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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農村十年 三、與郭沫若通信 文 / 周國平

    農場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們與外界隔絕,通信幾乎是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途徑。不是身處其境的人很難想像這裡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通訊員從團部把信件取回,這成了一天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佇立,凝望飄向天邊的白帆,心中想念遠方的朋友。有時候,這種與世隔絕的孤島生活簡直要把我逼瘋。多麼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來自郭家的信。因為寂寞,也因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給他們寫信。一開始主要是給平英寫,那些信寫得非常糟糕,情緒既衝動又壓抑,還充滿強作振奮的空話,現在我是羞於再讀到的。在我當時的心境中,她是一切美好價值的化身,因此我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朝著一條警戒線突破,而她也就理智地迴避了。不過,隔些日子能收到她的一封信,這畢竟是我的單調生活中的最迷人的等待。除了平英,我還與建英和於立群通信。當時建英因患腎炎在家養病,平時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給他和於立群的信,郭老都看,於是我和郭老之間也開始了通信。

    在一次給建英寫信時,我抄了幾首我寫的詩,其中一首由李白詩句點化而來。建英回信說:「你寫的信真有意思,詩寫得很好。爹爹看了說,信寫得有詩意,說你很有詩才,並又寫給我一首李白的詩。」這首詩是:「剷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然後問我一個問題:「君山那樣的好,為什麼要鏟卻君山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一樣,「剷卻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麼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謎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錯了,也可能不錯,好像他剷平君山是為了種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殺洞庭秋』了。」後來我讀到《李白與杜甫》一書,才知道郭老當時正在研究李白。在這本書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對上述謎語的解答和他的反駁也寫了進去。同一書中還第一次發表了那首他曾經抄錄給我的《水調歌頭·游採石磯》。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於立群給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寫了一小段話,署名「老兵附筆」。我是一直不敢打擾郭老的,但有了這段附筆,我就放膽給他寫信了,還寫了一首詩給他,題為《寄語老兵》。他很快給我回了信,寫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國平:你的信和寫給我的詩——《寄語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詩也看了。

    「我這個老兵非常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來的日記,剛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記後大書特書的兩句:『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

    「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顆嫩苗從土壤裡拔起了的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瞭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邁步前進。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寫了,再說一遍:非常羨慕你!」

    其後,在同年6月16日,郭老還給我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你寄來的詩,我都看過。寫得好,有生活內容。我寫不出來,你不到農場去也是寫不出來的。」由於我在給他們的信中曾經歎息自己雖然出胎生骨的時間不長,脫胎換骨卻難乎其難,他還寫道:「認真說,我倒真正羨慕你們。用你的話來說,我是『出胎生骨的時間』太長了,因而要想脫胎換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實在是遺憾。」「脫胎換骨」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徹底改造。

    當時讀到這些話,我雖然也從中讀出了一種悲涼,但更多地是把它們理解為對我的鼓勵。直到《李白與杜甫》出版,我仔細琢磨了這本書的內涵,才覺得比較懂得郭老給我寫那些話時的真實心境了。《李白與杜甫》初版於1971年,其開始寫作應在1968年。正是在連喪二子之後,心中有無法表達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憤懣,需要尋找一個話題說出來,他找到了與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這本書中,郭老褒揚李白性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面,批評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後落腳在對李白臨終那年寫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的詮釋上。他對這首向來不受重視的詩評價極高,視之為李白的覺醒之作和一生的總結,說它表明「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從而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訣別」了。姑且不論這種解釋是否牽強,或者說,正因為有些牽強,我們豈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覺醒和總結?郭老借此曲折地表達了對四人幫時期政治現狀的絕望,這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遠離政治,做一個地道的農民。回過頭看寫於同期的他給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視為「真正的道路」的含義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來那樣是一句豪言壯語,其實是一句無比沉痛的囑咐。同樣,當他摘抄世英日記中的那句話——「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時,他心中想必是在與政治的骯髒相對立的意義上理解泥巴的「乾淨」的。他自己對這種政治雖然完全厭惡了,但身陷其中,已經不可能擺脫,事實上也不會允許他擺脫,只好「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當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覺醒,世英正是文革時期政治的一個犧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當初讓世英從農場回來的做法。郭民英死後的一天,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全體要員來到郭家慰問,周恩來對世英說:「世英不錯嘛,在農場勞動了一年,自己又主動延長了一年。」陳伯達馬上說:「要是不回來就更好了。」陳這麼說也許是唱革命高調,但客觀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證實的預言。世英死後兩年,周恩來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說:「世英的信(一封只寫了半頁、沒有寫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裡,不說這事,我很難過,看不下去。怪我有舊思想,讓他上大學,從農場回來了。孩子們的事,我們都有責任,我更有責任。」事實上,世英自己的確曾想永遠留在農場,做出這個決定的是他的正確本能,這個本能告訴他必須遠離當時的政治。如果這個決定實施,慘劇很可能不會發生。詩人和莊稼漢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眾剿殺異端的小知識分子卻是社會的怪胎。當詩人的靈魂虔誠地把農場當做滌罪所的時候,實際上嚮往的是一個可以讓自己休憩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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