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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38） 長期以來，關于費里克斯·捷爾任斯基生命最后時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發展史上的一种圣經故事。費奧多爾·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來的職位最高的肅反工作人員了。他寫道：“1926年7 月20日，捷爾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敵人斗爭之時倒在自己的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時，捷爾任斯基還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全會上發表了“言辭激烈的講話，反對那些背离列宁路線的人。”据福明講，捷爾任斯基理直气壯地問与會者：“你們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嗎？那就是我從不顧惜自己（禮堂里滿座皆答：“對”！），正因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任我，愛戴我。我從不反對理智的東西，但只要有混亂無序的存在，我就會全力以赴同他們做斗爭。”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績后几個小時，捷爾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過他最后一次講話的与會者，在得知他的死訊之后，都爭相對他大加贊揚： “在陰謀和反革命行動接連不斷的艱難歲月里，當蘇維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燼、當為自由而斗爭的無產階級遭到自己的敵人的血腥包圍之時，捷爾任斯基表現出了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晝夜、廢寢忘食、孜孜不倦地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人階級的敵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無畏的精神、敏銳、耿直和絕對的忠誠為他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捷爾任斯基的死，對約瑟夫·斯大林來說正是時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世后的長期的權力爭斗中取得了胜利。“鐵費里克斯”就算沒有任何功績，他也未必會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用作同党內持不同政見者斗爭中的离間和欺騙的工具，盡管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猶豫地用來反對共產党人的敵人。列宁去世后，捷爾任斯基成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BCHX）的主席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席。無疑，他是會反對那些對工業部門中的“資產階級專家”的攻擊，會反對几年后斯大林在農村開始的殘酷的階級斗爭的。在去世前三小時所作的“言辭激烈的講話”中，捷爾任斯基頭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評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們党的机构，看到我們的組織体系，看到我們不可置信的官僚現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亂狀態，我就感到恐懼。” 接替捷爾任斯基的是維亞切斯拉夫·魯道福維奇·緬任斯基。這是一個高高的、身材勻稱的男子，戴著一副金邊眼鏡，比自己的前任顯得要溫和一些。初看，這兩個人有很多共同之處：兩人都是老布爾什維克，都出自富裕的波蘭家庭。緬任斯基在肅反委員會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員，并在捷爾任斯基當上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席之后，被任命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領導中最有素養的一位了。格奧爾吉·阿加別科夫，這個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工作人員，跑到西方后對自己過去的同行沒有表現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稱他是“很有修養”、“受過全面教育”的人。据費奧多爾·福朋講，緬任斯基在進肅反委員會時就精通十二种語言。后來他又掌握了漢語、日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他不僅顯示出對語言的興趣，還對諸如物理、化學、天文學、數學等精密科學感興趣。而且緬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那樣被視為力量和權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經過官方認可的頌辭中還承認，“他沒有發號施令的腔調”。對于很多工作人員來說，他們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席下達的命令卻以“我懇請……”的字眼作為開頭而感到惊奇。從緬任斯基時期開始，遭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認為他是個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給我的印象最好用一個詞來表達：印象皆無。他看起來好象是某個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更确切地說，像是一個未完成的肖像畫的粗劣的草稿。”緬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國內戰爭期間，他在前線遇到過托洛茨基并警告過他，說斯大林正在進行一場反對他的“很复雜的游戲” 。 但是他本人也從未真正反對過斯大林權力的惡性膨脹。‘還是在被任命前，緬任斯基曾得到過嚴重哮喘。他經常是躺在盧比揚卡自己辦公室的沙發上接待來訪者的。“大夫命令我躺著，”他解釋說。1929年4 月，緬任斯基心髒病發作，這使得他兩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但健康狀況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經感到時常虛弱，甚至不能獨自登樓到克里姆林宮自己的辦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務，住進莫斯科近郊的別墅中去了。 由于緬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領導工作無方，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權力漸漸落人他的一個更有進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維奇·亞戈達的手中。此人是個猶太人，長得很墩實，身体极好，無論舉止還是長相，都和緬任斯基迎然不同。迄今對這個人的回憶除了讓人羞慚就再沒有別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員中也是這樣認為的。几乎所有的有關斯大林時期的回憶錄中，都是以憎惡的口气提到這個名字，“若說緬任斯基在見識的廣度上無人匹敵的話，那么亞戈達則在殘忍、缺乏教養和粗暴上無人可及”，阿加別科夫這樣寫道。但是捷爾任斯基1923年任命他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時候，他的粗暴和殘忍還沒有表現得如此明顯。可能捷爾任斯基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善于執行任務、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負的官僚而已。亞戈達成了被特權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脹的野心和他的殘忍是很相符的。据亞戈達的一位同事說，在1936年夏，被解除顯赫職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的新工作服的設計夢中：鎖了金邊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時期海軍軍官那樣的鍍金佩劍；天藍色褲子和進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從未完全信任過亞戈達，這部分是因為他自己是個反猶主義者，也因為亞戈達傾向“右翼反對派”和他的領導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一次談話中，布哈林說，亞戈達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第二副主席、國外處處長特里利瑟爾都“和我們在一起”。他還說，亞戈達告訴了他有關農民起義的秘密情報。同時布哈林也清楚，亞戈達是個机會主義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斯大林想鞏固自己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里的影響，便派去了一個党內工作人員A·H·阿庫洛夫。此人和亞戈達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副主席的職位。但僅過了一年，阿庫洛夫就被迫离開此職。然而斯大林為了等待合适的机會安插一個自己人擔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領導人，就暫時和亞戈達達成了某种妥協。亞戈達与其說是個空想家不如說是個官迷，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隨斯大林。但是他也并不准備無條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爾則是“右翼反對派”的更積极的支持者。 還在1923年， 他就在進攻托洛茨基的路線斗爭中和布哈林站在一邊。但到1929年，將特里利瑟爾視為潛在對手的亞戈達，在中央委員會的支持下達到了目的：將特里利瑟爾擠出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接替其任國外處處長的是前反間諜處處長阿爾圖爾·阿爾圖佐夫。 