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節爭立「以我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日本人從來不想當弱者,而是要當強者。
日本在吸收中華化和政治制度上,極為注意形成自己的風格,保持自己的**性。同時,日本引進中國的一些傳統觀念和概念,也確立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一個明顯的取向就是,日本也想學習中華,當一當「老大」,弄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而始終抗拒自己被納入中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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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爭取平等地位。
這裡邊有很多的故事。
最早日本分為上百個國家,有的國主一直給中國納表,自稱倭王,而不稱皇。甚至想方設法獲得中國皇帝給的封號,有時求得一個「倭王兼某某大將軍」的封號,那在列國之中,就很牛了。有了一個靠山,幹什麼也有面大旗,打出來好使。
儘管日本人可能不太方便承認,但日本福岡博物館藏國寶、一方東漢光武帝劉秀所賜「漢委奴王印」,照片和印還印到了郵票上,這方金印就證明了這一時期中日關係的情形。
日本列島基本統一以後,倭王的王權大增,追求也「高大上」,不滿足於稱王了。
日本向中國隋朝派出的第一個政府使團到達洛陽,「團長」小野妹子(男人)向隋煬帝遞呈其君主的一封信,開頭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按古代以來東亞地區朝貢體系中的規矩,只有中國的皇帝才能稱為「天子」。這個倭奴統治者突然自稱「天子」,還有什麼「日出」、「日沒」,令煬帝大為上火,吩咐「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後來煬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帶的書信開頭寫著「皇帝問倭皇」,還是加了個定語——倭,你還是倭王,地方小政權。
當小野妹子又作為「送隋使回國之使」,陪伴著再度來中國,日本國書吸取了前次教訓,抬頭變成了「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還是表示敬意的呢?不爭天子可以,既然你已稱我為皇,我們就爭「皇」的稱呼。人家還嫌倭—皇……太那個,都稱「天皇」了。
這其中發生了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國,就把國書弄丟了的事情。以後史學界對丟書真假也有很多猜測,有的就認為不是丟了,隋朝國書大寫隋朝廷對日本修書稱呼和用語不當無禮的指責,言辭很嚴肅,小野擔心天皇看了震怒,就耍滑頭而故意毀掉了;也可能是小野秘密呈給了天皇,為防有損天皇威嚴的不利之詞擴散,就沒有公開,而是宣稱丟失。
我覺得「國書未丟」有一定道理。
因為以後出使中國時,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採取了類似的策略。
日本連續多年向中國派遣遣唐使,還有唐史(《唐書》,《新唐書》等)皆記載日本經常「遣史朝貢」,兩國交流是不斷的。
對是否攜帶國書的問題,日本史學界爭論不斷。
主流意見傾向於「不攜國書」,因為日本史書中就沒有記載攜帶國書的事。再說,攜帶國書,光在確定雙方領導稱號上就是一個難題,再搞你們皇上、我們皇上怎樣怎樣,只怕容易引起隋帝那樣的不快。
但遣唐使必竟是「出使」,不拿出倭王的書信,就能好吃好喝招待著,一路護送到長安,然後還能出入大唐朝廷、大學校園,做官、留學?
所以連日本也有人不這麼看,如東野治之在其著作中指出:「遣唐使時代的天皇,對外奉大唐為宗主而遣使納貢,對內逞神國之威而隱瞞真相,這便是正史不錄兩國往來國書之原因所在。」東野的觀點不無道理,採取這種權宜之計,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處在當時的情形下去考慮,更讓人覺得,「隱瞞國書」較之丟失國書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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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不但隱瞞了,而且這種隱瞞做得更巧妙。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沒留下太多痕跡。
我下功夫查閱了一番我國的歷史資料,確實沒有找到相關日本直接遞送國書的記載。
但,國書確實是遞了,跟隨他人一起。
《舊唐書》記:「太宗貞觀五年(631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這是說,唐太宗對待日本使者很客氣,體諒日本離大唐遠(還風大浪大的),就不要一年一次過來磕頭了,有關部門也不要太計較。太宗派使者高仁表去日本,宣示自己的意思。因為仁表執意要倭王北向接受唐皇的國書(北方為上位,皇上都是在北面的。而北向表示臣服),倭王(實際當政的聖德太子)**著不從,雙方發生爭執,高仁表一氣之下,也沒交國書就回來了。
但公元648年,日本「附新羅使者上書」,藉著唐朝的藩屬國新羅朝貢的機會,和人組團一起來到唐朝了。而「附」別人上書——是附在後頭幾頁紙,還是附了個落款,都有可能。
這樣的情形一直保持了很多年,例如,「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這次還跟著蝦夷(現稱北海道,當時還不屬日本)使者來了。
這說明,類似這些情況下,日本是耍了個心眼,通過「借光」新羅或蝦蛦(蝦夷),達到了既遞了國書,又沒有留下國書痕跡的目的。
這就是日本採取的策略。
對沒有攜帶國書一說,日本史書得意地解釋說是不破壞聖德太子立下的規矩。那就寧可跟著新羅、跟著蝦蛦一起來了?繞了一個大彎子,其實揭破了,在「國際
際」上丟臉丟得更大。
還有其它的情況下呢?像「鹹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這次應該是自己來的了吧)。
《新唐書》記「時新羅為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倭國)出兵援新羅。」高宗都能大模大樣地給日本發件,讓他們出兵支援新羅,可見此時高宗是不客氣地把日本當屬從支使的(這應該是兩國關係的真實狀況)。
兵是發了,但發兵的結果,竟發生了「白江口一戰」。
據《新唐書》記載,百濟國被破之後,百濟國的王子扶餘豐奔逃日本,後又造反,企圖重建百濟。「豐率親信……與高麗、倭連和。」
原來是百濟的殘餘跟倭奴聯合了,仍然拉上了新羅北面的高麗。日本不知哪根筋又擰上了,可能覺得百濟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又有高麗,勝算很大,於是打著「挺小弟」的旗號來攪和,想撈一「票」。
唐朝大軍來挺新羅,大將「仁願……乃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而遣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華進,趣周留城。豐眾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率殘眾及倭人請命。」
這就是發生在663年的「白江口之戰」,某些現代學者所謂的「中日間第一次直接軍事對抗」,不過是日本自己找殘,被唐兵順手就給打了。日本武士的「戰鬥值」與唐朝將士相比,真不在一個等級上。試了試大唐的刀口,一下就沒血了。本想趁火打劫的,沒想到火放大了,把自己燒了。如果按日本吹噓的一千隻戰船算,也有40%灰飛煙滅了,剩下的趕忙投降。
大唐先收拾了倭奴,回過頭去,又把跟倭奴勾結的高麗捶扁了。
投降的就成一家了,大唐滅了高麗,日本又趕著派人朝賀了。
朝賀怎能不帶國書?總得得封賀信吧?
