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隆維斯特看資料看到三更半夜，主顯節１天很晚才起床。范耶爾的屋外停了一輛海藍色新款沃爾沃。就在布隆維斯特伸手握住門把的同時，有個男人也正好開門出來，兩人幾乎撞在一起。那人似乎在趕時間。
「有什麼事嗎？」
「我找亨利·范耶爾。」布隆維斯特說。
那人眼睛一亮，隨即面帶微笑伸出手來。「你想必就是來幫亨利整理家族史的麥可·布隆維斯特，對吧？」
他們互相握了手。看來範耶爾已經開始散播布隆維斯特為何來此的「官方」說法了。那人相當肥胖——無疑是長坐辦公室與會議室的結果——但布隆維斯特一眼就看出相似之處，他的臉和海莉十分相像。
「我是馬丁·范耶爾，」那人說道。「歡迎來到赫德史塔。」
「謝謝。」
「前不久我在電視上看過你。」
「好像每個人都在電視上看過我。」
「溫納斯壯……在這屋裡不太受歡迎。」
「亨利提起過。我還等著聽後半段的故事。」
「他幾天前跟我說聘請了你。」馬丁笑著說：「他說你很可能是因為溫納斯壯才接下這份工作。」
布隆維斯特略一猶豫後決定說出實情。「那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老實說，我需要暫時離開斯德哥爾摩，而赫德史塔就在適當時機跳出來了。至少我是這麼想。我無法假裝那件官司沒有發生過。而且無論如何，我都得入獄服刑。」
馬丁點點頭，表情忽然轉為嚴肅。「你能上訴嗎？」
「這麼做一點好處也沒有。」
馬丁瞄一眼手錶。
「我今晚得到斯德哥爾摩，所以非快點走不行。我過幾天就回來，到時候再請你過來吃飯。我真的很想聽聽那場官司究竟是怎麼回事。亨利在樓上，你就進去吧。」
范耶爾坐在工作室的沙發上，茶几上擺了《赫德史塔快報》《工商日報》《瑞典日報》和兩份全國性的晚報。
「我在外頭遇見馬丁了。」
「他正趕著去拯救帝國。」范耶爾說：「要咖啡嗎？」
「好的，謝謝。」布隆維斯特坐下來，一面狐疑范耶爾似乎很開心。
「報上提到你了。」
范耶爾將其中一份晚報推過來，翻開那一頁的標題是「媒體短路」。執筆的是一名專欄作家，曾任職於《財經雜誌》，一向以幸災樂禍地嘲笑每個熱衷於某議題或是惹禍上身者而聞名。女權主義者、反種族主義者和環保鬥士，一個也跑不了。這位作家似乎並沒有自己擁護的單一信念。如今在溫納斯壯案結束幾個星期後，他開始向布隆維斯特開炮，將他形容成一個大白癡，而愛莉卡則是個中看不中用的媒體花瓶。
有謠言傳聞：儘管《千禧年》的總編輯是個穿迷你裙、會在電視上鬧彆扭的女權主義者，雜誌社卻已瀕臨瓦解。幾年來，該雜誌的存續全仰賴編輯們成功營銷的形象——年輕記者採取調查式的報道，揭露商界醜聞。這套宣傳伎倆對於信仰無政府主義、一心想聽到這類訊息的年輕人或許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卻靠不住。小偵探布隆維斯特最近已經體會到了。
布隆維斯特打開手機，看愛莉卡有沒有來電。沒有留言。范耶爾一言不發地等著。布隆維斯特察覺到老人是想讓他打破沉默。
「他是個笨蛋。」布隆維斯特說。
范耶爾笑了，卻又說：「也許吧，但他卻沒有被法院判刑。」
「沒錯，而且永遠不會。他從未說過什麼有創意的話，老是搭著順風車，然後用最苛刻又不至於惹禍上身的言詞對人落井下石。」
「這些年來我樹立了不少敵人。要說真正學到什麼教訓，就是絕不打必敗無疑的仗。不過，也絕不能讓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遙自在。等待時機，等你有力量的時候加以反擊——即使你已無須反擊也一樣。」
「謝謝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現在我想聽你談談你的家族。」他將錄音機放在兩人中間的桌上，按下錄音鍵。
「你想知道什麼？」
「我已經看過第一本講義夾，關於失蹤與搜索的資料，但裡頭提到太多范耶爾家的人，我需要你幫忙一一介紹說明。」
莎蘭德站在空蕩蕩的走廊，眼睛直盯著「畢爾曼律師」的銅製門牌將近十分鐘後，才按了門鈴。大門的鎖「卡嗒」一聲開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們第二次會面，她有不好的感覺。
她並不怕畢爾曼——莎蘭德幾乎沒有怕過任何人、任何事。但話說回來，這個新監護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蘭律師溫文有禮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類型。但三個月前，潘格蘭中風，尼斯·艾瑞克·畢爾曼便根據某種官僚作業順序接收了她。
莎蘭德接受社會與精神病監護十二年，其中兩年在兒童診所時，光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今天好嗎？」她就從未給過相同答案。
她滿十三歲時，法院根據少年保護法，判決將她關進烏普薩拉的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這項判決主要是基於她情緒不穩，可能對同學甚至她自己施暴產生危險。
