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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最早的打算，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至少應該有五十名被告人出庭。可是，隨著偵訊工作的深入，能夠出庭的人數卻越來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十六名被告。因為只有這些人才答應在法庭上重复自己在預審中的供訴。 在這十六個人中，有五個是直接幫助內務部籌備這場審判鬧劇的工具。而在這五個幫凶之中，奧利別爾格、弗里茨·達維德、別爾曼——尤杯等三人是奸細，剩下的賴因霍爾德和皮克爾，則是“机關”派去執行中央秘令的內應，他們根本不是什么被告人。 開庭前的最后一周，全部用于“彩排”：被告們在維辛斯基和內務部偵訊人員導演下，一遍又一遍地練習自己的角色，并在詳盡的提示下，背誦自己的“台詞”。 選擇合适的公審場所。是极其重要的，所以，為此而召開的專門會議，得由斯大林親自主持。亞果達提出了好几個地點、斯大林選中了其中最小的一個——蘇維埃宮內的十月禮堂。這個禮堂總共只有三百五十個座位，而蘇維埃宮中還有一個可以容納几千人的大禮堂，即有名的“圓柱大廳”。更有甚者，斯大林還命令亞果達，在審判大廳里旁听的听眾，必須是清一色的內務部工作人員，任何“局外人”都不得進入，哪怕是中央委員或政府成員也不例外。這樣一來，內務部就不僅要保證向法庭提供被告人，而且還得提供听眾。 被派進大廳去充當听眾的，都是內務部的檔案員、秘書、打字員、譯電員等等。他們得到的通行證，有效期只有半天，也就是說，“听眾”是半天一批人。這些人預先都清楚自己的座號，前去旁听時都必須著便衣，只有內務部的頭頭們才能穿軍裝出現在大廳里。 過去，中央委員或政府要員若想出席代表大會、閱兵式或其他的什么盛典，都可以從內務部領到通行證，但這一次，盡管他們中間有不少人都會打電話給內務部要求領取旁听公審的通行證，但都遭到謝絕，理由很簡單：審判大廳座位有限，通行證已全部分發完畢。 盡管被告們都保證過將會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承擔的義務”，斯大林依然放心不下，生怕哪個老布爾什維克在法庭上會突然推翻供述，揭露出全部真相。故此，斯大林才不准有良心的共產党員出庭旁听。他認為，內務部那些打字員，譯電員等職員是充當听眾的最合适人選，因為這些人不僅不關心政治、而且多年的“机關”工作早使他們學會了守口如瓶。 被告人的親友一個也不准出庭。斯大林沒有資產階級法院那种溫情，在他眼里，被告人的親友只配當人質。 由于非常害怕被告人會突然站起來揭穿審判鬧劇，審判的組織者們除了嚴格挑選听眾之外，還制定了一些補救措施，以便一旦發現有人“造反”，就立即堵住那人的嘴。 在審判大廳的各個角落，都布置有一些受過專門訓練的內務部工作人員。只要危險症候一出現，他們便會根据公訴人發出的信號，跳起來大喊大叫，壓住被告人的聲音。而審判長又將以“公眾”的這种情緒為借口，中斷審判，以便“恢复法庭秩序和安靜”。不用說，當繼續開庭時，“造反者”就再也不會在大廳里出現了。 表示預審結束的最后一道程序，是由亞果達和葉著夫出面主持的“鼓勵性”談話。談話對象是几個主要的被告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葉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帕爾——瓦加尼揚。葉若夫以斯大林的名義再次向他們保證：只要他們在法庭上能履行自己的“義務”，答應他們的一切條件都會得到不折不扣的兌現。同時，他又提醒自己的“談話對手”，不得在法庭上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哪怕暗示也不行。葉著夫最后警告說，政治局認為，全部被告人是一個被共同責任聯在一起的整体，不管是誰，只要有一個人敢“背信棄義”，全体被告人都將承擔有預謀地不認罪，不服法律的責任。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第一次莫斯科公審開庭，審判長是瓦西里·馬爾利赫，一個曾在契卡反間諜處供過職的人，法官們和書記員面向听眾，坐在大廳之端。