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隱居的時代 文 / 王安憶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隨時隨地可能遇見意想不到的人，這真的很有趣。這使得我們的經歷，變得非同尋常起來，變得富有傳奇色彩。在我們所插隊的淮北鄉村，有著幾百年，上千年的歷史，這樣漫長的歷史其實卻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義下來的。這就好比毛澤東同志描寫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就這樣，一直繁衍到了今天。這樣的以家族為組織單位的鄉村，就是一座堅實的堡壘。當你聽到村裡的狗忽然之間一同狂吠起來，不用問，一定是村道上走過一個外鄉人。外鄉人頭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遠了，狗才漸漸安靜下來。可是，就是在這樣的銅牆鐵壁的堡壘中，會有奇遇發生。事情就是這樣不可思議。
在這沉悶的鄉村裡，竟然隱藏著那樣的人和事，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與鄉村的環境融合在一起，並不顯得有什麼特異，看上去是同樣的自然，好像他們早就加入了鄉村的歷史。鄉村的生活就有著這樣強大的洞染力，它可將任何強烈的色彩潤染。很多尖銳的情節，在這裡都變得溫和了。它看似十分單調，其實卻潛藏著許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來自這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變得平淡和日常。就這樣，我在我插隊的大劉莊，遇見了黃醫師。
那已經是我來到大劉莊數天以後。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書記家中，他的妻子是這個大隊的婦女主任。家中有五個孩子，最大的年齡與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還有一名縣城插隊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間兩進青磚茅頂大屋，這在我們村莊，算得上首富。後三間是主任夫婦的房間，他們帶著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裡。前三間，東邊一間鍋屋，西邊一間住孩子，以及我們兩個知青，中間迎門的是堂屋。這天，晚飯的時候，縣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幾個小些的孩子早早吃過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兒，還有我，坐在堂屋裡的案板前吃飯。是收麥的前夕，天已經很長了，太陽雖然下去多時，天光還很明亮。此時的光線非常接近早晨，太陽都是在地平線以下，光是均勻地平鋪著，景物倒比強光下的更為清晰。黃醫師就在此時，從村道走上了我們的檯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們莊最主要的村道邊上，高高的檯子上。白日裡，各家的門都是敞開著，迎門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盡收眼底。主任首先向著村道招呼：黃醫師，吃過了嗎？接著，主任的大女兒，縣中學的畢業生，應聲起身，讓出一個板凳，轉身又去盛一碗稀飯。這時，才見黃醫師在了門口。他大約有五十歲，也許沒有，在我們那個年齡裡，總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臉色軟黃，似乎有些浮腫。他穿著洗舊的藍卡其人民裝，臉上帶著謙和的笑容。他走進門來，在板凳上坐下，回答著主任有沒有吃過的問題。儘管一再說吃過了，吃過了，可主任母女執意要他喝一碗稀飯。也沒有太推辭，就端起了碗。他的臉相有些木，甚至還有些俗，可是態度卻十分溫和文雅，這就使他顯得不一樣起來。他說話動作都比較遲緩，這遲緩不僅是出於慢性子，似乎還出於，一種憂鬱的性格。他問我多大年齡，住上海哪個區，來這裡習慣不習慣。由於我正處在極度的不適應和想家之中，時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樂，不輕鬆，百無聊賴，而且非常寂寞。雖然，他在這裡出現一點沒有令我驚奇，可我還是一眼看出他是來自外邊的世界。
主任問他晚上做的什麼飯，他笑著說燒一點米飯。他的笑容裡有著自嘲和無奈，就是這自嘲和無奈，說明了他的驕傲。他的態度表明，「燒一點米飯」不是他該幹的事情，多少有一些無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會兒，喝完那碗稀飯，然後拿著主任塞給他的一大塊麥麵餅，告辭了。這時節，只有主任家還有麥麵餅。他說有了這塊麥麵餅，明天早上就能不燒鍋了。他慢慢地走下檯子，天色略有些暗，卻還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駝，不知是生來如此，還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態與莊裡人絕然不同，是較為筆直的步子，雙膝並得較攏，腳跟比腳掌先落地半步。這種步態，要遇到下雨天，可夠他受的了。莊裡人走路都有些岔開腿，籮筐似的，其實並不籮筐，腳跟與腳掌是同時落地的，這樣，立足就穩。在泥濘的地裡，可像撐船似的左一劃右一劃，鄉里人叫做「岔泥」，從泥裡越過去的意思。黃醫師的步子，卻是「岔」不開泥的。他背著手，手裡掂著那塊寶貴的麥麵餅，而一點不知這餅的寶貴。餅是發面的，鹼性不大不小，真夠香的，圍著鍋貼一圈，鍋一圓汽，灶裡就停了火，等鍋略涼些，才揭鍋。這餅就是在這略一等裡，陡地發起來，像胖娃娃的臉。然後一隻手摁著餅，另一隻手就拿鍋鏟鏟餅，一鏟便離鍋。餅面上還留著摁餅的手指頭的螺紋或者簸箕紋。
黃醫師是蚌埠下放的醫師，同他一起下放我們莊的，還有張醫師、於醫師。我們莊的農民都稱他們為「醫師」，而不是「醫生」或者「大夫」。
「醫師」這種稱謂顯得十分專業化，十分嚴格。表明了我們在對他們的鄭重其事的態度。這支蚌埠醫療隊住在我們莊東頭，大隊部的院子裡，四間正屬分為兩部分，住張醫師一家和平醫師一家。他們都是閤家下放。而黃醫師則是單身一人，住東邊一間倒屋。西邊的兩間側屋就是醫院的診室，藥房。可黃醫師通常是不去那裡的，他在自己的小屋裡看病，這帶有些私家診所的意思。
黃醫師是名醫，專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個醫院，過去以他而得名。現在，他到了我們莊，我們莊也因此而得名了。許多病人從老遠的地方，坐車坐船再加步行，走過一個莊子打聽一個莊子：大劉莊在哪？他們就這麼終於來到大劉莊，走進費醫師的小屋，向他求診。費醫師的小屋很小，只一間，順山牆放一張床，就差不多滿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張寬大的床，床上鋪了特別潔白的床單。他就在床沿上側身坐著，一隻手撐著床，另一隻手放在架起來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說著病狀。這樣子一點不正規，倒是很家常。黃醫師聽得也並不專注，提問很隨意，有時候還會岔開話去，和小屋裡別的客人說些不相干的事。這情景說是看病，不如說是訴苦。訴說的人是不經意的，聽的人也不怎麼在意。來的人大都是口訥的農民，三言兩語便無話可說，吃苦對他們又是常事，於是就止了下來。黃醫師並不急著打發他們，似乎有他們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鬱，就常常是彼此都默著。在這靜默裡，他們互相像是很瞭解的，雙方都不感有什麼壓力，就這麼可坐半天。凡是想到這來求醫的農民，都是病症嚴重的，而幾經車馬周折，來到偏僻的鄉間找黃醫師的，也都是病症嚴重的。所以，幾乎無一例外的，需要手術。而我們莊沒有手術室，醫療隊也沒有麻醉師、手術護土，手術是不可能做的。最後，黃醫師總是說：要到蚌埠做手術。農民往往對手術望而生畏，一聽要到蚌埠手術，就更知其不可為了。他們大都是天命論者，心裡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過了黃醫師，雖然不是被病苦著，卻都心滿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從合肥、淮北、蕪湖，甚至就是蚌埠找來的城裡人，則是決心下定，對手術也抱科學的態度。這時候，黃醫師就會和他們約定到蚌埠的時間。這往往是黃醫師回家探親的日子。
