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重壓之下 文 / 陶純
19.真是個好場子
張蘊鈺在敦煌組織了一支20多人的精幹隊伍，帶了8輛車，攜帶了可用10天的各類物資和一部電台，帶著一張沙俄測繪出的新疆地形圖，於1958年12月24日晨，頂著漫天風沙，經玉門關向西而去，一頭扎進了羅布泊。
這是一片千古死寂的茫茫荒原，沒有人煙，沒有生命，只有海浪般連綿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礫漠，千姿百態的雅丹地貌，清冷沉寂的古老廢墟……在這片荒漠的中心地帶，便是消失了兩千多年的樓蘭王國的遺跡。近代西方探險家來過這裡後，發出了這樣的悲歎：「可怕！這裡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小分隊摸索著前進，在死亡之海的邊緣穿過，到達孔雀河邊。這一天，他們逆河而上，又向西行進了一百多公里，通過目測，可以看出這一片戈壁地域開闊，比較平坦，他們選了一個點做中心，然後以此分東南、東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質。往遠處看，北部的天山博格達峰和南部的阿爾金山都很高大，海拔在5000米以上，像兩道巨大的自然屏風，東部為土山和丘陵，再向南是一往無際的沙漠。這個區域內有流水不斷的孔雀河，水資源比較豐富，並且方圓三百公里內沒有人煙。把這裡作為核試驗場，算得上是天造地設。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小分隊在羅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樁。後來，這附近就做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爆心。
小分隊幾經周折到達鄯善，張蘊鈺馬不停蹄回北京匯報。1959年1月下旬，張蘊鈺陪同萬毅和工程兵設計院院長唐凱，乘飛機到達新選場區進行空中視察。從飛機上往下看，孔雀河至北山60餘公里，東西長約100公里，地勢平坦，海拔1000米，地質條件較好，這裡長年風向是西風，下風方向，東至敦煌420公里之間無居民，無耕地，無牧場，還未發現有價值的礦藏。在西南方向，有一個叫鐵干裡克的村莊，但也在120公里之外。萬毅中將忍不住說：「真是個好場子。」
春節過後，蘇聯專家加入進來，進一步進行勘察，做施工前的準備工作。有一個叫庫巴的蘇軍大尉，因為在戈壁灘上住帳篷睡地鋪，嫌生活困難，整天拉著臉，不高興。我們的人給他找來一張鋼絲床，他還是不滿意，說你們陳司令（陳士矩）來了，你們能讓他住大帳篷嗎？
有一天深夜，別人都睡了，來了四五個將軍，有上將、中將、少將，他們也都睡地鋪，把稻草往地上一鋪，躺下就睡了。天不亮就又走了。庫巴大尉起床後，問翻譯，夜裡來了什麼人？翻譯告訴他，陳司令來了，萬毅部長、常勇政委、張蘊鈺司令等人，也都睡地上。到了第二天夜裡，將軍們又來大帳篷裡過夜，庫巴大尉一夜沒睡好，不敢起來小便，早上憋壞了。問他為什麼？他說，哎呀我出腳要從上將的頭上跨過去，我哪敢啊。到這時，他才知道，讓他睡鋼絲床，確實已經是特殊照顧了，從那以後，他不再抱怨。
1959年春暖花開的季節，張蘊鈺帶領創業者們從羅布泊地區來到博斯騰湖，大片清澈的湖水令疲憊不堪的人們精神百增，他們撲到湖邊，盡興地喝，又把自己洗了個乾乾淨淨。張志善往北京起草了一份電報，電文中有這樣幾句話：「這裡土地肥沃，能種菜、種糧，這裡水源充足，水是甜的，還帶有點香味。」
剛擔任新成立的國防科委副主任的萬毅，看到電報哈哈大笑：「水還帶香味！他們都成了詩人了！」
離湖區不遠的一片平坦的土地上，有一叢叢美麗的小花朵迎風搖擺，當地人說，這種花兒叫馬蘭花。張蘊鈺隨即興之所至，把核試驗基地的生活區，命名為「馬蘭」。
從那以後，馬蘭就成為核試驗基地的一個代稱。人們一說馬蘭，就是指核試驗基地。
1959年6月13日，總參謀部正式下文，批准原子靶場改稱核試驗基地。這一天後來成為基地成立的紀念日。
基地第一次黨委會是在馬蘭的一個地窖中召開的。開會那天，地窖門口的屋簷下，有一窩小燕子正在破殼。一大早，張蘊鈺就叮囑來開會的人：「腳步輕點，嗓門小點，別驚擾了燕子。」
許多年後，張蘊鈺仍然記得那窩小燕子破殼而出的情形，他喃喃地說：「戈壁灘上，這些小生命，多不容易呀……」
20.導彈研製要「爬樓梯」
