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轅各轍 第四節 呂不韋終於立定了長遠方略 文 / 孫皓暉
蒙恬驚訝地發現，渭水南岸變得熱鬧了許多。
咸陽建成百餘年，一直背依北阪橫亙在渭水北岸的巨大河灣裡，都會的風華繁盛便也全部集中在了渭水北岸。南岸平川多有山塬，水流皆從南山奔出進入渭水，道短流急，農耕艱難，由來是未曾開墾的荒莽之地。當年遷都咸陽，秦人聚居渭水北岸，孝公商鞅將幾乎無可耕之田的渭水南岸劃做了秦國公室的園囿。禁耕禁工百餘年，渭水南岸林木成海禽獸出沒，無邊蒼莽直接巍巍南山，竟化成了一片天下難得的陸海。除了一條通往藍田大營的備用車道，一座南山北麓的章台，這裡幾乎沒有任何官署建築。然造物神奇，在這茫茫陸海的北部，也就是與咸陽遙遙相對的渭水南岸，有一條叫做灞水的河流從莽莽南山入渭，兩岸生得大片大片柳林，蒼茫搖曳覆蓋百餘里，但逢春日，柳絮飄飄如飛雪漫天，北岸咸陽遙遙望去竟是茫茫如煙，秦人蔚為奇觀！便在這灞渭交匯柳絮如煙的地帶，不知何年何月積起了一片方圓數十里的清澈大湖，周邊花草蔥蘢林木茂盛，人云有芝蘭幽香，秦人便呼為蘭池。
一池如鏡，兩水如帶，柳絮如煙，松柏成海，背依南山，遙望北阪，渭水南岸直是風物天成，於是也漸漸成了國人游春踏青的勝境。然因是王室苑囿，農工百業卻始終不能涉足這片亙古荒莽之地。尚商坊的六國商旅無不歆慕蘭池灞柳，紛紛上書王室，請准在此開設百工作坊與商舖酒肆。蔡澤為相時，也曾經提出「渭南開禁，興建溝洫，拓展農田，以為山東移民墾荒之地」的方略。然其時正逢秦昭王晚年守成以對六國，諸事不願大興，山東商旅的上書與蔡澤的拓展方略都做了泥牛入海。蒙恬離開咸陽時，渭水南岸還是清幽荒莽如故，目下卻大是不同了。
蘭池與渭水之間的柳林地帶，工匠紛紜人聲鼎沸，兩座大碑赫然矗立，東碑大刻「文信學宮」，西碑大刻「文信賢苑」。顯然，都是以呂不韋封號命名！兩片工地之間，一道石條大橋直通北岸咸陽，與西面的渭水老白橋遙遙並立，成為滔滔渭水的兩道臥波長虹。咸陽南門原只有兩座城門：正對白橋的是正陽門，南向與南山主峰遙遙相對，故為南正門；西側兩里一道側門，因直通西去故都雍城的石港碼頭，故曰雍陽門。如今卻又在南正門以東新開了一道城門，叫做櫟陽門。櫟陽門正接新橋，東側又新建了一座石港碼頭。蒙恬揣摩，必是在碼頭登船便可東下故都櫟陽，所以才叫了櫟陽門，與西側門之名實正相呼應。文信學宮與天下賢苑之南的蘭池岸邊，也有了幾家已經開張的商舖酒肆，更有許多正在修建的喧鬧工地，車隊人流紛紜交錯，一片繁忙熱鬧。
「怪也哉！呂不韋要在秦國興辦私學麼？」
念頭一閃，蒙恬無心回家了，略一思忖便打馬直奔了南岸山塬的那座隱秘莊院。可進山一看，面目已然大非原來，一條丈餘寬的黃土碎石大道直通山頭，山下一座石碑竟赫然刻著「鴻台」兩個大字。猶豫片刻，蒙恬終究還是登上了坡頂。山頭莊院倒是無甚變化，只是莊院外新起了一座頗有格局講究的小庭院，時有內侍侍女進出。蒙恬說找王綰，便有一個中年侍女出來，打量得一眼便問他是否蒙恬公子？蒙恬點點頭，中年侍女將他領進了庭院正廳，問也不問便吩咐小侍女上大罐涼茶與醬肉鍋盔。風塵僕僕的蒙恬正在飢渴之際，二話不說便是痛飲大咥。堪堪咥罷，王綰匆匆趕來，帶著蒙恬下山，登上一輛垂簾緇車，便轔轔進了咸陽王城。
「果真是你！」嬴政驚喜地拉住了蒙恬，「黑了瘦了！」
「蒙恬參見秦王。」
「嗄！」嬴政不屑地抬住了蒙恬兩隻胳膊，「嬴政還是嬴政。走，這裡有密室。」回頭又吩咐，「王綰，你在書房守著。只要不是仲父，便說我去太后處了。」說罷拉著蒙恬便推開了了東偏殿深處厚重的木門。
一邊啜茶一邊急切說話，兩人都是如饑似渴地傾聽著對方的倏忽滄桑，直到趙高輕手輕腳進來點亮了銅燈，才不約而同地叫出一聲：「呀！黑了！」喝下趙高捧來的兩盆羊骨湯，兩人又是精神大作。嬴政思緒奮然道：「只要李斯入咸陽，便是秦國人才！至於那個韓非，日後再行設法便是。哎，你說，這李斯會直奔王城見我麼？」蒙恬思忖道：「以目下情勢，李斯極可能投奔文信侯門下。試玉尚須七日，我以為這是好事。」「大是也！」嬴政慨然接道：「再說，我這秦王距親政之期尚遠，既不能任事考功，又不能護其風險，擱在身邊也是徒然。」蒙恬道：「我也如是想，所以始終沒有顯露真身，也沒有陪李斯入函谷關。」嬴政笑道：「然絕不能教『魯天』從此消遁形跡，要聯住李斯。一旦時機在即，便要能召得此人。」蒙恬道：「沒錯！我已經說了大父在咸陽有商舖，我會時不時來咸陽遊學，來了便去找他聚酒！」「好！」嬴政拍案道，「只要有人，萬事可成！你也眼見，文信侯的新政方略已初見成效。我無實事，只每日在東偏殿守株待兔，遇得國事聽一聽，說不說無所謂也！當此之時，我只一個心思：熟悉國政，把定可用之才！」蒙恬恍然道：「哎，王翦大哥不在咸陽了麼？」「天意也！」嬴政一歎道，「上將軍大軍攻韓，老將軍王齕脫力死了。王翦被晉陞為前軍副將，正在中原鏊兵，我也近一年沒見將軍了。」蒙恬便是大皺眉頭：「我這老大父越老越急兵，零打碎敲竟沒個盡頭。照我看，中原有洛陽郡為根基便好生經營，一朝富強便是秋風掃落葉！整日打小仗，老糊塗也！」嬴政釋然笑了：「打便打，有甚法？文信侯一力支撐，將相同心，大約也不會再有小戰大敗。此等小戰要止，除非天災。人，目下不能止也。」蒙恬目光驟然一閃：「是否，有人想拓展洛陽封地？」嬴政肅然搖頭：「蒙恬切記：不能非議文信侯！我不能，你也不能，誰都不能！」蒙恬立即恍然拱手：「嗨！蒙恬明白！」