黃醫師回蚌埠探親很頻繁，並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個戀家的人。我們莊無論幹部還是社員，從來沒有指責過黃醫師的不遵守紀律。農村本來就是散漫的，缺乏紀律的觀念，何況人們都同情黃醫師的境遇。一個人在此地，不會挑水，不會燒鍋，也不會洗衣。人們看見黃醫師在塘裡將一件襯衣越洗越髒，塘水則越來越渾。他不會將衣服鋪在水面上，而是讓衣服一徑沉下去，攪起塘泥。這是女人的本事，黃醫師不會這個，理所當然。他又是幹大事情的，去塘裡洗衣，實在淒惶得很。人們說，讓他在蚌埠多住幾日吧！人們又傳說，費醫師的妻子沒有工作，專在家裡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個，都是兒子，黃醫師特別想要個女兒，可是沒有。曾經有人開玩笑提議，讓黃醫師認我做乾女兒。黃醫師只是笑，並不應聲。他顯然無意於接受任何干親。他是一個把家團得很緊的人，性格也比較封閉，這就已經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劉莊的同事，又都各是一個家庭，更顯得他孤家寡人。你看著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難熬。傍晚的時候，就是在前面說過的那種均勻清澈的天光裡，黃醫師就在村道上散步，有從湖裡割豬草回來的孩子，就對大人說：看見黃醫師了。
大隊開會，通常總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開場。大隊會計湊著油燈的一豆光亮，讀著文件或者報紙。農人們在黑影地裡打盹，抽煙。劣等煙葉燃燒出嗆人的氣體，那種很難消化的粗糧在體內發酵而成的氣體，也足夠嗆人的。但很奇怪的，這一切都不頂難聞。因是草木的本質，再是發酵腐爛也是清潔的乾燥的氣味，有著一種單純的性質。時間其實並不太晚，可鄉間的沒有照明的夜晚總是特別的黑，又特別的靜。雞和狗都安歇了，就覺得夜已經很深了。在這滿房間的黑影裡，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著，那就是黃醫師。他搬來他房間裡的那把椅子，雖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圍的農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馬扎上，連蹲在板凳上的幾個，也比黃醫師要矮上一截。因此，這把椅子就顯得格外突出，很不協調。黃醫師高高地坐在椅上，雙手籠在袖子裡，這倒和農民的習慣相合，可坐姿卻不是農民的。他架著腿，籠著的手擱在膝上，很安詳。這時候他顯得比較愜意，也比較放鬆。聽著會計用鄉音一字一句地讀官祥文章，四周鼻息聲起伏，有一種昏沉的安寧。誰會知道在這座黑暗的鄉村裡，有一個黃醫師呢？
與黃醫師一起下放我們莊的，醫療隊裡另兩名醫師，張醫師和於醫師，她們的形象，氣質，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黃醫師現代。也就是說，她們比較具有「6．26」精神。她們經常身背藥箱出診。她們背著那種上面畫著紅十字的白漆藥箱，走過村道，來到老鄉家中，坐在當門的馬扎上，噓寒問暖。尤其是張醫師，因為長著一張明朗的臉龐，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樑。莊裡頂有學問的王大爺說過，張醫師的相好，好在大氣。她體格勻稱，結實，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歡把褲腿捲起，赤腳穿一雙球鞋，露出白皙飽滿的小腿肚。她背著藥箱，就有點像舞台上的人物，藥箱則是道具。那時候，她大約是三十五六歲的年紀，各方面都顯示出是個幸運的福氣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機關的幹部，如今在公社知青辦任職。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在縣城上小學和中學。他們雖然離開了城市，來到這個偏遠，貧瘠，組織散漫的鄉村，可卻依然保持著原先的嚴格規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對保障的社會地位。他們家庭和睦，老梁是個盡職和體貼的丈夫，對孩子要求頗嚴，與幹部群眾關係都很融洽。孩子們呢，都挺乖，學習努力，品德優良，少叫人操心。總之，這是一個理性的家庭，處處可給人作楷模。它很為張醫師掙臉面的，人們對張醫師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對她的家庭。在莊裡人眼裡，張醫師的家特別像個家。我們莊，對美好的家庭是懷著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婦們都挺羨慕張醫師的，她們傳頌著，天好的時候，在院子裡搭一個凳子，張醫師洗頭，老梁提一壺熱水，替她沖頭髮上的肥皂沫。這情景很親熱，甚至帶了些私密的性質，可在這對夫妻做來，卻一點不肉麻，連我們這個保守的村莊都能接受，並且大加讚揚。
於醫師的家庭就大不同了。這是一個倒霉的家庭，正應了俗話：「屋漏偏選連夜雨，船破又遇頂頭風」。於醫師一家下放我們莊，性質與張醫師、黃醫師都不同。他們下放帶有罪貶的成分。於醫師的丈夫是一個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開除了公職，下到生產隊裡勞動改造，和農民一樣憑工分吃飯。他的工分評不高，工分值本來就低，到分紅時，總是透支，只得用於醫師的工資去買口糧。他家有四個孩子，都在上學，又都能吃，所以，於醫師家的經濟就要比醫療隊的其他同事差幾個等級。老大是個女孩，名叫卡佳。這個異國色彩的名字，據說是當時一部蘇聯電影裡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會主義勞動勳章的獲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麼樣的時代精神感召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卡佳是個缺心眼的孩子，一點不懂事，不能體會父母的處境，也不能體會自己的處境，總是亂說話，給大人生事。幾個弟弟也都調皮搗蛋，不懂得相讓，姐弟間紛爭不斷，都是要於醫師來調停的。於醫師的丈夫，則表情陰沉。左眼是灰的，臉色是灰的，神氣也是灰的。他一點不肯打起精神，表現出改造的積極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況，反是一任消極頹唐到底，顯得特別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著他的頑固與抵抗。是他，使我認識到有一類人所以成為右派，是由性格決定的。他們並不是對某一種現實不滿，而是對一切存在不滿，他們對人生抱著暗淡的心情。同時他們〕缺乏忍耐和自謙，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須將這心情發洩出來。他們表現得與一切意見激烈相左，什麼都不會合他們意。倘若不是成為右派，他們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去。於醫師的丈夫，就屬於右派中的這類人。農民們很難對他抱有好感，覺得他懶惰，傲慢，不體恤妻兒。他時常借病不出工，讓於醫師為他去請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的時候，一個人背對著大夥兒坐著吸煙。