律師缺席：“世界上最民主的”斯大林政權，不敢讓人民的代表參与審判。 听眾右側牆邊，坐著被告人。他們分成四排，坐在椅子上，前面是矮矮的木柵欄。三名內務部隊的士兵，手持刺刀槍，在一旁警衛。被告人對面，左側牆邊的小桌后，是國家公訴人維辛斯基。被告人背后，大廳最遠的角落，可以看見一扇便門。從便門出去，便是一條狹窄的走廊，走廊一側有几間小屋，在其中一間里，安放著一張小餐桌，上面擺滿精美可口的冷盤和清掠涼料。這里是亞果達的“工作室”。他和几名助手坐在餐桌后。通過專門安置的揚聲器，監听被告們在法庭上的供訴。其他几間小屋是為被告人和衛兵准備的。在上午和下午的休庭期間，公訴人就應該在這里會見被告人，向他們發布補充指示。重申訴訟規則，這里也是被告人休息和吃東西的地方。 同預審中相比，被告們多少顯得精神些了。最后這兩個星期來，他們的睡眠好些了，体重也略有增加。但那泥土般的臉色和發青的眼圈，仍然清楚地表示著他們曾遭受過的一切。 然而，并非每個被告人都如此。在被告席上，有几個人看上去格外搶眼：紅光滿面，舉止隨便。与他們一比，其他被告人不是無精打采，憂郁不安，就是另一個极端：囂張，放肆，象是有神經病。因此，有經驗的人一眼就可分辨出，誰是真正的被告．誰是冒充被告的奸細。 在冒牌的被告人中．伊隆克·賴因霍爾德最惹人注目。一張膚色健康，保養良好的肥臉，一身質地考究，畢挺光鮮的西裝。使他看上去很象個演員，而且是明星演員。他坐在第二排的最邊上，緊挨柵欄，那姿態，那表情，儼然是個偶然擠上公共汽車的乘客。他目不轉睛地盯著公訴人，仿佛只要對方稍有暗示，他就會彈起來予以協助。离他不遠，坐著內務部的奸細瓦連京·奧利別爾格。他沒想到自己會挨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坐，所以顯得不那么神气。他不時窺視這兩個“大人物”一眼，目光中既有恐懼，又夾雜著敬畏。兩名曾被內務部派往德國共產党充當秘密代表的“被告人”——弗里茨·達維德和別爾曼——尤林，始終一本正經地翻看自己的筆記本，顯然是准備在公訴人召喚時起來履行自己的“党員義務”。在五個冒牌被告人中，只有皮克爾一個神情沮喪，憂心忡忡。 季諾維也夫顯得最虛弱，疲憊不堪。他面無人色，滿臉浮腫，眼眶下垂著兩團腫泡而沉重的肉團，一副病態的樣子。他正在忍受哮喘病的折磨，不時張大嘴巴吞咽空气。出庭第一天，他一落座就赶緊解開衣服，取下領帶。在后來的整個審判中，他都一直穿著同一身衣服。季諾維也先經常向听眾席上觀望，目光中充滿惊奇和疑惑：如此重大的公審，怎么不見一個党和國家領導人出席？真的，一個也不見，因為這些人他多半都認識。而加米涅夫對此可能更感惊愕。多年擔任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的他，對莫斯科的出名人物几乎無一不曉。毋庸置疑，他們兩人都明白了這些听眾的构成，而且一定意識到，他們与其說是被交付法庭，不如說是被人從內務部的一處押到了另一處。在這個大廳里，任何抗議聲都不可能傳出去，更不可能傳向外界。 審判長烏爾利赫宣布開庭，他的第一項工作是驗明被告人的正式身份。然后，他大聲宣布，被告們全部拒絕請律師，因此可以做自我辯護。 可能有人會奇怪：這十六名被告，既然知道法庭將決定他們的命運，為什么全都拒絕律師幫助呢？要知道，律師至少能為他們說几句話——這是律師的責任。其實，這种怪現象自有其原因，而且十分簡單：開庭之前，全体被告人都被迫向內務部作了拒絕請律師的保證。更有甚者，他們還被迫答應，在法庭上絕不為自己辯護半句。果然，到了法庭上，每當問到他們有無問題需要自我辯護時，他們總是异口同聲地回答：沒有。 國家公訴人宣讀完起訴書后，法庭開始詢問被告人。在持續三天的法庭調查問中，被告們敘述了一個似乎已密謀多年的恐怖行動計划。但是，無論公訴人還是被告人，誰都無法舉例證明這一計划已付諸實施。當然，暗殺基洛夫一案例外，但我們已經知道，基洛夫是被斯大林自己派亞果達和孔波羅熱茨組織暗殺的。 這次審判之后，斯大林又把殺害基洛夫的罪責硬栽到另一批老布爾什維克頭上。并分別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把他們送上了莫斯科審判的被告席。總之，在這場卑鄙的，曠日持久的牌局中，基洛夫案件成了斯大林的一張“屢戰屢胜”的并做有暗記的王牌。 