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章 文 / 陶純
38.那是火箭飛馳時留下的煙雲
在錢學森、任新民等人有力帶動下，1960年3月，在北京西南郊建成了中國第一台大型液體火箭發動機試車台。6月份，按照蘇聯的圖紙，由中國自行生產的p。2導彈總裝完成。10月17日，錢學森組織了發動機90秒典型試車，試車取得了成功。這表明，「1059」任務進入倒計時。
中央軍委把這種型號的導彈命名為「東風一號」。這應該算是中國東風系列導彈的鼻祖了，雖然它沒有列裝。
10月下旬，軍委決定在當年11月至12月間實施「1059」發射任務。為了加強對這一任務的領導，軍委還批准成立了試驗委員會，張愛萍任主任委員，孫繼先、錢學森、王諍任副主任委員。
10月23日凌晨4時40分，一列戒備森嚴的專列緩緩駛出北京，這趟專列有18節車廂，裝載著三枚國產「東風一號」，其中戰鬥彈兩枚，測試彈一枚，由20多名全副武裝的戰士押運。經過5天5夜的行軍，專列於27日下午抵達導彈試驗基地。
在此之前，錢學森、任新民、梁守盤、莊逢甘、屠守鍔、梁思禮等專家早已到達基地，指導發射工作。臨近發射前，張愛萍、陳士矩、趙爾陸、方強、張勁夫等人乘飛機趕到基地。由於是第一次發射中國自己製造的導彈，聶榮臻深感事關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他不放心，決定也去現場。當時他身體很不好，心臟病頻繁發作，飛機顛簸得厲害，醫生不同意坐，他是坐火車去的，10月30日出發，11月4日到達導彈發射基地。基地副司令張貽祥回憶說：「那年聶帥到基地指揮導彈試驗，是帶著氧氣瓶來的。我給他削了一個蘋果，他只能吃下半個。我讓食堂想辦法搞來一隻雞，給他熬了一碗湯，送到他面前時，他批評我：現在這麼困難，一個領導幹部，怎麼搞這樣的特殊化！然後又心平氣和地對我說：**員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是要注意和群眾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他讓我把雞湯端給了醫院的病號。」
幾十年後，張貽祥談起這件事時，眼睛仍然是濕潤的。
雖然這是聶榮臻第一次來基地，但他並不感到陌生，因為試驗場的場址，是由他最後選定報給**的，他不知道在地圖上凝視過這裡多少回。他冒著零下二十度的嚴寒，來到發射陣地，撫摸著那枚長長的墨綠色的彈體，對身邊的人說：「這是一枚爭氣彈，一定要打好。」
11月5日清晨，太陽即將從地平線上升起，發射時間快要到了，聶榮臻在張愛萍、趙爾陸、錢學森、張勁夫等人陪同下，來到了由幾間活動房子搭成的指揮所，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這裡離發射陣地約5公里遠。
9時整，一聲巨響，大地顫動起來。指揮所裡的人看到了導彈尾部噴射的烈焰，它先是緩緩上升，然後越來越快地變成一個小亮點，消失在視野之外。天際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飄帶，那是火箭飛馳時留下的煙雲。
漸漸地，煙雲消散了。天空晴朗，萬里無雲。10分鐘後，喜訊也隨之傳來，導彈飛行正常，準確地命中約550公里外的預定目標。在場的人歡呼起來，張愛萍熱烈地擁抱了錢學森。聶榮臻隨即打電話向周恩來和**報告了這一消息。
這次成功的發射，可以說是中國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的第一個重要成就。發射之前，由於上上下下都很緊張，沒顧上搞一個儀式。發射成功後，聶榮臻提出，補一個儀式吧。人們在電影上看到的剪綵鏡頭，就是後來補的。李福澤指揮人拉來一枚導彈豎起來，大伙照了一張合影，聶榮臻又拿起一把剪刀剪了彩。
當天晚上，在簡陋的食堂裡，聶榮臻向科學家和基地的同志祝酒，他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說：「在祖國的地平線上，第一次飛起了我國自己製造的導彈，這是**思想的勝利，是工人、技術人員、幹部以及解放軍指戰員辛勤勞動的結果，這也是我**事裝備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有人計算過，這一天是蘇聯專家撤離基地後的第73天。
