能向您提供我們的產品技術。” 他對我的講話表現得很坦然，然后對身邊的一位助手示意，那位助手于是驕傲地遞給他一個小型的、粗糙的、盒式的蘇聯造晶体管黑白電視机。 他說：“盛田先生，我們正准備把這种電視机銷售到歐洲去。請談談您對此的看法。”我又一次不得不問他：“我可以說心里話嗎？”他點點頭。 我做了一個深呼吸，然后開始說：“吉希尼先生，蘇聯有偉大的藝術天才，例如你們的音樂家和舞蹈家。你們繼承了丰富的藝術遺產，你們的演員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你們是很幸運的，因為在你們國家同時擁有技術和藝術。” “但是為什么我卻沒有看到兩者在這台電視机里的体現呢？蘇聯既有技術又有藝術，為什么就不能把它們結合在一起從而生產出令人稱奇的產品呢？坦誠地說，根据我們對市場和消費者品味的了解，我們不認為這樣丑陋的電視机有任何商業价值。” 出現了短暫的震惊后的沉默，然后吉希尼轉過身去對那位通訊部的官員說：“你對盛田先生的評价做何感想？” 那位官員一本正經地說：“我們理解您說的話，盛田先生。但藝術并不在我們的管轄范圍之內。” 這种回答簡直匪夷所思。我開始產生了不好的感覺，我說：“哦，我知道了。我只不過說了我想說的。如果您愿意給我一個這樣的電視机，我將把它帶回東京，我會讓我的工程師給您提出改進的意見。”后來我真地這樣做了，我們的工程師寄回去一個很長的報告，提出了對電路的重新設計和其它一些改進措施。但決不是索尼的技術。 雖然為了消費者的利益進行競爭的想法在蘇聯沒有取得進展，但是中國的經驗可能會對他們有所刺激。現在蘇聯与美國有另外一种競爭，雖然這种軍事競爭的副作用促進了國防技術，但對雙方的經濟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在蘇聯，技術似乎都集中在空間計划和國防計划這些方面，肯定不會在家用產品上。對大眾而言，設計，甚至技術質量，都落后了。 在廣播設備方面我們与蘇聯有很多的生意。索尼公司是世界上這种設備的最大生產厂家。當然，我們只有在“對共產主義地區出口統籌委員會”批准的條件下才能售出。同樣，我們与中國在廣播設備上也有大筆的生意。這兩個國家都想通過許可證的方式得到我們的技術，特別是單槍三束電視机顯像管技術。但是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我們沒有生產任何產品，也沒有允許以我們的名義生產任何產品。很久以前菲亞特汽車公司向蘇聯出售了一個汽車制造厂的成套設備和汽車制造技術，結果在歐洲出現了很多的汽車，它們看上去像菲亞特的產品，但是實際上都是蘇聯的劣質貨。菲亞特的聲譽因此受到很大影響，我們不愿看到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們頭上。(事隔多年，時至今日，中國自己生產的彩色電視机已經在國內市場上占有最大份額，在國際市場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國的彩色電視机不僅价格上有优勢，而且在某些質量和技術指標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勢。而索尼的產品在中國卻因為質量問題屢見不鮮，服務態度又不能令人滿意，所以聲名大降，甚至曾遭到海南一家大商場的拒絕進貨。可見盛田昭夫當時對中國市場缺乏遠見，從而導致索尼產品在中國市場上今日之敗局。——譯者評) 几年以后，在薩爾斯堡的一次音樂節上我与吉希尼談話，他對我說：“你一定要再來看看我們。”但是至今我仍然沒有机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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