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北大歲月 十一、幼稚的複雜 文 / 周國平
我寫過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跟在一個灰色的人影背後走人生的路，這個人影就是郭世英。我從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轉過臉來，臉上是痛苦的表情。於是，我以為這個世界也是痛苦的。世英看了這篇短文，苦笑了一下，沒有說話。現在，這個人影消失了，但我並沒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覺得世界空了。
我對世英的感情稱得上是一種癡情。我絕非一個有同性戀傾向的人，這種對一個同性朋友的癡情只發生過一次，並且只有在那個年齡才可能發生。憑借這一經驗，我覺得我能理解古希臘那些少年學子對他們的哲學家老師的愛。從進北大開始，世英就是我的引路人，不管走的這條路算正路還是歧路。現在沒有了他，我的生活突然失去了目標。我得不到他的一點兒消息，每日每夜遏止不住地想他。許多天裡，我除了寫思念他的詩之外，做不了別的事。
我開始自己上海澱的小飯店喝酒。有一回，我喝多了，跌跌撞撞回到寢室。趙鴻志看見我難受的樣子，攙我到校園裡散步，從宿舍區一直走到未名湖邊。剛在一條石凳上坐下，我就不省人事了。當我再睜開眼睛時，看見的是一望無際的天空，不知身在何處。耳邊響起趙鴻志的聲音，問我好受一些沒有，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在石凳上睡著了。他告訴我，我睡了一個小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醉酒。這位比我年長十歲的同學一直耐心地守在我身邊，我心中十分感動。在回寢室的路上，他好心地、辭不達意地規勸我：「你很愛動腦子，但你想的問題和大家不一樣。如果你和大家想一樣的問題，你的進步就更大了……」
平心而論，班上多數同學對我是友好的，這和我年齡小有關，大家把我當做一個幼稚的小弟弟予以寬容。那個小個子東北人經常伸開兩臂試圖把我抱起來，說要掂一掂我的重量，我不客氣地規避了他的親熱舉動。那個年長的浙江人把正睡午覺的我推醒，關切地叮囑我小心著涼，我嘲笑他為何不直接替我蓋上被子。有時候我恃才負氣，出語傷人，對像常是那個我覺得迂腐的北京人，他也從不和我計較。然而，我在感激的同時仍然感到孤獨，原因也許正是趙鴻志所說的我想的問題和大家不一樣。有一回，陳老師興沖沖地約我去馮定家裡，給這位寫了一本流傳甚廣的《共產主義人生觀》的著名紅色教授祝壽，我躲掉了，而另幾個同學卻爭相前往，引以為榮。當時報考哲學系的學生，多數是中學裡當學生幹部的，他們認為讀哲學就是搞政治、當幹部。事實上，那時候哲學系學生畢業後的主要去向的確是政府機關。可以想像，在這樣的背景下，真正對精神事物感興趣的人必然寥寥無幾。有少數幾個喜歡文學的同學，他們應該算是最接近於這個要求的人了。
早就聽世英說，一班有幾個不錯的人，他最欣賞的是方小早。一年級期末，我和小早的接觸多了起來。我們都受x案的牽連，有點同病相憐。原先他與曹秋池的關係之密切，不亞於我與世英。現在，我沒有了郭，而他也和曹疏遠了。疏遠的原因是，他發現曹經常對他撒謊。即使在疏遠之後，謊言仍在繼續。有一次課後，我們走出教室，他看著曹的背影戲謔地說：「我們一無所有，不像他，還接觸過異性的芳唇。」吃飯時，他舉著湯匙學曹的口吻：「她的苗條的身材就像這把匙子。」當時曹在追求東語系一個女生，曾向他吹噓如何與她跳舞，互寫情書，互贈《葉甫根尼·奧涅金》中的詩句，如此等等。不久後真相大白，事實是那個女生沒有理睬曹的追求，最後曹威脅要殺她，她向校方求救，曹受到了校方的警告。
