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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后的1867年3月，被菲特爾曼慘案激發，政府派遣了一支遠征懲罰隊。它是由溫菲爾德·斯科特·漢考克將軍領導的原波托馬河的“雷電大軍”。漢考克的目標不是上次大殘殺中取胜的“紅云”的奧格拉拉部落，該部落暫時控制著怀俄明；漢考克將軍是去追逐他們的同盟部落——夏安人。該部落人數雖沒有奧格拉拉部落的多，但其影響很大，他們曾經騷扰定居移民，并阻礙堪薩斯至太平洋岸的鐵路工作。 15名特拉華偵察員与三名邊疆居民在前邊領路。怀爾德·比爾·希科克走在他們當中。他穿著极其時髦的各种顏色配置的艷麗奪目的夾克，頭戴一頂寬邊牛仔帽。那捧濃密蓬松的大胡子在大平原輕柔的春風吹動下飄拂著。這支部隊由1400名士兵与車馬組成，包括卡斯特的第七騎兵團，第三十七騎兵團，第四炮兵團的一個炮兵連，和一支浮橋輜重隊。陪同前往的有《赫伯新月刊》的安奧多·戴維斯先生与紐約《先驅》記者亨利·W·斯坦利先生。這支聲勢浩大的隊伍，伴隨著吱嘎吱嘎的車輪聲，浩浩蕩蕩地朝前開去。他們去威迫追逐，或在必要時，嚴厲懲罰這些野蠻的印第安人。卡斯特，這位不管什么時候，只要可能總不忘取樂的人，帶了他寵愛的5只獵狗，羅夫，魯，夏普，雷特爾和范妮。 “夏安”部落“Cheyanme”一詞出自何處？19世紀的人們還不大清楚。大多數人認為，它是從法語“狗”（Chien）一詞派生出來的，特別是由“母狗”（Chionne）一詞導出。早期的法國商人發現這個部落的人吃狗肉，于是，依据這個吃狗肉習慣，把一名夏安部落好斗的人稱為“狗兵”。夏安人确實吃狗肉。但大數印第安人也吃狗肉。記者斯坦利一次參加一個布魯人的宴會，是由“斑尾”招待的。席間，端上來各种新鮮野生動物肉：大塊野牛肉，羚羊腿，野鹿肉，野鴨，野鵝，火雞。所有這些鮮美的肉食配以豆、大米飯、玉米和香草，而主食是三只胖臌臌的小狗。“一副水腫的樣子，皮毛几乎烤焦了；是整只連腸肚一起烤的”，如同褐色的海豚肉。當時，斯坦利曾產生過品嘗一只幼犬滋味的念頭。后來，他也回味到，要是他當時能夠克服偏見的話；可能會美滋滋地嘗嘗的。范妮·凱利在作為奧格拉拉人5個月俘虜的日子里認定，這必定具有某种宗教色彩。因野牛与鹿肉是十分鮮美的肉食，這使得她難以找出吃狗肉的原因。卡特林同意這种說法，說它确實是一种宗教禮儀。在這种儀式中，印第安人用祭殺他們最忠實的伙伴來表示對客人的崇敬：“我看見主人從碗中取出他的犧牲者的頭，而眼里吟著淚，講述著他的愛畜。”相比而言，鹿肉与野牛肉必定是為任何客人提供的食品，無任何意義。“木腿”也在大量的場合吃狗肉，但卻十分僧惡。他認為，狗肉味同狼肉。他說，鍋里煮一只老狼或老狗的味使他嘔惡，而煮幼狗的味差不多同樣叫人惡心。 “狗兵”一詞出處有待于查證，這大概由于他們是部落的非常治安人員所得。如同四蹄狗警戒一個村庄那樣，他們承擔著維護部落的治安任務，并對任何抵達部落的陌生人保持著高度警覺。湯姆·萊福吉同“烏鴉”人一起相處了20年，他沒有太多地思考過這個名字的意義，但對歷史學家們用极度的色彩渲染“狗兵”的描述，給以尖刻的言詞。他說，他們僅僅是警察，“是人們品行的直接指導者”，也是每一個平原印第安人部落的一個特征，不應當把它同夏安人的一些兄弟會組織混淆，例如：“瘋狗斗士”，“麋狗斗士”，或“小貓狐狸”以及“烏鴉”人的“紅棍兄弟會”等等。然而，狗兵這一恰當的表達，引起某些作家的情趣，“它暗含著极度的殘忍与瘋狂，暗含執行命令的本部落治安人員為維護部落安全所施的殘暴，特別是在印第安人阻止移民穿過大草原時所做的駭人听聞的殘殺事件。” 盡管“狗兵”一詞查證有疑，夏安部落名出處卻有据可查。比卡斯特時代知識更淵博的當今語言學家認定，夏安一詞源于“Sha—hi—ye—na”，即意為那些講述异族語言的人們。蘇人這樣稱呼他們，盡管夏安人把自己稱作是“Tsistsistas”，意為他們是同种族的人，即意為“我們”。但是，他們最形象的名稱應當是“鳶印第安人”，因為通常人們只能在遠處看見“鳶”，它如同他們的小棚屋那樣小。 不管他們是什么時候開始有名字的，他們取名了，并于1825年或1826年分為北夏安人与南夏安人。當時，有數百人朝南部移去，留在北方的這些人同蘇人一樣，繼續不斷地增長，以至40年后，据說，就是在漢考克將軍沉悶地穿過堪薩斯時，半印第安血統的喬治·本發現他的北方親戚們身著奇怪的衣物，說著令人听不懂的語言。南方夏安人裹著布織毯子，穿布織護腿褲，其余的必用品由白人生產，但那些同蘇人聯系的同族人依舊穿野牛皮袍子，披毛皮披肩，北方夏安人還用著色的鹿皮條子纏頭，頭上插著羽毛，羽毛的尖被奇怪地剪去。在南方人看，北方夏安人也顯得太粗野了。 在本訪問期間，9名“烏鴉”盜馬賊偷了他們几匹矮种馬逃走。夏安人抄小路伏擊，4名“烏鴉”人被逮住、殺死，他們每人的頭皮被切成兩塊，提供了為慶祝胜利的8份胜利品。本說，北方夏安是些非凡的頭皮舞蹈者，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在長達三個星期內，這些不幸的‘烏鴉’人的頭皮被那些舞蹈者們搖晃著，從一個棚屋到另一個棚屋，几乎沒有停歇。