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開路先鋒（一） 文 / 陶純
7中國的導彈火箭事業，邁出了重要一步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錢學森用了差不多半個多月的時間，認真琢磨書面報告。1956年2月17日，幾經修改之後，他終於寫出了關於《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當時為保密起見，用「國防航空工業」這個詞來代表火箭、導彈和後來的航天事業）。錢學森的意見書，提出了我國火箭、導彈事業的組織方案、發展計劃和某些具體措施，同時還開列了一批可以調來參與這一事業的21名高級專家名單，其中包括任新民、羅沛霖、梁守槃、莊逢甘、林津、胡海昌等，後來這些人都成為中國航天事業的開路先鋒。
這是一份重要的意見書，是我國導彈研究開端的重要步驟之一。自此，中國的導彈研製工作，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
僅僅四天之後，周恩來就親自審閱了這份意見書，並送給**審閱。這期間，錢學森的意見書和原子能的問題一起，多次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以及軍委的會議上研究討論。
3月14日上午，在總參謀部辦公大樓的首長會議廳裡，周恩來親自主持了一次極不尋常的軍委擴大會議。與會的將帥們人手一份《意見書》。眾人落座後，周恩來宣佈會議的中心內容：「今天軍委擴大會議的議題，就是請錢學森同志談談發展我國導彈技術的設想和規劃。」
坐在會議桌一端的錢學森，穿一套嶄新的中山裝。自從回國後，他就脫掉了西裝，穿起了中山裝。望著佩戴著金色肩章的元帥和大將們，錢學森有些激動，也有些緊張。但他很快平靜下來，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推開精心準備的匯報提綱，彷彿回到加州理工學院的課堂上，沉穩地從歷史講到現實，從軍事擴展到國家的綜合實力，以大科學家的遠見，深入淺出地講解中國導彈事業發展的希望和未來。
講到後來，元帥們忍不住插起話來。
聶榮臻說：「學森同志，你這個意見書中說，我們發展導彈有自己的優勢，這個優勢在哪裡，你能不能給我們說一說呀？」
錢學森說：「這個優勢是和其他武器比出來的。僅以航空武器為例，一代戰鬥機的研製週期，發達國家大約是十年，形成武器，裝備到部隊，沒有十五年不行。我國工業基礎薄弱，能設計，卻不能生產，有能力製造，各種特殊材料，大量的儀器儀表、電子元器件以及相配套的雷達等等也難以保證，即使這一些都能解決，以我國目前的經濟實力，大批量生產也不現實。」
眾人紛紛點頭。
周恩來說：「這是客觀現實，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呀。」
錢學森繼續道：「而導彈的難點在於關鍵技術的突破。」
陳毅說：「我明白了，你說的優勢在這裡……腦殼。」
錢學森點頭道：「尤其中國人的數學天賦，在導彈研製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一點蘇聯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眾人再次紛紛點頭。
錢學森又說：「飛機有人駕駛，而且要反覆使用，各個部件都必須過關，才能確保安全，導彈就不同了，導彈是自動尋找目標，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們工業落後，不能確保每個部件都是最好的，但根據系統工程的原理，把這些很一般的部件組合起來，一樣能達到很好的效果。」
與會者頻頻點頭。
錢學森繼續說：「導彈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科研、試驗上，一旦研製成功，國家再窮，生產一部分應該不是問題。即使從戰爭角度看，導彈不僅對地面，也可以對空中、海上來犯之敵進行有效打擊，在目前我國空、海軍還很弱的情況下，選擇從導彈上突破，不失為一條捷徑。」
彭德懷說：「很好，這和我們過去打仗一樣，以我為主，揚長避短，不和敵人硬碰硬，攻其一點，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這一點應該成為我們今後發展武器的方針。」
賀龍說：「導彈快搞，飛機該搞也得搞，兩者並不矛盾嘛。」
錢學森說：「賀老總說的是，導彈不僅不會影響飛機，一系列技術上的突破，反而會帶動飛機的發展。」
聶榮臻說：「導彈牢靠了，將來的航天就有基礎了。」
周恩來說：「更現實的問題是，我們的飛機不行，就算有了原子彈，那也是有彈無槍呀，所以導彈要快，要走在前面！」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時間過得飛快。錢學森的構想，贏得了全體與會者的支持。
會議最後決定，由周恩來、聶榮臻、錢學森等人負責籌備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
4月13日，國務院正式決定成立這個秘密部門……航空工業委員會，直屬國防部。聶榮臻為主任，黃克誠、趙爾陸為副主任，劉亞樓、錢學森、李強等被任命為委員。所謂航空工業，主要是指飛機、火箭和導彈的生產。「航委」就是後來的國防科委、總裝備部的前身。
