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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雜文》共三集，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時出版。前兩集由魯迅親自編定，后一集里部分稿件也經集中，其余則由夫人許廣平代為輯成。這些雜感不僅技巧圓熟，論證丰富，而且作者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也大都經過融會貫通，遵循雜感的特點結合在具体的內容里，符合于中國成語的所謂“深入化境”，在藝術上表現了突出的簡約嚴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風格。 《且介亭雜文》收錄寫于一九三四年的短評以外的雜感，形式既比《花邊文學》多樣，內容也不限于社會批評。當時溥儀已在關外稱“帝”，隨著天羽獨占中國的聲明的發表，日本侵略者深入華北，占領區不斷擴大，紅軍北上抗日，蔣介石對內躊躇滿志，對外進一步准備屈服，授意他的部屬寫了《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討》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頭腦中滋長。魯迅博采史實，旁敲側擊，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們進攻。為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宣傳的“王道”，魯迅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入侵者總是一面到處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們其實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來反抗的人稱為“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注：《且介亭雜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衣冠之族”里有“伏匿”終身的人，也有“唱贊道引”的人，后者認為新的主子果然要實行“王道”子，于是乎明“儒術”，布“儒效”，自以為“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注：分別見《儒術》、《隔膜》兩篇)；他們相信“陛下”“愛民如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天下哪有征服者真的要“這被征服者做儿子”的呢？文字獄的大量材料證明，結果還是被“殺掉”(注：分別見《儒術》、《隔膜》兩篇)。在《病后雜談》和《病后雜談之余》里，魯迅進一步以抒情的筆調，生動的故實，描繪了被奴役的命運，揭開“韻事”里面的慘痛，“艷傳”背后的恥辱，說明“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象活在人間。”魯迅要求人們從歷史里得出教訓，面對殘酷的現實，向國內外的壓迫者抗爭。在他看來，尋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戰斗，中國人民本來就具有英勇不屈的傳統。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里，魯迅指出我國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有他們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文章唾棄了國民党反動派及其一小撮追隨者，而把希望寄托于大多數中國人，寄托于這大多數中國人的代表。它又進一步暗示：到了三十年代，即使這個力量還是“被摧殘，被抹殺”，以至被逼轉入“地底下”，卻仍然在“前仆后繼的戰斗”。 掌握复雜的階級關系是魯迅衡人論世的准則。但他并不生硬地搬引這個准則，只是在舖陳事理的時候，略作提示，使讀者心領神會。在《說“面子”》里，他指出外國人說中國人“愛面子”，但上等人的“面子”和下等人的“面子”不同，“例如車夫偷了一個錢袋，被人發現，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會用各种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因而在這些人身上，“愛面子”其實已經和“不要臉”混了起來。在《運命》里，又指出外國人說中國人“信運命”，但負有“定人心”之責者的所謂運命也和一般人所謂運命不同：前者利用運命作為“滅亡之際”推諉責任的“不費心思的解釋”，歸一切于“命中注定”；后者雖然相信運命，而又确認這“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事情。這類似的現象中區別不同的本質，這是魯迅思想深刻的地方，所談的現象愈是普遍，也就愈需有獨到的見地。在這一段時間里，他還對儿童教育、連環圖畫、利用舊形式、制定新文字等等發表意見，對“第三种人”以及各种各樣文壇上的鬼魅繼續進行揭露和追擊。在迅速取得反應和立即掃蕩“有害的事物”這點上，充分地表現了雜感的确“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注：《且介亭雜文·序言》)。