195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導彈研究院政委劉有光把六室主任任新民叫到辦公室，讓他帶幾個技術人員和工人到滿洲裡去，負責接收蘇聯援助的p-2導彈樣品。這是國防新技術協定裡註明的，蘇聯援助中國兩枚p-2導彈和全部的技術資料。劉有光特意叮囑任新民：「這次任務事關我們和蘇聯兩國的軍事機密，到死也不能告訴無關人員。」又說：「到達滿洲裡以前，隨行的其它技術人員暫時也不要告訴他們。」
任新民鄭重地點點頭。他和參加這次任務的全體人員都嚴格執行了這個承諾，直到改革開放後，我國的航天技術發展已公開對外報道，人們方知當年神秘的滿洲裡之行，是去接回蘇聯的導彈。
經歷了天寒地凍的幾個晝夜，他們終於在滿洲裡的邊境線上，等來了蘇聯方面的專列。由於蘇聯鐵路是寬軌，中國鐵路是窄軌，雙方車輛需要調換車皮，為了保密，這項工作必須在深夜進行。任新民和同事們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中，配合蘇軍士兵進行裝卸，然後，在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護衛下，導彈專列平安駛抵位於北京南郊長辛店的一分院。當時一分院只有一幢四層樓房，擋不住這枚近18米高的導彈，同樣為了保密，在導彈的四周搭起一個大席棚，把導彈圍在當中，不讓人看見。
p-2導彈是蘇聯在仿製德國v。2導彈的基礎上改進的地對地導彈，射程約590公里，導彈全長17.7米，最大直徑1.65米，起飛重量20.5噸，火箭發動機採用液氧和酒精作推進劑，推力為370噸。蘇聯當時最先進的導彈是p-12，儘管p-2已經大大落後，但中國仍然視為寶貝。拉回廠裡後，除了少數人可以接近外，絕大多數人不許靠近。北京軍區的幾個將軍來找聶榮臻，他們都是聶的老部下，提出要看看導彈，聶榮臻不同意，他們賴在家裡不走，並且說，我們都是軍以上領導，絕對不會洩密。最終聶榮臻也沒有同意。
錢學森帶領導彈研究院全體技術人員，消化吸收p-2。這時候，導彈研究院已經初步建立起導彈總體、空氣動力、發動機、彈體結構、推進劑、控制系統等10個研究室，由任新民、屠守鍔、梁守槃、莊逢甘、梁思禮等科技專家領銜。幾個月後，蘇聯方面又運來了p-2導彈武器系統的各種圖紙、資料、工藝規程和部分工裝模具、檢驗設備，一批專家也來到導彈研究院，對中國科技人員傳幫帶。最初一切都是友好的，順利的。蘇聯方面對推動中國火箭導彈事業初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有效的重要作用。
1958年5月29日，聶榮臻正式部署，展開對p-2導彈的仿製，要求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導彈的總裝出廠，爭取國慶節前後試射，為此，將仿製p-2導彈的任務代號稱作「1059」，隱含1959年是建國10週年之意。後來還有人考證出，紅軍長征途中使用的電報密碼裡，1059是個「鷹」字。
當時正是大躍進最熱鬧的時候，受工農業戰線放「衛星」的影響，導彈研究院很多人也是不甘寂寞。有人看到從蘇聯弄來的導彈樣品，說：「這玩藝兒簡單，用不了幾天我給你敲出一個。」東西是敲出來了，可它不是導彈，不能實際操作，其實只是個空殼子。還有人說：「幹什麼非要仿製，直接搞自行設計就可以。」有的說：「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個小月亮。」這就更離譜了。院裡有些領導還不習慣按科研、生產計劃安排工作，而只想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獻禮的方法，代替科研、生產計劃。
面對這種頭腦發熱，好高騖遠的現象，聶榮臻嚴肅地告誡他們：「要學會走路，然後再學會跑步，像爬樓梯一樣，爬完了第一層，才能爬第二層，仿製的目的是為了獨創，但必須在仿製中把技術吃透，才能夠獨創。」
這就是當時傳誦一時的「爬樓梯」理論。
不僅導彈、衛星這邊盲目「躍進」，原子彈那邊也有人頭腦發熱，最典型的體現在全國好多省份，全民「土法煉鈾」，把挖出來的鈾礦石用土辦法提煉其中的鈾成份，不僅造成極大浪費，而且嚴重污染環境。這些事情傳到**耳朵裡，**批了八個字：先寫楷書，再寫草書！意思是國防尖端事業不要冒進，要一步步來。
在聶榮臻等的努力下，導彈仿製工作經過最初的混亂之後，漸漸走上了正規。