那沒完沒了的擊鼓吵鬧聲使极度焦慮的野牛群從我們附近离開。這些印第安人也常說，十分奇怪，野牛不害怕吟唱聲，但它們卻對鼓聲十分惊恐……” 這位漢考克將軍帶著笨重而隆隆作響的軍用貨車，嘎吱嘎吱的浮橋輜重車輛，愛尋根追底的記者，去追赶少數十分靈活敏捷而又十分警惕的“鳶”印第安人。這听來自然是十分荒謬的事，然而，夏安人搶掠者們在惊扰屠殺邊民，所以必須得做點什么事。 那時，國會希望談判，使得這些將軍們十分惱怒。1867年3月14日，謝爾曼將軍以軍人喜歡用的委婉言辭，向漢考克告誡道，國會的意見是“防止我們采取防御性手段”。 美麗溫柔的大自然用它慈祥的手使漢考克行進隊伍的租擴輪廓變得柔和了。作為19世紀生活的一部分，這愜意的大自然原始風光還是隨處可見，無論是在征煙滾滾的軍事生活中，還是在安閒舒适的市民生活中。 西奧多·戴維斯記述了這支部隊隨處所見的動物園：“具有反常欲望”的一窩窩幼狼，一窩窩幼郊狼，一窩窩幼鷹，還有一些半大的叉角羚羊，它們都毫無顧忌地在隊列兩旁蹦蹦跳跳地小跑著。卡斯特非常喜愛這些幼小的羚羊。他喜愛動物，這是极普通的人之常情，然而，他好似以比任何人更加強烈的感情，表達著他的這种喜愛。戴維斯說，奧多博与卡特林認為，美國的羚羊不會被馴服；可是，不管什么時候，第七騎兵團的騎兵們下馬安營時，這些羚羊也就同卡斯特一同定居了，“根本不在乎這些陌生者……如同一只愛犬那樣，不拘泥地用它的爪亂摸、亂抓，靜靜地懇求著對它們的愛撫”。這一可愛的表演使前來探望的印第安人感到极大的詫异。 這是一首充滿了自然風景畫意，朴素且迷人的草原抒情詩。然而，漢考克与他充滿柔情的騎兵戰友卻是為著一樁嚴肅的任務，來到西部的堪薩斯。 在印第安人的大量悲痛怨憤里，頭一條就是對野牛的屠殺。這儿曾經有過兩個十分巨大的獸群，每一群的數量難以估計，它們曾經遍山遍野，使得這個大草原變成黑色一片。一群遮暗了普蘭特河岸高原，一群覆蓋了普蘭特河低處的河谷兩岸。弗里蒙特１于1842年探險從這里穿過，發現他自已被野牛包圍了，這無邊無際的黑壓壓的獸群，在他身后有几公里，而在前方，又望不到盡頭。 １弗里蒙特（1813∼1890），美國將軍与探險家。 1846年，弗郎西斯·帕克曼也看到了它們。在拉薩爾的一部歷史著作中，他寫道，這位法國探險家也必定看到了這惊人的壯觀場面，“……在漫長的歲月流逝之后，這一記憶還是使人心潮起伏，激蕩不已；遠處、近處，四面八方，整個大平原与這龐大的野牛共存；他們如同黑色的斑點，影影綽綽地依稀點綴了大草原。那時，大草原被他們成群集隊地踩踏著，也被他們的長長的隊列挫割著。早晨，中午，与夜晚，它們來到河邊飲水：趟入、跳入，在水中噴發出鼻息聲，然后爬上泥泞的岸邊，用粗野的眼神，凝視著正在河面划過的皮伐子舟。” 25年之后，沒有變化多少。道奇少校記述道，在春天遷移的季節，有時，有些野牛以無比壯觀的縱隊朝北移去，也許，有50公里寬，而難以知道其長度。在另一些時候，他們以平行的行列，都用相同的步伐行進，使地面成了漆黑一片。有時候，他被一群遷移的牧群吞沒，只得爬到帕尼人的岩石上，找出一條路，并觀看這四面八方十里方圓的平原全被黑壓壓的野牛覆蓋住的景觀。 接著，來了這些攜帶著槍支的白人。 名叫羅伯特·賴特的專業獵手說，他曾經沿阿肯色河，几乎穿過了一群連續延綿200英里長的獸群。要是這些生物受惊而跑起來，“它們會發出雷鳴般的吼叫，地面似乎也在顫動……在第一個冬天，我同查爾斯·雷西在艾奇遜，托皮卡和圣菲公路裝運了20多万張野牛皮，抵達道奇城。我想在那儿也裝運了同樣的數量。此外，還裝運了200輛卡車的牛腿，兩車牛舌頭。我常常從我的捕獲獸欄的圍牆上射殺它們，來飼養豬。” 三年期間，為了獲得它們的皮，已有800万頭野牛（就按100万的誤差算吧）被射死。道奇少校記述道，過去常常被生命震顫的一塊土地，現在則成了一塊腐尸遍野的荒漠之地。高原充滿了腐爛尸肉的惡臭。到了1874年，他看見打獵的人比獵物還多：“每一群走近去飲水的獸群，迎接它們的是來复槍的子彈……” 外國人也加入了捕措。倫敦《時代》經營前往堪薩斯西部的華萊士堡捕獵的廣告，費用為50個几尼（舊時英國金幣——譯注）。貴族，夫人小姐，以及著名的擲彈兵都到場了。要是覺得騎馬來回急駛苦累的話，這些喜好打獵的人就坐在一輛舒适的動力膠輪貨車里，驅赶獸群，或者從太平洋堪薩斯的火車車廂窗口射擊。 有事業心的美國佬們收集骨頭，以轉手獲益。一吨野牛骨能收回5元錢。結构松散的骨頭被運往東部被磨碎做肥料；而實心骨頭則被削制成小裝飾品——紐扣、開信刀和懸飾物。一塊骨頭畢竟是一塊骨頭，所以，印第安人的尸骨也被收集到骨堆里：一塊阿拉帕霍人的股骨，可以制作一件十分有吸引力的小刀把。而一個頭顱骨則适合于加工成女人用的梳子，從而獲得1.25元錢。 据說，在20世紀初，有一頭野牛慢悠悠地從离怀俄明的一個小城不遠處穿過，城里人挽上各自的四輪馬車，跑出城外去觀瞧。他們圍著這頭動物停住車，四輪馬車便形成一個圓圈，把野牛圍在中間。他們久久地凝視著這只神奇的動物，后來，由于他們難以設想出應當做什么，就把那頭牛開槍擊斃了。 几年之后，野牛几乎絕了种。1932年《北達科他歷史季刊》一條簡要宣告說，巨大的野牛再次成為以遠山為背景隱約可見的東西。 一群野牛——公牛、母牛和小牛，靜靜地站在籠子里，成為當年如雷鳴般轟隆隆震撼達科他的那群龐大的獸群紀念品。 