那些天小早最擔心的事是，他聽說系總支正在查他的曠課情況。他告訴我，一個學年曠課二十五節要開除，而他至少超過了一倍。好在此事最後不了了之。他後來因為肺病休學一年，比我低了一級，但我們的友誼持續了終身。他班上一個同學曾對我說：「在我們年級，你和小早最聰明，而你比他用功。」我知道這不是事實，小早比我聰明，也比我用功。不過，他的用功完全沒有功利的動機，所以顯得不像是在用功。無論中外書籍，他讀得都比我多，並且讀後多有輕鬆機智的議論。他身上有一種陶淵明的氣質，讀書只是享受，散淡至極，對於虛名浮利幾乎有一種生理上的牴觸。這種性格保持了一生，使得他終於成了這個喧鬧時代的一名隱士。我惋惜他的才華，有時不免勸他進取，而他始終安之若素。我的超脫是自我訓導的產物，他的超脫是骨子裡的，在他面前，我會覺得自己到底是一個俗人。
小早只比我大一歲，當時我們都非常幼稚，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學年結束前，校方讓一年級每個學生寫一份自傳，放進各人的檔案裡。我們倆為一個相似的問題發愁，我發愁的是要不要寫郭世英，他發愁的是要不要寫曹秋池。經過商量，我們決定寫，都覺得如果不寫對自己發生了這麼大影響的人，自傳就不真實了。我的自傳寫得十分抒情，抒情的重點有二，一是郭世英對我的影響，二是書籍在我的生活中的意義。這原是符合事實的，在我近十八年的生涯中，找不出比這二者更值得寫的內容了。後來我大致知道了人事檔案的性質和功能，才意識到自己的做法有多傻。
也是在期末，我們二班發生了一個所謂小凳子事件。事情本來很簡單：學校給每人發了一隻小凳子，班長的小凳子丟了，他就佔用了別人的一隻，並寫上自己的名字。班上幾個同學抓住這件事開始大做文章，旨在顛覆班級權力。他們幹得很有步驟，第一步是分頭找人談話，爭取所謂中間派。我從來不關心班裡的是非，竟也被列為爭取的對象。為首的一個江蘇人親自找我談話，很有技巧地展開攻心。他開頭就指出：「人家說你思想複雜，我看你是幼稚的複雜，雖然書讀得多，政治上卻很幼稚。」這句話說得到位，我欣然贊同。接著他問我：「你知道是誰在整郭世英？」他給我的謎底是陳老師和這些班、團幹部。這就離譜了，他大約不知道，我是瞭解一點兒內情的。談話最後落腳在小凳子事件，動員我站出來作鬥爭。可笑的是，他們還把工作做到了一班，甚至沒有放過小早這樣超然物外的人。造足了輿論之後，他們便逼迫陳老師召集班會，敦促系總支派人參加，對班長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而那位班長也就做了一次又一次檢討。不過，罷免班長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奪權的目的並沒有達到。我懷著厭惡的心情目睹了這一出爭奪班級權力的醜劇，只感到自己身處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之中。回想起世英，我不能不驚詫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差別。哪怕世英是在一條錯誤的路上追求真理，與這些人相比，也是何等光明磊落。後來我發現，在權力本位的體制下，凡人群聚集之處，都有這類爭權奪利的渺小鬥爭，而我理所當然地做了一個永遠的局外人。我喜歡那位江蘇籍同學給我的評語——幼稚的複雜，願意自己只在精神探索的領域裡複雜，在社會關係的領域裡不妨永遠幼稚，或者說，永不世故。
大學第一學年結束了。在這一年裡，我經歷的事情比過去十七年加起來還多。我腦中的印象是鮮明而紛亂的，暫時還整理不出一個頭緒。對於未來，我也仍感到迷惘。但是，當我啟程回上海度暑假時，我知道自己已經不是一年前走出上海的那個我了。在我的內心深處，某一口泉眼已被鑿開，它的水流若隱若顯，但即使在被時代的大河淹沒之時，仍有著自己的存在。一個人的精神自我一旦覺醒，他就不會甘心完全隨波逐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