那就只能硬生生以「弄丟了」對外搪塞了。
所以,即使遞國書,也不入記載之中,應當是比較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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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以上,可以認定,日本是堅持不接受唐朝的冊封的,這倒是不假,而且態度還相當不老實。
隋唐將日本與新羅、百濟、高麗一道列入東夷行列,史書記載也將其放在一起,始終稱其為倭,或倭國,不再稱其為倭奴罷了。
後大唐改稱其為日本,是因為日本使者老來中國,化知識多了,弄明白了倭字不好聽,就自稱改名為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雲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並,故冒其號。」看來日本國名是日本積極推廣、唐朝逐步認可的。
在這些故事中,一直被中華列為蠻夷的日本,自稱「皇」和「天子」,始終希望與中國皇帝平起平坐,就體現了這種追求和維護平等地位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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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爭奪藩屬國。
日本也想搞自己的「華夷秩序」,做夢也想。
但向太平洋望去,幾乎空空蕩蕩,只能眼睛向西。於是問題和矛盾來了——
「地盤」就這麼大,日本的理想必然要與中華屬國產生交集。
交集產生爭奪,爭奪終會產生碰撞。
前邊說過的,倭王討封號的時候,這種現象就已經出現了。例如,中國南北朝時期,倭王珍於438年遣使討要封號,要求宋帝劉義隆正式批准他為「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倭國王」。這已是公然在中國的地盤上討屬國了,帝全部刪除,只認他個「安東將軍、倭國王」,不但否認百濟、新羅、秦韓、慕韓等朝鮮半島諸國歸他管,把他打回到日本諸島那片地盤上老老實實待著去,而且從「將軍」稱號看,地位都低於在此之前封為「鎮東大將軍」的百濟王。
以後這類的事情還發生過很多次。
等倭奴翅膀硬了,到了感覺可與中華帝國比肩,就不要封號了,專門爭藩屬國。
即使只是嘴上吵吵,那也是吵吵不停,像蒼蠅嗡嗡不絕。
求人也不忘嘴硬地吵吵一番。
德川將軍家康托中國商人帶給福建總督一封信,求天朝給派發「執照」,「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那就有意思了。
在信的開始,先是不忘吹噓日本「其教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無不上書輸貢。」上述國家基本都是向中國納貢的中國藩屬國,說他們向日本「上書輸貢」,根本不是什麼事實,只是一個理想。
看德川的語氣,純粹是來「找茬」的。
但接下來,說的話就有意思了,語氣可謂急轉直下。
「我邦雖日出海隅,諺亦所謂蕞爾國也,中華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廢乎。然則來歲所請,頒符使來,則海東之幸,而黎庶之所望也。中華雖設珍貴,而其不動遐邇博愛之意哉。感激之至在於言外。」
到底是有求於人,還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海外一隅的「蕞爾國」,中華「以大事小」,說的話也謙卑起來。
那你說前邊那一大堆讓人長氣的話干毛用?
讀來簡直不是一個人說出來的。莫不是日本人「精神分裂症」隨時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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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日本就是欠揍。
四面環海,孤懸海外。除了外出不方便,別人也很難打進來。在航海技術不夠的時代,「一衣帶水」保證了日本的安全。可以說,日本所處的位置「恰好」,真是上天所賜,既與中國相近,雖然歷經千辛萬苦、千難萬險才能來一趟,但卻能吸收中華明的成果,同時又避免了被中國征服的下場。真是佔盡其利,而無其害。
中國元朝曾先後於1274年和1281年集結大軍進攻日本,後一次差點得手,但兩次都因突然刮起的海風而受挫。從此,日本篤信有一股不知哪兒來的「神風」始終在保佑自己。
那時沒有蒸汽大船,更沒有輪船、飛機、導彈。日本人得以在島上做自己的大國夢。
以化上的**爭取地位,以不定時的軍事挑戰侵佔、奪取利益,最終退化到只顧利益的軍事冒險。即使今日的日本走向看,對外武力征伐、破壞和平的風險並沒有減少。至今,日本也沒有建立一個正確的國際觀和對華關係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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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開始拒絕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起,從公元7世紀日本國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表述,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種稱謂,到了16世紀末的德川幕府將琉球收入自己的納貢體系,還進一步覬覦朝鮮,這種努力時刻不懈。
一直到,1873年,《日清修好條約》簽訂,日本天皇如願以償地與大清皇帝平起平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