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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斐遜·戴維斯一次在同本杰明·富蘭克林的一位曾孫女儿閒聊時,稍加評論說:“南北之間的戰爭?我親愛的小姐,不可思議!兩個友好的民族,十分友好,肩并肩的生活……”此時,兩個不可分割的民族再次重新縫合一處了,從一張地圖上尋找這條縫線,可能十分細小。可是,它留了一個不自在的聯盟。尤里塞斯·格蘭特命令謝立丹去安定西南部。小菲爾命令韋斯利·格里蒂少將率領4000人的部隊去圣·安東尼奧,另4000人的一支軍隊則由卡斯特統領,去休斯頓。
  伊麗莎白同行。這是一次十分冗長乏味的旅程。首先乘火車,然后改坐輪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新奧爾良,抵達通往亞歷山大的紅河,再經由陸路到目的地。旅程的最后一段變得更枯燥,道路也變得越來越崎嶇顛簸,令人感到十分沉悶,難以忍受。卡斯特想方設法盡力使他的妻子感到舒服些。他命令把一輛机動車改為能防雨淋濕,還在四周蒙上帘布,由四匹灰馬拉著。座位也改成活動式的,累了可以躺下,還安放了一個小袋子,用來放她的披肩、書籍,以及針線活。一名和藹可親的士兵用一個皮車套安裝了一個臨時帳篷餐室,并用管馬具人用的黃綢布,把卡斯特太太縫裝在里邊。此种關心,使伊麗莎白被士兵們稱作“Sheba國的皇后”。
  卡斯特對南部地區一點也不熟悉,他在阿波馬托克斯給他丈人的一封信中寫到,弗吉尼亞留給他腦中的印象遠不如《湯姆叔叔的小屋》留給他的多。他看見一名黑人的后背上留有500處鞭傷的疤痕,這使他想到,要是戰爭結束了的話,至少再沒有什么能比廢除這一惡魔般殘酷的制度更為重要的事了。可是,他自己卻在訴諸增加這些傷疤的措施。1861年8月5日,國會把禁止鞭打作為一條法律措施,卡斯特似乎認為,這一禁止令不是施加給他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進而宣布了對一個被抓住的偷水果者,給以剃光頭,并鞭打25鞭的處罰。在另一些場合,他對犯有同類輕微罪行的人,也給以同等的懲罰。

  戴維森上尉,威嚴的監獄看守:
  你立即把伊利諾第十二騎兵團D連的G·這里的頭發剃掉,并鞭罰,還有依阿華第一騎兵團H連的柯爾……
     第二騎兵師指揮部1865年9月14日

  在通往休斯頓冗長不堪的行軍中,兩名半饑餓的士兵由于宰殺小牛各被罰了40鞭。托馬斯·科萊中尉在《第七印第安人騎兵志愿兵的歷史》一書中記述說,卡斯特將軍不顧下級軍官們的抗議,而做出一些非法命令:“這种蠻橫行為使卡斯特持續受到該部隊每個正派人的仇恨。”
  20年后,一位退伍老兵發表評論說,南北戰爭期間,他曾在密蘇里一英尺深的雪地上扎營,發現自已被凍在阿肯色泥沼地面上;他曾經在南部的戰壕里同野獸搏斗;無疑,曾經被一個又一個困難所困扰,然百,直到和平時期,在同卡斯特將軍一起騎馬通過得克薩斯時,他才真正面對困難。他說在他們從亞歷山大出發朝西進發時,軍部命令大家把大衣扣扣緊列隊報到,每個人還得攜帶一支卡賓槍,一支手槍,70發子彈,一把戰刀。“那時,溫度高達120度F,而且,這個地帶并沒有叛軍。當該師抵達一座窄橋時,僅能排成單行,卡斯特和參謀部的人員把軍刀抽出立在隊列兩邊,一位士兵由于受不了這酷熱,就把卡賓槍,左輪手槍和馬刀綁在馬鞍上。軍官用軍刀把綁繩割斷,讓它們掉到激流中,可這些武器還得由這位士兵攜帶……我見到許多可怜的伙伴由于偷吃一塊肉或沿途偷吃果園中的一只桃子而被剃光頭頂,綁在貨車輪上像狗一樣被抽打。”
  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將軍自己則騎著不帶裝備且無拖累的馬,而且時常改換馬匹。大家常常看見他威嚴地騎在馬上,神气活現地走在部隊的前頭。
  埃米特·韋斯特在《歷史与威斯康星第二騎兵團回憶》一書中記述道,他自己對人們仇恨卡斯特并不感到奇怪,“我難以把我親眼見過的或在我的四年服役經歷中,卡斯特在那個夏天對待他的士兵們的非人行為同任何什么相比,那些人簡直如同美利堅合眾國由瓊斯上校看管的Cohaba犯人。”