這個展覽會是由歷史學會主管人拉塞爾·里達安排的，并由克萊爾G·w諾和比斯馬克繪制了背景，襯托了隱現在遠方的牧場。 它們是從蒙大拿的一個野牛牧場買來的，制成了觀展品…… 1867年，當漢考克將軍滾動的車輛与人馬緩緩出現在視野上時，這些獸群還沒有被大批屠殺。可是，巡游的打獵者們到處開張營業使印第安人很不高興。被稱之為“Pie”的野牛為印第安人提供著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甚至它的尾巴，也可以制成令人滿意的驅赶蒼蠅、蚊子的撣帚。鮮肉、牛脂、暖和的牛皮袍于、里腿、弓弦、骨針、打仗用的頭胸甲、粗皮制作的小皮舟、肩腫骨制作的斧頭与鋤頭、肋骨制作的雪橇、蹄子熬制的膠、血中提取的紅色素、大量极好的糞肥、牛角制作的長柄勺子，以及填塞枕頭用的毛等等，他們甚至使用野牛長長的黑胡子裝飾衣物。所以，他們把這個渾身是寶的巨獸稱作“大叔”，与它們相伴著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春夏秋冬。 此外，“大叔”的侄儿們還發現它极易被捕殺，它的生命力可能是耐久頑強的，然而，可以預言，它也十分笨拙愚蠢，特別是母牛。神父皮爾·瓊·德·斯曼特觀看過一名艾斯尼布英人接近獸群的情景。他先隱藏起來，模仿一只幼牛哀叫，所有的母獸立刻幸朝他跑來。他射死一只，其它跑開了。這名艾斯尼布英人重新裝上彈藥，又開始他的表演。母獸又站住了，它們四處張望著，仿佛被魔法迷住了一樣，再次匆匆朝他跑來。他又射死一只。這些足以提供他所需要的肉了，然而，他向德·曼斯特神你保證說，他依舊能夠模仿幼獸的哀哭，繼續捕殺它們。 詹姆斯·麥克勞林從1881年到1895年一直是站岩堡的代理人。他曾為他饑餓的受贍養者們組織過一次打獵活動——在最大一次野牛捕獵活動中，印第安人射殺了近5000頭。詹姆斯說，這是一場“可。泊而不算放肆的大屠殺”。麥克勞林說，盡管大多數白人會捕殺、捕殺、捕殺、捕殺，直至宰盡殺絕，但他從未听說過任何一個印第安人會捕殺一只他不需要的野牛。 固然這位有閱歷的代言人的證言應當被尊重地听取，然而，真理自然并非是一個人所能證實的。早在50年前，逍遙派藝術家和好奇的旅行者喬治·卡特林先于麥克勞林來到這里。就在卡特林抵達皮爾堡之前，在密蘇里河對岸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野牛群。數百名蘇人于中午跋涉過河，約在日落時返回，帶回1400只野牛舌頭——僅僅為了換回几加侖威士忌。卡特林認為這樣的取獵是對這种動物的恣意揮霍。“沒有帶回一張皮，一磅肉（舌頭除外）……這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印第安人無深謀遠慮的特征，只要眼前的賞物能适合他們的胃口，他們便會不顧前后了”。 歷史學家喬治·海德從未見過這個邊疆地區。他所知道的大部分有關印第安人的情況，都是從“奧門哈公立圖書館”獲得的。盡管听力障礙和可怜的視力使他放棄用眼睛辨別道路而是用腦子記憶摸到圖書館，然而，他冗長的《特頓蘇人順史卻成為一本參考基准，而且，海德先生這樣說： 一些听信現代蘇人神話、相信人的靈魂的人們告訴我們說，印第安人是最优等的保護自然資源的民族。他們只獵殺足以供養他們家庭生活的獵物，捕獵時，特別注意不去損坏森林。确實，他們早在几個世紀前，就确定了如同“美利堅合眾國自然資源保護部”所确立的那些所有法律規定。真實情況是，早期，大多數蘇人生來就是自然資源的荒廢者，他們把一個地區的獵物追殺光之后，又遷移到新的捕獵地區；他們毀滅了大量的三角對楊，剝掉樹皮作為馬冬日的草料；為保證來年春天早早地長出新草，他們慣于在秋天放火把草原燒掉，而又毫不顧忌地任草原大火在這個民族的方圓數百平方公里任意蔓延，燒毀了林帶，燒死了野生動物，并造成了其它破坏。 這些草原巨獸群曾經是十分壯觀的。許多開拓者、設陷阱捕獸者，以及士兵們都親眼看到草原大火。火掠過懸崖峭壁時，由于草比較稀疏，火勢就變成慢慢的移動了，火焰也變得十分微弱，人們可以從這燃燒著的火焰上踩踏過去。動物躲在它們能夠呆的地方，直至火舌舔到它們的鼻子上。据卡特林記述，夜晚，當你爬上陡竣的山崖時，可以看見綿延數里的火苗。“那高懸在空中的一串串流動的明亮的火星，好似從天邊扯起的婆娑多姿的彩帶。”當這些火星抵達低地返回到濃烈的8英尺深的濃密的草叢中時，它們立刻又變成了隆隆呼嘯的火紅的風暴，它們立刻會使這片土地成為一片焦黑的荒原。 不管這場大火是事故，還是印第安人与白人蓄意放的，究竟有多少野牛這場大火中消失，是無法估計的。通常，歷史學家更多地著眼于特定事件的詳節，他們的興趣集中在事件的本身，而不是再現一場難以理解的大災難。例如，海德，他可以就帕尼·方克地區的奧格拉拉人，栩栩如生地描述一位野牛宰殺者，因為一火車摩門１移民觀看了屠宰野牛。這些奧格拉拉食物品嘗家雖然為白人旅行家用牛排進餐感到暴怒，而他們自己卻津津樂道地滿足所好，從被宰割的獸畜上選割他們所需的部位，把成吨成吨的好肉扔掉。 １摩門，1830年創立于美國一個教派，初期遵從一夫多妻制。 范妮·凱利与喬治·海德不同。她不但親身在荒遠的邊疆實踐過，而且，在被奧格拉拉人俘獲的5個月中，更有切身体會。