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白茅嶺紀事.1 文 / 王安憶
去白茅嶺是在六月一個突兀的暑天裡，氣溫高達三十六度，小車沒有空調裝置，烈日曬透了車頂棚，中午時分，卻又拋錨。公路在陽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點水洗臉，有一個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邊，繞了一圈沒看到井卻又繞回到那男人跟前。後來有一個賣冰棍的人來，就買了冰棍。到白茅嶺勞改農場場部時，已近三點。晚上，場部為我們接風，還安排看一場電影《大偵探》，因這一天又熱又倦，便謝絕了電話。原以為山區是避暑的地方，有許多參天的大樹，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幾棵柏樹孤零零地站著，被驕陽最後的光熱，烤的得焦枯了。以後才知，這是丘陵地帶，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熱，冬天則更寒冷。
到白茅嶺來採訪，原因是有兩個：第一，這裡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這裡的女人沒法拒絕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就是說，我們保證可以在此得到故事。這將是些什麼樣的故事呢？它和我們通常的經驗有什麼不同？這些故事又會使我們對世界和人的看法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這就是使我們興奮而充滿期待的。在這之前的一個夏季裡，我每逢週五這一日，就去上海市婦聯信訪接待站旁聽。上門尋求幫助的婦女，所遇問題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上的困難，比如產後繼續請假的障礙，雙胞胎的獨生子女費和托育費的處理，因未婚先孕而單位給予懲罰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資的有無多少等等情況；另一類是婚姻戀愛糾紛，故事往往是在這一類裡。上門的婦女以女工居多，還有一些無業或待業的青年。因為知識婦女解決問題的渠道和方式比較多，一般也不願旁人插手個人的事情，私有觀念比較重吧！坐在婦聯明亮的大廳裡，落地窗外是陽光普照的花園，麻雀在法國梧桐的蔭地裡嘰喳，聽一個發生於火車站個體戶小餐館裡的故事，心裡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想：就在這一刻裡，在這個城市的許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裡，究竟在發生著什麼呢？自己的經驗顯得很不夠用了。有時候還會遇到一些懸案，有一日，一個母親陪了她遍體鱗傷的女兒來，訴說一段冤情：這女兒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幫助某小廠生產，週末才回。樓下住著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則住隔壁一幢房內。一日清晨六點，公公看見樓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賊，並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驚，鬆了手去，那人奪門而去，刀卻落在地上，據認，這是媳婦房內的水果刀。於是公公興師動眾，叫回兒子，逼著媳婦說出隱情，媳婦大叫冤枉，被責打了一個通宵。裡委和各方單位都來進行調查，結果是：媳婦死不承認留宿過一個男人；公公咬定有一個男人清晨從樓上走下；而沒有任何一人見過他所描繪的男人在清早時走過弄堂，唯一的證據是這把水果刀。媳婦說這刀並不在她房裡，就吵嚷著要去查驗刀上的指紋，一時也不知上哪裡去查驗，於是就來到了婦聯。這極像是一部推理片的開頭，可能性極多。我和信訪站的同志聚在一起，從各個角度追究這個事件，卻也毫無結果。後來，那母女倆再也沒有來過，便也無從瞭解事情的發展和結局。這裡的故事往往是一個開頭或者片斷，充滿了暗示和預兆，使我們開動了想像力，但因經驗和認識的局限，終於也無法推測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話又不能問得太多，這會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聽的身份，常常遭到人們戒備和討厭的目光，而白茅嶺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們的故事己告一段落，我又有權利向她們提問，這不符合人權精神，可這就是我來此地的動機了。
