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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年10月10日到1867年10月1日,第七騎兵團的500多名成員做出“辭退”的選擇,這是說,他們自動脫逃。
  1867年夏天,布侖尼茲上尉見證般地從海斯堡給他妻子寫信,說卡斯特為他的妻子和一個名叫安娜·德羅爾的朋友支了几個舒服的帳篷(安娜是密執安貨商的女儿,她喜歡冒險),“修建了涼亭、綠色蔽障、許多凱旅門,以及其它一些我不知道的設施。他有一間很大的正方形野戰醫院帳篷,同萊利堡私人祈禱室那樣大,可以使這些女子們非常舒适……”布侖尼茲的結束語被哨所傳來的一陣槍聲打斷,14名騎兵開了小差。“所以,他們走了!要是卡斯特將軍繼續留在指揮位的話,我敢保證,為補充兵團人員,須得進行一次征兵運動”。
  卡斯待并沒有完全怪罪這些不滿的士兵。如當時那樣,政府發放的食品成了嘲弄的話題,也成為士兵持續不滿的根源。利文沃斯堡的官僚腐敗,導致了把蛆蛀了的硬餅干也發來,一些發運到海斯堡的面包甚至是六年前烤制的。至少有一次,明明裝運的是石頭,發票上開的卻是食品。有一次,伊麗莎白陪同丈夫驗收食品時發現,那幫家伙聰明的把一塊石板夾在裝運的成肉中間。局勢可能變得更糟,第七兵團的一個成員記述說,他在1890年戰場上的配給品竟然是二十七年前生產的陳腐食品,包裝日期依舊貼在包裝箱上。“硬餅干全長了綠霉,但我們僅僅把它們擦掉……”通常,士兵試著吃時,只得把這些古式硬餅干先泡軟,或用油煎后里上紅糖。
  午餐是辛辛那提雞(也稱之為咸肉),還有咸豬肉(可能蘸醋生吃)和蛋糕,而這最后一道食品則被烤的僅保證不把牙齒崩掉。至于給騎兵提供的咖啡,僅為綠色咖啡豆,而怎樣把它們磨制成飲用的咖啡,則無人考慮。通常,十兵們用自己的餐具把它們烤糊,放在岩石或左輪手槍槍托上碾碎,再把碾碎的粉沫倒入盛污濁的河水的罐頭盒里。用左輪手槍槍托比用石頭更容易把咖啡豆碾碎,但很多軍官又把這种做法視為犯罪行為。
  卡斯特記述道:“糟糕的給養,自然富有成效地導置了糟糕的健康狀況。消沉懶散的生活,導致了焦慮与不滿,也出現了坏血病,鄰近的兵站還遭到霍亂襲擊。逃跑,便成了躲避這些惡魔的最理想的方式。”
  他拒絕接受不可吃的食品,并于脆建議軍糧庫把它們重新包裝,退回利到沃斯堡。他組織打獵隊,提供新鮮肉食。盡管他們自己沒有提及到坏血病,但記者戴維斯為《哈珀》撰文,說第七兵團的“所有軍官,由于遭受坏血病折折磨,掏空錢包從隨軍小販或其他人那里購買抗坏血病的食品”。然而,騎兵們還是堅韌不拔地朝太陽落去的西部急馳。按照1867年陸軍副官長給第四屆議會的匯報,卡斯特第七騎兵軍團的開小差的士兵已達百分之五十二。
  他的兵團不是唯一兵員逐漸減少的兵團。那一年,美國軍隊中有14068人退伍,而1868年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退伍人員達到70893名。接下來兩年,退伍人員再度大增。1867年到1891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新兵認定,他們原犯了遭透了的錯誤。
  春天便成為改變職業的理想季節,不但冰化雪消,旅行方便,而且由于橫穿大陸的鐵路又開始啟用,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一個工作。所以,逃兵們被公認為雪鳥,因為許多人報名參軍都只是為了度過冬天而已。當然,他們總是會被抓獲,不但被軍方人員抓獲,也常常被想要得到30元賞金的市民們逮住。
  黑人中開小差的比率很低,對此,歷史學家們感到費解,例如,在1867年,部隊中有25%的人消隱失蹤,而在這些消失的魔術師中,僅有570名黑人。無人知道其原因,除膚色外,人們都忍受著同樣劣等食品的折磨,享受著同等的軍銜。据認為,他們不大容易從邊疆的社會團体中逃脫,因為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一個士兵的軍服常常又表明了約定俗成的社會等級。但唯一肯定的事情,是只有极少數“野牛士兵”在點名時,听不見答到。
  對逃兵們的懲罰,因具体情況不同而异,這要由這一天在職軍官和他們的心緒而定。一位在道奇堡附近被市民為獲賞金而捕捉到的士兵,宁愿自殺,也不愿听任軍官處罰。
  原先,在南北戰爭中,一位逃兵所期待的懲罰是被鞭打,并不光彩地退役。但到1861年,鞭打被減免為人道的懲罰,即在身上紋刺。然而,在兵站在職軍官的處理權限內,可以對逃兵像牛那樣,打上一個印跡。約翰·雷安中士回憶了這些事件。1909年,他為他的家鄉牛頓的馬薩諸塞城的《城市叫賣人》撰寫道:

  几名逃兵側身躺著,把他們的屁股露出,用一個直徑為一英寸的大烙鐵,給它們烙上一個“D”字,打完烙印之后,他們立即由警衛人員集合起來,在駐防地示眾。士兵們的宅區在駐房地的兩側,軍官的宅區在第三區,軍需主任与軍隊庫房則在駐地的另一區。示眾包括:在這些逃跑犯的前面有一支雙手背后的分遣隊,兵站軍樂隊演奏著《劣种進行曲》!犯人后面是一隊手持刺刀的分隊,兩三個黑人緊跟在他們后面,踢他們。他們從禁閉室出發,沿住區的一側行進,并朝軍官住區前邊走去。此時,坐在外廊的管區值班指揮官英吉利少校站起來,揮手命令他們停住,他詢問,是那位負責人讓這樣對待這些犯人的。回答說是在執行兵哨指揮官喬爾H·埃利奧特的命令。英吉利少校命令隊伍中踢人的人停下來,游行隊伍繼續往前走著……埃利奧特少校后來由于這次懲罰事件被逮捕,但在后來的遠征中,他又复職了。由于他在這次遠征中被打死,所以,這大概是最后一次听到他懲罰逃兵的事了,之后懲罰逃兵的事由美國科羅拉多第38步兵團B連的加納中尉負責,并執行打烙印的工作。

  1“D”,英文逃跑的第一焦慮字母。
  有時,當一名指揮官心血來潮,非得要進行一場處置不可時,為了使新兵斷掉逃亡的念頭,依舊要進行一些非經官方允許的鞭打。偶爾,也用一些鞭打教訓市民。