盡管公訴人拿不出可以證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老布爾什維克參加過暗殺基洛夫的任何證据，被告們自己卻一個接一個地對這一罪行供認不諱。只有斯米爾諾夫一個人敢于戲弄公訴人。他在回答維辛斯基的提問時，不無嘲諷地說，在他看來，只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即這一切指控都是假貨。他不只一次地用辛辣的諷刺暗示所謂陰謀的故事，徹頭徹尾都是偽造。他的話，弄得維辛斯基暴跳如雷。當然，對公訴人提出的每一個具体問題，斯米爾諾夫還是要讓步，但在讓步之前，他總要先對整個罪名作一番“刁難”，讓人對它產生怀疑，然后才就具体問題寬宏大量地讓步說： “好吧，就算是那么回事吧……” 斯米爾諾夫在自己的“認罪”發言中，用的全是這种尖酸刻薄的諷刺語調。對此，維辛斯基在作起訴發言時特別強調指出： “斯米爾諾夫最頑固不化，最執迷不悟。他只承認自己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組織領導人這一罪行。不錯，他承認有罪。但態度是极為玩世不恭的。” 維辛斯基指控斯米爾諾夫是地下“聯合總部”的領導人，當穆拉奇科夫斯基、德雷采爾、帕爾一瓦加尼揚站起來為這一指控作證時，斯米爾諾夫給他們的回答引得全場大嘩，笑聲不斷，盡管听眾事先都經過嚴格的選擇和訓練。當時，科米爾諾夫轉身面對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雷采爾說道：“怎么，你們還需要個領袖？那好，就選我吧！” 盡管被告們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在預審中承擔的“義務”，維辛斯基仍然強調說，他們在很多細節上“沒有把話說完”。但他們究竟隱瞞了些什么，維辛斯基卻避而不談。此外，維辛斯基對五個冒牌被告人的表現是十分滿意的。在賴因霍爾德、皮克爾、奧利別爾格、弗里茨·達維德和別爾曼一尤杯中間，他特別欣賞前兩人，并一再煽動他們更加凶狠地誹謗其他被告人。維辛斯基似乎沒有發現，賴因霍爾德由于太賣力，把被告人的角色演得太過火了。 “審判員同志們，”維辛斯基說道，“你們一定不難發現，賴因霍爾德和皮克爾的認罪是真心誠意的，在這個法庭上，他們曾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葉甫多基莫夫這几個十惡不赦的罪犯。” 的确，對公訴人的夸獎，賴因霍爾德當之無愧，從審判開始到結束，他都一直在給維辛斯基捧場。為了攻擊其他被告。他表現出了惊人的熱情和超群的記憶力。無論哪個被告人，只要其陳述与預先确定的台詞稍有出入，賴因霍爾德就會從椅子上霍地站起來做一番糾正，活象他的同伴因為害怕而故意要向法庭隱瞞什么。甚至當公訴人在某一點上弄錯了的時候，賴因霍爾德也會坐立不安。躍躍欲試他請求法庭允許他對維辛斯基的話“做一點補充”。而這時，維辛斯基也總是對這位被告人的補充洗耳恭听，嘴角還挂著寬宏而善意的微笑。 皮克爾則象個應聲虫，不折不扣地重复著賴因霍爾德的每一句話。不，他講話時顯得很冷漠，缺乏賴因霍爾德那种做作的義憤和激情。 對于維辛斯基來講，盡管沒有物證，但要揭露被告人和發表激昂的起訴演說并不困難，因為對他在起訴中提出的罪名，被告們不僅不反駁，不鳴冤叫屈，反而想方設法予以承認。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膽地，繪聲繪色地描述這駭人听聞的大陰謀，甚至不顧及許多眾所皆知的事實，例如，在所謂實施這一陰謀時，這些被告人中相當一部份報本不可能參加，因為他們有的在坐牢，有的在遙遠的流放地。維辛斯基在結束起訴演說時高聲喊道：“我強烈要求將這群瘋狗統統槍斃，一個不留！”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即開庭的第四天，被告們都把自己的“最后陳述”的底稿交給了莫爾恰諾夫，而后者又把這些底稿送去給葉若夫審閱。葉若夫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底稿中有關被告人同列宁的密切關系和他們的革命功績的文字統統勾掉。