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節欲進又止的文明開化——轉向西方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為實踐推行「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明治天皇五條誓約之一），建國之初的日本人首先將學習西方列強、勾畫本國藍圖，作為一條實用便捷的途徑。
簡單說就是——依樣畫葫蘆。
日本人是出了名的善於學習和移植，前面就有「遣隋使」、「遣唐使」的成功經驗，現在感覺「日本特色的隋唐政治化」不行了，立刻拋到一邊，自然而然地又準備象老祖宗一樣——遣使，學習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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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團考察
由伊籐博、大隈重信等人建議，上下一致擁護，出使考察的意見很快在政府要員中統一了思想。1871年（明治4年）10月，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提出出國考察《事由書》兩份，明確規定了使節團的總任務和具體的考察任務。
總任務是：一、歷訪締約國，呈遞國書，修聘問之禮；二、考察各國物制度，制定建國方略；三、舉行修改條約預備談判，表明日本的立場和希望。
具體任務是：一、考察合國的政治制度、法律的理論和實際情況；二、考察各國的理財、會計（財政、金融）、各類產業的法規和管理亢怯及現狀；三、考察各國教育制度、法規和現狀。
以上任務中，串個門、遞個介紹信，代「老大」「拜碼頭」還可以，但上來就和人家「預備談判」修改不平等條約，有純粹為出國立名頭的嫌疑。按現在日本的份量，人家除了當笑話，莞爾一笑以示「禮節禮貌」，就是乾脆不「鳥」你。所以，實質性的任務也就剩下了考察。不過，倒也有利於專心學習。
首先是成立組織。
政府官員帶頭實行。連木戶孝允等一幫「大哥」都表示早有出國考察的願望，只是由於「革命重任在身」，無暇出國，但還是認真地推動這件事，參與選定人員。最後敲定48人，作為使節團，定了特命全權大使、副使，一、二、三、四等書記官，基本上是把內閣、各級政府官員分成兩撥，一撥出洋，另一撥成立「留守政府」，負責日常工作。
組織成立了，又訂製度。
為了使兩班人馬互相協調，雙方簽訂一份《約定書》12條，約定在使節團出國期間，留守政府與使節團每月通報兩次，互報情況，研究決定重大興革事項，必取得共識後再辦，保證了「在職學習」落到實處，考察團有實名、有實權。本人感覺這對於出使團成員也是一種約束——需定期匯報工作、思想情況，學習領會指示精神。按日本人「一根筋」的性格，好像真是一心學習，沒有出現借出國考察之名、行公費旅遊觀光之實、虛報和改變路線、報銷私人購物費用之類的「聰明人」。當然後來也有個別的類似情況，那是後來，國家富了，形勢不那麼緊迫了，勾結起來謀取私利，手就伸出來了。
《事由書》明確按考察任務分科定人專科考察，一些青年才俊被選入考察團，赴歐美考察學習，歸國後擔當要職，後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轉，大開眼界。
使節團考察，取得了纍纍碩果。
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化教育制度，歐美各國的工業、鐵路、軍隊等等，使他們驚歎不已，看到了差距，看到了方向，決心以加強「內治」為先（先把自己的問題解決了），回到日本就照樣子開干。
到19世紀70年代後半期，明治政府在國家建設各個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成績。按其發端，便是這次考察學習，推動日本大力吸收的明成果。
舉一個方面來說，前邊講過考察、對比各國憲法，制訂日本國憲法的事，那只是是重要成果，是各項成果之一。
我說「之一」，是因為日本吸取了西方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制定出了刑法、刑事訴訟法……這些名詞，即使沒學過法律專業的，對此也不陌生吧？
