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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九章 逼上梁山 文 / 陶純

    33.難道你們會變戲法

    二機部的幾個核工廠,數蘭州鈾濃縮廠最為關鍵。蘭州北郊,黃河岸邊,依山傍河而建的巨大廠房,大約有一百米寬,一公里長,十幾米高,氣勢磅礡,令人歎為觀止。1960年前後,這樣規模的廠房,在全國恐怕都很少有。2007年,筆者前去參觀時,雖然這個廠房已經停用,但他的規模和氣勢仍然讓我們稱奇。

    蘇聯領導集團撕毀協議的跡象顯露出來後,聶榮臻和二機部首先想到的就是蘭州鈾濃縮廠。這個廠的設備……幾千台擴散機……全部依賴蘇聯進口,雖然它能提供的,是它淘汰下來的舊設備,但是,如果因為中蘇關係破裂而影響到這些設備進入中國,那麼,中國的原子彈計劃,無疑就會擱淺,因為即便你完成了原子彈的設計,但如果你拿不出核燃料……鈾-235,原子彈就不是原子彈,只是普通的炸彈。

    1960年春天,巨大的廠房竣工了。房子蓋好後,就等蘇聯方面把幾千台設備運來安裝了。

    當時,在這座工廠工作的蘇聯專家,將近50名,負責人叫哈里東諾夫,他曾擔任過蘇聯烏拉爾鈾濃縮廠總工程師,對中國人十分友好。他曾對廠長王介福、副廠長王中蕃一再說過,如果廠裡需要,他做醫生的妻子可以到廠裡的醫院來,為職工看病,不要任何報酬。較長一段時間裡,以哈里東諾夫為首的蘇聯專家,和廠裡的中國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於現在廠裡的老人談起這些蘇聯專家,說,他們絕大多數對我們太好了。

    但是,哈里東諾夫也有一個特點:這人太認真,尤其是工程質量方面,十分認真,一點都不含糊,一點都不能通融。

    廠房一建好,王介福和王中蕃就去找哈里東諾夫,請他趕緊和國內聯繫,把設備運來。哈里東諾夫異常認真地搖著頭:「不行,廠房清潔度達不到安裝機器的要求。」

    王介福說,我們已經打掃過了。

    哈里東諾夫兩手一攤:「擴散機是非常敏感的設備,有一點灰塵埃都不行,人在裡面工作都要換衣服、戴鞋套,戴頭套。你們必須讓它達到標準,我才能讓我的設備運過來。」

    王介福問:「我們馬上干。要達到您說的潔淨度標準,您看需要多長時間?」

    哈里東諾夫豎起一根指頭:「至少一個月!」

    王介福電話請示二機部副部長袁成隆。袁成隆說,一個月太長了,必須盡快讓他把設備運來,越快越好,再耽誤,誰知道會出什麼意外?

    王介福就又去見哈里東諾夫,說:「總顧問同志,不就是打掃個衛生嗎,還要一個月?最多一個星期。」

    哈里東諾夫搖搖頭,說:「哈拉少,你吹牛!」

    王介福說:「一個星期我都多說了。三天!三天後你來看!」

    哈里東諾夫笑得更歡了,怎麼也不信。他和其他蘇聯專家住在蘭州專家招待所,王介福讓他們回去等著。

    王介福回來一說,廠領導也都覺得不可能。這麼大的廠房,一看就讓人頭疼,靠幾百個工人,三天幹完,做夢去吧!王介福說,這個東西人人會幹,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發動起來,不吃不喝不睡覺,三天也得幹完!結果,全廠大動員,上至70多歲的老人,下到上一年級的小學生,甚至腆著大肚子的孕婦,幾千人,全都動起來了,人們提著鐵桶,拿著拖布、臉盆、抹布、小鏟子,湧進了那個巨大的廠房裡……

    那三天像打仗一樣,整個廠房燈火通明,人們輪班吃飯、睡覺、幹活,抹布不夠用,有人當場脫下衣服撕成抹布,蘸上水就擦,凡是夠得到的地方,統統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三天後,王介福把哈里東諾夫請了來,哈里東諾夫戴上白手套,把他認為是死角的地方摸了一個遍,他相信了,說:「哈拉少,合格了,而且超過了我的標準。」