審判鬧劇的導演們不愿意讓老布爾什維克們向法庭陳述自己那光榮的過去，因為那樣一來，全部指控就會顯得更加站不住腳。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在公開發表的審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主要的几位被告人曾經參加過党和蘇維埃國家的創建活動，曾經是十月革命的領導成員。甚至連他們過去正式在蘇維埃政權中擔任的職務也不准提及，在起訴書和法院的判決書中，緊挨姓名的職務欄里，填的全是“職員”。 被告們作“最后陳述”，可以算是整個審判中最悲慘的一幕。在這一幕中，被告們怀著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斯大林迫害的希望，走到了自己抵毀自己的极限。他們都了解斯大林的報复心和殘忍，所以，不顧一切地甚至“超額”地去完成偵訊机關強加給他們的“任務”，唯恐讓斯大林抓住一丁點借以撕毀其許諾的理由。他們時而把自己罵成是喪盡天良的凶手、法西斯，時而高聲為斯大林歌功頌德，盡管他們心里知道斯大林是篡党奪權的野心家和革命事業的叛徒。 第一個站起來做“最后陳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盡管有過不准向法庭提及革命經歷的警告，可他實在忍不住，居然置這警告于不顧，一開始便簡短地敘述了自己的歷史。對自己的過去，他沒有什么值得羞愧的。甚至連他的爺爺都是革命者，組織并領導過著名的南俄工人協會。他的父母都是投身革命的工人，蹲過沙皇的監獄，而他本人第一次被捕時，僅僅才十三歲，罪名是散發革命傳單。 “但現在，”穆拉奇科夫斯基苦笑著嚷道，“站在你們面前的我，卻是一個反革命！” 審判長与檢察長惊慌地交換了一下眼色，然后又警惕地盯著穆拉奇科夫斯基。維辛斯基甚至欠起身來， 准備發暗么這暗號只要一發出， 大廳里那些經過訓練的“听眾”就會大聲起哄，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別想再繼續說下去。就在這個時候，穆拉奇科夫斯基自己卻說不下去了。他流著絕望的淚水，使足全身力气一拳砸在被告席前的木柵欄上。大概，皮肉的疼痛幫助他戰胜了精神的軟弱，他恢复了自制力。 他赶緊解釋說，他剛才之所以提到自己的過去和為革命立下的功績，并不是想替自己開脫，而是要讓在場的人都知道，不僅沙皇的將軍、公爵和貴族會當反革命，而且象他這樣出身無產階級血統的工人，只要稍微偏离党的總路線，也會成為反革命。 我清楚地記得，當穆拉奇科夫斯基講完這句話后，審判長烏爾利赫朝維辛斯基投出滿意的一笑，而后者也顯然放下心來，坐了下來。 “在這以后，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再也沒有背离預先批准的“台詞”了。他從各個角度痛罵托洛茨基，并承認中央嚴懲反對派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 在即將結束自己的“最后陳述”、時，穆拉奇科夫斯基簡直是向斯大林跪地求饒了。不幸的遭遇，使他完全陷入了一种被虐待狂的精神亢奮狀態之中，他竟出人意料地竭力狂喊道：“我們沒有及時听從他的話，他才給了我們一個极好的教訓！他對我們的斥責太好啦！” 實際上，這是穆拉奇科夫斯基打出的最后一張王牌，他想以此向斯大林表示，即使在這种情況下他也仍然希望得到對方的寬恕。 他清楚地知道，再沒有什么能比這种愚蠢而肉麻的恭維更能討得斯大林的歡心了。換言之，斯大林最討厭的和要懲罰的，是那些敢于同他唱對台戲的人。穆拉奇科夫斯基一定是相信斯大林這一次會實踐自己的諾言，不槍斃他，所以在“最后陳述”中，他沒有公開請求寬大，相反，卻用了這樣一句結束語；“我的所作所為，背叛了党的事業，所以，作為叛徒，我活該被槍斃！” 加米涅夫在做“最后陳述”時再次強調，他承認對他提出的全部指控。他不僅沒為自己做任何辯護，反而向法庭證明，他不應該得到寬大。然而，當他講完并坐下去后，又突然站起來說道： “我還想給我的孩子講几句話。……我沒有其他机會對他們講話了。我有兩個儿子，一個是空軍飛行員，一個是少先隊員。在我臨死之前，我想對他們說：無論我將得到什么判決，我現在都認為它是公正的。孩子們，請不要朝后看。要向前走。同蘇聯人民一快跟著斯大林向前走。” 