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節 文 / 王安憶

    叔叔曾在小說中寫過一個青年右派的自殺，他寫他自殺的方法是利用煤氣，最後煤氣從門縫和窗縫瀰漫出來，喚來了人們。這透露出一個信息，暗示我這是一次想像的自殺事件。因為在內地小鎮生活了許多年的叔叔，對煤氣一無經驗。即便是在他曾經生活若干年的那座中型城市，使用煤氣也是近十年之內的事情。煤氣自殺是一種都市化工業化的自殺方式，帶有蒸汽機時代的特徵。我估計這是叔叔從舊俄時期的小說，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得來的自殺經驗，還有就是那些後來公佈於眾的發生於中國大城市的悲慘事件，有一個著名的詩人死於煤氣，還有一個才華橫溢的鋼琴家死於煤氣，這大約也給叔叔以啟發。在叔叔那樣的小鎮上，人們用於自殺的方式往往是跳井或者喝「一ま五九」之類的農藥，像恬然長逝於有毒的煙霧之中這樣優美的叫後人痛心的死法是絕少的。從中我得出兩點結論：一是叔叔確想過自殺這一回事；二是叔叔嚮往的自殺是一個美麗的自殺。接下來的問題是，叔叔是當時想過自殺，還是後來；假如是當時想過的，又是什麼原因使他放棄了這個念頭？我想，在那災難的日子裡，想到死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們不應當排斥叔叔是想過自殺這一樁事的。但是從叔叔所描寫的自殺形式上看，則又感覺到叔叔與自殺這一件事的距離。叔叔是站在一個審美的立場上來寫這一個自殺事件，這又不是當事人的態度了。叔叔將那個青年右派的自殺寫得那樣瀟灑，使他能夠從中得到兩種享受：一是殞命者自我表現的滿足；一是旁觀者欣賞的滿足。這是真正面臨自殺的人難以顧及到的效果。所以，我們現在至少可以斷定，如小說中那個自殺事件，並不自於叔叔的經驗。那麼，叔叔自己的關於自殺的經驗是什麼呢？沒有關於叔叔自殺的傳聞。因此，至少是叔叔沒有明顯的自殺行為。叔叔本人沒有提供給我們這方面的任何材料。於是我想，叔叔在當時並沒有強烈的自殺念頭。這判斷還根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叔叔當時的處境還沒有到達絕境。叔叔沒有將自己那顆敏感、嬌嫩、高傲、易受傷害的靈魂逼到絕路上，他讓它中途就開溜了，而人的肉體可說是百折不撓。拋開靈魂不說，叔叔肉體的待遇還可說是比較好的，至少溫飽無憂，至少性慾得到滿足，再進一步，叔叔苦悶的心情也最終在打老婆罵岳母的活動中得到了有效的發洩。這說明叔叔具有比較強的自我調節能力。叔叔有極自覺的生命意識，他在靈魂上將自己放逐了。他沒有靈魂的羈絆，保存了肉身，以待日後東山再起，魂兮歸來。叔叔在潛意識裡，其實一直不相信災難會是永恆；叔叔在潛意識裡一直等待著苦盡甘來。禍福輪迴、否極泰來的辯證思想根植於叔叔的世界觀中。這就是支撐叔叔活下來的最重要條件。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叔叔確曾發生未遂的自殺事件，卻被他深深地緘默掉了，因為這事件沒有美感，因為這事件腐蝕了崇高的情感。叔叔的審美從本質上說，是一位古典浪漫主義者。

    那麼就讓我們尊重事實，就是說，叔叔沒有自殺，他想：只要活下去，總歸有希望；他想：總有一天，我會來拯救靈魂；他還想：他媽的好死不如賴活著。鷹和烏鴉的童話他壓根兒忘了，或許，鷹和烏鴉的童話壓根兒不是發生在他初當右派的年代，而是在遠遠的以後，我們同樣沒有根據說鷹和烏鴉的童話是發生在以前。所有會摧毀叔叔活下的信念和勇氣的童話，叔叔都下意識地迴避，所有會喚醒叔叔驕傲和脆弱的靈魂的故事，叔叔全都裝作聽不見。生的意志是很頑強的。他使自己麻木，遲鈍，粗糙，像動物一樣，對生存持極低的要求。所有敏感，驕傲，靈魂不肯妥協和圓通的人都自殺了。那個歲月裡，自殺的人成千上萬。我就是在那個成千上萬個人自殺的日子裡，離開我所生長的城市，來到和叔叔的麥地接壤的那個鄰近的省份裡插隊的。在我身後的城市的街道上，沾染著自殺者的斑斑血跡。我有個親戚住在十層的高樓上，他們的頂樓成了自殺者的悲慟之地。有許多人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這裡，為避免懷疑，就不乘坐電梯，徒步走上十層的高樓，氣喘未定便縱身跳下。下面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這城市裡最著名的百貨公司就在這裡。那麼多人死在鬧市的中心。我想，如不是自殺的決心已定，他們是無法跨出這最後一步的。在他們跳下的那個位置上，可以居高臨下地看見這個城市浩如煙海的屋頂，人們在屋頂下作著各種活動，洗衣、做飯、澆花、放鴿子——當鴿子的哨音在雲層裡繚繞時，這些自殺者會想什麼呢？他們是怎樣克服自己的動搖的？他們曾動搖了嗎？他們將自己逼上了絕路，一點後路都不留給自己了嗎？在許多人自殺的日子裡，叔叔活了下來。