緬任斯基和亞戈達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領導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行動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過的。但是這一成績很快就被一連串的丑聞曝光和蘇聯對外情報机构的失敗弄得黯然失色。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迅速擴大的网絡以及軍事偵察机构的安全，都因蘇聯密碼的落后而受到威脅，除此使其受到威脅的還有蘇聯駐外間諜机构負責人在對當地共產党的組織活動中經驗不足這一因素。這些負責人工作十分勤勉，卻常常辦些外行事。1927年春，發生了一起揭露蘇聯間諜机构在八個國家中活動的轟動性丑聞。3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蘭的一個由過去的白軍將軍、后來成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間諜的達尼埃爾·韋特連科的間諜組織；伊斯坦布爾的一家蘇土公司的著名專家，被指責在土耳其——伊拉克邊境搞間諜活動；緊接著，瑞士警察局宣布逮捕了兩名蘇聯間諜；4 月份，在對駐北京的蘇聯領事館搜查時，找到了大量有關蘇聯間諜活動的文件；之后，法國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蘇聯間諜网的成員，該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員讓·克列梅領導的；5 月份，奧地利外交部中一些向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提供秘密情報的工作人員被拘捕；与此同時，由于英國特工机构對“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蘇聯貿易代表團住處的突擊檢查和搜查，從而揭開了一個据英國內務大臣烏里揚姆·約翰遜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動、好夸張而聞名）稱是“我曾听說過的最大、最卑劣的間諜組織”。 北京和倫敦的突擊檢查以及隨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對蘇聯的對外間諜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中國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記錄蘇聯秘密行動（主要是軍事偵察）的卑劣的細節，包括從莫斯科來的一些旨在加劇中國人民和西方國家的沖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搶掠和大屠殺”的指示。文件中還有間諜的名冊、要求中共党員給予幫助的指示，還有對秘密運人中國的武器的詳盡描述。盡管英國的警察局沒能查獲這樣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倫敦公布的材料影響也不小，因為文件中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英國專家又解譯了蘇聯外交密碼。在對下院的講話中，首相、外交大臣和內務大臣都引證了截獲的蘇聯外交電報。 北京和倫敦的轟動性披露，對克里姆林宮和國家政治保衛局來說損失不可估量，因為這件事正發生在蘇聯与中國、英國的關系處在轉折的關鍵時刻。從1922年起，蘇俄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与國民党民族主義制度合作的基礎上的。1927年4 月，由于共產党領導的起義使得上海落人國民党總司令蔣介石的手中。“蔣”斯大林說，“應該像檸檬一樣被榨干，然后給扔掉”。但實際上充當了檸檬的卻是共產党人。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蔣開始系統地消滅共產党人，而正是這些人幫助他掌上了大權。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產党人以一次次武裝起義作為回复。但所有的起義都被殘酷鎮壓了。 對蘇聯間諜的揭露，還帶來一個更為嚴重的后果：蘇聯同仍然被其視為有影響的世界大國——英國的關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總罷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視為是俄國的陰謀分子組織的，從此，斯坦利·鮑德溫政府便受到要求斷絕同蘇聯的外交關系的极大壓力。1927年，英國政府對蘇聯軍事情報活動展開了聲勢浩大、毫不留情的揭露。接著1927年5 月26日，奧斯汀·張伯倫向蘇聯代辦阿爾卡季·羅森戈列茨通告說，鑒于蘇聯進行“反英的間諜活動及宣傳”，英國政府決定斷絕与蘇聯的外交關系。對自己的正式聲明，張伯倫賦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個人性質，他引證了羅森戈列茨4月1日發出的一封電報，并說：“您在電報里請求向反對英國政府的政治運動提供物質援助”。在回國途中，羅森戈列茨在華沙做了停留，并和蘇聯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車站小餐廳里進了早餐。在羅森戈列茨的火車開動前几分鐘，一個白色俄國流亡分子一邊喊著：“這是為了民族的俄羅斯，而不是為了共產國際！”一邊朝沃伊科夫連開了几槍。蘇聯政府很快作出反應，聲明“這是英國之手給了沃伊科夫致命一擊。”不管多么聳人听聞，反正1938年在戰前最后的公審中，羅森戈列茨竟然承認，說從1926年起他就在為英國情報机构工作。 蘇聯情報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敗造成了嚴重后果。首先，整個蘇聯使館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碼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變化。所有蘇聯使館和貿易代表團都收到了緊急通知，要求銷毀所有一旦被截獲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甚至是在遭受攻擊危險最小的德黑蘭使館，其院內由于焚燒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文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動了當地的消防隊。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駐外國情報机构也接到命令，他們只能保存近一個月的信件，還要同時制定出一個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銷毀文件的計划。而對与當地的共產党人所進行的間諜合作工作也下達了新指示，主要是要抹去他們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接触的任何痕跡。 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聯絡系統的安全。克里姆林宮下達命令，啟用雖然費力費時、但只要使用正确則絕對可靠的“一次性”密碼。結果使得西方的破譯員們從1927年到二戰開始，几乎未能破譯一份重要的蘇聯的密碼通告。為此，作戰處處長A·T·丹尼斯托曾悲傷地寫道，英國政府將破譯蘇聯密碼之事公諸于眾“無疑是破坏了整個工作”。 1927年，對蘇聯間諜人員的揭露，對斯大林的影響也相當大。他從中看到了帝國主義陰謀的跡象：“毫無疑問，現代的主要問題就是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問題。這不是某种非現實的、抽象的、局部戰爭的‘危險’，而是完全現實的、具体的、整体上的戰爭，尤其是反蘇聯的戰爭的威脅。” 依斯大林看，反對蘇聯的“帝國主義聯合陣線”的組織者，首推其主要敵人——“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戰斗指揮部——保守党”。“英國帝國主義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險的劊子手”。斯大林認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陰謀分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步是對北京的蘇聯使館進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關蘇聯進行破坏活動的‘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憤的氛圍”。第二步是對倫敦的“全俄有限公司”的處所，進行突擊檢查，并斷絕英蘇外交關系，目的是“在整個歐洲開始對蘇聯的政治封鎖”，以作為戰爭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間諜組織”在華沙刺殺沃伊科夫的行動，它就像1914年在薩拉熱窩發生的、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火索的刺殺奧地利皇儲弗郎茨。費迪南的事件一樣。 雖然這個“英國陰謀”沒有帶來任何結果，但之后必然會有其他陰謀接□而至。英國繼續資助“在蘇聯的間諜恐怖主義小組”，并試圖挑起白色流亡人員及其他帝國主義勢力的對蘇行動。斯大林表示，他反對“那些所謂的工人運動領導人，他們認為新的戰爭的威脅是‘憑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謊言去麻痹工人，并對資產階級對新的戰爭的准備視而不見……”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威脅，必須做好以下几項工作。首先，需要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加強我國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強軍事工業，并提高蘇聯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須向那些內部敵人——恐怖分子、工業生產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廢物”進攻，以“鞏固我們的后方”。斯大林的“廢物”也暗指共產党內的反對派：“經過這一切之后，我們對我們的反對派還能說些什么呢？無論是對他們在面臨新的戰爭威脅之時對党的非難，還是對于他們在戰爭威脅切實存在的時刻加緊對党所進行的攻擊，我們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對斯大林日益增長的權力欲构成唯一威脅的因素來自于布爾什維克党內部。戰爭威脅的出現對斯大林是個絕好的時机，因為此時他正在積极鞏固手中的權力；從另一方面講，斯大林這個人，正如赫魯曉夫所言，是個“有著病態的疑心”的人，很顯然，他堅信自己的陰謀理論。