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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莫斯科審判，是一九三七年一月開庭的，共有十七名被告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皮達科夫、謝列布里亞科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 尤里·皮達科夫是最有天賦最受尊敬的布爾什維克之一。十月革命爆發時，他才二十七歲。卻已有十二年的革命歷史。一九一八年，他的哥哥，基輔布爾什維克地下組織負責人，被白匪抓獲并拷打致死。得知這一噩耗之后，尤里·皮達科夫立即請求列宁免去他正在擔任的國家銀行第一政委的職務，并派他去烏克蘭參加反抗拉達的地下斗爭。 烏克蘭革命成功之后，皮達科夫被選為烏克蘭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第一任主席。國內戰爭時期，他作為工農紅軍的創建者和优秀將領之一，先后指揮過第十三軍和第六軍，后來又成為第十六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在波蘭前線作戰。 然而，皮達科夫的真正才干，是在經濟方面表現出來的。國內戰爭結束后，燃料缺乏成了國家面臨的最尖銳問題。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列宁把迅速擴大領巴斯煤礦開采量的重任交給了他。皮達科夫沒有辜負列宁的這一厚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列宁對皮達科夫評价极高，這一點，只須翻翻著名的列宁“遺囑”就可得到證明。在最优秀的党務和國務活動家中，“遺囑”只提了六個人的名字，其中就有皮達科夫。列宁在這份文獻中告誡全党要反對斯大林的粗暴，同時對皮達科夫和布哈林作了這樣的評价：“在我看來，他們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間）”。而且，列宁專門針對皮達科夫補充道：“皮達秤夫——他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熱衷于行政手段……” 從列宁寫下“遺囑”到皮達秤夫被押上第二次莫斯科審判的被告席，總共只過了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中，他已成為國家最高一級的活動家。完全可以這樣說。國家能胜利完成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划，首先應該歸功于皮達科夫，他才是真正的、最优秀的生產組織者。 一九三一年，皮達科夫被任命為重工業部副人民委員。斯大林之所以只給他個副職，完全是因為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參加過托洛茨基反對派，而且一度十分積极。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斯大林才派謝爾丹·奧爾忠尼啟則當重工業部人民委員，盡管后者沒受過什么教育，對財政和經濟問題一竅不通。結果，人民委員這一職位形同虛設，全國所有的“社會主義工業指揮員”和党務工作者都非常清楚：重工業部的實際領導人和國家工業化的靈魂是皮達科夫。對這一事實，奧爾總尼啟則本人也完全明白。而且也予以承認。他經常對皮達科夫說：“您能讓我說什么呢？您知道，我既不是工程師也不是經濟學家。雖然您認為這個方案不錯，那我就用雙手在上面簽字，并同您一道在政治局會議上之為它奮斗。” 而且，斯大林對待皮達科夫的態度，至少在表面上要比對其他原反對項領袖溫和得多。