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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北大歲月 十二、典型小資 文 / 周國平

    大學第二學年是我的詩歌年,我沉湎於寫詩的快樂。海涅是我的偶像,我寫了許多愛情詩。我偷偷寫,不讓人知道。一個愛好文學的同學無意中看見了一首,我馬上告訴他,這是抄的海涅的詩,他信以為真,我為此暗自得意了一陣。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海涅,我熟讀他的詩,心中有了他的旋律,當我的歌從心中流出時,自然而然地帶著他的旋律。我沒有戀愛,但每天都被戀愛的心情籠罩著;沒有愛上某一個姑娘,但愛上了邂逅相遇的每一張美麗的面影。十八歲的青春具有不可思議的魔力,我的身心突然都像醉了酒一樣,而且醉得恰到好處,飄飄欲仙。我獨自在燕園徜徉,眼中的世界春意盎然,連空氣也是綠色的。我當然知道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強烈地感覺到異性在世界上的存在,她們的氣息融入空氣,把空氣變成了酒。可是,與此同時,散佈在空氣裡的那些不經意的眼波、倩笑、鶯語,給我留下的又是濃郁的惆悵,我只好用詩歌撫平這甜蜜的痛楚。

    我上大學時,大學生是不准戀愛的,這是學校正式宣佈的一條紀律。在校園裡,決看不到學生成雙成對的景象。倘若有學生發生了性關係,一旦被發現,必然的下場是開除學籍,並在全校大會上宣佈,當眾受到羞辱。由此類推,寫愛情詩當然也會被視為情調不健康。在文革中,當我毀掉全部日記和文稿時,對詩歌下不了手,於是仔細甄別,只毀掉所謂不健康的,全部愛情詩都在其列。我曾經為這些詩自負,現在已無物證,看看留下的那些詩,總體水平一定高不到哪裡去。不過,我對寫詩還是有一定的心得。在留下的文字裡,我找到了若干論詩的片斷。例如,描述詩興襲來的感覺:「和別人一樣,我讀書、聊天、沉思,散步、睡眠、參加會議……突然,有另一顆心臟跳躍在我的胸腔裡。」談論詩藝:「一個妙句可以照亮整首詩,就像一個生動的人可以照亮整個屋子。」

    雖然沒有人知道我寫愛情詩,但是,無論走到哪裡,在周圍的人眼裡,我仍是一個典型的小資。有人撿到一個紙片,上面寫著多愁善感的文字,同學們就一致斷定是我寫的,而其實不是。我養了一盆文竹,立刻有同學對我說,由它可以想見主人的性情,大約是說我的情感和文竹一樣纖柔。有一天,在校園裡,別的專業一個素無往來的男生朝我走來,為了告訴我一句話:「我覺得你和別人都不一樣。」他從表象就看出,我游離於眾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到農村參加四清,工作組長是一個女教師,她給我的評語是敏感、脆弱、清高六個字。直到大學畢業後,我與郭家通信,世英的小弟建英在一封信上還徑直稱呼我為「周君(小資產階級)」。

    小資在今天是一個時髦詞,使人想到白領、豐厚的收入、溫馨的居室裝修、酒吧、咖啡屋等等,在當時完全沒有這些意思,因為完全沒有這些事物。在當時也有約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論,行為上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就是資產階級,情感上的個人主義,纏綿悱惻,顧影自憐,就是小資產階級。或者用當時的政治話語來說,一個人如果不能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在內心中還保留著一個私人情感的王國,他就是一個小資。我似乎很樂意對號入座,也把自己定位為小資。在這個稱號下,我感到自己的內心生活未被強大的意識形態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還擁有一個可憐復可愛的自我。

