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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中早就醞釀著要為東京通信工程公司開辟一個國際市場，這樣一來，井深和我就不可避免地要出外旅行。1952年，磁帶錄音机的生意做得很好，井深想到美國去一趟，看看那里的磁帶錄音机還有什么新的用途，還想了解更多有關制造磁帶本身的情況。他基本上不會說英語，但他能想法子應付，而且善于觀察事物。令人失望的是在美國他僅在一些語音實驗室里發現使用錄音机，而錄音机在日本的學校里比在美國使用得更加廣泛。另外一件使井深感到失望的事是沒有一家磁帶生產厂允許別人參觀。但是這次旅行卻仍然使我們獲益不淺。1948年，我們兩人都從《貝爾實驗室記錄》上了解到貝爾實驗室的威廉．肖克雷和其他人的工作情況，從那以后，我們一直對他們的發現非常關心。那一年在美國的小報和其它地方都出現了有關貝爾實驗室發明了一种叫作“晶体管”的元件的報道，井深在美國旅行時第一次听說很快就可以買到這种奇妙的小玩意的許可證。他開始進行籌划。 我們對這种固態元件完全是陌生的，要弄懂它、并決定用它做什么，那決不是一兩個工程師可以完成的事。在紐約時代廣場附近的塔夫特旅館里，房間太噪雜，井深晚上無法入睡，他想到我們的公司里現在有一百二十名職員，其中三分之一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有各种專業，例如電子、冶金、化學和机械，開發我們公司自己使用的晶体管這件工作將是對他們的技能的一個挑戰。他當時并不知道我們可以用晶体管做什么，但他對它所代表的技術突破感到非常激動。第二天井深想去拜訪西電公司專利許可證經理，因為西電公司是貝爾實驗室的專利持有者。但是他們告訴他，經理先生太忙，沒時間見他，井深只好求助一位朋友，他叫山田志道，住在紐約，為一家日本的貿易公司做事。井深拜托他代為打听，然后就獨自回國了。 我必須說明一點，那個時候生產的晶体管并不是我們取得許可證、制造出來后直接使用的晶体管。這個奇妙的小玩意是電子技術上的突破，但是它只能用在音頻頻率的場合。事實上一年后當我最后簽署專利協議時，西電公司告訴我，如果想用它來開發家用產品，那么只能做助听器。那個年代還沒有可用于收音机的晶体管。當然我們對助听器的市場并沒有興趣，它极其有限。我們想做一种人人都用得著的東西，我們計划讓我們的研究和技術人員開發出自己的高頻晶体管，用于收音机。 我們開始考慮用晶体管可以制造什么樣的收音机。當時在收音机領域里的國際潮流是一种新的概念。“高保真”，或者簡稱“Hi-Fi”，這個新名詞很快成為時尚。人們想听純正的聲音，真實的再現，或者至少是生動的再現。有些早期的Hi-Fi發燒友已經買了各种聲音的唱片，包括火車頭的噪音、飛机起飛、馬在奔跑、警笛、老式武器開火以及其它各种音響效果，就是為了炫耀他們的新机器。揚聲器變得越來越大，聲音也越來越響，一些新詞匯，像“低音喇叭”、“高音喇叭”、“失真”、“反饋”等等，紛紛進入我們的語言。使用很多真空管組成的放大器被認為可以產生最純正的聲音。但我們卻在設想用晶体管取代笨大的、發熱的而且不可靠的真空管。這將給我們帶來一次机會，不僅可以使電子產品的体積減小，還可以降低功耗。如果我們可以設計出一种能夠在相當高的頻率下工作的晶体管，那么我們就可以制造出使用電池的超小型收音机。我們希望能用最小的功率收到最逼真的聲音。 日本人一直對小型化和緊湊化很感興趣。我們的盒子是套裝的，我們的扇子是折疊的，條幅可以卷起來，屏風上用藝術的手法描繪出整個城市，可以折疊，可以整齊地攏到一邊，或者用于裝飾、娛樂和教育，或者只是用來分隔房間。我們的目標是生產一种收音机，小得可以裝進襯衣口袋。