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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部的偵訊人員們万万沒有想到，斯大林并沒有因為把老布爾什維克送上法庭受辱而感到滿足，居然沒把他們送回監獄或集中營以保留其生命。真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被告人被統統槍斃這件事在內務部工作人員中間引起的震惊，絕不比全体蘇聯人民的震惊小。 只有象切爾托克和尤日內這樣的迫害狂，才依舊挂著一副了不起的神態，活象他們是履行了自己的公民義務的英雄。而大多數偵訊人員卻垂頭喪气，心灰意冷，對剛剛結束的審判避而不談。不少人忙著預訂火車票，想盡快离開莫斯科，去度過他們早就該得到的休假。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大失所望。八月底，他們又被召到秘密政工局。莫爾恰諾夫向他們宣布了一項意外而惊人的通知：“今年，你們不得不忘掉休假，因為偵訊工作并沒結束，還僅僅才是開始！” 莫爾恰諾夫告訴到會人，政治局委托他們准備第二次審判。這次要指控的，是拉狄克、謝列布里亞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人。對斯大林交下的這一新任務，沒有任何一個偵訊人員敢說個“不”字。當然，也有少數抱怨說，連續几個月的審訊和熬夜，已經把他們折磨得筋疲力盡，現在再也無力去審新案子了。但無人理睬這些嘻嘻話。 有個審訊員試圖逃避這項新任務，他散會后就跑進內務部醫院，真真假假地訴說了一番病情，指望弄張病假條。可是這個“門子”也很快被堵死了。 就這樣，內務部又投入了第二次審判的預審工作。這次審判將把列宁的另一批戰友送上被告席。 而在這項工作開始之前，心報手毒的斯大林還實施了一起獨裁行動。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他召見亞果達，下達了一道連最殘忍的劍子手听了也舍不寒而栗的密令。 那一天，即槍斃了那些他親口許諾要保全其生命的老布爾什維克后的第六天，他又命令亞果達和葉若夫，從監獄和集中營里挑選五千名當年參加托派最積极的布爾什維克党員，予以秘密槍決，盡管他曾經也答應過不傷害他們的生命。 在蘇聯歷史上，這是首次對共產党員的集体大屠殺，而且連形式上的審判也沒進行。后來，一九三七年夏天，當葉若夫成為內務人民委員之后，斯大林又命令他准備了第二批五千人的原反對派成員名單。這五千人也同樣未經審判就被集体槍斃了。這樣的屠殺究竟發生過多少次，我不清楚，大概，在最后一名原反對派成員沒被消減之前，血腥的殺戮就不曾停止過。 一九三六年底。我被派往西班牙，擔任共和國政府顧問。遠离祖國，我不可能再親眼目睹旨在消災老布爾什維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准備情況。但是，通過一些被派來法國和西班牙執行任務的內務部“消息靈通人士”之口，我仍然了解到大量有關這兩次審判內幕的情況。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第一次審判中，斯大林強加給出庭的原反對派領導人的罪名只有一個——從事暗殺和恐怖活動。他當時認為，僅憑這一條罪名就足以置對方于死地了，因為根据刑法，象“陰謀暗殺党和政府首腦”這樣的罪行，其行為人是要判死刑的。而且，斯大林還認為，說慘遭失敗的政治反對派決心用极端的恐怖手段來奪回手中失去的權力，听起來合乎清理，不會引起國內外輿論界的怀疑。 正是基于這种判斷，斯大林又開始籌划第二次審判。一九三六年底，內務部偵訊人員得到指令：迫使拉狄克、謝列布里亞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練犯人承認自己參加過所謂的“平行總部”。按照斯大林的設想，這個“平行總部”本來打算在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成員們被捕之后，即開展恐怖活動，但還沒來得及實現自己的犯罪預謀就被搗毀了。 其實，對于偵訊人員來講，要迫使自己的受審人接受這一罪名并不十分困難，因為這与上次硬栽給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名有很大區別，這次的被告人不是被指控策划并實施了具体的恐怖行為，而僅僅是被指控參加了某個并無實際作為的“平行總部”。僅僅根据這一點就可以讓受審人相信自己絕不會被槍斃。 然而，這一正在落實中的偵訊方針，卻突然發生了變化：內務部領導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斷一切審訊，等候新的指示。偵訊員們都莫名其妙：莫非，斯大林看見第一次莫斯科審判的結果引起世界輿論的嘲笑和憤慨，就決定不再搞這种審判了嗎？然而，才過了几天，偵訊人員們又被莫爾恰諾夫召去開緊急會議。