從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這樣來概括所有的党的領導人，要知道是意識形態本身使得他們相信這一點。布爾什維克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資本主義永遠不能容忍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帝國主義國家及其特工机關一定在策划陰謀，以圖消滅“工農國家”。正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作為“革命的盾牌和寶劍”，擔負著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并將其消滅于萌芽狀態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來鞏固他個人在党內的權力。和肅反委員會一樣，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任務是同反革命作斗爭。但是，這時“反革命”的概念已發生了變化。列宁時期“反革命”即意味著共產党的反對者。而鑒于站在反對斯大林的最前線的正是共產党人，因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便在党內也使用起過去用于對付党外敵人的滲透和离間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為首的“左翼反對派” 成了最早的犧牲品。1927年9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一名潛入“左翼反對派”中的奸細，發現了一個非法“印刷所”（事實這個印刷所不過是几台油印机），反對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綱領。据一位曾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作人員、后來跑到西方的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講，當亞戈達向斯大林講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說：“真是好极了！現在要把你們那個間諜升格，說他是弗蘭格爾將軍的一名軍官、你們一定要在報告中指出，托洛茨基同弗蘭格爾的白軍分子有聯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報告說，“左翼反對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及其近百名擁護者被開除出党。季諾維也夫愿意悔過，同“托洛茨基主義”划清界線，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絕這樣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判決流放到哈薩克斯坦同中國相接壤的偏遠邊境地區。在此后近十年間，托洛茨基一直是“獵人”的狩獵對象，他是克格勃歷史上被監視時間最長的目標。1928年，“獵捕妖婆”（“妖婆”指托洛沃基分子）行動剛開始時，將一個偉大的异教徒強行逐出莫斯科頗具喜劇的色彩（然而几年之后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為奇、毫無“喜劇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作人員來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當時，托洛茨基還穿著睡衣。托洛茨基將自己反鎖在房間里，革命前，警察來抓他時，他不只一次這樣干過。隔著門談判未奏效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行動小組負責人便命令破門而人。當托洛茨基認出其中一位年輕的軍官是自己在國內戰爭中的一個警衛員時，他吃了一惊。看見自己過去的政委穿著睡衣，年輕人失聲痛哭起來：“您槍斃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槍斃了我吧”，他抹著眼淚央求說。托洛茨基安撫了自己過去的警衛員，還對他說，不管命令對否，都應該服從。然后，他選擇了消极抵抗策略，拒絕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人強行除去了他的睡衣，給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顧他家人的抗議，驅車把他送上了開往西伯利亞的快車。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轉到土耳其。放逐之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人想方設法不讓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奧德薩，在兩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長子列夫·謝多夫登上了“伊里奇”號輪船。据后來所知，他們是這艘輪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員也接到指示，讓他們离托洛茨基一家遠點。當“伊里奇”號駛進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后，托洛茨基的一個守衛給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夠在國外開始生活”。當時托洛茨基身上分文皆無，于是，他將自尊心緊緊摟在手中，接了這些錢。在國外的頭半月。托洛茨基是在蘇聯駐伊斯坦布爾的使館里度過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島”。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二十年代末的“獵捕妖婆”行動，是針對政治、經濟間諜的。1928年3 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宣布破獲了一起在頓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陰謀”。根据對陰謀過程极為詳實的描寫，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衛局局長IO·卜葉夫多基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師，他們同煤礦的舊主、當時流亡在外的白色分子以及西方的帝國主義分子一起，參預了旨在破坏煤礦生產的陰謀。偵察報告呈交給了緬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證据。葉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獲的由國外發給這些工程師的信件。盡管信中沒有一點犯罪的跡象，但葉夫多基姆堅持認為，這些信中有用這些工程師才懂的密碼寫成的“破坏指示”。緬任斯基說了對此的意見，并給葉夫多基姆兩周的時間破譯密碼。于是，葉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令將這些工程師逮捕。在政治局特別會議上，斯大林得到了親自處理這一案件的權力。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憑著几起因机器損害、工人酗酒、勞動組織不當而引起的事故（也可能還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動），再摻進几個過去的沙俄工程師和國外商人，便編造出一個由華沙、柏林和巴黎組織的“蓄謀已久的國際陰謀”。蘇聯的報刊對“可恥的怠工者、陰謀分子和間諜”鄙薄地抨擊了兩個月之久。整個這起假想中的陰謀被寫成25万字的起訴書，指控50個俄國專家和3 個德國專家搞怠工和間諜活動。人為拖延的公審大會，是在莫斯科的工會大廈（革命前此建筑是貴族議事廳）的水晶玻璃大吊燈下舉行的。總共有10万工人、農民、學生和其他經過專門挑選的听眾，每天輪流著參加法庭的會議。《合眾報》記者尤澤·萊昂斯過去曾是共產党人的積极支持者。他寫道： “那些拒不承認有罪的人引起了听眾的特別關注。他們被擠在大廳的一角，彎著腰，聲音中充滿了恐慌。他們不時要回答檢察長刻薄的提問，還要及時地駁斥那些來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聲明’。每次，當認真听完法官所說之后，他們就會自語一陣，但很快又頓住，最終又不言語了。他們無力地、惊慌地望著禮堂，好像這才意識到這里還有他人的存在。實足的一場好戲。對公審大會的組織者來說，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會大廈上演的這出悲劇，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訴”相比，其血腥味還淡多了。只有十一個所謂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處死刑，還有六個人被判無罪，這是因為他們順從地、准确地扮演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為他們安排的角色。對于大多數出庭的公眾，以及蘇聯報紙的讀者來說，這出教益性劇目确實很有說服力：這些与國外反革命勢力相勾結的“階級敵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將那些否則要使國家領導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們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會上，斯大林“揭露”了一個大陰謀，而所謂沙赫特案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如果認為世界資本主義會讓我們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們，他們是不會的，還存在著階級，存在著世界資本主義，他們是不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迅速發展等閒視之的。過去世界資本主義企圖通過直接的軍事干涉來推翻蘇維埃政權，這一企圖破產了。現在他們企圖、而且將來也仍會企圖以無形的經濟干涉來削弱我們的經濟力量；他們并不總是很明顯地、但也相當猖狂地在組織怠工，在這樣或那樣的工業部門搞各种各樣的‘危机’，以此為將來的軍事干預舖路。這一切都是世界資本主義反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斗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談不上是什么偶然的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軍官們才承認，此事是間諜恐怖症的產物。