我說過，不是便攜式，而袋裝式。以前美國無線電公司(RCA)也用“花生米”真空管做出過中型便攜机，一半的空間都被昂貴的電池占掉了，電池的壽命大約只有四個小時。晶体管可能可以解決功耗和体積的問題。 我們大家都想搞晶体管，所以當1953年听說可以買到它的技術許可證后，我馬上到紐約去簽署最終協議。我也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哪里有我們公司的立足之地，所以我打算把紐約的事辦完后再到歐洲去一趟。當我在東京羽田机場登上飛机時心情很激動，手里拎著一只箱子，肩上背著一個包。 現在我必須承認，剛開始的時候美國的遼闊使我大失所望。什么東西都很大，距离都很遠，開闊的空間一望無垠，各個地方互不相同。我想不可能在這里銷售我們的產品。這個地方把我制服了。經濟發達，看上去這個國家什么都有。 當我把西電公司的許可證寄給井深時，我突然產生了信心。當時日本的外匯控制得很緊，我們必須得到通產省(MITI)的批准后才能將二万五千美元的許可證費從日本匯出。晶体管是如此的新穎，而日本的外匯又异常地緊張，整個國家剛剛從戰爭中恢复過來，正在開始加速發展，所以通產省的官僚們看不出這种元件有什么用，也就不急于批复。另外，通產省認為像東通工(我們的簡稱)這樣的小公司不可能擔當搞全新技術的重任。其實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曾頑固地加以反對。井深對這种鮮少為人知的元件將來的用途做了雄辯的說明，但還是等了六個月才使官僚們相信。通產省從來就不是日本電子工業的大恩人，盡管有些評論看來如此。 當通產省還在考慮我們的申請時，我正在旅行途中。我飛往歐洲，在那里參觀了很多的公司和工厂，并對公司和日本的前途開始感到輕松了一點。我參觀過大眾、奔馳、西門子以及其它一些小公司，其中有些小公司在后來的歲月里消失了。當然，在電子領域里，我想參觀荷蘭的飛利浦公司，它是一個世界知名的電子公司。正是參觀飛利浦公司給了我勇气和新的啟發。 在我离開德國時我有點灰心。盡管戰爭中德國受到重創，各方面的條件卻都在迅速得以恢复，相比之下，日本的戰后進程顯得太緩慢了。有一天，在杜塞爾多夫市的科尼西大街的一家餐館里我要了一份冰激凌，服務員端上來時在上面插了一把紙做的小傘，作為裝飾。他笑著對我說：“這是從你們國家來的，”話里透著對我的恭維。但我想，這也就是他對日本和日本的能力的理解，而且像他這樣的人還很多。我們前面的道路何其漫長！ 我乘火車從杜塞爾多夫來到埃因何溫，當我穿越邊境從德國進入荷蘭時我發現了很大的區別。德國盡管剛剛經歷了一場戰爭，但是正在變得高度的机械化，大眾汽車公司每天已經可以生產出七百輛小轎車。每個人都在快速地重建和生產各种東西和新產品。但是荷蘭的很多人還在騎自行車。這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而且還是一個很小的農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古老的風車，就像老早的荷蘭風景畫。不管什么東西，看上去都是那么古雅。當我最后到達埃因何溫時，我惊奇地看到飛利浦是一個何等巨大的公司，盡管我事先已經了解到飛利浦的電气產品在東南亞和全世界都很成功。我不知道我原來希望看到什么，但是我想像中偉大的N．V．菲利浦先生的企業實際是建立在一個小農業國邊遠一角的小鎮上，太令人感到惊奇了。 在火車站前，我凝視著菲利浦博士的塑像(當地人為了表達對他的敬仰，不僅在火車站前樹立了他的塑像，還將火車站大樓做成台式收音机的形狀。譯者曾于1990年到過那里。)，我想到了故鄉的小鈴谷村和曾經樹立在那里的高祖父的銅像。