斯大林知道，實現工業化計划离不開皮達科夫，而工業化又正是“党的總路線”的核心。所以，即使斯大林對皮達科夫不滿意，他也從不坦率地說出來，相反還總是設法迎合皮達科夫，盡管他打算在把對方的“油水”擠干榨盡之后，就割斷皮達科夫的喉嚨。 皮達科夫親以廉洁奉公聞名于党內外。他和家人過去一直住在格涅茲尼科夫大街上一幢無主的舊樓里，而且只占了很小的兩間陋室。皮達科夫從不享受特權，他一家人全靠工資生活。斯大林對此一清二楚。為了拉攏皮達科夫，有一天（那是在一九三一年），趁皮達科夫夫婦上班之際，斯大林吩咐人民委員會議事務管理局，派人將他們的儿子和一點可怜的家當搬進了一幢新建的宿舍樓。皮達科夫的新家十分寬敞，擺設豪華，可是，對斯大林這一討好之舉，皮達科夫卻無動于衷。的确，皮達科夫早就脫离了反對派，但他一直固執地拒絕攻擊自己過去的志同道合者，更不愿巴結斯大林。 某些原反對派成員曾指責皮達科夫投進了斯大林的陣營，他堅決否認，并聲明自己僅僅是要脫离政治。有一次，在同几位反對派骨干成員交談時，皮達科夫說；“現在唯一使我感興趣的是，我能否保證讓國庫里有足夠的錢！”此事發生在一九二九年，當時，皮達科夫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管理委員會主席。這些話，斯大林都知道，但通過內務部密探，他還了解到皮達科夫曾對几個朋友說過這樣的話： “我不否認斯大林是個毫無才气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夠領導全党的人；但現在的形勢是，如果我們繼續反對斯大林，最終將陷入比現在更糟的處境，因為那時我們將不得不服從卡岡諾維奇的領導。可我這個人，任何時候也不愿听命于卡岡諾維奇！” 對皮達科夫的這番評价，斯大林是絕不能原諒的。但他很能忍耐，并善于等待。他也不得不長時間地忍耐，因為要實現國家工業化，要培養一批有能力保持工業飛速發展的專業技術干部，絕非一日之功。斯大林等待了八年。一九三六年底，他終于命令亞果達：逮捕皮達科夫。 我跟皮達科夫是老朋友。早在一九二四年，我倆就認識了。當時，他負責國家經委，我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經濟分局副局長，同他的部門有著經常性接触。此外，作為檢察長，我還是由皮達科夫負責的秘密的“司法委員會”成員之一。這個“司法委員會”是根据政治局的決定于一九二四年建立的，專門負責調查有關各工業管理局領導人的案件。委員會有權決定將某個領導人的案件提交法院，也有權根据生產或其他需要決定只給予行政處分。 皮達科夫最突出的特點是沒有私生活。他根本不屬于自己：每天上午十一點前上班，凌晨三點才离開辦公室。他的工作時間總是排得滿滿的。忙得每周只能吃上兩三頓午飯。由于工作緊張和營養不良，他瘦得很厲害。臉色蒼白，一副病態。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黃胡子，又瘦又長的身材，看上去很像個俄國的唐·吉河德。一在我的記憶中，他總是穿一件廉价的，手工很差的西服。他買衣服，專揀便宜的，而且一穿就是好几年。也不知為什么，衣服到他身上總顯得特別小，袖子短得可怜。 有一年，皮達科夫出訪德國，并在那里為蘇聯做了一筆五千万馬克的買賣，可他卻下榻于一家小旅館，而且要了最便宜的房間。与皮達科夫做生意的德國公司經理實在難以理解：這位大名鼎鼎的，手中握有財經大權的蘇聯政府要員，為什么身上穿的還不如他們私人公司的低級職員？ 皮達科夫有過家庭，可是家庭生活卻不順利。他妻子跟他一樣，也是名党員，但她不愛整洁，對家務事几乎不聞不問，還特別愛喝酒。經常發生這樣的怪事：皮達科夫需要緊急出差去外地或國外，但家里連件干淨襯衫都沒有，只好跑去向自己的秘書柯利亞·莫斯卡列夫惜兩件。更使莫斯卡列夫和妻子傷心的是，皮達科夫出差回來常常把還襯衫的事忘在了腦后，最后几年里，皮達科夫實際上与妻子离婚了。