每當老師或任何相關工作人員試圖和這個女孩談論她的感覺、感情生活或健康狀況，她總是沉著臉不說話，眼睛死盯著地板、天花板和牆壁，令人備感受挫。她會交叉手臂，拒絕接受任何心理測驗。她對於一切針對她所進行的評估、衡量、製圖、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學校功課上——校方可以將她帶進教室，也可以把她綁在椅子上，卻無法阻止她不聽課、不拿筆作筆記。她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卻沒有拿到證書。
正因如此，就連要診斷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難。總而言之，莉絲·莎蘭德就是個難應付的人。
她滿十三歲那年，法院也決定指派一名受托人來維護她的利益與資產、直到她成年為止。這名受托人便是潘格蘭律師，儘管一開始相當艱難，他卻做到了精神科醫師與其他醫師辦不到的事。漸漸地，他不但贏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獲得些許溫暖。
十五歲時，醫師們多少認同了她沒有危險的暴力傾向，也沒有急切傷害自己的跡象。她的家庭被歸類為不健全家庭，又沒有其他親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決莎蘭德理應從烏普薩拉的兒童精神病院釋放，並透過寄養家庭慢慢重返社會。
這段歷程並不輕鬆。她在第一個寄養家庭只待了兩星期就逃走了，接下來第二個、第三個也很快便半途而廢。那個時候，潘格蘭把她找來嚴肅地談話，他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她再繼續這樣，就會再度被送進精神病院。這個威脅奏效了，於是她接受了第四個寄養家庭——一對住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米索瑪克蘭森的老夫妻。
然而這並不表示她行為收斂了。十七歲時，莎蘭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兩次因爛醉而被送到急診室，還有一次很明顯地嗑藥。其中有一次她被發現衣冠不整、爛醉如泥地倒在車後座，車子停在梅拉斯特蘭南路上，車上還有個年紀大她許多，但同樣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後一次被捕是在十八歲生日的三星期前，當時她完全清醒地在舊城區地鐵站內踢一名男乘客的頭。她被指控傷害他人。莎蘭德聲稱那個人摸她，並有目擊者證實她的說詞，檢察官便決定不予起訴。但鑒於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執行精神評鑒。由於她仍依慣例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也不配合檢驗，國家健康福利部咨詢的醫師們只得根據「對患者的觀察」作出評斷。倘若面對的是一個交叉雙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的年輕女子，又能觀察出什麼結果來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斷就是她肯定有某種情緒障礙，而且不能置之不理。這份醫療/法律報告建議患者接受封閉的精神療養院照護。社會福利部門某副部長也表示支持精神病學專家們的結論。
至於她的個人記錄，專家們最後的診斷是濫用酒精與藥物風險極高，且缺乏自覺。當時她的檔案記錄簿裡充斥著內向、受社會壓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戀、病態與反社會行為、合作困難、無法同化學習等等字眼。凡是看過莎蘭德檔案記錄簿的人都可能認定她有嚴重的智障。還有另一個事實也對她不利，社會福利部門的街頭巡邏人員有幾次看見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瑪利亞廣場附近廝混。有一回，她在丹托倫登公園被攔下搜身，當時也是和一個年紀大上許多的男人在一起。社會福利人員擔心莎蘭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為妓女。
當地方法院——決定她未來的機構——開庭判決此案時，結果似乎早成定論。她明顯是個問題兒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專家與社工人員的建議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決。
舉行聽證會當天早上，莎蘭德被人從兒童精神病院——自從舊城區事件後她便被關在這裡——帶到法院。她覺得自己像個集中營的囚犯：沒有希望活過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個見到的是潘格蘭，過了一會兒她才發覺他並非以受托人的身份出席，而是她的代理律師。