隊裡有個年輕人，讀過高中，會吹笛子，人很聰明，但因是單門獨姓，所以地位很低，屬於那種有志向且不得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有時候他會主動搭理於醫師的丈夫，可能是出於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心理，還有對城市知識分子的嚮往心理。他擠坐在右派的身邊，向他要煙吸。這個套近乎的舉動卻遭到右派的極度厭惡，他給是給了，回到家裡則大發牢騷。卡佳的一張嘴又是張漏嘴，到處說：某某人最討厭，老向我爸爸要煙。農民是沒有政治頭腦的，他們對人的評價是出於處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點審美的因素。他們怎麼也不能喜歡一個破衣爛衫，成天掛著臉，對勞動和生活都沒有熱情的人。他們看見他就覺得掃興。隊裡的幹部在所有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階級陣線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見他。在例行的四類分子訓話中，常常要把他單獨拎出來訓斥。老實說，他在我們莊還沒遭到太壞的對待，有一大半是看在於醫師的面上。人們對於醫師是同情的。
人們看著這個雞飛狗跳的家，說，於醫師就好像是這個家的箍，要沒有她，這個家就散了。事情就是這樣，在這個家裡，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於醫師，撐持著，保護著生活正常進行。其實，於醫師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讓她的丈夫自己一個人去農村，可是她卻帶著孩子們一起來了。這行動頗有些像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雖然事實上，一點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長詩那樣浪漫，所有的艱苦都是卑瑣的，煩心的，叫人沮喪，損害著人的尊嚴。
於醫師戴眼鏡，頭髮齊齊地梳向耳後，顯得比較蒼老。紅十字的藥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應用的意義，不那麼戲劇化。她和農人說話，也更為家常。她顯然是個賢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對人很和氣，但並沒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現得很開朗，可也不是強顏歡笑。她看起來是平靜的，從容的。要知道她是隱忍著那麼多不順遂的。莊裡那些嬸子大娘的，都特別和她拉得來，背底裡就說，於醫師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達什麼指令，對於醫師的右派丈夫進行批鬥。批鬥是在場上牛房裡進行的，從莊東頭來開會的人說，於醫師家早早就閉了門，熄了燈，屋裡一點聲息也沒有。這時方能體會到於醫師的苦，這一家的苦。平時，這苦都被過日子的雜碎掩蓋了。
這兩個家庭，以及黃醫師，雖然來自同一個城市蚌埠，住在一個高檯子上，但卻保持著微妙的距離。他們相互間很客氣，但決不多話，完全沒有人們想像的相溫以沫之感。相反，隱隱的，似乎還都懷著戒備之心。他們彼此間遠遠不如各自和農民的關係輕鬆和親密，但親密和親密的性質則有所不同。張醫師和老梁對農民是最熱情的，農民們對他們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們對誰家的造訪，會被視作一種光榮，引起人們的羨慕。在農民們的眼睛裡，他們是有身份的人，卻沒有架子。當他們從村道上走過，農民們從自家敞開的堂屋門裡，走到檯子邊，招呼道：張醫師，來吃！老梁，來吃！他們則招著手應道：吃過了，吃吧！他們招手的姿勢是城裡人、而且是城裡的幹部特有的，高高地揚起，有幅度地揮動著。農民是做不來這動作的，他們只是用手裡的筷子向前點了點，作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騎一架自行車，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這樣向農民們招手，農民們就拄著鋤把目送他遠去。他們家三個孩子在縣城住讀，每週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牽手走進莊裡，目不斜視，快快挪動腳步，就這樣走進在東頭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們回家正逢下雨，我們莊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爛得要命，能把腳粘去一層皮。我有事去大隊部，看見他家的一個男孩，在門檻上刮膠鞋底的泥，臉上露出嫌惡的表情。這段路可叫他們走慘了。
於醫師家的孩子則截然不同，由於生計，也由於家教，他們缺乏管束顯然不是一日兩日的了，他們幾乎終日和我們莊的孩子攪在一起。一起下湖割豬草，一起在生產隊幹些小碎活，掙幾個工分，也一起打架，搗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著比人高的草箕子，從湖裡回莊，其中就有於醫師的孩子。卡佳呢，是家裡的大小姐，脾氣大，和小妹妹相處時也不知道有所約束，毫不掩飾對鄉間人和事的鄙夷。妹妹們聽了自然不願意，當面沒什麼，背底裡卻沒少說她。只是知道她是沒心眼的，沒壞腸子，所以倒也不擠兌她，還是同她一處玩。就像方才說的，於醫師和農民的關係，其實是真正融洽的，他們會和於醫師說些家務事，過日子的難處，養兒育女的難處，等等的。他們有時候大聲地喝唬於醫師的孩子，有時候則把於醫師的孩子扯過來，往手裡塞塊饃饃頭。
莊人們對黃醫師的心情是最動人的，他們既把他當作一個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時卻又十分心疼他。談起他的口氣，總是流露出憐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們莊，生活能力又特別差，這都使他變成一個無依無靠的大孩子。這個大孩子雖然過得很狼狽，卻很乖。同樣是抑鬱的性格，黃醫師的抑鬱卻和於醫師丈夫的抑鬱不同。於醫師丈夫的抑鬱是陰沉的，緊張的，甚至帶著一種暴戾。隊幹部在訓話時，常常會被他的眼光激怒，變得失去控制。這時，就會用鋤把子，在他腿上不輕不重地敲一下：看什麼看，剜你的眼！黃醫師的抑鬱卻是甜美的。當他凝視著見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顫。他一個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陽雜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顯得又淒涼又美麗。他既不是張醫師那樣向莊人們招手，學著莊人們的口氣說：吃過了嗎？吃了。他也不是於醫師那樣，坐在農人家的馬扎上，拉著莊稼孤兒。他也從來不背藥箱。可就是他的這種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農民喜歡上了他。他們並不是把他當莊稼人，卻也不是當他外人，敬而遠之，他們承認他是另一種人，一個異數，然後便接受了他。
當我從青春的荒涼的命運裡走出來，放下了個人的恩怨，能夠冷靜地回想我所插隊的那個鄉村，以及那裡的農民們，我發現農民們其實天生有著藝術的氣質。他們有才能欣賞那種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對他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環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們也有才能從紛法的現象中分辨出什麼是真正的獨特。他們對張醫師和於醫師有著足夠的尊重，對後者，還有足夠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歡。張醫師的熱情爽朗裡，是有著政治社會賦予的特權，她是另一種異數，這種異數是與人性無關，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農民的自然性的反應。於醫師卻是與農民有共鳴的，她是農民們最易瞭解的那類人，同情就是由此而來。但由於太相似了，她也同張醫師一樣，無法走進農民們的審美領域。而黃醫師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獨立之外，自成一體。有了黃醫師在，我們莊就此有了一種甜美的格調。他們對黃醫師，是稱得上愛的。