然而，他倆還是很要好的朋友，甚至還經常往來。這都是因為對獨生儿子的愛，皮達科夫按法庭審判達一年，他們的儿子才十歲。 尼古拉·莫斯卡列夫是皮達科夫最信任的助手和朋友。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一九三七年他剛好三十五歲，已在皮達科夫身邊干了五年。莫斯卡列夫非常愛戴這個領導，几乎踉皮達科夫形影不离，弄得自己的妻子一提起皮達科夫就憤憤不平：她吃醋了。 在對皮達科夫的預審中，殘忍的刑訊人員又一次使出了喪盡天良的慣用伎倆——強迫皮達科夫的妻子和摯友誣告他。這种手段帶有“正宗的斯大林風格”。自從拉爾任斯基去世后，內務部實際上就完全處于斯大林領導之下。斯大林不只一次地“教導”內務部工作人員說：對付受審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他們的親朋好友提供的揭發材料。讀者一定還記得斯米爾諾夫案，當時，出來“揭發”斯米爾諾夫的，就是他的妻子薩福諾娃和摯友穆拉奇科夫斯基。斯大林最看重并最擅長的，就是威逼或誘使被告人夫妻反目，父子為仇或兄弟相斗。這樣做，既可打擊受審人的斗志，又能徹底摧毀其精神寄托，而且，看見政敵家庭破裂，眾叛親离，斯大林就會感受到一股由衷的快感。不能不承認，在報复政敵的手段和方式上面，斯大林确實是個登峰造极的大師。 對付皮達科夫的妻子，“机關”并沒費多少力气，很快就瓦解了她的反抗。有關“托——季聯合總部”案被告人的子女“失蹤”的傳聞，她听說過很多。她為自己儿子的生命擔心、恐懼，最后，為了救儿子，違心地答應誣告自己的前夫。 皮達科夫的秘書柯利亞·莫斯卡列夫有一個小女儿。如果他還象當年第一次跨進皮達科夫的辦公室那樣，是個半文盲和天真的農村青年，那他肯定會拒絕一切要他誣告自己的首長和朋友的要求。可是，現在的他，已經積累了丰富的政治經驗。通過与其他党政要員的秘書的接触，他學到了很多東西，了解政治局眼下的“作風”，深知那些掌握著人民命運的大人物的脾气。他很清楚，既然斯大林給皮達科夫定了性，內務部就一定會從他莫斯卡列夫嘴里捧出必要的材料，他們不達到目的是不會罷休的。從另一個角度看，逼他作假證完全是無意義的伎倆，因為早在皮達科夫被捕之前，斯大林就已經擬定了對他的判決。盡管如此，莫斯卡列夫還是十分謹慎。他對莫爾恰諾夫說，他同意在誣陷皮達科夫的材料上簽字，但有一個條件，即必須要他很熟悉的阿格拉諾夫本人在場（當時，阿格拉諾夫是葉若夫的副手）。當阿格拉諾夫來后，莫斯卡列夫再次聲明，他決定遵守党的紀律，提供對皮達科夫不利的口供，但是，這些口供本身完全是假的。 皮達科夫是個很講原則的人，而且目光敏銳，意志堅強，無所畏懼。我几乎可以肯定，在“第二次浪潮”中被逮捕的老布爾什維克里，如果有人敢于同自己的劊子手分庭抗禮，那么，這個人就應該是皮達科夫。因此，當我听說他輕而易舉地就投降了，真是大吃一惊。后來，我才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 皮達科夫被捕之后，根本就拒絕同偵訊人員講話，并以這种方式抵抗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有一天傍晚，謝爾哥·奧爾忠尼啟則突然走進內務部大樓，要求同皮達科夫談話。此時已經取代了亞果達的葉若夫恰恰沒在辦公室。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猶豫了一會儿，才打電話通知內務部監獄，將皮達科夫押來。皮達科夫剛跨進阿格拉諾夫的辦公室，奧爾忠尼啟則立即迎了上去，想擁抱他，可皮達科夫往旁邊一閃，擋開了對方的雙手。 “尤里！我是作為朋友來看望你的！”奧爾忠尼啟則激動地喊了起來。“為了你我一直在斗爭。而且決不停止這种斗爭。我對他講過你的事情……” 奧爾忠尼啟則講完這番開場白后。就要求阿格拉諾夫出去，讓他同皮達科夫單獨呆一會。后面的談話內容，就只有他們兩人清楚了。 