  這次行軍途中的食品可能改善了些,据記載是些陳腐的長霉發毛且生了蛆的豬頭肉,還有石頭般硬的面包。一些士兵則喜歡吃分發給他們戰馬的生玉米。軍官無疑強多了,至少,相比來說,這位將軍的飯桌還算体面,然而,時常是他自己辛苦地用步嗆或獵槍獲得的獵物。如果他要准确地瞄准一窩鵪鴉中一只鳥的話,他就會讓整個行進隊伍停下來。
  埃米特·韋斯特說,沒有理由要去占据該地區,那里并沒有武裝的反叛者。人們病倒,死去。每個人遭受了折磨,然而這一切毫無意義。“它僅僅是為卡斯特舉行的一場遠足郊游……”
  坐在革新的動力車里的伊麗莎白也意識到了這支不協調的行動遲緩的軍隊,她不想使自己成為部隊的拖累。每天早晨,卡斯特都在推遲出發的時間,直到她准備停當。她為此而煩惱、焦慮,因為,在她尋找一個發卡時,四千名士兵可能停在那里等著。
  德克薩斯的東部,一整個夜晚都浸泡在濃重的露水中。“早晨,起床號響了之后,我丈夫把我從貨車中舉出來,在牛油蜡燭的燈光下,我洗嗽、穿好衣服……接著為了不使我的鞋被露水沾濕,我又被扛進我的餐帳里,之后又被舉到我的馬上。”
  該師在离休斯頓東北部50公里的亨普斯特德臨時駐扎了一些日子。有時候當地的紳士貴族們邀請他去打獵——他高興地接受了這些邀請。每位打獵者都帶著自己的一群獵狗。這一場景使卡斯特感到特別快樂。他看出盡管有這么多獵狗,但每只狗都能應答主人的號聲,所以,他為自己買了一只號,開始訓練起來。依据伊麗莎白的記述,贈送給他的五只狗,就按號聲“以一個獻媚取寵且惹人喜愛的半圓形圈子”各就各位。“他的所有訓練活動是使它們的聲音同號聲協調,直到能夠同相同的號音合拍”。這群亨普斯特德成員中,有一只名叫拜倫的灰狗,一只“派頭十足的狗”。“我把一個女人傾注于任何一件可愛的事物的愛与殷勤,都給了這只灰狗,但我永遠沒有太多的想念過它。一只灰獵狗的心只能被放置在針箍里。拜倫對這位將軍的關注如同用它那冷酷的靈魂對待其他任何人那樣……”對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冒犯者,只要惊嚇了一只狗,這位將軍就會命令士兵去接受鞭打。有人送給他們一只名叫“金妮”的短毛大母獵犬。一天早晨,他們獲悉它在黑人住處的房后生了七只小狗。卡斯特認為那里不是金妮哺乳的合适地方,但他沒有叫勤務兵去把這些小狗抱回來,而是親自爬到那用矮樁基支蓋的矮層里,小心溫柔地把它們一只一只地托出來。金妮的舖位安置在走廊里,但卡斯特還是認為不合适,就把這位母親和7只幼犬一同安放在他的軍床上。伊麗莎白在《宿營在平原上》一書中記述道,有一天晚上,他手中抱著一只生病的小狗,在臥室里來回走了几個小時。
  10月30日,該部隊搬到奧斯丁,直到全部人員退役复員之前就一直扎駐在這里。有時,這支部隊被傳召,幫助當地政府當局做一些維持治安的工作,其余時間大都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這位將軍差不多每天都帶著他的夫人騎馬穿過鄉間,一支兵團樂隊也時常陪伴著他們,他們會呆在山頂吃午餐。在布奈爾山頂(伊麗莎白把它誤稱為布魯納爾),他們一邊聆听著“Anvil chens”优美的流行曲旋律,一邊觀望著山下的風光。伊麗莎白說,悠揚的樂聲“在峽谷中庄重地回蕩著”。
  一次,他們帶著樂隊訪問了該州的瘋人院,樂隊可能演奏了一些适當的舞曲。她說,在那儿,“我們吃惊地看著一位8歲的精神病患者,跳著爪法利爾舞。”
  德克薩斯州聾啞學校成為這位將軍最關注且喜愛訪問的場所。伊麗莎白在她的《宿營》中描述道,他凝視著那些聾啞孩子柔軟的手指与手腕,“當他們的老師用手指向這些孩子們表達愛、恨、懊梅与崇敬等情感時,一位小姑娘用极為优雅的手勢重复著這些表達動作。他被深深地迷住了,眼里充滿了淚水……”
  J.P·鄧在《平原大屠殺》中陳述道,試驗性地把印第安人与聾啞人叫到一起,他們可以通過表意符號与手勢得以溝通。由此,鄧得出結論,某些手勢必定是一种天生的思想表達方式,所以它們可能是一种比有聲語言更好的自然交流的表達方式。例如,由攤開手示出一個人手中沒有武器,直截了當地表達和平与友誼,握手這一習慣也很有可能源于此。你可以把一個手指頭橫放在前額表達一頂歐洲人的帶檐帽,但誰又能誤解一個手指頭在頭邊的快速捻動動作呢?
