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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朝一座高大的城堡走去，看到城 牆上有這么几行文字：“我不屬于任何人， 我屬于全世界。你們進來時經過這里，出去 時還要經過這里。” 狄德羅：《宿命論者雅克及其主人》（1769） 我名叫亞歷山大·費里。我有幸結識的《大理石雕》的作者說，我的姓名既帶光榮的金屬，又有偉大的馬其頓人的遺風１。但是這個擲地有聲的威武的名字同寫這篇東西的灰溜溜的人并不相似。我現在在圣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街的一家旅館樓上，這里雖說是南城，但已沒有南城的特色了。我已經七十多歲；還在教英語，學生為數不多。由于优柔寡斷、漫不經心，或者別的原因，我沒有結婚，如今還是單身。我并不為孤獨感到苦惱；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發現自己垂垂老矣；确鑿無疑的症狀是對新鮮事物不感興趣，不覺惊异，也許是因為我注意到新鮮事物也不特別新鮮，只有一些微小的變化而已。年輕時，我感怀的是傍晚、郊區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宁靜。我不再以哈姆雷特２自擬。我加入了保守党和一個象棋俱樂部，經常以旁觀者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去看看。好奇的人可以在墨西哥街國立圖書館某個幽暗的書架上找到我寫的《約翰·威爾金斯３簡析》，這部作品最好重版，以便修訂其中的許多疏漏錯誤。据說圖書館的新館長是個文人，從事古文字的研究工作，仿佛現代文字還不夠簡單似的，他還致力于頌揚一個想像的江湖气十足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從不想了解它。我是1899年來到這個城市的，只有一次偶然碰上一個江湖哥們或者据說是江湖哥們的人。以后如果有机會，我不妨把那件事寫出來。 １費里在拉丁文中作“鐵”解，亞歷山大是古馬其頓國王。 ２哈姆雷特，莎士比亞悲劇的主人公。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為報殺父之仇，考慮到整個社會和時代，決定擔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但他單槍匹馬同黑暗勢力較量，寡不敵眾，最后失敗。 ３這里似指約翰·威爾克斯（1727—1797），英國作家，生活不很檢點，1762年創辦《蘇格蘭人報》，抨擊政府被封。威爾克斯還擔任議員，兩次因誹謗罪停職。威爾克斯在倫敦平民中間頗有威望，也為人民爭取到一些權利。 上文說過，我是單身一人；前几天，一個听我談起費爾明·埃古倫的鄰居告訴我埃古倫已經在埃斯特角去世。 那個人從來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死去的消息卻使我郁郁不樂。我知道自己很孤獨；我成了世界上唯一知道代表大會事件的人，再沒有誰和我分享那件事的回憶了。如今我是最后一個大會代表。當然，所有的人都是代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但是我的情況和別人不同。這一點我很清楚；它使我和目前以及將來的無數伙伴有所不同。當然，我們在1904年2月7日以最神圣的名義發誓決不泄露代表大會的內情（世界上有沒有神圣或非神圣之分？），不過同樣确切的是，我現在成了發偽誓的人也是代表大會的一部分。這句話听來費解，不過能引起讀者的好奇心。 不管怎么說，我自找的任務不是容易的。我從沒有嘗試過記敘体裁，連書信式的敘事文章都沒有寫過，并且更為嚴重的是，我記錄的故事難以置信。由那位不應被遺忘的詩人，《大理石雕》的作者，何塞·費爾南德斯·伊拉拉，來寫這篇文章是最合适的了，但是為時已晚。我決不故意歪曲事實，但我預感到懶散和笨拙會使我不止一次地出些差錯。 确切的日期無關宏旨。我們只要記住我是1899年從我家鄉圣菲省來的。我一直沒有回去過；盡管布宜諾斯艾利斯對我沒有什么吸引力，我已經習慣于這個城市，正如人們習慣于自己的身体或者一种老毛病那樣。我不太在乎地預見到自己快死了；因此我得克制离題的脾气，赶緊講事情的經過。 歲月不能改變我們的本質，如果我們有本質的話；促使我一晚去參加世界代表大會的沖動，正是最初踏進《最后一點鐘報》編輯部的沖動。對于一個外省的窮青年來說，記者的職業有點浪漫，正如首都的窮青年認為當一個高喬或者小庄園的雇工會很浪漫一樣。