正在此時，趙高匆匆進來對嬴政低聲幾句。嬴政歉然笑道：「王綰有話：文信侯在正廳等我。小高子，從密道送公子出王城。」站起身便匆匆去了。
呂不韋空前地忙碌了起來。
自從山居勸回少年秦王，呂不韋心頭始終沉甸甸不能釋懷。少年秦王顯然不是隨遇而安的庸才，而是極有主見極有天賦的少年英傑。藉著太子傅與仲父之身，呂不韋幾乎是每三五日必與秦王晤面一次，說完國事便也必然要說到修學。半年下來，見事深徹的呂不韋便有了一個鮮明印象：少年嬴政惟法家至上，對其餘諸子百家都是不屑一顧！儘管嬴政從來沒有激烈地非議過任何一家學說，也沒有醉心地推崇頌揚過法家，但呂不韋依然可以從一個少年難以掩飾的對前者的漫不經心與對後者的瞭如指掌中敏銳覺察到了其中要害。若是嬴政鮮明激烈地推崇法家，反倒是好事了。一則，推崇法家原本便是秦國正道。二則，堅持秦法也是歷代秦王的為政準則。對於呂不韋，既可直言相向地指出法家治國之缺失，亦可用新政事實來證實：修補這些缺失是國人所期許的。然而，嬴政卻分明不是如此。這個少年秦王顯然在壓抑自己對法家的激情，顯然有意對「仲父教誨」不做任何辯駁地只管聆聽。這是嬴政的秉性麼？面對既行秦法又改秦法的呂不韋新政，凡事都有主見的少年嬴政卻從來不置可否，這便是呂不韋的心病。呂不韋曾經推測，嬴政內心可能以為：呂不韋不斷推出的新政不是法家正道，自己若公然推崇法家，則與目下秦國新政相背，所以便要匿形匿心，不能與呂不韋有任何歧見。呂不韋記得清楚，第一次想到這裡，自己幾乎是嚇了一跳！果真如此，其心難測也！呂不韋曾有意無意地對太后趙姬說起此事，趙姬親暱笑道：「小子自幼便強橫，外公教他讀書，總是折辯不斷。但做甚事，不管我如何說法，小子都要悶頭想一陣子。也有一樣好處，有錯便認，從不纏夾。你是仲父也，他一個毛孩子明得甚治國大道？」那以後，呂不韋又秘密召來王綰備細詢問嬴政諸般行止秉性，終於認定這只是少年才子的偏執通病而已，只要誘導得法，必能改弦更張而成泱泱器局。
此等心事，只與綱成君蔡澤有得一說。
一個細雨霏霏的黃昏，呂不韋的青銅軺車進了蔡澤府邸。
在秦國，蒙驁、呂不韋、蔡澤都是當世入秦的外邦人，老秦人謂之「外臣」。三人之中，惟蒙驁是孩提時隨家族入秦，然畢竟不是生在秦國，算不得名副其實的秦人，故在「外臣」眼裡依然是同樣的伴當。目下，三人又恰恰是秦國三個職爵最高的權臣，一相一將一上卿，幾乎便是秦國的全部實權事權。若再將太后趙姬這個趙國女子與有著一半趙國血統的秦王嬴政算在內，秦國廟堂幾乎便是外邦天下了。當今之世，也只有秦國有這種罕見的外臣聚權之象了。誠然，戰國時代各國任用外邦名士為權臣者，可謂舉不勝舉。然則都有一個共同處：一代名君所為，名君之後終是斷斷續續，最後必然是越孱弱越猜忌外邦名士。秦國大大不同，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開始，百餘年來歷經六代七君，始終是外臣當國，英才薈萃，從無間斷！大體說來，秦國的外臣有五種人：一是名士而成權相者，如商鞅、張儀、甘茂、范雎、魏冉、蔡澤、呂不韋以及後來的李斯；二是基於縱橫需要而入秦任相的外邦大臣，如曾經短暫做過秦國丞相的孟嘗君等；三是移民入秦而成大將者，如司馬錯、蒙驁與軍中的胡族將領；四是被永不過時的求賢令吸引入秦，而成為郡守縣令與各官署大臣者；五是嫁給秦君而成氣候的外邦公主，以及隨公主入秦而立功封爵的外邦貴胄，如宣太后以及華陽君、陽泉君等。如此連綿不斷的外臣氣候，山東六國可謂望塵莫及也！就實而論，一個久居西部邊陲數百年的半農半牧部族，一旦崛起，竟有如此襟懷氣魄，不能不說是天下異數。令呂不韋深為感慨的是，秦國朝野從來沒有覺得有甚反常，更沒有無端的戒懼猜忌。雖說老秦人有時也因不滿某事某人而對外臣罵罵咧咧一陣，然終究從未釀成過疑外風潮。這便是秦國，一個令天下俊傑才子無法割捨的施展抱負之地。
「四海胸襟，秦人王天下小矣！」英雄感喟者不知幾多。
惟有此等氣候，呂不韋與蔡澤、蒙驁以及所有「外臣」之間的相互來往，從來沒有忌諱。外臣聚相謀國，從來都是坦坦蕩蕩。百餘年來，除了范雎舉薦的鄭安平戰場降趙，不計其數的外臣盡皆耿耿襟懷忠心事秦，從來沒有過「二心」之人，更沒有過背叛秦國的事件發生。
然今日呂不韋拜會蔡澤，卻恰恰因為蔡澤是外臣，是燕國人。兩人對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說起話來便少了許多顧忌。然則，這一話題若與老秦人說起，是官是民都要黑著臉先打量你一番，接著便會是無休止地爭辯。即或與蒙驁論及，這位雖非老秦人的上將軍卻幾乎與老秦人一般模樣：只說甚事如何辦尚可，若要總體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補引導，便會沉下臉斷然阻止。能論長遠之道者，惟蔡澤也。此君歷經坎坷，早已沒有了爭取重新為相的勃勃雄心，決意忠實輔佐呂不韋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實。有此兩者，呂不韋至少可以放開說話。