  卡斯待從他訪問這個儿童聾啞學校中學到什么,他又在處理印第安人事務中怎樣使用他所學到的這些知識,僅可以去猜測。可是,在這些啞巴式的交談中,他好像已成為一個行家里手了。部隊在德克薩斯州駐扎沒多久,在一次同蘇人、阿里卡落人以及堪薩斯的夏安人首領們的商議會上,他使用了他的雙手,為他們做了一次講話。他們听懂了他的講話。后來在達科他地區,認識卡斯特的阿里卡落偵察員“紅星”認為卡斯特的手勢表達恰如其分。
  1865年年底,當這支占領軍拆除部隊駐地,開始离開德克薩斯時,許多士兵毫無眷戀地同這位矛盾的人物告別。埃米特·韋斯特滿心高興地徒步朝离這儿一百里地的布雷哈母鎮走去,從那里可以借助非常方便的机動運輸工具直達東方与北方。卡斯特沒有陪伴這些行進者,所以在整個旅途中,他們沒有必要非得4人一排了,“也不會為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剃光頭頂,挨25鞭。我們再也沒有看過卡斯特,也沒有想要看見他的任何欲望。”
  要是這位將軍察覺出這种仇恨的話,他也不會在意的,再說士兵解甲歸田總是非常高興的,就是這么回事。1865年圣誕節,他身著圣誕老人的服裝向他參謀部的成員們散發著禮物。
  沒有多久,他自己也從這個“志愿軍團”退役,他原先以少將軍銜享受的8000元軍響也被改為常規軍隊上尉的2000元了。薪金与榮譽的減少必定促使他開始考慮起自己的前程來;他已經滿26歲,他想在紐約或華盛頓謀求一個文職官員的位子。在他對前程做出決斷之后,伊麗莎白也返回密執安了。
  本廷記述道,當卡斯特离開德克薩斯之后,有人揭發了一件由卡斯特簽署的一份谷物与草料合同的“巨大舞弊”案。揭發人是塞謬爾·斯特里斯中尉,他不喜歡卡斯特,然而卡斯特卻很快成了他的直接上司。据本廷說,塞謬爾向上級匯報、揭發了這個合同批審人,并說,盡管該合同并未生效,但應當對它進行追查。卡斯特查實了塞謬爾所干的事,并計謀怎樣報复他。
  軍官之間這些致命的不相容,自然被他們的士兵探查出來,致使部隊的共同利益遭受損害,精神意志受到分裂,并削弱了本應協同一致來維持的部隊的旺盛精力与膽气。盡管那時還沒有組建第七兵團,但許多在德克薩斯同卡斯特一起服役的人,后來又都被安插在這個兵團,大多數歷史學家認定蒙大拿的崩潰就是這些宿怨的遺毒。
  在謀求能在華盛頓獲得一個職位之時,他得知,自己可能會獲得一個外交使節的職務。但該職務由誰批審,是何种等級或派往哪個國家還不大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認為這是勢在必行的。
  在此期間,由于伊麗莎白在密執安,他只得自我取樂消遣。他去听音樂會,看戲劇演出,還參觀了一個美術館,品味了臭名昭著的“東方女王”,雖然這幅畫令人為之震惊,但他認定是一幅杰作。在几名西點朋友相伴下,他同妓女們調情,稱她們為“宁芙”

  1神話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住在山林水澤中。
  他給伊麗莎白寫信,講述了他參加的一場化裝舞會,他化裝成魔鬼:“我們的化裝服既富麗又考究。我穿了斗篷与大衣,大衣是鑲金邊黑色天鵝絨的,褲子是同一色,而且僅達大腿,是一條紅色的絲綢運動緊身褲,我甚至沒有穿襯褲。那件紅色天鵝絨斗篷上面還端插著兩根紅羽毛,當作兩只角。一雙黑色鞋上點畫著朝上翻著的腳趾頭。漂亮的腰帶,假面具,黑色絲綢。”他喜好化裝舞會,無論在戲台上還是在街道上。悲劇常使他傷心落淚,而喜劇又使他捧腹,甚至失去控制:“昨天晚上我見到約瑟夫·杰弗遜了……你知道,當我笑不成聲時簡直是在尖叫了,我笑得兩肋疼痛。嘿!他是杰出的。”
  在紐約他會見了著名人士:“安頓了一場非常杰出的早餐……這些接受邀訪的人中有史學家班克羅夫特,還有卡倫·布賴恩特(Wm·Cullen Bryand)……”此時,他被授予“西班牙騎士少將”軍銜,是由帕弗里奧·德拉茲与本尼士,杰爾茲授予的。他們認為他可能就是取代墨西哥皇帝馬克西米利安的人。卡斯特感到异常興奮与激動,這是怎樣令人為之振奮的事情啊!每年16000元的薪金,全由金幣來支付,他要去征募并領導一支外國雇佣軍軍隊,薪金由墨西哥國民來支付。格蘭特給在華盛頓的墨西哥大使(Don Matias Romero)送去一封信:“茲給你介紹你的熟人卡斯特將軍,他作為一名騎兵軍官,曾十分杰出地奉獻于……”