當初我想當新聞記者并不感到慚愧，現在卻覺得單調乏味。我記得我的同事費爾南德斯·伊拉拉說過，新聞記者寫的東西很快就被人忘掉，他的愿望是寫傳世之作。他已經雕琢（這是通用的動詞）出一些完美的十四行詩，后來略加修潤，收在《大理石雕》的集子里出版了。 我記不清第一次是怎么听說代表大會的。也許是出納付給我第一個月工資的那天下午，我為了慶祝布宜諾斯艾利斯接納了我，邀請伊拉拉一起去吃晚飯。他謝絕了，說是不能不參加代表大會。我立即領會到他談的不是坐落在一條西班牙人集居的街道盡頭的、有圓拱頂的漂亮的建筑，而是某些更秘密、更重要的事情。人們談論代表大會時，有的帶著明顯的諷刺口吻，有的壓低了聲音，有的顯得惊恐或好奇；但我相信大家都一無所知。過了几個星期六之后，伊拉拉邀我同去。他對我說已經辦好了必要的手續。 那是晚上十來點鐘。伊拉拉在電車里告訴我，預備會議一般在星期六舉行，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也許被我的名字打動，批准了申請。我們走進加斯咖啡館。大會代表大概有十五或二十個，圍坐在一張長桌前；我記不清有沒有主席台，后來回憶好像有。反正我立即認出了我從未見過的主席。堂亞歷山大是個上了年紀的、道貌岸然的人，前額寬闊，灰色眼睛，紅胡子已夾有銀白。他老是穿深色的長禮服，常常兩手交疊擱在拐杖柄上。他身材高大壯實。左邊是個年紀比他輕許多的男人，頭發也是紅色；紅得像火，而格倫科埃先生的胡子卻叫人聯想起秋天的楓葉。右邊是個長臉的小伙子，額頭低得出奇，衣著像是花花公子。大家都要了咖啡，有几個要了艾酒。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位婦女在座，在許多男人中間分外突出。長桌另一頭有個十來歲的男孩，穿著水手服，過不多久就睡著了。還有一位新教牧師，兩個顯而易見的猶太人，一個黑人（他像街角上扎堆的閒人那樣，脖子圍著絲巾，衣服緊裹著身体）。黑人和小孩面前是兩杯牛奶可可。其余的人給我印象不深，只記得一位馬塞洛·德爾馬索先生，特別客气，談吐文雅，可是以后再也沒有見到。我保存著一次會議的照片，拍攝得模糊不清，不准備公布，因為當時的服裝、長頭發和胡子給与會者一种戲謔的甚至寒酸的神情，使當時的場面顯得虛假。任何團体都有創造自己的方言与規矩的傾向；代表大會（它一直給我某种夢幻似的感覺）似乎希望代表們不必急于了解大會的宗旨，甚至不必急于知道同仁的姓名。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職責是別提問題，我避免向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打听，因為問他也不會回答。我每星期六都出席，過了一兩個月就懂得規矩了。從第二次會議開始，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南方鐵路公司的工程師，名叫唐納德·雷恩，后來他教我英語。 堂亞歷山大沉默寡言；代表們發言時臉并不對著他，不過我覺得是說給他听的，希望得到他贊同。他只要緩緩做個手勢，討論的題目立刻就改變。我逐漸發現，他左邊那個紅頭發的人名字很怪，叫特威爾。我還記得他脆弱的模樣，那是某些身材非常高的人的特點，仿佛他們的高度使他們頭暈，便成了彎腰曲背。我記得他手里常常玩弄一個銅的羅盤，有時往桌上一放。1914年底，他在一個愛爾蘭團隊當步兵陣亡。老是坐在右邊的是前額很低的小伙子，主席的外甥，費爾明·埃古倫。我不再相信現實主義手法，如果有的話只是虛假的体裁；我喜歡把我逐漸明白的東西痛痛快快一下子抖摟出來。首先，我希望讓讀者了解我以前的情況：我是一個卡西爾達的窮孩子，小庄園雇工的儿子，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突然臍身（我是這樣感覺的）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并且也許是世界的核心。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我仍有當初那种眼花繚亂的感覺，這种感覺以后肯定還會有。 事實俱在；我盡量說得簡單一點。主席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是烏拉圭庄園主，他的農庄和巴西接壤。他父親是阿伯了人，上世紀中葉到美洲定居。他帶來一百來本書，我敢肯定，堂亞歷山大一輩子就只看了這些書。（我之所以提到這些雜七雜八的、目前都在我手頭的書，是因為其中一本有我故事的根源。）第一個格倫科埃死后有子女各一，儿子后來就是我們的主席。女儿和埃古倫家的人結了婚，就是費爾明的媽媽。堂亞歷山大向往有朝一日當上議員，但是政治領袖們把他拒于烏拉圭代表大會門外。