中國的導彈火箭事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散會的時候，周恩來特意把聶榮臻元帥拉到一邊，交待說：「學森同志是愛國的，他是科學家的一個榜樣，要好好對待他，要在政治上關心他，生活上照顧他，安全上保護他。」
在後來的歲月裡，聶榮臻一直牢記周恩來的話。
應當說，正是錢學森的歸來，為中國導彈火箭事業帶來了信心，促使中央下決心行動。正像國內外有識之士後來所評價的那樣，錢學森不回來，中國也會搞導彈，但行動不會那麼快，效果也不會那麼好。
8國家最大的事
和導彈相比，原子彈由於更為複雜，花費更多，尤其是誰也拿不準什麼時候研製成功，因此，起初的工作，主要是「務虛」，實際工作進展比較緩慢，機構遲遲沒能建立起來。
彭德懷是個急脾氣，尤其是朝鮮戰場上一幕幕慘烈的景象令他永遠無法忘記，因此他比誰都著急。
還有一件事情讓彭德懷一直耿耿於懷。1955年5月，他去東柏林、華沙訪問，歸國途中經過莫斯科，赫魯曉夫接見他時，可能一時衝動，主動提出，彭德懷一行可以參觀他們剛下水的核動力潛艇，遂安排彭德懷等人去列寧格勒訪問波羅的海艦隊。彭德懷在旗艦上檢閱了儀仗隊，受到隆重接待，艦隊司令滿口答應第二天去參觀核潛艇。可是，第二天，卻又告訴彭德懷：「潛艇已出海。」彭德懷雖然有些氣憤，但想到這事不是艦隊司令所能決定的，便忍住了。
經過交涉，蘇聯方面又改口說，可以到黑海艦隊的塞瓦斯托波爾去看另一艘核潛艇。到了後，卻又說：「黑海艦隊沒裝備核潛艇。」
這件事深深刺激了彭德懷，也使他更堅定了發展我國核武器的信念。
最初，在中央上層，在軍隊上層，對研製原子彈一事，並不是一點反對意見沒有，事實上，整個「兩彈一星」研製過程中，反對的聲音都是有的，有時矛盾還相當尖銳。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費錢，國家拿不出這麼多的錢；二是技術太複雜，很有可能花了大把的錢，什麼事都沒辦成，竹籃打水一場空。
**親切會見錢學森195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為向軍委擴大會議作戰略方針的報告，彭德懷多次找聶榮臻等軍委領導商談，力主開展導彈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其中專題講了「我們必須積極著手研究我國能不能生產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導彈和新式武器等)的設計製造問題」，建議在國務院或國防部直接領導下積極籌建航空和導彈的研究機構，並準備籌劃核子武器研究機構。這個報告經過軍委擴大會議討論同意，又得到**和黨中央的批准。這是最早落實到文字上的關於在中國研製導彈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關鍵時刻，**又一次站了出來。4月2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將來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接著，他風趣地說：「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還是只有幾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有了錢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這是戰略方針的問題，希望在座的元帥將軍們開會研究一下，希望軍委開會討論一下。」
還有一次，**在會議上說：「有人問我造飛機、造大炮、搞原子彈、搞導彈的錢從哪裡來，我告訴他在這裡……」
**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來，拍著腰際的口袋：「錢在這裡，但不是口袋，是褲腰帶！」他的意思是勒緊腰帶過苦日子，省出錢來搞尖端武器。
1956年春天，在中央的部署下，周恩來、聶榮臻親自領導制定了後來影響廣泛的12年科學規劃，全國各行業的六百多名頂尖科學家，集中3個月的時間，拿出了《1956……195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規劃中列出了12個重點，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噴氣技術。「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一大項，其實主要就是原子彈的研製；「噴氣技術」這一大項，主要包括飛機、導彈火箭的研製，只是出於保密的原因，沒有直接開列出來。
有一個小插曲是，錢三強從蘇聯訪問回來，看到《中國科學院落實12年規劃四項緊急措施》中竟然沒有原子能項目，十分不滿，急忙來找副院長張勁夫，氣乎乎地說：「張副院長，我對你意見！」
張勁夫問明情況後，小聲對他說：「三強啊，你知道原子彈是**親自決策親自管的事，國家最大的事啊，怎麼能隨便拿出來讓人知道？這個事要秘密地搞，我們列的這四項緊急措施都是為原子彈服務的，明白吧？」錢三強一聽，笑了，說我明白了，明白了。說罷，高高興興走了。