這些名詞——人家日本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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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在明開化上，日本人敏銳地緊緊抓住了正確的途徑——教育。
要明，不能不講教育。搞教育，首先要依靠學校。
隨著全面的資本主義改革運動，日本的教育改革也轟轟烈烈開始了。簡單說來：
1871年設部省，派員考察各國教育制度，成立學制調查研究委員會，著手草擬《學制》（學校制度法令）。
開了眼的日本人，知道辦事法令先行。1872年8月（陰曆），以太政官佈告形式頒布《學制》和《關於獎勵學業的告諭》，將全國分為8個大學區，每區設大學1所；每個大學區分為32個中學區，每區設中學1所；每個中學區分為210個小學區，每區設小學1所。全國共設8個大學、256所中學、35760所小學，形成一個金字培型的統一的學校體制。
各級政府立即開始將原有的鄉校、寺子屋這類地方府縣和鄉村搞的舊式學校統統改成小學，並強令學齡兒童就學。
雖然「一窮二白」基礎上的教育改革推進並不順利，也遇到缺乏師資等困難，也受到財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限制，但日本人從不困頓，到1875年，重新建立（改建）小學24225所，實際就學率一下子提高到約占學齡兒童30％，並且以後逐年提高。
別笑，那時日本的盲率也很高。
缺師資那就培養合格的師資。1872年起，日本在各地創立了專門的師範學校，還在東京特設女子師範學校。有專門教學生如何當老師的學校，這估計也是首創。
這以後，日本又先後發佈
布《教育令》，和一系列《學校令》，包括1886年發佈《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小學令》、《中學令》，1889年發佈《實業學校令》，學校體制終於一步步建立完善起來。
看到歷史記載的日本那時創立的名詞——小學、高等小學，中學、高等中學，普通教育，師範、高等師範，真讓人有種時光錯位的感覺。還有——帝國大學本科，法、醫、理、學、農學部（系），大學院（研究生院）……原來那時的日本，基本上設置了完備的學科體系，還為現代大學規範了本科、院系、部等概念。而我們，還是後來從日本引進了這些概念。
日本人的學習力、迸發的創造力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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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為激勵人們接受教育，也得採取宣傳和法制兩手抓。
首先將教育與個人的命運相聯繫，大力宣揚「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產，昌其業，以遂其生者，此無他，端賴修身、開智、長其才藝」，故「非學不可」。這與我們古代人講的「書中自有黃金屋」那一套基本一致，也與我們一些學校單位提出的「知識改變命運」意思相仿。
當然，凡事與個人命運和利益掛鉤，比較能打動人。日本政府也明白，這樣搞層次有點低，所在，在國家層面，又著眼服務國家的教育目的，秉持「學政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國家，並非為學生個人利益，凡是涉及學術利益和國家利益時，應以國家利益為重」，強力推進「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的「國民皆學」的教育政策。
一句話，不想上也得上。不強制，估計還會有很多孩子不上學，而去種地打工，升學率連30%都達不到。
以上這些措施，有的是針對幕府時期的「詞章記誦」、「空理虛談」的教育內容方式，並破除「士人以上之事」、「農工商以及婦女置之度外」的封建教育制度。從「士人教育」到「國民皆學」，倒是稱得上教育的一大革命。
看到這些，想起大清洋務運動中「創辦新學」的嘗試和努力，開頭真是異曲同工，而洋務派辦學過程之漫長、歷程之艱難，實在令人不勝感慨。