  為了成為南方邊疆的幸運兵,他要求請一年假,但是約翰遜總統未予批准,原先的請求也被否決了。
  這是令人失望的。然而1866年7月28日,他被授予總部設在堪薩斯萊利堡新組建的第七騎兵團的中校。可是,他認為他應當得到更好的待遇,便給總統寫信,請求允許他成為一名正式的上校,沒必要非得在第七騎兵團不可,他甚至堅持不去一個騎兵部隊,還提出把他分派到白人兵團里的附加條件。
  他可以同黑人、棕色人、紅种人或黃种人友好相處,但內心里還是對白人充滿更堅定的信念:“我贊成提高黑人的能力与知識水平,我也贊成就我們的能力所及,就我們現在做的一切,從道義、精神、物質,以及社會等方面促進各种族的發展。然而,我反對由相應地削弱任何白人的權益來促成這种發展。至于說最神圣可信賴的优惠特權(選舉、參政權)交托于南方各州的黑人,它使我立刻就想到,這是在把一個印第安人首領提拔為羅馬的教皇。”
  本廷在1895年給攝影師D·F·貝里寫信時說,弗吉尼亞·人就不喜歡卡斯特,這并不是由于南北戰爭中,他在弗吉尼亞所取得的任何出色的成就,而是由于本廷所含糊其詞的陳述:“哦,對了,要是我把我在這儿從一位弗吉尼亞同班老同學那里听到的什么告訴你的話,你肯定會毛骨悚然……”
  在另一封信中,他干脆直截了當地陳述了:

  卡斯特將軍以前常常和他的廚娘睡覺,這曾經是整個波托馬克河騎兵軍團人所盡知的丑事、而這位廚娘卻是一個又蠢又黑的丑婆娘,一個簡直同黑猩猩一樣的非洲女人(The Latin Maxim de gustibus nonest dis putandum Comesinhere)。由此,你只能看出這將將軍的粗俗不堪与低級趣味,可對他來說,這可是一塊經濟實惠的甜食,每個了解他的人都明白這件事反映出他吝嗇行為的极限度。在達科他第七騎兵兵團的出征中,他同非洲人的這种交往繼續進行著。

  1拉丁諺語。
  這不應當是了解他的人們所思慮的事,而應當是卡斯特夫人來操心。她了解卡斯特有礙他聲譽的許多缺點,其他人是不會給他蒙蓋圣洁華美的覆蓋物的。

  在歷史學家羅伯特·万特萊(Robert utley)筆下,本廷被描述成一個病態人,說他“遭受著几乎對他所有老同事极度仇恨的心里与致命的癌腫瘤的疼痛的折磨”。這可能言過其實了,但并下過分。同卡斯特相處的那些日子,無疑,不管什么時候,當這股复仇之情油然而生并變得劇烈時,這位有才干的圓臉盤的軍官就會像毒蛇一樣猛咬一口。
  至于這位將軍和他的婦人,由他們的回憶錄無意識地做了證明,他本廷的這些胡湊算什么,鉛版印刷下的東西胜過一紙鐵證!伊麗莎白在她的回憶錄中記述道,這些黑人步兵們在第七騎兵團的兵力缺乏期間,承擔了警衛萊利堡的任務。他們是一伙“狂暴、任性、散漫的家伙”,常常把操場當做運動場,“在剛剛抽了芽的嫩綠草地上,用雙手雙腳前后輪流著朝前翻跳著……”
  曾經駐扎在迪·切斯堡的斯蒂芬·喬斯琳上尉記述道,“黑人號兵們很快就學會了吹號,而從第九騎兵團來的几名黑人士兵,具有黑人們慣常具有的那种欣賞音樂的天才。”
  語言表達方式也不一樣,白人老兵把一名新入伍的士兵稱為“新兵”,而黑人老兵則把他稱為“年輕兵”。据說,通常當這些黑人士兵們回答一個命令時要連稱三聲“先生”:“是的,先生,上尉先生,我會遵命的,先生。”
  根据歐文·湯普森在戴維斯港第十騎兵團的仔細觀察,盡管有這些不同,但黑人与白人相處很融洽。其余學者對此持有怀疑。彼得·奧奇做結論說,這支黑人軍隊“成為軍隊內种族偏見日趨減弱的象征了”。陸軍大臣貝爾克奈普(Belknap)在對這個混合种族兵站訪問之后評論說,士兵們品行端庄,整個部隊軍容极其整肅。确實是這樣,在這位陸軍大臣視察時,絕對不會有一名士兵(無論什么人种),會愚昧地扭打在一起的。
  記者西奧多·戴維斯說,他們是感情熱烈的印第安戰士,他們似乎喜好運動,也贏得了那些戰場上關注過他們的每一個人的尊敬,其中有18名贏得了美國國會最高榮譽勳章。
  理查德·道奇說印第安人不愿意同黑人軍隊作戰,也從來個揭他們的頭皮,可他難以解答原因。他唯一得到的一种解釋是:“‘野牛兵’不怎么樣,他們大量散布巫術。”