至此，中國研製導彈、原子彈的大幕徐徐拉開。
當時，中國的鈾礦才剛剛勘探，世界上還沒有洲際導彈，以**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不等條件完全具備就果斷提出發展原子彈、導彈的戰略決策，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強國夢想描繪了一張宏偉壯麗的藍圖。
9都有一顆中國心
錢學森回國不久，在美國，又有三位傑出的科學家加入了回國的行列。他們的回國之路，也很不順利。
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工業研究生院，一天，課餘時間，教室外聚集了許多學生，一些路過此地的教授也加入到了圍觀的學生們中間。中間的空地上立著一個垃圾筒，一位瘦高的中國男人從地上的書堆裡拿起一本，撕開後丟進垃圾箱內燃燒的火焰中。學生們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做。
他叫郭永懷，是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康奈爾大學教授，他也曾是馮?卡門的學生，算是錢學森的師弟。他跟馮?卡門讀博士的時候，自選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跨聲速流動的不連續解」作博士論文，馮?卡門都認為這是一個最難的課題，郭永懷居然順利攻下來了，拿到博士學位後，他也成了美國有關部門跟蹤的對象，就像錢學森一樣，也被禁止離開美國，並長期受到監視。為了能順利回國，他則採取了另一種抗爭的方式。為了表明回國的決心，郭永懷公開燒掉了自己的幾千冊藏書，大量的研究筆記和授課講義。
一本書燒完了，郭永懷又撿起一本，撕開，投入火堆。
上課鈴響起，郭永懷準時踏入教室。拿起一支粉筆，只幾筆便在黑板上畫出一架漂亮的飛機，然後在黑板的另一側寫出一連串的公式。寫完了，粉筆剛好也完了。郭永懷轉過身的同時，也不看，手指輕輕一彈，粉筆頭飛出去，準確地落入牆角的紙簍裡。
郭永懷說：「現在開始講課……」
一位女同學突然道：「郭教授，我能問個問題嗎？」
郭永懷說：「請講。」
女學生說：「你為什麼要燒掉你的書？」
郭永懷說：「這不是課堂上該問的問題，不過我願意回答你……為了回國。」
女學生說：「書可以帶走，也可以送人，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要燒呢？」
郭永懷說：「書裡面也許有美國國家機密，帶走、送人都是間諜行為。」
學生中有人笑了，郭永懷也輕輕笑了。
女學生又問：「你為什麼去中國呢？通道美國不好嗎？」
郭永懷糾正道：「不是去，是回。我回我的祖國，難道不好嗎？」
教室裡一下子安靜下來。學生們也許這才理解了他們的老師，一個文質彬彬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這期間，台灣方面派出的人幾次「拜訪」他，希望他能到台灣去，條件自然無比優厚。他堅決地回絕了。
1956年春天，郭永懷終於回到了祖國。
郭永懷酷愛音樂，喜歡集郵和攝影。回國時，他和妻子李佩除了隨身的衣物之外，從美國帶回來的全部家當都在三隻木箱裡，裡面有一千多張唱片，三本集郵冊和一架照相機。後來郭永懷投入原子彈研製，夜以繼日，他的業餘愛好全都放棄了，無奈之下，唱片送給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三大本珍貴的集郵冊送給了國家郵政部門，只留下了一架照相機作為紀念。
和郭永懷採取的辦法不同，著名核物理學家張文裕、王承書夫婦卻是用另一種方式踏上了回國之路。張文裕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博士，畢業後到美國密執安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他的妻子王承書是在密執安大學讀的物理學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兩口子一心想回國，又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攢下來的書籍、資料丟掉，他們想帶回祖國去，以便將來之用。但如果裝箱去辦托運，美國移民局會扣押不說，也許還會給他們戴上一頂間諜的帽子，為了不找麻煩，兩口子就想了個辦法，每逢夜深人靜之時，兒子睡了之後，他們就開始整理書籍、資料、講課筆記，按照投遞標準……每六磅一包，打成小包裹。白天，由王承書出面，分別從幾個郵局，將包裹寄到北京的姐姐家，以及香港的朋友家，以便能逃脫檢查。
就這樣斷斷續續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將三百多個包裹寄走了。這近兩千磅的書籍資料，都是非常寶貴的，飽含著兩位愛國科學家的赤誠之心。
他們的回國申請過了一年才有音訊，令人氣憤的是，移民局說，他們兩口子可以回中國，但他們的兒子是美國國籍，美國政府不能給一個美國公民發放到赤色中國的通行證！
張文裕王承書憤怒不已，他們表示：兒子的護照寧可不要了，也要把兒子帶回中國。
在與中國關係較好的印度使館的幫助下，他們一家才終於拿到回國的簽證。由於回國心切，家裡的兩部小汽車、電視機、電冰箱，還有不少傢俱，來不及賣，只好送了人。