  在塞奇威克堡,一位名叫亨利德里克的先生,在兩位士兵的懇求下,愚蠢地買了一酒瓶,從而被抓住送交禁閉室。第二天,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按照當局人身保護法令,把他痛打了一百鞭。在職的中尉雖然愿意欣賞對這名無賴的懲罰,但卻采取了絕對精明的為自己開脫做法,他沒有下命令,而是讓一位中士來處理。這位中士完全領會了在職中尉的意圖,他命令亨德里克把衣服脫光,几乎只穿一雙鞋,然后,把他五花大綁起來。士兵們如同羅馬軍團的百人隊隊長似的怒目橫視地站在兩邊,等待下手的命令。他們輪起胳膊“……高高揚起鞭繩,站在右邊那個人的噓噓的鞭子全落在亨利德里克赤裸的屁股上,他如同中了彈似的痙攣地彈跳著”。血很快從他的身上滲出來,流滴在大腿上,而且,隨著每一鞭的起落,血水飛濺在周圍人們的身上。打到50來鞭時,這位犧牲者的身体已呈青色,“皮肉被抽的一條條一片片地飛揚起來。”
  除了火紅的烙印,鞭子抽打,還有另一种替代性懲罰——監禁。而這种監禁常常則是被晃晃悠悠地懸挂在一個無月光的壁龕中,進行思悟。燒紅的熟鐵塊与鐐銬,被19世紀的士兵們稱為山姆大叔的挂表与表鏈。不管在何處,熟鐵塊一般重10∼25磅,而鐐銬通常約為六英尺長,用一個鐵箍扣在腳踝節處。在寂靜的草原,當把它箍在犯人腳踝上時,他們慘痛的尖叫聲,傳到兩英里遠。偶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鐵匠,會用一個軟鉛鉚釘來代替鐵鉚燈,使得犯人在晚上能把它取下,在天亮檢查時,再裝上。當然,任何這樣做的鐵匠,都在冒自己的自由會被剝奪的危險。
  要是在職軍官心血來潮的話,他可能會把一個人的大拇指懸吊起來,如同卡通運畫片那樣,只准他腳拇指尖触在土牢的地上。
  有人也會遭受平地釘在十字架上那樣肉体折磨。即把被罰者如同一只攤開翅膀的老鷹那樣,釘在地面上。斯坦利陳述說,13團一名步兵被釘在地面上,身上云集著三群牛蚊,兩小時后,這名士兵歇斯底里的尖叫著,哭喊著,乞告把他放開。
  那時,還有堵嘴捆綁手腳的懲罰,用各种方式捆綁堵嘴。听起來好似一种仁慈的絕技,但受罰者更容易致命。犯罪者如同一頭小豬那樣被捆綁起來,嘴里塞一根棍子或一些破布。二等兵戴維德·斯波茲曾在堪薩斯志愿兵團服役。一次,碰巧看到一個人獨坐在連隊操場上,當走近詢問時,才發現是J·A·斯里貝克。他嘴被堵塞,全身捆綁在一起。“我上前同他說話,但他已失去知覺,眼睛大瞪,死呆呆地凝視著。我立刻跑到范奇上尉那里……立刻把他嘴里塞的東西掏出來,給他松了綁,才使他緩過气來,但已使他元气大傷”。斯巳貝克只不過是把他的刀于借給了一個偷割一塊火腿的士兵,偷火腿的士兵受到了怎樣的懲罰,沒有記述。
  雷安与一個名叫勞頓的士兵撕打,勞頓試圖用一根棍子擊碎他的腦袋,雷安用馬刀把他打倒在地。麥克·因圖什中尉聞聲赶來,把勞頓和雷安的嘴堵住捆起來,并把他們的胳膊与腳捆在一起。他們僅能坐著,只要動一下,就會翻滾。每個人嘴里還塞了一根棍子,他們就這樣困倦地睡著了。之后,麥克·因圖什像是對這天的懲罰產生了怜憫,才把他們的捆綁松開,扔進禁閉室,等待軍事法庭判決。
  盡管沒有根据怀疑卡斯特是軍隊中最糟糕的厲行嚴格紀律的人,但他也沒有十分寬大的怜憫心,听起來還出奇地嚴酷。雖然,他在理解新兵們疾苦的同時,在某种程度上,体驗到他們受挫折的感情,對一些嚴重的過錯倒還能給以寬容,但對粗鄙的行為卻絕不留情。他制定了一些保持他兵團風容的措施,從而使他贏得了仇恨的遺贈物。他在海斯堡修建了一間非凡的禁閉室,即由他命令,在宿營地后面的一個小土匠上挖了一個圓坑,坑深二三十英尺,直徑約20英尺,頂上橫舖了一些圓木,上面用干草泥土覆蓋。僅在中間留了一個方形開口,并架設了一個梯子。白天,犯人們被監禁在帳篷禁閉室,夜晚,他們就得從這個口鑽進去,里面常常十分擁擠,無人能夠躺下睡覺。
  麥克·菲爾遜堡的征罰有時包括把一個人的腿綁在一起,扔進普蘭特河。當他用手撕抓著爬上岸后,他又如同一只不得人心的魚那樣,被扔進河中。他就這樣掙扎著爬出來,又被扔進去,直至他快要被淹死為止。
  在達科他地區,營房中的威士忌酒使他十分惱怒,他命令這些墮落者們扛酒桶,也就是要他們穿一個空醋桶,即從肩頭把桶挂住,只把頭腳露在外邊。這听起來似乎滑稽好笑,但卡斯特的一位犧牲者得穿10天桶。
  任何人都不會否認,無人會要一個酒鬼軍團。可是,也不難理解這些身處荒無人煙兵站的人們把酒帶進兵營的原因。除了間歇的恐怖事件外,在威嚴的西部平原上,生活不是十分冗長乏味,就是寂寞難熬。你可以用班卓琴彈奏出凄涼的《拉普拉瑪》,《蘇珊·杰母斯》和《可怜的安尼·羅尼》,或者用和聲演唱《珍妮的棕色頭發》,直至眼角沾著濕漉漉的淚水,嗓喉變得枯竭。然而,又何止這些!禮拜天應當是一個受歡迎面又能暫時使痛苦的心情得以緩解的日子,縱然依舊是沒有什么事可做。可是,接著又會是一個乏味的周一、周二、周三的循環;又將是那笨拙的上尉和一輛裝滿垃圾的動力貨車。
  禁酒令很難執行,耶蒂斯堡的隨軍醫生記述到,禁酒的結果,使這些人開始飲用一些自制的混合飲料,那是用香草、樟屬樹皮、胡椒薄荷、生姜、檸檬等汁液以及辣漿油、紅辣椒油、香水、科隆香水与各种酒精制作的快速混合飲料。羅賓遜堡醫生妻子范妮·麥克里庫迪夫人,在1876年12月底的日記中記述道:“全軍團都酗酒。”
  在怀俄明坎普·布朗工作的一位電報發報員,給他的一位有影響的朋友寫信道:

  ……我要体面地脫离這個軍隊,但是,如果我不能光榮退役的話,只好從這幫該死的人馬中“逃离”。我再也難以容忍他們了,除非你甘為一個卑怯的奴才。無人能忍受當今美國軍隊中一個士兵的境遇。大多數軍官都是些“賴帳人”,士兵們則是逃犯——上帝的最劣等創造物。我實在不愿和他們一起做任何事,我既難以眼瞅那些頑固執拗一意孤行的愚蠢軍官們,也不愿看那些自認為他自己同他們一樣好的人,他們一直使他惱怒無比……

  艱辛的邊疆的生活難以用語言描述!這一時期,部隊中新兵自殺率几乎達8%,是英國士兵自殺率的三倍。殘忍的懲罰,加之無法忍受的孤獨与寂寞,冗長而千篇一律的無聊生活,醉酒,跳蚤,蛆虫蛀蝕的面包,塔羊圖拉的毒蜘蛛,蚊子,暴風雪,荒漠,患精神病的軍士們,莫名其妙的中尉、上尉、少校、上校,狂呼亂叫想要吞噬你的野蠻人,所有這一切都足以使你惱怒不堪,有的是逼死你的法子!
