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博覽 > 名著佳作 > 西望張愛玲(張愛玲傳)

正文 第九章 與子相悅 文 / 西嶺雪

    我的靈魂行走在愛情的荊棘路上,孤獨地行走著,舉步維艱,尋找一條不受傷的捷徑。我沒有找到,張愛玲也沒有找到;我更沒有替張愛玲尋到那捷徑;我的靈魂在哭泣。

    張愛玲不哭。她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決定面對荊棘。她是坐在水晶球裡看未來的預言者,並且早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為自己寫下了愛的預言: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這樣透,惟獨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卻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兩個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裡,她的世故全寫在臉上了。然而她的心底無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臉上則充溢著過分的熱烈,那刻意製造的返璞歸真恰恰是一種矯飾和偽裝。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東方》上,有一篇胡蘭成的評論文章《皂隸、清客與來者》,高度評價了張愛玲的《封鎖》,這是他與她的第一次公開「牽手」,在某種意義上亦可說是一種預言——

    「張愛玲先生的《封鎖》,是非常洗練的作品。在被封鎖的停著的電車上,一個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銀行職員,向一個教會派的平凡而拘謹的未嫁的女教員調情,在這驀生的短短一瞬間,男的原意不過是吃吃豆腐消遣時光的,到頭卻引起了一種他所不曾習慣的惆悵,雖然僅僅是輕微的惆悵,卻如此深入地刺傷他一向過著甲蟲一般生活的自信與樂天。女的呢,也戀愛著了,這種戀愛,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為人,缺乏著一種特色。但這仍然是戀愛,她也仍然是女人。她為男性所誘惑,為更潑辣的人生的真實所誘惑了。作者在這些地方,簡直是寫的一篇詩。

    我喜歡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以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

    《封鎖》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相識相見的「媒妁之言」,而胡蘭成在這篇文章裡對《封鎖》的解讀,則太像是一篇比擬二人關係的寓言:一個過著甲蟲生活的男人在封鎖時期吃吃豆腐消遣時光,而一個沒有戀愛經驗的女人被這潑辣的人生的真實所誘惑了。然而一旦封鎖解除,電車照開,兩人分道揚鑣,這一段愛情插曲也便無疾而終。

    冰雪聰明的張愛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兒,她看了這篇文章,不會毫無所感的吧?

    後人公推傅雷在《萬象》五月號上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是有關張愛玲評論文章的第一篇,並認為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是對傅雷的回應,這主要是由於柯靈的《遙寄張愛玲》的誤導: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隸、清客與來者》叫我們知道,胡蘭成評張愛玲,還在傅雷之前,早了兩個月。而張愛玲的《自己的文章》,與其說是回應「迅雨」的評論,毋寧說是對胡蘭成說「不」,且看:

    「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分大於藝術的成分。和戀愛的放恣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地滲透於人生的全面,而對於自己是和諧。」

    這裡特地將「時代的紀念碑」標了雙引號,因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蘭成的字眼並予以反駁,並非對準傅雷,也沒有「不很禮貌」的意思,更非「遠兜遠轉」,依我說倒是頗為「直截了當」、「理直氣壯」的。

    而且這篇文章發表於《新東方》1944年5月,從時間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東方》胡蘭成的《皂隸、清客與來者》做出的反應。如果是回復傅雷,大可在《萬象》上予以回復,總不成柯靈不給她說話吧?