這期間，聶榮臻報經彭德懷同意，代軍委起草給中央的報告：為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因素，統一組織力量，把研究設計、試制和使用三方面緊密結合起來，加強組織領導、規劃協調，並進行監督，「建議把原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航委）的工作範圍加以擴大，改為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防科委），在軍委、中央科學小組領導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聶榮臻成為國防科委第一任主任。不久，聶榮臻又擔任了國家科委主任。至此，聶榮臻身兼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科學小組組長、國家科委主任、國防科委主任，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建立起了對全國科技事業的集中統一領導機制。後來中國兩彈一星事業的成功，這個機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1.天天想像原子彈是什麼樣子
1958年夏，張潔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她是蘇州人，人長得文靜、漂亮，性格也爽朗，平時是個活躍分子。她在大二時就是黨員了，因此畢業前，黨總支書記找她談話，神色嚴肅地希望她能到二機部的一個單位工作。她當時根本不知道二機部是幹什麼的，心想既然組織上提出了，那麼就答應吧，她想都沒想，也沒和父母商量，當場就在一張表格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黨總支書記再三叮囑她，暫時不要把分配去向告訴任何人。
去單位報到那天，她沒有讓人送，自己帶著介紹信，提著簡單的行李，轉了兩次公共汽車，七拐八轉，才來到位於北京北郊的花園路上。路兩邊都是半人多高的高粱，只有一處工地，主體建築還沒有封頂，雖然看上去只是一個普通的工地，但門口卻有雙崗，還有人巡邏，士兵都是荷槍實彈。顯然就是這兒了。
張潔快走到門口時，有個人從後面喊了她一聲。她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同班同學丁健飛。丁健飛也提著簡單的行李，看樣子也是去一個單位報到。丁健飛問她去幹什麼。她想起學校領導的再三交待，不能給任何人說，就含含糊糊地說，到附近來找一個親戚，可能迷了路，正轉悠著找呢，不過應該快找到了。丁健飛說他去單位報到，單位也在這一帶，以後多聯繫啊。他就往前走了。
到了傍晚，到工地臨時食堂打飯時，張潔才發現，丁健飛也端著碗來了。原來他們分到了同一個單位，因為保密的原因，誰也沒敢透底兒。來報到時，顯然都故意打了馬虎眼。二人相見，哈哈一笑，這事也就過去了。
張潔和丁健飛來這兒後認識的第一個領導便是鄧稼先。鄧稼先雖然是他們的主任，但他沒有任何架子，部下都叫他「老鄧」，而不叫他「鄧主任」。他們來的時候，從復旦大學畢業的胡思得也剛來沒幾天。鄧稼先開始也沒說他們是幹什麼的，只是帶他們幹活、看書。因為要搞建築，首先要把沒成熟的高粱砍倒。鄧稼先帶領他們幾個年輕人砍高粱，搬磚頭，當泥瓦工，什麼樣的髒活累活都干。新壘起來的小屋當宿舍，牆是濕的，地是濕的，被窩也是濕的，好長時間洗不上澡，身上都長了虱子。白天一曬太陽，渾身癢的受不了。張潔和兩個來自北大和北航的女孩子住一起，生活很苦，但沒人叫苦，因為他們很快就知道了，這裡將是保管原子彈的地方，中國的原子彈工程，將從這裡起步。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和偉大的事業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因此他們無比的幸福……
星期天，有時候鄧稼先帶幾個年輕人，到東安市場的舊書店裡買書，運氣好的話，能買到一兩本有用的物理學方面的外文書籍，每逢買到有用的書，大家就高興得跟過年似的，一路上嘻嘻哈哈往回走。
當時他們最寶貴的一本書，是哥朗的《超音速流和衝擊波》，是錢三強訪問從蘇聯時帶回來的，全中國就這麼一本。那麼多人要看怎麼辦？大家就刻臘板，印出來，人手一份，書裡面有很多圖，也要畫出來。冬天來了，天氣冷，新蓋的房子，沒乾透就住進去了，潮濕得很，又沒暖氣。馬路對面的副食店裡，有個火爐，晚上大家就跑到那兒去，圍著火爐看書。在那兒看，不敢說，回來了再討論。鄧稼先有個好辦法，大家看一章，他就組織討論一章，都是年輕人，很熱鬧、很自由，互相探討，互相啟發，說錯了也不怕，每個人進步都很快。