在那種物質貧乏的日子裡，人們的精神需求便生長起來，對美的感覺神經，格外發達，形成了一種自然的慾望。他們喜歡聽好聽的聲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優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裡，人們就特別的興奮。雪是大自然賜給貧瘠的我們莊的厚禮，這個黃泥巴壘成的鄉村，此時變得粉妝玉琢。看上去，真是潔白得晃眼。孩子們，相約著到湖裡看莊稼的窩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們便都棲宿到無人的窩棚避寒。孩子們帶著大人的打魚的網，穿著毛窩窩，一種麥穰編結的，裡面填上乾草的大頭鞋，特別暖和。他們岔開了腳，在雪裡趟著，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窩窩的印。麥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溝邊的樹，也罩了雪，晶瑩剔透地立了一行。那遠處的窩棚變成了個雪宮，本來是爛趴下的，現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來。孩子們奮力拔著毛窩窩，比賽誰走得快，雪紛揚了起來，像一陣白煙。孩子們的笑聲聽起來比平時曠遠，而且隔著，蒙了一層透明的膜。又綿又厚的雪是吃盲的。於是，就好像在做夢似的，有些仍然。他們終於到了窩棚跟前，雪已經封了門。他們將網抖開，張在破柴門上，然後吆喝著頂開了門。他們一下子閉上了眼睛，急等著震耳欲聾的、嘩啦啦的麻雀撲翅聲，可是沒有。他們驚詫地睜開眼，沒看見有麻雀，卻見網裡裹著一個老頭，掙扎著，憤怒得說不出話來。孩子們咋唬一聲，拋下網就跑，毛窩窩在雪地上劃出了犁溝。誰能想到，這老不死的看青的，這時候還賴在窩棚裡。進晌午的時候，老頭回莊了，提著漁網挨門挨戶問是誰家的。
這是冬季雪天裡的快樂，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歸的燕子飛來梁下，舊年的窩在等著它們。誰家的燕子來了，大人小孩都出門去報信。誰家沒燕子來，可不好，會被人戳脊樑骨，說是壞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鳥兒，就和善心人來。夏天，瓜地裡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樂事。褲褂叫露水漉得透濕，冰涼地貼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樁奇事，看不見，也聽不見，可轉眼間，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陽出來，收露水了，原先平鋪著的，這時收攏起來，收成一滴水珠子，頂在草尖上。然後，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這個收穫的季節，是最具有裝飾感的。大作休，串起來了；紅辣子，串起來了；大白蒜，也串起來了；深褐色，富於骨節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來了；青作秸稈，也在屋前搭成了籬笆。即便是像我們莊這樣沒有色彩的村子，此時也變得嫣然起來。
現在，又有了黃醫師，他給我們莊，增添了一種新穎的格調。這是由知識，學問，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純淨心底，還有人生的憂愁合成的。它其家陪合著我們莊的心意。像我們莊這樣一個古老的鄉村，它是帶有些返樸歸真的意思，許多見識是壓在很低的底處，深藏不露。它和責醫師，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卻達成了協調。這種協調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親熱，往來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適的，有些滑稽，就像黃醫師，走那種城裡人的步子，手裡卻拿著那塊香噴噴的麥麵餅。這情景真是天真極了，就是在這天真裡，產生了協調。這有些像音樂裡的調性關係，最遠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時又是最遠的。
所以，我們莊這支蚌埠醫療隊的隊長是張醫師，靈魂實際上是黃醫師。有了黃醫師，這支醫聞隊於我們莊才具有了一種精神上的關係。它不僅僅是「6．26」，送醫下鄉的意義，而是有了近於美學上的意義。它不僅僅是實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價值是潛在的，隱性的，甚至是虛無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響了一個鄉村的氣質。
在我插隊的兩年半時間裡，我們莊從來沒有發生過戲劇性的「6，26』事件。在農村貧困的，溫飽難以維繫的生活裡，其實是含有著健康的性質，這是以簡樸為基礎的。吃的是五穀雜糧，燒的是草；秸穰，莊稼人的腸胃是很清潔的，他們的呼吸也是清潔的。夏季的污熱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淨的土地在春季又長出新的莊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職責，自給自足著。這是合理的生存環境。就在這無可指的生態中，人們也生出了前邊所說的天命觀。我莊有一句話，叫做「人吃五穀雜糧，哪能不病」。所以，他們對任何病痛，都抱著忍耐與服的態度，他們不捨為此大驚小怪，他們也很少求醫門診的習慣。在許多種病痛中，他們感到最受折磨最無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話，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來不要命」。於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藥，治療瘧疾的奎寧片也是神藥。瘧疾是又一種使他們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個人都躲不掉，能夠藥到病除無疑是奇跡。醫療隊其實清閒得很，他們在我們莊真有些窩工。而到了真正應該找醫生的時候，農民們又往往忽視了，結果釀成大禍。有個媳婦割豬革時，鐮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紅磷的紙皮蓋了傷口止血。這種止血的方法應當是產生於工業社會的近代，不知緣於何種道理，有無科學依據。奇怪的是，它確實能止住血，百試不爽。就這樣，血止住了，傷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沒有化膿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卻突然發燒抽搐，醫生到場已經來不及挽回。其實這就是破傷風，只要當時注射一劑破傷風預防針，就沒事了。可是莊稼人誰會為了手腳拉開一道口子去找醫生呢？我們莊稱這是七日瘋，指的是受傷到七日頭上發作致死。可見死於這病的並不少見，他們依然沒有想到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上它果然又沒能夠避免。莊裡人傳說，那媳婦出事之前，夜裡上茅房，見家門口坐著個黃狼子。黃狼子就是黃鼠狼，被視為不祥物，預示著災禍。出殯這天，天下著雨，一地泥濘。媳婦很年輕，大孩子剛會走，小的還吃奶，是她男人扶著孩子的手摔的黃盆，父子兩人在泥裡一步一滑，滾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極慘，頭上繫著白麻，打一桿幡，幾乎是爬著的，將一口簿皮棺材送上了路。