    至於題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為柯靈所說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蘇青開的一個玩笑,因為蘇青早在1943年10月已於《風雨談》第六期發表過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張愛玲的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蘇青的題目,遊戲筆墨的意味佔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間的一個文字遊戲。

    蘇青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介紹人,他們倆的交往瞞著全世界,卻不瞞蘇青與炎櫻。胡蘭成在雜誌上評論愛玲,她或許拿著那雜誌又笑又罵地同蘇青議論過,又借了蘇青的一個標題寫了篇回覆文章——這三個人之間常相往來,以文會友,戲謔無拘,把報刊當自家客廳鬥鬥嘴取取樂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將胡蘭成的《談談蘇青》和張愛玲的《我看蘇青》比並著看就知道了。

    蘇青曾在《天地》創刊號上寫了《論言語不通》,而胡蘭成接著在第二期裡寫了《「言語不通」之故》;第六期裡張愛玲和蘇青各寫了一篇《談女人》,彼此應和,這就像張愛玲和胡蘭成曾經各寫過一篇《中國人的宗教》一樣,是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張愛玲的《雙聲》,是她與炎櫻的談話記錄,但是彷彿怕對不起蘇青似的,同期又發了《我看蘇青》……

    還有一個輔證,是《新東方》五月號在發表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同時,還發了一篇胡蘭成的短文《瓜子殼》。在這篇文章裡,他一改平時犀利理性縱論天下的文風,竭盡調侃之能事,寫了篇極輕巧精細的小文章:「我是喜歡說話,不喜歡寫文章的。兩個人或者幾個人在一道,隨意說話,題目自然會出來,也不必限定字數,面對面的人或是摯友,或是仇敵,親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語言來曲曲表達,也用語言來曲曲掩飾,有熱情,有倦怠,有謙遜,有不屑,總之有濃厚的空氣。倘是兩個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於平靜中有喜悅,於親切中有一點生疏,說的話恰如一樹繁花,從對方的眼睛裡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諧。又倘是夾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裡,他知道自己是為誰而說話,知道有誰是在替他辯護,也有一種高貴的感覺……

    然而寫文章,是把字寫在白紙上,沒有空氣沒有背景,所以往往變成自說自話。那麼把談過的記錄下來怎樣呢?記錄下來也不過是瓜子殼,雖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經吃掉了。然而又非寫不可,好吧,就拿瓜子殼出來待客。」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裡一再說自己的作文受了張愛玲的影響,彷彿在吃張愛玲的唾沫水,從這篇「習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這是他剛認識張愛玲三個月寫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學習「張愛玲的風氣」,連立意也是張愛玲給的——因同月《萬象》上載的張愛玲長篇小說《連環套》裡,剛好有一句:「照片這東西不過是生命的碎殼;紛紛的歲月已過去,瓜子仁一粒粒嚥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給大家看的惟有那滿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殼。」

    胡蘭成大概很為這句雋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開來,寫了《瓜子殼》自娛,同時也是「曲曲表達」: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靜中有喜悅,親切中有一點生疏,說的話恰如一樹繁花」,他們之間,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諧」。文中且說:「一次和一位朋友說:你的那一篇關於中國人的宗教文章我讀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種淡淡的哀愁與深刻的不愉快。」——這「朋友」是誰,呼之欲出。

    一面學習著張愛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對張愛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評析——是對迅雨的回應,還是因「她的文章人人愛,好像看燈市,但我覺得他們總不起勁」,所以要聞雞起舞,讓眾人明曉她的好?

    《雜誌》5、6月分期連載了他一篇長達萬言的評論文章《評張愛玲》,文中說:

    「這故事(《傾城之戀》)結局是壯健的,作者刻畫了柳原與流蘇的機智與伶俐,但終於否定了這些,說道:『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讀者卻停留於對柳原與流蘇的俏皮話的玩味與讚賞,並且看不出就在這種看似鬥智的俏皮話中也有著真的人性,有著抑制著的煩惱,對於這樣的讀者,作者許是要感覺寂寞的吧!」

    這裡的「有些讀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禮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論張愛玲的小說》裡批評《傾城之戀》不夠深刻,所以他要替張愛玲「感覺寂寞」。

    至於張愛玲本人,她以悲憫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後妙筆生花,把一枝一葉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卻是不染纖塵,對坊間評論向來不放心上,報上雜誌上凡有批評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還有冒昧寫信來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卻不作答。