他好不气惱，決定創立另一個范圍更廣的代表大會。他想起在卡萊爾激情的篇章里讀到過那個崇拜神圣的理念的阿納察西斯·克盧茨的事跡，克盧茨代表三十六個國籍不同的人，以“人類發言人”的名義在巴黎一次集會上發表演說。在他榜樣的啟發下，堂亞歷山大籌划組織一個代表所有國家、所有人的世界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中心設在加斯咖啡館；開幕式用四年時間籌備，在堂亞歷山大的庄園舉行。堂亞歷山大同許多烏拉圭人一樣，不擁護阿蒂加斯，但愛布宜諾斯艾利斯，決定代表大會在他的祖國召開。奇怪的是，原定計划精确無比地執行了。 起初我們都領取固定的津貼，但是大家熱情很高，費爾南德斯·伊拉拉雖然和我一樣窮，放棄了津貼，大家也這么做了。這一措施很有好處，有助于分清良萎；代表人數減少，剩下我們這些忠貞不渝的人。唯一有報酬的職務是秘書，諾拉·厄夫約德沒有其他收入，工作又极其繁重。組織包羅全球的机构不是輕易的事。大量信件電報往返聯系。秘魯、丹麥、印度斯坦都有來信支持。有個玻利維亞人來信說，他的國家沒有出海口岸，這种可悲的處境應該列為大會首批討論的議題。 特威爾聰穎睿智，指出大會牽涉到哲學范疇問題。籌備一個代表全人類的大會像是确定柏拉圖式原型的數目，而這是數百年來使思想家們困惑不解的謎。他建議不必舍近求遠，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可以代表庄園主，還可以代表烏拉圭人，偉大的先驅者、紅綢子的人，以及坐在一張大扶手椅上的人。諾拉·厄夫約德是挪威人。她是不是代表女秘書、挪威女人，或者干脆代表所有美麗的女人？一位工程師是不是足以代表所有的工程師，包括新西蘭的在內？ 我記得那時費爾明插嘴了。 “費里可以代表外國佬，”他哈哈一笑說。 堂亞歷山大嚴肅地瞪他一眼，不慌不忙地說： “費里先生代表移民們，他們的勞動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 費爾明·埃古倫總是和我過不去。他一人兼有好几种高傲的身份：烏拉圭人、本地人、吸引所有女人的人、衣著華貴的人、帶有巴斯克血統的人，巴斯克人處于歷史之外，除了擠牛奶，什么事都不干１。 １巴斯克，西班牙和法國邊境比利牛斯山脈附近的地區，當地居民不喜与外界接触，保存自己的風俗習慣和語言。西班牙文中“巴斯克”和“母牛”諧音，因此作者聯想到母牛和牛奶。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加深了我們的敵意。一次會議之后，埃古倫提議去胡宁街逛逛。我對這個主意不感興趣，但為了免得他取笑，還是同意了。同去的還有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我們從咖啡館出去時，迎面過來一個彪形大漢。埃古倫可能有點醉意，推了他一下。那人擋住我們的去路說： “誰想過去先得問問我手里這把匕首。” 我還記得幽暗的門廳里那把匕首的寒光。埃古倫嚇得后退几步。我也不知所措，但我的憤恨壓倒了惊嚇。我伸手去摸腰帶，仿佛掏武器的樣子，聲音堅定地說： “這种事情我們到外面去干。” 陌生人口气一變： “我喜歡的就是這种男子漢。我只是想掂掂你們的分量，朋友。” 這時他笑得很親切。 “交朋友就得害你破費啦，”我對他說，一起出了咖啡館。 那個拔刀相見的漢子進了一家妓院。我后來听說他名叫塔比亞，或者帕雷德斯１，或者類似的名字，專愛尋釁鬧事。伊拉拉一直不動聲色，到了人行道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贊許說； １西班牙文塔比亞和帕雷德斯意為“圍牆”和“牆壁”。 “三個人中間有個火槍手。好樣的，達太安１！” １達太安，法國小說家大仲馬《三個火槍手》里的人物。 費爾明·埃古倫由于我目睹了他的怯懦，一直耿耿于怀。 我覺得故事正文僅僅是現在才開始。前面的篇章只記錄了偶然性或者命運所要求的條件，以便烘托一件難以置信的事，也許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奇怪的事。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始終是策划的中心，但是我們逐漸不無惊訝地發現真正的主席是特威爾。這個紅胡子的怪人恭維格倫科埃，甚至恭維費爾明·埃古倫，但恭維的方式十分夸張，以至顯得像是嘲笑，無損于他的尊嚴。格倫科埃為他的巨大家產自豪；特威爾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讓他批准一項計划時只要暗示說計划費用很大，就能通過。我覺得代表大會最初只有一個空架子；特威爾建議不斷擴充，堂亞歷山大無不同意。