出乎她意外的是，他很堅決地站在她這邊，並強力抗議住院的決定。她並未揚起眉毛之類地顯露自己的驚訝，但卻仔細傾聽他說的每一句話。潘格蘭反詰當初簽名建議將莎蘭德關進醫院的耶斯伯·羅德曼醫師，兩個小時下來的表現令人喝彩。他仔仔細細研究了醫師評鑒的每項細節，進而要求醫師解釋每項陳述的科學根據。結果發現，由於患者不肯接受任何測試，醫師所下的斷論其實全憑臆測。
聽證會最後，潘格蘭暗示：強制住院大概不只違反國會對於類似情形的決議，本案例更可能成為政治與媒體報復的議題。所以，為大家著想，最好另外找出適當的解決之道。在協商此種狀況時使用這樣的言語並不尋常，法院的人員都顯得緊張而侷促不安。
最後結果也是採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蘭德確實有情緒障礙，但情況尚不需強制住院。另一方面，法院也將社會福利部主任對於設置監護人的建議納入考慮。庭長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轉向一直擔任她的受托人的潘格蘭，問他是否願意承擔監護之責。庭長顯然認為潘格蘭會退縮，試圖將責任推給他人。不料他卻說自己很樂意擔任莎蘭德小姐的監護人，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莎蘭德小姐必須願意信任我，並接納我為她的監護人。」
他轉身面向她。一整天來來回回的言詞交鋒，讓莎蘭德腦子有點混沌。在此之前，誰也沒問過她的意見。她看著潘格蘭許久，然後點了一下頭。
潘格蘭是法律專家和舊派社工的奇特混合體。最初，他是社會福利部指派的代表，後來幾乎一輩子都與問題少年為伍。這個監護對像確實是他所接觸過最難應付的一個，但他二人之間終究產生了一種勉強的敬意，幾近於友情。
他們的關係持續了十一年，從她十三歲生日直到去年聖誕節前幾個星期。他們每個月都會約定見面，那天潘格蘭沒出現，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雖然可以聽見屋裡有聲響，他卻沒來開門，她便順著排水管爬上四樓陽台。她看見他躺在門廳地板上，意識清醒但無法說話或移動。她叫了救護車，陪他到索德醫院途中，她漸漸因為驚慌而胃絞痛。整整三天，她幾乎都待在加護病房外的走廊，像只忠犬似的注視每個進出那扇門的醫師護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來回地走，一有醫生靠近便直盯著看。終於有個醫生——她始終不知道他的名字——帶她到一個房間，向她解釋情況的嚴重性。潘格蘭先生因嚴重腦出血病況危急，恐怕不會再恢復意識。他才六十四歲。她沒有哭也沒有表情變化，只是站起來，走出醫院，再也沒有回去。
五星期後，監護局召喚莎蘭德與新的監護人作首次會面。她的第一個衝動是不予理會，但潘格蘭已經讓她深深意識到每個舉動都會有所影響。她學會了分析後果，因此得到的結論是：脫離目前困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表現得似乎很在意監護局的意見，以便讓他們滿意。
於是十二月，調查布隆維斯特期間她抽了個空，來到畢爾曼位於聖艾瑞克廣場的辦公室，一名年紀較長、代表監護局的女人便在這裡將莎蘭德厚厚的檔案交給畢爾曼律師。女人和善地詢問莎蘭德的近況，見對方以悶不吭聲作為響應，她似乎很滿意。約莫半小時後，她便獨自離去，將莎蘭德留給畢爾曼律師處置。
莎蘭德確定自己不喜歡畢爾曼。她趁著律師翻閱她的檔案時偷偷研究過了。年紀五十多歲。高個。星期二、五打網球。金髮。頭髮漸稀。下巴有個小凹洞。胡戈波士刮鬍水。藍色西裝。紅領帶加上金色領帶夾，還有刻著姓名縮寫NEB的裝飾袖扣。金屬框眼鏡。灰色眼珠。從茶几上的雜誌分析，他的興趣是打獵與射擊。
認識潘格蘭這些年來，他總會請她喝咖啡、和她閒聊。無論再怎麼逃離寄養家庭或逃學，他也從未失控發過脾氣。唯一真正惹惱他的一次，就是她在舊城區遭到那個人渣性騷擾後，被控傷害罪。你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嗎？你傷害了另一個人呀，莉絲。他的口氣就像個年邁的老師，而她也耐心地將他責罵的每一句話當成耳旁風。
畢爾曼沒有時間聊八卦。他馬上就總結出：潘格蘭並未遵守監護規定盡己之責，因為他顯然允許這個莎蘭德女孩負責自己的家用與財務。畢爾曼一開口就像審問似的：你賺多少錢？我要你給我一份你的財務狀況記錄。你平常都和誰在一起？房租都有按時繳嗎？喝酒嗎？潘格蘭同意你在臉上穿那些環嗎？有沒有注意衛生？
去你媽的。
就在「天大惡行」發生後，潘格蘭成了她的受托人。他堅持每個月至少見一面，有時候更頻繁。她搬回倫達路後，他們更幾乎成了鄰居。他住在霍恩斯路，只隔著幾條街，偶爾在路上巧遇還會相約到「吉飛」或附近其他咖啡館喝咖啡。潘格蘭從未試圖強迫她，只是曾經找過她幾次，替她買過一些生日小禮物。他說過只要她願意，隨時都能上他家去，但她幾乎沒有利用過這項特權。不過自從她搬到索德，每年聖誕夜去看過母親後，她總會和他一起過節。他們會吃聖誕火腿、下棋。她其實對下棋沒有太大興趣，但學會規則後便未曾輸過。潘格蘭是個鰥夫，莎蘭德則認為自己有責任憐憫他，以免他一人孤單過節。