  沿密蘇里河上游,蚊子密集如云,士兵們在周圍行走時,打扮的像個吹脹的汽球,在頭盔上拴上鐵絲,把网狀織物垂挂下來。每日黃昏,嗡嗡云集在“大泥沼”上空的蚊子。簡直好像埃及遮天蔽日的蝗虫。盡管溫度計可能指出90度F,但睡覺時還是有必要里毯子,戴手套,蒙腦袋:“脫掉手套把領子扣緊,或掩掩蚊帳的功夫,你的手便立刻會腫脹得像個不成樣子的面包了。”
  為取代這可惡的生活,你大概也就只有偷偷地离開,到鐵路線上去工作。要是一個人無足夠的勇气當逃兵,那他至少要做的事是准備進行一場戰斗。駐扎在一個小鎮附近的騎兵們,得准備戴上用馬蹄鐵釘子制做的指關節鐵套,來度過他們偶爾几個小時的自由:“飲吞珍珠呢!”還是沒有城鎮的好,這也便少了那些刺激的事,少了一些不安宁。堡里的人們還常挑逗紅黑蟻之間開戰。他們在每個蟻穴處鑽個小洞,然后,把梨或其它裝甜食的罐頭盒扣在洞口上。很快,這些罐頭里便裝滿了螞蟻,然后,把它們倒入一個洗臉盆里。伯克上尉說,盆里立刻開始了一場狂怒的戰斗。他們用一個公正的科學家的身份觀察到,紅蟻要勇敢的多,往往一個紅蟻能制服兩三個黑蟻,“要是戰斗持續足夠長的話,雙方女王便登場,好似在監督這場持久戰。我們至少這樣認為……”
  缺少女人,給這种凄慘景況雪上加霜。堡附近的任何未婚女子都會染上性病。林肯堡對面的密蘇里河東岸,蓋起了大量的養豬場。伊麗莎白与其余已婚女子們以強烈的情感關注了這些飼養場的建立。在1875年那場春洪中,她們可能凄楚地苦笑著,用望遠觀望著肆虐的河水,吞沒了她們的“圣母大國”与“露珠旅店”。
  跳舞是打發時光的最好辦法。可是,除了跟另一名士兵跳舞外,很少有其他舞伴。他們就這樣跳著,盡管那一張張抹著煙灰、胡子拉碴的臉,身上散發著臭汗味,但在袖口上用別針別上一塊手絹,便成了輪換裝扮的漂亮女伴了。
  他們不時同兵團的洗衣女工們跳舞,听起來可能沒有多大的吸引力,但這些最誠實的洗衣女工中,還是有一些迷人的家伙,她們不管束自己而被卷入這种交易中。例如,卡泥堡的一位洗衣女工科倫德·蘇珊,被指控用政府的面粉烤制售賣餡餅,也售賣“烈性酒”,然而,這是可以被理解的。特斯克H·布列斯將軍(他的名字听起來像是小說中的人名)說,在那些日子里,兵站軍醫除了“監禁洗衣女工,治療淋病外”,就沒有什么大事可做。
  這些洗衣女工以不同的狀況、不同膚色、不同癖性出現。德克薩斯的康橋堡有三名洗衣女工由于“完全無用、酗酒与淫蕩”而被解雇。在內華達的坎·麥克·德爾密特,一位稱做卡范奧夫人的女人,用一把屠刀嚇唬下位中尉,因為他把她丈夫的拇指吊起來。在憂郁的西南部的一個堡,一名拉丁洗衣女工對一名士兵威嚇說,他如果再敢散布有關她的謊話的話,她會把他的舌頭全割掉,她已經在他醉酒熟睡中,割掉了他的舌尖。
  那時,還有個納什夫人,她在肯塔基時,就同第七騎兵團在一起,以后,又隨兵團來到林肯堡北邊。她總是蒙著一塊面紗,要么就在下巴下邊別著一塊披巾,据說,她的長相十分奇特。卡斯特的勤務兵約翰·伯克曼說她是一個勤勉的洗衣女工,慈祥的保姆,有經驗的接生員。在誰期待一個女人時,她總是能成為這個期待者的蹩足人”。她的倒數第二個丈夫是一名軍需主任的秘書,名叫克利福頓。結婚前,大家都稱他快活的伙伴,然而,結婚之后,就再听不見他的笑聲了。就在他服役期滿的前几天,他逃跑了。
  她的最后一位丈夫是一個列兵,名叫努納,他們顯然一同幸福地住在林肯堡操場東邊的色茲街區,但當他离開她去執行遠征偵察任務時,她得病死了。就在她要去一個极樂世界之際,她央求她的朋友們草草地把她埋了算了,不要給她擦洗身子,換洗衣服。她們沒能听她的5因為有听說過那樣的事。嗨,你瞧!當兩位女子著手進行這使人悲哀的工作時,她們發覺這位如此頻繁結婚的洗衣女工、女裁縫、保姆。美味可口的餡餅烤制手、大家喜愛的接生婆,竟然不是一個女性。那時,伯克曼正同其他几個騎兵在草地里采野花,打算讓伊麗莎白扎制一個花圈。一名洗衣女工突然從努納的住處跑來,告知了這一非凡的消息。伯克曼說:“我們都惊呆了。”
  列兵努納回來沒說什么,但他的臉色蒼白地抽搐著。他一聲不吭地同小伙子們玩扑克,不停地獨自一人散步,身体也漸漸瘦下來。一天當他走進鐵匠舖,一位騎兵說:“說吧,納什太太永遠不會同你生孩子,對吧?”