在二機部其他部門的大力支持下，作為辦公樓的一座灰樓很快建起來了，從此，灰樓成了核武器研究院在北京的標誌性建築。但花園路這個隱秘的地方，它最初是作為接收和消化蘇聯提供的有關原子彈的模型、技術資料而規劃的。只所以選這兒，是因為這兒離西直門火車站很近，便於在原子彈樣品運到時，不用經過北京城區而直接運到倉庫。
存放原子彈的模型，按照蘇聯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有一個合適的倉庫，倉庫的圖紙是保密專家畫的，前邊一個廠房，有一個吊車，一個深坑，後邊緊挨著是八間房子，保存技術資料用。裡面還要添置各種各樣的設備，比如保溫、保濕等等。還要有各種各樣的保密措施。二機部要求李覺，限期一個月建好，因為蘇聯方面隨時會把原子彈的模型運過來。時間太緊了，研究院沒有能力這麼快建好它，李覺只好去找他的老戰友、北京市副市長萬里。聽說那麼重要，萬里一口就答應了，派來了施工隊，結果用40天的時間建好了。
建好了倉庫，李覺、鄧稼先他們就天天等，盼那個原子彈樣品快點來；張潔他們天天想像原子彈是什麼樣子。
1958年7月，蘇聯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專家到了北京，負責人是37歲的葉夫蓋尼?涅金，他是蘇聯核武器研究院第一副總設計師，另外兩名同為40歲的馬斯洛夫和加夫裡洛夫，他們都是蘇聯在核武器方面的頂尖人物。三位專家來華的目的，就是察看中國原子彈模型及資料存放的條件是否具備，並且幫助二機部規劃核武器研究機構。蘇聯方面認為中國方面修建倉庫起碼得半年時間，結果只用了40天。
錢三強、劉傑、李覺、吳際霖等人陪同蘇聯專家檢查倉庫，看了一圈後，涅金比較滿意，但馬斯洛夫提出：「這麼重要的設施，應該有圍牆，有電網保護起來，還應該有嚴密的保密措施。」
李覺答應馬上照辦。不幾天，庫房的周圍圍起了高高的紅色磚牆，牆上安裝了鐵絲網，庫房門口也布上了崗哨。但馬斯洛夫皺眉指指腳下的土路，說：「原子彈模型非常敏感，這些路不符合要求，不然運來了模型，也無法通過這樣的路運到庫裡去。」
李覺只好又說：「好的，路我們立即修好。」
修路的時候，聶榮臻、陳賡、宋任窮、錢三強等領導利用晚上時間，都來參加過義務勞動。很快鋪上了瀝青，路很平整，應該說無可挑剔了。誰知，三位專家來驗收時，馬斯洛夫指著模型庫房的門窗，又說：「這種普通窗戶不行，不符合保密規定。」
李覺等人愣了。
擔任負責人的涅金態度一直很隨和，他也不高興了，說：「馬斯洛夫同志，第一次、第二次來你為什麼不提醒呢？這樣浪費了他們，也浪費了我們的時間，還有什麼問題，請你今天一起告訴中國同志。」
馬斯洛夫說：「就這個問題了。」
涅金就對李覺道：「把窗戶裝上鐵欄杆就行了。」
李覺馬上說：「我們很快就能辦好。」
涅金總結說：「好吧，這裡一切都很好，完全符合要求，我們不再來看窗戶問題，我們馬上向國內報告，請示盡快將模型和技術資料運來。」
這讓李覺等人喜出望外。
但是中國企盼的那個「寶貝」，卻始終沒有等來。在當時，相當長的時間裡，參與其中的很多人並不知曉它遲遲沒來的原因。
22.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
也許要從1958年4月說起。
1958年，蘇聯連續向中國提出兩項損害中國主權的建議，隱隱顯示出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的意圖。
4月18日，彭德懷收到一封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寫來的信。信中說，為了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蘇聯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間，由蘇聯和中國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電台，資金可以主要由蘇方承擔。
中國最高層反覆研究了這封信的意圖。**認為：這封信給我們出了一個大難題。不同意，必有傷和氣，尤其是蘇聯幫我們在前。可是我們不可能拿原則、拿主權去講這個和氣。我們的原則是不和任何國家搞軍事同盟。現在困難不搞，將來強大了也不搞；主權問題更是半點不能含糊。
**、***、周恩來和彭德懷多次研究後，決定：同意建這個電台，就按蘇聯方面提出的1958年至1962年建成，建成後兩國共同使用，歡迎蘇聯提供技術支持，但一切費用由中方全部承擔，由我們來管理，所有權是我們的。
彭德懷於6月12日覆信給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把上述意思說了。但是，蘇聯方面對中國擁有電台的全部所有權這一原則性立場不予重視，一個月後，向中方提出的協議草案中，仍堅持由中蘇雙方共同建設和管理。