她覺得自己虧欠他，而她向來不喜歡欠人。
先前是潘格蘭將她母親位於倫達路的公寓轉租出去，後來因為莎蘭德自己需要住的地方才收回。這間公寓約四十九平方米，破舊失修，但畢竟有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屋頂。
如今潘格蘭走了，聯繫既有社會的另一條線也斷了。畢爾曼是個截然不同的人。她絕不可能到他家過聖誕夜。他採取的第一步是設立新規定來管理她在瑞典商業銀行的戶頭。以前潘格蘭從不介意改變監護權規定，以便讓她處理自己的財務。她自己付賬單，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存款。
聖誕節前一個禮拜與畢爾曼會面之前，她已經作好準備；一到了那兒，她便試著解釋前一任監護人很信任她，而她也不曾令他失望過。潘格蘭一向讓她自己管自己的事，並不干涉她的生活。
「那是問題之一。」畢爾曼敲著她的檔案簿說，然後便長篇大論地談起關於監護權的規定與政府法規。
「他很放任你，對吧？真不知道他怎能不受罰。」
因為他是個瘋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輩子都與問題少年為伍。
「我已經不是小孩。」莎蘭德如此響應，彷彿這樣的解釋已經足夠。
「對，你不是小孩。但我被指派為你的監護人，只要我還擔任這個角色，在法律與經濟上就得對你負責。」
他用她的名字開了一個新賬戶，她得向米爾頓的人事處報備，今後就使用這個戶頭。往日的美好時光結束了。從今天起，畢爾曼會替她付賬單，並且每個月給她一個額度。他表示希望她能提供所有消費的收據，而她每星期可以拿到一千四百克朗——「買食物、買衣服、看電影等等」。
莎蘭德每年賺的錢超過十六萬克朗，如果全職工作，接下阿曼斯基分配給她的所有任務，收入甚至能加倍。可是她的花費很少，不需要太多錢。公寓的費用大約是每個月兩千克朗，儘管收入不豐，儲蓄存款賬戶裡卻也有九萬克朗。只不過以後無法取用了。
「這麼做是因為我要負責管你的錢。」他說。「你得為未來存點錢，不過別擔心，這一切我會照料。」
我從十歲就開始照料自己了，你這討厭鬼！
「就社交觀點看來，你的情況還不錯，不必住院治療，不過這個社會對你有責任。」
他詳細地詢問有關米爾頓安保派給她的工作的性質，她出於直覺說了謊。她所描述的其實是她進米爾頓最初幾個星期的工作內容，畢爾曼認為她只是煮煮咖啡、整理信件——很適合有點遲鈍的人做的工作——因而顯得滿意。
她不知道自己為何撒謊，但這肯定是明智的抉擇。
布隆維斯特和范耶爾待在一起五小時後，當晚大部分時間加上星期二一整天都在整理自己的筆記，將家譜串連成容易理解的完整故事。此時呈現的家族史與他們公開顯現的形象天差地別，每個家族都有一些不可外揚的醜事，但范耶爾家卻有一籮筐。
布隆維斯特還得多次提醒自己真正的任務不是為范耶爾家族寫傳記，而是查出海莉的遭遇。范耶爾的傳記純粹只是為了迎合一般大眾的口味。一年後，他將得到那筆荒謬的酬勞——他已經在弗洛德擬訂的合約上簽了名。他希望真正的收穫會是范耶爾自稱擁有的關於溫納斯壯的資料。但聽了范耶爾的講述，他開始覺得這一年的時間不一定會白白浪費。一本關於范耶爾家族的書價值匪淺。很簡單，這個故事太棒了。
他從未想過自己也許能找出殺害海莉的兇手——假設她確實被害，而不是死於某件怪異事故。范耶爾認為一個十六歲女孩根本不可能自行離家出走，還在政府官僚全面監督下躲了三十六年，這點布隆維斯特也贊同。但是他也不排除海莉逃家的可能性，也許去了斯德哥爾摩，後來才出事——吸毒、賣淫、被強暴，或是單純出意外。
至於范耶爾則深信海莉遭到謀害，而且是親人下的手——有可能與他人連手。他會這麼想是因為海莉是在島上對外交通中斷、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車禍事故那幾小時的混亂時刻失蹤的。
愛莉卡說得對，如果他來是為了破解一樁謀殺懸案，接受這件任務的確太不合常理。但布隆維斯特漸漸發現海莉的命運在家族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尤其對亨利而言。不管范耶爾是對是錯，他對親人的指控在家族史中都像征著重大意義。這項指控已經公開三十餘年，不僅家族聚會的氣氛受影響，也導致怨怒與仇恨，進而動搖公司的根本。因此海莉失蹤的探究除了會自成一個章節之外，也為資料相當豐富的整個家族史串起一條紅線。無論他的主要任務是在海莉或撰寫家族編年史，都可以從詳細列出人物表為起點，這也是他那天與范耶爾第一次長談的用意。
該家族包括所有四等親與六等親的孩子在內共約上百人，由於人數實在太多，他不得不在電腦裡建立一個數據庫。他使用的是NotePad程序，這是兩名皇家技術學院成員所發明的極富價值的產品之一，只需付一小筆費用便能在網絡上使用的共享軟件。對於進行調查工作的記者而言，很少有這麼好用的程序。每個家庭成員在數據庫中都有自己的檔案。