    眾人都舒了一口氣。

    哈里東諾夫愣一陣,對王介福說:「但我還是不理解。難道你們會變戲法?這個在我們那裡,至少一個多月的工程量,你怎麼用三天幹完了?你的方法是什麼?你能告訴我嗎?」

    王介福想了想,就說:「很簡單。」

    問:「簡單?簡單是什麼東西?」

    王介福說:「大躍進。**思想和群眾運動一結合,就成功了。」

    哈里東諾夫似懂非懂的笑了。當天他就簽了字,第二天就派人到滿洲裡催要設備。不多久,幾千台設備運來了。消息傳到北京,宋任窮、劉傑、錢三強總算鬆了一口氣。

    34.你們不能刁難人

    按照中蘇雙方的協定,導彈發射場建好後,由中方從蘇聯購買一枚p。2導彈,進行首次發射,用於檢驗發射、跟蹤、測試和彈著區數據處理等技術,並為即將出廠的第一批仿製導彈做試驗準備。1960年4月,導彈運抵發射場,一切準備有條不紊,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簽字,批准發射。

    預定的發射日期一天天迫近,這時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蘇聯方面突然提出:「中國購買的用於發射訓練的導彈,須經蘇聯國防部長同意,才能進行發射試驗。」

    沒辦法,聶榮臻只好給蘇聯國防部長寫信,對方回信,同意了。但有一個附加條件:發射導彈必須使用蘇聯所產的燃料。

    p。2導彈使用的燃料是液氧。此時,中國已有能力生產合格的液氧。為了能盡快試射導彈,只能滿足蘇聯的附加條件,向蘇聯訂購液氧,要求蘇聯的第一批液氧於5月下旬,第二批於6月上旬運抵基地。然而,蘇方卻製造種種借口,一拖再拖,最後答應7月份運抵中國。

    6月底,李福澤命令基地工程部,派人前往東北邊境小鎮綏芬河,準備接收蘇聯提供的液氧。

    方平那時是基地特種燃料站的技術員,他們10個人到達綏芬河後,天天到車站上去等,一列列火車駛過,一個月過去了,心急如焚的他們沒有等到運送液氧的槽車,等來的卻是基地發來的密碼電報:「蘇聯國防部已電告我國防部,因西伯利亞液氧廠發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事情報到聶榮臻那裡,聶榮臻指示:綏芬河接貨的車,立即去吉林102廠,也就是吉林化肥廠,裝運中國自己生產的液氧。按照國防部的要求,102廠立即啟動了生產線。該廠經過5天苦戰,如期完成了32噸液氧的生產任務。方平他們押著液氧槽車,晝夜兼程,往基地趕。液氧差不多有零下一、二百度,大夏天的,槽車周圍結了很厚的冰,方平他們在車廂裡得穿著羊皮大衣,凍得說話都嗑巴。可是他們心裡高興,盼著回去打導彈呢。

    回到基地,蘇聯燃料專家斯切潘諾夫帶人做了化驗,結果表明,中國生產的液氧完全符合導彈加注使用的技術指標。李福澤拿著這個化驗報告,激動地去找第一試驗部的蘇聯專家組長契爾科夫,希望他批准加注燃料。

    誰知,契爾科夫根本不看李福澤遞過來的報告單,說:「你們的液氧有雜質,不合格。」

    李福澤說:「這是你們的專家化驗出來的結果,沒任何問題!」

    「那……你們不具備化驗條件,化驗結果不能成立!」契爾科夫停了停又說,這是你們中國第一次搞發射,來不得半點馬虎,弄不好要死人的!蘇聯第一次發射導彈時,操作手很緊張,都尿了褲子。