一九三四年關于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在《且介亭雜文》里占有相當數量的篇幅。在這些文章里，魯迅既肯定了普及的東西可以提高，也強調了繼承的目的在于革新。當文藝大眾化轉入大眾語的討論時，他在《自由談》上連載了有名的《門外文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全面地論述了語言和文學的起源与發展。和專家們的主張不一樣，魯迅認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原因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這是一個獨創性的論斷，在學術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文章根据歷史的趨向指出文字應該為群眾所掌握，并接下去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的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婁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以群眾的創造解釋了藝術的現象，要求“覺悟的讀書人”回過頭來為群眾服務。文章對個人与群眾關系的正确闡述，可以移用到一切工作上。 一九三五年寫的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的雜感，是對文化現象和文學活動的比較集中的批評。從社會輿論到新聞報道，從書籍出版到鋼筆生產，從漫畫到木刻，從諷刺到傳奇，涉獵廣泛，持論精到。然而作為魯迅當時注意的中心，卻是對文藝領域內不良習气和消极趨向的斗爭。針對周作人、林語堂、施蟄存以及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們的活動，他寫了不少意義深長的雜感。《隱士》、《“尋開心”》嘲諷了謀隱鬧市和玩世不恭；《“招貼即扯”》、《逃名》揭發了曲解古人的貽羞同文；《“京派”和“海派”》、《文壇三戶》、《從幫忙到扯淡》進一步暴露了“文人無文”的事實，指出“京派”和“海派”已經合流，“破落戶”和“暴發戶”也互相交融，于是在“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之余，忽而主張“本位文化”，忽而提倡“讀經救國”，有“幫閒之志”而無“幫閒之才”，其結果無非是“扯淡”而已。在七篇論“文人相輕”和八節《“題未定”草》里，魯迅又從理論上對這些現象進行分析，但也仍然有申說，有駁難。他主張文人需要別是非，明愛憎，不應該“圓通”，“隨和”，“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反复地批評了“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這界”的傾向，批評了“對于人生，既憚扰攘，又怕离去，懶于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涼”的精神狀態。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通過大量材料論述了過去時代的文學現象，揚幽發伏，糾正了歷來對蔡邕、陶潛、袁宏道的看法，保衛了戰斗的傳統。魯迅反對以偏概全，反對以“摘句”論斷“全詩”，對選家們以個人好惡糟蹋古人提出強烈的抗議。在他看來，立“虛心平气”為選詩的极境，就和以“并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极境一樣：說得出，卻做不到。例如張岱，曾主張選文造史，必須持平，而在論東林党的時候，卻又立足于“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貌似公允，骨子里卻是“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魯迅認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當時統治階級正在制造混亂，思想界又大都渾渾噩噩，——“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魯迅的這些文章，不但為文藝批評樹立了嚴正的標准，還從思想方法上鍛煉了讀者，使他們別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至于行文的恣肆跌宕，回旋俐落，擺事實，講道理，作為思想戰線上理論斗爭的一种形式，七“論”和《“題未定”草》又都以其縝密和周詳而成為出色的范例。 魯迅在書前的《序言》里說：“在今年，為了內心的冷靜和外力的迫壓，我几乎不談國事了，偶爾触著的几篇，如《什么是“諷刺”？》如《從幫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其實触及國事的決不止這兩篇，因為政治畢竟是魯迅關心的問題。譬如用日文寫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魯迅自說這篇文章是要闡明：“被壓迫者對于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這就直接答复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日中提攜”、“共存共榮”的問題：被壓迫民族決不能同正在侵略的民族和平共居。