  黑人究竟怎樣獲得這些混號是有爭議的。据1872年一名士兵妻子的信記述:“因為他們的頭形与野牛兩角中間粗糙的軟肉十分相像。”然而把黑人兵稱做“野牛兵”是有起因的,他們并不認為這种稱呼是冒犯。湯普森記述道,他們為把他們叫做“野牛兵”而感到十分榮幸。
  不管怎樣,卡斯特在他作為雇佣軍去墨西哥作戰的許諾被否定,他申請正式少將的請求也遭到拒絕之后,來到了駐扎在萊利堡顯赫的新組建的第七騎兵團。可是,還沒等他与伊麗莎白把行李解開,他又接到一個命令,要他和其他所有軍官一道搭火車,去華盛顧接受一個考核。對于高級軍官來說,這個考核最多也不過是大家相聚一起打笑取鬧的官僚式的俗套罷了。吉本將軍看來是組建這個軍團的負責人,他被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時候一位小姐才不算小姐。”正确的回答(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應當是:“當她坐在輕便嬰儿車里時。”而低級軍官們,至少那些沒有多少實踐經驗的軍官們,不會如此輕松地逃脫這場考核。后來知道這些情況的伊麗莎白認為,是一場“令人恐怖的嚴格考核”。
  在等待丈夫從這次考核審查返回的日子里,伊麗莎白自己忙著收拾他們萊利堡的新家。在給住在大皮拉皮城的麗貝卡表姐的信中,她描述了這個世界邊沿的哨堡,說是在那片無邊無際的大平原上,撒落著數不盡的棚屋,附近就是江克欣城,她常常到城里市場購買物品。在她看來,她住的的宅區似乎還是繁華的。

  我們有一間很大的起居室,我的臥室就在它后邊,緊挨著的是梳洗室,它就在大廳的一頭。我們的房間有一個后門,埃莉斯的房間在這個后門的背后。樓上有4個房間,安娜的前屋被一間梳妝房隔開,湯姆就住在樓梯頭……我給奧蒂(卡斯特的愛稱)買了一把好看的有坐墊和靠背的椅子,等他回來享用。巴。我們有一套橡木家具和綠色地毯,一張圓桌上舖了塊綠黑相間的桌布,桌上擺著圖片夾、卡片籃与書架。我把另一張圓桌安置為我們的書桌。我們的椅子十分舒軟,壁爐中辟辟叭叭響的柴火增加著房間的歡樂气氛。我有一個像媽媽那樣的鑲邊窗帘,并按她那樣把它們挂起,我的畫板架立在一面窗子前,我剛剛畫完一張畫,是等奧蒂回來送給他的,畫的是一只叼著煙管的叭儿狗……俄羅斯Qusoscff王子的侄儿薩爾(我的小字典上查不到Sar這個詞,所以我干脆把它拼讀為薩爾了)曾來這儿圍獵野牛,他訪問了我們,我們發現這位高貴的王子十分像德國那些少年……我們有一套槌球游戲桌,而且差不多每晚都在玩,這种游戲十分使人上癮,我知道你与瑪利都會喜歡它的。桌子有8英尺長,它的金屬絲网按室外槌球桌那樣的順序安裝,球則是用大理石制作的,有身份的人也大都喜歡這种吸引人的玩樂方式。我認為它像台球,我們的客人一直不斷……

  萊利堡的身后就是前往科羅拉多和去遙遠的海岸的一個啟程點,那儿躺著被風蝕而成的塵土翻卷的無垠的大草原,那儿就是郊狼、野牛和未開化的用顏料涂抹裝扮的印第安人的生息地,那儿就是陌生奇特的野獸、野禽出沒的地方,那濃煙般旋轉飛揚的滿天塵土,那狂勢而未開化的人們,還有那喜怒無常的狂風暴雨,它們迫使女人在她們的裙邊折縫里縫些錯重物。磨馬刀的磨刀石伴隨著磨刀的嘯叫聲噴飛的火星……所有伊麗莎白親身經歷的這一切,都可能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腦海里。
  堪薩斯部陸軍監察署的T·I·麥克·肯尼上校一直為這個邊疆前哨憂慮。他勸告,要給火車車輛派警衛,要防護好郵件,防止印第安人襲擊,要制上那些分不清印第安各部落人的人誤殺任何印第安人。只有极少數劊子手在同這些軍事人員們尋釁鬧事。然而,肯尼所施加的這些影響,還不足一場森林大火中一只金花鼠所產生的影響。他和他同觀點的人的這些勸說,被大多數正義的人們的義憤壓倒。
  內布拉斯加市《新聞》評論說,作為基本的權宜之計,明智的作法是清洗大草原,“徹底根除所有‘兄弟’般紅种人!”蒙大拿帕B報》附和道:“是小說家以那令人不愉快而多情的樁樁事件為体裁,大顯身手的時刻了,撰寫調和色調的小說吧!要是印第安人繼續行使他們的殘暴的話,把他們殲滅干淨!”