但在戈爾季耶夫斯基時代，克格勃還未能正式承認這一點，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總局（反間諜局）局長格里戈里·費奧多羅維奇·格里戈連科領導編寫的克格勃秘密材料中，還毫無依据地稱，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陰謀。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上台，克格勃仍然堅持斯大林對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釋。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講道： “很顯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蘇統一戰線的破坏分子、間諜、奸細對發展社會主義和鞏固我國的國防力量构成了嚴重威脅。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机构及其特工机關對這個敵對的地下組織進行了揭露，幫助党和國家粉碎了國際反動勢力的陰謀。” 1928年時，甚至大部分曾為沙赫特事件編造證据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軍官們，顯然也反對這一陰謀。斯大林時期的俄羅斯，經歷了一場曾在一戰時籠罩歐洲的間諜恐怖症。在一戰前的頭几周，英國警察局便接到告密（這些告密者沒有一個有憑据），說國內有“好几千”所謂的“德國間諜”。“間諜恐怖症”，倫敦特工机關的頭目巴茲爾·湯姆森曾寫道，“好像一場可怕的流行病，伴隨它的是無可救治的幻症。”直到戰爭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眾認為軍隊失利、生產的跌落以及其他非正常的情況，都是敵人的破坏和陰謀的結果。在1918年的一個指控陪審員有誹謗行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證明說，德國秘密机构有一個“黑名單”，里面有四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國的一些達官貴人，他們受到了訛詐和恫嚇，目的是為了破坏英國的軍事計划。 在二戰初期，歐洲再次被間諜恐怖症所籠罩。1940年，德國人占領了法國的荷蘭后，英國充滿對內奸——“第五縱隊”的恐怖，這与一戰時期的間諜恐怖症相差無几。國內偵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報告中講道：“‘第五縱隊’的猖狂行為已達到了危險的地步。”直到后來，溫斯頓·丘吉爾和他的參謀長們才認識到，有必要采取一些“最強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實上根本沒有的危險。 戰爭期間讓西方國家人心惶惶的關于“第五縱隊”龐大陣容的神話，以及冷戰時代由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領導的、以假想的美國共產党人為目標的“獵捕妖婆”行動，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斯大林總是認定有反蘇破坏行動的存在。但斯大林的“獵捕妖婆”行動無論在形式上還是規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動大不相同，比如，冷戰期間美國的行政机關与其說是麥卡錫主義的倡導者，不如說是麥卡錫主義的對象之一。而在蘇聯獵捕妖婆的主要獵手則是斯大林本人。丘吉爾對“第五縱隊”的擔憂很快就過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結論：“獵捕妖婆”有害而無益。 雖然，西方世界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時期，也患過“間諜恐怖症”，但實際成為其獵捕犧牲品（包括假想的間諜和假想的共產党人）的人數并不多。与此相比，蘇聯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僅三十年代被鎮壓的假想敵人的人數就以百万計算。斯大林及其同謀，利用所謂的沙赫特陰謀，結束了新經濟政策時代（即對資產階級的利益容忍的時代），開始了向那些破坏經濟的“階級敵人”發動進攻，其對象主要是工業生產中的資產階級專家以及農村里的富農。在消滅了“左翼反對派”以后，斯大林將其對蘇聯經濟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政策据為己有。而以布哈林為代表的溫和政策推行者（他們贊成建立在妥協基礎上而非階級沖突基礎上的政策）以及“右翼反對派”，顯然比“左翼反對派”更容易地成了眾矢之的。1929年1 月，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時期的領導人在次年實施更快的工業化步驟，作為五年計划的基礎部分和在農村進行旨在“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掉的強制性集体化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對國內敵人和國外帝國主義分子長期信心不足。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中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能否生存，決定于蘇聯經濟是否能夠赶超西方：“或是我們做到這一點，或是讓別人把我們打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話： “舊俄羅斯歷史的一個明顯特點便是她總因為落后而挨打……我們比發達國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應該在十年內縮小這一差距。我們要么做到這一點，要么完蛋。” 理想主義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蘇聯經濟思想的基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大飛躍的前景，使得党內新一代成員的頭腦极度發熱，這實際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宁的覆轍。五十年后，蘇聯一名不同政見者彼得羅·格里戈連科回憶了他和那些年輕的共產党員們是如何“狂熱”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偉大的轉折年”的說法： “那時面包不夠吃，到處排長隊，眼看就得實行憑票證供應，并可能發生饑荒，但我們不管這些，都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們都充滿激情地說。‘是啊，偉大的轉折，消除小農經濟，消滅可能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帝國主義豺狼甭想來進犯我們！我們走在通向社會主義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經濟計划將許多過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爭取到了自己這一邊儿來。國家銀行行長、托洛茨基過去最親密的戰友皮亞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對人民委員會熱情洋溢地說：“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英雄時代到來了。” 這一成為許多党員熱情的來源的“英雄時代”，需要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這個強制工具作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滿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轉歸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管理，因而，廣闊的勞改營网絡在三十年代迅速成為強制為蘇聯經濟勞動的主要場所。第一個五年計划的理想主義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蘇聯的工業。人們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產任務，并堅信“沒有布爾什維克人攻不下的堡壘”，因而取得的成果，比從國家的現實狀況出發而預料的結果要多得多。在烏拉爾河、庫茲巴斯和伏爾加河畔，出現了新興工業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馬格尼托戈爾斯克和（阿穆爾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設備運進了哈薩克斯坦和高加索的邊遠地區；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壩，使得發電量增加了近兩倍。這些成績都是在三十年代初取得的，而那時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華爾街七月一悲劇引起的大蕭條而走向全面衰退之時。蘇聯的官員頗為自豪地將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同世界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矛盾作了對比。 資本主義雖然處于蕭條期，但在蘇聯人看來。其危險性并未減少。1930年7 月，斯大林說：“每當資本主義的矛盾開始激化的時候，資產階級就會把目光投向蘇聯，好像說：‘我們能否通過蘇聯這個蘇維埃國家，這個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命堡壘來解決資本主義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這就是他們為何企圖對蘇聯進行冒險的進犯，搞武裝干涉，而這种企圖因為其經濟危机而變得更加強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選中失敗之后，隨著以拉姆齊·麥克唐納為首的第二個工党政府的掌權，以及英蘇复交，英國不再被蘇聯視為戰爭威脅的主要策源地。戰爭的威脅，用斯大林的話說，是來自于法國這個“所有進犯性的軍國主義國家中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軍國主義的國家”。當時，法國指責蘇聯對西方市場搞傾銷政策，于是開展了反蘇運動，這就更增加了蘇聯領導人的擔憂。1930年10月，法國工商部長下令限制進口蘇聯商品并試圖說服法國的東歐盟國也效仿此舉。蘇聯以全面禁止進口法國商品并公開譴責法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划作為回复。“法國人的計划”，人民委員會主席、未來的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說，“主旨在于對蘇聯進行經濟封鎖，并以此做為武裝侵略的准備”。 