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節炮製一系列邪惡理論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從明之初就在邪惡的道路上奔走的日本人，從邪惡的本性出發，製造了數不勝數的邪惡理論。

    特別是近代，自詡「明開化」、「先進」的日本人，以「井噴」式的模樣、「爆發」式的速度，產生所謂「思想啟蒙者」，創造種種優等論、擴張論調。

    無法想像這裡面，剛剛還想借歐洲人種改善自身人種的日本人，轉過頭，面對亞洲各民族的時候，竟然成了優等人種，對著劣等民族。

    這種變戲法似的轉變速度，綜觀世界歷史，只有日本人能達得到。

    其實日本人從哪裡來的，他自己都沒搞清，也不敢搞清。

    全世界都愛搞考古挖掘，日本人也挖古墓去，越挖越害怕，不挖了，還以法律規定禁止挖掘，特別是對皇家陵墓，更是不得動土。

    因為已經出土的物已經顯示，那些東西不是秦的就是漢的，連日本流通的銅錢都是——好似早先就有「貨幣一體化」的跡象。

    再挖下去，搞不好能證明連天皇都是中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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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列國的欺凌，日本人奮起直追，變法圖強，本是正常的需求，正當的選擇。

    但日本人變態的是，出於對歐美強國的軟弱和對亞洲鄰國的強梁，竟從幕府末期所謂的志士們之中，便形成了卑劣的「失之於歐美，補之於亞洲」思想。

    這是一句直白的話，光從字面上就不難理解。

    不管日本人如何粉飾自己融入西歐國際體系之中，只是致力於修訂幕未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謀求成為國際「內部」平等的一員，都無法掩蓋的是，一方面，日本政府都在力爭加入列強的行列；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樣採取歐美列強的手法，強迫與近鄰的朝鮮、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對鄰國推行霸權主義外交。

    所以，「失之於歐美，補之於亞洲」的另一面，就是「學之於歐美，加之於亞洲」，將從列強身上學到的「叢林法則」，使用到自己的近鄰身上。

    於是朝鮮，於是中國，於是馬來，於是整個東南亞。

    誰挨著它近，誰就先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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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明治政府採取的做法相對應，在思想上，近代主義者福澤諭吉對西歐國際體系的「二重原理」心領神會，他拋出《脫亞論》，主張走「脫亞入歐」的道路。

    《脫亞論》的理論基礎，是論中炫耀的日本已跨入西洋明，相形之下，中國與朝鮮卻抱殘守缺、停滯不前，斷定中國、朝鮮必將亡國。

    這個理論基礎，冷冰冰地，搾也搾不出任何倫理道德和人性成分。

    從這個基礎上，福澤推理出了——「唇齒相依、鄰國相助」的道理對日本已失去意義，與其「等待鄰國之開明共興亞洲」，「毋寧脫其行伍與西洋明國共進退」。章最後宣佈，「親近惡友者不免共被惡名」，因此要「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之後的高山樗牛、德富蘇峰等人，又將「脫亞入歐」的思想進一步加以發揮，掀起了狂熱鼓吹侵略亞洲近鄰國家的帝國主義思潮。

    在明治**政府的主導下，日本民族走的竟就是這條通過侵略東亞鄰國來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躋身帝國主義陣營的「脫亞入歐」的道路。

    這條充滿血腥的道路，借用福澤諭吉書中曾用的「殺鰍養鶴」一詞來譬喻，即「殺」東亞鄰國之「鰍」，以「養」日本之「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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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特別值得我們記住的是，這些理論，不僅產生於日本朝堂之上，更大量充斥於在野的民人學者之中，甚至「傳染源」就在社會民間。

    朝野配合、相得益彰，泛化開去，就成為日本全民族的思想意識。

    記住，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對外擴張思潮，決不單純是少數日本「封建軍國主義」者的思想特徵。

    共振，共進，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形成中的一個固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