    李福澤氣得哆嗦:「你們嚇得尿褲子,和我們的燃料是兩回事!你們不能刁難人!」

    在李福澤的強烈要求下,連孫繼先都出了面,契爾科夫才答應,到燃料站,當著他的面重新化驗。結果,仍然是合格。孫繼先說:「既然是合格的,那就加注吧。」

    契爾科夫表示,他回去請示一下再定。很快他回話說,還是不行,因為:「在蘇聯,生產導彈燃料都有專門的工廠,而你們的液氧卻是一個化肥廠生產的,所以不能用。」

    孫繼先氣得臉都白了:「你管哪兒生產的,只要合格就應該用!」

    李福澤吼道:「我們就用這個打導彈,請你們參加。」

    契爾科夫說:「我們不參加,你們自己打吧,我們根本不負責。」

    契爾科夫扭頭走了。方平問站在一邊的斯切潘諾夫:「液氧明明合格,你是知道的,為啥不讓用?」斯切潘諾夫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說我是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也扭頭走了。

    由於發射導彈的最終決定權掌握在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手中,所以,這枚導彈一直無法發射。而液氧的自然蒸發量很大,每天要損耗掉約500公斤,到後來只剩下了十幾噸,已不能滿足發射導彈的需要。到最後,方平他們只好將剩餘的液氧全部傾倒在戈壁灘上。這令人憤慨的一幕,他們一輩子都無法忘卻。而這時,中蘇兩國的關係,也到了徹底破裂的邊緣。人們明白了,指望別人的施捨來鑄造護國的盾牌,從來就不可能。

    35.鈾濃縮廠是重中之重

    蘭州鈾濃縮廠。設備雖然運來了,但幾千台設備,要連接成幾公里長的生產線,而且一點差錯還不能出,仍然是一項讓人頭疼的任務。因此,二機部仍然把蘭州鈾濃縮廠當成重中之重。

    副部長袁成隆從北京趕到那裡。後來,袁成隆回憶說,在他們走之前,我們得想辦法做做他們的工作,擠出點兒東西來。就算擠不出來,我們也要做好團結他們的工作。我去鈾濃縮廠蹲點,跟廠領導王介福、王中蕃等人一起研究決定,別怕花錢,可以買點禮物啊什麼的,要對人家友好。我們跟蘇聯專家座談,說你們幫助我們,很感激你們,很惋惜的一點就是你們要走了的話,我們的事業怎麼辦?這肯定要受影響了。我們的誠摯打動了專家,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願意幫助我們,盡量幫我們把事情完成。

    廠長王介福一直以來,和以哈里東諾夫為首的蘇聯專家組相處得很好。王介福身體特別健壯,一頓能吃二斤半牛羊肉,能喝酒,頭上常年戴一頂回民小帽,腳上穿一雙磨禿了頭的黑皮鞋,整天在廠房裡轉,新來的人常把他當成食堂的夥計,可一到正式場合,他就把自己打扮成外交官一樣,衣冠整齊,乾乾淨淨。他曾擔任過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的外交官,是政務參贊。濃縮廠是中央的廠子,但王介福和省裡市裡的關係處得非常好,在餓肚子的年代,他經常能搞到一些特殊商品,供蘇聯專家享用。他常說,蘇聯專家是咱們請來的,是咱的老師,一定好好待人家。王介福的真誠讓哈里東諾夫等專家十分感動,他們也就打心眼裡願意幫助中國,一心一意想把生產線連接好。經過一番苦戰,終於搶在蘇聯撤專家前,把設備安裝得差不多了。

    即使把幾千台設備安裝好了,也還不行,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把這些設備啟動起來。分幾批啟動,怎麼啟動,何時啟動,諸如此類的問題需要經過複雜的計算,稍有差錯,就拿不到合格的鈾-235,弄不好還有巨大的危險,核燃料如此出了問題,不僅造不出原子彈,還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時間越來越緊迫。蘇聯撤專家的跡像已經很明顯了。王介福、王中蕃帶領王成孝等一批技術人員,整天跟著哈里東諾夫,希望跟他多學一點。啟動設備,需要很多的前提條件,即使再抓緊,也不可能在近期內啟動。誰都清楚,蘇聯專家一走,要想啟動,困難就大了。王中蕃有一天對哈里東諾夫說:「你們一走,我們很困難。」哈里東諾夫那時可能沒想到中蘇關係會糟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說:「沒有關係,我從頭至尾告訴你們怎麼做。假如我走了你們還不會,可以寫信給我,我會告訴你們。」

