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博覽 > 名著佳作 > 隨遇而安

正文 第五章 小資本家爺爺 文 / 孟非

    我爺爺很像電影《林家鋪子》裡的那個掌櫃。爺爺是揚州邗江人,十幾歲時一個人挑著擔子進城當學徒,慢慢積累了本錢,後來開始自己做買賣。再後來,生意做大了,他和兩個朋友合夥開了個錢莊。在那個時候能開錢莊應該算比較發達了。聽我的叔叔伯伯們回憶,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爺爺還上過國民黨的金融年鑒。當然,我有些懷疑那種年鑒跟現在一樣,是給點兒錢就能上的那種。但不管怎麼說,我爺爺都應該算小資本家了。

    1、無法兌現的金條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的炮聲近了。爺爺和他那兩個朋友一直在糾結要不要去台灣。如今的我無論如何也弄不到二ま一二的船票,而當時我爺爺如果變賣家產,是能讓一家人去台灣的。但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爺爺權衡再三,終於橫下一條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計,老爺子當年最主要的判斷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麼大資本家,要鎮壓資本家也還輪不到他這樣的小資本家頭上。最後爺爺把家產全變賣了,留了下來。

    爺爺的兩個朋友也抱著同樣的心態留了下來,都變賣了各自的家產,最後三家人湊了一百根金條——那時候的法幣跟草紙沒什麼兩樣,只有金條是硬通貨。他們把這一百根金條存進了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銀行,票據上寫了我爺爺和他兩個朋友的名字,三人各執一份。

    等到新中國成立後沒多久,他們就發現這件事兒說起來變得很可怕了——雖然他們沒去台灣,但在那個年代,家裡存著國民黨銀行的金條存單也是天大的罪過。三家人冒著殺頭的風險,想盡各種辦法保存著各自的銀行存單,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當紅衛兵開始大規模地抄家後,他們也就不敢留著那張存單——如果被抄家抄出來,真不敢往下想。萬般無奈之下,我爺爺把金條的存單悄悄燒了,和另外兩家人也失去了聯繫,爺爺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媽們所在的國營工廠倒閉的倒閉,停薪的停薪,這時候他們就回想起了爺爺在世時說過的金條。他們算計著,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條,三家人平分,怎麼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條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發了!

    在黃金夢的強烈驅使下,我叔叔真聯繫上了爺爺兩個朋友的家人。我爺爺的朋友也都過世了,他們的後人也都知道有金條的事兒,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時,那兩位老人也和我爺爺一樣,沒敢留著那張可能導致家破人亡的銀行存單,不約而同地都把它給燒了!燒的時候三家人的想法還都一樣——我燒了不要緊,另外兩人會留著的,有朝一日去銀行,上面不是還有我的名字嘛。就這樣,悲劇了。

    最後,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濟的叔叔,抱著渺茫的希望,輾轉給台灣那邊的銀行寫信,查詢那一百根金條的下落。當時兩岸還沒「三通」,民間書信往來都要通過中國香港**會中轉。幾經輾轉,台灣那邊居然回函了。根據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銀行確認了這筆金條的存在,只要能提供當年的憑據便可兌現。據說,三家人聽到這個消息真是欲哭無淚,因為誰家也拿不出憑證。當事人全都過世了,存單又都沒有了,紅口白牙地說故事銀行總不能相信吧,最後只能作罷並且頑強地相信「咱家祖上闊過」。

    很多年過去了,一想起這事兒,我的那些叔叔姑媽還心如刀絞,總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麼就都燒了呢?!