蘇方的協定草案中國方面不能接受。
就在中蘇雙方為是否共建長波電台一事發生爭執期間，蘇聯又向中國提出建立共同潛艇艦隊問題。當時，蘇方多次向中方談到現代海軍艦艇的發展趨勢和蘇聯研製新型潛艇的情況，建議中方向蘇方訂購先進的海軍裝備。6月28日，周恩來據此給赫魯曉夫寫信，希望蘇聯在中國海軍建議方面給予新的技術援助。在中國提出上述要求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突然求見**。**於7月21日在中南海和尤金見了面。當時在場的還有周恩來、彭德懷等人。
雙方稍事寒暄，尤金就說：「今天我來拜見主席同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赫魯曉夫同志，讓我以他的名義向您提出，為了應對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希望同中國商量，我們雙方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
**一愣：「又是共同，建在哪裡呀？」
尤金說：「我們已經試製出很先進的新型潛水艇，這種潛水艇就是為了在太平洋對付美國第七艦隊的。但是蘇聯的自然條件不能充分發揮新型潛艇的作用。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因此希望在中國的某個地方建立一支共同的潛艇艦隊。」
**突然有些憤怒了，說：「你們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這麼個搞法？要搞，首先要明確方針，是我們辦，你們幫助，還是只能合辦？不合辦，你們就不給幫助。你們得說清楚。」
尤金解釋不清。**嚴厲地說：「你講不清，請赫魯曉夫來講！」
尤金走了，彭德懷來回走著，生氣地說：「電台架在我們岸上，潛艇駐在我們港口，天天在我們的海底轉悠，這叫什麼事？」
周恩來說：「一個聯合電台，一個聯合艦隊，中國的海防就不在自己手裡了。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進來，再想讓他走就沒那麼容易了。」
彭德懷又說：「他要不高興、想翻臉、想咬人，豈不是張口就來！」
**仍然沉默著思索、吸煙，一言不發。
尤金回大使館後，立即給莫斯科發緊急電報說明情況，然後再次請見**。第二天見面後，還是一再說建聯合艦隊的目的是對付美國，建長波電台的目的中指揮潛艇艦隊，而且都必須在中國建。這時候領導人都明白了，蘇聯不僅是對付美國，恐怕還有個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也可以控制中國。
這一次，除了**、周恩來、彭德懷之外，***、***、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人也參加了和尤金的談話。聽了尤金的解釋，**更惱火，他說：「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他又說：「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中國的海岸……」
這一天，主要是**在說，其他領導人只是聽。**一個勁地追問：「蘇方的真實想法究竟是什麼？你告訴我！」
尤金回答不出來。
**生氣地說：「不行！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弄清楚。如果你講不清、不便講、講了不算，請你轉告赫魯曉夫同志，我請他來講。」
沒辦法，尤金只好給赫魯曉夫拍了電報。赫魯曉夫決定親自來，而且馬上來。僅僅隔了幾天，7月31日，赫魯曉夫便來了。
這次中蘇雙方最高級別的秘密會談一開始，赫魯曉夫一個勁地埋怨尤金沒說清楚，然後又重複了一遍大體上是尤其說過的那些話。他講了差不多有半個小時，**不高興地打斷他：「赫魯曉夫同志，你講了很長時間，還沒說到正題。」
赫魯曉夫有些尷尬：「我們只是有這個想法，想跟你們商量。就是建一個共同艦隊，再有一個長波電台進行指揮……」
**依然是板著臉：「請你告訴我，什麼叫共同艦隊？」
赫魯曉夫支支吾吾地：「共同麼，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更不高興了：「什麼叫共同商量？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你們是不是想把我們的沿海地區都拿去？你們都拿去算了！」