但是熱鬧過後，從聶榮臻到錢學森、任新民等，很快冷靜下來，因為導彈畢竟是仿製的，是照葫蘆畫瓢。要想造出中國自己的導彈，還有太長的路要走……
39.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
蘭州鈾濃縮廠一直是錢三強緊緊盯住的地方。和二機部其他幾個廠礦比較，鈾濃縮廠的技術含量最高，工作難度最大。蘇聯專家離開時，幾千台分離機雖然連接上了，但要正確地啟動它們，需要經過大量複雜的計算，還要有一個最科學的分批啟動方案，這些機器要經過長達幾百天的連續運轉，才能生產出合格的鈾-235。如果失敗，原子彈工程就會面臨巨大的挫折，想在短時間內重新拿出合格的產品，沒有可能。
很顯然，鈾濃縮廠沒有理論計算，就等於沒有靈魂，幾千台設備就得癱在那裡。
由於是誰也沒見過的設備，誰也沒幹過的工作，蘭州那邊的技術力量明顯不足，廠裡只有一個叫王成孝的工程師，對擴散理論的計算有一定的研究，蘇聯專家走後，王成孝成了重點保護對象。有一次，王成孝外出，坐了一輛三輪摩托車趕路，途中遇到大霧，路又滑，摩托車撞到一輛大車上，把王成孝的鼻樑撞骨折了。事情報到二機部，劉傑氣壞了，電話裡對王介福吼道：「把你撞死了還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怎麼辦？」
錢三強思來想去，找到了一個可以委以重任的人，這便是王承書。
王承書1956年和丈夫張文裕回國後，先是在北大講授統計物理。大約在1958年初，「一堆一器」即將建成時，錢三強和王承書談了一次話，他說自己是代表組織來找她的，因為國家非常需要她做一次改行。錢三強說：「承書同志，國家需要你離開北大，到近代物理所我那裡，搞鈾同位素分離的研究，請你考慮考慮。」
出乎錢三強的預料，王承書想都沒想，當場就說：「不用考慮了，我願意。」
錢三強有點愣了，停了停，說：「你在統計物理學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繼續下去，前途不可限量。改行就意味著中斷，對於一個科學家，這是一件殘酷的事。況且，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在我國還是一個空白，要從頭摸索……」
王承書：「既然是從頭開始，總得有人去，我去吧。」
這讓錢三強十分感動。沒多久。王承書就辦好手續，來到了近代物理所。兩年過去，王承書在這個領域，已經是權威了。可是現在，錢三強不得不再次找到她。王承書穿一身優雅的旗袍，來到了錢三強在原子能所的辦公室。雖然有些為難，但錢三強還是得說：「承書同志，現在國家需要你再次轉行，你看行嗎？」
王承書靜靜地聽著，然後問：「需要我去搞什麼？」
錢三強說：「核擴散理論。像兩年前你改行時一樣，這在我國也是一個空白。」
王承書平靜地說：「我願意。」
錢三強：「這次不在北京了，要到外地去，很遠的地方。」
王承書說：「沒關係。」
錢三強說：「因為這個工作的關係，也許以後要隱姓埋名一輩子。」
王承書又說：「沒關係。」
錢三強想把困難說透，於是又說：「這一次要和文裕先生分開，可能要很久……」
王承書默默地點點頭，仍然道：「沒關係。」
錢三強放心了：「蘭州鈾濃縮廠。蘇聯專家走了，我們沒人搞過這個專業，你去，把那裡的核擴散理論搞起來。」
王承書說：「好的。」
錢三強說：「這件事情要絕對保密，暫時不能告訴文裕先生。」
王承書站起來：「我明白。
王承書一個人去了蘭州。她在日記中寫道：祖國正處在百廢待興的時候，我不能等別人來創造條件。我要加入到創造條件、鋪平道路的行列。後來她又說：「年近半百，開始搞一項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當時誰幹都不容易，何況我在回國之前就已暗下決心，一定要服從祖國的需要，不惜從零開始。」
多年以後，王承書的兒子對採訪者說，雖然我媽沒說她去蘭州幹什麼去了，我爸是搞高能物理的，他應該能猜到我媽幹啥去了，我們那時候小，印象中我媽喜歡穿旗袍，很年輕，很漂亮。中間也偶爾從蘭州回來，匆匆忙忙的，十七年之後，當媽媽從蘭州正式調回北京，對我們說不走了，我們這才回過神來，媽媽怎麼已經是個老人了。