  《軍隊与海軍報》常常摘編其它雜志的文章,它輯編了卑斯麥《論壇》的一則報道:

  第七騎兵團的努納下士的“妻子”于數周前去世,他本人在駐地南部的一個馬廄里自殺。据報告,几天前,他逃跑了,但河岸這邊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他。看來,當時,此人顯然設法盡一切可能躲們好几天。自從該兵團追擊蘇人返回之后,他的同志們冷酷的疏遠了他。子是,由于他的妻子性別問題的張揚所帶給他的羞辱,使他羞于再做人,便孤獨地偷偷走開,擯棄了人生。可終結自己生命的做法除了玷辱名聲外,有什么用?他是用手槍自殺的,擊中自己的心髒。這一事件,同努納夫人之死的消息一樣,又在兵站掀起一陣強烈的騷動。然而,當第七團的成員們听到努納用自己的的手結束了由于他的存在而帶給這個兵團的臭名后,全團人員總算長吁了一口气。

  多舌的《論壇》繼續評述說,列兵努納不顧及妻子性別的明顯事實,在其隱私暴露之前,一直將錯就錯。《論壇》也傳播著這樣的珍聞:“這則違反自然婚姻沒什么理由好解釋,除了這位墨西哥女人的身价值1000元,買住了她丈夫的嘴。”
  所以,在沉悶單調富有戲劇性的邊疆生活中,也可能穿插著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
  8月的一個夜晚,一只大灰狼大模大樣地走進萊德堡,它放慢腳步,剛剛把一個哨兵咬了一口,又跑入堡里的醫院,把一個病人也咬了一口,還把另一個病人拖到床下。然后,從鄰近一家過庭跑過去,猛扑了一只狗,接著,跳到威庫普上尉的門廊里,嘗了一口前來走訪的中尉約翰·湯普森。被瘋狼咬了,是非常致命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情況。道奇說,那些被瘋狼的牙齒傷了的印第安人,便把自己的財物送給他人,等死。然而,以某种理由來說,可惡的瘋狼咬傷并沒有危及湯普森中尉的性命,他被治愈。當時在場的本廷認為,湯普森所以得以活命,是瘋狼隔著衣服咬的,病毒可能被衣服吸收了。可是,本廷又說:“正如我們說過的,它把湯普森的‘一泡尿給嚇沒了’……”
  瘋狼是不常見的,古怪的是在萊得堡八月也出現了瘋狼。
  接著,又出現了個子韋尼斯——“一位身著華麗衣服的人”,說是來林肯堡購買土地的,這本身就是件稀奇古怪的事,而在討論這一議題時,他的表現更加奇特,所以便對他進行監視。來到堡的第二天,他宣布要去黃石公園。去黃石公園,就是一只渡鴉,也得飛600公里!可他朝西部步行出發了。卡斯特听到匯報后,命令把他帶回來。武裝隊抄近路,把韋尼斯先生截住,并認為有必要查實他提包裹裝的東西。他帶了1200元現鈔,雖然錢包中身份卡上的姓名地址是維也納26號,約瑟夫·克魯克,但證件上又說他叫埃米爾·克拉克。最后落實,他曾經同紐約百老匯的一名借貸与土地代管人亨利·里曼通過信。“按他身份的地址向紐約發了一封有關他的狀況的電報,但沒有收到答复……”
  克魯克先生大概在進入德科它區之前,精神錯亂了,要么,就是被西部廣闊的眼界弄糊涂了。即便是一個通常頭腦鎮定冷靜的人,也會感覺出這西部大平原的威勢來。例如,約翰·伯克上尉,是一位頑強的戰士,是腳踏實地在這個草原上生活的人,但有一次,發現他自己屯住在北普蘭特河南岸,也就是在与拉普雷李或洛什灣交界處,是在北緯42度49'8",西經105度27'3"的地方。
  換言之,他住在菲特里曼堡。雖然,這不可能是天堂。伯克環望周圍,靜靜的听著:

  晚炮迅疾的隆隆聲催落著西沉的太陽。金黃色的晚霞慢慢地變幻著色彩:青銅,洋紅,暗紅,接著又變成了淡黃色,最后在不知不覺中融入黑蒙蒙的夜空,茫茫的蒼穹中立刻出現無數珍珠般的明星。
  大气的清新純洁,給暢通無阻的道路帶來一條條光柱,回蕩著那怕是极細微的一點響動。然而,雙腳踩在凍結的雪地上發出嘎喳嘎喳聲,或懼怕黑暗的狗的狂吠聲,打破了這夜晚的沉寂。
  這是怀俄明州的一個夜晚,冬天早已來臨。

  顯然,這個邊遠地區,能夠應答伯克的情怀。可他是一位不同凡響的人,八歲開始學習拉丁語、希腊語和蓋爾人語。在著筆描述有關的軍事生活時,他認為自己遠遠不止是從事兵戎生涯。在他隨同騾馱子隊沿利桑那進行艱苦的跋涉之時,心緒又飛抵格拉納達,“在那儿,卡斯提爾王國女王伊斯伯拉曾安排了新建的‘圣城’中她的皇宮的遷移,還帶去了15000頭騾子……”對那些士兵們厭煩的騾子的吼叫聲,伯克思慮道:“在我看來,這些煩躁是不經一駁的,騾子的叫聲固然有一點儿單調,可它們慣于用這樣的高音。這音強對要習慣于它的听覺來說,是有些不順耳,但音強畢竟是個感受問題,這些騾子的感受興許比我們自己的感受更好的多,即便騾子叫聲特別單調,但這儿是自由的土地,這些騾子是可以隨它們高興自由吼叫的。”
  1876年初;部隊從環境惡劣的蒙大拿地區穿過。天气寒冷至极,水銀溫度計也失去了效力。他拉出筆記本草記著,直到墨水瓶被凍裂。但他繼續用鉛筆疾書,難以使自己平靜下來,他的現場草記,占去了他的書柜八英尺長的空間。
  大多數士兵卻沒有伯克這樣活躍的思維。他們沒有用敏銳、激烈的感情去看、去听。再說,駐守在荒遠的邊疆,他們發現自己飽受挫折,也便心灰意冷,西部沒有為他們提供所需要的東西。假扮的西班牙舞伴,易裝癖的洗衣女工,犯狂犬病的狼,蟻群大戰,發瘋的异鄉人,美麗的日落——遠遠不止這些。這西部邊疆地區不止是一般的單調、孤寂,那里還充滿著巨大的陰郁与沉悶;那里不止是一般的單調無聊,那里也到處充滿了殺机,一個人可能在還沒有覺察之前,便會被殺掉;那里還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爆發的洪水、离奇古怪的各种蛇虫和一些連造物主上帝自己也難以知道的什么東西;那里還有印第安人的如同龍卷風般的迅猛的襲擊。
  在俄勒岡崎嶇的小道上,一名法國設陷阱捕獸者,向伯克曼訴說了他對這個地方的怨憤,并為他自己所選擇的維生的方式懊恨。在這里生活是十分艱難的,他的兩個伙伴新近剛剛被阿拉伯霍人殺害,一個被從后背刺死,另一個被用他自己的來复槍殺死。自然。要是一個人在山里設陷阱捕捉河狸,或想在這個世界陰冷的邊沿地區探索的話,這應當是料想到的待遇。