**的憤怒令赫魯曉夫始料不及，但他既然來了，就想把事情談妥，所以他沒有發火，而是繼續解釋道：「**同志，我們沒有這個意思，不要誤解。我們在家裡已經商量過了，現在是和中國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強防禦力量……」
**繼續不依不饒：「你這個意思不對，你們明明是搞聯合艦隊！」
第一次會談沒有任何結果，而且雙方都有些尷尬。接著談第二次，無論赫魯曉夫拿出什麼樣的理由，**仍然是堅決不鬆口。赫魯曉夫皺起眉頭：「沒想到引起你們這麼大誤解，這就不好商量，不好辦了。」
也許想到這樣收場，他也是下不了台，想了想，又建議：「**同志，我們能不能達成某種協議，讓我們的潛水艇在你們國家有個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立即斷然拒絕：「不行！」
赫魯曉夫也有些憤怒了：「北約在互相合作方面沒什麼麻煩，可我們之間竟然這樣的一件事情都不能達成。」
**仍然說：「不能。」
赫魯曉夫只好又說：「為什麼要這樣誤解我們呢？**同志，你是知道的，我們是對你們作出了許多援助的。」
**語氣柔和了一點：「這是另一個問題，是另一個問題。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蘇聯人民給了我們寶貴的援助。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和中國人民都不會忘記的。但友誼和主權不能混為一談。其它問題都好說，主權不行。」
這天的會談，**最後說道：「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的國土上呆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了。」
四天的中國之行，赫魯曉夫一無所獲。20年後，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記得很清楚，1958年**是如何斷然拒絕了我們要求在軍事合作方面的努力的。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這樣動怒，他始終也沒有允許我們在中國建立潛水艇基地。」
赫魯曉夫黯然離開了北京。中蘇關係的陰影也濃濃地投下了。據說，蘇聯駐華大使館的人對蘇聯核專家說：「赫魯曉夫同志走了，你們也該收拾行李了。」
23.中國方面一切都還蒙在鼓裡
三位蘇聯核專家涅金、馬斯洛夫和加夫裡洛夫，在北京滯留期間，應二機部邀請，在很小的範圍內，講了一堂關於原子彈的課，三個人分別講了原子彈的原理、結構和設計。他們在黑板上畫結構圖，講一些基本的原理，但很少透露數據。時間是1958年7月15日，地點在二機部機關宋任窮、劉傑合用的辦公室。參加聽課的人是二機部的六位領導，即部長宋任窮，副部長劉傑、袁成隆、錢三強，以及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吳際霖和郭英會，還有一名翻譯叫朱少華。李覺因為出差，沒有參加。蘇聯專家擔心保密問題，劉傑告訴他們，這層樓上，只有這個房間裡的我們這些人，又專門安排人在樓梯口守著，別人一律不准到這一層來。
講課前，蘇聯專家提出，不要記錄。講課中間，也幾次提醒，不要記。實際上他們都記了一些，錢三強和吳際霖記得更多一些。講完課，蘇聯專家有些不高興，提出要把筆記本收上來，當場燒掉。宋任窮反應快，站起來說：「同志們，我是中國政府的部長，上將軍銜，也是**中央委員，你們應該相信我，把記錄本交給我處理，你們就放心吧！」翻譯把這幾句話譯過去，三位專家商量一下，勉強同意了。
課後，這6個筆記本鎖進了二機部的保密櫃裡。講課的事，除了在場的人，其他人都不知情。
應該說，這是一堂比較重要的課。宋任窮後來在回憶錄裡說：「這次報告對我們研製原子彈初期工作是有益的，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製進程，爭取了一些時間。可是他們講的，畢竟只是一種數學概念，不是工程設計，而且有的數據根本不對。」劉傑認為：除了最後一個數據不準確之外，其餘大體都是事實。
這最後一個數據，宋任窮說：「苦了我們用兩年左右的時間，經過反覆計算才弄清楚。後來的研製工作，完全是靠我們自己的科技人員……」