在《“題未定”草》的最后一節里，魯迅以北平居民紛紛慰勞“一二九”運動中被警察襲擊的游行學生為例，熱情充沛的贊揚了他們，他說：“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他分析說：“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處的。”這便是革命的柱石。“石在，火种是不會絕的。”這里又對國民党反動派作出了答复，表現了作家對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對革命未來的樂觀。在三十年代烏云彌漫、波濤洶涌的日子里，中國作家絕大多數是擁護革命和靠近人民的；但是，能夠以這樣開朗廣闊的襟怀面對一切，以蔑視的態度再接再厲地向反動派斗爭，千夫所指，橫眉冷對，卻又實在是無逾于魯迅的了。 《且介亭雜文末編》是魯迅在健康极坏的情況下不倦工作的成果。一九三六年他曾兩次重病，拒絕易地療養，認為“環境瞬息万變”，不應在這個時候“獨自遠行”(注：許廣平：《關于魯迅先生的病中日記和宋慶齡先生的來信》，發表于1937年11月1日《宇宙風》第50期，后收入《關于魯迅的生活》)。《白莽作〈孩儿塔〉序》、《續記》以及稍后的《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等是先后兩次病稍起時的作品，或則緬怀戰友，或則抒發感情。在這些文章里，或多或少反映著疾病對他情緒的影響：在義憤和亢奮中時而帶著一點憂郁和焦躁。以行文而論，不僅和《二集》里許多雜感不同，也不及同書里《〈出關〉的“關”》、《我的第一個師父》等篇寫得舒卷從容，不過戰斗的精神是一致的。魯迅對無產階級怀著堅貞不拔的感情，《寫于深夜里》以悲憤的筆調，描繪了國民党反動派的秘密審判和秘密殺人，被稱作“童話”的几個場面，正象《為了忘卻的記念》里一些平淡然而深沉的敘述一樣，漬血透紙，沁人肺腑。這兩篇散文在三十年代感動和激勵了無數正在前進的青年。中國共產党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消息傳到上海以后，各階層人民紛紛擁護。革命的形勢正在起著變化。魯迅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于一九二七年血的教訓還在眼前，十年內戰中殘酷斗爭的印象又實在太過深刻，他從這些事實里培養起來的對于人民的愛，對于階級敵人刻骨的仇恨，使感情不能立刻扭轉過來，而當時一些魑魅魍魎的行為，又确實使他看不下去。他說：“‘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的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象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又說：“用筆和舌，將淪為异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么，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注：《且介亭雜文末編·半夏小集》)這些充滿著階級感情的言論，說明魯迅對革命前途問題曾經思考得多么深入。他的許多思想，都是和毛澤東同志相通的。當地一旦了解了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听到了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确解釋，他立刻毫不猶豫地宣告：“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注：《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統一戰線問題的理解，遠比一般左翼文化工作者要深刻。他闡述了統一戰線對于文學運動的關系，認為在共同的目標下，革命文學不是放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這种責任將是“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党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注：《且介亭雜文末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魯迅對于民族解放運動中統一戰線的看法，已經完全自覺地深入到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辯證關系里，使過去的斗爭和當前的綱領統一起來，有了全面的完滿有認識。在稍早的用日文寫的《我要騙人》里，他揭發了以“日中親善”騙取“共同防共”的陰謀，文章說：“不久之后，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党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台上，都閃爍著太陽的圓圈的罷。”