她說，他們以捕獲野牛為消遣，恣意捕殺，殺死大量的遠遠超過他們所需要的野牛：“每個人僅從他所殺死的野獸身上選擇适合于自己胃口的部位，而任其余大部分腐爛或被狼吃掉。這樣，就浪費了他們自己的獵物，又常常遭受饑餓的折磨。” 并非只有蘇人這樣。前騎兵菲尼斯·湯尼給布拉迪寫信道：“我見過‘烏鴉”印第安人射殺野牛，他們把野牛射死之后，甚至連皮都不剝……” 休·斯科特將軍熟悉西部，他也熱愛充滿績麗自然風光的西部。1898年，俄克拉荷馬确實是“一塊美麗富饒未開化的土地”，沿西爾堡一道道彎彎曲曲的河灣中，長滿了茂密的榆樹、櫟樹、三角葉楊、山核桃和胡桃樹。那時，為解決燃料，美國軍隊開始有計划地砍伐這些樹木。因為，即就是從离堡最近的六七十公里處的火車道運煤，花費也是十分昂貴的，那時，斯科特將軍是軍需官，他拒絕接受山核桃樹与胡桃樹。他驕傲地指明，許多有益的果樹被保存下來了，否則，它們將會變成煙火升天。在改變美國軍隊的燒炊境況（并非全部，但至少有一些的）的同時，斯科特將軍還禁止印第安婦女們為收取胡桃而砍倒樹林，“這是一個依賴野牛而遷徙生活養成的浪費習慣；過一天算一天，不再返回他們原來呆過的地方。這些婦女根本就不知道應當保存根基，在她們看來，保存自然資源是后代人的事情，她們僅僅是享用了提供于她們這代人的東西。” 如今，凡去訪問過新墨西哥北部地區查科谷的人，都可以看見對這种自然資源的任意揮霍所造成的惡果。檜屬植物，三角葉楊，矮松，松樹，都曾經如同野牛那樣，遍山遍野地生長在這塊大平原上，然而，觀念陳腐的印第安人建造并居住在泥土磚瓦房里，一面卻在撕割著這塊土地。好啦，差不多一個盛世之后，這些樹林再未复還，太陽如同一只汽球，從凄涼而光禿禿的地平線上緩緩升起，它的下方，殘敗不堪的查科谷，寂寞地靜靜地躺著，地面干裂，空蕩蕩的，如同一只碎裂的罐子。枯干的肉葉刺蒡藜，毫無生气的艾灌草，濱藜巴，一只只蜴晰，靜靜地在查科谷的殘垣敗壁中忽隱忽現。 在12世紀，似乎印第安人還能有點對這些樹林進行保護的理性認識。然而，到了19世紀，盡管印第安人被那些黃眼珠入侵者惹得大怒，因為他們正宰殺著為他們提供必需品与舒适的受用物的“Pet大叔”，可是，他們自己卻未能設想野牛的終局。 更使他們激怒的是他們祖先的尸架被摧毀。西奧多·戴維斯在《哈珀》中寫道：“當協的允許為政府各兵站提供所需木柴時，簽約人員領著他們的人在合适的樹叢中集合，著手砍伐木柴，并把它們拉回堡。不難設想印第安人會起來反抗，并立即動手對他們進行襲擊……” 對印第安人先祖尸架的侵扰，自然會激起他們的惱怒。然而，印第安人部落自己也相互表示對其它部落先祖尸架的不恭。帕克曼說，污辱尸架是很平常的事：“我自己就親眼見過一例，5具按西部該部落慣例架在樹上的尸体，被一個主戰派“烏鴉”人挑在地上，踢成碎片，接著，他們又把來复槍口對准尸骨的腦殼，把它們一一擊碎”。 所以，要是印第安人對他們自己的墓葬進行褻瀆并揮霍自然資源的話，他們似乎就不應當責怪白人的行為了。然而，他們并非如此，而是任性地表達了他們的狂怒。一名在太平洋堪薩斯鐵路段作業班工作的工人，或某些分到土地定居的行路人，僅僅由于他生來長了令人厭惡的白皮膚，便可能會喪失性命，喪失頭發或衣服。 于是，4月12日，在堪薩斯，把14名夏安頭目從那被風吹襲的邊界線外部地區召集在一起，听取漢考克將軍連威脅帶辱罵性的講話，目的顯然是要給他們施加壓力。用斯坦利的話說，“有必要保持他們締約條款的嚴格的字面意義”。 這個會議是在晚上舉行的，通常，夏安人不在夜晚討論這樣的事宜。然而，一場風暴使他們的抵達時間推遲了三天，而這位將軍急于要作這番訓講，所以，他們圍聚在他帳篷附近的，堆篝火旁。他們戴著項鏈，大獎章，臂章，耳朵的細長縫里，夾挂著沉重的黃銅耳環，頭頂上的一綹頭發，用銀色的圓盤狀物束著。漢考克講說著，他們靜靜地听著。僅有一次，當漢考克聲明要對任何錯待印第安人的白人進行懲罰時，他們不相信地嘀咕起來。 第二天，為了加強決心，漢考克開始朝印第安人的住宿地帕尼·方克迫近。三年前，約翰·奇文頓上校曾領導科羅拉多的民兵組織，對居住在丹佛市東南部“沙灣”的“黑水壺”的安宁村庄進行侵扰。雖然，印第安人事務專員曾向夏安人保證，說他們不會受到騷扰，然而，奇文頓事先卻未予警告，突然襲擊了該村。此刻，當聆听了漢考克將軍承諾的夏安人，又看到類似的縱隊直追而來后，當然認為依舊呆在附近是愚蠢的，于是婦女和儿童們連棚屋也沒有拆除就逃跑了。女人儿童們跑開之后，斗士們也相隨而去，等漢考克弄清事態前，他們卻全跑了。對這些相繼發展的事態的惊訝与憤怒，迫使“波托馬克閃電大軍”在250間空棚屋的周圍架起了大炮，并命令卡斯特把逃亡的人驅赶回來。 夏安人逃跑了，但這并非由于部隊領導人無能，僅僅是因為夏安人對這儿的地形太熟悉了。他們可以十分自如地，比這些穿藍制服的人更快地逃离而去。卡斯特已在邊疆呆了這么久，他對此十分清楚。無論是精銳的第七騎兵兵團，還是其他任何人，都難以追上這些狂熱的人。所以此時卡斯特能做的事，也只是在返回到漢考克將軍駐地前，跟蹤他們一陣子。情況既然是這樣，何不逮住机會，在曠野上痛痛快快地跑上一陣子——在《賽馬場，田野与農場》一文中，他給讀者描述了他追獵一只野牛時的震動、興奮之情，而對期待他在那四個月的特殊日子里追赶夏安人的事，只字未提。“我离開縱隊，策馬朝前飛奔了几公里；僅帶了一個衛兵……” 同他在一起的還有他的狗羅夫、魯，夏普、雷特爾和范妮。