生活照原樣進行著，倒是一些無關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種意義。那是我到我們莊經歷的第一個麥收之後，我們在來了一個遊方郎中。鄉村裡的遊方郎中，其實並不是像武俠小說中的那樣，隨風漂流。他們走村串鄉還是憑藉著一定的社會關係。他們所到的村莊，都有著或親或疏的親友，決不是書中的遊俠那樣從天而降。比如，這一個郎中，來我們莊就是投奔他的一個遠親。這個遠親從來沒見過他的面，連他的名字也叫不上來，只是很籠統地隨孩子稱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並且承擔起宣傳的義務。這天晚上，他家裡就聚了不少莊裡人，看他施展醫術。他是一個扎針的郎中，這時節正是一個扎針的時代。我下鄉時，專帶了一副金針。其時，與貧下中農結合的途徑有一，就是為老鄉們扎針。那時候，現代醫學的迷信已經破得差不多了，幾乎人人可以無師自通做一名赤腳醫生，一本《赤腳醫生手冊》可包治百病。與此同時，又誕生了金針的神話，它無所不至。不是有一部電影就叫《無影燈下頌銀針》嗎？我這副金針，當時的價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貴的一套針。它從縫衣針長短，直到筷子長短。亮閃閃的，針頭上則是金黃的銅色，依次排列在一個考究的塑料封套裡，還配有一本人體穴位簡圖。這晚，我就帶著這副從未拆過封的金針，去到那一位來了遠親的老鄉家裡，準備向他的遠親學習扎針。
去的時候，屋子裡已經坐滿了人，涼床上躺了個老頭，探著上半身趴著，背上立了幾根針。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點著油燈，燈下排開一個布包，包袱皮上是幾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針一放上桌，人們的眼睛不由一亮，連昏暗的油燈都發出光來。這些針閃著真正的銀光，而且那麼纖長，細挺，均勻，光滑。他的外呢？黑，髒，粗，銹，還不直，連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膩膩的很醃(月贊)。一個大爺看著我的針，忽然「嘿」地笑了一聲，說：小王還藏著這寶貝哪！它可真像是寶貝。在這土坯屋裡，熠熠生輝。那郎中用髒兮兮的手拆開了封套，捻出一根針，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後果斷地插入身後那老頭的腰上。這時，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針的問題。他沒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東一錘子、西一鎯頭的，不知說些什麼。那老頭趴在涼床上，差不多睡著了，對金針沒什麼反應似的。屋裡人也都把他給忘了，很熱烈地說著些無關的事情。顯然，人們聚到這裡來，並不完全出於對遊方郎中的興趣，除了老頭，誰也沒打算要他來治病，只是湊個熱鬧，找個由頭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誰也不會允許點燈點到這時候的。這就是鄉村的夜生活。其實從一開始，人們就沒有對遊方郎中加以注意，還趕不上對我的金針的注意。他們隨他在老頭身上糊弄著，那老頭則已經老得千錘百煉似的。遊方郎中顯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這冷落是出於一種見識，但因為有涵養，也就不計較，不點破了。應當公允地說一句，遊方郎中裡確實有著奇人，可不是所有的遊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數。絕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飯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還招搖撞騙。遊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這些墊底的大多數之上的一個兩個，他們的英名籠罩了全體人員。這郎中分明感覺到了人們的冷漠，他們從周遊的經歷中得來的經驗，告訴他們這個村莊不可久留。他們畢竟是手藝人，憑手藝吃飯，再是親戚也不興白吃白住，這也是他們的職業道德，或者說行規。此時，他對身後的老頭也失了興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針上，他愛不釋手。於是，就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從我的針裡，抽出最長的幾根，包括老頭腰上的那根，放進了他的布包裡。這種偷竊的行徑是如此大膽地在眼前進行，幾乎使人以為是正常的事情。就這樣，一眨眼工夫，我的閃亮的寶貝就進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離開了我們莊，從此再沒有回來過。
我們莊就是這樣一個有教養的村莊，它雖然是天命論的，但卻並不愚昧。它對事物有著自己的看法，頗有分辨力。不要以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個時機裡，它會以一種空前的強烈程度爆發出來。
蚌埠醫療隊裡還有一個成員，叫馬醫師。他也屬於我們莊的醫療隊，但是被留在公社醫院裡幫忙。據說有時也到我們莊來看病，我卻好像從沒見過他。後來聽人描繪，說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見過他的。他有心臟病，有一天，正和病人問診，突然滾到桌肚裡，死了。他的葬禮就在公社所在地舉行，農人們從四鄰八鄉趕來，許多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他們老遠地打著幡旗，號哭著走過泛青的麥地，向馬醫師走來，老人們哭倒在地。公社裡從來沒有聚集過如此眾多的農民，人們說至少也有幾千人，號哭聲掩蓋了領導的悼詞。送葬的隊伍排成長龍陣。我很難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鄉人們，會有如此激情的表達，可事情確實如此。馬醫師決不是醫療隊裡最優秀的一個，也不是與農人們接觸最多的一個，他的家人們也留在了蚌埠，這使他不得不往來於城鄉之間。但馬醫師是一個代表，代表著一種與鄉間傳統的知識，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樣的存在，而這存在的深處，再深處，且與鄉間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鄉人們真心實意的歡迎。
在這一個時期裡，青年們普遍熱衷於以文學來表達思想和心情，這大約是有著兩個原因。一是因為這時的青年大都是苦悶的，前途茫然，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樣，徘徊式的，無從選擇與決「定，而是沒有選擇，一切都難由己決定，束手無措的；二是因為文學是個人的自由的方式，無所作為的青年們能夠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枝筆在一張紙上書寫什麼，由於是純粹私人性質的寫作，因此卻是政權難以干預到的。所以，那時候才是真正的文學的時代，幾乎每個人都和文學沾上一點邊。書寫是一個極其普通的行為。青年們互相傳閱著一些名著，同時傳抄著一些著名的詩句和篇章。當時，最為流行的是舊俄時期的小說：屠格涅夫的《羅事》、《父與子》；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高爾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被污辱與被損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羅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等等。我們從中吸取的是一種悲哀的情調，這種悲哀的情調於我們是很好的撫慰。四周圍都是昂揚奮發的歌聲，告訴我們幸運地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而心情卻是暗淡的，低沉的。我們明顯與現實脫了節，於是，我們只能到虛構的生活，這些舊俄文學裡，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裡，生活反倒變得真實了。我們讀著這些來處不明的，被翻得破爛不堪的書，沉浸在那虛擬的故事裡，再將那故事拆成磚瓦，拿來建築我們自己的故事。一個寫作的時代就此開始了。