  卡特林的朋友,貝皮蒂斯特也闡述了類似的事情:“我在圣·露易斯迪福康普服役三年,為獲得賞金而捕獸,我賺了好多錢,但被搶劫、搶劫,我做了七年自由的捕獸者,可我被搶奪了五次。搶走了我的馬,我的槍,搶走我的飲料,脫去我的衣服,我光腳走回家。”
  對于這些堅韌不拔的人們,對于士兵們,對于定居的移民來說,他們可能僅能來得及瞥一眼他們意識到的突然飛來的橫禍。例如,對這些人來說,一名阿拉伯霍人(最多只不過是個紅膚色的人)也會如同一只灰熊那樣粗野而危險。然而,對于用層層屏障保護的東部市民來說,這些好似不真實的;查爾斯·金上尉記述道,對土著居民最富有同情心的是新英格蘭人,他開門見山地說,离這些土著人越遠的城市居民,就越喜歡這些土著人,每個州依次把他們朝西部推擠著。“當人們住在离這些土著人相隔兩三個州的安全地帶時,他們便准備做公正慈善的宣講,對那些他們認為在做錯事的人進行指責”。
  道奇少校說,由于受詹姆斯·庫珀的小說感染,東部的人們立即相信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那些杰出的未開化的人們根本就不是什么邪惡的。然而,對于西部人來說,因為他們每時每刻都在這個地平線上做著掃描,他們不得不以极度的怀疑,觀瞧他們的未開化的鄰居了。那時,東部人可以參照如同庫珀這些浪漫主義作家筆下的畫圖,他們可以認為印第安人就是斗士与美麗的少女,是如同神話中的騎士与年輕的女子。“我擔心他們將會用憎惡与仇恨,擯棄這些畫面中的形象”。
  記者菲納蒂的態度更明郎簡洁:“我恨這個种族……”
  1867年7月1日,巴尼茲上尉給妻子寫信說,如果給俄亥俄州以東的人們說,國家正處于戰爭狀態,他們會認為是逗人發笑的事情。可是,當他們偶然發現一些可怜的伙伴們,他們身上穿滿了箭支時,這也就不是什么有趣的可笑的事情了。
  巴尼茲沒有明确的所指,也許是指一位到伊頓冒險的大學畢業生——弗雷德·怀萊曼斯,他參加了美國軍隊,并被殺害了,大概是在7月26日早晨的一場小沖突中,被著名的斗士“羅馬鼻子”殺的。其時,一幫阿拉伯霍人、蘇人和夏安人盜馬賊襲擊了華萊士堡,這些印第安人顯然使用了一個策謀好的調遷計划,他們策馬朝前飛跑,可突然來了個急回頭,“簡直如同飛飄而來,嘴里發出‘嗨!嗨!嗨!’奇怪的呼喊聲,輔之以戰爭的吶喊聲。他們矮种馬用色彩艷麗的羽毛和帶發的頭皮裝飾著,它們的小腦袋在空中驕傲地搖晃著,并粗野、狂暴地左右看著……”
  當這些騎乘者從視野中消失之后,另一位英國人威廉·貝爾博士立即把怀萊曼斯的尸体拍攝下來。
  貝爾博士是大英帝國人种學會的一名成員,這年春天才來到美國,他急于要看到狂暴的印第安人,所以,隨同一個鐵路勘察隊穿過了堪薩斯西部。這些勘察隊員由第七騎兵團的G連護送,由巴尼茲指揮。于是貝爾有机會照下了他所要研究的這個人的第一手作品。瞅著軍士怀萊曼斯被肢解成這等模樣,貝爾博士好似要昏暈過去,他要把它拍攝下來。巴茲尼說,要向華盛頓的和平鼓吹者們揭露這些野蠻人的本質。
  這張相片使人聯想起一張早期文藝复興時期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油畫,或釘死在士字架上的耶穌,或從Herculaneum廢墟挖出來的尸体。怀萊曼斯軍士仰面躺著,全身赤裸,僵硬的如同雪花石膏雕像般身子上穿入的五支箭,如同一支支端扎的標槍。一具人体?僅僅是人体各部的象征罷了。如同屠宰場一頭剖開胸膛的牛那樣,這些印第安人用刀把他從胸部一直剖到腹股溝。他的喉部被撕割的僅有一點還同身子連著,其他肢体被肢解的不堪入目,牙齒一直咧到黑色的絡鰓胡子處。
  貝爾博士記述道:“我要一絲不差地把這恐怖的慘狀記述下來,它不單單是為了報道一則轟動的新聞,也是為了揭示一場殘忍的肉搏戰——感謝上帝,消除這种戰爭吧!如同我們將要見到的那樣,野蠻的尸解具有的最大意義除了是殘忍的獸性行為外,也只能使人恐懼。”后來,還在這名軍士近旁的地上,看到他的一小塊頭皮,盡管大部分已不見了。他的頭部被一粒子彈擊穿,左眼上部被石斧砍傷,腦漿溢露在外邊,鼻子被撕掉。博士還指出,他的一只胳膊被砍得露出骨頭來,兩條大腿從股部到膝部被切開。
  貝爾博士接著用一些相關的標志概括了這些肢解的意義:他畫了一只橫過一只胳膊的手指,表明夏安人;抓握鼻子,代表阿拉伯人;而切斷喉頭,則表示蘇人。

  如果我們現在面對怀萊曼斯的尸体的話,就不難判別出他的尸体肢解部位的意義了。右胳膊被切割到骨頭處,或“砍胳膊”,涉及了夏安人,撕鼻子,意味著“噢覺”部落,或阿拉伯霍人;而把喉頭撕至腮部,證明蘇人在場。因此,在這些斗士中,有夏安人、阿拉伯霍人与蘇人。但我還是沒有弄明白那意味著撕小牛腿的深深地平行切開大腿的意義。各部族箭支結构与顏色也各不相同,顯然,從大量不同裝備中可以看出,各部落的斗士們有意在這位軍士的尸体上留下本部落的特征与標記。

  當今的人种學者們可能會對貝爾的這些過分裝飾和分析結論提出爭辯。可也知道他所提供的這些結論的實質性。已經認定,夏安自稱他們砍剁一只胳膊或一只指頭,這一習性的源起有待于查證。也許,出自夏安婦女用切割自己來表達她們哀痛的習性,或者涉及到他們常常把敵人的尸体四肢砍掉的習慣。庫魯克在玫瑰花苞灣戰斗其間,發現他們把士兵的尸体從胳肘處砍下,然后,揮舞著這些戰利品,策馬跑走。另一种解釋說,夏安人使用的箭頭,上面帶有有環扣的火雞毛,這個環扣,得用右手食指從左邊拉開。
  貝爾博士對蘇人切割喉頭習俗的分析也許是正确的,按照早期法國商人的土語行話,它意味著“割草机”,可能由于他們砍敵人的頭——盡管在小比格奧戰役中,僅有桑堤河蘇人沿用這种習慣。
  大部分部落,也可以由簡單的手勢來區分。手摸左胸,表明北阿拉拍霍人,因為他們被稱為心腸慈軟的人;手擦鼻子右側,表明南阿拉伯霍人,盡管無人确信其理由。一只手指頭,若是如同一根棍或一根骨頭,平放在鼻子下,表明尼茲·帕李斯人。食指向前快速彎曲移動,表示“蛇”人。雙手在肩冰平拍,表明“烏鴉”人。基奧瓦人的手勢更复雜:一只手握成環狀,在右臉側畫圈似地來回移動,表明該部落人只理右邊的頭發。