到如今，日本早期成立的大學中，東京大學已是世界名校，而我們，僅有幾所能稱得上亞洲名校吧。
有些（我說的是有些）學校大建樓堂館所，學院升格為大學，兼併學院建綜合大學，大力「擴招」，流水線式地培養研究生，學歷升級堪堪搞成了學歷「大躍進」。教育「市場化」，教育「產業化」的理念，大學借貸、負債，真像是公司化經營了。按這個標準，孔子辦的「大學」，布衣粗食，窮相寒酸，實在不稱。
雖說有幾所大學也發奮要建成「世界一流」，很是振奮人心。不過，我沒見到什麼資料中說明，有靠一流的大樓，靠兼併擴招，靠給所在城市留出指標、降低分數錄取本地學生，而成為一流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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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之爭
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可以一起討論討論。
伴隨教育改革，日本也發生了教育思想和方針的爭論。
大清洋務運動，始終被一個問題糾纏著——圍繞國體的論爭。
聰明的李鴻章們知道爭論沒用，干是正道，但不得不爭，於是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消弭分歧，堵住頑固派的嘴。
日本人也面對這個問題。而且從1878年夏天開始，掀起了一場「德育」論戰，這一戰，就是十幾年。
乍看這場論戰，竟然頗有些「抵制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衝擊」的意思。
這麼簡單說吧。開始是天皇侍講元田永孚一夥保守派，與伊籐博一夥改革派鬥嘴。
元田對天皇說：明開化政策「追逐明開化之末端，破壞品行，傷害風化者不少」，將來有可能達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義的地步」。「今後須基於祖宗之訓典，竭力宣明仁義忠孝」，維護儒教的道德倫理原則。還要在學校內懸掛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的畫像。
伊籐博拉著井上毅等一幫人，起草《教育議》上奏天皇說，品行風俗的敗壞不在於明開化政策，而是維新變革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看來，拿「負面效應」、「必需的代價」、「交學費」之類來辯白，掩蓋不加辨別地全盤吸收引進中的失誤，是從那時候就創造出來的）。雖然為了糾正風俗，的確需要研究，但不應該放棄國家的根本政策——明開化政策，倒退回去「保護舊時的陋習」。
元田又寫了一篇《教育議附議》（關於《教育議》的議）給天皇，重申「忽視仁義忠孝」是風俗紊亂的原因，恢復儒教、「讀四書五經、尚廉恥、重禮讓、篤倫理的教育」是矯正風俗的手段。
元田、伊籐這兩撥人左一句，右一句，天皇兩個耳朵不知該聽誰的，夾在中間，倒像個傳聲的「媒介」。聽了四年之久，實在不耐煩，便出來表明自己是始終站在保守派一邊的。1882年12月地方長官會議上，天皇發言：「彝倫道德是教育之本，為我朝、中國所尊崇，雖歐美各國亦有修身之學，但我國對其採用仍不得要領，方今學科繁多，本末誤置者屢見不鮮。」
天皇認為，道和德是東方化的根本，還認為是「我朝、中國所尊崇」的呢。而西方修身之學，我國用得不好，單純追求技術，搞不好要產生誤導。
一「崇」一「疑」，意思不是很明顯了嗎？
但天皇的傾向性意見，竟然沒有澆滅這場「嘴仗」，反而像潑了一桶油。
隨後一大批所謂思想家、教育家也捲進來，德育之爭很快便白熱化。
 
激進分子福澤諭吉，一向把儒教當成「毒害」思想的毒物，從正面向儒教主義教育論發起連續攻擊；元田永孚又發表《國教論》，主張樹立以孔子為中心的國教，確立以儒教作為「百科基礎」的修身教育；西村茂樹發表《日本道德論》，主張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義，同時採納一些西洋思想，「以儒教為根本，西洋哲學為參考」。
最後連堅持或否定以宗教為教育基礎的兩派也摻合進來了。
亂了，徹底亂了。
喋喋不休，曠日持久，主導思想定不下來，中小學的修身課教學搞不下去了。
最後，一群地方官員湧上來，向內閣要求：部省盡快確立德育方針，統一教學方針和方法。
