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節伐謀？伐交？伐兵？李鴻章 陷交涉泥沼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困守朝鮮的袁世凱焦急地直轉圈。

    想到了日本會出兵，但真的沒想到，日本人一來場面這麼大，8000人，十艘以上的軍艦。

    上次甲申之年，手頭有兩千人馬，對付千把日本兵，干了就干了。

    到了甲午之年，這回還想像上次一樣打過去，也許能解決問題，但手頭兵力有限，百十個護衛，無力回天。

    上次，後邊還有待發的大軍，背靠一座大山。

    這回，外圍就是日軍，再往遠處，還遠處，才是清軍。

    雖然前期也與葉志超商量，建議調些兵馬到漢城，壯壯氣勢，給日本人和朝鮮人施施壓，以利於談判。實際上這還是個爭取主動的建議，但被葉志超拒絕了，白跑一趟。

    為什麼？因為按照李鴻章的命令，大清軍隊是絕不可與日軍發生衝突的。連占的地方都是離漢城較遠的牙山，更不要說向漢城調兵了。

    這個不能怪葉志超。他確實請示了，要求向漢城逼近，但是，不許。

    現在，日本人搶先控制了要道，佔據了漢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增加了漢城的兵力，清軍再想增援，時機已失。

    眼看戰雲密佈，袁世凱判斷，戰爭一觸即發，只好一再給國內發電報，請求要麼撤走漢城的清朝官兵，要麼增派援兵。

    然而前期的工作等於白廢，時間一天天過去，除了電報中隻言片語的鼓勵和安慰，沒有見到一個援兵。最後處境日益凶險，只好連請求回國的話都說了。

    明明局勢已經是他袁大人無法控制的了，就憑他那點人，再待下去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有生命危險，李鴻章還在再三要求他勉力轉圜，穩住朝鮮政府，與日本人據理力爭，「任他多方恫嚇，當據理駁辯勿怖」。

    李中堂到底做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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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堂大人此時正日夜操勞，忙著發電報、寄書信，約見日本公使，據「理」力爭。

    李大人一直是按自己對地緣政治和戰略化的認識辦事的。他恐怕真的以為，用「中日同在東亞，同氣連枝，如果爭戰起來，讓歐美人笑話」，這些大道理能讓日本人幡然醒悟。憑這幾句咒語，魔鬼的枯塚上，能結出善之蓮花嗎？

    一連接到袁世凱的緊急報告，李鴻章大人好像老學究的脾性又上來了——不相信日本人會貿然開戰，竟相信日本的首相伊籐博，意思就是伊籐人品好、脾氣好，大家都是化人、明人，還不致於撕破臉皮，更不會使出下三濫的手段！

    他以為伊籐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跟他一樣考慮「東洋聯手」的事。拜託，人家「黃皮白心」，是「歐洲人」了好不好？

    不錯，伊籐是有遠見的，但目前，伊籐考慮的是先打完這一仗再說，往遠裡講，再要聯合，那也是「日本老大、中國小弟」之後的事。

    一個老江湖，一個半生爭戰、運籌幃幄的老帥，精明了一輩子，狡詐了一輩子，卻一再栽在日本人手裡。

    因為這個，也因為後來的談判中「喪權辱國」，這一筆筆爛賬記在他頭上，看來說啥也得委屈委屈李大人，讓他背負「國賊」名聲了。

    箇中滋味，唯有李鴻章大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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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到李鴻章這裡，好像又走入了一個分叉。

    按照史書記載，李鴻章大人分明是深知日本人的威脅，深為憂慮的。

    外交的失利，戰場的失敗，原因肯定不止一個。

    但僅憑個人好惡，相信一個敵國的首相，不能不說過於單純了吧？原因就這麼簡單嗎？

    這兩種記載看似矛盾，但我對這兩個方面的記載都充分相信。

    因為這事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並不怪異。

    李大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的野心，否則他不會一再上書，提醒朝廷警惕日本、加緊備戰，甚至也是未雨綢繆，作過一些準備的。

    李大人恐怕也比誰都清楚，日本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

    之所以弄出這種矛盾的表現，全因為李大人心存僥倖，還指望能盡力避戰，為大清朝消弭一場兵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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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的避戰策略，無非一壓，二勸，三化。

    壓，就是派兵，示威。大清海軍赴日本友好訪問，艦炮也曾對準長崎。看來李大人對海軍的威懾作用，還是很有研究，麾下北洋水師將領，耍這一套也是很得要領的。

    勸，就是搞教育引導，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誘之以利。李大人這麼大年紀的老者了，還試圖與日本掌權的少壯派們表示謙卑，一口一個貴大使、貴大臣的，拉家常、套近乎，得空就講點中日友好的大道理，還不夠給面子嗎？關鍵是這一套對人講行，對日本鬼子不行。