他好像處在一個不斷伸展的圓圈中心，周邊無限擴大，越离越遠。比如說，他宣稱代表大會不能沒有一批參考用書；在書店工作的尼倫斯坦便經常為我們采購胡斯托·帕塞斯的地圖和各种各樣篇幅浩瀚的百科全書，從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布維的《通鑒》１到那些愉快的迷宮（這是費爾南德斯·伊拉拉的說法），包括法蘭西百科全書派２、大不列顛百科派、比埃爾·拉魯斯３、拉爾森４、蒙坦納和西蒙編寫的巨著。我記得我怀著崇敬的心情撫摩一套絹面的中國百科全書，那些筆力道勁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紋更神秘。我當時還不知道它們的遭遇，因此自然沒有惋惜之情。 １《通鑒》，指《人類拯救通鑒》，亦稱《窮人的圣經》，用連環畫形式敘述圣經故事，每幀圖畫附有拉丁韻文解釋，12世紀有手抄本流行，1467年刊印成書。 ２法蘭西百科全書派，指1751至1772年間法國的達朗貝和狄德羅在巴黎合編的三十三卷百科全書，含有啟蒙主義思想，對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有重要影響。 ３拉魯斯（1817—1875），法國字典編纂者，編了十五卷《19世紀大辭典》。 ４拉爾森（1873—1946），美國—斯堪的那維亞基金會文學秘書，主編了七十余种北歐文學作品。 堂亞歷山大對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別親熱，也許因為只有我們兩人不想奉承他。他邀請我們去喀里多尼亞庄園去住几天，泥水匠們已經在那里開工。 經過溯流而上長時間的航行，又換乘木筏，我們在拂曉時到達河對岸。然后我們在寒酸的雜貨舖里過夜，在黑山地區通過許多柵欄。我們兼程行進，這里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庄園要遼闊荒涼得多。 我至今還保存著我對庄園的兩种印象：一是我預先的想像，二是我終于親眼目睹的情況。我仿佛做夢一樣荒唐地想像出圣菲平原和阿瓜斯科連特斯宮殿的不可能的組合；事實上喀里多尼亞庄園只是一座長形土坯房于，人字形的茅草屋頂，磚砌的長廊。建筑十分堅固，經得住長期的風吹日晒。牆壁几乎有一巴拉１厚，門很寬大。誰都沒有想到在周圍种些樹木。從早到晚沒有一絲蔭翳。牲口因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馬匹也缺少照料，亂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我第一次嘗到新宰牛肉的滋味。庄園里的主食是城里運來的硬餅干；几天后，我听工頭說他一輩子沒有吃過新鮮面包。伊拉拉問廁所在什么地方；堂亞歷山大用手一揮，指向廣闊的田野。夜里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見伊拉拉在解手，附近還有一只鴕鳥好奇地窺視。 １巴拉，長度單位，1巴拉合0.836公尺。 晚上气溫也不見下降，熱得難以忍受，大家都盼望涼快。房間很多，但是低矮，空蕩蕩的沒有什么陳設；我們住的是一個朝南房間，有兩張小床，一個柜子，洗臉盆和盛水罐是銀的。泥土地沒有舖磚或木板。 第二天，我在圖書室里發現了卡萊爾的書，便尋找那篇專談人類發言人阿納察西斯·克盧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個早晨和那個荒涼的地方。早餐和晚飯一樣，吃完后，堂亞歷山大帶領我們去看看庄園的工作情況。我們在空曠的平原騎馬跑了一里格路。伊拉拉騎馬莽撞，出了一點小事故；工頭毫無笑容地評論說： “那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人下馬的功夫倒不坏。” 我們打老遠就望見那項工程。二十來個人已建起一個殘缺的階梯劇場似的東西。門廊和腳手架中間還露出空白的天空。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喬人攀談，但是白費心思。他們似乎知道他們和別人不一樣。他們自己交談時，用一种帶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語，言語不多。他們的脈管里顯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他們身材矮小精壯；在喀里多尼亞庄園，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從沒有遇到這种情況。