  帕特里克·康納准將對格倫維爾·道奇少將說:“應當像追赶豺狼那樣,追捕他們。”
  于是,1866年12月21日早晨,威廉·菲特爾曼上尉帶領一隊人,從怀俄明比格奧群山基地的菲爾·卡尼堡出發。他的部隊約80人左右,但鄧說是84名,馬奎斯說是83名。其余歷史學家列出的人數是81名。不礙事!菲特爾曼接受了命令,去援救一列遭受“紅云”襲擊的劈柴車。出發前,兵站司令官亨利·卡里頓少校兩次囑咐他,除了把裝劈柴的火車押送回堡外,別的什么事也別管。很快成為寡婦的弗蘭西絲·葛倫蒙德在她的回憶錄中陳述道:“我當時听到,卡里頓的口气是斷然的命令。”
  菲特爾曼走出大門時,卡里頓少校走上哨台,命令隊伍停住,重复命令道:“無論怎樣,你們絕對不能越過‘棚屋區小橋’!”葛倫蒙德夫人說,每個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几分鐘后,卡里頓意識到菲特爾曼沒帶軍醫,所以又派一名軍醫去追赶。可這名軍醫很快又返回到堡里,因為菲特爾曼早已過了“棚屋小橋”,無法和他們相會了。
  菲特爾曼的終結地是一座小山頭,是謝立丹山下几里處的美國87號高地,离卡斯特盲谷不到100英里。如今,這塊現場被用大石塊圈擋起來,圓錐形石堆旁邊立著一根旗杆,杆上裝有一個盾,上面刻著這場慘案的概要。在距小路約1公里的北頭,可以看見一間農舍,換言之,這里除一排排挺立的電杆外,只是一座孤寂的荒山,沒有多少人會使用這條古舊的小路,它只是靜靜地沿“I—90”路標朝東方延伸而去。也几乎沒有什么旅游者會离開高速公路,到這位妄自尊大的軍官靈魂游蕩的荒野處來游玩。如同格拉頓中尉12年前那樣,這位傲慢的軍官,認為少數几個身穿藍制服的人可以徑直耀武揚威地策馬穿過蘇人部落的地區了。這個紀念碑的黑色鐵門,時常被高高地懸掉起來。
  菲特爾曼上尉假定是被“Punic Wars”策略欺騙置死。當時,一部分顯得很虛弱的奧格拉拉人,突然闖到他們鼻子底下,他自然就尾追了他們,他們就在咫尺之內,几乎伸手就可被抓住——僅兩碼遠——凡碼遠。据說年輕的“狂馬”也在這些被追擊的目標之內。

  1Punic Wars”古羅馬与迦太基間的三次布匿戰爭。
  与此同時,劈柴被安全地取回來。
  菲特爾曼可能不怎么明智,兩周前,這些蘇人就以類似的埋伏捕捉過他,但他并沒有吸取教訓,再次落入陷阱。為什么?他是剛來邊疆的新手,目中無人,也許還因為他是接受了西點教育的人。他認為,處理這些未開化的人,美國士兵可以以一當十。也許,他可能被這些引誘物激怒了,他用英語大罵道,“你們這些臭婊子!”