    化，不給日本人以任何借口，再想法辦轉移矛盾，為了大局，忍和退都在所不惜，可以一忍再忍，大不了霍出老臉去。實在不行就拉著幾個洋人上，化解危機。

    三字訣，合成一個字，實質上就是「拖」。爭取一天算一天，拖後一年算一年。

    等三招使完，實在無法敷衍的時候，卻發現，等和拖，成全了別人，傷害了自己。

    到時候，找誰問：時間都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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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最大的失策，是嘴上說一味「謀全」，心底裡實為「謀和」，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與日本人消磨。

    毫無意義的消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李鴻章與官員、將領的往來電報中，一再提及靜、忍。

    6月17日，談判還在進行時，駐日公使汪鳳藻已經察覺日本動作不小，提出增兵的建議，「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候餘孽盡平，再與商撤，可望就範」，應該說，一開始就把動靜搞大點，對日軍施以壓力，還是有助於事情的處理的。

    但李鴻章卻復電說：「日性浮動，若我再添兵厚集，適啟其狡逞之謀。因擬必戰，殊非伐謀上計。」

    18日，袁世凱亦致電李鴻章，「日廷意在脅韓，大鳥不能自主，難與舌爭。似應先調南北洋水師迅來嚴備，續備陸兵。」

    袁世凱提出加強軍備，不可單靠口頭上的交涉。這個建議切中要害，談判，必須以軍事上的壓力為後盾。李鴻章卻認為大清增兵，刺激了日本也相應增兵，反而會造成「必戰」的結局，所以，還是要保持「備而未發」好。

    對於汪鳳藻、袁世凱二人加強戰備的建議，李鴻章不是沒有考慮過。

    但是，李鴻章的擔心佔了主要——大清增兵，反而觸發戰爭。

    這個想法，除了他對建議者的回應之外，在他致總理衙門的電報中，也闡述得比較清楚——「汪、袁皆請添撥重兵。鴻思倭兵分駐漢、仁，已佔先著。我多兵逼處，易生事，遠扎，則兵多少等耳。葉駐牙山，距漢二百餘里，陸續添撥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滅賊。我再多調，倭亦必添調，將作何收場耶？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

    總之還是——弄點兵在那擺擺架勢，既能自保、也造點壓力就行了。重兵相壓，劍拔弩張，搞不好就擦槍走火。惹不起，就躲遠一點，別打起來。

    就是在這一思想主導下，李鴻章一再拒絕了部下出兵的建議。

    包括持續到此後的一段時間內，7月初，葉志超請示移軍水原，逼近漢城，而李鴻章卻回復：「與日相逼，日轉有詞。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仍望靜守勿動。」

    連北洋海軍自己提出的赴朝鮮的建議，李鴻章也是再三猶豫，而讓海軍白白在近海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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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免「必戰」，先自避戰，這就是李大人思想中的伐謀上計！

    兵法講「上兵伐謀」，「謀」指的是謀劃全局，未雨綢繆，而非僅是戰時權宜之計策、臨陣之智謀。現在已經兩軍對壘，至少已經到了「伐交」的階段，「伐交」再不成，就要動刀兵了。大清國都處處背動了，還講什麼伐謀！

    我們承認，兵法是推崇「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兵法上講了：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更重「造勢」，以形成「我不可戰勝」的局面，以壓迫敵人，才能達到「不戰」。

    相比來講，袁世凱倒還真能識得「造勢」的玄妙。

    先前袁世凱與葉志超商量，借部分兵力到漢城示威、布勢，葉志超無法自主，請示又不允許，袁世凱便提出了：「不妨先播進漢聲勢，而不必遽進，看其如何變態。」意思是說，你們可以先做做樣子，不必真急著進漢城，我再對外放點風聲，製造點「氣氛」，看看有什麼變化。

    不能不說，袁項城不愧稱在朝鮮「以一人敵一國」，就是鬼點子多，坐鎮朝鮮，跟日本人鬥了十來個年頭，沒有幾把刷子，也混不下來。

    說干還真干，葉志超不幹，自己單干也要干。

    不久，漢城就風傳：聶士成「準備以謁見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

    這一攪和，還真能試出草裡有什麼兔子要跳出來。

    大鳥圭介聽到風聲，異常驚慌，給國內打報告，準備「如不聽其勸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陸奧宗光回電則稱：「可進行勸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國正在兩國間進行斡旋，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可使用武力。」

    這時候，日本人還在爭取外交上的主動，並以外交煙幕掩護兵力加緊部署，一切還未安排妥當呢。

    可見，當時如果清軍及時增派兵力，在軍事上爭取主動，不失為可行的辦法。

    可是，這種試探，最後價值為零。

    孤身待在朝鮮的袁世凱，憑這點聰明「鬼點子」，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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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我們可以總結一下了：

    李鴻章在已覺察日本懷有「侵奪之謀」的情況下，不作軍事上的充分準備，以立於不敗之地，而想依靠對日交涉，並且處處避免刺激日本人，企圖保全和局，當然只能是一種幻想。

    可悲的是，這種思想，卻使他在戰術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不管是對外交際場，還是戰場。

    這些，都是因為李大人根本沒有掐准日本人的企圖。

    朝廷上下，後人，以及後人之後人，說你李大人「消極避戰」，你還有什麼可委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