在我們這個縣城中，熱愛文學的插隊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種一樣分散在各個生產隊裡，彼此缺乏聯繫，要等待一個契機來臨，才可將這些文友集合起來。這需要時間，還需要某種轉變，才能形成這個契機。其實，機會並不是沒有，有時候，會有很好的時機來臨，卻因為某種緣故，終未達成默契。因為，這種閱讀和寫作都是私人性質的，帶有「地下」的色彩，還帶有隱私的色彩，所以必須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來。而這默契需要什麼條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準備，由一定的心理準備積累起來的倍任與瞭解。它還需要靈感。這時候，信任會一觸即發，就好像觸及了某一個靈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在我插隊之後不久，我便參加了縣委主辦的學哲學學習班。這個學習班總共十來個人，由各公社選拔上來，可說是知青裡的精英。除了我，他們都是下鄉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經做出了突出的業績。並且，一無二致的，還顯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準。這樣，才可能被選拔來參加這個富有學術意味的學習班。而我，所以能來這裡，是因為縣裡有一位受父母委託照顧我的副縣長，我稱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歡讀書，二是想讓我在這麥收時節，好吃好住地偷幾日懶。我們十幾個人從早到晚在一起討論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我們結合各自在農村的生活，顛來倒去地證明毛澤東關於「實踐」和「矛盾」的觀點，為這些觀點提供了許多生動活潑的實例，其中不乏一些相當私人性的經驗。可是我們最終也沒有超出範圍。就是說，我們始終圍繞著《實踐論》和《矛盾論》，圍繞著毛澤東的理論。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裡聊天，我們聊的也還是這些內容，我們一點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為這樣的氛圍深受感動。那幾天過得真不賴，我們五個女生住一間清潔涼爽的房間，床上掛著白色的蚊帳。一日三餐都是淨米白面，有魚有肉，另外還有補助。我們吃飽了就坐在一處談《實踐論》和《矛盾論》，一點沒有想到可以夾帶些私貨，說些別的。來的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錯，可通篇都是從「兩論」裡延伸出來的觀點。我們朝夕共處七天，卻彼此隔膜，誰也不瞭解誰，誰對誰也沒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個人的出現，事情才顯示出一點不同尋常。倒不是說，事情就此有了什麼變化，事實上什麼變化也沒有發生。但是，此人的出場，至少說明了，這次學習班裡，確實潛伏著契機的成因。
學習行將結束，是最後一天，還是最後第二天的時候，帶領學習的老師突然間安排了一次發言，這次發言明顯地帶有輔導與講課的意義，發言者就是學習班的一名成員。所以到這時候才特別地讓他發言，是因為老師從大家交上去的總結文章裡，發現了他的不同凡響。這是個上海男知青，平時並不引人注目，事實上，有許多時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單獨行動。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這次額外安排的發言，使大家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在人們疑惑的等待中，他開講了。幾乎就在他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大家都改變了表情。這真是語驚四座啊！他的態度很沉著，很平靜，並沒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語，措辭，解釋和證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無法複述他的話，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種光芒四射的言辭，留給我的印象至今還很鮮明。他說的實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們終於顯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證明毛澤東的思想，可他的華麗的證明形態卻賦予了這思想一種個人化的面目。他的話不長，很簡潔地結束了。沒有人可以和他討論，對話。大家都沉默著。這頗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結束，觀眾沉浸在驚愕與震動之中，久久回不過神來，甚至連鼓掌都忘了。
他那樣具有修辭性地解釋《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彷彿是一種暗示，暗示了我們的學習本可以有另一種方式，一種文學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經無法從頭來起，我們的學習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後還出現過一次，就是學習班臨解散前組織看電影。他來看電影，是穿了一雙夾趾拖鞋，手裡持一把大蒲扇。這樣子有些名土風度，並且電影還沒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對看電影並沒有興趣，只不過來點個卯。他一走，剩下的我們也都有些沒勁。他的走，表示了一種輕蔑，對看電影這項活動的不以為然。於是，大家也覺得無聊起來。他顯然是學習班裡的一個異數，他獨往獨來，獨自地思想。而他的獨特，又與我們心底暗存的一種渴望呼應著，可惜契機只向我們露了一點點苗頭，然後，倏忽而去。