這個很有意思的事情上，體現了東方國家在接受和吸收西方化當中，所遇到的一個共同的難題。放到大清，就是「西學為體」，還是「中學為體」的選擇。
事情的結果是什麼呢？
日本上下一致努力，問題解決了。
可惜的是，解決的不是儒家、西學的問題，而是皇家的問題。
第一任學部大臣森有禮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這傢伙其實是十分推崇西學的。在任駐清公使時，曾針對李鴻章所問的「中學有幾分可用」，回答說「中學只有二三分可用，西學倒有七八分可用」。現在，他又違背了自己的本意，提出了另一套東西。
森有禮為什麼轉變，這要問為什麼天皇會一直站在保守派一邊。
資產階級的啟蒙和開化，與皇權思想背道而馳，鬧大了，將對皇權構成威脅。天皇不傻。
森有禮的這套東西，吸取德國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提出「國體教育」，在思想教育上又強調以「忠君愛國」為根本，在學生中灌輸「萬世一系」的「皇統」教育。
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才是日本思想教育的基礎。
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什麼「儒家勝利」的好事，應該看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承中，都被抽取、改造成什麼了。忠君，服從封建社會秩序體系……這些才是日本天皇和一些大臣需要的。
為這麼點「退縮」，推崇西學的森有禮還陷入了「內部矛盾」，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要求「全盤西化」的激進改革分子當成保守派，亂刀砍了。
砍了森有禮，皇統教育也不受什麼影響。1890年10月30日《教育敕語》頒布，以最高法律形式確定了教育方針，終於平息了自1878年以來的德育論戰。
也結束了自維新以來的教育改革。
最終，日本本著「以儒教為根本，西洋哲學為參考」的原則，搞出一套神學、儒學和近代國家主義的混合物，明確了把「忠君愛國」作為教育方針的靈魂、以培養「和魂洋才」作為教育綱領——到此，「忠君愛國」終於在近代日本思想教育中確立了主體地位。
這些「皇國」、「皇統」思想，在《教育敕語》中處處體現出來：
「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於此。」
「爾臣民，應……廣行公益，力行公務，經常遵守國憲、遵守國法，一旦危急，則忠勇奉公，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
「如是，則不獨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顯彰爾祖先之遺風。」
「斯道，實乃我皇祖皇宗之遺訓，子孫臣民俱應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謬，施內外而不悖。朕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宜其德。」
平時老老實實，為天皇流汗，急時啥也不說，為天皇赴死——就這麼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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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轟烈烈的德育論戰，就這樣結束了。
又是一場以東西化之爭始，以「皇國」思想終的化異化過程。
後來日本建立軍國主義體制、炮製法西斯制度、發動侵略戰爭，並給亞洲國家帶來災難，似乎也應歸功於這個結局。讀到後來這一件件史實，我每每都要記起那一幕奇怪的論爭。
「皇國」化也好，「開化」也好，如果指向一個目標「軍國」化，還有什麼好爭的？區別，無非是天皇本人勝了而已。
一套「忠君愛國」、「和魂洋才」的皇統教育綱領在日本實行了半個世紀還多，影響之深不可低估。
所謂《教育敕語》，也遠遠超出學校範圍，事實上是全日本人民的行為道德規範，統治著人們的意識形態，限制著人們的一切行動，雖然也倡導孝友恭信等道德品質，但更是從精神上驅使日本人民為「大日本帝國」、為天皇效忠。
