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自救與自由 人質為什麼愛上綁匪？ 文 / 熊培雲
2006年，失蹤八年之久的奧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成功獲救。奧地利警方8月25日對她進行了DNA檢測，並公佈了她在綁架者寓所的悲慘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時年十歲的娜塔莎在上學途中失蹤，奧地利警方由此展開大規模搜救活動，但毫無結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來震驚了整個奧地利。然而，和其他許多綁架案一樣，當事人在綁架過程中出現的特殊心理同樣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酸葡萄」與「甜檸檬」
在重獲自由後的首份公開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綁架八年期間的生活內幕。不可思議的是，在她看來，遭綁架不全是「壞事」。
當然，娜塔莎的這個邏輯我們在許多場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說，那些因為歷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歲月的人，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最後喊出「青春無悔」的口號。
娜塔莎的具體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實，雖然總是伴隨著因孤獨而產生的恐懼感。總的來說，我的童年是和別人的不一樣，可是我覺得我沒有錯過任何東西。遭綁架也不完全是壞事，我避開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沒學會吸煙和酗酒，也沒有交上壞朋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對我非常關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為他感到悲傷。」
據稱，被綁架後不久，娜塔莎和沃爾夫岡一起佈置了那個地下室，裡面有床、錄像機、收音機和書架，還有她喜歡的英國喜劇片錄像帶。娜塔莎稱：「我將這裡當作自己的家，裡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東西。」
娜塔莎的邏輯漏洞百出。其所謂「沒有交到壞朋友」的背後，是她被剝奪了交朋友的權利。否則，天底下的文盲都應該為自己不識字慶幸，因為不識字可以讓他們不至於讀到「壞小說」與「壞思想」。地下室內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在地下室裡，娜塔莎接受的是一個自己別無選擇的純潔世界——「沒有壞朋友」。然而，儘管這裡「應有盡有」，足夠「純潔」，仍不過是座「天鵝絨監獄」，因為娜塔莎別無選擇、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與令人捧腹的喜劇片不過是綁匪為她提供的「麵包和馬戲」。
心理研究表明，面對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會有一個自動保護機制在起作用，即將不良刺激轉化為良性刺激，藉此度過難關。常見的心理防禦機制有合理化、壓抑、選擇性遺忘、幽默、昇華等等。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中，體現更多的則是合理化。這種傾向主要分兩類：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檸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檸檬，就說檸檬是甜的，於是不為此感到苦惱。
娜塔莎同時選擇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沒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沒有什麼好羨慕的，因為外面有「惡習」，也有「壞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綁架了，如果在認知中更多地強化悲慘境遇的觀念，無疑會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綁架的事實理解為沒那麼糟甚至還不錯，會降低內心焦慮和恐懼等負性情緒。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syndrome），又稱為人質情結，指的是被綁架的人質對於綁架者產生某種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綁架者的一種情結。從本質上說，也是綁架者在具體綁架過程中馴服了人質。
1973年8月23日，兩名劫匪闖進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打劫，之後扣押六位銀行職員當人質。六天以後，綁匪被制服，人質獲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質在被救出以後，並不為此高興，反而對警察表現出明顯的敵意。更令人驚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質竟然愛上了綁匪，跑到監獄裡要與他私訂終身，而另一位則搞了一個救援基金會，四處籌錢請律師為綁匪脫罪。
在心理學上，研究人員將這種匪夷所思的心理現象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研究表明，它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四個條件：
條件A.人質生命受到嚴重威脅；
條件B.人質處於某種絕望之中；
條件C.人質所獲得的信息只能是綁匪給他們的「一面理」信息；
條件D.人質會得到綁匪的恩惠。
顯然，被綁架的娜塔莎具備上述條件。八年前她被綁架時只是一個年僅十歲的孩子，從此被囚禁在地下室裡。作為一個未成年人，她更傾向於接受綁匪的教育（即「一面理」信息）與無處可逃的暴力。即使偶爾能在戶外行走，也不能掩蓋她與世隔絕的生活處境。長期與綁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對於綁架者普裡克洛皮爾產生了認同感和親切感，甚至對重獲自由心懷恐懼，不知如何開始新的生活。
地下室裡的烏托邦
以下這段獨白表明，娜塔莎對於曾經生活過的地下室，更心存懷念，彷彿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們（和沃爾夫岡）一起佈置了那間屋子，並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裡裝有一切我需要的東西，我把它佈置得像個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會對外公開。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有條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飯——他工作的時間很少。接下來就是做做家務，看看書或電視，和他聊天，然後做飯，就是這些，一年又一年……」
談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有人曾經如此設喻：魔鬼來到人間，把一個人抓進了地獄，讓他飽受折磨，當魔鬼允許他回到人間，偶爾過上一點人間的「好日子」，他便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經將自己抓進地獄的魔鬼，彷彿是解救他的天使。
綁架者普裡克洛皮爾在1998年將娜塔莎誘拐進大篷車裡帶走，隨後開始對她進行了長達八年的監禁。有報道稱，這所房子被當地人稱為「金庫」，因為這位通信技師為它配備了非常好的安全警報系統——這幢房子像美國的金庫一樣易守難攻。
從警方公佈的照片來看，娜塔莎被囚禁在房子的車庫下面一個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裡。房間僅六平方米大，房門由金屬製成，在這種情況下，娜塔莎插翅難飛。
意味深長的是，娜塔莎曾經透露普裡克洛皮爾逼她稱自己「主人」，並淪為他的性奴。由於綁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後臥軌自殺，我們無從知曉他綁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試圖在自己的密室裡建立起一個只屬於他的包括權力與夢想的王國，一個他享有絕對權威的美麗新世界。
在綁架中體制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形成，同樣貫穿於「體制化」之中。「體制化」是著名電影《肖申克的救贖》（ShawshankRedemption）演繹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裡曼飾）這樣談到「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討厭它（監獄），然後你逐漸習慣它，足夠的時間後你開始依賴它，這就是體制化。」
該片中被體制化的象徵人物是監獄圖書管理員老布，他在肖申克監獄（體制）下被關押了五十年，這幾乎耗盡了他一生的光陰。然而，當他獲知自己即將刑滿釋放時，不但沒有滿心歡喜，反而面臨精神上的崩潰，因為他已離不開這座監獄。
為此，老布不惜舉刀殺人，以求在監獄中繼續服刑。他刻骨銘心地愛上了那間剝奪了他自由的監獄，並在出獄後，終於選擇了自殺。老布成為環境的一部分，一旦脫離了原有的環境，一切失去了意義。
在綁架中經受體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樣愛上了這座「金庫」。她在院子裡的偶爾走動甚至給人留下一種在「開明專制」中生活的印象。然而誰也不能否認，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綁架並因此過了八年與世隔絕的生活。
以權利與自由的名義，在「金庫」裡我們只看到人質和綁架者。由此出發，更大的疑問是，假如娜塔莎認同自己本應該得到的所有權利，心懷希望，並以此還原綁匪對人質巨大的剝奪與渺小的贈予，她是否還會把偶爾到院子裡望風視為「陽光燦爛的日子」，並報之以懷舊的淚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