炎熱使我意氣消沉，由於電力不足，風扇旋動得非常緩慢，有氣無力的，燈光也昏暗。隔窗可見一條柏油路，隱在路燈下，路邊是一些花圃，有乘涼的人們走著或坐著。女勞教大隊在距此三十里的楓樹林，已經有許多記者、作家，編劇、導演去過那裡，寫回許多報告，還拍攝了一個多集電視劇，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據說幹警和勞教人員都參加了表演。我不知道這一趟來會不會有新鮮的發現。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飯，就去路口等著上車。原先，一個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幹警們很不方便。往往她們的丈夫是在另一個勞改或勞教大隊工作，一周也僅能來回一次，孩於就無人照管了。在白茅嶺農場，主要的職業只有一個：幹警。現在，女勞教大隊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輛專門的大客車，開車的是一個卷頭髮的小伙子。七點半時準時開車，沿途會停幾次，有去楓樹林小學讀書的孩子搭車，他們下車時便齊聲喊道："謝謝爺叔！"我注意到他們說的是上海話，將"叔叔"說成"爺叔"，雖然，上海對他們是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從上海來到此地，披荊斬棘開創農場的墾荒者，當是他們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車走的是一條土路，起伏蜿蜒，當拖拉機迎面而過時，便揚起漫大的塵土，蒙住了視線，路邊是茶林和稻田，柏樹總是孤零零的，在視野中停留很長時間才消失。車中大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的女孩，她們往往是在幼年的時候，跟了母親到這裡來。其時，父親們已在此鋪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給她們模模糊糊的記憶。
到了女勞教大隊，女孩子們下車各赴各的崗位，一位姓王的大隊內勤管理向我們介紹了概況。我們知道女勞教大隊是在一九五八年開始辦的，"文革"中停辦，一九七二年時再成立，是中隊的規模，一九八四年又重為大隊。其間勞教人員最多時達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編幹部九十二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從職工中提幹上來，百分之十七從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嶺佔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過來。大隊的編制為四個中隊，有正副大隊長三人，黨支部書記一人，正副中隊長共八人。一二中隊是普通中隊。三中隊稱為"二進宮"中隊，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處罰記錄。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經勞教；十一人婦教（即婦女教養所），判過刑十人；少教過四人。四中隊名叫"出所中隊"，是臨近解教三個月前轉入的，對她們的管理比較寬鬆，使之回到社會中時較易適應。在目前三百三十四個勞教人員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點六，"偷竊"百分之九點七，"詐騙"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點四。勞教的生活主要是生產勞動，然後讀書、學習、隊列操練，等等。如今白茅嶺努力要實現經濟自給，各大隊都有經營的任務，女勞教大隊主要是服裝、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於勞教人員流動性大，很難有熟手，所以定額指標無法提高。並且白茅嶺地處邊遠，交通不利，又很難向廠方爭取加工活兒，工廠往往把難做、利薄的活兒給她們，條件又極苛刻。於是在我們去到白茅嶺的時候，女勞教大隊正被一股緊張的生產熱潮席捲，管生產的副大隊長急得跳腳，只聽其聲不見其人，到處是她的指令，不可違背，刻不容緩。在此同時，文化統考逼在眼前，隊部又正組織一場歌詠比賽，都在向大隊長討時間。
下午，我們翻閱了全部的檔案卡片，預備一張採訪的名單。卡片做得極其簡單，有一幀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發不起想像。我們感到無從下手選擇採訪的對象，竟想以抽籤的方式決定，最後，我們還是兼顧考慮，各種案情都挑選一些，各種家庭狀況也都挑選一些。年齡則"老中青"都有選擇，"老"是指四十歲以上，"中"是三十歲以上，"青"則是二十歲上下的。後來，管教幹部向我們推薦了一些。她們所推薦的人選確實都很有意義，比較有"故事"，可是我們也發現，這些人是經常由幹部們推選去和採訪者談話，她們的表述過於完熟和流利，使我們也懷疑：其間真實的東西是不是很多，這是後話了。
傍晚回場部的途中，汽車將放學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淨淨的一身，這時已泥猴一般，手裡還用塑料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針似的小魚在游。天氣還是炎熱，夜間一聲悶雷，下了幾個豆大的雨點。