    柯靈在1978年9月的《懷傅雷》和1984年的《遙寄張愛玲》中兩次提到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於懷: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開始交往,冷不防就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衝突。那時我們祖國正處於艱苦的抗戰年代,上海已經淪陷,用傅雷的話說,那是『一個低氣丈夫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給《萬象》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話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輩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國專攻的學科之一是藝術批評,這篇文章的重點就在於探討文學創作的藝術技巧。這類問題,本來完全可以各抒己見,無關宏旨。但一則我以為他的意見未必允當,再則這位前輩遠在重慶,而我又一向主張,在淪陷區的刊物上,為避免敵偽利用,不宜隨便議論身在抗戰前線的戰友,哪怕這種議論無傷大雅也罷。鑒於傅雷的倔勁相當出名,我採取先斬後奏的權宜措施,發表時把他這一段文字刪掉了。這惹得傅雷非常生氣,提出要我在報刊上更正,並向他公開道歉。但我通過朋友向他作了懇切的解釋,也就取得了諒解。」(柯靈:《懷傅雷》)

    這篇文章寫於1978年,那時國內對「張愛玲」三個字還態度模稜,這使被「文革」嚇怕了的柯靈在提起舊事時不但要著意避開張愛玲的名字,並且為了不讓人看出痕跡來,連巴金的名字也隱去了,用「前輩」代替。由此可見柯靈為人的小心謹慎。

    然而他在1984年,終於大起膽子,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了——

    「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彷彿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柯靈:《遙寄張愛玲》)

    不過,如果一定要說張愛玲有什麼回應的話,那麼我以為《傳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著些負氣的意思的。因為傅雷曾在《論張愛玲的小說》結束語裡寫著:「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閒談時說起:『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

    這兩句話說得相當嚴重。而張愛玲在三個月後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書名就叫做《傳奇》,四天之內全部銷光。一年後她將《傾城之戀》搬上舞台,並在公演前寫了篇文章:

    「《傾城之戀》因為是一年前寫的,現在看看,看出許多毛病來,但也許不是一般的批評認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裡,從腐舊的家庭裡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會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極端的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易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張愛玲:《關於〈傾城之戀〉的老實話》)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國報社舉辦了一場「《傳奇》集評茶會」,席中有人問張愛玲:「對《萬象》上所刊的批評(迅雨文章)和《雜誌》上所刊的批評(胡蘭成文章),以為哪一篇適當?」

    張愛玲答:「關於這,我的答覆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東方》上。」

    為了這句話,後人便都以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覆迅雨的了,然而綜合當時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這明顯是耍花槍,不想正面解釋,因怕越描越黑。

    ——她總不能明說:不關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蘭成對話呢!

    倒是在《我看蘇青》裡,她借蘇青之口把自己要說的話給說出來了:「前兩天的對談會裡,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於婦女職業。《雜誌》方面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氣了,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麼?』」

    《我看蘇青》發表於《天地》雜誌1945年4月號。但我以為,這篇文章應該寫在一年前,是回應胡蘭成1944年8月發表的《談談蘇青》的。可是由於一連串的筆墨官司,加之她在這個月已與胡蘭成秘密結婚,而小報記者對她的韻事亦有所風聞,不住旁敲側擊,她不得不處處小心,於是把發表時間推遲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來做文章。

    從1944年1月起,張愛玲在《萬象》雜誌連載長篇小說《連環套》,六期後忽然「腰斬」。這原因與傅雷的批評有沒有關係不得而知,但是張愛玲自己在後來的解釋是因為寫得差,「寫了半天還沒寫到最初給我印象很深的電影院的一小場戲,已經寫不下去,只好自動腰斬。同一時期又有一篇《創世紀》寫我的祖姨母,只記得比《連環套》更壞……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斬了」。

    那段時間可以說是張愛玲的創作全盛期,警句妙語簡直像銀河落九天那樣飛濺出來,有種跳躍可喜的生命力,諸如:

    「她今年三十一歲,略有點顯老了,然而就因為老相變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臉上添了些肉,流爍的精神極力地想擺脫那點多餘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紅。」

    「她伸直了兩條胳膊,無限制地伸下去,兩條肉黃色的滿溢的河,湯湯流進未來的年月裡。她還是美麗的,男人靠不住,錢也靠不住,還是自己可靠。窗子大開著,聽見海上輪船放氣。清冷的汽笛聲沿著胳膊筆直流下去。」(張愛玲:《連環套》)

    「道上走著的,一個個也彎腰曲背,上身伸出老遠,只有瀠珠,她覺得她自己是屹然站著,有一種凜凜的美。她靠在電線桿上,風吹著她長長的卷髮,吹得它更長,更長,她臉上有一層粉紅的絨光。愛是熱,被愛是光。」

    「旁邊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開,香得雲霧沌沌,因為開得爛漫,紅得從心裡發了白。老爹爹坐在那裡像一座山,品藍摹本緞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馬褂,闊大臃腫,肩膀都圓了。」(張愛玲:《創世紀》)

    ——看著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簡直連眉毛鬍鬚都根根可數。花承節鼓,月落歌扇,這些句子彷彿不是寫出來,而是從鋼琴鍵子上彈出來的,一個個音符節韻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圓。

    然而也就是因為寫得太順了,又因是連載,趕得太急,疏於推敲,也就有了許多硬傷,其中陳腔濫調是最大的弊病。比如《連環套》裡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腳一段,問了句:「今兒個直忙到上燈?」雅赫雅道:「還說呢!……」完全是賈璉向王熙鳳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說著說著吵起來,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趕著霓喜踢了幾腳」,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幾分像,都是買來的妾;霓喜哭鬧著,跳腳撒潑,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說了罷:賊奴才小婦,才來時節,少吃沒穿的……」倒又轉入《金瓶梅》的調調兒了。

    張愛玲顯然是對《紅樓夢》和《金瓶梅》都熟爛得太過,隨手拈來,順流而下,簡直避都避不開。胡蘭成在這前後有兩篇短文討論讀書感想,說「看《紅樓夢》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來忽又翻了一遍,覺得有些話說」;「這兩天閒來無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為什麼會忽然想要重讀呢,八成是因為和張愛玲常常談論,又多半敵不過張的嫻熟,遂發奮圖強,欲「溫故而知新」吧。而隨著他的重看,張愛玲想必也跟著溫習了一遍,即便不會完整地再看一遍,討論之際也少不得找出幾段精彩的來重新誦讀。浸淫其中,便不經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連環套》的「紅樓遺風」。(《創世紀》是隔了一年才寫的,這風氣已經洗去許多,卻也腰斬了,我以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該不是紅樓夢惹的禍。)

    重複前人是鬱悶的,寫上兩三萬字過過癮還可以,久了便覺茫然;然而《紅樓夢》那樣的語言風格分明又不能用來寫短篇,注定了是要長篇大論,寫一部《隋唐演義》那樣的巨著來的。《連環套》可說是當年未盡興的《摩登紅樓夢》的再一次嘗試,卻也像「話說隋末唐初時候」的有始無終了。

    這當然會使買方,也就是《萬象》老闆平襟亞十分不滿,非但在報紙上撰文影射,而且公開登報,在《海報》上寫了篇《一千元的灰鈿》,說張愛玲虧欠了她一千元稿費。張愛玲於是去信辯白,後來又寫了篇《不得不說的話》寄給《語林》的錢公俠,而錢又讓平襟亞再寫了一篇《一千元的經過》,在報上同時發出,現各引一段——