在稍后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他駁斥了用“階級立場”反對統一戰線的詭計，信里說：“你們的‘理論’确比毛澤東先生的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因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淨的地方去。”前一段話說明：大敵當前，反共的道路正是一條通向亡國的道路；后一段話又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違背了民族的立場，實際上也就是韋背了階級的立場。魯迅的思想在新的歷史階級里有了更高的發展。他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就他思想所包含的深刻意義而言，這又是中華民族在求生存的斗爭中文化方面一個偉大的引導的力量。 繼《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后，魯迅續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終篇而遽告逝世。雜感是魯迅一直運用到生命最后的武器。環繞著每一歷史時期的中心斗爭，從“五四”當時打倒封建勢力和傳統習慣開始，經過對反動軍閥以及資產階級右翼的長期鏖戰，特別是十年內戰時期在狼煙遍地、短兵相接的反文化“圍剿”中，這种文体以其揮洒的自由，接應的迅速，涵容的廣泛，在魯迅的運用下發揮了极大的威力。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經說明，雜感應該“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在另一個地方，他又指出雜感和現實生活“切貼”，“生動，潑剌，有益，而且也能夠移人情”(注：《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戰斗是雜感的生命，它必須具有現實的內容；但雜感又需要給人藝術的享受，發揮感染和陶冶的作用。魯迅的論點是他自己創作實踐的總結和概括。作為文學形式的一种，他的雜感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備了值得人們反复閱讀的較為永久的意義和价值。 文學作品的歷史价值主要決定于它的社會意義。首先，魯迅的雜感是社會思想和社會生活的藝術的記錄。雖然“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注：《准風月談·后記》)，進而綜觀他的所有的雜感，則又几乎寫出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風貌。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贊揚巴爾扎克，說他的《人間喜劇》是“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巴爾扎克“用編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注：恩格斯1888年4月致瑪·哈克奈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62—463頁)。在中國，魯迅以雜感的形式完成了《人間喜劇》的任務，從社會的各個方面寫出了复雜的斗爭，寫出了階級力量的變化和消長，表現了從“五四”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整個歷史的進程。其次，魯迅的雜感銘刻著對人民的關愛和對敵人的憎恨，描寫了人民的苦難和斗爭，愿望和理想。他和以前的現實主義者的區別不僅僅在于時代不同——前人寫的是資產階級對于貴族社會的威脅，魯迅則寫出了無產階級起而代替資產階級的經過；他們的根本區別在于對各自時代里兩种對峙勢力所采取的不同的立場。例如巴爾扎克，就不無惋惜地描寫了“在他看來是模范社會”(注：恩格斯1888年4月致瑪·哈克奈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62—463頁)的墮落和衰亡，魯迅則以雜感表達了他的逐步地成為新興階級代言人的全部思想歷程，他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數”(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8頁)，他的雜感是新社會的催生劑。魯迅的精神聯系著未來，永遠是一個鼓舞人們前進的力量。再次，魯迅的雜感有丰富的理論含量。雜感的形式要求作家不斷地對生活現象作出判斷，從复雜的社會動態和激烈的實際斗爭中提煉思想材料，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注：《實踐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1卷第268頁)的反复活動，形成觀點或理論。魯迅的雜感表達了許多精辟的見解，契合乃至闡明了客觀的規律；而當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科學的体系不僅使魯迅雜感的理論含量更見丰滿，并且造詣也更深更高，表現了生气勃勃的活力。它們既是詩，又是政論。說是政論，因為魯迅的雜感是從各方面來聯系現實斗爭的，現實斗爭又從各方面深化了魯迅的理論，從而使這些雜感成為以文學的形式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与中國的具体生活實際相結合的范例，在提高群眾覺悟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入的作用。 “五四”以后的雜感一方面吸收了外來的essay(隨筆)和feuilleton的特點，另一方面又和中國的古代散文的深厚基礎相關連。魯迅曾經列舉羅隱的《讒書》，皮日休和陸龜蒙的短文，以及明末那些“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坏”(注：《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机》)的小品，說明這個新的形式產生之前已經存在的歷史背景。以魯迅的雜感而論，析理嚴密，行文舒卷，于清峻中寓朴茂，于簡約中見恣放，這些就大抵受有魏晉文章的影響。章太炎在《論式》里說：“魏晉之文，大体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气体雖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帝達，可以為百世師矣。”(注：《國故論衡》中卷文學篇，見古書流通處影印浙江圖書館校刊《章氏叢書》第13冊)魏晉的論辯文章一般都具有屈原的文彩，而又繼承了庄周、韓非的傳統：善于取譬，長于說理。孔融、嵇康、阮籍這些人都愛排除陳言，獨辟蹊徑，如《文心雕龍·事類篇》所說，“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通過常見的現象，闡發重要的道理，在論述中時時使用反語。魯迅愛好嵇康，曾先后七次校訂《嵇康集》，他對魏晉文章的評价很高，在雜感里可以看到明顯的影響。但是，魯迅畢竟是現代文學的開山，雜感又是适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而產生的一种文体，作家以其卓越的藝術素養，在反映現代生活的時候作了多樣的創造，表現了動人的藝術魅力。魯迅是雜感藝術獨具匠心的開拓者。 魯迅曾經解釋自己雜感的特點是：“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雜感的形式多种多樣，總的說來，這种文体大都結合著評論和文藝兩种因素，在表達某一思想內容的時候，既要有綿密的邏輯又要有生動的形象。“不留面子”和“常取類型”正好适應了這樣的要求。從雜感的直抒己見而言，和論文較為接近，需要有論文的條理和層次。但雜感展開邏輯的方式又不完全和普通的論文相同，因為它是藝術品。魯迅說過：“通烈的攻擊，只宜用散文，如‘雜感’之類，而造語還須曲折。”(注：《兩地書》三二)“曲折”在這里并不意味隱晦，而是表現的一种特殊方式。魯迅不常在雜感里作出直接的結論式的答案，他往往采用對比、暗示、取譬、借喻等等手段，通過客觀的敘述揭發內在的矛盾，使人從事物的相互關系中得到啟發。例如為了批評出版界的貧乏和草率，他說：“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ABC’里，卻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淨水在。”(注：准風月談·由聾而啞)這里指出了量和質的關系，量多不一定等于質好，然而量中求質，以一道濁流和一杯清水相比，量多卻又包含著達到質好的條件。和一般的推理不同，這些論證都是具体的，以內在的邏輯取胜，讀來委婉而又明白。雜感的作用和別的藝術形式一樣，重要的是運用生活現象來說明問題，正如演繹數學的時候需要列出正确的方程式，使讀者能夠根据方程式去尋求答案，水到而后渠成。這樣才能耐人咀嚼，令人信服。魯迅有時還采取具有象征意義的手法通過對某一常見現象的綜合和描摹，合乎邏輯地引起人們對更大的問題的聯想。《偽自由書》中的《現代史》和《准風月談》中的《看變戲法》，寫的是走江湖的耍把戲，斂錢財，然而意在言外，從作者的暗示中，人們卻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國民党政權虜掠剝削、無所不用其极的丑態。溝通這种聯想的是由事物本身的邏輯而引起的相互之間的精神聯系。類似的例子在魯迅的雜感里比比皆是。譬如《准風月談》里的《爬和撞》，就以生理動作比擬精神現象，有力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里反動統治階級竭力宣傳的生活哲學。一种是讓人安分守己地“爬”：“耕田，种地，揀大糞或是坐冷板凳”，背著苦惱的命運，“拚命的爬，爬，爬”，“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并且借此培養他們的錯覺，使他們“認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有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另一种是專門對付“爬”得不耐煩的人的辦法：“撞”。發行“航空獎券”，制造投机机會。“這比爬要輕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蓋也不必移動，只要橫著身子，晃一晃，就撞過去”。撞得好，“妻、財、子、祿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過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舊可以爬”。“爬”和“撞”是統治階級一手制定的控制人民、防止反抗的辦法。