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節停購外洋軍艦迷案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在海軍軍費這個迷之外，還有一個事實，就是光緒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成軍之後，清政府就停止海軍新購軍艦和更新設備。
就算後來恢復了，但訂的艦在甲午年後才來。確切說，到甲午戰前，沒有補充新艦。
為什麼這項工作會停止？如果不是軍費的原因，又會是什麼？
這個問題，就算堅持認為「挪用海軍衙門的經費，而很少挪用海軍經費」的研究者，顯然也給不出答案，只能建議應該從其他政治等方面深入研究，比如，從統治集團何以「不為」的角度著手分析。
不錯，這給我們一個提示，我們的確應該從其他角度去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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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當然是他們幹的。
我懷疑，甚至從一開始，大清朝就沒打算連年投入巨額經費建設海軍。雖耗資千萬兩白銀，但前期鋪下一個大攤子，已佔去了相當部分，即使到成軍後，也只能算是一支維持性軍隊。
說穿了，制約大清海軍的首要因素，仍然是還是那個戰略指導思想。
不僅落後，而且保守。
朝廷也罷，北洋海軍也罷，加上李鴻章大人，對海軍作用方面的認識，是基本處於一個層面上：短期內能有一支能夠保衛沿海的近水海軍，具有一定的威懾作用，即算完成任務。
換句話說，這個具體要求，不過就是「打不過，能嚇住」罷了。
北洋海軍規模初具，海軍大臣奕譞視察檢閱之後，十分滿意，認為戰鬥力十分可靠，足以自保了，還提出給這個封賞，給那個授勳；李大人也奏報：「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財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雖然前一句說出了北洋的困境，但後一句更讓太后皇上欣慰——「渤海門戶深固不搖」。
而且，李大人還奏報，北洋水師鎮遠、定遠幾次赴日訪問，已經充分「宣威」，看樣子日本人是給鎮住了。
既然都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了，那自然便可高枕無憂了。
制約大清海軍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朝廷與地方權力的消長。
咱中國這麼大，一個省都趕上歐洲一個國家了，縱貫於中國歷史，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始終是一個難解之題。分封，諸侯國對抗中央，有「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並起，漢有「八王之亂」，元有汗國分裂，明有藩王之亂、靖難之戰，清朝前期，還出了個「三藩」之亂；中央集權，也要防著不聽招呼的。郡縣制，行省制，不管是中央直管州縣，還是派出行省，最後都難保地方不坐大。最早實行郡縣制的秦國迅速瓦解，盛唐基本敗於節度使叛亂。
當然，也有反過來的例子。宋朝對地方管得很嚴，尤其是對軍隊將軍們防得特別死，結果被打到江南，到了江南還是「嚴防內部」，結果又被打到了海上。
這個難題，基本上無解了。
大清也逃不出這個「怪圈」。
尤其到了清末，朝廷**、兵不能戰，事實上，從八旗到綠營，敗壞得一支比一支快。到最後，綠營都不行了，只好靠團練，靠湘軍、淮軍。隨著各派軍事力量的消長，權力已不可避免地向漢族大臣和地方督撫手中轉移。中央政權力量削弱，終於使後起的督撫將軍們擁兵自重，明裡暗裡與朝廷對抗。
到處「摁下葫蘆起來個瓢」，各地起義差一點點就扳倒朝廷，這些「火」雖然撲滅了，但隨即，借平叛整亂編練武裝，地方大員擁兵自重，又成了朝廷一大危險。
這個難題始終擺在朝廷面前，還讓不讓太后睡個安穩覺啊。
而內廷官員與太后、皇上思想倒是一致，時刻與地方督撫將軍們進行著權力的鬥爭。再加上滿族權貴們，也極為「不滿」，想方設法削弱對方，堅強自己。
說穿了，各大臣練兵，是為了「剿匪」，手裡一直有兵，還是因為「剿匪」。要不是「匪亂」不斷，各大臣的兵早削沒了。歷史就是這麼弔詭。
北洋水師的建設，是在原來水師的基礎上進行的，各支水師分南北洋大臣、兩江、兩廣總督分別負責組建和訓練，建著建著，朝廷遲早會回過味來——好像又有點成了他們手中掌握的一支力量了？