    就這樣，叔叔活到了「」結束。有關流氓的問題平反了；有關右派的問題改正了。叔叔開始寫作一些散文和小說，起先是在地區的報刊上登載，後來登在了省裡的文藝刊物上，再後來，發表在北京的刊物上了。這是一篇影響極大的小說，關於一個青年右派。一些刊物轉載了這篇小說，另一些刊物評論了這篇小說。叔叔為這篇小說所寫的創作談，遠遠超過了這篇小說的字數。叔叔繼這篇小說之後，又寫作了許多小說。許多刊物的編輯，來到這偏僻的小鎮上，來向叔叔約稿。這小鎮上從來沒有來過縣級以上的幹部，這小鎮的郵政事業也因此繁榮起來，來自北京的信件源源不斷飛來。叔叔也開始越來越頻繁地上外面開會去了。第一次開會是在一九八O年的年底，冬天的時候，叔叔去北京開會。他背了一個簡單的挎包，乘長途車到縣裡搭火車，乘火車到省城去和省代表隊集合。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會議，是文壇的一次盛大的集會。這是叔叔第一次走到外面的世界去。他在這個小鎮過了那麼長久的幽禁一般的生活，他將第一次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的。叔叔成了這次集會的明星一樣的人物。許多同行、編輯和記者在休會的時間裡慕名來到他的房間，和他聊天，一聊就聊到了天明。後來，休會的時間顯得不夠用了，他們就在開會的時間留在房間裡聊。來客中有一些年輕的女性，是最為他吸引的。她們大都天真無邪，涉世很淺。他所描述的生活與經歷，於她們像是天方夜譚。她們的頭腦又都很好，領悟力極強，凡事一點即通，言語也都極其機智新穎，可起到激發叔叔靈感的作用。五天的會期轉眼間便過去，叔叔隨了省代表隊回到省城，再回到縣城，然後一個人走著回家。途中有一些淒涼的心情是很難免的。但對於潛心創作小說，這卻是極適宜的心情。從此以後，叔叔的生活就變成了相得益彰的兩部分：一是在小鎮上的工作和寫作，這是寂寞與安靜的一部分；二是出門開會，開會總是熱鬧和喧嘩，聚集起許多光榮與顯赫，這既能補充思想、開闊眼界，也使得小鎮上的生活有了補償和安慰。同時，也正是因為那些寂寞的勞動，才換來了喧嘩熱鬧來作回報。叔叔很快在這兩種生活中找到了平衡的節奏，擺正了自己的位置。這一段時間，叔叔寫得又多又好，幾乎每一篇都能打響，引起社會的反響。叔叔的痛苦的經驗，他虛度的青春，他無謂消耗掉的熱情，現在全成了小說的題材。由於寫小說這一門工作，他的人生竟一點沒有浪費，每一點每一滴都有用處。小說究竟是什麼啊？叔叔有時候想。有了它多麼好啊！它為叔叔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叔叔可以重新創造他的人生；在這個世界裡，時間和空間都可聽憑人的意志重塑，一切經驗都可以修正，可將美麗的崇高的保存下，而將醜陋的卑瑣的統統消滅，可使毀滅了的得到新生。這個世界安慰著叔叔，它使叔叔獲得一種可能，那就是做一個新的人。叔叔厭棄他的舊人，他的舊人像一座山壓得他喘不過氣；他的舊人還像烏雲籠罩，使他見不到陽光。他要重寫他的歷史。小說使得叔叔的妄想成為可能的了，這大概也就是叔叔讓那個青年右派自殺的。