奧爾忠尼啟則來找皮達科夫，是真的想幫他一把呢，還是迫于斯大林的壓力，來騙皮達科夫？對此，后來發生的事件可以作出回答。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梯弗里斯認識奧爾忠尼啟則的。當時，我是外高加索邊防軍司令，他是外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中央委員會書記。憑著我對他的了解，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在單獨同皮達科夫談話時，奧爾思危啟則一定是更加激動地，手舞足蹈地向對方達說，他如何為對方的生命而斗爭，如何勸斯大林不要把皮達科夫送上法庭…… 几天之后，奧爾忠尼啟則又一次出現在內務部大樓里，而且又一次同皮達科夫做了單獨談話。談話結束后，奧爾忠尼啟則在离開之前，當著皮達科夫時面向阿格拉諾夫傳達了斯大林的指示：在即將開始的審判中，可以不對皮達科夫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起訴，他們甚至可以不出庭作證。毋庸置疑，奧爾忠尼啟則肯定對皮達科夫做了勸服工作，要后者答應斯大林的要求，參加審判鬧劇的“演出”，當然，是充當被告人的角色。還有一點我敢肯定，即奧爾忠尼啟則在談話中曾親自向皮達科夫作過保證：絕對不舍判處皮達科夫死刑。 皮達科夫是否听信了奧爾忘記呂則的話？我想是听信了。皮達科夫很了解奧爾忠尼啟則，知道他不同于斯大林，他很重友情，至少當朋友尚未對其權勢形成威脅時是這樣的。皮達科夫還知道，沒有他的協助，只上過醫士訓練班的奧爾忠尼啟則是無法領導工業建設的。因此，哪怕從純粹的個人目的出發，奧爾忠尼啟則也應該去為保住皮達科夫的生命而斗爭，以便自己將來有個好參謀，好助手。皮達科夫未必預料得到，奧爾忠尼啟則實際上是在充當斯大林的說客和幫凶。對這一點，連奧爾忠尼啟則本人也未必意識到了。誰都知道，奧爾忠尼啟則是最有影響的政治局委員之一，斯大林在決定國家大事時可以要來他予以服從和配合，但未必能夠強迫他去扮演說客和奸細這种可恥角色。總之，皮達科夫完全有理由認為自己的處境要比其他被告人好一些，因為庇護他的人，是斯大林最親密的朋友和同鄉。 顯然，皮達科夫就是這樣相信了奧爾忠尼啟則。他在一份假供詞上簽了字，而假供詞的大意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給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寫了封信，請托洛茨基下達有關經濟上援助蘇聯國內陰謀組織的指示。托格茨基很快回信，并通知他說。托派已同德國納粹政府達成秘密協議。協議規定德國必須進攻蘇聯，并將以幫助托洛茨基回蘇聯奪權作為回報，托洛茨基奪權后將把烏克蘭割讓給德國，并給予其他一些經濟上的好處。托洛茨基還在信中要求皮達科夫的反革命地下組織加緊在工業部門開展破坏活動，以履行在協議上承擔的義務云云。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內仔細听取了有關皮達科夫的“交待”情況。听完后，他突然問：如果起訴書里寫明，皮達科夫不是通過信件往來，而是在同托洛茨基碰頭時直接受領指示的，豈不更好一些嗎？于是，一個關于皮達科夫曾親自飛往挪威同托洛茨基會面的神話就出籠了。為了讓這一說法更加令人信服，斯大林吩咐內務部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繪制一張所謂皮達科夫從柏林前往挪威的路線圖，并在上面標明柏林至莫斯陸的火車時刻表。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巴黎伯熱爾教授的醫院里。我遇到了斯盧茨基。有關克里姆林宮后來開會討論皮達科夫案件的情況，都是他給我講的。 