  大多數印第安人認為,基奧瓦人在發明一些談話的手勢。据知,他們的手勢最熟練,而离基奧瓦人越遠的部落,他們的手勢就越不熟練。然而,他們之所以能嫻熟地使用复雜的手勢,可能由于他們地處各部落的聚匯地,它的南部是科曼奇人,利潘人,托克瓦人,北邊是大草原部落。基奧瓦人被視為戰爭与貿易的中間人,出于必要,他們擴大了這种啞語,但不是專門創造的。不管什么時候,無別的取代辦法時,就用手勢言語。到了白人入侵之時,手勢話言就變得更加微妙了,成為一种快速替代的語言。道奇上校用“咖啡”一詞為例,說一個簡單的一口即可說出的詞,得用五种手勢才能表達出來。他也提及了一位阿拉伯霍人,由于手勢表達能力差,在同一名夏安人做生意時,就需要一位翻譯。
  當然,一些手勢也很容易被弄明白。例如,把一只手指頭迅速從嘴邊分開,表明對某件极無价值的不值得曲解的事情的譴責。貝爾博士記述道,此种啞劇語言,雄辯地表達了人們的感情的破裂。
  怀萊曼斯的胸部有一些奇特的紋刺:一只似牛的雙角獸,一只獅子,和一枚兩邊有國旗掩襯的盾形紋章。后來,据說,在一個夏安人的村子里找到一塊呈卵形的上邊有紋身的皮。他們可能把任何一塊感興趣的皮都收存起來,即便是長腋毛的膠窩皮。道奇見過一張人的從臉部到大腿叉整半張皮:“它的上面覆蓋著濃密的毛發。皮被精細地加工,并由其特殊的价值被視一個大符咒。通常,頭皮被單獨保存,無疑,它表明一個被擊敗的敵人的頭。
  落基山脈西部的人們從來沒有把揭頭皮一事看做一件喜好的事。然而,西部的人們不時失去他們的頭皮。所以,揭頭皮可能是抄襲了東部傳統,要么,是印第安人模仿他們白皮膚的同民族人們的行為,如同許多人所見證的那樣,白人曾經是頭皮的熱心收藏家。确實,地方政府常常用提供賞金,來鼓勵、刺激這种喜好。在亞利桑那,阿拉伯霍人的頭皮值250元。難以講說的事實是為獲得一個人頭上的一束烏黑閃亮的頭發,那些為獲賞金從事追捕的美國人,可能毫不費事地越過墨西哥肅索諾拉疆界,用墨西哥歹徒人的頭發來增加他們的收入。
  所有揭頭皮的習性究竟怎樣開始,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它的最早的先例先于史冊記錄。人類學家研究了人類的一個祖先——埃塞俄比亞波豆人的顱骨。他們清理出一些鑲頭皮的石頭,推斷是用石頭工具從頭上撕揭下來的,是從死人的頭上揭下來的,是決意做出的舉動,沒有什么特殊目的。
  有關頭皮的記載,首次出現在希羅多德的著作里,寫于公元前15世紀。他說,帕蒂亞人從被他們殺死的敵人身上取頭發,用以加固他們的武器与衣物:“顯然,他們使用非常尖銳鋒利的短劍,從眼睛部位開個孔……”

  1帕蒂亞人,守息人,亞洲西部,里海東南方的古國。
  兩三代人之后,色譜芬已記述了他的一些人在途經地中海時被殺死之后,他們頭皮被割取。
  拜占廷的歷史學者普羅科匹厄斯說,考特·貝利薩留將軍一直對某些外國援兵們的行為表示關注。這些狂暴的部落人在對一位俘虜拷打之后,“把犧牲者從耳下部開長縫、取頭皮。即把腦殼上半部的皮取下,用油處理,然后,在里邊填塞充塞物,制成最恐怖的戰利品……”
  13世紀,成吉思汗雖然沒有剝取頭皮,但他發現從犧牲者腦袋上獲取的頭發制作成彈皮弓与耐磨用具特別耐用,并發現与用人發編織的辮子要比繩子或皮子更能耐雨耐寒。
  西半球的西班牙人很快獲悉,加勒比海的土著人在割取人頭,取人發。不久,阿爾瓦杜船長又注意到危地馬拉人在剝取被俘獲的征服者的頭皮。
  在墨西哥北部的奇瓦瓦与索諾拉探險的西班牙首領們,也發現在這些地區的部落中,實踐著這种野蠻的行徑,他們十分可能就是焦部落与帕蒂亞人的祖先。當杰奎斯·卡泰爾(Jacgues Cartier)在圣·勞倫斯河一帶碰見著名的首領唐納卡納(Dennacona)時,問他印第安人為什么要剝取人頭皮,他回答說,因為他們的敵人這樣做。
  顯然,到那時,在荒涼的西部地區,一個慣例就這樣被沿襲下來。無論這一概念是逐漸從墨西哥向北遷移演變,還是自從亞洲人越過白令海峽以后便在美國存在,這是一個有待爭論的問題。不管何种情況,它是一個藝術處理過程。正如記者芬尼里蒂說,“此外,當頭皮被熟練地揭下之后,就被稱之為魔鬼的成就”。
  單單揭取頭皮可能不會致命,但也僅有少數人能逃生,這可能由身体傷殘所造成,記錄下來的几則事例可為佐證。卑斯麥的《時報》在1876年7月16日刊載了一則報道,記述了赫爾曼·甘錫的事跡。在黑山行進時,他獨自一人走在伙伴們前頭。一顆子彈穿入左腿,另一顆擊中左肩,他踉蹌地倒在地上。過了一會,一位印第安人跪在他身后。甘錫被一根棍子或槍托擊昏,他不知道這些:“所有我知道的是他們在剝我的頭皮,我的頭發被緊緊地拽著……”一位記者描述道,甘錫的整個頭成為一大片潰瘍,為防止感染,外科醫生把他所有留下的頭發剃掉,“然而,由剝頭皮刀剪切的一個個V型殘傷特別顯眼。”
  1868年,在襲擊俄克拉荷馬州“黑水壺的村庄時,道爾斯G·桑德伯特遜是一名士兵,同卡斯特一起參加了這場戰斗。他雖然死里逃生,但接下來卻在醫院呆了六個月。由于被獲准退役,他讓一名記者看了他的頭——“依舊是被揭去皮的嫩肉”——他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清晨,天剛亮,雙方開始交火。我們按照行動計划打了几分鐘,這些可惡狡猾的人十分慌亂,摸不清我們的情況。最后,他們開始狂呼亂喊起來,我們可以听見“黑水壺”的喊叫与命令聲。這些歹徒們鑽進山洞或藏在岩石后邊,或鑽到能藏身的地方,并起勁地還擊著。我們只要看見有頭飾露出就開槍,也朝其他印第安人開槍。許多婦女如同印第安男子一樣敏捷靈巧。我們前來的目的就是消滅所有這一幫家伙。
  此時,天已大亮,我們拼命大聲呼喊著,徑直朝他們沖去,那些棚屋還在堅持抵抗著,里邊有大量的印第安人。當我們穿過一條峽谷時,一個身材高大的紅种人,從后邊一個帳篷跳到我面前,在我還未能抽回刺刀去追殺他時,一個印第安女人抱住我的兩腿,把我撩倒,營地到處是廝殺的人,每個人都似乎扯坡了嗓子喊叫著。此時,我仰倒在地上,槍也滑掉了。我剛剛欠起身子,那個印第安女人猛地拽住我的頭發,此刻,那個大個子印第安人把我的槍當棒子用,并抓住我的脖子。他完全可以用刺刀把我刺死,但他沒有用刺刀,或者。沒有想到用它,我被打暈過去。我的感覺是我已經完了,此刻,即就是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儿,我也無法動彈,而那個印第安女人卻一直尖叫著,滿把手緊緊地拽著我的頭發。