「果然文信侯也！」蔡澤搖著大芭蕉扇笑著迎了出來。
「綱成君有備而待？」呂不韋也笑了。
進得正廳，蔡澤當頭便是一句：「此其時也！更待何時？」
呂不韋悠然一笑：「此時何時，尚請綱成君教我。」
蔡澤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來老夫便去。」
一夕暢談，淅瀝雨聲濾出了蔡澤的十六字方略——大興文華，廣召賢良，修書立說，化秦戾氣！末了蔡澤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說，文信侯當知其妙！」呂不韋卻是搖頭一歎：「綱成君方略無差，歸宿卻是偏頗矣！」蔡澤大笑：「何時修得如此計較，方略無差而歸宿竟能偏頗？老夫未嘗聞也！」呂不韋正色道：「君所謂化秦戾氣者，六國偏見也！不韋多行新政，所圖謀者，惟補秦法之缺失也，惟壯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澤不禁呷呷長笑：「好說好說！戾氣也好，缺失也罷，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呂不韋淡淡一笑搖搖頭，卻也沒有再爭辯下去。
一番籌劃，呂不韋開始了有條不紊地鋪展。
蔡澤的方略被呂不韋簡化為兩件實事：一是興建學宮，二是興建門客院，兩件事都以私學之法興辦。也就是說，無論是學宮還是門客院，都是呂不韋私政，與國府無關。其所以如此做法，呂不韋是反覆權衡而後拍案的。
要得明白呂不韋的良苦用心，得先說說戰國文明大勢。
戰國之世，秦國雖不斷強大勢壓天下，然就文明風華而言，無論是根基還是形式，尚遠遠不如山東六國。這既是天下公認的事實，也是秦人認可的事實。其所以如此，並非秦國沒有財力人力大興文華，而是基於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國無異俗，民務厚重，耕戰為本，心無旁騖！基於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國方略非常明確：一賞，一刑，一教；一賞使兵無敵，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聽上。其中涉及文明風華的「一教」，商鞅歸納為：「務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戰而已矣（只能是強化人民戰心）！」從而達到「富貴之門出於戰（富貴門庭只能通過戰功獲得），精壯者務於戰（精壯男子只求上戰場），老弱者務於守（老弱者只求守禦家園），死者不悔（戰死不後悔），生者務勸（生還則激勵國人求戰），闔棺而後止（直到躺進棺材為止）！民聞戰而相賀，起居飲食歌謠者，無非戰也！」為達到如此貫徹舉國上下的求戰風習，對一切涉及文華風尚而有可能渙散戰心的士人，諸如「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以出力保護他人為譽的任俠）、清濁」之士，秦法皆做了嚴厲限制：「不可以富貴（不能獲富貴地位），不可以評判（不能評論國事），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不能私下議論，也不能將私議結論呈報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華之舉都被視為浮華惑民，自然要嚴厲禁止。孝公商君之後百餘年，山東士人雖不斷流入秦國，山東商旅更是大舉入秦，然秦國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員為正途，不能興辦私學培育言論；商旅入秦，只能在專為外商興建的咸陽尚商坊經營，不能進入老秦人的國人區，更不能與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說，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風華之舉，而且也著意防範六國浮華風習對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國已經拓展為五個方千里的大國，然諸般文明風華依然頗見蕭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沒有在秦國發生。
相反，山東六國卻是文明大興風華昌盛，一片蓬勃生機。