    我當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賞。世英被帶走了,那個代表資產階級爭奪我的人已經不在身邊。我們年級五十個學生,絕大多數是黨、團員,而到二年級時,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團。不久後我還知道,世英也真誠地懺悔和轉變了。我不願被時代淘汰,也渴望改變自己。不過,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資特色,我不自覺地要在消滅個性的思想運動中顯示自己的個性。人們用千篇一律的時行語彙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那些語彙完全不觸及個人的真實內心活動。我偏偏不使用這種語彙,寧願使用有個人感情色彩的語言,在話語上把自己與人們區別開來。我不喊革命口號,不上綱上線,而是盡可能說真心話,談自己內心的矛盾、困惑和認識。哪怕是批判自己,我也願意自己在這樣做時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架按照統一指令轉動的機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專門教育到延安的文藝人士的,我發現其中所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情緒,在我身上都具備,感到格外對症和親切。我把這篇文章讀了又讀,一度稱之為我的「聖經」。我真心想按照毛澤東的教導克服自己身上的這些情緒,我的思想改造基本上集中在對它們的清理、剖析和批判上。可是,在我心裡同時潛伏著一種優越感:比起沒有這些情緒的芸芸眾生,我畢竟擁有一個豐富得多的內心世界。同為思想改造,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我的改造雖然更艱難,但似乎更有品位。

    然而,多麼有品位的改造,其結果仍是自我扭曲。現在翻閱劫後剩餘的所謂健康的詩時,我不禁臉紅,其中充斥著空洞的豪言壯語。在二年級學年末,馬雅可夫斯基取代海涅成了我的詩歌偶像。這反映了我的感情上的變化,越來越革命化的環境在我身上產生的效果。在完全正面的意義上,海涅也是一個革命詩人,具有非凡的諷刺本領和深刻的內在批判力量,但我當時對此並不理解,反而覺得他的柔情已成為我與時代之間的障礙。我一直也喜歡馬雅可夫斯基,這位詩歌界的革命領袖此時凸現出來了,十分符合我的需要,我模仿他寫了大量梯形詩。在二年級和三年級暑假,我兩次報名到部隊參加軍訓,一次在十三陵,一次在河北固城,那兩段時間裡寫得格外多。我向我的詩宣佈:「我是你們的將軍,我給你們找到了最好的政委,他就是革命!」我寫部隊生活,站崗、打靶、急行軍、野營等等。我歌頌「正在逼近的戰爭」,當時正打越戰,國內也在宣傳備戰,有一種似乎即將要和美帝國主義決一死戰的氣氛。我想像自己將戰死疆場,並且告訴未來和平年代的人們:「在你們鮮花盛開的花園裡,有一朵很不顯眼的小花,那是一個無名小詩人的鮮血,他曾經一手寫詩,一手扣扳機。」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我對戰爭懷著期盼的激情,彷彿戰爭能解決我的一切問題。對,正是我的問題,而不是世界的問題或國家的問題。這表明在我內心深處有一種絕望,看不到自己在消滅個性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的出路,消滅了不甘心,不消滅又行不通,只能靠一個連肉體一起消滅的英勇壯舉來打上句號了。很顯然,這種病態的激情仍是小資性質的。然而,當時我陷在其中,竟還以豪情自誇,在軍訓歸來時宣稱:「我們挺胸肩槍,要用雄壯的腳步聲把北大喚醒!」圖道是一個有健全常識的藏族同學,他讀到這句詩,不以為然地搖搖頭,用一種幾乎是憐憫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後我每想起這目光就感到慚愧。

    我不想對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詩裡,我畢竟還找到了一些尚可稱道的內容,那大抵是對周圍各種現象的諷刺。我最討厭班上幾個滔滔不絕用所謂馬列主義教訓別人的人,明白告訴他們:「在淺薄的人手裡,真理也會變得無恥。」哲學系學生普遍喜歡自稱書獃子,我可是知道底細的:「我們讀過幾本書,與書何嘗相干?我們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詩中,我宣佈我的使命是:「把辯證法的子彈裝進詩的機槍,向形而上學開火。」按照當時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學指靜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於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條特徵的現象塞進這個概念,予以抨擊。相反,辯證法意味著思想上的靈活性,借助於這個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衛已經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無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上,辯證法是我這個小資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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