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麵包與玫瑰 不要活在新聞裡 文 / 熊培雲
在開始這篇文章之前,不妨先想想人類歷史。你一定會輕而易舉地想到許許多多黑暗的場景:衝突、流血、暴動、自殺,甚至大屠殺……公平總是理所當然,而不公正的事卻長久縈繞於心,時而讓你寢食難安。難怪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先生當年會這樣感慨:所謂人類歷史,不過是一個寫滿人性壞話的記事本。
那麼新聞呢?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新聞一樣在不斷地說著人性的壞話:某些官員腐敗了,侵佔了大量民脂民膏;某地又發生了屠殺嬰幼的慘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惡早已經令人髮指;某地有人自殺了,而且是幾連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門前集體下跪了,為了解決問題;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對此無能為力……
天天面對的都是這樣的新聞,你難免會心生絕望:這世界、我所處的時代就是這樣的麼?當然,這樣的絕望時間通常不會很長,常常轉瞬即逝,人得學會積極生活,化解悲情,至少我是這樣。因為我知道,新聞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聞是免不了要說人性的壞話的。就像我們現在通常說的「要在生活中維權,不要在維權中生活」,那好,也請你不要活在新聞裡。
這實際上關係到一個媒介素養的問題。所謂媒介素養,說到底就是受眾接受、解讀媒介信息的一種能力。
就個人而言,如果你能積極獨立地思考,通常都不會天真地以為新聞裡的「壞人壞事」就是我們的生活全部,並由此得出一個「形勢一片大壞」的結論,正如當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傳不能夠遮蔽現實的貧困一樣。就新聞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罷,壞也罷,都只是對生活的取景,對現實的斷章取義,以偏概全。
就政府而言,同樣應該具有的媒介素養是,負面新聞並不構成對其工作的全盤否定,更不意味著媒體包藏惡意。一個人在生活上有潔癖,人們多會投以同情之理解,畢竟,那也算是個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無權干涉;但如果帶著潔癖去看新聞,去搞管理,去執政,難免脫離實際,而且顯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話,童話裡也有大灰狼。又必須承認的是,媒體大張旗鼓報道「說人性壞話的新聞」,除了商業上的考慮外,還因為媒體肩負了一種責任,即社會需要通過它瞭解國家與社會運行是否正常。
伴隨著自殺案與惡性殺人事件頻繁出現,人們在討論一個問題,即媒體的相關報道是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方面有些媒體著實需要省思。在過去的文章中,我曾經批評中國的一些媒體總是不厭其煩地描述殺人過程與殺人現場,唯恐讀者不能身臨其境。但另一方面,公眾或者政府過度批評媒體的負面報道,難免有苛責之嫌。
作為一種平衡,其實重要的是改變受眾的觀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媒體報道遠處的一場火災,你卻因此燒燬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顯然不是媒體,而是縱火者;另一方面,全社會更要直面已然發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徹底改造,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幼兒園不安全,要加強保安,更要消除「深層次原因」,而不是嘴上說說;有人自殺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麼導致其走上絕路。如果一個工廠接二連三發生跳樓事件,這已經不是個體的絕望,而是集體性的絕望。
一個理性的社會,應該給那些潛在的自殺者以繼續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後繼的勇氣。說一個人以死「喚醒社會」,實在是輕賤了人的生命,因為誰都應該好好活著;如果這種死不能夠讓社會去瞭解背後更實在的原因,而停留於指責是媒體起了壞作用,並大加討伐,實在是用錯了力。
因為這些事情的發生,許多人都在討論「維特效應」。據說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發表後,造成了極大的轟動,不但使歌德名聲在歐洲大噪,而且在整個歐洲引發了模仿維特自殺的風潮。說「風潮」,顯然是言過其實了。事實上,《少年維特之煩惱》也讓很多人活了下來,幫他們消解了內心的絕望與憂愁,其中包括歌德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