這一天開始了採訪，許多人向我們推薦二中隊的一名女勞教，這是使人感到非常頭痛的一個角色，她們描繪她道：她的氣質顯然同一般勞教不同，很文雅，長得也很清秀，膚色白淨，高鼻大眼，說話毫不粗魯，教養很好似的，從不與人爭吵，也不與幹部頂嘴，然而卻也不聽從指揮，自行其是。比如，隊長喊集合，別人都跑出門去站隊，只有她躺在床上，等隊長跑到床前喊道：起來！她才慢慢坐起來說：起來嗎？喊她做活，她很溫和他說：我不會做啊！於是就教她，比如釘扣子，她把扣子釘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別人還要下功夫拆。她就是這樣和隊長糾纏，隊長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勞動，每天坐在床沿，很愜意的。她聲稱她會英語，時常以英語回答隊長的問題，弄得人不知所措，這天，隊幹部們正在討論針對她專門成立一個嚴管組，一天二十四小時監督，住單人房間，直到她聽話了才歸隊。同時，她們又很懷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個醫院為她做精神病鑒定。眼下醫院一般不願接受這種檢查，因精神病鑒定本來就極複雜，再要委任它承擔法律的責任，就更不敢輕易下判斷了。她們建議我們與她談談，從她們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了期望，她們說：你們作家和她談談，會不會有結果呢？她們與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齡，雖是管教和被管教，卻並沒有超凡的經驗和手段，相比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們的廣闊豐富，是要比她們更為老道和成熟，這一場鬥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這些女孩子們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種挫敗感。我很想試一試，我想到有一些讀者曾把我們當做醫生，將他們的困惑和憂慮告訴我們，希望從我們這裡得到治療。也許，我想，我能夠洞穿並制服她呢？
然後，她來了。如她們所說，她文靜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頭髮齊頸項，一條淡黃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夾克衫，腳下穿了白襪，一雙搭袢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詳，還有一些茫然。隊長告訴她，我們是上海來的記者，要與她談話，她要有問必答，老老實實的。她說：好呀，好呀。聲音有些飄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聲，然後，我們就帶了她離開二中隊去大隊部接待室。二中隊的院門鎖著，有一個身材高大，臉色黝黑的勞教過來為我們開門，並向我們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們走向大隊部的路上，有些發窘似的，開始沒說話，互相看著，她輕盈地走在我身邊，態度很閒適。過了一會，我問她：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她歌唱似他說：不知道啊！我又間：你什麼時候出去呢？她說：不知道啊！我碰了釘子，心裡有些惱火，又執著地問：你為什麼進來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帶了一點攻擊他說：你總不會無緣無故地就進來吧！她還是微笑著，說：我正想請你們幫我去問一問，我到底是為什麼進來的！我還想請教你們，究竟什麼是勞教？她變得滔滔不絕起來：我要讀法律的書，你們能幫我找一本法律的書嗎？什麼是勞改，什麼是勞教，難道可以隨隨便便地就用手銬銬人嗎？我們這裡吃的飯好比是給雞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長出這麼多東西，全是吃這裡飯吃出來的。她捲起袖子給我看，我說那是蚊於咬的，她不屑地一笑。這時，我們已通過門衛，到了大隊部，她坐在我們對面，坐相還端正，她的眼睛在我們臉上掃視。應當問什麼呢？心裡不由有點惶惑，停了停，就問她家裡有幾口人，她總算回答了這個問題，說有父親母親和一個哥哥。又問她在外面時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說上班有什麼意思？那麼不上班又做什麼呢？她說，不上班當然很開心，咖啡館坐坐，逛逛馬路，這時，她忽然抖起腿，說話的口氣也變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裡有一種緊張，問我們在上海的什麼單位，能否請我們做她的老師，幫助她寫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說：做你的老師很累啊！她就笑，聲音銀鈴似的。我們不知道還能問什麼，又坐了一會兒，只得將她送回二中隊去了。跑出來開門的還是那個黑臉蛋的女孩，她的眼睛裡有一股熱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隊長們問我們談得怎麼樣，我們說她也許精神是有問題。中隊長們說，可是有時她頭腦特別清楚啊，能活活地將人氣死，她的母親和哥哥來探望，和她說什麼，她都不好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親則哭個不停。她進來的原因是愉竊和流氓，原單位是上棉十三廠，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勞教，因表現不好延長三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