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自救與自由 從魏珍怎樣到郝思嘉？ 文 / 熊培雲

    連日來，中國媒體熱烈討論給尤國英「提前送終」的事。事情的原委是，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川籍婦女尤國英因為無錢支付醫療費，被家裡人直接送進了殯儀館。有關記者調查表明，這個可憐的女人當時是在還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至親送往火葬場的。所幸，那一角壽衣沒有掩住她眼角的淚水，這樁荒唐事終於被殯儀館善良的工作人員發現，尤國英才得以火口餘生。

    毫無疑問，針對這起涉及家庭倫理與社會責任的事件，我們首要譴責的是中國今日社會保障體系的孱弱和社會救濟途徑的單一性。既有批評也都流露這種批評傾向。但是，如果我們停留於責備社會，而忽略當事人在該事件中所起的消極作用，顯然，這種反思也是不全面，甚至也是不客觀的。即使我們承認，人性的異化源於人們對社會的某種絕望，但它並不足以讓我們在進行批評時對弱者網開一面，讓同情的淚水遮蔽理性的光輝。畢竟，我們生活中千變萬化的苦難，在我們訴諸社會解決之前，關鍵還在於個體如何去擔當與化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人們熱衷於討論社會之惡時，我寧願多花點心思去關心尤國英二十三歲的女兒魏珍的行為與思想。

    有媒體報道說，魏珍是通盤考慮到實在沒錢支付母親的醫藥費後才決定將她送到火葬場的。理由是在家等死和在火葬場等死都是一樣的等死。我很能體悟到我們時代的這個荒誕邏輯。事實上，在我的家鄉有許多病人便是這樣躺在床上等死的。

    然而，在我讀到這個等死要等到火葬場的悲劇故事時，內心的震撼早已超越了憐憫。唾面自乾的魏珍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位女性——美國經典影片《亂世佳人》裡的主人公郝思嘉。

    無疑，《亂世佳人》是一部關乎人與土地的傑齣電影，也是一部關乎苦難與擔當的電影。在時代的不幸面前，郝思嘉因為心懷擔當之信念變得強大無比。她曾經自私偏狹，在人情世故面前時常表現得弱不禁風，但是，在她被社會以及心愛的白瑞德一次次「拋棄」時，她也因此重獲新生。

    影片中最令人震驚的場面莫過於郝思嘉親自駕著馬車穿越戰火以及飄滿雨水的河流，歷經困苦周折回到了自己的陶樂莊園。看到荒廢的田野和幾近一無所有的家園，郝思嘉沒有自暴自棄、因此沉淪，她站在曠野裡，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握緊拳頭，肩負起整個家族的命運。

    於是便有了下面這個經典的鏡頭：

    郝思嘉從地裡爬起來，手握泥土對天發誓：「上帝啊，你為我見證，做我的見證人！他們不會擊敗我，我一定要撐住這個家。而且，等一切都過去之後，我決不再挨餓，我的家裡人也決不再挨餓！即使我在說謊、偷東西、欺騙、殺人……上帝啊，你是我的見證人，我決不要挨餓！」

    寫作此文，我無意教唆他人去犯罪。雖然在這段獨白裡有不少是身處亂世之中的激烈詞語，有些行為或主張早已不見容於今日法制社會。但是，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斬釘截鐵的誓言，我們發現，在萬丈霞光之下，紅土之上，昔日那位游手好閒、頤指氣指，被男生們追逐的富家小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決不向命運屈服的新女性，一位在厄運面前既不拋棄自己，也決不拋棄家人的堅強的女性。

    同樣值得挖掘的是，除了不向命運屈服，郝斯嘉還有一個近乎高貴的品性，即，對明天永懷熱忱與希望。影片行至結尾處，郝斯嘉深愛著的白瑞德再次離她而去。趴在台階上，她千頭萬緒，只覺得世間萬事皆空。突然間她想起了父親的話，你愛陶樂莊園的泥土將勝過一切，只有明天與土地同在。那一刻，郝思嘉喃語遠眺：「家……我要回家！我會想辦法挽回他的，畢竟明天是另一個嶄新的日子！」

    人世間的屈辱，要在人世聲張，人世間的幸福，要在人世間求取。或許，如此對比兩位生活於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甚至區別存在於文學與現實的女子會讓讀者諸君覺得突兀。然而，正如人們所說，「沒有絕望的處境，只有絕望的人」。我因此主張，一個人，當他（她）被一個時代、社會，或被週遭的人拋棄時，他（她）仍然應該具有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人生而多艱，當我們被社會拋棄時，必須堅守不被自己第二次拋棄的底線，那是我們所有力量與希望的源泉。

    可以肯定的是，社會是人的集合。我們對社會進行批評，歸根到底是對人的批評；中國社會的興衰榮辱，本質上說決定於作為個體的中國人的興衰榮辱。正是在此基礎上，所謂個人奮鬥或一代人的奮鬥，才被賦予意義，而中國之真正崛起，也因此決定於個人自救力量的崛起——面對困難與挫折，人人意氣風發、生龍活虎，既無懈於自我奮鬥，同時又敢於向社會表達自己的不幸與遭際。

    換句話說，只有個體強大，奮發有為，中國社會才會真正強大，社會救濟或公民互救才會更見成效。正是在此基礎上，我們相信，從魏珍怎樣到郝思嘉，暗合了一個國家自新自強的命運與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