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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上來看，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還存在著的其它問題。第一台箱式錄音机重35公斤，我們的標价是17万日元。當匯率正式改為360日元對換1美元時，在占領期間的日本這是很大一筆錢。几乎沒有私人愿意花那么大一筆錢來買一個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當時一個在工厂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到一万日元。我們做了五十台這种錄音机准備投入市場，然而市場卻并不存在。井深和我都沒有受過有關消費品的真正訓練，也沒有生產和銷售消費品的實際經驗。井深以前一直為政府和廣播部門生產產品，只有后來制造的短波适配器和留聲机更新零件除外。我還從來沒有制造過什么用于銷售的東西。雖然我從前當小孩時從父親那里受過不少的管理訓練，后來又在海軍里得以應用，但我卻一點也不懂商務和銷售。井深和我都一樣，還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井深強烈地認為只要我們能夠造出好的產品，訂單就會來的。我也是這樣想的。我們都需要接受教訓。 我們是工程師，我們有一個成功的大夢想。我們想像只要做出一种獨特的產品就肯定可以賺大錢。我下定決心要使磁帶錄音机獲得成功，錄音机做好以后，我每天都到處找人演示。我像個滑稽演員，擺好錄音机，錄下人們的聲音，再放給他們听，使他們感到高興和惊訝。每個人都喜歡它，但卻沒人想買它。他們异口同聲地說：“是很有意思，但是當個玩具買又太貴了。” 這下子我才認識到，僅有獨特的技術、可以造出獨特的產品是不足以使企業生存下去的。你必須把產品賣出去，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潛在的買主看到你要兜售的東西到底有什么實際的价值。我吃惊地意識到我必須成為我們這個小公司的生意人。總算非常幸運，公司里有井深這樣一個專心搞創造性設計和負責生產的天才，而由我來學習做生意。 一個偶然的机會使得事情出現了轉机。我一直在想，磁帶錄音机的銷售失敗了，原因到底在哪里？一天，在東京我家的附近，我逛到一家古董店前。我對古董沒有真正的興趣，我意識不到它們的价值。當我站在那里看著那些古老的東西，并為它們的昂貴价格感到迷惑不解時，我注意到有一個人在買一支花瓶。他毫不猶豫地掏出錢包，把一大把鈔票遞給了那個古董商。這個价錢比我們的磁帶錄音机還高。這是為什么？我感到奇怪，一個人宁愿花這么多錢去買一個一點實際价值都沒有的古董，而像我們的磁帶錄音机那樣的新型重要設備卻無人問津。在我看來很明顯，磁帶錄音机的价值比一件古董高得多，因為利用它可以改善很多人的生活。极少有人能夠欣賞花瓶上的精美線條，大多數的人都不敢去碰那么值錢的東西，生怕把它碰碎了。正好相反，一台錄音机卻可以為成百上千的人造福。它可以給人們帶來歡樂和惊奇，還可以用于教育，提高人們的素質。對于我來說這兩者簡直無法比擬，磁帶錄音机是更好的選擇。但是我意識到，花瓶對一個古董收藏者而言包含著价值，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在這件古董上投入大量的資金。我的先輩中有人這樣做，我自己后來也一樣。就在那個時刻，我懂得了，要想把我們的錄音机賣出去，首先要找出那些有可能承認我們產品价值的人和机關。 我們注意到，或者應該說是前田多門先生注意到，戰爭剛剛結束的時期很缺乏速記員，因為戰爭中很多人被赶出校門參加軍工生產去了。在這种緊缺得以彌補之前，日本的法院只好依靠很少的速記員過量地工作。通過前田先生的幫助，我們向日本最高法院演示了我們的錄音机，結果一下子賣出去二十台。那些人很容易看出我們的机器有什么實際用處，他們一眼就看出了磁帶錄音机的价值，在他們眼里，它不是一個玩具。 我們符合邏輯的下一個目標看來應該是日本的學校。在多次的銷售會議上井深都指出，日本人的教育傳統上是集中在閱讀、寫作和算盤技巧上的。但是戰后由于美國人的到來，使他們感到口語交流和視听訓練也很重要了，日本文部省起了引導作用。日本可資利用的媒体材料太少了，只有一些16毫米的電影膠片有英語配音，而且少得可怜，因為在戰爭期間禁止使用英語，也不允許教英語。結果沒有几個教師有語音設備來幫助他們理解這些電影的配音。當然學生就更加不可能了。使用磁帶錄音机重放事先錄好的語音磁帶，再用它們來練習，這种想法很快就被接受，而且不久就傳到全國各地的學校。日本的每個縣(相當于中國的省---譯者注)都建有一個電影中心，但是所有的片子都是英語的。必須想個辦法配上日語才行，而磁帶錄音机正好派上用場。 隨著這种教學方法在各縣的推廣，我們覺得很快每個學校都會需要磁帶錄音机的。井深發現學校有這种設備的預算，所以我們還要設計一种更小的机型，讓私立學校也能買得起。第一個成功的產品是中型机，它比一個公文包大，但比一個衣箱小。我們把它叫作H型錄音机。這种錄音机很簡單，只保留了七种速度中的一种，即每秒鐘半英寸，而且也很結實。1951年，作為結婚禮物，公司把H型的生產樣机贈送給我和良子。 我們開始生產外觀更加吸引人的便攜机，而且頗具信心。