直到把他們驅趕到中國、亞洲戰場。
直到把他們收進靖國神社。
外邊的人還在頂禮膜拜。
服務對像、教育指導方針的歧化，推動日本教育走向「靠偏方治大病」的歧途，最終結出惡果。
「明開化」的明治維新，先在思想化上種下了一大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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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革
在維新政府的推動下，「明開化」在日本社會蔚然成風。
當然，開始還是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的變化，隱隱也「秀」出政府夾帶的「私貨」。
明治政府接連發佈一系列告和法令，廢除中世紀的風俗習慣，宣傳獎勵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掀起了「歐化運動」。
先說衣（服飾外觀）。
象1871年9月23日發佈的《斷髮脫刀令》，給人們「斷髮」（剪短髮）、「脫刀」（摘掉武士佩刀）的自由，並獎勵效仿西方人的髮式。這樣的好處是，日本男人不用再留那類高扎馬尾、露出幾片頭皮的怪異髮型。令舊武士不悅的是，他們無權再腰裡帶把刀子出來瞎晃蕩了。再那樣，警察會請他進「號子」吃飯。
1872年12月，太政官佈告第373號，禁止「直衣」、「狩衣」（幕府時期高級官員常用服裝），定西式禮服為官員禮服，並提倡官員穿西裝（你說日本人不守舊，到現在歐美人都不穿燕尾服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衣服後擺還拖著那個蝌蚪尾巴）。
於是，西服、普魯士帽、法蘭西鞋一時成為最時髦的服裝，婦女也穿起緊緊纏在身上的襯衣，看到身著時裝、手捧洋書的女子，也已經不稀罕了。
當然普通日本人服飾的「洋化」不值得譏諷，僅僅是一種「新潮」嘛，這種時尚潮流有時候就個人審美的選擇，甚至連化現象都稱不上。我們也有，現在我國大江南北、城市鄉村，結婚不穿大紅禮服，穿婚紗，多數是看上「那是一件漂亮的嫁衣」，不代表我們都是天主教徒，大家仍然拜父母、敬祖宗，不須去教堂、請神父。
應該說，相比中國後來的維新，鬧騰一陣子，連婦女「裹腳布」都沒有放開，日本的改革，雖然一下子顯得有些急嘮嘮的，還是很值得稱道的。
再說吃的。
西餐館開始在各地普遍出現，從前被日本人認為是「髒物」的牛肉、豬肉、牛奶等，也成了上等食品。一個人要想標榜自己也明開化了，追逐時髦生活，有個方法就是到火鍋牛肉菜館「下個館子」——哇塞，一下子就高大上了。不光是高級官員或社會名流，連人力車伕、演員、藝人、學生等，都像假名垣魯在《安愚樂鍋》（詼諧學）裡描寫的那樣，在牛肉菜館裡坐下來，一邊用筷子撥拉著牛肉火鍋，喝著啤酒（如果喝白蘭地那就顯得更「明」了），一邊說著很蹩腳的英語，諷嘲社會上的舊弊，顯示自己才是「明開化」的人士。
讀到這些記載，有點思維錯亂。火鍋牛肉菜館……日本人是眼瞎還是選擇性遺忘？
火鍋是中式的吧，再往前追，據傳說那是蒙古成吉思汗部下的發明，戰鬥激烈來不及煮肉，就削成片，熱水一涮就吃。
牛肉，牛肉——武松那夥人拍出點碎銀子，就粗聲大氣地喊一嗓子：小二，有牛肉儘管切來！我在咱們某鄉村的火鍋店，用筷子撥拉著涮羊肉，禁不住想問：吃火鍋牛肉，還用筷子，何時竟成西洋上等生活了？
什麼牛肉豬肉被日本人認為是「髒物」，說實話，連武士都窮得肉都吃不起、滿大街人們一臉青菜葉子色的日本，真是靠維新逐漸富裕，才有機會吃上牛肉、喝上牛奶，喝完一上頭，忽然還覺得這就是過上了「洋人」的生活。
這些生活方式改革，要找源頭，都是外務卿井上馨出的主意。搞什麼「歐化」，希望這樣能幫助日本，盡快與歐美列強「打成一片」，但收效確實一般。
不過，政府允許華士族與平民通婚，規定自1873年1月1日起採用陽曆並廢除天寶歷（即陰曆）等政策，確實有助於社會革新。
允許是允許。如我們中國，「七仙女」嫁個不名一的董永，那是神話。
就是不知道農民習慣了按二十四節氣種地，是怎麼辦的。
明治政府在推行明開化上「弗遠不及」，力度大的時候，一下子連娼寮都取締了。不過，後來私娼公開露面，為政府發動戰爭進行募捐，「國家興亡，娼妓有責」，娼寮隨之又從地下轉移回地上，成了向政府納稅、捐款的正經企業了。