    果然,不幸的事情很快發生了,由於哈里東諾夫是個關鍵人物,蘇聯方面通知他,提前回國。王中蕃回憶說,他們催他走,可我們實在想留他,哪怕多留一天。蘇聯的飛機停在蘭州機場,要帶他走,我們就想辦法把飛機一個輪子弄出來一點毛病,又延長了一天,他又多給我們講了一些有用的東西。王中蕃又說,哈里東諾夫是一個好人啊,對我們太好了。但也有壞的,有一個專家最壞,簡直是個特務,硬逼著把材料運走了。

    由於鈾濃縮廠是個關鍵地方,蘇聯駐廠專家走得早,走得急,是在蘇聯宣佈大規模召回專家前,就突然離開的。有些專家想不通,認為搞個半拉子就走,沒把事業完成,心裡不安寧。有些專家還難過得流了淚。有的說:「等兩國關係好了,我們再回來,幫你們把這個事情做完。」他們按照上頭的要求,迅速整理完資料,焚燒了保密本,戀戀不捨地走了。

    後來的歷史再也沒有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蘇聯專家離開蘭州鈾濃縮廠的時候,幾千台設備基本上連接起來了,但還需要進一步檢查、調整。此時,離它們啟動,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36.「毀滅性的打擊」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政府,宣佈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和顧問,並於9月1日前全部離境。同時單方面撕毀了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終止343項專家合同和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並要中國歸還在朝鮮戰爭期間購買蘇聯武器裝備所欠下的350億元債務。

    事實上,蘇聯的照會未到之前,撤專家就已悄悄開始。核武器研究院的蘇聯專家為數最少,走得最早,6月上旬,「啞巴和尚」列捷耶夫等人就借口回國避暑離開了。7月6號,在北京核工程設計院工作的專家離開,7月8日,蘭州鈾濃縮廠的專家離開。到8月23日,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回國,並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

    從7月中旬起到8月22日,蘇方撤走了在導彈研究院工作的全部專家,帶走了他們掌握的全部技術資料。

    接到蘇聯政府的照會後,副總理李富春於7月18日趕到北戴河,向正在那裡的**匯報。**因為已經早有心理準備,因此他並沒有震驚,也沒有生氣,而是說了幾句意味深長的話。他對李富春等人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多少年後回憶起來,都覺得**的話太精妙了。人家真給了你尖端技術,你恐怕永遠都得對人家感恩戴德,永遠受制於人家,這是明擺著的。

    赫魯曉夫集團的這個決定,美國人都覺得有點過分,也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但這個結果,卻是他們願意看到的。中蘇兩個友好國家的分崩離析,使美國少了一塊心病,社會主義陣營的尖銳矛盾,可以使西方獲取更大的利益。

    那一陣子,國際敵對勢力幸災樂禍,認為這是對中國「毀滅性的打擊」。

    赫魯曉夫甚至說:「搞原子彈,他們到頭來連褲子都沒得穿的。」

    有的蘇聯專家說:「我們走了以後,你們就處於技術的真空,以後你們就該賣廢銅爛鐵了。」

    還有的說:「離開我們,估計你們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在那個時候,這樣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多數工程還是半拉子工程,重要的圖紙資料要麼燒了,要麼帶走,全中國的科學家,沒有一個人見過原子彈,誰能保證,中國人還能造出原子彈?

    曾經擔任聶榮臻秘書的周均倫說,蘇聯撤走專家,中斷協議後,聶帥讓兩彈系統專門搞了一個調查,我這兒還記的有數據,單是核方面,協定中30個工程項目,23個沒有完成,其中14個項目沒完成設計,9個無法再建,被迫停止,購買的設備、儀器、材料只有13個項目完成供貨,一些關鍵設備和新技術材料始終未到。

    儘管如此,中國最高層沒有絲毫的服軟。1960年9月,中蘇兩黨在蘇聯舉行高級會談,中方團長***在發言中說:「中國**、中國人民將永遠感謝蘇聯黨、國家和人民曾經給予我們的支持和幫助。但是,中國**永遠不會接受父子黨、父子國的關係。你們撤走專家,中斷協定,給我們造成了困難和損失,影響了我們國家建設的整個計劃和外貿計劃,這些計劃都要重新進行安排。中國人民準備吞下這個損失,決心用自己雙手的勞動來彌補這個損失,建設自己的國家……」

