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麵包與玫瑰 一個中國人的不高興 文 / 熊培雲

    據說，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世界已經進入一個「炫耀肌肉」的時代了。2008年，國外媒體注意到中國的一個新變化：雖然中國業已超過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它還成功舉辦了奧運會並首次進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會很快樂的，然而，中國高興不起來。

    與此相關的是，這一年有幾位作者合出了一本書，向世界宣告「中國不高興」。

    在上一篇同題專欄文章中，我談到今日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對時局的思考過於封閉與偏執，與上世紀初的開放與包容精神相比可謂「一代不如一代」。我舉的是胡適的例子。胡適那一代人雖然也知道中國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並不把中國之落後簡單地歸罪於國外勢力或者「帝國主義」，而是首先從中國內部找原因。在胡適看來，那個時代的當務之急是完成文化與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實施憲政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困擾中國幾千年的五大禍害。

    若干年前，龍應台寫過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龍應台說，「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國家裡，人是有權生氣的。」而且，「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大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的話，明天——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應當說，人人都有不高興的權利，它屬於一項基本人權。問題在於，誰能代表「中國不高興」？「中國不高興」裡的中國指的又是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組織，中國本身並無情緒。既然中國是無數中國人組成的，如果有情緒，有喜怒哀樂，那也是每個具體的中國人的事。

    「不高興派」的確可以告訴大家自己很生氣，但不要冒充中國。我在國外也經常見到「一個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馬路邊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舉著個紙牌——「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顯而易見，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詡代表整個德國，代表所有德國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經是一個「侵略者」、一個「意淫犯」了。

    每個人都有不高興的事情。借這個機會，我只想說說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同時作為一個人，有哪些事情讓我不高興。當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興」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強調，我所說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經驗與感受。

    細想下來，今日世界與中國讓我不高興的事還挺多，不妨略舉數例：

    我的父母在鄉下吃了一輩子國家的苦和虧，被征了一輩子的皇糧國稅與「剪刀差」，到老年卻沒有社保，以至於我不得不像「臨時政府」一樣為他們盡責。為什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要「養兒防老」而不能做到「養政府防老」？那麼多的財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麼緊要地方？為此，我不高興。

    我回到鄉下，看到村莊空空蕩蕩，道路坑坑窪窪，一片蕭瑟景象。家鄉長了幾百年的大樹被裡外勾結販賣。在那裡，我真切地感受到故鄉淪陷。地球是圓的，陽光只照耀城市，不照耀鄉村。為此，我不高興。

    走在城裡，我看著新修的馬路被一次次挖開，雖然GDP因此增長，有人因此大賺其錢，但既然總要這樣折騰，為什麼不給馬路預裝一根拉鏈，而且只在半夜時分悄悄拉開？為什麼人民（當然包括行人）沒有免於被折騰的自由？為此，我不高興。

    開車時，我看到三三兩兩的婦女抱著租來的孩子站在馬路中間乞討；不開車時，我看到司機從不知道禮讓斑馬線上的行人，有時甚至將人撞飛。孫立平先生說，中國的危機不是社會動盪，而是社會潰敗。為此，我不高興。

    在一個代議制國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誰我竟不知曉——即使是那隱姓埋名的佐羅，我也知道他的刀劍與相貌。在他們穿紅戴綠滿臉喜慶參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華」之前，為什麼從不詢問我需要什麼利益？為此，我不高興。

    我照章納稅十幾年，沒有收到過一張稅單，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稅款最後用在哪裡。為什麼我只看得到稅務局，卻看不到「稅權局」？為什麼憲法裡只有納稅的義務條款而無權利條款？都說預算是眾人之事，為什麼我看不到公共預算？沒有預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見的政府」，沒有預算公開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為此，我不高興。

    今日中國，「拆遷黨」四處招搖。在沒有《物權法》時，我盼著《物權法》出台，以阻擋「推土機經濟」掃蕩民宅；然而《物權法》出台後，掃蕩民宅的事仍然時有發生。我曾經一廂情願地謳歌「『釘子戶』引導人民」，然而事實卻是「更多的『釘子戶』倒在路上」，卻是窮人家的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官商勾結的推土機更能進」。為此，我不高興。

    獨坐書房，讀西歐財政史。讀到十七世紀英國中央政府給社會帶來的經濟負擔不到5%，想起2007年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例佔到了20.80%，而且全年財政收入的1/3被用於「三公消費」；想起大學生不去創業，而是爭考公務員。國富民窮，權力誘人。為此，我不高興。

    我時而文思泉湧，給一些媒體寫文章，誰知文章發表後裡面有幾句話不是我寫的，而我寫的又不知道哪裡去了。為此，我不高興。

    打開電腦，我做網站，有人不高興。我不做網站，只看別人的，有人不高興。為什麼他們不高興優先於我不高興？下網之前，我看見周久耕說不讓房價下跌是為人民服務，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為人民幣服務。為此，我不高興。

    深更半夜，我打開電視，無數影視明星和藥販子混在一起，還在像吃了春藥一樣亢奮。他們從早到晚販賣假藥，和那些電視台一樣不知羞恥，只當這一代中國人全是最易上當受騙的「東亞病夫」。不是要反低俗麼，怎不見有人管？為此，我不高興。

    網絡銷售大行其道，如今實體書店一家家倒閉。偶爾逛書店，發現幾個「不高興」的人偷梁換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國的名義冒充我在不高興。為此，我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