它們很快探測出什么气味來。卡斯特騎著良馬卡斯蒂斯·李，緊隨在后面狂跑，而把勤務兵遠遠甩在后邊。 過了一會儿，他意識到自己是否在干傻事，于是把狗引開，正要回身，看見一頭如他的馬一般大的野公牛——一個難以抵制的挑戰！他緊追了三公里，追上了它。就在他一邊同它并排狂跑一邊准備射擊時，這只野獸突然大搖大擺地朝他跑來，他的馬嚇得退到一邊，卡斯特的手指本能地扣緊了板机，子彈從卡斯蒂斯·李的腦子穿過，它倒在地上死了。這位獵手自己也被猛地朝前彈在地上，几乎栽倒在野牛身前的地上。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但腦子被震昏了，難以動彈。野牛死死地盯著他，然后，搖著頭，小跑步走開了。卡斯特站起來，脖子挂著一副望遠鏡，狗跟在身后，他轉過身朝他認為是正确的方位往回走去。要不是碰到這支縱隊的話，他可能會同一伙游蕩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或者被餓死。 他不是第一個鑒賞這塊廣漠無垠而又杳無人煙的大草原的白人。1542年，科倫納多曾穿過堪薩斯。根据這次遠征的記述，不難看出，一個人，或一支軍隊應當怎樣去領受它。确實，這些西班牙人的探險听起來几乎是神秘的。彼得羅·de·卡斯坦達浮夸地問道，這支由500頭母牛、5000只羊相伴的1500名印第安部落同盟組成的如此龐大的大軍，莫非是一支神軍？這么一支聲勢浩大的人畜大軍穿過這塊大平原，怎么又不會留下一點蹤跡？這片大地簡直如同一只大碗，“所以，當一個人坐下時，他的四周被地平線包圍……” 弗蘭西斯科·瓦薩奎茲·迪·科倫納多將軍自己記述說，茫茫的曠野上看不到地面上任何標記，看不見一顆樹，看不見一叢灌木，也看不到一塊高地；沒有任何指引他們的目標，沒有任何特殊的自然特征，為了避免行軍時兜圈子，他們只好采用保持一條直線的辦法行進，即由一名弓箭手端直朝前射一箭，他們朝著箭往前走，然后再射一支，再往前走。 19世紀早期，卡特琳在這塊平原上探險，當他從那茂密的草地上穿過時，深密的草使得他站在馬蹬上才能探出頭來看見草尖。 卡斯特在看見一片煙霧般飛揚的塵土之前，也許已行走了一個小時了，飛揚的塵土必定意味著一大群野牛、一大幫騎馬疾馳的印第安人或第七騎兵兵團。他至少提供了三次這樣遇救脫險描述。《賽馬場、田野与牧場》應當算是最不富有戲劇性的一次了。只不過在這場險遇中，他認出了這支騎兵兵團，坐下，等著。在他給妻子的一封信中，記述了他看見了軍車。但在令人贊美的《我的大平原生活》（本廷上尉稱它為《我的大平原上的謊言》）中，他描述道，他藏在一條干河谷里，那些狗依偎在他身旁，直至最后，他通過望遠鏡，大概看見了那面高高飄揚的騎兵上方的星條旗。好哇！ 他再次幸運。 如每個人所知那樣，幸運，僅止是幸運而已。可是，幸運也常常應當是本能，才能与智慧的綜合產物。一個行動不敏捷的人，摔在地面上時會碰斷腿的，要是這樣，他也就把命丟在那儿了；一個沒有膽气的人，在一頭野牛的雙角下，可能表露他的惊恐，而被抵傷；缺少敏銳頭腦的人，在不幸之后，可能會朝著錯誤的方向走去。但卡斯特相信他的幸運，這可能有些不貼切。 与此同時，在帕尼·方克，漢考克辛苦地看守著一個空蕩蕩的營地。他試圖防止它們被洗劫，但這是不可能的，那些渴望獲得東西的士兵們悄悄繞過警衛哨兵，爬入棚屋中，隨意滿足自己的欲望，什么戰斧啦，煙袋啦，袍子啦，戰棍啦，狗皮啦，鹿皮鞋啦，小刀啦，還有玩偶、箭支以及狗。 卡斯特終于送來一封信，說是夏安人一直不斷地襲擊公共馬車站。接到此消息后，漢考克不顧及可能會把局勢弄得更糟的勸告，下令把這個村庄燒了。作為一名記者的斯坦利，難以抑制他的興奮，自然，對那些如山火絨般燃燒著、冒著煙霧的小棚屋杆做了极度熱情的報道。“微風把燃燒的火星吹送到大草原各處，大草原的草被燃著，閃電加速了這些火焰的向前滾動，黑色的濃煙緩緩地飄向天際，一個巨大的草地被毀滅殆盡。所有的綠色植物，耷拉著腦袋的無生命的東西，全被毀滅了，野牛、羚羊、豺狼惊恐地向遠處逃亡……” 斯坦利解釋說，漢考克認為，他是被逼上梁山了，夏安人掏取腸肚，揭去頭皮。并把化石灣兵站雇用的三名男子的尸体焚燒。 卡斯特送來的第一封信，确實使漢考克相信了夏安人應為這些殘忍的事件承擔責任。但從相繼送來的信中，卡斯特說，無論他自己還是德拉瓦爾偵察兵，都沒有找到證物。這使得漢考克將軍處境尷尬，盡一切為自己清洗罪名。他給謝爾曼將軍解釋說，縱使不能證實它是事實，眼下被焚燒冒著煙的這個夏安村庄中的人，可能殘殺了該兵站倉庫的人。 在漢考克的帕尼·方克大破坏的10天之后，著迷于朱紅色的基奧瓦首領色旦他（Satanta，Set－ta－ik－e的訛用，意為“白熊”）來到蘭德堡。在那儿，舉行了另一次和平商議會。他是一位体格粗壯、肌肉強健的人，有一雙十分明亮的眼睛，一張臉全部用紅色顏料涂染。會議期間，他身著佩戴著臂章的軍大衣，里腿上綁著許多黃銅小鈴。這位引人注目的妖怪住在一間鮮艷的紅色棚屋里。他在騎馬外出戰斗時（他确實常常出去參加戰斗），不僅把臉染成紅色，而且把全身染成紅色。由于他堅持一慣沉迷于紅色，所以，他也扛著一個紅色盾。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矮种馬涂成紅色，一直染到蹄腳。