正是由於有了像錢學森、錢三強、郭永懷、王承書這樣的愛國知識分子，新中國的科技事業才奇跡般地迎頭趕了上來。後來人們統計過，早期參與中國「兩彈一星」的著名科學家，絕大多數都是新中國成立後回國的，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美國，他們大都是衝破重重阻力，才踏上回國征程的。不說他們後來的歷史功績，單是他們放棄優厚條件，甘願回國效力這一壯舉，就值得大書特書。
10聶榮臻掛帥
聶榮臻元帥受命領導全國科技工作和研製「兩彈」的任務以後，他反覆考慮，認為首先是要組建機構和組織隊伍，這是科學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曾代表中央找聶榮臻談過一次話，徵求他對工作安排的意見，聶榮臻選擇了主抓科技工作。聶榮臻性格儒雅，很小的時候，他就有科技強國的夙願。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前進，並且要趕上和超過我們的對手，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則我們就將永遠被人欺負。我當時是懷著這樣一種緊迫感，決心抓好這項工作的。」
不久前剛剛成立的由聶榮臻擔任主任的航委，這時候實際上是個空架子，下面連一個兵也沒有。聶榮臻主張先建研究機構，再建領導機構。他把自己在總參代理總參謀長時的得力助手、總參辦公室主任安東調過來，擔任航委的秘書長。安東和聶榮臻辦公室主任范濟生等人一起，擔負委的日常工作。
1956年5月10日，聶榮臻向國務院、中央軍委提交了《關於建立中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的報告。他在這份報告中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陸、海、空軍都已經逐步採用各種導彈作為制式裝備，並且還在大力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由於噴氣技術、流體力學、無線電定位、電子計算機等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可以看出，各種導彈作為軍隊武器裝備有很廣闊的前景。為適應中國國防現代化的需要，必須立即開始導彈的研製與培養幹部的工作……為此，建議在航委下面設立導彈管理局；建立導彈研究院（對外稱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簡稱五院），以錢學森為院長，盡快開展導彈的研製工作。
半個月後，周恩來親自主持有彭德懷等參加的第71次軍委會議，專題研究了聶榮臻提出的報告。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重要指示：導彈的研究方針是先突破一點，不能等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研究和生產；研究導彈所需要的專家和行政幹部，同意從工業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軍隊中抽調；要說服更多的人，為研製導彈出力；軍隊更要起模範作用，要人要錢，首先拿出來。
會議同意聶榮臻提出的所有方案，這讓他深受鼓舞，立即著手佈置工作。聶榮臻吩咐安東，盡快去找總後勤部、空軍、北京軍區的領導人商量，為導彈研究院尋找院址，以便開展工作。他囑咐：「你要向這些單位的領導人詳細說明導彈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和軍委領導的決心，請各單位發揚風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讓出來。」
起初的工作應該說是很順利的，安東帶上范濟生，兩人去找總後勤部、空軍、北京軍區，僅僅幾天下來，居然談妥了。經過協商，位於北京西郊黃帶子墳一帶的解放軍124療養院、北京軍區106療養院、北京空軍466醫院，可以撥出全部或部分營房來，供導彈研究院使用。
黃帶子墳一帶儘管很荒涼，但畢竟有了這麼一塊地盤，可以供人開拓了。
光有這塊地盤還不夠，1956年11月，聶榮臻商請空軍將南苑的飛機修理廠劃歸導彈研究院，作為導彈總裝廠。1957年5月，聶榮臻同當時的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商定，將長辛店中聯部停辦的馬列主義學院二分院的房舍，劃撥給了導彈研究院。同時，導彈研究院副院長王諍設法將在北京永定路地區的某通信團營區劃歸五院。這樣，南苑、永定路、長辛店三處地點，成為以後導彈研究院第一、第二、第三分院的所在地，成為導彈、火箭武器的重要研製基地。這三個基地建設的逐步完善和四項重點工程的陸續建成投入使用，對中國導彈火箭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經聶榮臻與總政商定，報中央軍委和**批准，導彈研究院機構按兵團一級、分院按軍一級行使職權。對外協作、聯繫工作等使用代號。他還提出，對待高級知識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就應該使用；社會關係複雜些也不妨礙使用，必須貫徹「重在表現」的政策。