  我听見我們一些男子們在我近處喊著,印第安女人受惊跑了,其申一個伙伴把印第安女人殺了,但并沒有把他們三人一組的人全赶跑。另一個印第安人一只腳踩在我的胸部,一只手向上攥住我頭頂部的頭發。他的動作十分老練,麻利地切剝著,并像惡魔似的按著我的頭。我的眼睛半睜著,可以看見他雙里腿上的珠子与其它裝飾物。突然,我感到一陣极其恐怖的劇痛,他在沿我的頭割我的皮肉,接著,我好似覺得我的整個頭被切掉。我有生以來還從未這樣疼能過,怎么不是呢?這是名副其實地活生生的构取你的腦髓呢!兩三天來,我什么也不知道,接著,我開始發現自己長了一個人類從未有過的最劇烈疼痛的腦袋。要是這些士兵們也把這個毒蛇殺死的話,他就不會把我的頭皮帶走了。也許它掉在雪地上了。沒多久,我被運送到拉腊米堡,經過各种醫護,我的這個部位還是沒有長出頭發。

  最惊人的被揭頭皮的人要算威廉·湯普森先生,他在內布拉斯加中部的一條鐵路上的手搖四輪車上遇到麻煩。1867年8月6日,他同其余五個人從李子彎兵站出發,去修复被破坏的電話線。遭到“火雞腿”營地部分夏安人的伏擊。湯普森拔腿奔跑,一粒子彈擊穿了他的一只胳膊。他繼續狂跑,但被一名印第安人追住并用戰棒打倒在地。他這個印第安人馬刀刺傷他的脖子,“迅速用手指把我的頭發纏捻住,開始用刀鋸拉、砍我的頭皮”。
  同桑德伯特遜不一樣,桑德伯特遜頭皮被揭時,頭腦一直是清醒的,但沒有說及他的頭皮撕扯下來時的聲音——极不尋常的聲音,据幸存者描述,是如同泛水泡那樣間隔的扑扑聲。
  好了,頭皮被撕下之后,這個印第安人跳上他的矮种馬,噠噠地跑走開。無論他把這個珍貴的獎品丟下,還是有意扔下,但有理由證明他是蓄意把它扔在一邊的。“森林中的約翰·斯坦茲”是一名夏安人,他說,他的人民對白人的頭皮充滿了輕蔑与厭惡。他們要揭白人的頭皮,但不是去炫耀這可鄙的頭皮,而只是把它扔進灌木叢。
  還應當考慮另一种解釋,李福吉說,有好几次,他注意到這些剝頭皮者也十分反常,顯得很緊張,他兩次看見一名斗士由于嘔吐而終止剝切。揭湯普森頭皮的這個夏安人可能也有類似的感覺,他不想要這樣的紀念品。
  湯普森及他的同伙人并沒有像甘錫那樣傻,他們并沒有孤單一人到那個危險地帶去探險,只不過是該他們倒霉罷了。要是他們再推遲一小時出發去修复那些電話線的話,他們便會安全返回李子灣。那時,這些追捕他們的蘇人正從一次遠足中返回帕尼人的村子,他們突然發現了這輛手搖四輪車開過來,便決定摧毀它。他們把几根圓木堆在火車軌上,爬在一邊,車子開過來時,他們跳出來呼喊著,開槍射擊。那些白人握緊手輪,不斷加速往前開。
  此事發生在“森林中約翰·斯坦茲”出生前17年,但他听說了事件的全過程。他說,在他們擊毀了這輛手搖四輪車之后,一個名叫“睡兔”的人向其他人建議,如果把這輛手推車卡在火車軌道上的話,大概會摧毀一輛火車!“睡兔”說:“那么,我們就可以看見火車中的東西了。”
  一列火車在天快黑時開過來,這些夏安人開始呼喊,并開槍射擊。如同那輛四輪手推車那樣,火車噴吐著煙气,發出刺耳的尖叫聲,拚命加快速度,直至引擎飛出軌道,一個人立刻從火車后邊跑過來,他一邊舉著信號燈一邊喊叫著。那時,夏安人不懂英語,其中一個叫“狼牙”的記住了一個白人喊的一句話,便自稱他是第一個能學說白人語言的夏安人,他認為這句話可能是“印第安人”。數年之后,他給“森林中的約翰·斯坦茲”重述這個詞時,使得斯坦茲放聲大笑涸為,它不是“狼牙”所認為的那個意義。
  這樣,在把那列火車上的白人殺死之后,他們打開一節車廂,發現里邊裝的短柄小斧。他們繼續劈開其它車廂查看里邊的東西,把他們所要的一切綁在矮种馬上返回宿營地。“狼牙”得到一把短柄斧,并從一只盒子里取走一些閃亮的金屬制作的東西。雖然他們知道它們是有价值的東西,但又不知道它們是什么,也無人告知怎樣使用它們,只好把它們扔掉。
  第二天早晨,他們又返回到這輛火車上,几個男孩子得到了成堆取樂的東西。他們把一塊印花布綁在一只矮种馬的尾巴上,并用一把辮式短柄皮鞭抽打它,這只小矮种馬回過頭來查看被打的原因,自然看見了綁在尾巴上的印花布,從而惊嚇地跑開,這匹花布就在馬尾后面呈波浪式彈跳著展開。
  這是夏安人講述的故事。
  白人講述的雖与這些有出入,但大体差不多。他們在那天晚上确實摧毀了一列火車,或把火車推出軌道,要么就是在鐵軌上設置了障礙。司机与司爐被他們殺掉,司閘員与列車員從尾車箱跳出逃走。火車中裝載著威士忌、煙草、面粉、馬鞍,以及大量邊疆婦女穿的漂亮衣物。印第安人喝的醉醺醺的,穿上天鵝絨与印花布衣服、里上絲綢,圍著篝火搖搖晃晃了整整一個晚上。大約黎明時分,他們把車廂點著,把司机与司爐工的尸体扔進火焰中。從手推四輪車被撞毀之后,湯普森叫直一動不動地躺著,此刻,他認為是逃跑的好机會,便沿著火車軌道爬著,終于跌跌撞撞地爬到了枕頭島兵站。另一列火車把他送到奧馬哈。究竟湯普森在他的頭皮被揭之后,被迫在枕頭島兵站苦熬著等了多久,不太清楚,但必定是等了一陣子,因為犧牲的司机与司爐工的尸体也陪他一同去了奧馬哈。
  火車抵達奧馬哈時,記者斯坦利正好在那里,他至少作了仿佛是親臨其境的報道,听起很逼真。他說,人們蜂擁著朝行李車奔去,他們已听說了被燒毀的尸体,人人都想去看看。殘留的尸骨盛放在一只近似12×30英寸的箱子里,為使公眾受益,一個盒子被打開,“周圍塞著棉花,中間躺著一根約為2英尺長燒成焦炭狀的軀体,如同一根燒黑了的圓木……”
  被嚇得毛骨悚然的觀看者,很快又獲知,在這列美利堅合眾國太平洋的列車上,還有一件使人嚇得魂不附体的樣品一四分之三活著的湯普森先生。他的頭皮在一個水桶里漂浮著。斯坦利寫道,人們從各個地方聚攏過來,“爭相觀瞧這突然出現在眼前的赤裸裸的血淋淋駭人听聞的人間奇跡”。湯普森已經十分衰竭,這不足為怪,胳膊被子彈穿了一個洞,脖頸被刀子砍傷,頭頂皮被揭掉,這是怎樣的一個悲慘場景啊!