1960年夏天的一天，42歲的南京大學教授程開甲幾經周折，來到北京北郊的花園路核武器研究院報到，和所有來這兒的一樣，來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來幹什麼。李覺熱情接待了他，然後告訴他：「程教授，調你來，是想請你參加原子彈的研製。」
程開甲一下子愣了，許久才道：「我可是一點心理準備沒有。」
李覺說：「這是國家最高機密。包括你所在的南京大學領導，都不知道。是錢三強同志推薦的你，最後批准的，是總書記***。」
程開甲是江蘇吳江人，1941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1946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在愛丁堡大學物理系，他成為馬克思?波恩教授的研究生。波恩是歐洲最有聲望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與愛因斯坦齊名的科學家。奧本海默、盧森堡、福克斯、費米、海倫菲斯脫，以及中國的彭桓武，都是他的學生。並且後來都從事原子彈的研究。1948年程開甲獲愛丁堡大學物理學和哲學博士學位，成為英國皇家化學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在英國，他工作、生活得都很好，可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949年春天，他從英國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英**艦紫石英號在長江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挑釁，而遭到重創。英國朝野為此掀起軒然大波。自從鴉片戰爭後，一百多年來，在中國，沒人敢動英國人一根指頭。程開甲看到這條消息，覺得中國有希望了！過去總是西方人欺負中國人，現在中國敢於還手了，中國人也有揚眉吐氣的這一天了！走！回家，回祖國去！程開甲放棄了在英國的一切優厚待遇，1950年初輾轉回到祖國，先在浙江大學任教，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來到南京大學物理系。
和朱光亞一樣，程開甲也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負責原子彈高壓狀態方程方面的研究。
原子彈涉及多種學科，需要各種各樣的優秀人才。搞原子彈設計，需要一個懂力學的大家。錢學森當時還兼著科學院力學所的所長，錢三強首先想到了錢學森。當錢學森明白錢三強的意圖後，表示道：「我去吧。」
錢三強知道火箭導彈這一攤絕對離不開錢學森，不可能讓他過去，就說：「還是另找個人吧。」
錢學森認真想了想，說：「我看郭永懷完全可以勝任。他學術上造詣很深，作風正派，工作紮實。」
郭永懷回國後，在力學系擔任副所長，由於錢學森主要靠在導彈研究院，所以，所裡的工作主要由郭永懷主持，短短幾年時間，他就為中國的空氣動力學事業，做了奠基，他和錢學森是中國空氣動力學最重要的奠基人。
錢三強向組織匯報後，親自登門來找郭永懷。當錢三強說出，希望他去為原子彈研製做事情時，在美國從不參加機密工作的他立即明白，他這是要接觸機密了……這意味著將要默默無聞地獻身，也許一輩子都不能說出自己幹了什麼，但是，他別無選擇！
郭永懷問：「什麼時候過去？」
錢三強說：「越快越好！」
從此，郭永懷從科學院消失了。他擔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主管核武器的力學部分和武器化工作，成為獨擋一面的領軍人物。
錢三強又把目光盯向了他在原子能所的兩位副所長：王淦昌和彭桓武。錢三強向二機部黨組推薦這二人，說：「他們政治、業務都信得過，能夠挑得起解決最關鍵問題的任務。」