地盤找好了，領導班子人選也基本有了，最困難的，當屬人才調集問題。當時，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開始，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都在加緊建設，科技人才極度匱乏，科學家、專家更是鳳毛麟角，是每個單位的「心肝寶貝」，挖人家的，就等於割人家的肉。但是，搞國防尖端技術，又必須集中大批技術骨幹力量，是個頂個的，不能濫竽充數。於是，問題就來了。
周恩來深知其中的難處，他指定聶榮臻親自召集一個重要會議，下大力氣抽調人才。1956年6月2日那天，聶榮臻邀請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副總參謀長兼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陳賡、國防工業部部長趙爾陸、一機部部長黃敬、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副主任范長江、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教育部副部長黃松齡、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等國務院各部委領導33人開會，商量為導彈研究院選調科技骨幹的問題。
本來，周恩來那天要到會講話的，但會議即將開始時，**找他有事，他只能走了，臨走前留下話：「中午給大家嘴上抹抹油。」周恩來的意思是，中午請與會人員吃頓飯。他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會議在「三座門」召開。聶榮臻首先講了一下中國決心發展以「兩彈」為主的尖端武器的計劃。聽說搞導彈、原子彈，大家都很興奮，議論之聲四起。
聶榮臻接著說了這次會議的目的：發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國際上的技術援助還沒有落實，但中央下了決心要搞，當前急需的是各類人才，今天開會，主要是為即將成立的導彈研究院要人，請在座的各位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聶榮臻講完後，會場頓時沉默了，半天沒人吭聲。有的面面相覷。有的閉目思索。有的盯著天花板，彷彿與自己無關。
聶榮臻耐心地期待著。
最終，還是那位有戰略眼光的陳賡大將打破了沉默，他站起來，擲地有聲地說：「我們哈軍工給4個專家！」
陳賡的表態，令聶榮臻非常滿意，他的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他希望人們響應陳賡，站起來發言。但是沒有，會議室又出現了一陣難堪的沉默。
後來有人念叨說：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太少。每年只給我們幾個大學生。我們恨不得拿他們一個當三個用。老科學家是我們的老母雞，大學生是未來的母雞，我還指望他們給我下蛋呢……
會場上發出了一陣笑聲。
聶榮臻雖然心裡不快，但他沒有流露出來，他也理解人家，國家百廢待興，各個部門建設任務都很重，誰都想把人才握在手裡。他不能怪人家，他只是暗暗地希望，人們要有一種大局觀念。在那個年代，什麼是最重要的？「兩彈」最重要！有了「兩彈」，我們其他方面的建設就是慢一點，也沒什麼關係，有了這個，中國的腰桿子就硬了，外國人也不敢小瞧咱了！
顯然，陳賡對說這些話的人的態度是相當不滿的，他坐不住了，又站起來，說：「聶總，我們再給你兩個！」
許多年後，聶榮臻提起陳賡，仍然是對他讚不絕口，說他是有眼光的人，沒有本位主義，大局觀念強。
也許是陳賡的態度影響到大家，會議室裡不再有人笑，各個部委、科學院都表示，回去商量一下，盡力支持航委的工作，提供用人方便。還有的當場說出了幾位科學家的名字，答應盡快放人。
陳賡說到做到，沒多久，他把哈軍工的頂樑柱任新民、屠守鍔、梁守槃、莊逢甘等6人給送來了。但是，很多單位答應給的人，並沒有到位。聶榮臻派人三番五次地催促，有的單位仍是遲遲不放人。
兩個月過去了，眼看導彈研究院要成立了，人員仍是到不齊，已經內定擔任院長的錢學森很不高興，他氣呼呼地找到聶榮臻，說：「導彈、火箭的事還搞不搞了？要搞，就應該趕快調人，不能再拖了。」
內心同樣焦急的聶榮臻理解錢學森的心情，說：「學森，對不起，是我的工作沒做好。我去找周總理想辦法。」
聶榮臻找到周恩來，周恩來囑咐聶榮臻，安排錢學森到北戴河休息幾天，緩解一下他的壓力。周恩來又對聶榮臻說：「需要哪些人，你提出名字，我批！」
就這樣，有些專家就是通過行政手段，由聶榮臻寫報告，周恩來親筆批准後，硬生生調來的。
終於，蔡金濤、黃緯祿、吳朔平、姚桐彬等數十位專家和中級科技人員到了導彈研究院，同時還接收了當年分配的156名大學畢業生，他們是中國導彈、火箭事業的第一批骨幹力量，是最早的「班底」。
為解決導彈研究院科技幹部奇缺的困難，聶榮臻又建議在軍事工程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工業學院、通信學院、郵電學院、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學府，設置有關導彈的專業。建議得到中央批准。這為日後蘇聯毀約，中國堅持自己的「兩彈」研製工作，奠定了技術力量基礎。