  當地一名外科醫生R·C·穆爾代夫把他的頭皮縫合在原處,但手術未能成功。他痊愈之后,一位攝影師為他拍照,那是一個坐在一把椅子里滿臉絡腮胡子的男子,一副不知所措、震惊的模樣,穿著一件過分寬大的外衣,仿佛這場閱歷使他皺縮枯萎了。他的頭頂确實十分奇特,据說,通常,他戴一頂黑色室內便帽。他是一名英國人,后來,回到英國老家,把他的頭皮也帶走了。由于某种未說明的原因,他后來又把它送給穆爾醫生,穆爾醫生又把它送給了“奧馬哈公立圖書館”。如1967年所陳列的那個樣子,它被泡在裝有酒精的一個玻璃瓶子里。斯坦利說,在“美利堅大平洋”列車抵達奧馬哈時,泡在水桶里的這塊頭皮約為九英寸長,4英尺寬,“有點像只淹死的老鼠”。
  9×4英寸,是一個長方形,令人惊异。人們會認為他們的頭皮是圓的,但許多頭皮并不是這個形狀,如同每個部落用以標識標志的識別箭支那樣,每個部落也采用了不同剝取頭皮的方式:菱形、三角形、正方形与卵形。雷安軍士說,就他自己的記憶,在“發現一個被揭掉頭皮的騎兵時,印第安偵察員立刻會判斷出是哪個部落干的。
  卡斯特在《我的平原生活》一文中痛斥了這一“殘暴野蠻”的行為,然而,他也對此行徑傾注了罕見的關注。特別是他注意了這些頭皮的處理与修飾。他所見的頭皮大部分為三四英寸寬,它們被用一個有線网的鐵環繃直。在加工處理時,“這些頭皮上的肉干,依据剝收者的喜好,染上各种顏色。有時,還裝上一些不同顏色的晶亮的珠子。另一些頭皮處理,包括把頭發染成美麗的黃色,或金黃色,或深紅色”。他總結道,這是駭人听聞的比劫掠更野蠻的行徑,人們油然對那些誘惑物的處理与裝飾產生憎惡。
  同道奇上校,金·巴尼茲上尉,戈弗雷,杰拉德,尤尼薩姆·查利,米切·鮑耶,列兵科爾曼,凱利夫人,以及其余不甘愿在東部防護區生活,而愿意探險的人們那樣,卡斯特的態度、思想与感情,不但与各种報道共鳴,更包含著他自己的親身体會。他受雇于美國政府,他要去控制印第安人,必要時。還得同他們戰斗。所以,他不但從那些城市的奇景奇觀中觀看了他們,也同他們在戰場上交手。一般來說,他們是針鋒相對的敵人,縱使算不上現役交戰的仇敵,也應當算作敵人。然而,他也覺察出了一些同他們共嗚的東西。他喜歡他們的勇气、膽量,他們狂熱易怒的獨立性;如同一塊印滲的色斑一樣,他的篇章中流露出他不該分享這杳無人跡的荒原式生活的懊悔之情。1858年做為一名西點軍校的學員,他寫了一篇惹人討厭卻有預見性与獨創性的傷感隨筆——《紅种人》。他為一位紅种人的安宁、富裕的家庭所面臨破坏而慟哭,敘述了這個印第安人的“無所畏懼的容貌”和“男子气魄的軀体”,之后,又為這些被“狂怒的暴風雨”襲擊而四處逃散的印第安人而遺憾。那熟悉的森林,那印第安人曾在它們的濃蔭下舒展乏困身子的森林草地,已一去不复返了,他們已在伐木工人的斧頭下蕩然無存。“我們現已看到他們在瀕于絕滅,站在他們的最后立足處,抓住帶血的來复槍,在劊子手的顫栗中堅定地死去。他們很快會被說成是一個高尚的人种的,他們曾經存在于這個地球上,但現已被消滅掉”。
  然而,經過一段坎坷的閱歷之后,他不再用他的筆触描述印第安人了,他甚至為替他們撰文的人的所為而气惱,他認為,庫珀筆下的印第安人是對真正的印第安人的虛飾,他為此而遺憾:

  去掉那些美麗的羅曼蒂克的夸大与虛构的描述吧,我們曾經十分渴望用這种粉飾來遮蓋真象。勿再沉迷誘人的篇章了,到我們被迫同他們交手的現場實地去看看吧!在他們土著人的村落,在他們出征的途中,當他們對我們的邊疆移民和鐵路沿線進行突然襲擊時,他們也就喪失了那自稱的“高尚的紅种人”的稱號。我們發現了他們的本質,至于他所有的意識,則如同他們本來就沒有什么意識那樣,從各种意義上來講,就是一個詞“野蠻”。也許在出世与傳宗接代這方面,他不會比他的白人兄弟差一些,但是,做為一個人,他殘忍凶惡的本質卻遠遠超過了這塊荒遠土地上的任何野獸。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任何被迫同這個野蠻部落交往的人都不會否認的事實。

  這是絕對不可爭辯的事實,他在領導一支文明人的軍團,反抗野獸般的敵人,他的軍隊必須是有軍紀的軍團,堅強不屈。在這場戰役中,要是他的軍隊想要幸存的話,紀律首先必須嚴明,這自然是确鑿無疑的。五年前,當他的騎兵同文明的弗吉尼亞人戰斗時。他曾經也是個強制實施嚴明紀律的將官。
  不管什么原因,他的鐵石心腸,他的強制与不退讓使得他和軍官与士兵們疏遠了。巴尼茲上尉從海斯堡給詹妮寫信道:“這里的事情更令人非常不愉快,卡斯特將軍十分不明智的管理,是在不遺余力地為自己到處樹敵,在各方面引起人們的不快,我對他作為一名軍官的能力完全喪失了信心。”
  六名士兵去海斯堡兵站換空气順便買水果罐頭,這沒有違反軍令,關鍵是他們忘了請假,离開45分鐘。卡斯特象征性地揭了他們的頭皮——每個人以鼻子到杭骨為界,一邊的頭發留著,另一邊被剃光,然后,穿過兵營示眾。巴尼茲在他日記中草記了這一引起每個公正的軍官厭惡的羞辱性懲罰。
  此种懲戒,無疑在某种程度上產生一些影響——很難設想,誰還會不經批准去隨便外出買罐頭——最終結果可能是值得爭論的事了。巴尼茲在給他的妻子的信中說,自第七團組建以來,已經有1200個人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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