說完，他一只手捂住眼睛，重新坐了下去。在場的所有人都無不為之動情，甚至連几位審判員的臉上，此時也失去了平常那石頭般的冷漠。 該到季諾維也夫做最后陳述了。人們很難相信，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就是那個曾經多次在党代會和共產國際大會上使听眾為之傾倒的天才演說家。他呼吸沉重，講起話來既無自信，又缺表情。他甚至一反多年的習慣，既不看听眾，也不尋求他們的共鳴。只是在講了好几分鐘之后，他才逐漸有了自制力，語言也流暢起來。他直立在柵欄后面，宣讀著斯大林的手下為他擬好的稿子。他那副模樣，令人想到一個平庸的替身演員，而且，這個演員正在竭力模仿季諾維也夫過去的演說風格，以便把這個德高望重的老布爾什維克的角色扮演得象樣一點儿，從而讓人們更加相信，季諾維也夫過去的功勞全是騙人的，因為如今的事實表明，季諾維也久歷來都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和叛徒。 季諾維也夫的最后陳述，同加米涅夫的如出一轍。他也沒有為自己，反而為斯大林作了一輪辯護，在結束時，他講了一套含糊不清的，明顯帶有斯大林式的拙劣推理的話：“我先是歪曲布爾什維主義，后來變成反對布爾什維主義，接著又通過托洛茨基主義走向了法西斯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變种，而我的季諾維也夫主義，則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變种……” 賴因霍爾德、皮克爾及內務部的三名暗探——奧利別爾格、弗里茨，達維德和別爾曼——尤杯，也都分別做了“最后陳述”。除了奧利別爾格之外，其余四人都向法庭表示，他們不要求得到寬大。然而，這几名冒牌被告無論嘴上怎么一說，內心都絲毫也不怀疑：他們絕無生命危險。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七點三十分，審判庭成員离庭進入會議室。亞果達也跟了進去。判決書的內容是早就擬好了的，抄寫一下頂多只需兩個小時。可是，審判庭成員們在會議室中整整呆了七個小時。半夜兩點三十分，即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他們又重新出現在審判席后面。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審判長烏爾利赫開始宣讀判決書。他呆板地讀了十五分鐘，才念到量刑部份。這時，大廳各個角落都響起緊張的咳嗽聲。審判長停頓了一下，等大廳恢复平靜之后，才一個接一個地念完全体被告人的姓名，接著又來了個長時間的停頓，最后宣布判處全部被告人极刑——“槍斃！” 熟悉政治案件審判程序的內務部工作人員們，都以為審判長接著會講出這种場合慣有的公式化語言：“但是，考慮到被告人過去的革命功績，本法庭認為可以不對他們适用死刑，并改死刑為……” 然而，這种老一套沒有出現。無論人們多么惊愕与不解，審判仍然以死刑判決而告終。在場的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時，馬爾利赫已經不慌不忙地將剛剛宣讀過的那份判決書放進了自己面前的文件夾中。 就在這一瞬間，一聲歇斯底里的，尖厲刺耳的吼叫打破了審判大廳里的沉寂：“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業万歲！”喊這口號的，是被告人魯利耶。他身材瘦小，滿頭繼騖不馴的散發下．一雙烏黑的眼睛熠熠閃光。 按照蘇聯法律的規定，被判死刑的人有權在七十二小時內遞交赦免申請書。一般來講，在這一時限之內，即使赦免請求被駁回，也不能執行死刑。但這一次，斯大林踐踏了這一法律規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即宣判死刑僅僅一晝夜之后，莫斯科的報紙上就登出了官方通告。死刑判決已經執行。十六名被告人全部槍決，無一幸免。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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