我在城里漫步，腦海里還在想著菲利浦博士。參觀完工厂后，我一直在想，一個人出身在這樣一個農業國的邊遠小鎮上，竟然能夠建立起這樣一個巨大的、高技術的、世界知名的公司！也許我們在日本也能做到。這真是一個夢想，但我還記得我在荷蘭寫給井深的信中是這樣說的：“如果菲利浦能夠做到，也許我們也可以做到。”那時候我簡直不會說英語，我是作為旅游者去參觀工厂的，決不是頭面人物的訪問，一個公司的負責人都沒有見到。那時我只代表著一個不知名的公司。但是從那以后的四十年里，索尼和飛利浦這兩個從很小的偏遠地方發展起來的公司多次合作，共同設計標准，聯合開發了多項領先技術，包括標准盒式錄音帶，最新的、具有划時代意義的家庭音響和數字激光唱盤(ACD)，在ACD中我們的脈沖編碼調制研究能力与飛利浦公司的精密激光技術熔于一爐。在研究与開發的舞台上，我們還聯袂演出了很多其它的精彩節目。 我從歐洲回來后不久，以西電公司的許可證技術為基礎，在我們的研究實驗室里開始了研制新晶体管的艱難工作。我們必須提高晶体管的功率，否則它就不能用于收音机。這是一項非常复雜的工作，我們的項目組經歷了長期的、艱巨的反复試驗，用新的，至少是不一樣的材料來提高頻率，以期滿足我們的要求。他們必須重新制造甚至重新發明一种晶体管。 貝爾實驗室早期的晶体管是在一塊鍺片上兩面加入銦。鍺片是N材料，銦是P材料。而我們則認為N材料的電子移動速度比P材料的快，所以如果將极性反過來則可以得到更高的頻率。也就是說，要改變原來的PNP結构，而采用NPN結构，但我們一時找不到合适的材料。銦的熔點太低，無法滿足我們的要求，后來我們干脆不用原有的材料，而試著用鎵和銻，還是不行。一時間大家都無計可施了，于是想到用磷來代替銻，但有人指出，就在我們大傷腦筋的同時，貝爾實驗室已經做過這种試驗，結果失敗了。 我們的研究實驗室主任木口真彥是半導体領域里領先的專家，他曾回憶說，當時美國的研究和工程水平都很高，所以貝爾實驗室說的話就像上帝說的話一樣。盡管如此，我們的試驗組中還是有一個人在堅持搞一种叫作磷摻雜的方法，他在制造工藝中加入的磷越來越多，最后他聲稱已經初見端倪。在一次會議上，他小心翼翼地報告了他的發現，其他人沒有任何進展。晶体管研制小組的組長，岩間和夫，他后來成了我的妹夫，并當了公司的總裁，是一位科學家，他了解研究人員的想法。他對那個人說：“那好，既然你覺得情況正在好轉，為什么不堅持下去，看看到底會出現什么樣的結果呢？”磷摻雜法最后終于奏效，對這种辦法再進一步擴展，我們的目的達到了，研制出了高頻晶体管。 一年以后，貝爾實驗室的人報道了我們如何用磷摻雜法生產晶体管，而他們是晶体管的發明者，而且也曾試過那种方法，只是明顯地過早放棄了。在研制晶体管的時候，特別是在大量使用磷的過程中，我們的一位研究人員，物理學家江崎禮夫，和其他人共同發現并描述了二极管的隧道現象，也就是亞原子微粒可以以波的形式穿透看上去無法穿透的勢壘。因為這項成果，江崎于1973年榮獲諾貝爾獎。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晶体管，制造小收音机里的其它小型零件又是一個新的挑戰。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設計几乎所有的零件。井深想方設法在東京找到了一家小公司，生產小型可變電容器，我們讓那家小公司主要為我們供貨。這個項目進展得很慢，我們同時還在繼續生產磁帶錄音机和開展其它業務。我們必須進一步改進晶体管，學會如何大批量生產，并把它用到新產品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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