三位蘇聯專家講過一堂重要的課之後，又在鄧稼先等人分別陪同下，到幾個核工業部門進行參觀，他們都提出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意見和建議，現在想起來，這三位蘇聯著名的核武器專家對中國算是很友好的，幾十年過去，核工業部門的一些老人還記得他們。9月份之後，他們相繼奉調回國，而且是匆匆走的，一去不復返了，沒了消息。11月份，郭英會到蘇聯參觀期間，曾要求見一下他們，蘇方禮貌地拒絕了。至於什麼原因，蘇方沒作回答。
後來據說是他們三位在華期間，說得太多了。有人回國後還受到了處分。
1957年，艾森豪威爾連任美國總統後，再次策劃「****」陰謀，1958年，在美國的積極鼓動下，蔣介石加緊「反攻大陸」的行動，不僅對福建、浙江沿海進行轟炸，而且頻繁出動飛機，在雲南、四川、西康、青海等地散發傳單，空投特務。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做出了一個大膽決定：7月中旬，命令解放軍集中炮兵和海空軍部隊，對金門的國民黨軍隊實行全面壓制和封鎖。
炮聲一響，美國口頭強硬，但沒有直接出兵，只是再次討論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1958年，美國共進行66次核試驗，僅台海危機之後的10月份一個月內，就進行了23次。從這個氣勢上看，的確嚇人。
蘇聯方面的表現，比較微妙，先是責怪中國方面炮擊前不事先通報，讓他們被動。爾後態度強硬，站在中國一方。
炮擊進行幾天之後，在一次書記處的會議上，周恩來說：「炮擊金門，使我們摸清了美國的底，真打起來，美國人是不會捲進來的。」
周恩來又說：「美國又在叫嚷對我們使用核武器，不管是真是假，嚷出來總有他的目的，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請大家議一議這個問題。」
**認為，如果真要用原子彈，我們炮擊金門，是他最好的借口。他們目前沒動，一是在看蘇聯的態度，看蘇聯這把核保護傘怎麼發話，畢竟他還是有些顧慮的，二是試探我們的反應。
書記處認為，有了不久前**和赫魯曉夫的爭吵，蘇聯的態度恐怕不會和過去一樣了，至少話說出來不像過去那麼強硬了，甚至不排除借此機會敲打敲打中國。
**認為，蘇聯不站出來也好，我們就好好看一看沒有蘇聯因素，美國人到底怎麼對待我們。
聶榮臻匯報說，在房山的那個「一堆一器」差不多了，這種情況下，搞不搞剪綵儀式？
**指示，不但要搞，還要搞大些，隆重一些。
按常規，反應堆和加速器這樣敏感的東西應該高度保密才對，**反其道而行之，這個態度再明確不過了，就是試探一下美國的態度。
1958年9月28日，中國第一座實驗性重水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建成移交。陳毅、聶榮臻、林伯渠、張聞天、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陳叔通等領導人，還有從蘇聯請來的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副局長葉夫莫列夫，蘇聯科學院院士阿里哈諾夫和維諾格拉多夫，以及多位蘇聯專家，來到房山縣的坨里，參加建成典禮，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主持典禮儀式。陳毅、聶榮臻、林伯渠上前剪綵，聶榮臻在驗收證書上簽完字後，鄭重交給錢三強。聶榮臻講話說：「在今天的時代，原子武器並不是美國所能獨佔和壟斷得了的……」
會後，各大報刊刊登出陳毅、聶榮臻等領導以及蘇聯專家的照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文台、英文台、俄語台等播放了這條新聞，以及聶榮臻、郭沫若和葉夫列莫夫等人的講話。
與中國的高調宣傳相反，美國的反應相當平淡，對這件事沒有一個字的回應，只是反覆拿投射原子彈嚇唬人。這時候，中蘇兩黨尚沒有撕破臉皮，在美國叫囂使用原子彈最凶的時候，赫魯曉夫出於複雜的目的，終於站了出來，向艾森豪威爾提出警告：對中國人民的進攻就是對蘇聯的進攻。
1958年前後的台海危機，鬧嚷了一陣子之後，緩緩平息了。
「一堆一器」的建成，既有它的政治意義，也有它的科學價值。從此，中國有了一個綜合性的原子能科學技術研究基地，這個基地由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歸科學院和二機部雙重領導，以二機部為主。錢三所繼續兼任所長。基地彙集了一批頂尖物理學人才，如趙忠堯、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朱光亞等，***的兒子劉允斌、彭湃的兒子彭士祿、李四光的女兒李林等人，也在這裡工作。這個基地在中國原子能事業建設中，特別對是對於原子能科學骨幹的培養，起到了「老母雞」的作用。