    2、在澡堂裡過一輩子

    爺爺奶奶在我十幾歲的時候都去世了。爺爺給我的印象是個文化不高,卻非常儒雅,說話輕聲細語,慢條斯理,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的老人。

    爺爺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舊王府的四合院裡,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國時候留下的,放到現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後像中國所有城市裡的老建築一樣,在拆遷大潮中被夷為平地了。那條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條老巷,巷子裡都是住了一輩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人的稱謂要麼是「同志」、「師傅」要麼是「大叔」、「阿姨」之類,到了改革開放之後才重新出現了「小姐」、「先生」這樣的稱呼。剛到南京的時候我特別詫異的是,巷子裡的左鄰右舍見到我爺爺都喊「徐先生」。不光是對我爺爺,爺爺家的四合院裡還住著一個老頭兒,人很瘦,背有點兒駝,一天到晚咳嗽,別人也稱他「王先生」。小時候我覺得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電影裡才會聽到有人稱呼別人為「先生」。

    我爺爺人生最大的樂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應該就是洗澡。他曾經跟我說過什麼話,我已經不記得了——他和外公一樣少言寡語,只是性格溫和得多,但我記得每次他帶我去澡堂洗澡的情形。爺爺總是在前頭背著手走,穿著面料很考究的長衫,皮鞋珵亮,很清爽很精神,碰到所有的街坊都微笑著點頭打招呼。進了澡堂以後,爺爺的皮鞋有專門的人幫他擦,還不收錢。現在的桑拿中心有人給擦皮鞋並不奇怪,但那時候是計劃經濟,澡堂都是國營的,根本沒這種服務,給我爺爺提供那些服務的,全都是他的老熟人。

    爺爺第一次帶我去洗澡時對我說:「你爸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我也帶他來這兒洗澡。」在我爸上學那會兒,通常爺爺會先去澡堂泡澡,然後上來休息,點些小吃,喝口茶,然後吩咐夥計去學校接我爸放學,直接接到澡堂來。

    爺爺去的老澡堂,離巷口大概兩百米,估計有一百年歷史了,叫健康池,老南京人都知道。澡堂裡的澡客和服務員都是跟爺爺歲數差不多的老朋友,他們從年輕時就認識,一輩子都生活在那條街上。我爺爺、我爸爸和我都曾經在這家澡堂洗過澡。

    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健康池洗澡的價格。當時最牛逼、最高檔的叫中華廳,三毛五一位。這種檔次體現在,洗完澡上來休息的地方有沙發床給你躺著,沙發床上還有床單,背後有個櫃子,衣服是有衣架掛著的。相比其他的休息廳,這裡的面積大,也乾淨。次一等的叫人民廳,兩毛錢一位。這個檔次的就沒有櫃子可以掛衣服了,只是在沙發床的床頭上有個帶布簾的洞,可以掀開布簾把衣服塞進去。最低檔次的是大眾廳,一毛二一位。衣服都不知道該塞在哪兒,地方狹小,大家擠在一塊兒,洗完後大概也就有個地方坐坐,然後趕緊穿好衣服走人。

    所有人洗澡都在一個池子裡泡著,檔次的區別只在於休息廳的環境。那個最高級的中華廳現在看來也就是民工洗澡的環境,但在當時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就是中華廳,一間屋子也得裝三十多個人,市面上再沒有比這個更高級的地方了。

    爺爺絕對屬於健康池的VIP客戶,因為他每次都帶我去中華廳。後來長大一點兒了,不需要爺爺帶著去,也不想大人陪著,就跟家裡要錢,和我哥兩人自己去洗澡。每次家裡人給錢時都是按中華廳的標準給,兩個人七毛錢,他們一般會給一塊錢,這就包括了洗完澡後兩個人再各來一碗餛飩的錢。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和我哥拿一塊錢去洗澡,都洗最便宜的一毛二的。我們這樣做除了想把差價省下來幹別的事情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我們那麼大點兒的小孩子去洗三毛五的澡,別人看到會覺得特別奇怪,這種行徑有點兒相當於現在「富二代」的所為。

