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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桃花詩案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文 / 安意如

    倔強與剛毅

    時光流逝,誰的風起雲湧,誰的塵埃落定,在史冊裡,不過是薄薄幾行書,抵不過一首詩的風流。

    讀劉禹錫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游玄都觀》,忍不住莞爾。真是個有意思的人,性格又倔又強,脾氣又臭又硬,說得好聽叫不屈不撓,說得不好聽叫死不悔改。先來看他這兩首廣為流傳的桃花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再游玄都觀》

    這兩首詩,我習慣將它們稱為《游玄都觀》和《再游玄都觀》,前後相隔十年。這個人性格中的狂放激揚依然故我。

    偶爾做鬥士吆喝一下容易,一如既往堅持不懈做鬥士就難能可貴了。

    十年之前,他好不容易從貶謫之地回到京城,因去郊外道觀賞花時,看不慣新興權貴的驕盛之態,作詩譏諷。言下之意是,你們這些跳樑小丑有什麼了不起,算起來都是老子的後生晚輩。一時富貴,看爾等能風光幾時?都是文名惹的禍,詩作一傳,劉禹錫再遭貶謫,收拾包袱再離京城。

    我不是為劉禹錫搖旗吶喊、憤憤不平的人,以他執拗的性格在官場上混,不被人暗算才是怪事,沒死算是上天保佑了。一入官場猶如身陷娼門,一入此門,紅或衰,不是你說了算,說不上誰可憐,誰不可憐。政治鬥爭的結果必然是你死我活,幾家歡樂幾家愁。

    十年之後,他高歌凱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瞧瞧,他一樣以自得的心態看著在他面前倒下的人亦不曾憐憫他們。正如他作《浪淘沙》一詩自明心跡:「莫道讒言如浪深,莫道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人生的際遇都有高低。我只是在想,人生有幾個十年,能供人恣意揮灑?如果十年之後他沒能再回來,死在貶謫之地,那麼後人解讀這首詩時,也許心境就會不同。多了幾層憐君薄命的意思,非今日笑談權貴們風吹雲散,歌頌勇敢的詩人凱旋。

    是否會惋惜他授人以柄,剛剛回到京城,前途未卜之際,還沒站穩腳跟就貿然出言,行為魯莽呢?這樣做不能說不對,只是不值當。歷朝歷代因言獲罪的例子並不鮮見。劉禹錫不爽,我要是權貴我還不爽呢!肯定要給他點顏色看看。

    口出狂言,你是苦還沒吃夠吧?那接著再去吃點苦頭吧。

    此番,劉禹錫的勝利並不是詩品上的超拔,實貴在生命的盎然和不被惡劣環境擊潰的樂觀。權貴們敗走在時間裡,唯他從時間裡昂首闊步回來。他在時間中存留下來,是以他成了勝者。

    一個人在逆境中,不管幾多沉浮,幾多磨難,仍將靈魂置於高處,與命運抗爭,也懂得與命運和解,相視一笑,前怨盡消,這才是真的可貴。

    劉禹錫的鬥士性格並不止於官場。他寫詩也力求新意,開出於前人不曾道及的境地,且看他的兩首《秋詞》: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其一)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其二)

    說實話,從古至今春愁春恨已被人吟誦多年。到了春天集體發春,多愁善感更是文人的通病,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因為他這兩首詩改變風氣。春風拂面勾引多少情思、詩情,他卻是這樣絕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一定要頌揚秋天,寫出不一樣的風度來。

    無須驚訝,他絕不人云亦云的性格由來已久。翻開時間往前看,看他最開始為什麼遭貶謫,你就明瞭前因後果了。

    805年開始,唐順宗時發生的革新運動,史稱「永貞革新」,或是「二王八司馬事件」。短短的146天,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初時頗得民心。這時從內廷發出的新皇帝的接連幾道詔書都大快人心:一道詔書處置了大貪官京兆尹道王李實,詔命一出,市井歡呼;一道詔書召回被貶逐的陸贄、陽城等幾位名臣;一道詔書釋出後宮女子三百人,放出教坊女子六百人,家屬來宮門迎接時,悲喜交集的人們哭聲震天;一道詔書宣佈停止鹽鐵使給皇帝的「月進錢」;一道詔書宣佈大赦,同時還蠲免所有積欠官府的錢糧,停止節度使常貢之外對皇帝的「進奉」。幾項舉措針砭時弊,大大減輕民眾負擔,博得讚譽一片。

    身為改革中年輕的仕途得益者,劉禹錫也志得意滿。王叔文讚他「有宰相器」。《舊唐書》中《劉禹錫傳》說,此時劉禹錫「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

    往常,我們通過劉禹錫和柳宗元的詩文看見的是,兩人遭貶謫之後如何心情苦痛,身在險地依然關注民生勵精圖治,這是事實,只不過,我們看不見另一些被文字詩情掩蓋的事實。

    改革風頭最勁、形勢大好之際,「二王劉柳」一度頭腦發熱,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他們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不清楚自己對的是一群老謀深算實權在手的藩鎮節度使和老臣。他們最大的後台是久病在身口不能言的順宗。皇帝本身又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宦官。這依靠的基礎就太不穩當。

    柳宗元生性孤寒,劉禹錫盛氣凌人。王收受賄賂,還專門打造了一個大木箱,放在床下存放賄金,享受睡在錢堆上的快感——真是樸素低調的奢華。王叔文在母親去世後,想不按禮制規定在家守喪。這些都成為他們受攻擊的焦點。

    同時,糾結朋黨、任人唯親的弊病也出現了。內部人員陞遷極快,惹人側目。改革後期,權力引起的紛爭越來越大,原本就不多的支持他們的元老掉頭轉向。握有實權的人物王叔文和韋執誼決斷時意見不一致,直接導致了很多良機錯過。

    改革一開始如火如荼,是因為還未觸及到根本,利刃還未刺到軍政方面,未刺激到宦官和藩鎮的死穴。一旦牽涉到軍政方面,宦官和藩鎮就強強聯手,拒不交出軍權,繼而打出一記重拳——推出太子李純監國,以身體為由,逼順宗禪位為太上皇。

    安史之亂之後,除了飛揚跋扈的藩鎮,專權攝政的宦官也成為大唐潰爛至無法癒合的傷口。銳意革新的改革派根基淺薄,無法駕馭如此複雜的朝廷局勢。一群手中有筆卻無劍的文人面對反擊幾乎無計可施。

    艱危之際,韋執誼的老丈人杜黃裳出了個主意,讓韋執誼率百官主動請太子監國,這不失為一個審時度勢、搶佔先機的好主意,若然此計成功,至少能幫助他們拖延些許時日,日後被清算的時候也不至於太難看。但是,韋執誼拒絕了。

    由此看來,不善妥協不是劉禹錫一人的毛病,是他們那群人共同的毛病。順宗退位後,蜜月結束,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就此落幕。失去倚仗的改革派被清算,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第二年被惦記他的政敵們賜死;王貶為開州司馬,很快死在任所,免卻了賜死的下場;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凌准、韓泰、韓曄、陳諫、程異八人也都被貶到遠地做司馬。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像中國歷史上其他朝代著名的變法一樣,變革之路充滿艱辛,重振大唐的理想似乎遙不可及。在陣痛和搖擺中蹣跚前進,「永貞革新」最終免不了失敗的結局。不管過程如何輝煌,對於參與變法的始作俑者們,都是個無言、慘淡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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