在會議上，斯盧茨基向斯大林匯報說，從他搜集的材料看，必須放棄皮達科夫親自前往挪威的說法。因為皮達科夫如果乘班車從柏林到奧斯陸再返回，加上從奧斯陸前往托洛茨基住的維克薩爾鎮与之面談所需的時間，至少也得兩晝夜。在這么長的時間里硬說皮達科夫不在柏林，是不會有人相信的，要知道，蘇聯駐柏林商務代辦處的材料記載得十分清楚：在那段時期里，皮達科夫每天都在柏林主持与德國各企業代表的談判，几乎天天都簽署過合同。 斯大林對斯盧茨基的報告很不滿意，不等對方把這個神話的全部“馬腳”講完，他就反駁道：“不錯，您說的有理，因為您的依据是火車時刻表。可是，皮達科夫為什么不能乘飛机去奧斯陸呢？飛机跑個來回大概只需要一個晚上吧？” 斯盧茨基赶緊指出，飛机只能裝載几個旅客（注意，這次所謂的飛行發生在一九三五年），每個旅客都要在航空公司的日志上登記姓名。但斯大林主意已定，他下令：“要指明皮達科夫坐的是專机。為了這种勾當，德國當局當然樂意提供飛机！” 斯盧茨基喜歡吹牛，經常炫耀他有幸面見斯大林。關于這次會議的情況，据他說，只告訴了我一個人，要我絕對保密。可是几天后我就听說，他同樣在“絕對保密”的條件下，把這些情況告訴給了內務部駐法國情報站站長，而且在場的還有一名外事局的工作人員。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對皮達科夫的“口供”又做了相應的修改。刪掉了所謂的托洛茨基的密信。充實了所謂皮達科夫面見托洛茨基的過程。按照后來在法庭上提出的說法，皮達科夫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乘專机從柏林起飛，在奧斯陸附近某机場著陸，經挪威官方驗過護照之后，便驅車前往維克薩爾，并在那里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制度和借助德國軍隊奪取蘇聯政權的計划。 這一次，審判組織者們吸取了上次那個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飯店”的痛苦教訓。警告皮達科夫，不准他陳述“多余的細節”。只要不講明皮達科夫飛往挪威時用的什么名字，是否有人境簽證，其他方面就不應該出什么麻煩了。要知道，說皮達科夫在一夜之間來回飛了一趟奧斯陸，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是否真有一架飛机在十二月的夜幕下飛臨挪威上空，就是專門吹毛求疵的人也不可能查證清楚。 然而，等待斯大林的，卻是當頭一棒。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皮達科夫在法庭上陳述了自己的這一“飛行旅游”。僅僅過了兩天，即一月二十五日，挪威《晚郵報》就發表了這樣一項通告： 皮達科夫來奧斯陸會見托洛茨基一說完全不足以信 ……他似乎飛抵了赫列爾机場，但該机場官員肯定地申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不曾有任何民用飛机在那里著陸…… 這項通告，對于斯大林及其手下人來講，無异于晴天霹靂，打得他們措手不及。必須赶緊拿出對策。可有什么對策可拿呢？說飛机不是降落在赫列爾机場，而是其他某個机場嗎？不行。眾所周知，奧斯陸附近只有這個机場才允許民用飛机降落。授意皮達科夫改口，說他根本沒在机場，而是在附近港口外的水面降落的，行嗎？也不行，晚了：他早已說過，他是從柏林坦普爾戈弗陸地机場起飛的。 為了多少削弱一點《晚郵報》那項通告的影響，維辛斯基向法庭出示了蘇聯外交部領事局的一份正式的證明書，上面寫道： “……根据國際協議規定，奧斯陸附近的赫列爾机場一年四季都對其他國家的飛机開放，飛机在冬季也能起飛和降落……” 在這里，維辛斯基對挪威報紙明确提出的反駁意見避而不答，而是企圖給本來就十分清楚的事實蒙上一層沙幕，但是，他打出的這張牌大無力，只能證明冬季飛机能夠在赫列爾机場著陸。 