王淦昌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師從傑出的女物理學家邁特納，1934年他27歲時即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希特勒在德國的法西斯行徑，使他感到窒息，剛拿到博士學位，他就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先後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程開甲、李政道都是他的學生。抗戰期間，他動員妻子捐出了家中全部的金銀首飾和重達10幾斤的銀元支援抗日。1956年，他進入蘇聯杜布納聯合核研究所，從1959年到1960年底回國前，他擔任這個著名研究所的副所長，在基本粒子的研究方面已有相當的造詣，並在此期間，他領導的三人小組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是國際公認的重要科研成果。不僅如此，在蘇聯時，聽說國內發生了自然災害，他專程來到中國駐蘇大使館，見到劉曉大使，拿出自己省吃儉用節餘的一萬四千盧布，托劉大使轉交給國內……
回國之後，王淦昌準備集中力量繼續從事基本粒子的研究。有人預言，照這麼走下去，王淦昌離諾貝爾獎並不遠。
劉傑拉著錢三強一起，約三淦昌談話。在劉傑的辦公室裡，劉傑說：「王先生，今天請您來，想讓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請您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劉傑接著講了中央的決心，說：「有人要卡我們，中國人要爭這口氣！」
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不僅是對王淦本人，還是對中國原子彈工程，都是如此。這也是王淦昌第一次聽說，中央下決心要搞原子彈。王淦昌後來回憶這一刻時，他寫道：「我靜靜地聽著，心裡很不平靜。黨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幾十年的追求、期望，都落實到我將要接過的這一副沉沉的擔子上。我有很多話要說，但當時我只說了一句話：我願以身許國！」
劉傑也在回憶文章中講到這次談話：我們提出，因事關國家安危，必須嚴格保密，隱姓埋名，不得告訴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兒，還要斷絕一切海外關係，以後不能出國，不得發表任何論文等硬性要求。王淦昌都毫不猶豫地表示：「可以做到。」
劉傑還提出，要求王淦昌三天之內，改變原來的研究方向，到新單位報到。
談話後第三天，王淦昌就到核武器研究院報了到，擔任副院長，主管核武器爆轟物理試驗。從此以後他改名「王京」。王淦昌在國際物理學界的影響很大，國外很多人關注他，只有改名，才能確保安全，也利於保密。
從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種學術交流活動中，再也沒見到王淦昌的名字，他從物理學界消失了。別人向他老伴打聽他到哪裡去了，老伴回答說，到信箱裡去了。老伴確實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裡，她只知道一個信箱代號，家裡靠這個代號和他保持斷斷續續的聯繫。
王淦昌後來從北京到青海，然後又一次次去羅布泊，一去就長年累月。妻子吳月琴和孩子們，都一直有一個大大的問號，卻從來不敢問他具體的事情。直到改革開放後，全家才知道，他參與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以及後來的各種核武器的研製過程。
17年後的1978年，「王京」才又改名為王淦昌。
對於彭桓武，錢三強就更瞭解了。
彭桓武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比錢三強早一屆。他1938年去英國留學，進入愛丁堡大學，他的導師是大名鼎鼎的馬克思?波恩，量子力學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波恩是德國人，納粹上台後流亡英倫。彭桓武是波恩的第一個中國學生，後來又來了楊立銘、程開甲、黃昆。波恩對這四個中國弟子都給予很高評價。後來參加了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福克斯，這時和彭桓武同窗，他們經常交流。馬克思?波恩非常欣賞中國弟子彭桓武的才華，這位桃李滿天下的物理學大師在給好友愛因斯坦的信中寫道：「中國人彭桓武尤其聰明、能幹，他總是懂得比別人多，懂得比別人快。」「似乎他無所不懂，甚至反過來他還教我」。9年之中，彭桓武獲得兩個博士學位，在都柏林研究院取得副教授職稱，被英國人譽為「第一個在英國取得副教授職稱的中國人」。波恩晚年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的學生福克斯、盧森堡、費米、彭桓武、程開甲等等，還都去搞原子彈了。但是波恩的這些學生中，有的命運淒慘，比如盧森堡，因為洩露了一點原子彈的秘密，和妻子一起被美國聯邦法院電刑處死，福克斯因為把原子彈的秘密洩露給蘇聯，而被判刑14年。