    張愛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賬簿卻記下的還是兩千元。……平常在報紙上發現與我有關的記載,沒有根據的,我從來不加以辯白,但是這件事我認為有辯白的必要,因為有關我的職業道德。我不願我與讀者之間有任何誤會,所以不得不把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亞:「當時曾搜集到張小姐每次取款證據(收條與回單),匯粘一冊,曾經專函請其親自或派人來社查驗,一一是否均為親筆,數額是否相符。乃歷久未蒙張小姐前來察看,迄今置之不問。物證尚在,還希張小姐前來查驗,倘有誣陷張小姐處,願受法律裁製,並刊登各大報廣告不論若干次向張小姐道歉。……尤以最後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張小姐本人敲門向店伙親手預支一千元,自動書一收據交由店伙為憑(現存本社)。自此次預支之後,竟未獲其隻字。故就事實言,迄今仍欠本社國幣一千元。」

    單就這兩篇文章而言,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因而這件事枉打了許久的筆墨官司,到現在也沒有定論,也不可能會有什麼定論。但我以為無論真相是怎樣都好,平襟亞多少有些不厚道,張愛玲的小說已經替他賺了不少錢,莫說她不至於貪他一千塊灰鈿,就算是真,也不至於這樣紅眉毛綠眼睛地叫罵,真是越富越慳,為富不仁。我個人因為做著雜誌主編,不免既要同作者打交道又要同稿費發生糾纏,有個網絡推手新成立了間文化公司,為了炒作,竟然把我當靶子,也是拿稿費問題大做文章,無中生有地說已經將我告上法庭,並且把一張自製的所謂律師信在網上覆蓋了幾乎所有的論壇,一時炒得沸沸揚揚,讓我著實傷神,厭倦得想辭職,又怕更加坐實謠言,只得繼續與不喜歡的人與事糾纏下去。再見到張愛玲的這段軼事,心有慼慼,格外悲涼——文人天生就該隱居孤島,免得沾著人就沾著髒,沾著錢就更髒。可是我們又不能沒有錢。

    事隔半個世紀,張愛玲在美國的好友、大學教授劉紹銘先生又提起這件事,認為:「張愛玲在錢財方面是講原則的,是她的,她堅決爭取;不是她的,她堅決不要。」並舉了一例為張愛玲鳴冤:電影《哀樂中年》歷來被認為是桑弧與張愛玲合作的又一經典名片。1990年,台北《聯合報》副刊在連載《哀樂中年》劇本時,署名為張愛玲,並要寄稿費給她。然而張愛玲回信給編輯蘇偉貞寫:「這部片子是桑弧編導,我雖然參與寫作過程,不過只是顧問,拿了些劇本費,不具名。稿費謹辭,如已發下也當璧還……」

    那時候,張愛玲在美國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屬於自己的錢,仍然分文不取,可見其清貞。

    平襟亞實在不是一個大度的人。當時有刊社組織作家寫接龍小說《紅葉》,他便假托一個老園丁的話寫出:

    「某家園中,每逢月夜,時常出現一妖狐,對月兒焚香拜禱,香焚了一爐,又焚一爐,一爐一爐地焚著,直到最後,竟修煉成功,幻為嬋娟美女,出來迷人。」

    讀者們自然都知道張愛玲寫過《第一爐香》、《第二爐香》,文章裡又一再地出現月亮,這狐仙是影射誰,不言而喻。平襟亞的雜誌是發過張愛玲多部小說的,一旦翻臉立即便罵人家是「狐仙」,也夠沒口德的。

    小說寫到這裡,他又點自己的好友鄭逸梅續寫下去,然而鄭逸梅卻一筆撇開,不復提「狐仙」之事,顯然是不以平襟亞之舉為然。

    更不厚道的是,平襟亞且公開了張愛玲在1944年6月15日寫給他的商榷小說宣傳問題的信件內容:

    「我書出版後的宣傳,我曾計劃過,總在不費錢而收到相當的效果。如果有益於我的書的銷路的話,我可以把曾孟樸的《孽海花》裡有我祖父與祖母的歷史,告訴讀者們,讓讀者和一般寫小說的人去代我宣傳——我的家庭是帶有貴族氣氛的。」