  1886年,鄧發表了有關發生在血染的日子里的這件事的冗長報道。他聲稱,戰斗結束多年之后,他看到一根櫟本戰棒,上面釘著鋒利的鐵釘,依舊粘結著血、頭發与污髒的腦髓。這是奧格拉拉人曾經用于對付菲特爾曼軍隊的武器。他一直不能原諒菲特爾曼的輕慢,但也沒有過高評价卡里頓少校。鄧把卡里頓少校稱作在閱兵儀式上訓話的軍官。他說,不應當把卡里頓派往邊疆,他應當到學校去任教:“他修設一座堅固的兵堡,在修建這個兵堡時,印第安人對他本人和士兵進行了多次奇襲,可找不到任何根据來證明他知道堡前面1英里處有1000名印第安人,還是100名。他好似也反對這些印第安人,要是他确實有手腕的話,會社交地驅除他們。”
  為了試驗所購置的亨利16響連發來复机槍,兩位有經驗的市民詹姆斯·韋特萊与薩克·菲希爾也參加了這支特遣隊。也許是在他們倒下之前,射殺了“紅云”的很多精兵良將,從而极大地激怒了這些印第安人。他們的尸体無法辨認,因為他們的臉被切成肉丁。其中一位身上被扎了105枝箭(學者對此有爭議)。看來,只有這兩位市民和他們周圍的几名士兵同敵人進行了搏斗。在1908年紀念碑落成儀式上,卡里頓在講話中說,不到20分鐘,所有槍聲都停止了。為什么在那种情況下,他還有心思看他的表,是個謎,但這确實是他說過的話,鄧也許是對的,他應當到學校去當校長。他還說,如他的下級們那樣,在槍聲停止之后,他推測,菲特爾曼把這些印第安人殺死或擊退了——如同吉本和特理的人看見前方的一縷隱約的煙幕,就設想成是卡斯特在燒毀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村庄呢。“我們無法設想真實情況……”
  在這個殘忍的可怖戰場上,唯一活下的是一匹馬。一個神奇的同類幸存物!小比格奧唯一的幸存者是邁爾斯·基厄菲(Myleskeogh)的馬康曼契;而在這個戰場上的唯一幸存者則是受到致命傷的C連的一匹灰馬——有斑點的戴夫。
  蘇人消失之后,清點了67具尸体,其余的第二天早晨找到。菲特爾曼和弗蘭德里卡·布朗上尉并肩躺著。由于每個人頭上的太陽穴處有一個子彈孔,所以,認為他們是相互對開的。然而,尸解之后,兵站軍醫做出結論,菲特爾曼是被猛砍致死的。他太陽穴的洞也許是仁慈的一擊。布朗可能是自殺的,听起來殘忍至极。布朗,他如此急迫地要求給一個机會去戰斗,去殺死野蠻人,但他卻身穿軍裝長眠了。本來他接到調令去怀俄明的拉腊米堡,但他說,他必須獲得一張頭皮,所以,沒有經批准便加入到菲特爾曼的隊列。
  約翰·格思理是首先目睹這個現場的騎兵。一陣激烈的震動之后,他草記下他的印象。他記述道,這位指揮者躺在這條古舊的“假日”馬車路靠近“多石灣”的淺灘上,僅离堡一英里處,但不太确切,确實距离,至少2倍遠。

  我們先遣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菲特爾曼上尉的悲慘的災難。那些印第安人已經爬上懸崖,崖畔上閃現著燦爛的金色陽光,也閃現著那些鬼鬼祟祟潛行的印第安人的長發,和他們肩上搭著的從被他們殺死的人身上剝下來的衣服,上面還扎著許多箭。大群大群的豺狼、郊狼和鬣狗在四周游蕩著,准備赶赴這場死尸盛宴。我們被殘殺的朋友的尸体在荒野中躺了整整一夜,但他們卻沒有再次受到任何方式的触碰与侵扰。甚至連打著“2Co”印的戰馬,也未受到這些殘忍的食尸者野獸的騷扰。某些人認為,這些吞食印第安死尸的野獸所以未去冒犯這些白人犧牲者,大概是由于白种人身体中所含的鹽份吧,至少,它們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防止野獸去品味的作用。在這場大屠殺結束24小時之后,堡中的軍醫雷波特派我們出發,用彈藥箱拉載那些死者。所有菲特爾曼的男子們的尸体全亂堆在靠近戰場或“大屠殺山”附近,也就是离一條舊馬車道不遠處的那些小山、岩石与小樹林中。在我們用來收裝他們的彈藥箱箱蓋上堆放著嚇人的、被這伙印第安人肢解了的我們的戰友的尸体。難以分辨誰是陸軍与騎兵。所有死者的衣服全被剝光,腦殼全被用戰棒擊碎,耳朵、鼻子、腿,全被割掉,頭皮被揭掉,身子被子彈或箭穿透,手腕、雙腳与腳踝骨全被砍得只剩下筋腱連著。