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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節大戲——大清看不清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戰爭到這一階段,有一個問題我們可以討論了。

    那就是:帝黨、後黨、清流派。

    按時下流行的做法,梳理出一個關係圖,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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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總覺得所謂「帝黨」,還沒到那種規模和緊密程度,應屬尚未成型,或者準確地說,是「開始有那麼一群人」。

    光緒的人——翁同龢、廷式、志銳……還有,想靠近光緒的人。

    慈禧的人——李鴻藻,孫毓汶,徐用儀……還有,額勒和布?張之萬?

    有沒有中間地帶?

    我想基本沒有。包括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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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清流」這頂「桂寇」,是始於漢朝的。大清也弄出這麼一群人,是自許,還是大家給封的,不好查究了。反正他們先把洋務派視做不入流,即使入流也被他們稱為「濁流」,然後,大家相應地就這麼稱呼他們了。

    不過,我赫然發現,讀晚清歷史,還真越不過這群人。

    至於為何成了氣候,淺一點說,前清皇上強硬了,乾綱獨斷,下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動靜的。晚清皇帝弱了,就顯出這幫人能了。

    當然,往深裡說,更大的原因則是歷史發展到這個時代,中國面臨著與世界的矛盾,也面臨著民族危亡的險惡局面。這些,也就是李鴻章所稱「三千年所未有之大變局」。列強不停地扣門,甚至前來踹門,如何應對,如何圖強自保,迫使他們苦苦思索。

    官員們在這裡出現了分流。

    站在那個時代角度去認識他們,才能更明白,不管是清流派還是洋務派,他們每個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難以言表的苦衷,極力掙扎又互為障礙。在充滿慣性的歷史長河中,每個人都顯得毫無力量,但是他們所堅守,有所嚮往。

    而且,他們不是天生的清流派。清流派官員的發展結局也說明他們不是永遠的清流派。

    最後,真正的幹事的,都做事去了。像張之洞,張佩綸。

    而且,這也讓人不能不感覺他們前邊的一些言行,追求的只是為了後來能當一個更大的官,至少上升到地方大員、朝中大員的官位。所謂不做事不知道難處,不面對實際問題不思考現實的方法。

    清流派自身也從此便開始分野。

    注意到這一點,對分析歷史上的人或事,應該更為準確吧。比如象對李秉衡,他在山東,在這場甲午戰爭中,到底是什麼樣的。

    還有張之洞,還有吳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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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個「清流」,我說不上來該欣賞還是該鄙夷。

    他們一方面堅持,對國家對民族帶有強烈的擔當意識。他們中有很多人,都有著那種「苟利國家,生死以之」的士人精神。在李鴻藻、吳可讀、翁同龢這些「頑固派」的身上,也鮮明地存在著。雖然沒有象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還有其他那一大群洋務派官員一樣,頑強地去實驗,去尋找救國之法,但就是這幫士大夫,在左宗棠收復新疆過程中,給予了大力的支持。

    只是,他們近乎頑固地堅持著自己的理念,在面對西洋入侵面前,他們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起來捍衛我們的化。視任何變革為對儒家明的背叛,不容許有什麼外來思想進入,視打開國門、引進先進技術為風險,而努力地阻擋,多方掣肘。「洋為中用」「中體西用」的爭論大抵是他們掀起來的,一邊干實務,一邊還要和他們辯論,生生把李鴻章他們逼成了理論家。除了這些,他們卻找不到改變大清現狀、使國家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

    當然,對這個課題,時至今日也許才敢說是找到了道路。開放的風險仍然存在,只是我們看得更清楚。而對晚清時候的人來說,這種局限性是相當悲哀的。不管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我們這個國家。

    另一方面,他們一個個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還口口聲聲維護正統,動不動就要代表天下人,要除掉奸臣,以正綱紀,以謝天下……他們可不問別人為什麼這樣做,對大清有沒有用,只問符合不符合道德或者是祖宗定下的規矩,「洋務派」就始終受他們的牽制,想幹點事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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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還掌握著很厲害的一個武器——都察院。清流派的「打手」中很多人是御史,專業做監察工作,還有向皇上專奏的權力。