    關於張愛玲的貴族血統,是當時她面臨的又一樁筆墨官司,且又引出另一個更加卑賤的人物——潘柳黛。3

    張愛玲寫《私語》,寫《童言無忌》,寫《燼餘錄》,寫《存稿》,寫《公寓生活記趣》,將自己的故事說了許多,但並沒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貴族血統。直到1992年的《對照記》裡才寫道:「我弟弟永遠比我消息靈通。我住讀放月假回家,一見面他就報告一些親戚的消息。有一次他彷彿搶到一則獨家新聞似地,故作不經意地告訴我:『爺爺名字叫張佩綸。』……

    又一天我放假回來,我弟弟給我看新出的歷史小說《孽海花》,不以為奇似地撂下一句:『說是爺爺在裡頭。』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漸漸看出點苗頭來,專揀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來找去,有兩個姓壯的。」

    另則,她在《憶胡適之》一文裡也寫過:「他(胡適)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彷彿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裡,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彷彿喜歡講家世似的。」

    然而這兩篇文字都是離開中國以後寫的。張愛玲在上海發表的作品裡,並沒有關於自己血統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編周黎庵曾經寫過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載於1943年12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與愛玲見面的情形,說明他是從平襟亞那裡聽說了張愛玲的文名,並得知其身世與《孽海花》頗有淵源。「近頃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張愛玲女士,吾友《萬象》主者平君襟亞揄揚甚力,嘗見平君之文於文章,謂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為《孽海花》說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張(愛玲)女士來謁,貺《古今》以數文(張愛玲的《洋人看京戲及其它》和《更衣記》就是發在《古今》上的),均清麗可誦,詢其家世,初頗茫然,僅謂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頗有一段ROMANCE(羅曼史)雲。余大疑……乃詢其籍貫,則河北也;詢其父之外家,則合肥也。遂告女士以豐潤之後,亦既恍然……」

    這裡面可以看出,張愛玲從前對於自己的身世並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與李鴻章以及《孽海花》有關。直到周黎庵明確地告訴她,這才有了確定的瞭解。

    這段話也同樣叫我們知道,此前平襟亞本來是很欣賞張愛玲,並且很以結交貴族後裔為榮,並且早在1943年已經親自撰文大書特書張愛玲的身世——這也就是張愛玲出版《傳奇》時曾與他商量,要以《孽海花》為自己做宣傳的緣故,還是受了平襟亞與周黎庵的啟發才有的念頭。

    後來張愛玲對於自己的身世越來越清晰,是一點點考據得出的成績,「因為是我自己『尋根』,零零碎碎一鱗半爪挖掘出來的,所以格外珍惜。」(張愛玲:《對照記》)

    但是在此前,胡蘭成對張愛玲的貴族出身顯然很在意,還專程去南京大中橋襄府巷踏看過:「張家在南京的老宅,我專為去踏看過,一邊是洋房,做過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則是舊式建築,完全成了瓦礫之場,廢池頹垣,惟剩月洞門與柱礎階砌,尚可想見當年花廳亭榭之跡。我告訴愛玲,愛玲卻沒有懷古之思。她給我看祖母的一隻鐲子,還有李鴻章出使西洋得來的小玩意金蟬金象,當年他給女兒的,這些東西,連同祖母為女兒時的照片,在愛玲這裡就都解脫了興亡滄桑。」

    這座府邸,就是當年張佩綸續娶李菊耦時、李鴻章陪嫁給女兒的大宅,張廷重與張茂淵都是在那裡出生。這回「訪古」,張愛玲有沒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過第一次明確地披露了張愛玲天皇貴胄身世的人,的確是胡蘭成,但也只是在《評張愛玲》裡一筆帶過:「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不過是暴發戶。這決不是因為她有著傳統的貴族的血液,卻是她的放恣的才華與愛悅自己,作成她的這種貴族氣氛的。