我們首先裝運軍官。第27步兵團上尉菲特爾曼,第18步兵團的布朗上尉,以及騎兵團二連的號兵福特爾,一同亂擠在一些岩石的近旁。福特爾的腦殼被砸得陷下去,他的尸体撂在軍官們的身上……騎兵團二連薩金特·貝克頭上套著一個黃麻布袋子,頭皮未被揭。那些戴金戒指的小手指頭被跺去,向導李·伯蒂是在叫做“小鵝灣”附近的灌木叢中找到的,身上扎滿了箭,在裝運時,不得不把這些箭支砍斷……有些尸体被開膛面朝天后仰著,也有一些被開腔破肚后爬伏在那儿,以至我們未看出它們已被開膛。我們在他們的內髒上跪踏,但又不知道它們是屬于誰的,所以,騎兵裝了步兵的內髒,步兵又裝了騎兵的……

  只有號兵阿道夫·曼茲格爾一人未被肢解。他的號被砸扁,他一定把它當做一根棒子搶了,而且,不知何故,這些印第安人還給他身上蓋了一塊野牛皮,
  數年之后,一位名叫“火雷”的奧格拉拉人(那時他16歲),簡單而又意味深長地描述了當時那伙印第安人的奸計。他說,他們先找好了一個有利地形,藏在一條干河溝兩岸,并派了几個人在前面行走,把士兵哄騙來。過了好一會,他們听到槍聲,說明士兵們來了,于是把矮种馬的鼻孔捏住,防止他們在看見白人的馬時,發出嘶叫聲。奧格拉拉人的誘兵很快出現在眼前,一些人牽著矮种馬步行,士兵認為他們的馬已經很疲倦了就去尾追他們。子彈在空中亂飛,但很快被更多的箭枝壓住,數不清的箭支蝗虫般舖天蓋地落在士兵們身上。
  “火雷”說,數匹美國的戰馬脫韁了,几名印第安士兵前去尾追,他自己由于要追擊白人而沒去追馬。這些士兵帶了几只狗,他們嚎叫著跳到路上,朝堡跑去,但被全身的箭扎死了。馬匹、死亡的士兵、受傷的印第安人滿山狼籍。“他們的血水被凍結了,因為,突然降了一陣暴雨,使天气變得越來越冷。”接著,印第安人收攏了他們的斗十,离開了。天變得更加寒冷,腳下地面似乎變成了冰冷的鐵塊。那天夜里,狂暴的風,夾裹著雪花凄厲的吼叫著。
  卡里頓少校于1867年元月3日做了正式匯報,盡管他的報告是不動感情的典型官方文件,但進一步證實了騎兵格斯理的隨筆。

  在最終發生這場戰斗的小山路上,遍地都是箭、箭頭、挑頭皮杆子和折斷的矛杆。
  來自四面八方的那些未遭損坏的箭支,說明這位指揮官是在撤离時,突然遭到殲滅性的包圍,并被切斷退路。沒有一名軍官和士兵幸存。凡具尸体是在分界線北頭發現的。它的對面剛好是越過“棚屋區橋”后面的那條小路。
  所有死者都堆擠在离堡最近處的東邊的四塊大石頭旁,這四塊大石頭的中間留成一塊6英尺見方的空地,這儿是最后的防衛地,也有一些斯潘塞槍的沒有耗費的子彈。
  菲特爾曼和布朗在左太陽穴處都被左輪手槍擊中……
  我列出一些死亡者的真實情況,他們的尸体是在黃昏時找到的,下邊是見到時的情況:
  肢体殘缺:
  眼珠被挖出放在石頭上;
  鼻子被割掉;
  下巴被砍掉;
  下齒露在外邊,
  手指關節被砍掉;
  腦子取出放在石頭上;
  雙手被砍掉,
  雙腳被跺掉;
  胳膊從肘窩處砍掉;
  生殖器被割掉……

  末尾,卡里頓說,他列舉的這些事實雖為大概,但他堅信,足以反映出一些真實情況。他說,書寫這些清單是一件使他肝腸欲裂的事情,純粹迫于職責。
  卡斯特在《我的平原生活》中記述道,菲特爾曼慘案的消息“堪稱慘絕人寰!它激發了人們對野蠻的作惡犯罪者的仇恨,政府也迫于壓力,開始尋求將采取的報复手段,所有各個階層似乎都分享了這种感情”。
  該書中,卡斯特复制了這場大屠殺一周之后,謝爾曼給格蘭特的一份電報。其中說:“我們必須以實實在在的行動抗擊蘇人,直至把他們徹底根除,不管他是男人、女人,還是儿童。沒有比斬草除根更徹底的事!”要是把這封非凡的電文的一個詞改換一下的話,它讀起來仿佛是艾奇曼發給希特勒的電文。

  1艾奇曼(1906∼1962),德國納粹將軍。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殘酷地虐待集中營中的俘虜而被作為戰犯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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