    李鴻章當年在天津與伊籐博談治國之道,談日本的政治構架——議會監督政府,面對伊籐「不改變政治結構,只談洋務,是根本不適用」的說法,李鴻章還自信地講:我們有這樣的機構,就是都察院。

    這個都察院,現在讓李鴻章知道了它的厲害,儘管此前李大人還從沒把這幫人放在眼裡,儘管他這個直隸總督大人的一大堆頭銜中,還有一個「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虛銜。

    看來皇家有這麼一幫人,在遏制權臣方面,還是發揮了作用的。

    天天斗啊鬥,也有利於皇上、太后控制局勢。他們就是認真而負責地收集「彈藥」,至於那些揭發、彈劾什麼時候起作用,全看最高當權者的現實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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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流派的威力還在於:能調動輿論。由於站在正義

    的至高點上,雖然批判鬥爭相當過火,手中的筆就是刀,恨不得刀刀見血,但他們還是能引起足夠的共鳴。在那個封建王朝日益沒落的時代,有些事本來就很容易找到共振點。

    厲害的是他們的一些觀點,影響至深,深至今日,仍左右著研究者和讀者的認識,立場和看法。不得不服,我們經常在他們劃下的圈子裡轉悠,而忽視了這個圈子的局限性。

    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受他們影響。對那個時代的人物的看法,也受他們的影響。李鴻章如何,淮軍如何,他們的歷史作用又如何,直到很多年後才有人以新的角度和深度去解讀,去重新認識和評價。否則,我們根本得不到一個全面的認識。

    我們對清流派本身的認識,也不會不受他們影響。

    多少年來,研究者多從他們的政治理念,士人情懷,甚至性格等方面去研究。

    但不能忘了一點:身份——他們都是官。

    只要是官,他們就無法擺脫與權力捆在一起。加上這一層,他們的那些話語,就會讓人產生疑問,更需要重新辨識真假。

    清流不結黨嗎?清流沒有人身依附關係嗎?清流是**的個體官員嗎?顯然不是。

    帝制時代,獨特的社會結構,已經通過意識、化、政治、經濟等各種方式,將人們牢牢緊密地捆綁在一起。

    在這樣一個權力體系下,無人能夠特立獨行。師生,派系……雖然湘系也好,淮系也好,被人盯得很緊,但不代表朝中的官員們就沒有這方面東西。翁同龢就敢大大方方地把張騫的卷子推薦給光緒,讓皇上點個狀元。

    所以,那些不約而同(或相約同行)參與「聯合行動」的,或激於義憤、勢不兩立,卷子袖子就上的,絕大多數人不過是借一個機會,鋪設一條上升的道路。而這條道路,首先就通向某人的門下。

    往根子上分,當然是投身或依附於皇帝,或太后。

    前清流就是李鴻藻從1865年底進入軍機處,與奕?、沈桂芬相抗衡,逐漸拉起的一支隊伍,並深得太后的欣賞和支持,也沒少借重。

    而後清流,以翁同龢為「統帥」,翁同龢是當今皇上的老師。要不這些人怎麼會被稱為「帝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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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一個人做什麼,還不要忘記琢磨一件事:動機。

    為什麼那些「後清流」,多奔向了皇帝那個山頭,跟著翁同龢一起,希望這個小皇帝能夠接管天下,幹出一番事業,重振大清國運。順便,大家一起也跟著「幹點事」(或謀個官當當)。

    如果說還有一點正義,那就是對淮系作戰的不力,如果還有其它一些感情原因,那就是對慈禧老太婆的怒與怨。

    但是,他們所依賴的,是一個心高氣盛的皇帝,卻也是個毫無經驗、略顯稚嫩的皇帝。

    在封建王權的架構下,他們除了依仗頂層權力,其他,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除了被太后皇上作為工具,利用他們挑起爭鬥、相互牽制,以更好地控制群臣,他們對清朝的體制等根本的東西,根本無力,也不要指望他們能加以影響和改變。