他們的族譜可追溯到十六世紀初，當時的姓氏為范耶爾薩。據范耶爾說，這個名字可能源自於荷蘭姓氏范·赫爾史塔；若真是如此，族系便可追溯到更久遠的十二世紀。
在近代時期，該家族來自法國北部，於十九世紀初隨著讓·巴蒂斯特·貝爾納多特國王來到瑞典。亞歷山大·范耶爾薩是名士兵，本身並不認識國王，但因帶領駐軍表現傑出而揚名。一八一八年，他受封賞獲得海澤比地產。范耶爾薩自己也有錢，在諾蘭買下了大片林地。他的兒子亞德利安出生於法國，但應父親要求脫離了巴黎的沙龍生活，遠走諾蘭這個偏遠地區的海澤比，負責管理這塊產業。他開始利用從歐洲引進的新方法從事農林業，建立了紙漿廠與紙廠，赫德史塔便在工廠周圍發展成形。
亞歷山大的孫子名叫亨利，他將姓氏縮短為范耶爾，開展對俄貿易，並創立一支小小的商船隊，於十九世紀中葉來往於波羅的海諸國、德國與鋼鐵業發達的英國。老亨利多方發展家族事業，打造出規模不算太大的礦產業，以及幾家諾蘭地區最早的金屬業公司。他有兩個兒子，畢耶與戈弗裡，范耶爾宗族的雄厚財力便是由他二人打下基礎。
「你瞭解舊有的繼承法嗎？」范耶爾曾如是問。
「不瞭解。」
「我也不太清楚。據家族傳說，畢耶和戈弗裡爭得你死我活——他們在家族事業中爭權奪利，已經成了傳奇。在許多方面，權力鬥爭威脅到公司的存續，因此就在臨終前，他們的父親決定建立一個制度，讓家庭所有成員都能繼承到一部分事業——也就是股份。他確實用心良苦，然而最後卻導致無法從外面引進有能力的人才與可能的合夥人，反而使得整個董事會全都是家族成員。」
「到今天仍是如此？」
「一點也沒錯。如果有家族成員想賣掉股份，也只能賣給自己人。
現在，每年的股東會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家族成員。馬丁持有的股份超過百分之十，我賣了一部分給馬丁和其他人後還有百分之五。我哥哥哈洛德持有百分之七，但出席股東會的人多半只持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零點五。」
「好像中古世紀一樣。」
「很荒謬。也就是說，假如今天馬丁想施行某種政策，就得耗費時間去遊說，以便爭取至少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東支持。這是結盟、派系與陰謀的拼湊結果。」
范耶爾繼續講述歷史：
「戈弗裡於一九○一年去世，沒有子嗣。不，很抱歉，他其實有四個女兒，但在當時，女人並不算數。她們也有股份，但獲利的卻是家中的男性。一直到二十世紀後女人有了投票權，她們才得以參加股東會。」
「非常開放。」
「不必語帶譏諷，當時時代不同。總之……戈弗裡的兄弟畢耶有三個兒子：約翰、弗德烈和耶迪恩，全都生於十九世紀末。耶迪恩可以略去不提；他賣掉自己的股份移民到美洲去了。那裡至今仍有一個家族支系。不過約翰與弗德烈讓公司成了現代化的范耶爾企業。」
范耶爾拿出一本相簿，一面說一面指相片給布隆維斯特看。一九○○年代初的相片中，有兩個下巴堅毅、頭髮梳得油亮的男子，毫無笑意地瞪視著鏡頭。
「約翰是家族裡的天才。他受過工程師訓練，有幾項新發明取得專利，致力於發展製造業。鋼鐵成了公司的根基，但業務仍擴展到其他領域，如紡織等等。約翰死於一九五六年，有三個女兒：蘇菲亞、梅莉與英格莉，她們是第一批自動獲許參加公司股東會的女性。
「另一個兄弟弗德烈是我父親。他是個商人兼產業領導人，是他將約翰的發明轉化為收入。我父親在一九六四年過世，雖然在五十年代便已將日常的運作交給我處理，但他生前始終積極參與公司的管理。
「和上一代恰恰相反的是，約翰只有女兒，」范耶爾指著幾個頭戴寬邊帽、手撐陽傘的大胸脯女子的照片，對布隆維斯特說：「而我父親弗德烈只有兒子。我們共有五兄弟：理查德、哈洛德、葛雷格、古斯塔夫和我。」
布隆維斯特將幾張A4紙黏在一起，畫出他們的族譜。凡是一九六六年來到海澤比島參加家庭聚會的人，他都在名字底下畫線，至少理論上這些人可能和海莉的失蹤有關。
他剔除了十二歲以下的孩童——總得畫出一條界線。略加思索後，他也剔除了范耶爾。假如這位大家長與哥哥的孫女失蹤有關，那麼他過去三十六年來的行為應該屬於精神病的範疇。范耶爾的母親在一九六六年已經八十一歲，照理說也可排除在外。剩下的二十三人，據范耶爾的說法，都應該列為「嫌疑犯」。其中有七人已經去世，還有幾人也已經十分年邁。
范耶爾堅信海莉的失蹤與某個家族成員有關，布隆維斯特卻不想附和他的想法。嫌犯名單中必須再加入其他人。
弗洛德自一九六二年春天開始擔任范耶爾的律師。而除了家人之外，海莉失蹤時有哪些僕人？無論有無不在場證明，當年十九歲的根納·尼爾森和他父親馬紐斯都很有可能出現在海澤比島，此外還有畫家諾曼和牧師法爾克。法爾克已婚嗎？「東園」的農夫阿朗松和兒子約克就住在島上，在海莉成長過程中關係也夠密切，他們之間關係如何？阿朗松當時還有婚姻關係嗎？當時有無其他人住在農場上？
范耶爾家族成員一覽表
弗德烈·范耶爾（1886—1964）妻烏莉卡（1885—1969）約翰·范耶爾（1884—1956）妻葉妲（1888—1960）