1947年，儘管國內內戰正酣，彭桓武還是決定回到祖國，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情。回國前，他和錢三強在法國巴黎見過一次面。錢三強也流露出不久即回國的打算，說：「回國後，咱們搞自己的原子核物理研究，一定能取得重大突破。」彭桓武建議，把中國南方與北方的優勢人才集中起來，取勝的把握更大。錢三強說：「你是老大哥，回國後我跟著你幹！」彭桓武謙遜而又誠懇地說：「不，你是帥才，將來你領頭，我來幫助你。」
不久，彭桓武踏上回國的輪船，歷經種種艱難，終於回到多災多難的祖國。後來有人問他，為什麼回國，有什麼理由嗎？他回答說：「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回國後，他先後在雲南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桃李眾多。他在理論物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他的數學也非常好，計算時從不需要助手，凡他教過的學生，沒有不佩服的。
錢三強和彭桓武的這次談話，是在原子能所彭桓武的辦公室裡。這時候彭桓武還不是黨員，推薦他來搞如此機密的工作，是需要思忖的，因為錢三強瞭解彭桓武的愛國之心，所以他沒有任何顧慮。那天，錢三強說：「桓武，有件重要的事告訴你，中央決定派最好的科學家加強原子彈的攻關。我推薦了你，決定調你去核武器研究院頂替蘇聯專家的工作。」
錢三強回憶，他本來還打算講一點大道理，比如：要以大局為重，又比如：你本來可以在你熟悉的領域裡繼續有所建樹，可是……話到嘴邊，變成了一句：「有什麼困難嗎？」
彭桓武望著面前的摯友，平靜地說：「三強，這件事總要有人來做，國家需要我，我去。」
就這麼簡短的一句話，彭桓武就把自己的後半生交給了國家最需要的事業。
彭桓武和王淦昌是同一天報到的，他也擔任了副院長，主管核武器的理論研究。
1999年12月，彭桓武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蘇聯撤專家扔下亂攤子，我國決定自力更生，我們又去頂替蘇聯專家……老實說，我也覺得我比我頂替的蘇聯專家幹得好……當然還有一些年輕一點的中國專家比我幹得更好。幹事，人才很重要，每個先行的人都帶動幾個年輕一點的後來的人，而有些後來的人發展和貢獻比先行的人還要高大。後來居上是個規律，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也是未來的希望所在。」
三人上任不久，一輛專車把他們拉進了中南海，周恩來在西花廳接見了他們。周恩來說：「我們剛剛起步的國防尖端事業，需要一流的科學家，你們當之無愧，黨和人民寄希望你們啊！」周恩來對他們三天裡改變研究方向，服從國家需要，加入到核武器研製行列中來，十分讚許。還說，他寄希望於科學家們擔起這副歷史的重擔，挑起中國的強盛和未來。
1960年9月，蘇聯專家已經全部從中國撤走。這時，錢三強來到了莫斯科，作為中方學術的總代表參加杜布納學術委員會。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是當年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聯合興辦的研究所，主要進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與交流，簡稱「聯合所」。參加的國家有蘇聯、中國、波蘭、南斯拉夫等12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周光召、何祚庥、呂敏等人還沒有結束在這裡的研究。中蘇關係破裂，他們決定回祖國去，在周光召主持下，他們給二機部領導寫了一封聯名信，要求回國參加原子能研究，信中表示：「作為新中國培養的一代科學家，我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據說他們在房間裡研究怎樣寫這封信時，為了防止隔牆有耳，特意打開了衛生間的水籠頭，故意弄出響聲掩護。