1956年10月8日，對中國導彈、火箭事業來說，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這天，在北京西郊原解放軍第466醫院簡陋的食堂，聶榮臻面對台下坐著的大約兩百多人，宣佈：經過中央軍委批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任院長，領導大家從事火箭、導彈的研究工作。聶榮臻說：在座的各位，是中國火箭事業的「開國元勳」，現在人手雖少，但只要大家團結一心，艱苦奮鬥，中國的火箭、導彈事業，一定會有美好的前景。
接著由新任院長錢學森講話，他說：「這是一個宏偉的、具有遠大前途的事業。投身這個事業是光榮的。大家既然下決心來幹這一行，就要求大家終身獻身於這個事業。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幹我們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所以大家還要甘當無名英雄。」
那天，除了這個小型的會議，沒有再舉行任何儀式，沒有鮮花，沒有彩旗，沒有鑼鼓，沒有剪綵。到場的人們，只有一顆火熱的心。
成立大會結束，緊接著由錢學森為新分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他一連講了七堂課。他的課講得通俗易懂，這些剛剛聽說過導彈這個名詞的大學生，他們所學專業與導彈毫無關係，正是由於錢學森的輔導，才使他們入了門。幾十年後，當年聽過錢學森講課的人，仍然記得他講課的情形，說：「沒有錢老，就沒有我們後來的成就。」
導彈研究院成立不久，聶榮臻將該院的工作方針歸納為：「我們對導彈的研究製造，應採取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為輔的方針。」這一方針得到彭德懷、周恩來、**的批准。後來，這個方針實際上成為我國國防科技事業，乃至整個科技事業的基本方針。
最初一切都是困難的，導彈研究院白手起家，沒有實驗室，沒有科研設備，甚至沒有住房，科研人員有的住在帳篷裡，有的住在大食堂裡。寒冷的冬天來到了，北風呼嘯，滴水成冰，那個年月，人們肚子裡缺乏高熱量的食物，衣服保暖性也差，冬天的滋味最不好受。
聶榮臻住在有暖氣的大房子裡，身上舒服，心裡卻總不踏實，因為他牽掛著導彈研究院剛從各地來報到的那些科學家和大學生們。有一天，他叫上秘書，突然來到研究院，他先鑽進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住的小屋或帳篷，看了看火爐，是不是管用，又摸摸床上鋪的蓋的，厚不厚，保不保暖。最後，他才來到會議室，和領導幹部、主要科學家們見面。
主持會議的院領導說：「請聶帥給我們做指示。」
聶榮臻感慨地說：「我沒有指示，只有一個心得。我是帶兵打仗出來的，今天**、黨中央讓我抓國防科研。我常常想，怎麼抓啊？這個幹部怎麼當啊？後來我想明白一點了，就是，要老老實實地做好人民的勤務員。當幹部，特別是當行政幹部，干的工作就是勤務員工作。我聶榮臻有志於當個科學工作的勤務員，為科學家搞好科研工作的條件，搞好學習和生活條件。這就是黨分配給我聶榮臻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說。但是，我一定要認真去做，把這當作我終身的光榮任務。」
聶榮臻的話令在場的人，尤其是一些科學家深受感動。人們想不到，一個元帥，會說出這樣的話。元帥親口說自己願意當勤務員，如果不是當面聽說，誰也不敢相信。
聶榮臻突然話鋒一轉，語氣沉重起來：「我今天來看了大家的住處，我這個勤務員沒當好，在座的各位，勤務員也沒當好，我們的科技人員，其中不少是中央千方百計幫我們從國外請回來的，從各個兄弟研究機構忍痛割愛調來的。可是，這麼數九寒天，我們讓這些寶貴的人才住帳篷，我不滿意。我要告訴院領導們，如果凍壞一個人，你們得賠我！」
「凍壞一個人，你們得賠我！」時隔幾十年後，著名火箭技術專家屠守鍔仍然清楚地記得這句話。他說，有了這句話，大傢伙一下子就不覺得冷了。
不久，又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天清晨，導彈研究院二分院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剛剛起床，按照軍隊的習慣集合跑步。他們來到操場上，卻發現，這天站在寒風中等待他們的，是一位佩戴少將軍銜的軍人。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在猜測。這時，少將說話了：「請大家伸出手來。」
然後，少將像幼兒園的阿姨一樣，挨個查看了兩百多位科學家和技術幹部的雙手。最後，少將大聲說：「同志們，我是航委秘書長安東。聶老總聽說，你們不少同志夜裡加班，又沒有暖氣，擔心凍壞了手，一大早打電話讓我來查看一下，他等我回去匯報呢。」
聽到這裡，不少人感動了，有些人眼裡濕漉漉的。安東有些慚愧地說：「我剛才看過，確實有同志凍傷了。我們工作沒做好。這個問題我馬上匯報，會很快解決。」