新的外來侵略的威脅，使得蘇聯加緊了對那些同外國人、尤其是同法國帝國主義分子聯手的國內怠工分子的打擊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聞界宣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發現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它以亞歷山大·梁贊采夫教授為首，里面有48名教授、農藝師及食品企業的領導人。他們都被指責為破坏糧食供應。第二天，各個報紙的社論中都登載了各個勞動集体要求懲治反革命陰謀分子的會議決議， 9月24日就公開宣布，所有据名陰謀分子都已被槍決。報紙上刊登了他們的聲明中的片斷，聲明中他們對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認不諱。据蘇聯報界報導，在几百個勞動集体中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工人們“對光榮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這把出鞘的革命利劍，為清除這一肮髒的陰謀而作的卓越貢獻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以后，几乎每次供應脫節，或是生產中出現某個大事故之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總能及時地披露一個“肮髒的陰謀”。在“一五”期間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陰謀，是“地下工業党”陰謀。參加該党的有兩千名工程師和計划工作人員，他們妄想推翻蘇維埃政權，先后同以法國為首的十來個國家的總參謀部串通起來，還同著名的法國國務活動家萊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國外知名人士，如勞倫斯·阿拉維斯基、石油巨頭亨利·德特爾金相勾結，當然，也同在巴黎的妄想重返俄羅斯并恢复資本主義的俄國白色臨時政府（据后來得知，這個政府的兩個成員在此之前已經死了）狼狽為奸。對由八個人組成的工業党執行委員會的公審，是在曾以殿堂輝煌美麗而著稱的貴族會議大樓內進行的。審判是在五十多万工人和職員的震天吼聲中開始的，他們在大樓外面踏著積雪高喊著“處死！處死！處死！”。有聲明說，帝國主義間諜的反革命集團隨時都可能營救這些被告，并煽起群眾性怠工運動，但在年邁的馬克西姆·高爾基向全世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進行了熱切的號召后，敵人的間諜放棄了自己的計划，于是戰爭的威脅消除了。 事隔半個世紀以后，克格勃仍不顧一切地堅持認為，工業党是“受西方間諜及在巴黎的舊俄國大資本家的指使和資助的真正的地下間諜中心”。戈爾季耶夫斯基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個工作人員認真對待過這种愚蠢之說。乍一看，五十年前，即三十年代，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對這一案件的態度是如此的無恥，而工業党一案從頭至尾都不過是假想之事。但事實上一切都不那么簡單。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作人員确實發現一些存心不滿的工程師和領導人員，對蘇維埃政權怀有仇恨并和國外的白色分子保持著各种聯系。而總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陰謀的不治之癮，使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認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組織的反革命陰謀有牽連，而且其中帝國主義間諜一定扮演著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寫此陰謀的“劇本”便被這個集体“創作”出來，并被搬上了“舞台”。為的是讓蘇聯人民、共產國際中心的朋友以及國外的進步力量引以為鑒。“陰謀分子”的“供認不諱”，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劇更具說服力。1967年，一名當年在公審中的受害者后來曾向蘇聯檢察長遞交了一份經過發誓的書面證詞，講述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為得到供詞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為得到補償保證而屈從，而其他一些試圖反抗的人在体罰手段下“變得聰明起來”。……那些人揍他們的臉、腦袋。生殖器，把他們往地上摔，用腳端，拍他們的脖子，直到頭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們被放在傳送帶上、不讓睡覺；被扔進單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著腳、扔進冰冷的牢里或是沒有窗戶的悶熱不堪的牢里……對于一些膽小的人來說，這种方法再加上相應的威嚇就已足夠了。” 那些參加了這些公審的人當中，很少有人對其真實性發生過怀疑。甚至是托洛茨基分子，盡管他們也遭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迫害，也對“工業党陰謀”的存在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認為，這些“破坏專家”是受雇于國外帝國主義分子和出賣靈魂的俄國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組織的成員認為，工人們對“破坏專家”的憤怒是“他們真正的革命熱情”的有力證明。“紅色無產者”工厂的一個工人四十年后講道：“工人們痛斥叛徒罪行的憤怒情緒我將永生不忘” 對工業党一案審判的結果卻非常出人意料。在掌聲和觀眾們的歡呼聲中，法官對五人做了死刑判決。兩天后又宣布將死刑改為十年監禁。而后有几人還被秘密宣告無罪釋放。情況發生這樣的變化，純粹是由于經濟原因。盡管新一代技術人員已在培養中，但在“一五”期間，國家的迅速發展顯出蘇聯經濟對“資產階級專家”的明顯的依賴性。在1931年初舉行的工業部門領導人會議上，在工業党一案的訴訟時期曾主持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的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作了發言，他強調了“慎重對待那些誠實勞動的專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員會對一系列提出上訴的被流放和被監禁的工程師的案子重新進行了審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稱：“我們總是將‘對專家們的非難’視為、而且繼續視為不良和有害的現象。”斯大林號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對待那些毅然轉向工人階級一邊、從舊學校出來的專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很少在報紙上發表講話的緬任斯基也在《真理報》的文章中指出斯大林之辭的英明。他強調說，捷爾任斯基就經常盡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之所能，來“保護專家們不受各類迫害。” 雖然對“專家們的非難”有所緩和，但并未由此結束“間諜恐怖症”。斯大林和許多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人員繼續認為，叛徒和國外敵人的反革命陰謀是暗中破坏蘇聯經濟這一長期計划的一部分。1933年3 月，維克斯地鐵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羅斯幫助搞工業建設的英國電气工程師，同一大批被指責怠工和從事間諜活動的破坏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關系，這些英國工程師是掌握了一些有關蘇聯經濟的情況（但這些情況用公司經理的話講是“一般性質”的，它們在西方也可以輕易就能得到），如果拋開這些因素，那么所謂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況一樣，不過是假想而已。實際上，在前貴族會議大廈里進行的公審，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為被告的蘇聯人，對這种假想的犯罪活動同聲供認不諱。他們就像一群被馴服的畜生，專注地盯著檢察長維辛斯基，并時刻准備恭順地、無條件地執行馴獸員依靠手中的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動作。當公審行將結束，給他們最后陳述權時，所有的人都請求寬大處理，并保證要主動贖罪，而且他們的話無論是風格還是表達方式，都很像審理沙赫特事件時那些被告所說的話。 而英國工程師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說，其中兩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交待”了，但開庭后兩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詞（當然，其中一個后來又改變了說法）。另一個被告則在公開審理的時候，發表了前所未聞的聲明。他說，“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證詞都是那些受威嚇的犯人提供的。”所有的蘇聯被告（除了一人）以及兩名英國工程師被判處了不同刑期的監禁。英國政府回之以貿易禁運作為抗議性報复， 而且禁運直到1933年7月，英國工程師被釋放后才解除。 “一五”期間，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不僅領導了同工業生產中的破坏行為的斗爭，而且還領導了農村的集体化運動。強制的集体化運動最大的一個成就，就是斯大林所謂的“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了。因為富農是集体化運動的死敵，所以消滅他們也就成了開展這項運動的重要條件。被稱為“富農”的不僅是那些富足的農民，還有所有帶有反對集体化嫌疑的農民，甚至包括一些貧農，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最初對富農家庭戶主的大逮捕，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于1929年底進行的。這些人后來都被槍決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戶富農家庭被強行用運送牲口的平台火車拉到西伯利亞荒無人煙的北极地帶，任憑命運來處置他們。他們能否活下來，政治局絲毫不感興趣。遷移近一千万農民的行動，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來說确實是規模太大了。