而且，這一補充證明材料還不是出自挪威當局（只有挪威當局的正式證明才會被人認為是不偏不倚的），也不是來自赫列爾机場的行政部門，而是也僅僅是取自蘇聯外交部領事司。莫斯科居然拿出這樣一份毫無證明力的材料…… 正如人們預料的那樣，事情到此并沒結束。一月二十九日，另一挪威報紙——挪威社會民主党机關報《工人日報》又登出一則消息： “……今天，赫列爾机場場長古利克森在電話中答复《工人日報》記者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沒有任何一架外國飛机在該机場降落過。” 該報接著寫道，根据官方航空日志的記載，從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這一期間，總共只有一架外國飛机在赫列爾机場降落過。 這當然不是指皮達科夫所乘過的那架飛机，用不著對此多費筆墨。 這樣一來，斯大林和維辛斯基再一次被世界輿論界作為偽造犯連贓拿獲。 托洛茨基也不失時机地加入了這場辯論。他以世界報刊為喉舌，建議維辛斯基仔細問問皮達科夫：他是哪一天從柏林飛往奧斯陸的？是杏有挪威的入境簽證？如果有，用的是什么名字？ 托洛茨基還要求莫斯科法院通過官方渠道向挪威政府驗證一下，著皮達科夫的供述是否真實。 “如果查明皮達科夫确實來過我這里，”托洛茨基寫道，“那就意味著我的名譽將徹底完蛋。但是，如果查明事實恰恰相反，那就證明有關我們見過面的傳說從頭到尾都是謊言，而且被告們的所謂‘自愿坦白’也全是捏造的。必須刻不容緩地查證皮達科夫的供訴，趁他現在還沒被槍斃！” 其實，用不著托洛茨基提醒，作為檢察長的維辛斯基也有驗證皮達科夫的口供的義務。然而，他不可能這樣做：他和其他人辛辛苦苦地准備了這場審判鬧劇，可不是為了以后再去揭穿它。 托洛茨基看出，審判的組織者是無論如何也不打算進行查證了，他們將一意孤行，而不理睬世界輿論的譴責。在這种情況下，他決心鋌而走險——向蘇聯政府挑戰。他給莫斯科寫了一封信，要求對方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為皮達科夫等人的同案犯引渡回蘇聯交付審判。 托洛茨基的這一挑戰，實際上是拿出自己的生命去作抵押。要知道，如果強大的鄰邦真的提出引渡要求，弱小的挪威政府未必就敢拒絕，更何況這還是托洛茨基主動提出來的。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斯大林不敢引渡托洛茨基。他很清楚，按照法律規定，要引渡就先得讓挪威法院審查托洛茨基的罪名，那樣一來，挪威法院就會徹底調查皮達科夫是否真的去過奧斯陸，說不定還要附帶查查有關“布利斯托里飯店”的丑聞。顯然，斯大林是絕不會允許把自己的偽造罪交給挪威法院去審理的。對于他來講，最好的辦法不是把托洛茨基引渡回國，而是向國外派出刺客——讓托洛茨基永遠沉默。 皮達科夫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他极其痛苦地忍受著公眾的蔑視，踐踏著自己光榮的過去，只求以這些犧牲為代价，去拯救自己的親人——妻子和儿子的生命。 他，也同其他被告人一樣，在審判庭進入合議室制作判決書之前，獲得了“最后陳述”的机會。他的陳述很短，但其中有几句充滿悲愴和深情的話，卻永遠刻在我的腦海里： “法庭判處的任何刑罰，對于我來講，都比不上坦白本身給我的懲罰一再過一會儿，你們就將宣讀你們的判決；現在站在你們面前的我，是多么肮髒……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了十七名被告中的十三人死刑。在這十三個人中，包括皮達科先、謝列布里亞科夫和其他几位列宁的親密戰友。他們都是在內務部大樓的地下室里被槍斃的。 皮達科夫被殺害后的第三個星期，報上登出訃告：重工業人民委員謝爾哥·奧爾忠尼啟則因心髒麻痹而突然死亡，享年五十歲。