首先是國人言論自由。其時之山東六國，誹謗之風大開，議政蔚為時尚。誹謗者，議論是非指責過失也。從遠處說，堯舜為部落邦國首領之時，華夏各部族便有「謗木」與「諫鼓」制度。謗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寫或畫，對國事做諸般抨擊建言；諫鼓者，殿堂官府門口皆立大鼓，舉凡官員國人有話要對天子官員說，便可擊鼓求見，天子官員聞鼓得出，不得拒絕。這便是「路有誹謗木，朝有敢諫鼓」的古老傳統。夏商週三代，此等傳統雖日漸式微，但仍保留著濃厚的遺風，除了奴隸階層，國人言論從來沒有受到過大的禁錮。春秋戰國之世，奴隸隨著變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隨著變法潮流而興起，民智漸開，國人言論之風再度大起。於是乎禮崩樂壞瓦釜雷鳴天下洶洶，中原大國的庶民議政之風成為左右各國政局的強大勢力，遂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廟堂訓誡。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階層的論戰風尚，民眾心聲通過士人階層的過濾與再度創造，逐漸演變為各種各樣的治國主張、治學之道、治事之學，此所謂諸子百家也。於是乎天下言論更見深徹，誹謗論戰蔚然成風，其勢之盛一時成空前絕後之奇觀！
其次是私學大興。諸子百家出，議政議國立學立言，煌煌大著洶洶言論不絕於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華夏文明，紛紛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學但成一說，士子便成一家。其時除法儒墨道四大顯學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陰陽家、計然家、農家、醫家、水家、方術家、堪輿家、營國家（建城術）、工家、樂家等等等等數不勝數！舉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門生追隨，師生便自謀生計周遊天下，弘揚自家學說，流播天下學問，為民生奔走呼號，為邦國針砭時弊，為自家尋覓出路，移風易俗大開民智，責己責人多方救世，堪稱華夏文明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三是大規模官學橫空出世。戰國之世，七大戰國皆有官學。秦國官學之規模，自然遠遠不若山東六國。而山東六國之官學，則以匯聚天下名士的齊國稷下學宮為代表。自齊威王后期興辦稷下學宮，至齊湣王學宮衰落，歷經威王、宣王、襄王、湣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學宮始終是天下學問之驅動中心，是無可替代的文明淵藪。其間根本，便是齊國始終沒有將稷下學宮作為官吏來源，而是真正的養士興學培植士風，大興論辯學風，使學宮士子在衣食無憂的閒適之中相互砥礪，積細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後世所有王朝無法企及的文明奇跡！
四是文華名臣大興養士之風，生成中國歷史上獨有的「門客」高峰。門客者，私門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從天下各階層游離過濾出來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為主流，此所謂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門，以其能才尋覓出路，難免魚龍混雜甚或多有各國逃犯與雞鳴狗盜之徒，其第一要務自然便是生計衣食。於是，投靠豪門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而貴胄權臣為培植私家勢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實效命於私門的士人。於是，以召賢為名的養士之風便不期然興起，門客現象隨即風靡天下，在戰國之世達成高峰。除了秦國權臣，山東六國的權臣貴胄幾乎是人人皆有門客。多少權貴門客盈縮，多少門客朝夕成名，此間故事實在不勝記數也！而門客數以千計者，則當數戰國四大公子——信陵君魏無忌、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此四人先後在本國成為一時權臣，又同時襄助蘇秦發動第一次合縱抗秦，之後更成為合縱主導人物，名滿天下權傾一國，所養門客縮則三兩千，盈則五七千，幾成一旅之眾，私家勢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東之朝野風習自然大異於秦國。