    眾所周知，小說中那個青年右派在煤氣呈淡綠色的煙霧中喪生之後，有一段關於靈魂的著名描寫：「靈魂扶搖直上，像鳥兒似的，望著大地，想：人世間多麼齷齪啊！想罷之後，便唱著歌兒飛走了。這歌兒是青年右派一生中從未唱過也未聽過的快樂的歌兒。」我想，叔叔在此將自己處決了。所以，叔叔的新生是從一個青年右派的死亡開始的。

    我是和叔叔在同一歷史時期內成長起來的另一代寫小說的人。我和叔叔的區別在於：當叔叔遭到生活變故的時候，他的信仰、理想、世界觀都已完成，而我們則是在完成信仰、理想、世界觀之前就遭到了翻天覆地的突變，所以，叔叔是有信仰，有理想，有世界觀的，而我們沒有。因為叔叔有這一切，所以當這一切粉碎的同時，必定會再產生一系列新的品種，就像物質不滅的定律，就像去年的花草凋謝了，腐朽了，卻作了來年花草繁榮的養料。而我們，本來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因為叔叔有他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墊底，當他面臨一種新的不同的看法的時候，他便也面臨著接受還是拒絕這兩種選擇。他要為這選擇找到理論與實際的依據，他還必須在他感情和理智的具有分歧的傾向下進行這選擇，選擇的對與否將在很長的時間裡傷他的腦筋，動搖他的固有觀念。這種選擇往往是包含著拋棄這一樁苦事。他還難免會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唯恐選擇的這一樣東西其實並不對他合適，而舊有的已經失不再來了。是保守還是進取，將成為他苦苦思索的題目。而我們呢？受什麼只是聽憑感覺，對自己的選擇並不準備負什麼責任，選擇和放棄於我們都是即興的表現。我們在一個文化荒蕪的時代里長成，然後就來到一個八面來風的日子。二十世紀包括十九世紀末期的一百來年的思想，最最精粹的果實以及殘羹剩飯，在同一個時刻裡向我們奔湧而來。我們選擇的高低往往聽憑於我們的天賦和運氣。可是，在表面上，我們卻呈現日新月異的氣象，並且似乎總是走在時代最新潮流的前列。這使得叔叔那一類人會產生一種落伍的危機感，他們往往是以導師般的姿態來掩飾這種感覺，就像我們，總是用現代派的旗幟來掩蓋我們底蘊的空虛。我們這兩代人在當面互相誇讚之後，是互相的藐視，這妨礙了我們的交流和互助。他們在肯定我們的成績時，有時候會說我們遇到了好時候，言外之意是他們沒有及時地遇到好時候，而我們的成績只是倚仗了好時候罷了。我們佔了年齡上的便宜，有時候對他們態度寬大，說一些崇拜他們經驗的好話，弦外之音則是除了經驗而外他們並不比我們多出什麼。我們心裡其實是不承認他們精神領袖的地位，在我們看來，精神應是共和制的，沒有什麼領袖不領袖。他們的作品在我們看來，總是思想太多，似乎小說只是個盛器。他們總是被思想所累，樣樣無聊的事物都要被賦上思想，然後才有所作為。我們認為天地間一切既然發生了，就必有發生的理由與後果，所以，每一樁事都有意義，不必苦心經營地將它們歸類。認為所有的事物都有含義是我們一種極端的看法，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極端看法，則是一切都無意義，意義在於視者自己，一切存在只是我們個人意識的載體或寄存處而已。這是兩種好逸惡勞，不肯動腦筋，不願勞動的對世界的看法。而叔叔他們則在這兩者之間。他們首先承認事物客觀的意義，再求於人的主觀發現。他們自找麻煩，選擇這種耗時又耗力的觀念，還使得下一代對他們議論紛起，認為他們強加於人。他們背負著思想的苦役。我們主觀地認為，他們的受苦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選擇了錯誤的思想方式，活得不夠灑脫。那時候，我們還意識到，人所受到的制約是多麼不可違抗，若說是人選擇了思想方式，不如說是思想方式選擇了人。我們以為什麼都可隨心所欲，做遊戲也可不遵守規則。小說這世界給予我們的是一個假象，我們以為現實也如小說一樣，可以任意指點江山；我們以為現實和小說一樣，也是一種高智力的遊戲。小說給予我們和叔叔的迷惑是一樣的，它騙取了我們的信任，以為自己生活在自己編造的故事裡。這一個虛擬的世界蒙騙了我們兩代人，還將蒙騙更多代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