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圍腰布，個別一兩個人穿燈籠褲。他們和埃爾南德斯或者拉斐爾·奧布利加多１筆下的憂郁的人物很不一樣，或者沒有共同之處。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們很容易動武。庄園里沒有女人，我從沒有听到吉他的樂聲。 １奧布利加多（1851—1920），阿根廷詩人，以描寫阿根廷潘帕草原風光和高喬人生活著稱。 比這一帶的人更使我感興趣的是堂亞歷山大的徹底改變。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個和藹謹慎的老先生；在喀里多尼亞卻成了一個嚴厲的族長，像是大家的長輩。星期日上午，他給雇工們朗讀《圣經》，盡管他們一點也听不懂。一天晚上，工頭（一個接替他父親的青年人）來報告我們說有個臨時工和雇工在拼刀于。堂亞歷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來。他到了有不少人圍觀的圈子，掏出身邊經常攜帶的匕首交給那個哆哆嗦嗦的工頭，站到那兩把寒光閃閃的刀于中間。然后我听到他命令說： “把刀放下，孩子們。” 然后用同樣平靜的聲調又說： “現在你們兩個握握手，規規矩矩的。我這里不准胡鬧。” 兩個人服從了。第二天，我听說堂亞歷山大辭退了工頭。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來。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不知道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這种恐懼，但是我們常談到阿根廷，談我們回去之后想做些什么。我怀念十一日廣場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筑門口的獅子塑像，怀念我不常去的一家雜貨舖的燈光。我騎術相當好；時常騎馬出去，跑許多路。我還記得我常騎的白花黑馬，現在多半已死了。某個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許到過巴西，因為邊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線。 我學會了不再計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亞歷山大突然通知我們： “我們早些睡。明天一早趁涼快動身。” 回到河下游之后，我感到高興，想起喀里多尼亞庄園居然有點親切。 我們恢复了每星期六的會議。春天的一次會上，特威爾要求發言。他以慣用的華麗辭藻說世界代表大會的圖書館不能只限于收集工具參考書，世界各國、各种語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歷史見證，我們如果忽視就太危險了。他的發言當場通過；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身為拉丁文教授的克魯斯博士承擔了挑選必要書目的任務。特威爾已經和尼倫斯坦談過這件事。 在那個時代，巴黎城是每個阿根廷人的烏托邦。我們中間最想去巴黎的或許是費爾明·埃古倫；其次是費爾南德斯·伊拉拉，他們的動机卻不一樣。對于《大理石雕》詩集的作者來說，巴黎就是魏爾蘭和勒孔特·德·李勒１；對于埃古倫說來，巴黎是胡宁街高檔的延伸。我覺得埃古倫同特威爾取得了默契。特威爾在另一次會議上提出大會代表應該用哪一种工作語言，并且建議派兩名代表分赴倫敦和巴黎了解背景。為了裝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經遲疑后又提他的朋友埃古倫。堂亞歷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１魏爾蘭（1844—1896）和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國象征主義文學前驅帕爾納斯派詩人的代表人物。魏爾蘭的作品有《感傷集》、《無題浪漫曲》、《智慧集》等；勒孔特·德·李勒有《古代詩篇》、《蠻族詩集》、《悲劇詩》等。 我想上文已經說過雷恩開始教我浩如煙海的英文，作為我教他意大利語的交換。他盡可能略去語法和為初學者准備的句形，直接進入形式要求簡練的詩歌。我最初同那以后充實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触，是斯蒂文森的精彩的小詩《墓志銘》１，然后是帕西２用以揭示庄重的18世紀的民謠。我去倫敦前不久讀了斯溫伯恩的光彩奪目的詩篇，它們使我像犯了過錯似的對伊拉拉的英雄体詩３是否卓越產生了怀疑。 １斯蒂文森自撰的《墓志銘》是首詩，把死譬為水手遠航歸來，文筆清新。 ２帕西（1729—1811），英國詩人，研究早期英語，編纂《英濤輯古》三卷，收集了英格蘭、蘇格蘭民謠一百七十六首。 ３英雄体詩，每行六音步十二音節抑揚格式的詩歌。 我是1902年1月初到倫敦的；我記得雪花飄落在臉上的愛撫感，我以前沒有見過雪，因此特別高興。幸好我沒有同埃古倫一起旅行。我住在不列顛博物館后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館附屬的圖書室，尋找适合世界代表大會使用的語言。我沒有忽略世界性的語言；我涉獵了世界語１和伏拉普克２，《情感歷法》雜志把前者稱為“平等、簡單、經濟”語言，后者試圖探索語言的各种可能性，動詞一概變格，名詞一概變位。我權衡了重新啟用拉丁語的正反兩种意見，人們對拉丁語的眷戀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未衰。我也研究了約翰·威爾金斯的解析語言，這种語言從組成每個詞的字母上就能看出詞的意義。正是在閱覽室敞亮的圓拱頂下，我認識了貝亞特麗斯。 １世界語，波蘭人柴門霍夫于1887年以Esteranto博士為筆名發表的國際輔助語言方案。 ２伏拉普克，德國牧師施萊爾于1879年創制的國際語言，實質上是一种簡化的英語，目前已無人使用。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會的簡史，不是我亞歷山大·費里的故事，不過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壩亞特麗斯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黃色的頭發經常在我記憶中浮現，不像歪門邪道的特威爾的紅頭發那樣永遠不會叫我想起。貝亞特麗斯當時不滿二十歲。她從北方的一個郡來倫敦的大學文科學習。她出身和我一樣低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統仿佛不很光彩；我發現倫敦卻有不少人認為意大利血統有些浪漫的意味。沒過几個下午，我們便成了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貝亞特麗斯·弗羅斯特和諾拉·厄夫約德一樣，是易卜生的忠實信徒，不愿和任何人束縛在一起。她嘴里說出的一個詞是我不敢啟齒的。啊，夜晚，分享的溫馨朦朧，像隱秘的小河一樣悄悄流淌的情愛；啊，兩人合而為一的幸福時刻，純洁真摯的幸福；啊，欲仙欲死然后陷入睡夢的結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視著她的時刻。 在巴西凄清的邊境，我時有思鄉之情；倫敦紅色的迷宮給了我許多東西，我毫無那种感覺。盡管我找出种种借口拖延歸去的日期，年終時不得不回去；我和貝亞特麗斯一起過圣誕節。我答應她堂亞歷山大會邀請她參加代表大會；她含糊地回答說她喜歡去南半球看看，她有個表哥是牙醫，已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定居。貝亞特麗斯不想看到輪船；她認為离別是一种強調，是不明智的慶祝不幸的行動，而她討厭強調。我們便在上一個冬天相識的圖書室告別。我是個怯懦的人；我沒有把通訊地址留給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認為回去的路程比來時短一些，但是橫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滿了回憶和憂慮，顯得很長很長。我想到貝亞特麗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齊頭并進，覺得非常傷心。我寫了一封厚厚的信，离開蒙得維的亞時又把它撕毀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國：伊拉拉在碼頭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處；星期四、五兩天，我們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睽違一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听說費爾明·埃古倫還賴在巴黎，覺得松了一口气；我比他早回來，多少減輕了我長時間淹留國外的內疚。 伊拉拉情緒低落。費爾明在歐洲大量揮霍，不止一次地違抗叫他立即回國的指令。