    貴族氣氛本來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愛悅自己本來是執著的,然而她有一種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卻惹惱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張愛玲也實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處處都比她強——文章比她好,當然這個她並不承認;身世比她尊貴,這個卻是著實惹惱了她的;更關鍵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認識的那些阿貓阿狗們有名氣。

    真叫張愛玲說中了——「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

    《退職夫人自傳》裡,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稱:「這一個時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常常來找我。在這些男朋友裡,有詩人、有新聞記者、有畫家、有小說家、有理論家、有不上舞台的戲劇家、有沒有作品的作家……」——但是這些人裡,顯然沒有一個比胡蘭成更有名。

    她自詡:「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彷彿隨著天氣,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人,有當時的達官,新貴,和舞台上數一數二的紅女伶,銀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幾乎每天都要出席一個以上的宴會,在那些宴會裡我總是身份最高貴的,惟一的執筆桿的小女人。」——這些宴會,顯然張愛玲沒有參加,一則張愛玲懶於應酬,極少拋頭露面;二則凡有張愛玲出席的宴會,也就輪不到她潘柳黛出風頭——看看這年3月16日下午《雜誌》舉辦的女作家聚談會實錄就知道了。

    聚談會在新中國報社社宅舉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階上,圓圓地放著十來張椅子,主持人是《雜誌》的魯風、吳江楓,參與者有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汪麗玲、吳嬰之、譚正璧、藍業珍,喝著茶,嗑著瓜子,不拘形式,隨便地談著。

    也就在這次會上,張愛玲說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發在1938年英文《大美晚報》上的個人歷險,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夢》。她以為「女人的活動範圍較受限制,幸而直接經驗並不是創作題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裡應當有男性美與女性美的調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家庭與戀愛,筆調比較嫩弱綺靡,多愁善感,那和個人的環境教育性格有關,不能一概而論。」至於取材,則是「也有聽來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張冠李戴,從這裡取得故事的輪廓,那裡取得臉型,另向別的地方取得對白。」

    她說話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擲地有聲。問到「最喜歡的女作家」這個問題時,明明白白地說最喜歡蘇青——「踏實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蘇青是第一個。她的特點是『偉大的單純』。經過她那俊潔的表現方法,最普通的話成為最動人的,因為人類的共同性,她比誰都懂得。」

    而蘇青也說:「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大看,只看張愛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惱?如何不驚?

    她記起與蘇青一起去張愛玲家做客的情形,當時她是怎麼樣地嘲笑譏諷張愛玲的裝腔作勢,她曾向蘇青饒舌,而蘇青亦是無可無不可地附和著的,於是她以為蘇青同自己是一路。卻原來不是!蘇青居然「只看張愛玲的文章」。那不消說,大抵自己背後詆毀張愛玲的話,蘇青也是不贊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給張愛玲的了。

    一個人恨另一個人,往往並不是因為對方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為自己先做了有負對方的事情,預料對方是會知道而且會被得罪,於是先就把對方當做假想敵,恨起他來。

    潘柳黛便是這樣莫名其妙地同張愛玲結了樑子。

    「女作家聚談會」完整的談話記錄刊登在1944年4月《雜誌》第十三卷第一期,滿城爭說的,卻只是「張愛玲」三個字;緊接著5月號《萬象》上迅雨的評論與《雜誌》上胡蘭成的文章同期登場,更是掀起一股「張愛玲熱」。

    潘柳黛終於發飆了。

    她痛恨張愛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蘭成對張愛玲的青睞,更痛恨張愛玲的高貴,這心理就好比賈環明知不如寶玉,卻又偏自取其辱地處處要同寶玉比,並且給自己找了個理由:「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