奧爾忠尼啟則的葬禮异常隆重，中央委員會還要求全國各級党組織召開追悼會，對“斯大林的忠實戰友和同志，鋼鐵般的人民委員”的逝世表示應有的哀思。 大約兩個月后，一名押送外交郵件的信使從蘇聯來到西班牙。這個小伙子是剛調來當外交信使的，過去在內務部特務局工作，身強体壯，有一張厚顏無恥的面孔，一頭蓬松的黃發，象干草堆一樣。到西班牙后，他与一位老朋友相遇，而后者正是我的部下。他倆談了沒多久，我的這位部下就急匆匆地跑來找我，非常秘密地對我透露了好些剛從那位信使口里听見的秘聞。例如，內務部特務局似乎已掌握了證据，證明當時《真理報》駐西班牙記者米哈伊爾·柯爾佐夫“投靠了英國人”，經常向英國間諜机關提供蘇聯的秘密情報。又如，謝爾哥·奧爾忠尼啟則好象不是死于疾病，而是謀殺。 听見有人說米哈伊爾·柯爾佐夫的坏話，我很不高興，因為他是我的好朋友。當然，這并不是說，我根本不相信內務部掌握了不利于他的什么材料。內務部就象是個很大很大的郵箱，任何人都可以將自己不負責任地杜撰出來的東西投進去。對奧爾忠尼啟則好象死于謀殺的消息，我也認為多半是謠言，盡管在基洛夫被害后我更應該相信這是真的。但在當時（一九三七年春天），斯大林尚未對不滿意他的作為的老戰友大加殺戮，所以，我很難想象他會干掉奧爾忠尼啟則，要知道，在克里姆林宮中，這是最后一個可以同他講格魯吉亞家鄉話的人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內務部外事局副局長什皮格爾格利亞斯來西班牙出差。在這之前，也就是說，一九三七年夏季，莫斯科發生了一系列駭人听聞的事件。從五月份開始，斯大林本人的最親密戰友和最忠實的部下，一個接一個地莫名其妙地被投入了監獄，而他們從來都沒參加過任何反對派。在莫斯科，在全國各大城市，每天都有人失蹤，而且都是些要人和名人：人民委員、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州党委書記、軍隊高級將領等等。莫斯科有兩位被公認為是斯大林親信的政府官員，從家中出來去上班時，在市中區大街上就不見了。和他們一塊失蹤的，還有他們的轎車和司机。甚至連內務部的領導們也沒能逃脫被秘密逮捕的厄運！ 什皮格爾格利亞斯滿腦袋都塞滿了這類可怕的新聞。他這次之所以被允許出國，恐伯也僅僅是因為他在莫斯科留有人質——妻子和女儿。從他的談話中我听出，他非常擔心自己的生命。其實，他說的那些故事我早有所聞，只是沒有他知道很多，知道得詳細，要知道，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在內務部中可不是等閒之輩。 我看得出來，對干我能帶著家眷住在國外，什皮格爾格利亞斯非常羡慕，因為國內任意抓人殺人的浪潮正愈演愈烈。他多次暗示想到西班牙來工作，并希望我能給予“協助”。有一次，他見我對他的這些暗示毫無反應，就干脆赤裸裸地表示，只要我主動向莫斯科提出調他來西班牙工作的請求，他情愿給我當副手。顯然，在他看來，西班牙是躲避蘇聯國內那場腥風血雨的最理想的庇護所，盡管這里正籠罩著內戰的硝煙。 有一天，我們一塊乘車從瓦倫西亞去巴塞羅那。途中，他又談起清洗浪潮的事。他把近來自殺或失蹤的党政要員和內務部頭頭們的名字羅列了一大串，其中多半都是我倆十分熟悉的人。最后，他突然冒出一句：“他們把奧爾忠尼啟則也干掉了！” 我哆嗦了一下。雖然他證實了那位外交信使上次帶來的消息，我還是不自覺地沖口而出：“這，這不可能！” “千真万确，”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反駁道。“我了解這一事件的全部細節。奧爾忠尼啟則身上同樣流著高加索血液，所以同主人大吵起來。他們一個比一個硬。都是為了皮達科夫……”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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