理查德（1907—1940）妻瑪格麗塔（1906—1959）蘇菲亞（1909—1977）夫歐克·休格蘭（1906—1967）
戈弗裡（1927—1965）
妻伊莉貝拉（1928—）
馬丁（1948—）
海莉（1950—？）馬紐斯·休格蘭（1929—1994）
莎拉·休格蘭（1931—）
艾瑞克·休格蘭（1951—）
霍坎·休格蘭（1955—）
哈洛德（1911—）
妻英格莉（1925—1992）
畢耶（1939—）
西西莉亞（1946—）
阿妮塔（1948—）梅莉（1911—1988）
夫亞戈特·金德（1904—1987）
歐希安·金德（1930—）
妻阿涅絲（1933—）
雅各·金德（1952—）
葛雷格（1912—1974）
妻葉妲（1922—）
亞歷山大（1946—）英格莉（1916—1990）
夫哈利·卡爾曼（1912—1984）
瑪莉亞·卡爾曼（1948—）
提納·卡爾曼（1944—）
古斯塔夫（1918—1955）未婚，無子
亨利（1920—）
妻愛蒂（1921—1958）
無子
布隆維斯特將所有人名寫下後，名單增至四十人。此時凌晨三點半，溫度計指著零下二十一度。他好懷念貝爾曼路家中的床。
瑞典電信公司的工人將他吵醒。到了十一點，線路接通了，他也不再感覺工作上絆手絆腳。不過，他自己的電話卻依舊靜默無聲。手性開始有點賭氣，不打算打進辦公室。
他打開電子信箱，很快看完上星期收到的將近三百五十封郵件。他留下十來封，其他全是垃圾信和他訂閱的郵購目錄。第一封信來自
http://cloudflare.com/email-prote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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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protected]：「嗨，小莉。只想告訴你現在網絡通了，等你氣消之後可以找到我。海澤比是個樸實的地方，很值得一遊。M」午餐時間到了，他把筆記本電腦放進包裡，走到蘇珊橋頭咖啡館，一如往常坐到角落那張桌子。蘇珊為他送來咖啡和三明治，同時好奇地瞥了一眼他的計算機，並問他在做什麼。布隆維斯特第一次使用他的「官方」說法。他們互相開了幾句玩笑。蘇珊不斷慫恿他，如果想聽真話，一定得來找她。
「我替范耶爾工作了三十五年，他們內部的八卦我多半都知道。」她說完便裝模作樣地晃進廚房。
孩子、孫子，加上曾孫——後者也就不用包括進來了——弗德烈與約翰兄弟倆直到今日共有大約五十名子孫活在世上。這家人似乎都很長壽：弗德烈活到七十八歲，而哥哥約翰則活到七十二。弗德烈的兒子當中，如今尚在人世的哈洛德已經九十二歲，亨利也已八十二。
唯一的例外是三十七歲時死於肺病的古斯塔夫。范耶爾曾解釋說，古斯塔夫向來體弱多病且獨來獨往，幾乎從未真正融入家族過。他未曾結婚，也沒有孩子。
至於其他早逝的人則都不是死於疾病。理查德在冬季戰爭中喪命時，年僅三十四歲。海莉的父親戈弗裡在她失蹤前一年溺斃，而海莉本身也只有十六歲。布隆維斯特記下這個家族支系的怪異巧合——祖父、父親與女兒皆遭遇不幸。理查德唯一存活的後代馬丁，如今已五十五歲卻仍未婚。不過范耶爾解釋說，這個侄子其實有個女伴住在赫德史塔。
布隆維斯特在族譜中寫下兩點。第一，范耶爾家族中無人離婚或再婚，即使配偶早逝也一樣。他不知道就統計數據而言，這種情形是否常見。西西莉亞與丈夫分居多年，但顯然仍維持婚姻關係。
另一個特點是：弗德烈的後代，包括亨利在內，都在公司扮演領導角色，主要也都住在赫德史塔或鄰近地區，而全都生女兒的約翰那一支，則都在婚後散居於斯德哥爾摩、馬爾默、哥德堡或國外，只有在暑假或較重要的聚會時才會來到赫德史塔。英格莉是唯一例外，她兒子根納·卡爾曼就住在赫德史塔，是《赫德史塔快報》的總編輯。
范耶爾以私家偵探的思維判斷，兇手謀殺海莉的潛在動機也許能從公司的結構看出，還有他早先也一直不諱言海莉對他的重要性；兇手的動機也許是想傷害范耶爾本身，也可能是海莉發現有關公司的敏感消息，因而對某人造成威脅。這些全都只是臆測；然而，他也藉此指出十三個他認為可能涉及利害關係的人。
布隆維斯特前一天與范耶爾的交談也將另一點解釋清楚了。從一開始，老人提起家中許多成員時，口氣便充滿輕蔑與中傷，這讓布隆維斯特覺得很奇怪。他懷疑是老人對家族成員的猜疑扭曲了他對海莉失蹤案的判斷，但如今他逐漸瞭解范耶爾進行評估時冷靜得驚人。
在他眼前浮現的是一個在社會上、財務上十分成功，但在其他普通層面卻明顯失常的家族。
范耶爾的父親是個冷酷無情的人，他生下小孩之後便將教養與照料生活之責交給妻子。孩子們滿十六歲以前，只有在特殊的家庭聚會上才能偶爾見到父親，他雖要求他們出席，卻又對他們視而不見。范耶爾不記得父親曾以任何方式表達過愛意，反倒是經常數落他沒有能力，並以激烈言詞批評他。父親極少體罰，因為不需要。後來他由於在范耶爾企業表現傑出才終於獲得父親重視。
長兄理查德很叛逆。在某次爭執過後——至於爭執的原因，家人從未提及——這孩子便搬到烏普薩拉就學。范耶爾先前已經提過他的納粹生涯便是在此播下種子，最後更將他帶往芬蘭戰區。但他卻沒說另外兩個兄弟的一生也頗為類似。