他是基奧瓦印第安女人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也許，每一位看到他的白种女人，不是對他產生极度的惊恐厭惡，就是著迷地戀慕，傾倒。斯坦利評論說，色旦他擁有一個威赫的名聲——魯莽且勇敢無畏。他既不畏懼格蘭德河，也不把共和党党人放在眼里。 大約在這次拉德（larned）會議前三年，一位名叫凱奇爾馬的傳教士訪問了赫赫有名的色旦他。凱奇爾馬發現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精神飽滿，有理智的人，然而顯得有些愛出風頭。午餐期間，他命令在他的棚屋里舖了一張地毯，飯食擺放在几塊染成紅色的木板上。這些紅色木板用一些小圓釘裝飾著。“他有一只法國黃銅碗”。凱奇爾馬記述道，“飯盛好后，他用力往涼吹著”，像是一位熱情友好的主人。如同許多高加索人首領那樣，既具有迷人的善于交往的風度，又和藹可親。然而，這兩种外表不能消除他本質的狂烈殘暴。1866年，在一次襲擊中，色旦他捉拿了怀抱嬰儿的鮑克斯夫人，嬰儿哇哇的哭聲激怒了他，他就殘忍地把孩子的腦殼推在樹上擠碎。同其他許多對抗的印第安人那樣，他終于被監禁起來。由于不能忍受這樣的對待，他一頭朝下，從得克薩斯亨茨維爾監獄醫院二樓的窗子跳了出去。 漢考克將軍對這位狂暴的印第安人的訓講与以前對那些夏安人的訓訴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不管他是哪一次講的，沒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為，一個月之后，色旦他又襲擊了道奇堡，大多數牲畜被惊嚇得四處逃散，“然而，他倒很有禮貌”。戴維先生報道說：“盡管在他卷裹著搶獲的東西騎馬离開時、失禮地把他的大衣后擺對著警衛部隊，但還是朝他們舉起了那用羽毛裝飾的寬檐帽”。 由于患淋巴結核，謝爾曼將軍的像片不時呈現一副座山神模樣。那年夏天他前去訪問并對局勢做了正确的分析之后，給格蘭特總統寫信說，這些貧窮与自傲的印第安人認為，牧場的牧群難以使他們克制自己的欲望；為了行竊，他們偶爾動手殺人。“我們又不能正确地區別對待他們，他們外貌看起來長得一模一樣，都被誤認作群氓，迫使我們卷入了同他們所有人的對抗之中”。 可是，十月份，又舉行了一次商討會，討論了緊靠俄克拉荷馬疆界、堪薩斯南部的“巫人棚屋”一帶的問題，并實施了一項新政策。此時，政府不再僅僅滿足于獲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政府做出了決定，要使他們改變他們延襲了多少世紀的古老生活方式——要讓這些未開化的人居住簡陋的農舍式小屋，要讓他們穿鞋，換句話說，要他們竭力效仿白人農民的生活。 斯坦利也來到“巫人棚屋”，他可能穿著他同漢考克遠征時穿的那身衣服，戴一頂藍色無檐氈制軍帽，寬大的大衣和“一雙配著一個巨大的墨西哥靴刺的生牛皮靴子。色旦他也到場了，他認出了斯坦利——這并不難！他用一個异乎尋常的熱烈擁抱迎接了斯坦利，這表明，同這位將軍相比來說，色旦他更喜歡這位新聞記者。 听起來，斯坦利倒好像成了一個變節者了。在同漢考克一同視察時，他提供了一個大國沙文主義的政府防衛政策：“難道我們的同胞慘遭屠殺、頭皮被揭掉，而不要反擊？難道那些嬌弱的女子們被這些殘忍的野蠻人帶到他們的棚屋，被倒賣、被邪惡的奴役，而我們卻坐視听任？西部的人民在躊躇不安地等待著一個答复呢！”可后來，這些殘忍的野蠻人在他筆下變成了“在這個國土上受虐待的儿童了”。 他顯露了能逢迎各种場合的十分不尋常才能，如托馬斯·伊澤思所說：“是一個八面玲瓏無所不為的人。”這一才干使他能夠聲東擊西，即當他在為圣·露易斯《密蘇里民主義者》描述奧馬哈市的一出戲劇性表演的同時，卻又在塞奇維克堡為紐約的《論壇》撰述。 他出現在塞奇維克堡必定是遭到怀疑而爭論的事情。据知，他确實去了奧馬哈市劇院。他給安東妮·沃德小姐腳下投擲了一束花，但被沃德小姐踢到一邊。在此之后，他同一個當地編輯進行了一場拳頭戰。顯而易見，他不是獲胜者。治安委員塞繆爾·泰潘說，他好像使嚴寒的冬天更加難熬，這就是沃德小姐殘忍地斷然拒絕他的原因——盡管，据說她改變了他的習性，并足以長久地把他的錢包掏干。藝術家J·D·家蘭德稱他為“一位可以想象的最可怜的被遺棄的悲慘家伙”。 “巫人棚屋”商談會似乎是一個非常英明的事件。身著庄嚴軍服的軍官們，渲染了印第安人与某些白人市民的惡作劇的個人特征。例如，約翰·“黑人法律執行官”桑鮑恩委員，他穿一套紫色衣服，顯得華麗而光彩奪目；或者是夏安人翻譯瑪格麗特·亞當斯，她是一位阿拉伯霍和法國混血女子，曾三次結婚。她的帽子上裝飾著一根駝鳥羽毛，斗篷下露出刺激性的鮮紅緞子衣服，她极其陶醉地參加了每一次會議。 高級軍官威廉“白人法律執行官”亨利將軍，体格高大魁梧，但卻又死板客套，由于過分講究禮節而把身板挺直，并使自己的模樣十分滑稽好笑：威嚴的男子漢气魄的頭上，卻扣著一頂男女通用的小便帽，一頂大學一二年級學生們戴的那种無檐帽，你可能會把他看作是位華而不實的將軍。据說，他曾是位杰出的運動員，一位長著飛毛腿的賽跑能手。 還有這位愛挑剔的特理將軍，有人說他“沉著穩靜”，又有人說他堅韌不拔、勇猛無畏。 