為此，專門招募了兩万五千名年輕的党員，組成了所謂的“二万五千人大隊”，經過兩周培訓后，便被派到農村幫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遷移富農、組建集体農庄。這支大隊對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們非常殘酷而又賣力地同“制造反革命陰謀、意在阻撓社會主義胜利的階級敵人”進行了斗爭。當年“二万五千人大隊”的一員、列夫·科佩列夫后來寫道：“我當時堅信，我們是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戰士，我們是在同富農和破坏分子戰斗，是為了國家在‘一五’期間非常需要的面包而戰。”但眼看著几百万農民被迫离鄉背井，對他們的痛苦和惊恐的感受，連那些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老軍官們簡直也是無法承受的。伊薩克·多伊切爾講了他同一位剛從農村執行任務歸來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特派員的會面情形：“‘我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他含著淚對我說，‘我同沙皇斗爭過，后來又參加過國內戰爭，難道我做這一切就是為了現在用机槍圍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農民開槍么？不，不，決不是！’” 到1930年3 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隊”將一半多的農民赶進了集体農庄，同時將村子搞得一片混亂。 斯大林只好下令暫緩這一行動，為的是保障春播的進行。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的《被胜利沖昏了頭腦》一文中，假惺惺地指責了那些特派員沒有遵循“自愿”的原則。在此之后，集体農庄的數目減少了一半多，但是在庄稼順利收割之后，強制集体化又重新開始了。 集体農庄造成的損失、低收成、急劇擴大的余糧收集、干旱和1932年的欠收——所有這些都是二十世紀歐洲歷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饑荒的原因。1932年——1933年間，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饑荒。一名在當時饑荒最厲害的烏克蘭工作的党內活動家后來回憶說：“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們在饑餓中死去。我看到婦女和孩子們肚子浮腫，皮膚發青，盡管目光已失神無采，但他們還沒咽气。到處是尸体、尸体，裹著破羊皮的死尸，腳上是肮髒的氈子，在農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但他還沒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說服自己，對自己解釋說，我不應該受怜憫之心的軟弱感情的影響。我們体現了歷史必然性，我們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職責……我堅信，我是在對農村進行偉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們的痛苦是他們無知的結果，或是由于階級敵人的陰謀詭計使然。” 當烏克蘭饑荒橫行的時候，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在繼續揭露“階級敵人” 和“反革命陰謀分子”的破坏事件。當中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獸醫；有被指控集体謊報气象預報的工作人員；有似乎是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摻草籽的人員；還有沒完成計划的集体農庄主席。烏共中央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科肖爾（后來在大清洗時被槍決）宣布說，“在人民教育委員會、農業委員會、司法委員會。烏克蘭馬列主義研究所、農科院、舍甫琴科研究所等地方也發現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接二連三地揭露農村破坏陰謀的本領，為越來越為斯大林所痴迷的“陰謀無所不在”的理論提供了長期的滋養。拉扎爾·卡岡諾維奇是深得斯大林信賴的一個手下，也是政治局中僥幸躲過大清洗的、不多的成員之一。他堅持說，那些逃脫了驅逐的富農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組織了“對糧食供應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動”。1934年4 月，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報怨說，頓河地區“集体農庄經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斯大林則回答道：“親愛的肖洛霍夫先生，貴區（而且不僅是貴區）那些尊敬的農民企圖破坏對城市和紅軍的糧食供應。這种破坏行動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顯著（沒有流血沖突），但它并不能改變如下事實：尊敬的農民們實際上在進行一場反蘇維埃政權的饑餓戰爭……” 盡管有關饑餓的農民都是些破坏分子的說法實在荒誕，但是還不能將一切都簡單地歸為一种企圖，即蘇聯党內領導人為將公眾的注意力從自己的罪責和錯誤上引開而尋找替罪羊。因為和獵捕中世紀妖婆的獵手一樣，斯大林堅信這些陰謀理論可以用來達到其個人的政治目的。除了在農村尋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破坏分子之外，在1933年饑荒時期，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執行了兩項重要的任務。首先，他們要將饑餓中的烏克蘭同外界隔絕起來。不允許往烏克蘭境內運糧食，而烏克蘭人沒有特許也不准离開該地。基輔的火車站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武裝分隊占据著，他們將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從火車上驅赶下來。在烏克蘭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作人員也遭遇了饑荒的最可怕的后果。食人成了那里的平常現象，而因為刑法中沒有規定追究食人者責任的條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手中。与此同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但負著第二項任務，即阻止任何有關饑荒消息的擴散。 蘇聯三十年代“積极行動”的最大成績，便是使世界大部分輕信的西方客人和記者、尤其是到過蘇聯的這類人相信，所謂的現代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不過是反蘇宣傳的又一個新行動。曾兩任法國總理的激進党領導人愛德華·赫里歐，曾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經過官方接待、宴會和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他徹底駁斥了“資產階級刊物關于蘇聯發生了饑荒的謊言”。在訪問了這些“波將金村”（一個名叫波將金的公爵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去克里米亞視察時，沿途布置了些假村庄，以表明自己的成就。后沿用“波將金的村庄”表示“擺樣子的東西”——譯注）后貝爾納爾·索伊稱：“我在俄羅斯沒有看到一個吃不飽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們是被什么東西填起來的？莫非他們圓滾的臉頰是用橡膠從里面給填起來的？”《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約爾特·杜蘭金因其“對俄羅斯公正、坦誠的報導”而得到了“普利策”獎金。1933年他重申：“如今所有關于俄羅斯鬧饑荒的報導若非夸張就是惡意宣傳。”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奠基人比阿特里斯·悉德尼·維伯在1932年——1933年訪問了蘇聯之后，也得出同樣結論。他將“欠收”歸罪于個別地區“從事破坏活動的居民”，他鄙薄地抨擊了那些“無緣無故”把谷子從穗上搓下來、或是摘下整個谷穗据為己有、對公共財產進行無恥盜竊的行為。 農村人為的饑荒，以及對城鄉中确實存在的和假想出來的“階級敵人”的無情追捕的第一個惡果，便是蘇聯共產党從整体上變得殘酷起來，尤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為甚。“恐怖”，布哈林寫道，“從那時起成了管理的正常手段，而服從上面的任何命令則是最大的幸福。”但階級斗爭中的問題不能不引起那些對其革命理想主義的實現還抱有一線希望的布爾什維克的抗議，哪怕它是被壓抑了的抗議。這种抗議的最鮮明的表現形式，就是布哈林的支持者M ·留金寫的一封信，該信有他和其他十七名支持者的共同簽名，并于1932年中央委員會秋季全會前夕，在委員們中間進行了傳閱。“留金行動綱領”的內容，直到1989年才公布。里面對斯大林本人以及當時的一些不法行為進行了毫不掩飾的抨擊，其火藥味之濃，甚至連看了這封信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誤以為這是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發起的挑釁。在這封信中，斯大林被認為是“在复仇心理和權欲的驅使下將革命引到崖邊的喪門星”。信的作者要求除掉斯大林，他寫道：“繼續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專橫、他對党和勞動群眾的鄙視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恥辱”。 “留金行動綱領”對斯大林的影響很大；而且隨著這封信的出現，殘余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動也更加積极了起來，這就使得該信的影響力更不可忽視。1932年10月，一名蘇聯領導人、過去的托洛茨基分子E·C·戈爾茨曼，在柏林見到了托洛茨基的儿子謝多夫，并交給他一份文件，文件對蘇聯經濟進行了批評性的分析。這份題為“蘇聯經濟形勢”的材料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雜志《反對派通訊》中匿名發表的。戈爾茨曼還帶來了在蘇聯內部建立統一的反對派聯盟的建議。盡管急速衰弱的“左翼反對派”當時已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渙散、紀律松馳，但經常高估自己在蘇聯的影響的托洛茨基還是致信給自己的儿子：“我認為建立聯盟的設想是完全可行的。”