當然是了。這也是各地督撫下力氣、自己想辦法投銀子，建廠子，買軍艦的一大直接動力。
對此，朝中的清流派官員（漢族「忠臣」也不少）們沒少念叨，上書彈劾得厲害，每一錐子下去，都帶出血來。「海軍非大清海軍，乃李鴻章的海軍」，這樣有殺傷力的話都出來了。你說掌握大清最高權力幾十年，都已經煉成「猴精」了的慈禧會看不出來？
對地方大員，不能沒有，沒有他們什麼事都辦不了，江山早丟了，就是還有命在，他們娘們也不知什麼地方找吃的去了。一大家子跑到承德「避暑」，完了又「避寒」，這樣的事不是沒有過。但是又不能讓他們權力過大，怎麼辦？
慈禧的經驗就是捏住李鴻章這幫子人，沒事再挑挑他們之間鬥一鬥，抓住時機削一削他們的力量。
捏住李鴻章他們，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財權——我不給你銀子，你就辦不了。
所以，慈禧熱心修園子，而不再積極建海軍，也許就是因為一個說不出口但相當現實的考慮：海軍夠大了，再下去就不好說了。一但權力構架失衡，那麼倒塌之下的廢墟裡，肯定會有自己。
至於爭鬥，是時刻存在的。
鬥爭只需
要抓住機會，利用機會。
而且機會總是會送上門來。
在大清這個縱橫交織的矛盾「大網」中，橫線扯平了還有縱線，總會在某個網眼上拉扯出故事來。
這就是制約大清海軍的第三個根本性的因素——派系鬥爭。
朝廷與地方上下拔河的同時，太后「老當權派」、皇帝「新勢力派」各拉一幫，伺機展開較量；滿族權貴與漢族官員警惕爭鬥的清朝「先天性疾病」；各地督撫間也是分分合合，鬥鬥和和，上邊有壓力，就結成統一戰線，眼前有利益，就你爭我奪。
朝廷到各級充斥著拉攏與打壓，結黨與分化，明謀與陰謀，局面相當複雜，構成一片晚清政治亂局。
在這樣的亂局中，所謂識「時務」的形勢估計，官場的遊戲規則，政治鬥爭的幕後暗室，模糊了人的底線。已經沒有一個純粹的是非界限，看人也不是好人或壞人那麼簡單。
翁同龢，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在支持光緒維新變法失敗後，光緒悲慘被囚禁，維新派幾乎被掃光，他也被整得跟孫子似的，所以，曾經我對他深表同情。翁老師還是大清名臣，有名的清官。多年位居高層，被罷黜返鄉時，竟基本上不名一，落到靠學生故舊接濟才能過活的境地。長期管著那麼多官員的考評推薦，掌著戶部財政大權，竟能做到不貪不佔、兩袖清風，69歲被趕回家，到終也沒犯類似「59歲現象」的錯誤，就憑這個，也值得我輩敬仰。
但事實證明，我沒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全面地辯證地去看一個人。他的局限性，他的複雜性。
就是這位翁老師，在接任戶部尚書時，對北洋水師經費能減則減，能扣就扣，實在不能扣也得拖一拖。戶部奏請停購外洋船炮的奏章，實際上就出自翁老師之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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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887年，武陟沁河、鄭州黃河先後漫堤決口（「八月，決鄭州，奪溜由賈魯河入淮，直注洪澤湖」），急需銀子去堵「口子」。御史周天霖、李士錕先後奏請設立鄭州河防工程的例捐（「先後請開鄭工例以濟要工」）。但戶部會議上報的結果，是開了鄭工捐，但停海防捐。
戶部尚書翁同龢是怎麼主持的工作呢？
起初，部分官員建議不必去管黃河決口，而乘機讓黃河重走老河道（「議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復故道」），讓它隨便流吧，省錢又省事。戶部尚書翁同龢、工部尚書潘祖廕一起上奏，直陳不可，強烈建議封堵缺口。等真正把堵口子的人派出去了，錢又出現「口子」了（「時工賑需款鉅且急」）。翁同龢光知道湊熱鬧了，忘了人家工部尚書只管報工程、找施工隊，他卻要負責找錢了。
然後，戶部就上報了一個籌款的辦法（「戶部條上籌款六事」），這六項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停購軍械船隻機器。這等於是斷了水師的裝備更換之道。還有一條，裁防營長夫（防營本為各省駐守之兵，前以綠營、後以淮軍為主，長夫則是清軍長期僱傭的擔任後勤的人員），都是動李鴻章的「奶酪」。
在翁同龢眼裡（或者單純是在他的理由裡），軍械存積已經夠多了。按照他的意見，大清的（或者說是洋務派手裡的）船廠、槍械廠每年耗費上百萬兩白銀，就應該自己生產。