「一堆一器」建成僅一個月，就生產出33種同位素。
隨著時間的延續，中蘇兩國關係的裂痕已經很明顯了。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的風波雖然過去，沒人再提，但各自的心裡，都有了死結。到了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叛亂，緊接著中印關係緊張起來，蘇聯領導集團不顧事實真相和中方提出的勸告，授權塔斯社，公開發表中印邊界事件的聲明，有意偏袒印度。這等於把中蘇分歧公諸於世。中國方面被迫對蘇方展開了適度的反擊。
早在1951年，中蘇兩國關係最密切的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就在新德里對美國外交官鮑爾斯預言：「從歷史的邏輯和地理的現實來看，中國和蘇聯注定要發生衝突的。這樣的事情遲早發生。」
尼赫魯又說：「當然，他們今天已經把自己綁在了同一輛戰車上，但是。中蘇的聯合不會持續幾年以上……中蘇早晚會發生某種對抗。」
尼赫魯的預言，正漸漸變為現實。
在對原子彈樣品的期盼中，二機部終於收到了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供應局長波裡雅可夫的來函：「原子彈模型及技術資料將於1958年11月發至中華人民共和國。」
劉傑根據宋任窮的指示，安排物質供應局局長姜濤負責接運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姜濤安排人早早趕到滿洲裡去接貨，但是整個11月份過去了，還是沒有接到，派去的人急得不得了。
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派往中國的總代表名叫索洛維也夫。姜濤找索洛維也夫交涉。進入12月份，索洛維也夫回話說，樣品和資料已經到了西伯利亞，他決定和姜濤一起帶人去滿洲裡接運。還說，為了行動保密，火車票都由他安排蘇聯大使館買，讓姜濤和他的人，隨時聽候指令，擇機出發。
為了怕誤事，姜濤不敢回家，每天都住在辦公室裡，做隨時出發的準備。但在出發的前一天，一切都準備妥當了，索洛維也夫卻又通知姜濤，說：「西伯利亞氣候太冷，不能發運，暫時不能去了。」
1959年2、3月間，索洛維也夫又通知說：準備發運貨物，要中國方面去接，並再次由他負責買火車票。但又在出發前的一天，索洛維也夫來了通知，說，莫斯科沒有發檢驗證明，不能發運，讓繼續等。
又過了兩個來月，索洛維也夫緊急通知，說貨已到邊境，火車票也買好了，讓姜濤準備帶人出發。這回姜濤等人樂壞了，心想不會再有什麼差錯了。誰知，結局如出一轍，剛要動身，索洛維也夫打來電話：「先不要去了。」
姜濤已經在辦公室睡了四個多月，見是這樣的結果，真有點急了，大聲問，為什麼？
索洛維也夫說：「我們斯拉夫斯基部長感冒了，不能簽字，貨不能發……很抱歉。」
一拖再拖，就是不給，其中秘密，赫魯曉夫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道破了：「我們的專家建議我們給中國一枚原子彈樣品。他們把樣品組裝起來並裝了箱，隨時可以運往中國。這時，我們負責核武器的部長向我作了匯報。他知道我們同中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們專門開了一次會，決定該怎麼辦。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給中國送去原子彈，中國人一定會指責我們違背協議，撕毀條約，等等。另一方面，他們已經展開了誹謗我們的運動。並且還開始提出各種各樣令人難以置信的領土要求。我們不希望他們獲得這樣的印象，好像我們是他們馴服的奴隸，他們要什麼，我們就給什麼，而不管他們如何侮辱我們。最後，我們決定推遲給他們送去樣品的時間。」
時隔38年之後，涅金寫了一本回憶錄，他寫道，當時，原子彈的樣品和技術資料確實已經裝車待運，停在某個離中國不遠的車站上，只等莫斯科下令。可是有一天，黨的領導接到請示後非常憤怒：什麼原子彈？運到哪裡去？你們怎麼了？都瘋了？不要運，快點告訴他們，立即將所有材料銷毀。這樣一來，材料銷毀，那列專列開車了，警衛人員也撤走了。
這個時候，中國方面一切都還蒙在鼓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