    如果用一句現代的話,只能說,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

    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慈禧太后這個老太太,竟然握有大清最高權力四十年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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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怎樣,清流派始終認為自己是對的。而事實上,他們確實也耽誤了大清朝很多事。

    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大清沒有什麼發言權的,像康南海(有為),只好在鄉下思考變革的道路。當下的這幫人,手裡有點權力了,卻竭力發聲,天天在那兒瞎攪和,見微知著、明察秋毫,聽著風便是雨。

    整得一部大清歷史,陷入了一團迷霧之中。

    只能說,大清都看不清,清流更是不容易看清。而且這幫人,還巴不得把水攪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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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對晚清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傷害也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中國古代歷史上,凡屬面臨崩亡的封建政權,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長於內鬥,拙於外爭。

    一般的判斷是:外敵來了,內部矛盾便居於次要地位。

    但這一條,從歷史經驗看並不完全適用。封建王朝,平時就鬥,越是外敵來的時候,反而鬥爭更厲害。不但內部矛盾沒有被壓下,反而經常也跟著上升和暴發。

    多少個王朝就是這麼被斗倒的。

    商朝。西歧大軍都打過來了,商紂王和他的奸黨們還在加緊迫害比干、黃飛虎,有一個算一個,不落一人。當然這是小說中的情節,但也是現實的反照。

    大宋朝。奸臣一撥一撥的集中出現,不知為什麼就那麼多,基本登上中國史之最。唐朝時大官會打球,宋朝時會踢球的能當大官,這就是差距。

    所以李綱被氣死,岳飛被害死,猛男辛棄疾被貶到江西當了縣令,老死。幾乎是誰敢說收復中原,誰必將倒霉。最後大宋朝被趕到淮河以南,還被金朝皇帝隔河喊話問一句: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我金朝才是中華正統,你偏安東南一隅的地方小國,有不服嗎?

    明王朝。奸黨始終不絕,錚臣也層出

    不盡,組團相互「毆鬥」。結果,壞人一般都死了,但好人也死了不少。孫承宗回鄉遠避,袁承煥打完仗就被殺。能打的不是戰死,是被「圍毆」死了,能打人的手下,跑到大清那邊,個個都是有名的打手。你說大明為什麼會敗?

    到了大清朝。情況也還是那麼複雜。清朝的言官們,也發揚了「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找事」的精神。

    「清流」被利用完了之後,陳寶琛、張佩綸、吳大溦這幫人被慈禧太后或派往地方,或送到前線,接受實際鍛煉,於是或品嚐了辦事幹事的難處,或碰得頭破血流,變得實際起來。像「兩大牛角」張之洞、張佩綸已經急轉向了洋務派。

    「清流」從此成了「前清流」,因為他們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也因為「後清流」又出來了。

    但「前清流」領袖李鴻藻仍然把握大權,翁同龢也逐漸掌握實權,拉起了一幫人,侍讀學士廷式、禮部侍郎志銳和「南通才子」張謇是骨幹,還有一幫子御史、主事和編修作為健將,戰鬥力非同一般,戰鬥意志也日漸高漲。

    仍然是拿著「道德批判」的武器,不問現實,只問勝敗;「只論是非,不論利害」,而且別忘了,這個是非對錯是以他們單方面認定的標準來判定的。

    攻擊洋務最多的也是前清流,而彈劾北洋最多的是後清流。

    對擔任了主力的淮軍來說,進軍慢了,就說你畏敵避戰,一旦敗了,就罵你將領無能。而甲午戰爭一敗再敗,李鴻章也越來越沒有充足的「彈藥」,來回擊鋪天蓋地的攻擊和污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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