錢三強來了，周光召、何祚庥、呂敏等人去看望他，他們再次向錢三強表達了同樣的想法。錢三強為這些急國家所急的有志青年感到自豪。錢三強感到，何祚庥、呂敏回去不成問題，他們本來就是二機部派來的，周光召的問題要麻煩一些。周光召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1952年轉入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師從彭桓武從事基本粒子研究，現在他的身份是北大的講師。錢三強清楚，周光召能不能從北大調到二機部，是一個問題，因為周光召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他家裡有人在台灣，他來杜布納時，就沒有通過政審，是錢三強和彭桓武兩個人極力爭取，他才得以來到蘇聯的。
按照當時的標準，周光召是難以接觸核心機密的。
據何祚庥回憶，錢三強悄悄問他：「周光召的業務能力怎麼樣？」
何祚庥說：「極強，極好。」
錢三強點點頭，就離開了。他已經判斷出，周光召是一位難得的人才，無論如何要促其來搞原子彈。
錢三強給劉傑發電報，建議把周光召調到核武器研究院理論組，但需要在國內解決調干問題。劉傑十分重視錢三強的意見，立即著手安排解決。錢三強回國後，又兩次前往北大做工作，終於把周光召調到了核武器研究院，而且讓他擔任鄧稼先的副手……理論部副主任。結果，周光召、何祚庥、呂敏三人都如願以償，分別成為解決原子彈、氫彈和核試驗測試的卓越貢獻者。
在錢三強的精心調配下，先是調來鄧稼先，然後是朱光亞、程開甲，接著是郭永懷、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等人，至此，中國原子彈研製的基本陣容，確定下來了。
彭桓武形容當時的情景，有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我們這幾個人就像大宅門門口那兩個石獅子，能辟邪，能震住，先把局面穩住了，再一起往前走。」
40.你們要好好幹，快點搞出來
1948年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在居裡實驗室工作、學習了10年的錢三強要回國了，他親愛的導師約裡奧?居裡夫婦在自己的家裡為他和何澤慧把酒送行。10年的教益，使錢三強懂得，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那一天，約裡奧說，科學家應該是愛國者，不然，科學為誰而用呢？你們回去為祖國服務，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一天，伊萊娜夫人送給錢三強兩句臨別贈言：「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錢三強眼含熱淚，牢牢記住了這些話。
那天，約裡奧還把當時很保密的幾個重要數據告訴了錢三強。伊萊娜把準備好的一些關於放射性物質研究資料和裝在鉛盒裡的半衰期比較長的放射源，鄭重交給了錢三強，說：「你把它帶回去，別處不容易弄得到，將來也許你們用得著。」
這一點點放射源，也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出了力。
愛因斯坦說過，用中子轟擊核原子，可能引起核爆炸。核武器爆炸時，需要在裂變材料到達超臨界狀態的一定時刻，注入點火中子，從而引起劇烈的鏈式反應，也就是使裂變材料燃燒起來，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原子彈的點火裝置，也叫點火中子源。點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關鍵部件之一。
