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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農村十年 四、迷惘 文 / 周國平

    我在南灣湖農場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終,我的心情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就是迷惘。從北京到農場,途經長沙,我們幾個同學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頭,不免想起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那時候他也是一個學生,從農村跑到城市,組織新民學會,風華正茂,指點江山。現在我們也正是這個年齡,他老人家卻把我們從城市撒向農村,從此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萬丈如青年毛澤東,如果生活在這個他老人家領導的時代,又能做些什麼呢?哪裡才是今日新民學會會員應走的路程?我身邊的兩個同學從來喜歡高談中國向何處去、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需要是什麼之類的宏大話題,現在他們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來,他們自以為站在歷史必然性的高度上,這只是年輕人的幼稚的誇張病。我比他們清醒得多,也消極得多,個人軟弱無力的觀念像陰影一樣籠罩著我。一個人猶如一粒微塵,飄落在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大網上,我們根本不可能做舉網人,只能被這時張時收的大網支配著。

    我問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麼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顆天真的、單純的、敏感的心,那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還有在文學上或學術上顯露才華的機會。總之,我是擔心這平凡的生活之波,這群眾的汪洋大海,把我這個雖然渺小卻無比珍貴的個體徹底淹沒了。毛澤東給知識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農中去,毫無保留地與工農結合,徹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似乎願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徹底改造了。倘若沒有了靈魂深處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還是我嗎?人們給時代這個詞賦予了一種特殊的詩意,高喊著投入時代的口號激情滿懷地衝向地獄,我也要毫無返顧地往下跳嗎?

    表面上我也有振奮的時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時常,當我參加著各種活動,或者和大家一起開著玩笑,一種抑鬱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電擊似地感到劇烈的空虛和不安,把我與周圍的一切隔離開來。每天的生活除了勞動,就是關於勞動的重複又重複的訓話和討論。再苦的勞動,咬一咬牙總可以挺過去,並且漸漸適應。真正的痛苦在於這種生活強制性地破壞了知識分子的一切習慣,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甚至頭腦中自幼及長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隨之遭到了根本的打擊。當時文匯報發表丁學雷的文章,宣稱對於古的和洋的藝術的全部內容必須進行徹底的掃蕩,我讀了十分反感。我們實際上已經身處在這樣的直接現實之中了,除了「紅寶書」,任何書都不准讀,也讀不到。我的靈魂被拋入無邊的沙漠裡,看不見一片綠蔭,找不到一點寄托。我對自己說:也許,總是尋求著一種精神寄托,無所寄托就惶惶不安,這種狀態仍不免是小資吧?

    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還有當時盛行的「三忠於」之風,什麼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繡寶像、表忠心,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起床號一響,所有的人邊穿衣服邊衝向室外,列隊站在空地上,揮動「紅寶書」,高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每頓飯前,都要集隊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在當時的日記裡寫道:「『頂峰』只是宗教的代名詞。事實上,一切宗教儀式都應有盡有了:禱告,懺悔,唱贊詩,誦經文……」公開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實在覺得參加這類活動是愚蠢的,便消極怠工,裝得動作緩慢,等我趕到時往往儀式已經結束。

    面對這樣的環境,學生中有兩種表現比較常見。一種是主動敏捷地適應環境,在那些機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頂。有一個當飼養員的同學竟然親自品嚐豬食,以表示熱愛養豬工作。大糞是香的——這幾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們以此證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覺都已經徹底勞動人民化。當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極端行為一樣,這些舉止背後都有強烈的功利目的。更多的人則迅速地成為庸俗的現實主義者,唾棄一切理想,成天談論和思慮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對我說:「什麼理想、事業,有什麼用?還不是一樣在農村呆一輩子。」我雖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義。我回答說:不對,生活有無意義,不決定於環境,而決定於精神狀態。同樣的生活環境,不同的精神狀態,生活的意義也就完全不同。理想雖然不能變成現實,但仍有作用,就是賦予現實一種方向和品格。在人們看來,我與環境的不協調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紛紛勸我學一點生活哲學,這樣才可以使我的遭際與我的才能相稱一些。有一天,一個同學盯我良久,說:「我對你的一生,從過去到現在到將來,都表示同情和遺憾。」還有一個同學預言:「你將來或者青雲直上,或者大禍臨頭,反正不會像一般人那樣活著和死去。」甚至那個老實的副連長也勸我學會適應環境,否則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總算熬到了頭,1970年3月中旬,我們離開農場,奔赴各自的工作地點。雖然日夜盼望這一天,但是,這一天來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輪在蒼茫的湖面上航行,遠處的那一小角陸地,那一塊我們曾經在上面流過汗的土地,逐漸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兩個曾經同游橘子洲頭的同學一起站在甲板上,他們也去廣西,我們靠著欄杆,長久地沉默著,各想著自己的心事。「一生交給黨安排——這句話該怎麼理解呢?」其中一個說。「進去了,還能不能出來呢?」另一個彷彿自言自語地說。我凝視著湖面上若隱若現的幾點白帆,它們像風箏一樣,從遠處的天空輕輕地飄過來,滑過眼前的湖面,又輕輕地飄向另一頭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著,不知道說什麼好。好不容易從地圖上找到一個小小的點,標著我要去的那個地方的名稱,也許我將永遠生活在那裡了。其實,去什麼地方,從事什麼職業,我並不很在乎,使我憂慮的是我將處在什麼樣的人群中。一個同情者曾半開玩笑地問我:「到了下面,你的詩還有什麼用呢?」是的,我的詩,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還有什麼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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