會議下達的指示，照他們看來，無异于痴人說夢；強迫受審人承認企圖借助德、日兩帝國的力量奪取政權和在蘇聯复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偵訊人員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不是看見葉著夫一本正經地坐在會議室里，他們一定會認為莫爾恰諾夫瘋了。 按照這一新的說法，被告們就將從罪過較輕的“平行總部”成員“升級”為德國法西斯的間諜了。考慮到偵訊人員會因此而難以向自己的受審人交待（要知道，他們都曾向自己的受審人許過愿，作過說明）。莫爾恰諾夫命令他們相互交換受審人。這樣，面對一個新的受審人，審訊員就用不著對自己過去的許諾或說明負責了。 強加給這批老布爾什維克的罪名，帶有明顯的挑撥性，而且极其荒謬。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這么干呢？他為何要突然改變自己原先為審判定下的調子呢？ 說起來，這也不足為奇。斯大林從休假地回到莫斯科后，听取了亞果達的情況匯報，供從中得出一個令人不快的結論：剛結束不久的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對他來講是得不償失。當然，除掉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爾諾夫，可以算是斯大林的一大胜刺。但從其他各個方面來看。審判卻不能不說是一場慘敗。首先，國外國論界認為，這次審判是一場拙劣而荒誕的鬧劇，純粹是斯大林公開報复并剪除政治對手的行動。從法律上看。那些牽強附會的拙劣舉證和顛倒黑白的“事實”也逐漸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其中最丟人的，莫過于那個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飯店”事件。而更重要的是，這次審判激起了蘇聯勞動人民對被鎮壓者的同情，而且，這种同情的程度越來越強，許多人甚至為這些老革命家沒能誰擁斯大林獨裁政權而深感遺憾。亞果達曾在一份密報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牆上出現了這樣的標語口號：“打倒殺害十月革命領袖的凶手！”“真可惜，他們沒能干掉這個格魯吉亞惡棍！” 這一切都表明，局勢十分緊張。而且，還有一种情緒令斯大林寢食不安。自從出現過“民粹党”這個有名的恐怖組織之后，革命恐怖主義就在俄國青年人頭腦中成了某种為正義事業而開爭的英雄主義和獻身思想的象征，對此，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而現在。他散布出老布爾什維克要暗殺他的謠言，實際上就等于親自在群眾中散布革命恐怖主義，因為，他讓人民產生了一种极其危險的看法：連列宁最親密的戰友們也不得不把恐怖活動看作是唯一可以使祖國擺脫斯大林獨裁的途徑。總之，蘇聯勞動群眾把歷史曾賦予民粹党英雄們的那种稱譽給了在莫斯科審判中被處死的老布爾什維克，這可是斯大林万万沒有想到的。 內務部頭頭們在准備第二次莫斯科審判的過程中，跟過去一樣，又用了几個自己內部的特工人員來扮演被告人的角色。這种冒牌貨究竟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至少有兩個，即舍斯托夫和格拉舍。 在內務部編制內，有一种類似“耳目”的秘密工作人員，舍斯托夫和格拉舍就在其中之列。他們作為一种特殊的密探，被安插進各個企事業單位，負責暗中搜集有關該單位領導和職工的活動情況。這种內務部特工人員都有正式職務作為偽裝，所以一般不會引起所在單位人員的怀疑。 舍斯托夫是內務部派往西伯利亞庫茲涅夫煤礦的“耳目”。經濟局一位領導曾經向我透露過，舍斯托夫干特務工作被公認為很有才干，只是在經濟問題上手腳不那么干淨。另一名暗探格拉舍，則在莫斯科化工局對外關系處擔任領導職務。他的公開職責是聘請外國專家并安排他們來蘇聯后的工作，而秘密任務則是領導該局職工中的秘密情報网，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對外國專家實施監視。 在內務部經濟局內，格拉舍是個很有用的工作人員。他出生在奧地利，情通好几個歐洲國家的語言，很善于同外國專家拉關系。在他的工作下，不少外國專家都成了內務部的間諜，即使回國后也持續和內務部保持聯系，并經常將自己所在企業的工業情況出賣給蘇聯駐該國的情報站。 舍斯托夫和格拉舍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中表現都很積极，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執行党中央和內務部（實際上內務部就等于党中央）的重大任務。可這兩位忠誠的党員未必能想部充當冒用被告也將被判處死刑，而且立即執行。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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