1960年夏天的一個下午，錢三強把30出頭的王方定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王方定是原子能所化學實驗室的技術員，1953年從四川化工學院畢業後就在錢三強手下工作，一直從事鈾化學冶金研究。錢三強把門關緊，給王方定倒上一杯熱水。王方定急忙接過，他有些拘謹。二人坐下後，錢三強誇獎他說：「我瞭解，雖然你只是中級職稱，不大有名氣，但你事業心和責任感比較強，是個青年骨幹。」
王方定不好意思了。錢三強又說：「小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王方定站了起來，有些緊張地望著錢三強。
錢三強示意他坐下，然後問道：「你聽說過氘化鈾嗎？」
王方定一驚：「氘化鈾？」錢三強鄭重地點點頭。王方定說：「我知道。氘化鈾小球是原子彈引爆裝置的核心部件，該部件又稱為點火中子源。」
錢三強十分滿意地點點頭，接著對王方定說：「現在我想告訴你，國家把研製原子彈點火中子源的任務，交給了我們所，任務重，時間緊，所裡決定成立攻關小組，我提議由你負責這項任務。」
王方定有些激動，又有些迷茫：「錢所長……我知道所裡不少人承擔了絕密任務，許多著名科學家先後調離，沒想到這麼快輪到自己挑重擔了……」
錢三強說：「任務十分艱巨，你會打退堂鼓嗎？」
王方定愣一下，猛一挺胸，說：「我不會！」
錢三強說：「做這個，有一定的放射性危險，你怕嗎？」
王方定說：「我不怕！」
錢三強放心地笑了笑：「所裡成立了一個出中子委員會，我愛人何澤慧是委員之一，出於保密，其他人不管你們，你們這個小組由何澤慧直接管，業務方面你們多向何澤慧匯報，她和她領導的中子物理室，可以對你們提供幫助。」
王方定說：「我都記下了。」
錢三強轉身走到一個保險櫃前，打開，從櫃子裡拿出一個梨形的、黑乎乎的石英瓶子，舉到王方定面前，神秘地說：「這是我1948年回國時，我的老師約裡奧?居里夫人送給我的一點放射源，成份是鐳，其中含鉍-210、釙-210衰變產物。放了10多年了，一直沒捨得用，現在交給你，可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了！它只有幾個居裡，你們做理論設計用，中子源用的要比這個大上百倍，必須在反應堆裡提取。你們要好好幹，快點搞出來！」
王方定異常激動地望著那個容器，像戰士接過鋼槍一樣，鄭重地伸出雙手，接過那個小小的容器，極為愛惜地捧在了手裡。
從那以後，王方定帶領攻關小組的幾個年輕人，不分晝夜地工作。一天深夜，王方定把錢三強交給他的10克放射源進行處理，石英瓶子已經發黑，釙在黑暗中閃閃發光。這就是1948年錢三強在回國輪船上寫信說的「不可復得的寶物」，十幾年來，沒有幾個人見到過它。王方定捧著這個寶物，一種神聖的責任感讓他不知疲倦地幹下去……
中蘇關係破裂前後，一大批中國留學生和科研人員回到國內。在這批人中，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他叫劉允斌，是國家主席***的大兒子。
劉允斌1939年隨赴蘇療傷的周恩來坐飛機來到蘇聯學習，後來考進了莫斯科鋼鐵學院，之後又到莫斯科大學化學專業讀研究生，然後留校任高級研究員，月薪1400盧布，這在當時是很高的。他的妻子叫瑪拉，是他讀研究生時的同學，岳父是蘇聯老紅軍，夫妻關係很好，有一兒一女兩個孩子。中蘇關係開始緊張，劉允斌決定回國工作，瑪拉不同意，說中國人吃草，太落後。但劉允斌決心已定，表示：為了祖國的利益，願意撇掉一切。他丟下妻子和一雙兒女，回來了。
回國後，他來到原子能所，擔任放射化學研究室主任。他沒有一點架子，非常謙虛、有禮貌，主動干艱苦的工作。他是高級研究員，所裡分給他一間房子，他不住，堅持和一個叫姚乃興的同事合住一間。他不搞特殊，週末從房山坨里回城，有些**家裡來專車接，他都是和大夥一起擠班車進城，有一陣子缺油，班車停開，他就和大夥一起步行，到良鄉再乘火車進城。他和同志們的關係相處得非常好。他是國家主席的兒子，能做到這一步，讓所有人都印象深刻，進而對國家領導人產生崇敬之情。
中蘇關係真的破裂了，劉允斌面臨考驗。組織上派人和他談話，要麼老婆來中國，要麼離婚。但是瑪拉還是不願意來中國，劉允斌含淚辦了離婚手續。
王方定領受中子源的任務後，因為需要搞化學的人才，劉允斌被吸收進了小組，他們在最困難的日子裡，攜手前行……