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為不安的是別的消息；特威爾不顧伊拉拉和克魯斯反對，抬出了小普林尼１的“開卷有益”的名言，說是再坏的書也有可取之處，他建議不分青紅皂白地收購《新聞報》的合訂本，買了三千四百冊各种版本的《堂吉訶德》、巴爾梅斯２的書信、大學論文、賬冊、簡報和劇院的節目單。他早說過一切都是歷史的見證。尼倫斯坦支持他；經過三個星期六的“熱烈討論”，堂亞歷山大批准了建議。諾拉·厄夫約德辭去了秘書職務；接替她的是一個新成員卡林斯基，也是特威爾的工具。堂亞歷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滿了大包小包的書籍表冊，既無目錄。又無卡片。7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亞庄園住了一星期；泥水匠們已經停工。問起時，工頭解釋說這是主人的吩咐，現在日子閒得無法打發。 １小普林尼（62—114？），古羅馬拉丁自然學家普林尼的侄儿，留下許多有文獻价值的書信，并著有《特洛伊人贊歌》。 ２巴爾梅斯（1810—1848），西班牙長老會教士、哲學家，著有《應用邏輯學手冊》和《歐洲文化中新教教義与天主教教義比較》。 我在倫敦時已寫好一個報告，現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訪堂亞歷山大，并且把報告交給他。費爾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風很大，往屋里灌。阿爾西納街的大門前停著一輛三套馬車。人們彎腰扛包，往最深的一個院子里卸貨；特威爾指手畫腳地在指揮。在場的還有諾拉·厄夫約德、尼倫斯坦、克魯斯、唐納德·雷恩和另外一兩個代表，仿佛預感有什么事要發生。諾拉和我擁抱親吻，使我回想到別的擁抱和親吻。那個黑人代表樂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一個房間里方形的地板門已經打開；土坯的梯級通向黑洞洞的地窖。 我們突然听到了腳步聲。 我沒有見人就知道是堂亞歷山大。他几乎是跑步來的。 他的聲音同平常大不一樣；不是那個主持星期六例會的不緊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個阻止持刀決斗、向高喬人宣講上帝言行的封建庄園主，倒像是上帝的聲音。 他誰都不瞧，命令說： “把地客下面堆的東西都搬出來。一本書也不留。” 這件事几乎花了一小時才完成。我們在泥地院子里堆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小山。大家來往搬運；唯一不動窩的是堂亞歷山大。 他接著又下一道命令。 “現在把這些大包小包點火燒掉。” 特威爾臉色煞白。尼倫斯坦好不容易才咕咕啼啼地說出一句話。 “我盡心竭力選購了這些寶貴的工具書，世界代表大會不能沒有它們呀。” “世界代表大會？”堂亞歷山大說。他嘲諷地哈哈大笑，我從來沒有听他笑過。 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響，亮得炫眼，我們都貼著牆站，或者躲在屋子里。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燼和燒焦的气味。一些沒有燒著的書頁在泥地上顯得很白。青年婦女對老年男人常有一种愛慕，諾拉·厄夫約德對堂亞歷山大也怀著這种感情，她不理解地說： “堂亞歷山大知道自己做什么。” 文縐縐的伊拉拉找了一句話： “每隔几個世紀就得焚毀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１。” １亞歷山大城，埃及地中海岸港口城市，由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立。城內曾有聞名東方的圖書館，公元前30年被愷撒大帝的士兵焚毀，公元390年又遭火災，殘存部分于641年被奧瑪爾哈里發破坏。 這時候，堂亞歷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 “我現在要對你們說的話是我經過四年之后才領悟出來的。我現在明白，我們進行的事業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內的龐大的事業。不是几個在偏僻庄園的棚屋胡說八道的說大話的人。世界代表大會從有世界以來的第一刻起就開始，等我們化為塵土之后它還會繼續。它是無處不在的。代表大會就是我們剛才燒掉的書籍。代表大會就是擊敗愷撒軍團的喀里多尼亞人。