再就是有一雙如同獵狗般敏銳眼睛的C·C·奧格將軍，他長著一把連鬢絡鰓胡子，叨著細細的煙卷，他的組織与計划才能是眾所周知的。 泰潘委員在削一根棍于，新聞記者們記述道，在這個辯論性的重大商談會的開始到結束整個期間，他一直削著這根棍子。他是當地草原的一位切削者，固然就不离本行了。再說，作為一個治安委員，他既不會做出什么不同凡響的事，也不會同這些狂暴的印第安人磋商出什么惊人的結果。一個又一個人接連不斷地講說著，泰潘費力地削著他的木棍，但他也沒有削出個什么樣儿來。這些印第安人必定被弄糊涂了——這些白人實在難以理解！ 印第安人首領們以他們最体面的樣干出場，他們臉上涂抹著赭色，使得一張張面孔顯得充滿了快活，面頰上還畫著各种象征性的標記。他們把自己的戰帽摘下，其中几個人披著墨西哥式彩色羊毛毯披肩。其余人為了使自己變得整洁一些，抖掉了毯子上的蟻冢——這自然激怒了螞蟻，它們正赶來密集在毯面上，大嚼著安臥在毯子里邊的虱子。然后，自然是這些螞蟻被毫不費力地抖掉，他們披上干淨的毯子。 “黑水壺”出席了商談會，他穿了一件炫耀的長長的藍色袍子，頭戴一頂重騎兵帽。 色旦他帶著他的軍號（一把法國號，或喇叭），脖子上懸吊著一條生牛皮帶子。 “Se－tan－gya”或“色旦卡”，就是這么個名字吧，他是個身材瘦高的基奧瓦人首領，佩戴著一個刻有布莰南總統頭像的勳章。在這次協商會議召開時，他已年近67歲。如今，國家檔案館影集里，他那炫耀的模樣是一只眼睛像鬼拂，而另一只則眯成細縫，蒙古人般山羊胡子下邊的那張嘴唇，像是在品嘗帶苦味的种子緊緊地縮了回去。 和藹可親的科曼契人首領“十熊”，比色旦卡大几歲。他那張老年人臉上的道道皺紋，如同他居住的平原上的道道圍樁。他佩戴著一副鍍金眼鏡，使他与本杰明·富蘭克林十分相像。 在營地里，至少有近5000名科曼契人、基奧瓦人、阿拉伯霍人和夏安人，每一個人的身子都涂抹成奇形怪狀的樣子，每個人都會使城里的白人惊愕。他們佩戴著勳章，懸挂銀色十字架，頭上戴著插羽毛的戰帽，腳穿鮮艷的鑲珠子鹿皮鞋。許多人穿著從被他們殺死的騎兵尸体上剝下來的衣服。那懸在他們矮种馬馬勒上的小鈴，發出音樂般的叮當聲。 記者們草記道，當密蘇里的參議員約翰·B·亨森同各個印第安部落首領擁抱之后，他的鼻子變成了黃色，一邊面頰印上了一條條紅印，另一邊卻印上几條綠色刺紋印。那時，還沒有彩色照片，但一張黑白照片上則呈現了一名中年男子，蓄著灰白的胡須，前額十分寬大，而頭發十分枯稀，一雙紫色的眼睛出奇大的，一副茫然的模樣，仿佛他不相信自己眼睛所見到的一切。 堪薩斯的十月是金秋季節，沿“巫人棚屋灣”的榆樹在寒冷的秋風中沙沙作響，火紅的陽光變成了金黃色，然而那里還沒有結霜，柿子樹上垂挂著累累的金黃色柿子。會議選擇了多么美妙的時刻，多么优美的場所啊！。 沒有太多地注意對友誼的修辭——無論是故意作出的姿態，還是出自內心的篤誠之情，加之翻譯的大量篡改与歪曲，但以某种詳情來看，似乎還是表明了一些對和平的极度渴望。阿伯特·巴尼茲上尉（他曾負責騎兵中隊）在10月17日的日記中記述道：“這天黃昏，一個我從未注意過的阿拉伯霍人，把一雙鹿皮鞋送給我……” 色旦卡給政府官員們講了話，時間很長。斯坦利被這位笨重且极其危險的基奧瓦人強烈地吸引住了，他聚精會神地聆听著，但由于听不懂語言，僅靠色旦卡講話時的語音意義速記了一點 在這儿，斯坦利還遇見了這位首領的代理人（更嚴格地說，是基奧瓦人的代理人），杰西·利文沃思少校。他是修建這座著名城堡人的儿子。利文沃思少校此時腿跛了，胡子隨著年齡的增加變成銀白色，但還是一付精明的模樣，且一心致力于紅种人主義的事業。他的大衣口袋里常常裝著鼓鼓的官方文件資料，而資料的一頭總是有近一，英寸左右露在口袋外邊，每張文件上都署有他法定名字——‘印第安人代理人利文沃斯’”。這位稀奇占怪的人物——不合格的空想主義的官僚，畢業于西點軍校，但不屬于軍隊官員。南北戰爭時期，他被解職。后來，基奧瓦人指責他受賄，也許，他沒有過失，最后，以躲閃的方式离開了那個不穩定的台階。官方文件如同一件紀念禮物——一出失敗戲劇的節目單，貼附在大衣的口袋外邊。 “巫人棚屋”堆放了三堆禮物，是華盛頓的“大爸爸”總統送給他的遭受苦難的紅种人儿童們的：一堆分發給基奧瓦人和科曼契人，一堆分給阿拉伯霍人与阿帕奇人，另一堆分給夏安人。一筐筐玻璃彈球、小刀和難以計數的小玩藝，還有由圣巴神父買的3423支過多的小喇叭。也有南北戰爭時期的軍裝——燕尾服，褲于，靴子，戰帽——印第安人按照他們自己的喜好，把它們做了改制。例如，要是把一頂美利堅合眾國的戰帽帽頂剪掉的話，將會更合意，帽檐上可以插羽毛，并涂染上各种色條；把褲子屁股部分剪掉，穿起來會更舒服些；靴子的盛腳部分沒有用，干脆割下來扔掉，但靴腰經改制后，倒可以塞進鹿皮鞋里。食品則遠遠超出這些印第安人所料想的，真是一場大丰收。協商會議結束之后，每個人的矮种馬都裝馱得滿滿的，但還是無法把所有食品馱回去，白种人也沒有多余的袋子把它們帶回東邊，所以就丟下任其爛掉。 一罐罐黑色火藥小筒、雷管、鉛、紙制彈藥夾、槍等則成為使這些受禮人最為高興的禮品。同上述禮品相比，它們更有价值，所以，被最后分發。而那些魯莽性急的年輕勇士們，簡直按捺不住了。第一支手槍爆炸，然而，這位開槍勇士似乎更關注被炸毀的手槍，而不是他自己流血的手。不止一支手槍爆炸了，因此，這些印第安人開始嘀嘀咕咕地抱怨起來，他們認為這些白人在欺騙他們。