公司開始擴大規模，我們搬進了御殿山上鄰近的一個更加結實的房子里。新的觀念最終還是得以接受，也許其中有些還操之過急，但是日本正在建立一個新的社會，而不僅僅是對原有的進行恢复。 隨著我們的成熟，我們很快就被卷入一場新的戰爭，從中我學會了不少与我們打算開展的國際商務有關的知識。為了使磁帶錄音机達到高水平的錄音質量，我們采用了永井健三博士的專利技術——高頻交流偏置系統。這种系統在磁帶進入錄音頭之前先將磁帶去磁，并在錄音信號上加上交變電流，它錄出來的聲音与以前用直流偏置的錄音机相比，噪音和失真都較小。我們對錄音技術的未來非常傾心，所以我們買了這項專利。當時這項專利屬于安立(Anritsu)公司，現在它是日本電气公司(NEC)的一個子公司。1949年時我們買不起全部專利，只買了一半，与NEC共享所有權利。永井博士的專利在日本注冊，后來我們還打听到，1941年12月，他在戰爭正要爆發之前還曾在美國申請過專利，并在那年的早些時候把發明資料寄給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其它一些地方。我猜想，時間太不湊巧了，他的專利肯定沒在美國注冊，但在這方面有興趣的人在美國可以弄到他的研究成果。 我們買下專利后向全世界的磁帶錄音机制造商發出了信件，告訴他們，我們已經擁有交流偏置系統的專利，并可向他們出售許可證。我們還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想在日本出售使用這种專利技術的磁帶錄音机，他們必須得到我們的許可。我們收到一些公司的回信，聲稱并不想在日本出售磁帶錄音机，所以也不需要從我們公司買許可證。我們明明知道國外有些制造商正在使用這种技術，他們也沒有許可證，但我們對此也別無良策。有一天，GHQ專利部的一位官員打電話給井深，說是想見見他。那個年代，如果GHQ找你，你就可能會去坐牢，理由是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違法行為，或者是過去的事情。井深非常著急，他甚至打了電話給他妻子，告訴她這次召見的消息，讓她做好准備。他讓前田先生与他一起去，當個翻譯。那個官員想了解我們對專利的全部申請資料。井深很有先見之明，他帶齊了与我們購買專利有關的全部文件。那個官員瀏覽文件時，緊張气氛加劇了。但他檢查完每份文件之后，在坐椅上朝后一靠，臉上露出了微笑，表示肯定購買專利的手續是齊備的。旁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也微微一笑。那位官員高興地請大家喝咖啡。 不久后我們打听到巴爾康東京貿易公司正從美國進口磁帶錄音机，我們給他們發了一封警告信，聲明我們對那种錄音机中使用的錄音系統有許可證權利。他們沒有理睬我們的警告，我們考慮訴諸法律，對那個貿易公司實施禁令。對于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為在日本法院里，原告必須為民事案件付出一大筆不可償還的訴訟費，這筆費用還与案中涉及的款項金額有關。這是一种避免動輒就打官司的辦法。如果我們准備把官司打下去的話，就要投入很多的錢。但是我們有足夠的勇气，而且也有充分的信心打贏這場官司。另外，我們的專利所有權還得到了占領當局的口頭承認。 法院听取了我們的申訴，下達了禁令。我們和有關官員來到海關倉庫，理直气壯地在門上貼上了法院的封條，禁止巴爾康從中提取他們的磁帶錄音机，直到這個案件了結。當地報紙覺得這是個新聞消息，所以大加宣傳。報刊認為它体現了日本人的獨立，一個小小的日本公司竟然敢向美國的大制造商挑戰。巴爾康東京公司的人當然大為惱火，因為他們向美國本部報告了我們的行為，磁帶錄音机的原制造商說，他們已從具有交流偏置系統專利的阿莫爾研究所買了這种系統的許可證。 人人都很气憤，阿莫爾公司派他們的律師唐納德．辛普生來到日本。這是我第一次与一個美國律師打交道，他作為一個競爭者的犀利風格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們可以證實，阿莫爾公司的專利獲准之前，就已經可以在美國找到永井博士的研究成果了。如果永井博士的技術可以認為是普及知識的話，那么在美國交流偏置系統就應該屬于公開范疇，而有可能使之失去專利价值。我威脅說，我要到美國去使阿莫爾公司的專利作廢。實際上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會那樣去做，這一招果然奏效，因為當提出我們的訟訴時，他們承認永井博士的專利是有效的。爭議持續了三年，1954年3月我們終于胜訴，這意味著所有在日本銷售的交流偏置系統磁帶錄音机，甚至賣給廣播電台的大型安培克斯單元，都必須向我們交納專利費。在結案時我同意不再對阿莫爾公司進行攻擊。我們得到了在美國使用阿莫爾公司專利的權利，所以我們可以向美國出口，但不付許可證費。我們還可以向其他打算出口美國的日本制造商分發許可證，并得到一半的許可證費。我們對這項權利保留了很多年。這是我第一次与美國人談判，結果相當不錯，我對將來開始有了新的勇气。哦，后來我還雇了唐納德．辛普生先生為我們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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