    濮存昕演了一部電影叫《洗澡》,我一直覺得非常親切,它讓我想起爺爺的澡堂。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老澡堂的水髒得沒法看,跟豆漿一個顏色。我沒見過幾次健康池裡的水是清的,除非是一大早去洗,只有那會兒的水才是清的。爺爺從來不晚上去澡堂洗那豆漿一樣的水,他總是吃完午飯,睡了午覺之後,大概兩點多的樣子去。那時候水很清,他就溜躂到健康池,與其說是去洗澡,不如說是去會老朋友。不僅是我爺爺,他的朋友也都在那個時間去,幾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爺爺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不賭錢,除了洗澡沒什麼其他花費。按說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時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我琢磨著,估計對於他那樣的老主顧,也是有月票之類的優惠。

    那會兒在澡堂泡澡,總會碰到有人唱戲。在那個空間低矮、燈光昏暗、蒸汽瀰漫像水牢一樣的地方,每天都有幾個老先生唱著他們拿手的京劇段子,霧氣深處傳來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記憶中。我喜歡京劇很大程度上是受爺爺和外公的影響。我外公也是戲迷。

    那種老澡堂,越往裡邊走越悶,肺活量不大的小孩兒都靠外邊洗,那些老先生卻在最裡邊唱,而且聲如洪鐘。雖然我在那裡洗了幾年澡,卻從來沒見過是誰在唱。我只知道,被濃濃霧氣包裹著的老先生每唱完一段,都會有人大聲叫好:「好!再來一個!」老先生們在喝彩聲的激勵下,會像演員一樣返場又來一個。就這樣,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我在健康池洗澡的日子大約持續了五六年,之後澡堂漲價了,三毛五變五毛,很快漲到了五塊,再後來就記不清了。最後,健康池也拆了,那些霧氣深處的業餘京劇演員們想必也早已過世。

    健康池是南京老澡堂的一個縮影,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很多老人一輩子的朋友、一輩子的回憶都定格在那裡。我想,爺爺要是還在的話,看到那個池子被拆掉,他一定會老淚縱橫。

    重慶和南京的差別。

    十二歲到南京之後,我像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雖然終於如願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爺爺奶奶那邊也就是逢年過節才去),但我的生活卻出現了太多變化。

    小時候我一直住在灰不溜丟、碉堡一樣的筒子樓裡,終年不見陽光。外婆家的房子外頭是廚房,裡頭就一個房間,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全家人都擠在一起。一九八二年到了南京,電視台分給我父母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三居室。我第一眼看到新家的時候,心底竟然湧起這樣一個成語——一望無際!我從沒見過世界上有那麼大的房子,也第一次使用了只在電影裡見過的抽水馬桶!我在新房子裡轉了很久,還是覺得實在太大了,大得我很不適應!這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讓我們一家人激動了很久。

    白下路235號——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九六年我結婚之前。

    讓我不適應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從重慶話過渡到南京話。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小孩兒,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過去的親戚朋友一下子都不在身邊了,感覺簡直跟移民差不多。好在我還小,學習和適應語言還算快,半年就學會了南京話。但多年來我一直不適應的是,南京的人際關係或者說文化氛圍,和重慶相比反差實在太大了。

    在重慶,電台和報社的家屬區或者單位宿舍,都和單位在一塊兒,生活很熱鬧。大家都在一個大院裡,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誰家燒個好菜都會給鄰居端一碗過去。我過了十幾年這種大雜院式的群居生活。到了南京之後,我突然發現這裡幾乎是沒有什麼鄰里關係的,下班之後同事之間也很少往來,這讓我幼小的心靈開始有了孤獨感。

    重慶日報社有自己的印刷廠,報社的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印刷工是大老粗,但他們都住在一個大院裡。久而久之,重慶日報社的知識分子身上,有了很多草根習氣,而那些工人也喜歡談論時政。兩個階層的人共居一個大院,相互影響著,醞釀出了獨特的生活景象和氛圍。而在南京,知識分子和工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圈子,涇渭分明。我習慣的那種生活氛圍消失了,我莫名惆悵了很久。

    當時我絕對不會想到的是,十多年後這兩個圈子在我身上居然又融合到了一起。那是我當印刷工的時候。
上一章    本書目錄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