雖然，「議上，詔裁長夫、捐鹽商及預徵稅銀，餘不允」，朝廷否決了停購軍械船隻機器的建議。
但是，戶部到底還是藉著開鄭工捐，停止了海防捐。
前邊說過，海防捐是各省每年上交的特殊捐稅，是大清水師撥款的補充，專門用於北洋艦隊建設，甚至比撥款還要可靠一點，所以至關重要。北洋水師還未成軍，這項常年經費卻沒了著落。直到三年後，為籌辦海軍，才停止鄭工捐，開海防新捐。
實際上，這三年內，所有沿海沿江各省確實一律停止了向外洋購買槍炮船械。
為啥？太后、皇上不是回了翁尚書的建議嗎？
是，但銀子還是沒辦法。我翻到的情況是：翁大人對海軍催促撥款，不說不給，就是說「等等」，今年等到明年，明年的可能等到後年，就是拖欠，也給不到足額。
沒辦法，只好改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等處自行製造，採用「國產貨」了。
技術上就差強人意了。
翁同龢這幾手，基本上讓北洋水師在正式成軍後，馬上就陷入無法更新裝備的境地。
而在河工結束後不久，翁同龢再次故技重施。
1891年5月，戶部上書，稱「因部庫空虛，海疆無事，奏明將南北洋購買槍炮船隻、機器暫停二年，藉資彌補」。於是奉旨：「是月起，停購外洋船炮二年。」
好一個「部庫空虛，海疆無事」，多麼充分合理的理由，這次可是一下子就把太后、皇上說動了。
這就是前邊所講的，李鴻章等來的通知，也是前邊所寫的，清史記載的「十七年（1891年）四月，戶部請停購外洋槍砲船隻機器二年，以所節價銀解部充餉」一事。
無可質疑，清史記得清楚明白。
海防新捐，重開又能怎麼的？這次真的是有錢也不讓外購了。
北洋水師再次陷入無法外購的境地。據說，李鴻章當時正在向外國訂購一艘快船，結果被日本買去。
整整7年。北洋水師沒能外購一條新戰艦，一門新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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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禁令人深思，翁同龢在這件事情上絕對脫不了干係。這老先
生再缺錢花，為什麼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盯著船炮經費？
如果這證據還不夠「鐵」，那麼兩則事可以佐證。
一是甲午戰爭爆發，翁同龢作為軍機大臣，還到天津視察軍艦戰備情況，李鴻章怒目以視，質問：「你自己就掌管財政，平時請示撥款都是被你否決，現在問軍艦，你說軍艦可頂事嗎？」（「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時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
一般人被這麼搶白，應該無話可說了，但翁同龢有話說。曰：「我為國家節省支出，是盡自己的職。如果我辦的不對，為什麼不再上報請示？」
這簡直是耍流氓的腔調嘛！
二是1894年10月，戶部對北洋未購軍艦的「完美」解釋是：奏明停購軍艦兩年，是1891年的事，已經解禁兩年了，一些省份也購了槍炮，北洋沒有購，卻不知什麼原因。
話外之音，責任還是在北洋自身。
這已經不是耍流氓的層次了！是「流氓懂化」的高度！
這就是翁同龢老先生「正大光明」幹的事。
對，我也仔細查證了一番，有記載，買船是買了。1894年2月，「（光緒）二十年，訂購英國砲艦一艘，命名福安。」這是甲午戰爭打響的當年！
也有記載，解禁以後，南洋確實也定購了外艦，但是，直到1895年，「二十一年冬，南洋訂購之辰、宿、列、張四雷艇來華。飛霆、飛鷹二驅逐艦在英、德廠造成。」這年冬天——甲午戰爭已經結束，南洋定購的魚雷艇剛駛回大清，而兩艘大的驅逐艦才剛剛造成！
買船不是逛超市，也不能是逛二手貨市場，都有現貨。造鐵艦，可不是紙糊個風箏，一天半日就行了的。
你去年前年訂，今年能用上，就算不錯了。
真叫人攥緊鐵拳、咬緊鋼牙，現在到來，於前事何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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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不把公家的銀子往自己兜裡裝，是清廉；按照開支項目用錢，不挪借亂花，是公道；維護國家強盛，是職責；能不能把銀子用到刀刃上，花在急需的地方，是智慧。（對現代人講，除了搞基礎設施建設，化教育事業，科研技術發展等等，還可以使用財政補貼等作用，發揮財政支出在市場經濟上的槓桿作用。）
