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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麵包與玫瑰 地圖知識分子 文 / 熊培雲

    沒想到師爺、幕僚、謀士、智庫等詞都不夠用了。有學者、網站審時度勢,推出了「戰略知識分子」之新詞與專題。論其特徵: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引領者,具有遠大抱負、遠見卓識、學貫中西,深刻洞察時事變遷;他們是國家公民的優秀代表,具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為旨歸、以國家興盛為己任、以國家振興為關懷;他們是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們手中……

    讀來讓人激動。不過這與其說是有關群體特徵的描述,不如說是一封萬方來朝的表揚信。未見半點事跡,卻被告知可以橫掃千軍萬馬!信中多是國家至上、道德至上的評價,與知識更無關係。

    同樣奇怪的是,「挺戰派」竟將「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諸葛亮視為戰略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代表。恕我愚鈍,可以「違令者斬」的蜀國軍師,掌握百萬軍隊的重臣,諸葛孔明幾時回鄉做起了知識分子?

    提筆之前,我還特別在微博上問及此事,誰料竟有超過九成的人對此概念持反對意見。有人建議,我們是不是還要「戰備知識分子」?有人嘲笑,這裡只有「有機會知識分子」。有人直言,這不過是知識群體給自己推個戰略產品,只等標價上市。也有人悲歎,回顧中國歷史,只有站對與站錯的知識分子,哪有什麼戰略知識分子?

    據說首次提出「戰略知識分子」概念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陶文昭教授。在他看來,中國社會中大部分知識分子屬於戰術性的,局限於解決日常生產和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即技術性的、對策性的問題,所以中國還要有一批「務虛的、踱方步」的戰略知識分子。他們「有鷹一般的寬廣視野、鴨一般的敏銳先知、雞一般的社會關懷」。

    戰略知識分子橫空出世,他們是知識分子中的戰鬥機,他們的功績遠在戰術知識分子之上。上述排比同樣充滿喜感——以戰略眼光看,就是要求戰略知識分子能夠以禽為師,具備禽界空軍的視野與禽界步兵的敏感。

    說中國需要政治謀臣,需要國家智庫,我都不反對;希望他們有些戰略性的思維,不鼠目寸光,也在情理之中。但若硬要貼個知識分子的標籤,並且分出戰略知識分子與戰術知識分子,我就要打問號了。

    喜歡對號入座的知識分子一定犯難了——「我究竟是『一戰知識分子』呢,還是『二戰知識分子』?」所謂「一戰」,是說他要麼屬於戰術,要麼屬於戰略;而「二戰」,則是說他能同時寫兩類文章,能兩線作戰,既在戰術上批評過宜黃縣兩位「建國」大人強拆民宅時的胡作非為,又在戰略上大談下一個千年中美關係如何。

    推衍開來,我所熟知的評論界要不要為中國裝備一批戰略評論員?而像章子怡那樣被外國媒體用來解讀中國形象的演員,是否也該由「戰術演員」轉向「戰略演員」?國家戰略為重,以後兩棲明星指的當是既懂戰略又懂戰術的明星。

    我一直相信,能讓知識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樣東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識,知識分子以思考為業,不僅捍衛常識,對社會、對世界更要有著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獨立,他不應附屬於任何戰略。這種獨立並非一種姿態,其價值正在於保護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對推進美好人生、社會進步與人類福祉的參與,正如左拉一樣,他從自己的參與中找到知識的意義,其所體現者即公共精神。

    而知識分子一旦被拉上戰略的戰車,只為了某個戰略而生,為其私用,就像諸葛亮一樣,他便不再是知識分子了。若是非要命名收編,你不妨稱之為「知識戰略分子」。在平常的爭論中,這樣大談戰略的人我也是見過一些的。他們的世界被簡化為兩種東西:一是「我者與他者」的思維模式;二是一張代表「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地圖。在「地圖知識分子」的世界中,只有我者與他者,只有「我們的利益」、「他們的利益」,而無共同的利益。「我們的利益」至高無上,卻也只是隱藏在地圖上,而不是在我們的房舍、田地、街道以及收成之中。

    由此「戰略」二字被賦予了兩種內涵:一是「因戰而略」,為了達到「戰」之目的而不計其餘。二是「有戰無略」,只知誇誇其談。做起事來,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自己站不穩,卻要中國站起來,要做中國人的精神導師。

    回想歷史與近年週遭的種種,我以為當下中國最需要的絕非「戰略知識分子」、「戰術知識分子」這樣華而不實的概念,而是真正「入獄身先,悲智雙全」的知識分子,他們憑著自己的學識與良知,以獨立之精神,做合群之事業,參與社會建設與政治改造,關心每個人的具體的命運。得此精神與擔當,增進中國福祉的什麼「戰略」、「戰術」都不會缺少;無此精神與擔當,再神奇的「戰略知識分子」,在世人眼裡也只能是——「戰戰兢兢,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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