代表大會就是糞土堆里的約伯１、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會就是那個把我的財產揮霍在婊子身上的、沒出息的小子。” １《圣經·舊約·約伯記》：上帝為了考驗約伯的純正，允許撒但禍害約伯，搞得他家破人亡，自己從腳掌到頭頂長滿毒瘡，坐在爐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但約伯不變初衷。 這時我忍不住插嘴說： “堂亞歷山大，我也有過錯。我這份報告早已寫好，但我為了一個女人的愛情仍舊賴在英國亂花您的錢。” 堂亞歷山大接著說： “我已經料到了，費里。代表大會就是我的牛群。代表大會就是我已經賣掉的牛群和那些已經不屬于我的土地。” 人群中響起一個惊愕的聲音，是特威爾： “您是說您已經賣掉了喀里多尼亞庄園” 堂亞歷山大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錯，我賣了。如今我一寸土地也不剩了，但我并不為我的破產而悲痛，因為我弄懂了一件事。我們也許不會再見面了，因為代表大會不需要我們，不過在這最后一晚，我們一起出去看看代表大會。” 他陶醉在胜利之中。他的堅定和信仰感染了我們。誰都不認為他神經錯亂。 我們在廣場坐上一輛敞篷馬車。我坐在車夫旁邊的位置，堂亞歷山大吩咐說： “師傅，我們去城里逛逛。隨你拉我們到什么地方。” 那個黑人坐在腳踏板上，不停地微笑。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詞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憶的符號。我現在想敘述的只是我個人的回憶；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義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個吻、一只代表所有鳥的鳥、一個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陽的太陽、一壇葡萄酒、一個花園或者一次性行為。這些隱喻都不能幫助我記敘那個歡樂的長夜，我們那晚一直鬧到東方發白，雖然疲憊，但感到幸福。車輪和馬蹄在石子地上發出回響，我們几乎不交談。天亮前，我們來到一條幽暗的小河畔，也許是馬爾多納多河，也許是里亞楚文洛河，諾拉·厄夫約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謠１，堂亞歷山大則用低沉的聲音走調地唱了几句。英語的詞句并沒有使我想起貝亞特麗斯的模樣。特威爾在我背后喃喃說： １這是一首著名的蘇格蘭古時民謠。斯彭斯是蘇格蘭英雄，遠征挪威，歸國途中船只遇險，無一幸存。 “我原想干坏事，卻干了好事。” 我們隱約看到的東西一直留在我記憶之中——雷科萊塔的粉牆、監獄的黃牆、兩個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鐵欄杆的棋盤格地面的門廳、火車的欄木、我的住所、一個市場、深不可測的潮濕的夜晚——但是這些轉瞬即逝的東西也許是別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感覺到我們的計划（我們不止一次地拿它當取笑的話題）确實秘密地存在過，那計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們。多少年來，我不存指望地尋找那個晚上的情趣；有時候我以為在音樂、在愛情、在模糊的回憶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夢中之外，那种情趣從未回來過。當我們大家發誓決不向任何人提起時，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除了伊拉拉之外，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們。我們從不評論這段往事；我們的語言都將是褻瀆。1914年，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去世，葬在蒙得維的亞。伊拉拉已于去年逝世。 我有一次在利馬街遇到尼倫斯坦，我們假裝沒看見。 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 ------------------ 亦凡公益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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