    一個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對別人的尊重與友誼一起當炮彈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顧撕破面皮,寫了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先是張冠李戴地把李鴻章和張愛玲的關係說成是「李鴻章的妹妹嫁給了某姓之後,生了一個女兒,這女兒長大之後,嫁給了姓張的男人,這姓張的男人又生了一個女兒,這女兒就是張愛玲。」(西按:其實是李鴻章的女兒嫁給張佩綸,而張愛玲是佩綸獨子的女兒。參看本書第一章。)

    ——故意把關係拉遠兩層,然後再在一個偽造的姻親關係上開罵,說「李鴻章既然入過清廷,對『太后老佛爺』行過三跪九叩禮,口稱道:『奴才李鴻章見駕』,受過那拉氏的『御旨親封』,那麼她的父親既要了李氏的外孫女,所謂『外甥像舅』,張愛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點『貴族』的『仙氣兒』了……這點關係就好像太平洋裡淹死一隻雞,上海人吃黃浦江的自來水,便自說自話說是『喝雞湯』的距離一樣。八竿子打不著的一點親戚關係。」

    又說,「最可笑的卻是當時文壇上有一個大名鼎鼎,頗受汪精衛賞識的作家胡蘭成,本來一向是專寫政治論文的,但由於他賞識了張愛玲的文章,便因而賞識了張愛玲,並且托『仙風道骨』的邵洵美介紹相識,驚為天人,所以不惜揮其如椽之筆,寫了一篇《論張愛玲》。文中除了把張愛玲的文章形容成『橫看成嶺側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貴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噓了一番。」

    「對於她的標榜『貴族血統』,我從來未置一詞過。但是這次忽然看了一向兩眼朝天的胡蘭成,竟用政論家的手筆,寫了這樣一篇神魂顛倒的軟綿綿的捧場文章,居然也一再強調張愛玲的貴族血液,便不禁一時心血來潮,以戲噱的口氣,也發表了一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的遊戲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態,把胡蘭成和張愛玲都大大的調侃了一場。」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潘氏最痛恨的原來是「文壇上大名鼎鼎」、「本來一向是專寫政治論文」、「兩眼朝天」的作家胡蘭成居然也會對張愛玲「神魂顛倒」,「驚為天人」,這才真叫潘柳黛坐立不安——吟風弄月本是文壇中事,張愛玲名氣再大、風頭再健也還是圈中遊戲,然而現在政壇上的人也被驚動了出來,「揮其如椽之筆,寫了一篇《論張愛玲》」,那可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於是,潘柳黛醋意橫流地先把胡蘭成的獨佔當時「政論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場了幾句。而後問胡蘭成對張愛玲的讚美「橫看成嶺側成峰」,是什麼時候「橫看」?什麼時候「側看」?

    ——話說到這一步,已經一路往下作裡走了。這種「幽默」,簡直浪蕩!由此可知,當年張愛玲身邊雖然簇擁著鬧轟轟一堆讚好捧場的人,卻多沒有什麼真心對她,連得過她好處的平襟亞與閨中女友潘柳黛也是這樣想方設法地踩她,害她,貶她,那麼胡蘭成的相知相惜也就更襯得難能可貴了。

    同時也可以想像當年張愛玲所承受的壓力——潘柳黛在文中暗示胡蘭成與她的曖昧關係,她不可能不刺痛。

    她與胡蘭成是在這年8月結的婚,有些倉促,或許也與這件事多少有些關係的吧——即使不想對世人交代,也要給自己一個明白。

    也許世人都認為她錯了,也許她自己也曾悔過——她整個的一生留下那麼多文字,卻無一句提及胡蘭成其人,至少是並不以他為傲的罷——然而,一個人一生中從沒做過一件錯事,那又有什麼趣味?年輕的時候不任性,不犯錯,又要等到什麼時候?犯錯是和出名一樣,都是要趕早的事,寧可做錯,也不要錯過,不然,就來不及了。

    「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衝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張愛玲:《更衣記》)

    張愛玲,也不過是在菜市場一般的亂世客途中短暫地撒了一把手而已。
上一章    本書目錄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