任新民也經歷過一件他始終忘不掉的小事，他回憶說：「有個冬天，我的手凍了。我聽政委說，聶老總對我們政委講，任新民手凍了，你們怎麼也不注意這個事。我聽了以後，非常感動。我感動的是，一位元帥，這樣的小事都掛在心上，你還能說什麼呢？」
房子暫時蓋不起來，暖氣暫時供不上，院裡就發動所有的後勤人員，挨家挨戶送劈柴、焦煤，把爐子生上，保證一定的溫度，不至於凍傷科研人員的手腳。經過上上下下的努力，1959年寒冬來臨之前，導彈研究院的所有科研人員，都住上了帶暖氣的房子。
11如此，大事可成矣
按照中蘇達成的援建中國「一堆一器」的協議，蘇聯方面很快就落實了。反應堆是7000千瓦的重水實驗堆，加速器是1.2米直徑迴旋加速器。應該說，這對中國的核科學研究是一次很大的推動。
核武器與核反應堆的科學原理是一致的，從某種角度講，反應堆是不爆炸的原子彈，它和原子彈的區別主要是，它可以控制能量，讓它緩慢地釋放，以產生動力。
反應堆和加速器工程動工安裝前，副總理李富春指示：為了保密，要靠近山區，盡量少占良田，如果交通不便，可以修鐵路。經劉傑、錢三強等領導和專家的實地勘察，最後選定將北京房山的坨里，作為安裝地點，這兒是一片開闊的荒灘，平時很少有人光顧。從此以後，錢三強擔任所長的近代物理所，就扎根到了這兒，不久，改名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
核燃料有兩種，一種是從原子堆裡提取鈽239，一種是從鈾礦石提取和經過濃縮，拿到鈾235。前者比後者相對容易得多。中南海最初作出中國發展原子能的決策時，事實上並不知道中國到底有多少鈾礦，能不能開採。蘇聯專家向中國建議，如果中國真要搞原子彈，以中國的力量，拿出鈾235基本不可能，他們主張用鈽239就可以了。
在那種情況下，一心想早點搞成原子彈的中國最高決策層，也傾向於用鈽239。蘇聯援助的「一堆一器」也是按這條路子走的。
建立原子能工業，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組織實施。蘇聯在蘇聯部長會議裡面，下設原子能利用總局，對外公開稱中型機械製造工業部。周恩來徵求薄一波、張勁夫、劉傑等人的意見，打算成立一個實體的原子能工業部，但公安部門的意見是，直接用原子能這個名稱不利於保密。周恩來於是決定，並經**和中央批准，改稱第三機械工業部，不久又改稱第二機械工業部，也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二機部。
1956年初，**分頭召集國務院所屬34個部委的主要領導談話，聽取匯報，搞調查研究。談話間，**說到地質工作的重要性，對周恩來說，要加強地質部的工作，因為地質部正在組織數萬人找鈾礦，需要加強他們的工作。**又說，最好從軍隊調出一個人來，調一個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加強地質戰線，給李四光當副手，協助李四光。
周恩來把**的意思講給了宋任窮。當時宋任窮是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上將軍銜，部長是羅榮桓元帥，總幹部部的日常工作由宋任窮負責。
宋任窮考慮了一陣，就對周恩來總理說：「那就讓我去吧。」
周恩來一愣：「你為什麼想來？」
宋任窮找了個理由：「不是剛授軍銜嘛，我對穿那一身制服不習慣。」
周恩來說：「你能出來嗎？」
宋任窮說：「總幹部部有人。」他的意思是說，有人接替他。
宋任窮後來回憶說：「我想，我要去的話，軍隊裡這一套可能都要取消了，待遇低了，副官沒了，警衛員也沒了，只有一個秘書了。但這些都是可以放棄的。」
這就是一個上將的境界。為了神聖的事業，什麼都可以放棄。
周恩來向**作了匯報，**同意宋任窮出來。宋任窮後來說：「我這算毛遂自薦吧。」
沒過多久，周恩來把宋任窮找去，告訴他說，不去地質部了，讓他到新成立的二機部當部長，劉傑為常務副部長，錢三強也過來兼任副部長。
二機部的成立，標誌著我國原子彈工程由前期準備正式進入實施階段。
錢三強家住一個普通宿舍樓的二樓。一天，錢家對著樓梯口的大門開著，錢家八歲的女兒一邊在門口玩，一邊在背誦唐詩：「欲窮……千里目……」
樓下突然有人接道：「更上一層樓！」
隨著話音，宋任窮一步一步走上樓梯。宋任窮笑瞇瞇地蹲在錢三強女兒面前：「是你叫我嗎？」小女孩認真地搖搖頭：「伯伯，我在背詩，沒叫人。」宋任窮就逗她說：「你再背給我聽聽。」
小女孩背誦道：「欲窮……」
宋任窮忙說：「停！這個窮就是我，下一句是更上一層樓對不對？所以你一喊，我就趕快上樓來了……你爸爸媽媽在家嗎？」
屋內，錢三強夫婦哈哈大笑，趕緊迎上來。那天，宋任窮對錢三強說：「我這個部長是老虎吃天，不知從哪兒下嘴呀。你和劉傑在會上介紹的情況，我歸攏了一下，事情雖然千頭萬緒，但最突出的是兩塊，一是科研，二是鈾礦，這是兩個牛鼻子。科研這一塊靠你了，我去跑跑鈾礦，你看怎麼樣？」
宋任窮先到了江西一處新發現的鈾礦，這個鈾礦有開採價值，工地上，熱火朝天，宋任窮一身老式的軍裝，和地質隊員們一起邊干邊聊。很多人都是部隊下來的官兵，他們和宋任窮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有人問：「宋部長，您還穿軍裝嗎？」
宋任窮說：「和你們一樣，脫了！」
又一個人說：「您可是上將，聽說肩膀上的星星是金子，值好多錢呢，您捨得呀？」
宋任窮說：「假的，鍍金的，要是真金子我才不脫呢！」
眾人哄然大笑了。