當權者在政治架構中的位置，個人學識修養、成長經歷所造就的思想意識、學術觀點，乃至性格喜好，無一不是決定其決策和行為走向的關鍵性因素。在一個權力往上集中、各級各部門都是個人說了算的封建制度下，有時候，當權者個人一個念頭能成事，也可能會壞事。
特別是，判斷銀子怎麼花才好，憑借的只剩下了「智慧」——精於政治鬥爭和人情世故的另類智慧的時候。
那麼我們應該再來仔細琢磨，翁老師為啥對水師，對海軍如此苛刻？
因為，皇帝家知道的道理，翁老師一樣：捏住各支軍隊的錢袋子，籌撥餉銀公費，就是捏住他們的「撒手鑭」。
這樣做又是因為，他是清流派領袖，是慈禧一度寵信的大臣，但他更是帝黨的頭兒。
作為飽讀詩書，滿腹經綸，一甲第一名進士，也就是狀元出身的學者型官員，翁老師與李鴻章這些「公務員考試」成績沒自己高，與左宗棠、曾國荃這些甚至都沒通過考試的官員們不同。加上他們是借鎮壓內亂起步、走到封疆大吏位置的，可能屬於走的道不同，也就謀不到一起。加上人統兵，好像比單純的武將還難鬥，讓人戒心更重。
雖然甕老師大多時間都是在兩朝皇帝的書房教書，在朝廷內行走、提建議拿決策，但好像沒怎麼佩服人家基層工作經驗豐富、善於處理社會安定問題等優點，也沒有對他們的經國治世的能力水平表示出相當的認可和信任。
這都是一方之見，也算互有成見吧，人家還不一定瞧得上他老翁呢。
不過，要說翁同龢迂腐，只知孔孟之道，似乎也不對。他在對光緒帝教授《四書》、《五經》等20多門有關封建倫理道德課程的同時，還講授有關中外史地、洋務運動和早期改良主義者著作方面的課程，結合當時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外交事件，充分做到理論聯繫實際。據說這些對光緒帝后來發動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麼說的話，他還是洋務運動的理解支持者，甚至思想上比洋務派走得更遠。
歷史上的清流派，雖然對辦洋務之人「清議」最多，但我覺得大多數情況也是對人不對事，對洋務運動的成效並沒有持全面否定態度，清流派一大主將——張佩綸，還是李鴻章辦洋務，特別是建海軍的第一謀士。由此推斷，說「翁同龢是清流派領袖」是絕對正確的，但還不至於因李鴻章辦洋務而和他勢成水火。
以上原因都不是關鍵的話，那就只有更重要的——權力。
可以理解，以前辛辛苦苦培養的學生同治，剛剛出師，據說得了種「不明不白」（不好明說）的「皮膚病」（路邊電線桿上的小廣告常有這類信息），「龍馭賓天」了。這次辛辛苦苦培養的學生光緒已經成人，就要親政，翁老師除了傾心傳授畢生所學，也將中興希望全部寄托在這個學生身上。
那就盡一切力量，包括培養一幫人，保證光緒能夠坐穩寶座。在政治鬥爭的血雨腥風中，這是不能不做、不能不預先籌劃的大計。於是我們看到，太后三度親點、兩任的帝師，已經成為帝黨的頭領。
於是，我們就能理解三者之間的關係：帝黨頭目翁同龢——後黨支柱李鴻章——淮軍，海軍。
削除李鴻章權柄，就是弱化太后勢力，
，而牽制海軍，就是打擊李鴻章。
海軍呢，外敵呢……權力鬥爭就是這樣，冷酷而直接，只問自己的目標，一切形勢均可利用。
所以這位翁老師，心理實在是有些陰暗。一直以來，你可以忌憚李大人的權勢太可怕，但不能懷疑李大人的事情才對大清有補益。如果大清敗了，你的學生還能到哪裡去當皇帝？
你贊成的我就要反對，你想幹的我就讓你幹不成。這已是判斷的唯一標準，辦事的唯一規則。
也許他到最後還認為這樣做的是對的，是對朝廷、對國家負責呢——我心光明正大，日明可鑒，天理昭昭，唯有公心，不存私怨……
個人的名節，個人的政見，都大得過大清的安危，民族的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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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感到自己在接近一個問題的答案：為什麼北洋海軍，一直在夾縫裡艱難地生存。
這或許也是停購軍艦的最終答案。
我曾經無法理解慈禧一個老娘們，竟然能讓一幫大臣服服貼貼，玩弄於股掌之上，可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執掌朝廷幾十年，也禍害中國幾十年。當然我是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片面認識，才有的無法理解。