魯迅以具象的動作畫出了抽象的哲理，通過內在聯系把兩者結合起來，寫得絲絲入扣，無懈可擊。這不是論文的推理，因為它借助于生活的形象；也不是小說的描寫，因為它仍然以議論為主。這是雜感展開理論邏輯的特殊的手段和方法。 在展開理論邏輯的時候，形象在魯迅的雜感里起著很大的作用。他不僅常常通過比喻的方法，援引例如：媚態的貓”等等動物的特點概括或一人群的精神面貌，便是描寫直接論列的對象，也往往能夠深入一點，繪聲繪色，鑄成“錮弊”的“類型”。譬如他寫舞台上二丑扮演的清客之類的佞偽，在說明他依靠權門，凌蔑百姓，幫著主人嚇唬和嘲笑被壓迫者之后，接著說：“不過他的態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伙，這回可要倒楣哩！”(注：《准風月談·二丑藝術》)文章表現幫閒們一面受著豢養，一面預留退路的性格，鞭撻忮心，直逼肺腑。作品所描畫的對象愈具有代表性，它的社會意義也就愈普遍，這正如魯迅說的：“蓋寫類型者，于坏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注：《偽自由書·前記》)触類旁勇，更足以引起人們的普遍警誡，不過形象的作用也不限于寫出“類型”而已，它還往往突出矛盾，加強論點，深化了問題的論述。譬如魯迅勸人不要相信那些冠冕堂皇、儼乎其然的文章，掌握其夸大、裝腔、撒謊的實質，他以讀文學作品時需要打折扣為喻，舉例說：“稱贊貴相是‘兩耳垂肩’，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對折，覺得比通常也許大一點，可是決不相信他的耳朵象豬鑼一樣。說愁是‘白發三千丈’，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二万扣，以為也許有七八尺，但決不相信它會盤在頂上象一個大草囤。”(注：《偽自由書·文學上的折扣》)“豬鑼”和“大草囤”都是非常形象的，它以具体的畫面說明要講的道理，使人一見就懂，一想就通。形象在這里表現了雄辯的力量。其實不僅砭錮弊是如此，在描寫正面事物的時候，魯迅也從來不曾放松形象的烘染。他善于利用故事的具体性，略加綜合，以勾畫他所推崇的人物。例如《且介亭雜文》中《憶韋素園君》一文寫韋素園認真的性格：“一認真，便容易趨于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嚙碎了自己的心。”文章接著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勃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并無這神力，只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這里的惋歎，有愛惜，有贊揚，有批評。從蘸滿著感情的筆触里，出現了一個活生生的素園。魯迅的心是沉重的，讀者也感到同樣的沉重。這正是“畫眼睛”的辦法，其稍殊于小說者，不過夾敘夾議，始終保持著雜感或散文的特點而已。此外如將急于流布亡友的遣文比作“捏著一團火”(注：《且介亭雜文·白莽作〈孩儿塔〉序》)，以說明迫不及待的心境；將自己的雜感集說成是“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有的無非几個小釘，几個瓦碟”(注：《且介亭雜文·序言》)，以“深夜”比擬黯重的時代气氛，以擺“地攤”繪狀自己在艱苦條件下千方百計地宣傳革命真理的平凡而偉大的感情。前者有些許夸張，后者帶一點廉虛，然而又莫不簡括精到，一律以形象出之，表現了一种富有情趣的動人的風格。 這种風格的形成也和作家作用的語言有關。魯迅是語言藝術的大師，造語精密，詞匯丰富。他經常向口頭語言學習，經過加工而寫入文章。還主張适當地采用外來語法。在談到自己小說語言的時候，又曾經聲明：“沒有相宜的白話，宁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注：《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在雜感里表現得更為顯著；而時用排句，間有對偶，則又往往增加語言的變化，加強文章的气勢。魯迅雜感包含著多方面知識：社會、歷史、科學、文化，古今中外，無不网羅。因而在文章里也出現了和這种知識相适應的博采眾長的語言。不過就大体而論，作為骨干的仍然是加了工的口頭語：簡洁，凝煉，有力。這种精密活潑的語言不但有助于理論邏輯的准确展開，而且使抽象的概念血肉丰滿，給人以難以磨滅的印象。再加上作家幽默的才能，諷刺的手腕，貌似冷峭而內實熱烈的气質，這就使他的雜感具有非常突出的個人風格。這种風格啟發了廣大的青年，雜感的“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注：《且介亭雜文·序言》)，三十年代后期甚至出現了被稱作“魯迅風”的雜感流派，在激烈的斗爭中不斷地發揮著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戰斗作用。從“五四”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雜感，也由于魯迅的實踐和倡導，終于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運用便捷和影響深遠的一种文學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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