一九三○年，哈洛德與葛雷格也跟隨理查德來到烏普薩拉。他二人十分親近，不過范耶爾無法確定他們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時間有多少。這幾個兄弟很明顯都加入了英達爾的法西斯運動「新瑞典」。哈洛德忠誠地追隨英達爾多年，首先加入瑞典國家聯盟，接著是瑞典在野團體，最後則是戰後的「新瑞典運動」。直到英達爾於九十年代去世之前，哈洛德始終是成員之一，有幾段時期他甚至是蟄伏的瑞典法西斯運動的主要捐款人之一。
哈洛德在烏普薩拉研讀醫學，而且幾乎是馬上就進入沉迷於種族衛生與種族生物學的圈子。他有一度在瑞典種族生物學研究所工作，身為醫師的他更是積極推動讓族群中不受歡迎的分子絕育的運動。
引述，亨利·范耶爾，卡帶二，○二九五○：
哈洛德甚至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他與人合著一本名為《人民的新歐洲》的書——謝天謝地，他用的是筆名。我直到七十年代才知道這件事。我手邊有一本，你可以看看。這肯定是以瑞典文出版的書中最令人作嘔的一本。哈洛德不僅主張絕育，還主張安樂死——亦即主動將不符合他審美品味與他心目中完美的瑞典人種形象的人殺死。換句話說，他以完美的學術文章、並涵蓋所有必要的醫學論據，懇求進行一場大屠殺，除掉那些條件不合格的人。不要讓薩米人２散，他們受到蒙古人影響。心理不健全的人會將死視為一種解放，對吧？解放女人、遊民、吉卜賽人和猶太人——你可以想像一下。在我哥哥的幻想中，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若是在達拉納省就好了。
戰後，葛雷格當上中學教師，後來還成為赫德史塔預備學校校長。范耶爾以為他在戰後已不屬於任何黨派，並放棄了納粹主義。葛雷格在一九七四年死後，范耶爾翻閱他的信件，才知道哥哥在五十年代加入了在政界沒有影響力卻怪異至極的秘密團體北歐民族黨，而且直到死前都還是黨員。
引述，亨利·范耶爾，卡帶二，○四一六七：
所以說，我的三個哥哥都是政治瘋子。在其他方面又有多病態呢？
在范耶爾眼中，多病的古斯塔夫是唯一值得給予幾分認同的哥哥，他在一九五五年因肺病去世。古斯塔夫一向不熱衷政治，而且似乎略帶有厭世的藝術家氣質，對於生意或到范耶爾公司工作毫無興趣。
布隆維斯特問范耶爾：「現在只剩你和哈洛德了。他為什麼要搬回海澤比？」
「他一九七九年就搬回家了。那棟房子是他的。」
「和你痛恨的兄弟住得這麼近，感覺想必很怪。」
「我並不恨我哥哥。若真要說的話，我可能是同情他。他根本是個白癡，而且是他對我有恨。」
「他恨你？」
「正是。我想這是他回來的原因，那麼他就能在有生之年離我很近地恨我了。」
「他為什麼恨你？」
「因為我結婚了。」
「我想這點你得作個解釋。」
最初，范耶爾與哥哥們失去了聯繫。所有兄弟當中只有他顯露出做生意的天賦，他是父親最後的希望。他對政治不感興趣，因此避開了烏普薩拉，轉而到斯德哥爾摩唸經濟學。滿十八歲後，每次休假與暑假期間他都會到范耶爾企業的某個辦公室工作，或是與集團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階層一起工作。他逐漸熟悉了家族事業中所有複雜糾葛的關係。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當時正值全面開戰，范耶爾被派到德國，前往范耶爾企業位於漢堡的分公司視察六星期。當年他才二十一歲，便由范耶爾企業的德國代理人，一個名叫荷曼·羅巴哈的公司老臣，負責陪伴指引他。
「我不會拿所有細節向你疲勞轟炸，不過我去的時候，希特勒與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還沒有東戰線。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無敵。
當時有一種……既樂觀又絕望的感覺，這樣說應該沒錯。五十多年後，那種心情仍難以用言語形容。你別誤會，我不是納粹，而在我看來，希特勒就像輕歌劇裡的荒謬角色。但在當時，漢堡的平民百姓無不對未來持樂觀態度，你幾乎無法不受影響。儘管戰爭愈來愈接近，我在漢堡時也經歷過幾次空襲，但民眾似乎認為那只是暫時的動亂，不久和平便將降臨，希特勒也將建立他的『新歐洲』。大家寧可相信希特勒是神。文宣中似乎有這樣的意味。」
范耶爾打開眾多相簿之一。