蘭州鈾濃縮廠使用的原料是六氟化鈾。中蘇簽署的《國防新技術協定》上寫著，蘇聯先援建鈾濃縮廠，後援建六氟化鈾廠，六氟化鈾廠未建成之前，鈾濃縮廠生產所需的原料六氟化鈾，由蘇聯負責供應。蘇聯撤專家前幾個月，宋任窮和劉傑去莫斯科時，要求蘇方按照協定提供六氟化鈾，蘇聯方面卻回復說：「六氟化鈾現在蘇聯都不夠用，難以供應中國。」
無奈，周恩來親自給赫魯曉夫寫信，請求蘇聯提供一部分六氟化鈾，以保證蘭州鈾濃縮廠初期投產所用。結果是石沉大海。
蘇聯專家一走，只能完全靠自己。劉傑考慮到原子能所氣體擴散實驗室，有一個氟氣電解槽，和錢三強商量後，決定在那裡簡法生產六氟化鈾。
錢三強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工程師黃昌慶。誰也沒見過六氟化鈾，也不知道具體的工藝流程，更是沒有設備……外國資料上說，需要一種能耐幾百度高溫，而且能經受住氟化氫氣體嚴重腐蝕的用蒙乃爾合金製造的反應爐。
可是，國內沒有蒙乃爾合金，黃昌慶和他的小組別說用，就是見都沒有見過。錢三強要求他不能等，要快。去國外買，或者在國內煉鋼廠試制，肯定來不及。黃昌慶為此食不甘味，夜不能眠，吃飯、走路，甚至做夢，都在喃喃念叨：「六氟化鈾，六氟化鈾……」他像著了魔一樣。突然有一天，他在所裡現有的材料裡，發現有一段兩米長的無縫紫銅管。一個大膽的設想，從他腦子裡湧出來……它能經受三百度高溫嗎？它能耐腐蝕嗎？……他從手腕上的電鍍表殼得到了啟示：用銅鍍鎳代替蒙乃爾合金，或許是個好辦法。於是，他和小組裡的人攜帶銅管來到山東張店的一個醫療器械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改造成一個簡易的反應爐。
但是，頭幾次實驗都失敗了，黃昌慶一籌莫展，垂頭喪氣。錢三強來了，他拍拍黃昌慶的肩膀，說：「小黃，不要怕失敗。失敗一千次，都是正常的。只要能搞出1克六氟化鈾，就是勝利！」
黃昌慶琢磨著錢三強的話，默默地點點頭。
王承書去了蘭州鈾濃縮廠，傳回來的消息是，比較順利。但是，要想拿到真正合格的鈾-235，還需要一個核心部件……擴散分離膜。
二戰快結束時，英國用空降兵把德國的一批核科學家搶運到本土，他們當中就有著名核物理學家海森堡。當他聽到美國在廣島丟下了原子彈，大罵發現鈾裂變的物理學家哈恩博士發現這個東西卻沒有做成原子彈。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當時的德國製造不出擴散分離膜，也叫鈾分離膜。
這個時候，世界上只有美、蘇、英三國掌握這項技術，並把它列為最絕密級。蘇聯稱其為「社會主義陣營安全的心臟」。即使過去中蘇關係最融洽時，他們也絕對不讓兄弟中國的科學家靠近一步。現在更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資料。
用氣體擴散法分離鈾同位素，關鍵是掌握製造鈾分離膜的技術，只有靠像篩子一樣的擴散分離膜，才能把六氟化鈾中只含千分之七左右的鈾。235分離出來。就是說，蘭州鈾濃縮廠離不了這個東西。
錢三強估算，這種分離膜的孔徑是納米量級的，非常精細，它涉及眾多學科，要解決一系列極為複雜的工藝問題，是一項綜合性極強的技術工程。
錢三強現在很擔心擴散分離膜的研製問題。蘇聯專家走之前，他曾在原子能所組織人對這項技術進行過調研，後來正式成立了以錢皋韻為首的研究小組，抽調20名科技人員，專門進行研究，蘇聯專家撤走之後，他又從復旦大學調來化工專家吳征鎧進行技術指導。
錢三強向二機部建議，多組織幾個部門，聯合攻關。二機部黨組同意了這個建議，決定同時組織四個小組分頭搞，參加的人員有上百人之多。
秘密進行的動員會上，錢三強說：「你們是粉末冶金和物理冶金專家，又都是黨員，所以請你們來。這項任務一定要盡快完成，價格不要超過黃金。任務非完成不可，不能讓我們的鈾濃縮廠因為沒有分離膜元件而真的變成廢銅爛鐵，更不能讓我們的原子彈沒有濃縮鈾而造不出來！」
剛開始的時候，誰也搞不清分離膜是什麼樣的東西，有人提出它可能與空氣動力學有關，二機部科學技術局副局長許淦專門去請教錢學森。錢學森一聽就愣住了，想了一會，說，讓我考慮考慮。過了幾天，又去找他，他說：「分離膜同空氣動力學可能有關，但我搞的是宏觀，分離膜可能是微觀。」
一切都是從未知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