這樣的例子都能說明開始之初，日本政府為建立一個適合世界潮流的明體系，按時下的話講，向現代社會轉型，與西方接軌，由上到下、由內到外，一時間到了統統照搬、照著葫蘆就畫瓢的地步。
照單吸收西方化的風潮佔了上風，一旦過了頭，就成了全社會的一種普遍「病態」的執著。
據說，日本政府中有人認為，日本同西方相比是劣等國，不如搞「全盤西化」。社會上也有人主張，日本應廢日語而以英語為國語，甚至組織「人種改良會」，提倡與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種等等。
看來日本人玩什麼，都不是玩個心跳，而是要玩個徹底「休克」。再醒過來，就是新時代、新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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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理念
在以上的明開化上，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日本國際政治理念的養成。
修約要求被各國無情拒絕，給日本當頭一棒，臉面掉了一地。各國國富兵強的景象，應該給了使節團一個深刻的教訓，更是深刻的啟示。特別是，德國首相俾斯麥對他們赤落(luo)裸地鼓吹「強權政治」，日本人帶著一顆崇敬的心，聽完之後，徹底明白了。
弱國無外交，這個道理日本懂得一樣很早。
他們痛感國家貧弱之可悲，深知只有自身迅速富強、國力充實、法制完備，才能修改不平等條約，才有可能真正平等**，這是絕對正確的。
但日本人也從此認準了，弱肉強食是國際政治的法則。原來自己血液裡流淌的那些基因，竟然如此天然地符合世界形勢。於是，富國強兵成了第一
一要務，強兵之後便是侵略鄰居、欺凌弱小。
沒有任何情分，沒有任何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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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我們總是想不通：日本人為什麼不承認侵略？為什麼不道歉？
日本人的歷史觀念，是植根於「明開化」的認識之上的。經過「進化」，日本儼然已把自己當成西方明體系中的一員，把未來的戰爭——對朝對清的侵略，稱為「西方明體系與東方明體系碰撞」的結果，這比亨廷頓「明衝突」論可能還要早。
在日本人看來，日本到中國，叫「進入」。侵略是我們單方面的認識，是誤解，甚至是「潑髒水」。
沒錯，日本人就是這麼想的。
在日本人的混蛋邏輯裡面，你不強，活該受欺。
日本人也會說：日本這麼幹，也是有「難言之隱」的，要知道1890年乃至以後的年代，全世界各強國都把主要力量放在軍事上，他們也不得不「面對」發奮圖強的中國，「面對」英、美、俄這些軍事強國——雖然我們知道，這些「碰面」，幾乎都是日本人自己大老遠地跑到別人面前的。
類似的混蛋邏輯日本人還有很多。過去有，現在有，可以肯定將來也會有。
講道理是沒用的。怨只怨我們自己不爭氣。
魏源編寫的《海國圖志》在中國沒激起波瀾，卻在日本成為重要的啟蒙讀物，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在中國未引起反響，在日本則暢銷無數。完了人家還深入研究，找了一個更傳神的漢語詞表達這一科學概念——「進化」，我們後來不用「天演」，從日本引進了「進化」（我們所運用的現代學科裡，日本創造的、被我們引入使用的「漢詞」數不勝數）。從這種學習態度上足可以見到當時我們的差距。
我們應該承認的是，憑著日本人酷愛學習、善於吸收，有時甚至囫圇吞棗、敢於「先吞下去再消化」的無畏精神，有時拿來就用、敢照樣子扒譜的優良品格，確實學到了一些適應歷史潮流的先進的東西。
日本在開化上，充分利用了世界發展成果，雖然始終病歪歪的、矛盾不斷，雖然從第一步就邁入邪路、走上依靠軍事拉動經濟的畸形發展道路，但畢竟是促進了國力的發展。
關鍵是，在一場與亞洲鄰國的賽跑中，日本終於跑到了前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