「這就是羅巴哈。他於一九四四年失蹤，可能是在某次空襲中被炸死了，我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在漢堡那幾星期，和他漸漸熟絡。我和他與他的家人住在漢堡一處高級住宅區的豪華公寓裡，每天都待在一起。他和我一樣不是納粹，但為了方便起見入了黨。他的黨證為范耶爾企業開啟大門、製造生意機會，而做生意正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為他們的火車製造貨車廂——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們的車廂有沒有去過波蘭。我們出售布料讓他們做制服，出售真空管讓他們做無線電接收機——不過老實說，我們並不知道這些商品的真正用途。羅巴哈知道如何爭取合約，他這個人很有趣、性情又好。完美的納粹人。後來我慢慢發現他也有一個拚命想隱瞞的秘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早，羅巴哈來敲我的房門。我的房間與他妻子的臥室相鄰，他以手勢示意我靜靜地穿好衣服跟他走。我們下樓後，坐在吸煙室裡。羅巴哈整夜沒睡，一直在聽收音機，我這才察覺事態嚴重。『紅鬍子行動』已經展開，德國在仲夏節前夕侵略了蘇聯。」范耶爾無力地擺擺手。「羅巴哈取出兩隻杯子，替我們倆各倒一大杯烈酒。他顯然受到震撼。當我問他這代表什麼時，他有先見之明地回答說，這代表德國和納粹完了。我只是半信半疑——畢竟希特勒看似無人能敵——但羅巴哈和我為德國的衰敗乾了一杯。然後他便將注意力轉向現實面。」
布隆維斯特點點頭，表示他還在聽著。
「首先，他無法聯絡我父親徵求指示，但他主動決定縮短我訪德的行程，送我回家。其次，他請我幫他一個忙。」
范耶爾指著一幅泛黃的畫像，畫中有個露出四分之三側面的深髮色女子。
「羅巴哈結婚四十年，但在一九一九年遇見一名年紀小他一半、充滿野性美的女子之後，便陷入瘋狂熱戀。她是個貧窮、單純的縫紉女工。羅巴哈追求她，而且也和其他許多有錢男人一樣，可以將她安置在離他辦公室不遠的公寓。她成了他的情婦。一九二一年，她生下一個女兒，取名為愛蒂。」
「富有的老男人，貧窮的年輕女子，和一個愛的結晶——這在四十年代應該不至於引發醜聞。」布隆維斯特說。
「對極了。只可惜有一點：那個女人是猶太人，因此羅巴哈在納粹德國有一個猶太女兒。他成了他們所謂的『種族叛徒』。」
「啊……這樣的情況確實不同。後來怎麼樣了？」
「愛蒂的母親在一九三九年被發現，後來失蹤了，我們只能猜測她的下場。他們當然知道她有個女兒尚未列入流放名單，而專門負責追蹤逃亡的猶太人的蓋世太保們也正在尋找她。一九四一年夏天，我抵達漢堡那個星期，他們不知怎麼從愛蒂的母親追查到羅巴哈，因而傳喚他去面談。他承認他們的關係，也承認有個女兒，但聲稱自己已經十年未與女兒聯繫，不知道她人在何處。」
「那麼他女兒在哪兒呢？」
「我在羅巴哈的家中天天與她碰面。一個甜美又安靜的二十歲女孩，她替我打掃房間，也幫忙準備餐點。到一九三七年，對猶太人的迫害已經持續數年，愛蒂的母親哀求羅巴哈伸出援手。他也確實幫忙了——羅巴哈對這個私生女的愛並不亞於婚生子女。他把她藏在他所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地方——就在眾人眼皮底下。他替她偽造文件，請她來幫忙家務。」
「他妻子知道她是誰嗎？」
「不，她似乎毫不知情。就這樣平安地度過四年後，羅巴哈覺得危險已逐漸逼近。蓋世太保遲早會找上門來。於是他將女兒找來，並向我介紹她的真實身份。她很害羞，甚至不敢直視我。她肯定大半夜都沒睡，等著被召喚。羅巴哈請求我救她一命。」
「怎麼救？」
「他全都安排好了。我原本還要再待三星期，然後搭夜車到哥本哈根，再轉搭渡輪過海峽——即使在戰時，這樣的旅程也相當安全。就在我們交談過後兩天，范耶爾企業名下的一艘貨船即將從漢堡啟程前往瑞典。羅巴哈希望我改搭這艘貨輪，立刻離開德國。我改變行程的計劃必須經過維安部門許可，那只是形式上的手續，沒有問題。但羅巴哈希望我上那艘貨輪。」
「應該是和愛蒂一起吧？」
「愛蒂是偷渡上船，船上有三百個裝機器的板條箱，她被藏在其中一個裡頭。船還在德國水域時，她萬一被發現，我得負責保護她，防止船長做出任何蠢事。等到離德國有相當距離了，再放她出來。」
「聽起來很可怕。」
「我覺得很簡單，卻沒想到這趟旅程竟變成一場噩夢。船長名叫奧斯卡·葛拉納，奉命照顧僱主這個傲慢的小繼承人讓他老大不高興。我們在六月初的晚上九點左右離開漢堡，船正要駛出內港時忽然響起空襲警報。英軍突然轟炸，這是我經歷過最大規模的一次，主要目標當然就是港口。但我們幸運地脫險，後來有一具引擎出現故障，又在佈滿水雷的水域中度過暴風雨的驚魂夜，才在第二天下午抵達卡爾斯克魯納。你很可能會問我那個女孩後來怎麼樣了。」
「我大概猜到了。」
「想當然耳，我父親大發雷霆，因為這番愚蠢的冒險行動可能讓我失去一切，而女孩也可能隨時被逐出瑞典。然而我已經像羅巴哈愛上她母親一樣，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她。我向她求婚，並向父親發出最後通牒：要麼他答應我們結婚，要麼他另外再去找個笨小子繼承家業。他屈服了。」
「可是她死了？」
「對，一九五八年，實在太年輕了。她有先天性心臟病，結果我無法生育小孩。這也是我哥哥恨我的原因。」
「因為你娶了她？」
「因為——套他的話說——我娶了一個骯髒的猶太妓女。」
「可是他是個瘋子。」
「這句話說得實在太好了。」——
註釋：
１主顯節（EpiphanyDay），紀念耶穌基督向外邦人（東方賢士）顯現的日子，為每年一月六日。
２北歐地區的原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