其時，山東風習之最鮮明處是商風濃郁崇尚浮華，而秦國民風卻是重農重戰簡約質木。諸多為當時名士所指責的糜爛世風，都源於山東六國瀰漫朝野深植國人的商業營生。從根源上說，自春秋商旅大起，歷經四百餘年，中原各國的商人商業之盛已成空前高峰。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氣候。臨淄之齊市、大梁之魏市領風氣之先，交易之盛幾無任何禁忌。陳城之楚市、新鄭之韓市、邯鄲之趙市、薊城之燕市，雖先後曾有盈縮，然也不乏浮華繁盛之風。若再加上曾經閃爍流風的宋市、衛市、魯市、吳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說商風瀰漫天下亦不為過。是時也，人無論窮富，官無論大小，盡皆千方百計鑽營商道以富家。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誠如是也！歷史地說，戰國商風之盛，其後兩千餘年直到中國進入近代之前，始終無法望其項背。
此等濃烈商風之下，珠寶、娛樂、博彩、賽馬、娼優、珍奇器物、珍禽異獸、奴隸交易、貴胄酒店諸般奢靡行業大起，浮華衣食崇尚器物積為風習，高台廣池豪闊營造流行官場，侈糜之風瀰漫朝野，一時大開亙古之先河。其間根本處，在於尋常庶民大肆捲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國人」尤其孜孜於商事，不惜出奇致富。《史記·貨殖列傳》非但歷數了春秋戰國的赫赫大商，且羅列了尋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勝」之道：「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所謂奇勝之法，便是富人不屑為之的卑賤商路。《貨殖列傳》列舉了當時專執賤業而致富的「奇勝」之業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藉以起家；博戲為惡業，桓發操其致富；串街叫賣（行賈）乃賤行，雍樂成卻做到了富饒之家；販賣脂膏是屈辱營生，雍伯卻累積了千金；賣漿為小業，張氏卻富至千萬；替人磨刀（灑削）本是薄技，郅氏卻至鼎食之家；馬醫藥方淺陋，尋常醫家不屑為之，張裡卻大富起來……末了司馬遷感慨萬端：「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說，致富無恆常之業，財貨無恆常之主，能者聚集財富，平庸者崩潰產業；千金之家的富貴堪比都邑高官，萬金之主的享樂可比諸侯國王，簡直就是沒有正式封號（素封）的王者貴胄！難道不是麼？
人皆求商，邦國風習自然無敦厚可言。
後世史書對各地風俗雖都有詳略不同之記載，然對戰國風習的分國概括描述，仍當以《史記》與《漢書》最為貼近翔實。諸位看官且來看看前述文獻對各國民風民俗的描述：
縱橫家蘇秦描述齊國云：「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貨殖列傳》的描述則是：「齊帶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好賈趨利……齊人寬緩闊達，貪粗好勇。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聚）五民……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漢書·地理志》則描述云：「齊俗多靡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
楚國風俗之描述云：「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其俗剽輕，易發怒，寡於積聚（很少有人積累財貨）。南楚多竹木金鐵，民好辭，巧說少信，與江南大同俗……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趙國風俗之描述云：「地薄人眾，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砧屣，游媚富貴，入後宮，遍諸侯。代地人民不事農商，矜懻忮（強直剛愎），好氣，任俠為奸。邯鄲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國風習之描述云：「地廣民稀，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賓客相過，以婦帶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
韓國風習之描述云：「其俗誇奢，尚氣力，好商賈漁獵，好爭訟分異……俗雜好事，業多賈，任俠。」
魏國風習之描述云：「有鹽鐵之饒，民喜為商賈，不好仕宦……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當時有名士吳札讚頌魏風曰：「美哉渢渢乎！」渢渢者，華貴中庸貌也。可見魏國文明之盛。