斯大林則更是高估了托洛茨基在蘇聯的影響。當1936年，他指責自己的政治警察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一事上遲誤了四年時，首先指的是他們在1932年未能除掉“留金行動綱領”以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們。 斯大林當時還未准備“獵捕”被驅逐到國外的托洛茨基，但他卻要求盡快懲辦留金。盡管有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支持，斯大林卻未能在當時由列宁格勒党組織的領導人謝爾蓋·基洛夫主持的政治局里拉到足夠的贊同票。但“留金行動綱領”的十八名簽名者還是被荒謬地扣上了 “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富農組織、 意在通過打著‘馬列主義’大旗的地下活動，在蘇聯重建資本主義的富農制度”的罪名，并被開除出党。而在此之前，与其說是反對派的領導人，不如說是反對派象征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同時開除出党，因為他們未能及時通報“留金反革命集團”的情況。 在1933年1 月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斯大林堅持要加強“階級斗爭”：“我們應該記住，隨著蘇維埃國家的強大，來自于那些垂死階級殘余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 于是， 斯大林將饑荒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罪責推到由“垂死階級”的代表——他們中的個別人“甚至鑽入了党內”——組織的破坏活動便也不足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對。中央委員會書記波斯特舍夫試圖證明，將組建集体農庄經濟的問題全部推到富農身上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總是喊叫說富農、敵對分子、舊官吏、彼得留拉分子（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和其他諸如此類的家伙，在破坏庄稼的收割，或是在征收糧食中搗鬼，這樣是改變不了現狀的。”農業政策遭到如此強烈的批評，以至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也不得不最后一次承認：“我們錯了。”他的話，被作為“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的范例，登在了一家党的雜志上。 這個階段，在党的領導人中出現了兩种對立的傾向。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想要賦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同反革命勢力做斗爭的全部自由權，而其他人則堅持恢复“社會主義法制”。當時斯大林認為公開反對后一种傾向是不明智的。于是1933年5 月，經他同意，下發了一份文件，指責在農村搞大鎮壓的行動，一個月后建立了蘇聯檢察机构，目的在于限制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權力。 在1934年初召開的党的十七大上，反對斯大林的勢力又有所抬頭。現在已准确查清，當時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斯大林得的票數要比基洛夫少300 票。但是，党內反對斯大林的勢力實在弱小，以至絕大多數俄羅斯居民并不知道他們的存在，而今天我們也只能猜測這一反對派的真正規模。 与此同時，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在不斷增長，到1934年，這种勢頭已可以扼制任何一個反對派了。雖說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組織，但卻越來越牢固地將專政机關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緬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是亞戈達，實際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時間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席職責。7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易名為“國家安全總局”，歸由亞戈達領導的重新設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 政治警察局、 正規警察局、刑事偵察局、邊防軍和內務部隊，從此時起（而所有刑偵系統從1934年10月起）都歸屬同一机构管轄。內務人民委員部成了政治警察局的同義詞，盡管形式上后者不過是前者的一個組成部分。整個這部龐大、強勁的机器都直屬斯大林。斯大林通過自己的秘書處（由A ·波斯克列貝舍夫領導）与內務人民委員部有著直線聯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說，波斯克列貝舍夫和格奧爾吉·馬林科夫領導了一個“小委員會”，專門對政治局得到的情報進行評估。從斯大林的書記處出來的，還有他的寵臣尼古拉·葉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亞戈達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席的職位， 并領導了“大清洗”。 斯大林的潛在對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權力更為加強。1934年12月1 日，當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組織中央大樓自己的辦公室時被人從背后開槍打死。殺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認為是曾暗殺過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民粹主義者的繼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顯是精神錯亂。必須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曾兩度被基洛夫的衛兵攔住，盡管發現他的包里有裝了子彈的手槍，但兩次都根据列宁格勒內務人民委員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個世紀之后，凡是和戈爾季耶夫斯基談論過刺殺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員，無一不怀疑是斯大林親自下令干掉基洛夫的。很多人認為，斯大林并沒有讓亞戈達參預此事（因為當時亞戈達尚未取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過列宁格勒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韋季及其副手N ·扎波羅熱茨行動的。后來赫魯曉夫認為，亞戈達曾接受過斯大林的口頭命令，也是此陰謀的參預者，這种臆斷顯然有誤。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來到列宁格勒，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動人的角色，表現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韋季在火車站迎接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問候之辭，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滿怀哀痛，從火車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遺体告別。而后，梅德韋季和扎波羅熱茨因該職而被解除了職務，但兩人仍在遠東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槍決。赫魯曉夫后來認為，這樣是為了“對刺殺基洛夫一事殺人滅口” 基洛夫遇害的當天晚上，從上面就下達了指示，要求立刻懲辦所有有搞恐怖活動嫌疑的人，包括判處死刑。据赫魯曉夫稱，該指示的下達“未經政治局”批准，是斯大林個人的倡議。這樣，內務人民委員部獲得了對蘇聯公民的生殺予奪之權。二十年間都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确定誰是“恐怖分子”，誰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基洛夫之死有牽連的是所謂的從波蘭、芬蘭、拉脫維亞邊境潛入俄羅斯的白匪陰謀分子。有104 名“陰謀分子”為此遭殃，他們被抓獲并被槍決。基洛夫遇害三周后又披露了一樁實際并不存在的陰謀。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諾維也夫的追隨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組織的成員。斯大林親自羅列了被定名為“莫斯科中心”和“列宁格勒中心”兩個“季諾維也夫集團”的名單。后來又宣布說，尼古拉耶夫從拉脫維亞領事館那里領取過5000盧布（此人后來被驅逐出境），而這個人曾幫助季諾維也夫分子与被驅逐出國的托洛茨基進行聯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條消息，所有陰謀分子在未有辯護情況下經過簡短審判都被槍決了。1935年 1月，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作為前反對派領導人，在政治訴訟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現在審判會上。含糊的控詞指出，他們對基洛夫之死應負有類似教唆性質的政治責任，對此，二人并未表示异議。法庭判處季諾維也夫十年監禁，加米涅夫五年監禁。盡管這一審判是如此荒唐，但蘇聯人對此卻是十分嚴肅的，因為他們早已對此類揭露各种陰謀和地下組織的事情習以為常了。 審判過后， 斯大林將亞戈達叫到身邊對他說：“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維奇！”他認為，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該折磨到他們對一切都招認了為止。亞戈達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這次談話講給自己的副手格奧爾吉·普羅科菲耶夫听時，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1935年，斯大林又對現實的和潛在的反對派展開了新一輪的、更密集的進攻。