斯坦利記述道，議會將對美利堅合眾國這些武器的制造者進行調查，然而，一些左輪手槍還是被發放。印第安人認識它們，并已多次使用它們，知道它們是靈巧有效力的殺傷武器。 武器的發放，把一些軍官弄糊涂了，特別是治安委員們，他們感到納悶，認為這樣的禮物是不大合适的，可委員會中的軍人成員們爭辯說，這些武器是打獵的必需品。特理特軍特別贊同這些武器的分發。 老色旦卡在帶著自己的禮物回家之前，拜訪了高職位的人們。他輕輕地撫摸著他胸前的布莰南勳章對科曼契人与基奧人說：“瞧我佩戴的這枚獎章吧，正是由于佩戴了它，我開始變窮了，在此之前，我擁有大量的馬、大量的棚屋，我很富有。如今我成了這儿最貧窮的人了，他們給我脖子上戴上這枚勳章之日，即成為我變得最貧窮之時。”他繼續說，他的人民感謝崇高的結束這种悲慘命運的圣靈。他說，應當為我們自己做些有益的事，給我們自己指出一條真正的出路。“現在我們得分手了，但請記住我色旦卡吧……”他們确實再未見過他。1871年6月8日，由于他部落的一部分人參与了基奧瓦与科曼契人一起的襲擊事件，并殘殺了几名卡車司机，他被騎兵銬上手銬，并看守起來。在送往監獄的途中，他做了十分堅定的決定。一名革部人騎馬同政府的車輛隊并行著，色旦卡要他轉告一個口信：“把我的死亡情況告訴我的人民吧，說我死在西爾堡外的重要日子里，我的尸骨要躺在這條路旁，我希望我的人民把它們收撿起來，帶回家。”在离開堡一兩公里處的公路上，他喊叫道：“我決不越過前邊那棵樹！”他掙脫了手銬（据說，他在把手從手銬中拉出時，皮肉也撕下來了），拔出藏在毯子里的宰牛刀，刺傷一位衛兵，就在要奪下這個衛兵的卡賓搶時，他被另一名衛兵開槍擊倒了。他掙扎了約一個小時，死了。這時，他至少已經70歲了，所以，不難設想數十年前，他是怎樣一位強悍剛勇的人。 1928年，威廉·康向利給堪薩斯州歷史協會寫信說，政府募集了面粉、咖啡、白糖（科曼契人喜歡吃糖，一杯咖啡倒半杯糖）、“于果等，這些東西足夠作為一支出征部隊的軍需品”，還為這些印第安人募集了一群牲畜。“‘但我們喂養了怎樣的印第安人？這幫人一直屠殺移居者，揭婦女和儿童的頭皮，殘殺火車道上的工作人員，放火燒房屋、哨所，襲擊各個站堡，整整一個夏天，把邊疆地區弄得荒敗不堪……”委員會明明知道所有這些野蠻的印第安人對邊疆移民犯下了殘殺暴行，但依舊把他們“當作‘善良的印第安人’，殷勤地款待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提及他們的背叛行為，幸運的是這些印第安人從來沒有把他們的高興挂在臉上，而是在內心暗自捧腹大笑”。至于提供給他們的所有裝備武器彈藥，“早已被用于殘殺沿邊疆一帶的移民、牧場工人，以及火車道工作人員。十分慷慨慈善的‘大爸爸’為他們的另一次戰役提供了裝備……” 漢考克將軍未出席那次協商會，那時，他被迫退避到利文沃斯堡總部，把前哨警衛部隊交由卡斯特負責。他笨重的遠征究竟是一個成功還是一場失敗，應据各人的看法而定了。治安委員圣已給內政部長奧維爾·布朗丁寫信道：“漢考克將軍的行動計划對公存財物帶來了十分慘重的損失，同時，對我來說，也似乎是十分殘忍的……”布萊克·惠斯克爾斯繼續說，一個巨大的民族發動戰爭反對少數游牧部落，簡直是一場令人作嘔的奇景，“空前未有的不公正，最令人震惊的國罪，遲早我們會遭受懲罰的，我們的子孫后代也會遭受上天的報應的”。印第安人事務負責人托馬斯·墨菲在華盛頓對新委員納撒尼爾·泰勒告誡道：“抱歉地說吧，漢考尼將軍的遠征，沒有帶來令人滿意的結果，适得其反，造就了更多的魔鬼。” 分得土地定居的移民們受夠了印第安人的狂暴行為，他們對印第安人沒有什么同情之心。《Topeka每周社論》也沒有含糊其詞：“一幫貪吃內髒的臭鼬，他們可怜而粗卑，多虱而肮髒，是裹著毯子的行竊之人；他們撒謊且又偷偷摸摸；他們行凶殺人；他們粗野而又冷酷無情，好似上帝答應讓他們這樣影響這個地球。他們最終將直接被所有的人們鏟除，除非他們的代理人和商人們為他們祈禱……” 謝爾曼不希望把他們斬盡殺絕，但也認為，如不采取一兩种方式把這些印第安人除掉，是不會有什么和平的。他告知陸軍大臣斯坦頓，在阿肯色与普拉特河之間，哪怕僅有50名印第安人，也得對兵站倉庫、對每一節貨車、每一個留下蹤跡的人提供警衛。他建議對這一地區進行清理，所不同的辦法是或者讓印第安人的委員們把他們哄弄走，或者把他們殺掉！ 卡斯特卻實實在在地帶領他的騎兵在堪薩西部四處小跑著。然而事實證明，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神出鬼沒，很難找到，同他們的交往不像在南北戰爭中同南方邦聯支持者們那樣，能勇敢地同你面對刺刀見紅，他們以他們慣用的方式進行騷扰：如同阿米巴原虫一樣，他們每一幫人都會分裂、分裂、再分裂、再分裂、再再分裂，几乎留不下什么識別特征。結果是，卡斯特穿藍制服的騎兵，不可能抓到任何一個能給以懲罰的人。他們甚至沒有在那些偏遠的山岭間，看見有如一群鳶般的夏安人的白色棚屋。 ------------------ 公益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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