洛陽周人之風習描述云：「周人之失，巧偽取利，貴才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不好仕宦……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秦國風俗之描述則云：「其民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不敢為奸邪）……民務本業，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才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民俗質木，不恥寇盜……漢興，立都長安，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嫁娶尤崇侈糜，送死過度。」顯然，戰國秦風與後世秦風是有很大差異的。
如此活生生風俗畫，赫然可見天下民風之一斑！
諺云：「政久成俗。」民風釀政道，政道生民風，自古皆然。秦國民風以商鞅變法為分水嶺而為之大變，此乃政道生民風之典型也。山東民風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這個政道，便是源遠流長的崇商之道。秦國重農而山東崇商，植業根基之不同，終致民風大相逕庭。就實而論，非秦人天生惡商，亦非六國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別，根本原因在兩種治國之道的激勵督導不同，更深遠處則在兩種治國理念之差別。
商鞅治國理念已經說過，再來看看山東治國理念。
僅說商風最濃的齊國。春秋之世，齊立國的第一任國君姜尚，便開了與周道不同的治國之道：「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通工商之業，因其俗，簡其禮，而人民多歸齊。」《前漢書》則云：「初太公（姜尚）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不出來做實事）；其失（缺點是）誇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遇到急難便四散），緩之則放縱（尋常時日則放縱享受）。」兩則記載，前者說齊國開首便以激勵（勸）通商、簡化禮制吸引人民，後者說齊國開首便放縱士風。兩者相互浸潤，國風始得放縱。
後來，管仲開新政變革之先河，對民眾經商之風更有明確立論，他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尚簡約，所以使民貧也；美壟墓（興建豪華的田宅墳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論，實際上一直是山東六國的立民之道與治國理念，戰國之世依然被奉為圭臬。有此理念，商風大起民風奢華，遂成傳統衍生的必然。到了戰國之世，縱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國李悝變法，也依然將壯大商旅利用商道作為基本國策。李悝保障不傷農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調節谷價。稍後的魏國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動輒便以經商之道論述治國，以治國之道論述經商，直將商道政道融為一體。與商鞅以重農而保障激勵農戰的秦法相比，這顯然是另一種更具深遠意義的治國理念。假如六國能法商並重，對變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恆，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番面目。
儘管六國民風多受指責，然卻依然是文明風華之淵藪。
呂不韋要做得，便是在秦國大開文明之風，使秦國文明與山東六國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興辦私學、廣召門客，依靠大量進入自己門下的治學士人釀成文明大勢，進而著書立說，漸漸誘導朝野之風。呂不韋很清楚，在秦國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難免一場廟堂論爭，操持不好便會引起舉國震盪！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權傾朝野的勢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縱有朝野非議，最多也是私下指責自己歆慕虛名而已，決然不會使國人生亂；只要秦國不亂，自己便可從容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