時過兩年，我又與他見了面。這時我們已在縣城農機廠形成了一個圈子。在我們省首批知青招工中，縣農機廠進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從此，我就經常進城，進城就到農機廠落腳。而那幾個農機廠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產隊插隊的同學，也是隔三岔五地來叨擾。我們兩三個人擠一個鋪，實在擠不下，就到縣城裡別的單位找上海知青搭鋪。吃飯呢，就用臉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圍著盆吃。此時，上山下鄉運動已進入第三第四個年頭，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則將眾人的心打散了。繃起的一股勁都洩下了，人也就放鬆了，坦然了，沒什麼顧忌，開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實的性情。於是，我們很自然地，開始交談文學，還有哲學。這樣的交談是以閱讀為前提的，它又反過來刺激了閱讀。說起來，令人難以相信，與閱讀的熱情成反比的，是閱讀資料的匾乏。我們將每一本幸運到手的書讀得個爛熟，我們能到手什麼就讀什麼，就使我們的閱讀涉及面很廣。其中，文學是基礎，閱讀的興趣往往是從文學出發，由文學推動的。因為文學是閱讀中最淺顯的，最具普及性的。哲學則是高一級的，它將我們從文學的興趣中提升了。我們不管懂還是不懂，真有興趣還是不那麼有興趣，都大談特談哲學。那些高深莫測的概念在我們的三寸舌上，翻來翻去。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此時說的哲學已不再是《實踐論》和《矛盾論》，而是黑格爾，費爾巴哈。我們說，黑格爾的體系，費爾巴哈的體系。重要的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兩個名詞，體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亂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緊，這阻止不了我們一夜一夜地談下去。就是在這當口，我們中間的一個，帶來了那個哲學奇才。
他的模樣有很大的改變，其實也是我當時根本沒注意他的樣子，他的思想震懾住了我。倒是他還記得我。再說一句，此時，我在縣城裡也小有名氣，並且就是在文學方面。甚至地區報紙《拂曉報》都曾起意要我。這名氣從何而來，似乎很難說清，並沒有具體的事實，比如說，寫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辭。這多半是因為我的作家母親的名聲，小半則是因為我在縣城知青圈子裡露面的頻繁。這有點類似現在以媒介露面的頻率疏密，來決定是否為名人，以及哪一級別的名人。不管怎麼說，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氣。所以他就對我說：我們見過面，是在兩年前的學哲學學習班上。記憶突然閃亮了，我記起了他，我脫口而出：你就是那個人啊！他肯定地說：我就是。於是，兩年前埋下的契機的種子，這時候開花了。
在那時期裡，對文學的瞭解不僅限於文學愛好者，有一些其實並不專門對文學有興趣的青年，也具備了相當於現在一個大學文科學生的，對文學的知識。這好像是一個思想的前提，凡有頭腦的，勤於思考的人，都必須要有文學的武裝。假如沒有文學，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組織的形式，成了一盤散沙。好像思想沒了語言，沒了依附於存在的實體，最後不得不流失了。而那時期裡，青年大多是勤於思考的。當你無法去自由地做什麼的時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這時候，思想即是虛無的，又是實際的，因為它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內容。那時候，誰不在使勁地想啊，想的。這是我們的娛樂。它使得我們枯燥乏味的生活，變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就這樣，一個意識形態最狹隘和嚴格的時代，卻恰恰是青年們思想最活躍的時代。我們整天想著一些最無用的事情：人類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裡？個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這些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思考，充實了我們空洞的生活，使我們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種痛苦的意義。文學使得我們的思想變得可以敘述，它為它們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時期裡，凡是苦悶的青年，就是文學青年，文學青年則是苦悶的青年。文學修飾了我們的荒涼的青春。就這樣，許多思想的交流我們都是從文學的交流開始的。
在鄉村和鄉村之間，流傳著一些破爛的書本，它們傳著傳著就不見了蹤跡，不知道去了什麼地方。但又會有新的書本加入流傳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說輝煌的思想，隱藏在我們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裡，在油燈燻黑了的土牆之間徘徊，遊蕩。有時候，我們三五個人約好了，去一個偏遠的生產隊，向那裡的知青借書，胳膊下則夾著用來交換的書。我們夾著書走過土路，那情景竟沒有引起農人們絲毫的注意。在他們的傳統的眼光裡，夾著一本書就跟扛著一桿鋤，同樣的天經地義，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農人，那是有著上千年的耕讀歷史的農人。我們大大咧咧地將書夾在腋下，有一些碎頁便飄落下來，有時候，一本書就是這樣，越傳越薄，直至沒有。往往不巧的是，我們從早上走到中午，終於走到那個偏遠的，沒有交通工具的生產隊，找到那名知青，說明了我們的來意，可是他卻說，書已經借走，借去了另一個更遠的生產隊。沒有通訊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們只能憑著兩條腿，跟蹤追擊。還有時候，我們走那樣遠的路，忍著飢渴，是為了見一見某個人，和此人談談。因為聽說他讀過許多書，很有見解。在那麼長距離的跋涉之後，結果總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卻言語平淡，水平不怎麼樣。我們將許多時間消耗在這種不果的奔波上，收穫甚微。可，這就是我們的文學活動。在文學的資源相當匾乏的情景之下，我們的精神卻分外積極地活躍著。
就因此，當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縣城裡落下腳後，他們的所在之處，很快就成了我們碰頭，交流，互通消息的地點。一些書本也彙集到此。於是，也就漸漸產生出一些知名人土。我姐姐所在的農機廠，是這個坐落在淮河沿岸的縣份裡，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單位。在這時期內，分配來幾名工科大學生。大學生的白淨的、斯文的、架著(王秀)琅架眼鏡的面孔，出現在既荒涼又破爛的工廠裡，這情景是有些傷感的。大學生們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順遂的，苦悶的，抑鬱的。環境是粗魯的，還是落後的，闊大的車間裡，寥落地安著三兩部車床，車著一些簡單粗陋的農機鐵件，一個四級工便盡可以勝任。大學生們大部分時間是在自己的宿舍裡度過。他們還不像知青，因為一無所有，甘於一味消沉和頹唐。多長的幾歲年紀和多受的幾年教育也加深了他們的修養，他們是稍加自律的。他們在自己的宿舍裡看書睡覺，在自製的煤油爐上烹調家鄉口味的菜餚，然後在燈下小酌。他們彼此間難免有些門戶之見，多少揣著防守之心，交往相當謹慎。是這幫招工上來的知青，將他們從各自的小天地裡解放了出來。知青們給農機廠帶來了活躍的氣氛。他們是沒什麼顧忌的，也沒什麼成見。他們從大城市上海來，帶來了大城市的風氣。他們又都是知識青年，受過不同程度的教育。他們同樣還都很苦悶，對境遇不滿。他們很快就與大學生交上了朋友，並且，各自都還帶著一大串知青同學的關係，使得農機廠一下子擁塞了成群的知青。