中國的皇上既有實權，也是一個象徵，一幫子地主的頭、全國最大的地主，執政集團就需要這麼個象徵。按中國的傳統，大臣的意見也要皇上扣個章、下個，才能發佈出去。幾千年都是這樣傳承的，否則就名不正言不順。皇上就是個代表嘛，公司董事長，擺也要擺上位置，一切事都有了正統性。能從皇族中選一個穿開襠褲的孩子當皇上，歷朝歷代這種事都沒少出現。反正是有了正統性，才好辦。
所以象曹操這樣的強人敢「挾天子以令諸侯」，卻至死不敢稱帝；所以象曾國藩這樣的「大哥」也「削兵自保」，仔細掂量著在保持權力與不引起朝廷震動之間尋求平衡。
咱中國這一點和日本不同。我見過所有的資料都說明一個事實，日本天皇多數時候沒有實權，就是個象徵，單純的象徵，吃穿都供不上的時候都有。他自己都承認「政權歸於武家」，將軍幕府長時間不鳥他，發通知都不需要他扣章。不管大臣掌權，還是幕府掌權，日本權力移位時，除了底下一群人之間比誰更強、更狠，沒人打算換天皇，因為不需要、沒必要。這也是天皇保持「萬世一系」的根本原因。
種種原因吧，自從慈禧拉上恭親王弈？，以雷霆之勢，掃除了執政的「八大臣」，另一個集團便登台了。
不能否認，慈禧確實是個弄權的天才，一幫子清朝大臣們圍著慈禧這個老婦人轉了幾十年，卻又更像是攀附在這個集團大樹上的籐蘿，相互遮護的，是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共同利益而已。
李鴻章莫能外之。身處朝廷之外，更要小心保持「土底下」和廟堂之上根子上的共生。
靠她，不一定成事；離開她，絕對能讓你壞事。
誰肯拿北洋海軍的急需忤慈禧之威，丟了頂戴、前程，壞了整體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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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雖說是出過洋、見過世面的，但不能說有了世界眼光、有了現代民主意識，他就能「改道」。雖然他訪問德國，專門就內政改革與「鐵血宰相」俾斯麥有過交流，也在天津與到訪的日本首相伊籐博就維新一事有過問答，但恐怕只是歎服，斷不敢生出制憲、分權、宰相內閣掌權的非分之想。特別是對於皇權的染指，是誰也不敢妄為的僭越行為。這是時代的局限，也是中國國情的限制。
所以，曾國藩沒有擁兵自重，李鴻章也沒有。
甚至李鴻章更甚於曾國藩，或許他十分想強化手中的北洋，藉以強化自己的地位，但又不能不保持一個微妙的平衡。
這一點，李鴻章成功做到了。至少在外觀上，不管從哪個方面講，他也簡直稱得上是兢兢業業為皇家的典範。
這就是他和一大批晚清重臣的共同特徵：對清廷忠心不二，胸懷富國強軍的抱負，與命運奮起抗爭——對外與戰鬥，對內還要與政敵迴旋——最後，大廈將傾，獨木難支，不得不承受大清一敗再敗的結局，並承擔身後的滾滾罵名。
這是一代名臣們改變不了、抗爭不過的悲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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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軍在權力網的「結點」上，被相互拉扯。又在平衡的需要下，受到擠壓。
他的實際的統帥有時也無能為力。
恰如李鴻章自己對翁同龢說的：朝廷懷疑我有異心，朝中官員參我貪污，我再喋喋不休要銀子，今日還有我李鴻章嗎？（「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
大清朝廷不給銀子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也不再投錢給海軍（是怕）。北洋有一大把銀子，卻沒有再添到海軍中去。
有人講北洋海軍境況是：不差錢的大清，差錢的海軍。
這是可以認定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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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日本。
前邊我們討論過在中國開始建水師的時候，日本幹了些什麼，兩國都想強國，強軍。這段時間他們又幹了什麼？
現在可以兩相對比：
起始——中國搞洋務，日本搞維新。
目前——中國在造園子，日本在造船。
大
清傾全國之力，不惜挪用海軍經費造園子；天皇帶頭節省宮內用度，全國勒緊褲腰帶造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