宋任窮打趣說：「我這個人名字不好，窮。解放初在南京當軍管會主任、市委書記，南京的老百姓說來了個窮書記；後來到雲南當省委書記，雲南的老百姓也說，來了個窮書記。我走了以後，謝富治接替我，老百姓高興了，說窮的走了，富的來了！」
眾人再次哄然大笑。
宋任窮說，有我這個窮部長，大家還得繼續吃苦受窮呀。不過，我們吃苦受窮不是為自己，**說我們找的礦石是決定**的，這個**就是國家的**、民族的**，也是我們子孫後代的**。所以我們吃苦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老百姓有一句話，叫做有錢錢吃虧，沒錢人吃虧，我們國家窮，窮國辦大事，靠的就是一種精神，一股氣，只要有這股氣在，任何艱難困苦也難不倒我們！
眾人被他的話打動了，都默默地點頭。
山林裡一座座墳，有新有舊，墳頭插著木牌，木牌上的字跡已經模糊了。宋任窮在幾名地質隊領導的陪同下，來到墳前。幹部們介紹說，有病死的，有累死的，有被蛇咬後來不及治死掉的，有從懸崖上掉下來摔死的……還有位女同志，是被馬蜂蜇死的。
宋任窮聽到這裡，眼睛濕潤了。他囑咐地質隊的領導，墳墓用石頭刻上碑，寫清楚名字，別時間久了分不清是誰了。又說，以後再有犧牲的同志，選個朝陽的山坡埋，盡量靠路邊，以後家裡人來上個墳掃個墓的，也方便。
早期的鈾礦勘察、開採，不少人為此獻出了生命。
宋任窮又到了湖南郴州，碰巧地質部長李四光也在這裡，一天晚上，在一頂帳篷裡，李四光和宋任窮站在一幅手繪的郴州地貌圖面前，李四光指點著向宋任窮介紹：「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都發現同樣高質量的礦石，是同一個礦脈，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儲量很大的富鈾礦。」
宋任窮興奮地說：「太好了！」
李四光說：「還會有的！有幾個礦苗我看不亞於這個，我這次來，就是想實地看看這裡的地質情況，以便為其他礦的進一步勘探開採提供些幫助。」
宋任窮：「如此，大事可成矣，四光老，謝謝您呀！」
李四光謙遜地搖搖頭，感歎道：「這麼困難的情況，也只有**有這個魄力呀，敢想，就敢幹，干則抱著必成之信念。」
宋任窮笑道：「**有福氣呀，連一個快70歲的老頭都這麼拚命，還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啊。」
二人走出帳篷，宋任窮把身上的大衣披在李四光身上。寒風在山谷裡飄蕩，看著夜色籠罩的群山中無數頂帳篷，兩人久久地佇立在那裡。李四光感歎道：「我李四光漂泊半生，60餘歲才回到祖國，寸功未立，國家卻把地質部長一職為我虛位以待達兩年之久。我非做官之人，避之猶恐不及，何況這把年紀，一官半職在身更是累贅之物。但我更明白，**並非缺做官之人，無非是希望我能用一技之長為國為民服務，這也正是我一生的願望啊。只恨人生苦短，能為國拚命的日子不多了……鈾礦有了，要是再找到石油,我李四光就死而無憾了。」
宋任窮望著李四光的側影，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宋任窮晚年回憶說：「我任部長後用很大精力抓地質工作，幾乎所有搞鈾礦地質勘探的地方都去過。當時，年紀還不大，不到50歲，無論冬夏，都與幹部工人一起住帳篷，同吃同住，並向他們學習地質找礦知識。」
中國製造原子彈剛起步時，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調集隊伍，二機部組建不久，需要大批管理幹部和技術人員。***指示：凡是二機部所需要的人，凡是提出來要的人，要無條件給二機部。但扯皮的地方很多，常常是開了會，人調不來，陳毅曾說：我們不能議而不決，要誰就應該給誰。中央為此專門發了一個通知，要求各個地方各個部門的主要領導，負責實施給二機部調人的任務。這樣一來，很短的時間內，便有一萬多名各類人員集合到了二機部。
調人的過程中，有些人不願意來，怕吃苦，二機部有人吹噓說，我們是東南亞最大的花園式工廠，條件好得很。宋任窮聽說後，叮囑各單位的負責人，說我們既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嚇人，更不能欺騙人家來，要把困難先給人家講清楚，我們要靠事業吸引人才。他常說，二機部許多單位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給人家講清楚，要讓人家有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
明知道二機部的單位苦，很多人還是義無反顧的來了。
正是由於及時發現了大鈾礦，在宋任窮、劉傑、錢三強等人強烈要求，以及蘇聯派來的原子能總顧問扎吉江的大力協助下，中央終於下決心上鈾235。此時，蘇聯也答應幫助建一個有幾千台設備的鈾濃縮廠，雖然他們提供的只能是使用過的舊設備，但無論怎樣說，這個決定都是正確的。劉傑後來回憶說：「終於上馬鈾235這個決定事後看起來太重要了。這對我們爭取時間盡快進入原子能領域，以及後來原子能工業和核電事業的發展，都是極具關鍵意義的大事。美國第一次在原子彈裡頭裝的是鈽239，而我國在第一顆原子彈裡頭裝的是鈾235，引起了國際上很大的轟動，說中國了不起，一上馬就用鈾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