    畢竟相處了幾年,畢竟曾經有過兄弟般的友誼,大多數蘇聯專家是抱著遺憾、甚至歉意道別的。他們留下的話語中,也有真誠的鼓勵。蘇聯駐中國原子能總顧問扎吉江走時,陳毅、宋任窮、劉傑一起到機場送行,陳毅等人一再表示感謝,扎吉江也很激動,說,中國人的格瓦拉(腦袋)是很聰明的,你們很早就有四大發明,你們一定會成功,沒有蘇聯的援助,你們自己也可以搞出來,那些東西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

    儘管赫魯曉夫和蘇聯領導人背信棄義,不留餘地,中國政府還是從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出發,對蘇聯的做法採取了克制態度。陳毅代表中國政府,在人民大會堂為蘇聯專家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宴會。陳毅講道:「我們彼此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感情,你們是我們的良師益友,你們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要回國了,老實說,我們不想讓你們走,捨不得你們走,你們走了,我們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是,我們只能尊重你們政府的意見,只能讓你們走……來,大家舉起杯來……」

    人們站了起來,有人舉杯,有人互相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37.世界上最重的東西,莫過於責任啊

    勿庸置疑,蘇聯撤走專家,帶走資料,對中國經濟和軍事建設的打擊是全面的、沉重的。導彈、原子彈兩個領域,又是重災區。

    **7月18日的講話傳達下去後,廣大幹部和科技人員感到振奮。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了一次高級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表示,不能被壓服,也沒有什麼事情會難住中國人民,必須咬牙幹下去。據說賀龍氣得用煙斗猛敲桌子,提出要發憤圖強,打掉一切依賴思想,下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然國防尖端技術。聶榮臻表示,逼上梁山,自己幹吧!

    這次會議還決定,用國產燃料,發射那枚本該早就發射出去的導彈。周恩來指定副總長張愛萍去現場主持這次發射任務。

    9月初的一天,張愛萍的乘坐的裡。2專機降落在導彈試驗基地的專用機場,李福澤去接他。剛下飛機,張愛萍的帽子就被一陣大風吹得不見了蹤影,他幽默而感慨地說:「呵,剛一到就給我一個下馬威!現在全世界都在颳大風,誰要是堅持不住,那就完蛋了!」

    他的意思顯然是,不要被大風吹跑吹倒,不要當熊包。

    這枚蘇制p。2導彈的發射,應該說是有把握的,儘管這是中國大地有史以來第一次飛起導彈,但基地上上下下為了這次任務,準備了大半年,早就嗷嗷叫了

    1960年9月10日凌晨,在蘇聯專家撤離導彈試驗基地後的第17天,使用國產燃料成功發射了這枚蘇制p。2地對地近程導彈。證明基地各個系統運轉是正常的,同時證明我國生產的導彈燃料是過關的。一個缺憾是,這枚導彈是蘇聯製造的,而不是中國的。

    上上下下都在期盼中國自己研製生產的導彈。

    1960年,位於北京花園路的核武器研究院比以前熱鬧多了,不斷有人調到這裡來,新面孔天天有。蘇聯撤專家後,有人把院牆上「發奮圖強」中的「奮」字,改成了「憤」。

    9月的一天,宋任窮、劉傑等二機部領導來到這裡。宋任窮問剛剛調來不久的朱建士,你是學什麼專業的?朱建士回答說,學空氣動力學的。宋任窮說,是啊,就是要有動力啊,要憋著一口氣產生動力。

    那天晚上,在原先準備接收蘇聯原子彈樣品的倉庫裡,一百多名幹部和大學生聽宋任窮作自力更生的報告。他說,我們要徹底甩開洋拐棍,依靠中國自己的科學家,搞出原子彈來。

    但就在宋任窮剛做過報告不久,中央決定他到東北局當第一書記。自從他來二機部,一直和劉傑一個辦公室辦公,這樣的好處是商量事情方便,少佔地方,也算是勤儉節約。幾年來,二人配合很好,劉傑覺得蘇聯人剛走,宋任窮這時候離開,真有點不是時候。雖然算是高昇,但宋任窮打心眼裡也不想走。他找聶榮臻、賀龍和羅瑞反映,我當那個第一書記不行,對原子能有感情了,還是繼續干吧。最後又到書記處找彭真和***。***對他說,**已經定了,不要再提了。周恩來問他,二機部的工作誰來接合適?

