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自救與自由 救救故鄉，救救公共精神 文 / 熊培雲

    青年王帥在網上發了篇批評家鄉河南靈寶縣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當地警方跨省追捕，將遠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歸案」。在拘留8天後，由於王帥的家人同意當地政府的要求，砍掉了自家土地上的果樹，警方才對王帥作了取保候審處理，但仍要求他保持沉默，並且每兩個月寫一篇「對發帖行為的思想認識」給警方。

    餘下的發展似乎順理成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王帥表示此事給了他「深刻的教訓」，並聲稱以後再也不敢「多管閒事」了。恍然大悟的悲觀表白，難免讓人傷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麼？事實上，許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便是這樣，因為不堪承受現實巨大而荒謬的挫折，從此在心底默默唱起「我們是犬儒主義接班人」的。

    從記者調查來看，王帥不過是借助網絡表達自己對家鄉公共事務的關心。然而，從人類趨利避害的本性來說，這突如其來而且差點讓他丟掉工作的牢獄之災的確足以教他「學乖」。而從整體上看，有目共睹的是，今日中國社會還沒有逃出林語堂當年的判斷：25歲到30歲是一個有公共精神的人漸漸學乖的過程。而這一年，王帥只是24歲。當人們覺得自己吃不起虧，就只好「國事管他娘」（林語堂）了。更何況，一個人出於某種考慮，甘心忍辱負重、唾面自乾也是一種權利。關於這一點，著實無需指責。任何人都不能鼓勵別人為一個好社會多做犧牲。

    真正重視權利的人，不會小看這樣一次跨省逮捕，因為在他們眼裡，對無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驚天動地。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所寫到：「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們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當一個沙啞的聲音向你說『你被捕了』，這個時候，天地就崩潰了。」在此意義上，當王帥在網上表達自己對家鄉政府的意見，當警察不遠千里過來說「代表故鄉，你被捕了」的時候，天地同樣崩潰了——因為從那一刻開始，每一個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於可能被捕的危險之中。

    事實上，即使是21世紀的今天，類似「文字獄」並不少見。人們厭倦討論「誹謗罪」是否成立了，公眾對事件的前因後果早已心知肚明。而此次王帥被抓捕，不僅讓大家看到他的言論自由沒有保障，更讓大家看到了鄉土中國的法治之艱與維權之難。「何世無奇才，沒在沼澤中」，鄉下人的公共精神並非從來沒有，而是被一點點磨滅了。在鄉下，雖然偶爾也會有人談論權力的腐敗，但總是孤木難支，以至於公共精神就像是夏天的螢火蟲一樣，只會在燥熱的夜晚悄悄然閃點光，一到白天就都沒影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導致中國鄉村不斷淪陷於權力與資本之合謀。

    眾所周知，由於各種關係牽連糾葛，批評本鄉本土的權力本來就是件非常困難的事。與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不同的是，本土權力部門對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將他們的父母變相押為人質，要挾他們的子女就範。而父母作為弱勢一方，通常也會與當權者合流為一種勸降子女的力量，務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在前不久，我收到一位讀者的來信，他向我講述自己在家鄉維權時的艱難：就在他返鄉動員村民查村裡不明不白的賬的時候，弄得他的父親大為光火，覺得兒子在給他的生活添亂，因此要和他「斷絕父子關係」。

    談到中國人為什麼沒有公共精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國傳教士古伯察(1813-1860)留下了一段流傳甚廣的見聞：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駕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幾個朋友在一家小酒館裡碰到幾個中國人，於是便想著和他們一邊喝茶，一邊討論道光之死以及繼承人問題，古伯察以為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會讓中國人感興趣的。然而這些中國人根本不聽他們的談話。就在幾位外國人對這種冷漠「感到惱火」時，一位有點身份的中國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像個家長似地把雙手放在他們肩上，不無諷刺地笑著說：「聽著，朋友！幹嗎要費力做那些無聊的推測呢？這事歸大臣管，他們拿著俸祿。讓他們去拿俸祿吧。別讓咱們白操那份心。咱們瞎琢磨政治，豈不是傻瓜！」

    言下之意，國家不給我好處，我何苦為國家操心？應該說，這些具有報復性質的話語所體現的更多是臣民對君主在心理上的拋棄，是一種日常的反抗，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然而，即便它是對的，任何一個還有點公共精神的人也並不否定：關心社會前程與國家命運，其實也是在關心每個人自己的具體的前程與命運。

    救救故鄉，救救公共精神，還是讓我們感謝互聯網吧。儘管國外有學者，如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Sennett），認為互聯網技術正在消滅公共生活，像章魚一樣將本可以走向廣場的人們綁定在書桌之前，讓他們「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互聯網為轉型期的中國支撐起最活躍的公共空間，為中國民眾找到了獨特的批評方式。網上針對王帥因言獲罪而掀起的反對聲浪，亦足以見證近年來中國人公共精神之成長。而這一切，或可讓失意的王帥重拾信心，亦心有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