農機廠是我插隊後階段的根據地，我一周或者二周就要進城一次，到農機廠的姐姐處落腳。任何時候，農機廠的宿舍裡都有著進城落腳的知青。白天，姐姐他們去上班，我們便在宿舍裡聊天。聊到他們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館子，看電影，或者散步。縣城裡有一處分洪閘，是這個縣城最為壯觀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產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築，頂上刻著三面紅旗，閘下過著大河，萬舸爭流。此處是淮，澮，沖，通，沱，五條河的交匯之處，所以叫做五河。當淮河氾濫時，這道閘能起著分流截洪的關鍵作用。有一年，為了保蚌埠，分洪閘的閘門，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這是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站在此處，我們方能體會到這個偏僻縣城與外面世界的聯繫，還有和時代的聯繫。而其他時候，我們卻有著世外桃源的感覺。我們在縣城僅有的兩條街上消樣，不時遇到另一夥知青，也倘佯街心。天漸漸黑了，就那兒盞街燈孤魂似的。路兩邊的房屋都暗了燈，店舖打烊了，民舍都閉了門。只有我們這些知青，高聲大氣地走過去，唱著舊時的歌曲，朗讀著名章名句。這座孤寂的小城，卻也並不因此變得喧鬧起來。
這真是一個孤寂的小城。很多年過去以後，它都沒有改變它的孤寂的面目。我們大多離它而去，但也有一些少數，留下了，參加了它的孤寂的命運。農機廠有個大學生，上海人，畢業於南京工學院，六八屆生。就是說，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已經讀到了三年級。這在文化大革命中畢業的大學生中間，可算是高學資的了。他顯然是個勤奮的學生，熱愛自己的機械專業。即便在這個頗為初級的農機廠，他也積極地參與工藝改革，創造發明。他是一個穩重的人，性情寬厚，有兄長風度。人們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稱它「大虞」。大虞他長著一副歐化的瞼形，狹臉，高鼻，深目，薄唇，頭髮微卷，戴一副深色邊框的眼鏡。照理說，他這樣的長相應當深得女性的青睞，遺憾的是他身量矮小，這使他在個人問題上屢遭挫敗。而他又極愛容貌美麗的女孩，總是將目光留連在縣城裡那幾個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貽誤了時機。我以為他並不是如人們常說的那樣，自視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愛美好的東西。他喜愛的女孩不僅形象嫵媚，性情也都純真，甚是美好。實是很有審美的眼光。他對他所愛的女孩終是持尊重的態度，甚至是崇拜的態度。我想，大約這也是他所以挫敗的原因之一，這使他表現得無所作為。女孩子往往喜歡男性積極進取，甚至粗暴些也無妨，這可以證明她對地的吸引力。而大虞卻溫文爾雅，欣賞多於行動。但戀愛上的挫敗並沒有使大虞有所失態，他依然寬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個理性的人，可惜這種優質缺乏個性的光彩，它顯得平淡無奇。理性的炮力是埋藏很深的勉力，而美麗的姑娘大都頭腦簡單。這種資質不容易覺察，但它卻能給人以感染。我想，這就是大虞特別有人緣的道理吧。人們有了困難，總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歡並且追求的女孩，拒絕了他之後也不因此與他拉開距離，以避嫌疑。她們依然能坦然地與他相處，心理上並無負擔。就是這樣，他從來不給人施加壓力，他總是溫和，謙讓，而沒有人會因此輕視他，不把他當回事。哪怕他在戀愛上有了這些財跡，也依然不影響他在人們心中的份量。這是一種健全的人格，可惜在這一個封閉的縣城裡，機會有限，難有知遇。
大虞最後是和縣城裡另一家工廠的女大學生結婚的。也是上海人，學工出身，六八屆畢業。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現，即便不能找到審美理想中的對象，那麼就尊重實際，找合乎現實條件的伴侶。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驚人，身體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歡大虞。他們在農機廠裡，大虞的單身宿舍結了婚，然後大虞妻子就懷了孕。在一個大雪封門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臨盆了。大虞踩著半尺高的雪去找醫生，醫院關著門，他又找到醫生的家，醫生家也關著門。於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給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個女孩，像一隻貓，不會哭，一息尚存。大虞將孩子裹在棉襖裡，抱在懷裡，在屋裡來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過來，哄過來。可是，天亮時分，孩子還是死了，死在這個雪封的寂靜的時刻。這就是大虞的遭遇。其時，農機廠的知青們一個一個地都走得差不多了，關於知青後來有著許多補償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這樣分配來的大學生，也都自找門路，走得差不多了。農機廠裡只剩下大虞一個上海人，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走，結果把孩子生在了這個荒涼的地方。知青們走了之後，這裡可真是冷清啊！
我們在的時候，可說是黃金時代。大虞是我們的兄長，他將他的房間提供給我們的男生住，為我們打飯打菜，請我們看電影。當我們之間有了齟齬的時候，充當斡旋調解。而當我們鬧起小心眼，對他心生芥蒂的時候，他則作渾然不覺，等待我們脾氣過去，回復常態，再一如既往。那陣子，我們這些下鄉知青，在農機廠擁來擁去，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吃飯時則擠在最前面，一買一大堆，以至後來的人都沒了菜。人們都對我們側目而視，背底裡閒話也很多。可我們不管這些，老實說，我們壓根兒沒把這破廠放在眼裡，也沒把這破縣城放在眼裡。我們我行我素。在農機廠的知青裡，有一個來自上海復旦附中。這是一個市級重點中學，地處上海東北角，學生都是住讀。因是高等學府附屬，深受學術風氣熏陶，學生們與普通中學氣質很不一樣，學養很厚的樣子。這個復旦附中生是個比較母性的女生，很會照應人，集體戶的男生得她照顧已成習慣，就很依戀地往農機廠跑著。有的還正式在她這裡養病，吃住得十分安心。這些青年都熱衷於政治和哲學，到了農村便積極進行社會調查，然後起草「中國農村現狀之分析」，我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認識，就是對自他們的傳播。他們的話聽來半懂不懂，但這些艱澀的名詞和概念，卻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後頭隱藏的，是一種與它本意完全不同的東西，這種東西其實更接近文學，這是一個審美範疇內的東西。它的性質到了我們中間，發生了奇妙的變化。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學的了，它成了一個藝術的符號。它們與我們日常使用的詞彙，語言，句式，那麼不同，和現實相去甚遠。這些從外來的概念生硬翻譯而成的名詞，在我們這裡，散發出唯美的光輝。它的不同尋常的字和字的組織，由此生發的字形，音節，在我們的實用性語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統。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稜兩可的思想。這思想，或許稱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種茫無所措，游離失所的思索的片斷。它們很像是一個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尋找自己的軀殼。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軀殼，在尋找思考的實質。這是一種虛無的遊戲，我們使用著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語，竟然能銜接得如此嚴密。緊湊，並且連篇累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