    宋任窮推薦了劉傑。

    劉傑是河北威縣人,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1948年,33歲的他就擔任了察哈爾省委書記,1952年來地質部當副部長之前,是河南省委的副書記。他為人低調,有學者風度。在新中國早期的地質工作和鈾礦探尋中,他發揮了重要作用。

    宋任窮要走了。他和錢三強告別時,動情地看著錢三強,故作輕鬆地一笑,說:「三強,我這個窮鬼走了,可你這個錢還在呀!有你在就不怕,我相信一定能幹成!」

    **同意劉傑接任。周恩來找劉傑談話時,劉傑提出,這個擔子太重,他怕擔不起,只想幹好這個副部長,請中央再選部長。周恩來說,**、黨中央相信他一定能幹好。

    宋任窮離開之前,劉傑提出一起吃個飯。宋任窮說免了吧,部裡這時候太忙亂,哪有心情吃飯呢。最後王鶴壽個人出錢,在北京飯店請他吃了一頓告別飯。

    宋任窮動身去東北前,***、彭真去給他送行,劉傑也在場。***對劉傑說:「你的責任確實重大,你要勇敢地擔當起來。」彭真也說:「有困難就提出,你這個人不好提要求,你要注意這一點。」

    劉傑後來回憶說:「當時的情況下,我感覺壓力確實是很大的。但也覺得既然決定了,就義不容辭。我也深深感覺到,世界上最重的東西,莫過於責任啊!」

    在整個中國原子彈工程實施工作中,錢三強一直處於一個特殊的位置。他不同於美國「曼哈頓計劃」中的奧本海默,領導一批物理學家致力於原子彈設計;也不同於著名物理學大師費米,組織人員集中精力解決鏈式反應的關鍵技術,錢三強在中國的核科學家中,起到的是磁鐵的作用,團結並組織大家集體攻關;他在領導決策面前,要當好參謀,提出對策,不讓問題卡殼;他要知人善任,把人放在最合適的崗位上……

    宋任窮算是錢三強的直接領導,他後來評價說,錢三強在中國原子能事業中,起到了別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1990年,錢三強回憶到1960年蘇聯撤專家毀協議時,自己的心情,他說:「我很清楚,這對於中國原子核科學事業,以至於中國歷史,將意味著什麼。前面有道道難關,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軍萬馬就會擱淺。真是這樣的話,造成的經濟損失且不說,中華民族的自立精神將又一次受到莫大創傷。」他又說:「但是,歷史的進步是客觀存在。中國已經改朝換代了。尊嚴和骨氣,再也不是埋在地層深處的礦物。」

    這個時候的錢三強,是冷靜的。一些已經出場和即將出場的重要科學家,他們的人生轉折,都與錢三強有關。

    第一枚導彈打成功後,聶榮臻請錢學森、梁守槃、屠守鍔、任新民等導彈研究院的專家們座談。錢學森坦言:「現在國家遇到來自多方面的困難,國外壓我們,國內經濟困難,反右鬥爭一些科技人員也受委屈,有的人自然有想法,有點怨氣,但是,我們絕大多數人決不會動搖對祖國、對黨的信心,我們導彈研究院的同志,一定會在撤走專家的壓力面前挺直腰桿,我們通過努力能夠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導彈事業。請聶帥轉告中央放心,蘇聯壓不倒我們。」

    聽了這話,聶榮臻高興地說:「蘇聯一逼我們,我們反而可以早一點站起來,早一點獨立干。黨和國家相信我們自己的科學家,相信你們會成功。」

    中國需要護國的長箭,更需要戰勝困難的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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