從1933年開始并持續到1934年末的党內清洗、 主要是為了根除腐敗和懶散。 到了1935年，清洗便呈擴大趨勢，并開始蒙上了一層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稱：“對基洛夫同志惡毒的暗殺，”讓“党內許多可疑分子現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鎮壓机器才能將他們清除，因為据一名党內活動家稱，“騙局、政治詭計和兩面三刀是党的敵人的基本戰術。”地方的所有党組織中都展開了自我批評和坦白交待的運動。用葉甫根尼·金茲堡的話來講，“擠滿人的大禮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這樣的集會都有自己的一套內容。人們忏悔說，他們對持續革命理解不正确，還說1932年對反對派行動綱領一事投票時投了棄權票。他們承認“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和對‘二五’計划的意義認識不夠。他們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們保持了聯系，并對‘梅耶霍德劇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領導的一個莫斯科劇院，經常上演宣傳鼓動的、政論性強烈的戲劇——譯者注）盲目迷戀。 盡管列夫·托洛茨基當時處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斯大林對這個主要的對手越發感到不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后繼者們在對“政治犯”的逼供時總是用同一個問題發問：“您是否也認為托洛茨基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先鋒隊的領袖呢？”大部分被開除出党的人都被稱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諾維也夫分子、對于被驅逐中的托洛茨基來說這是個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寫道：“在最近几個月被開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過几十名，最多也不超過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時的老一輩反對派，而大多數人都是后來者……可以肯定地說，盡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聞的野蠻和殘酷的迫害、誹謗和折磨，盡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險的失敗主義和背叛變節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今天在蘇聯仍有著最強勁、最龐大、最團結的隊伍。” 應該說，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們臆想出來的世界中，并總是以虛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對實際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險性的堅信，也傳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為這些不存在的繼承者而歡欣，而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義具有比其所預料的更大的威脅。 但是，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蘇聯消蹤．匿跡了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再簡單不過了：要知道，除极個別例外，他們确實沒有在國內。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數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認為，他們的消失恰恰證明了這一事實：托洛茨基分子已轉人地下，他們常常扮演成最忠誠的党員。1936年夏，中央委員會根据斯大林的提議通過了一項秘密決議，賦予內務人民委員部肅清所有“人民之敵”的特權。七月，以政治局的名義，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個人命令，向所有党組織下達了秘密通令：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之流正聯合所有我國勞動人民最凶惡、最不共戴大的仇敵——間諜、奸細、破坏分子、白匪、富農之類的人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斗爭。此時區分托洛茨基分子還是季諾維也夫分子已變得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是一丘之貉。我們所有的党組織、所有的党員都應明白，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需要共產党員們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況下善于辨認党的敵人、不被他們喬裝打扮所迷惑，是每個布爾什維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質。” 在此后的几周里，報紙上連篇累續登載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員無原則的自由主義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隊伍內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敗類”在活動。 8 月19日，開始了對主要的“敗類”的審判。這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幫凶”的“供詞”比1935年1 月的供詞又進了一步，他們承認說：他們是刺殺基洛夫行動的“直接組織者”，他們把刺殺基洛夫視為刺殺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內的其他党的領導人， 進而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准備階段。 他們從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根本沒有的）轉達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動。一個被告甚至講了他和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哥本哈根的賓館里的會面情況（而据后來所知，這次會面的實際時間与供認的時間相差了近二十年）。因為這些莫須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員都被判處死刑。 他們的當眾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個陰謀理論的重要一步，即通過這一事件來證明國內外敵人企圖合流的勾當。公審不僅將“左翼反對派”殘余分子和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聯系起來，還將他們同白匪和法西斯主義聯系起來。法庭定論說，“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經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們同流合污，“他們构成了已被蘇聯根除的剝削階級殘渣余孽”。他們還同蓋世太保合作，托洛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動來對付蘇維埃政權。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諾維也夫用极簡單的話概括了自己的擁護者們与納粹主義和國際法西斯主義勢力之間的關系：“托洛茨基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一种，而季諾維也夫主義又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一种。” 令斯大林滿意的是，在法庭審理過程中還提到了“右翼反對派”的殘余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這會導致什么結果，便以自殺了之。11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時得到了一個不愉快的消息：經過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調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無罪。于是，斯大林對亞戈達由來已久的怀疑開始公開化了。亞戈達當時正沉醉于國家安全委員這個新頭銜（它和元帥軍銜相平）以及克里姆林宮的新住宅。他實在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被榮耀的光芒刺昏了頭腦。他實施了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警衛換崗程序，這一音樂伴奏下的換崗儀式很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時代。11月25日，晴天一聲霹靂：斯大林及其寵臣安德烈·日丹諾夫聯合致電政治局，要求讓尼古拉·葉若夫接替亞戈達：“亞戈達看來無力揭露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成這方面遲誤了四年。這顯然是指亞戈達對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動綱領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威脅所持的態度不夠強硬。 可能斯大林此時已決定開始對內務人民委員部進行大清洗。但他決定先麻痹一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領導人，讓他們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亞戈達和其副手F·普羅科菲耶夫，而且，這兩個人既未被槍決，甚至也未被逮捕。亞戈達被任命為人民郵電委員，而普羅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亞戈達的葉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個成為克格勃頭目的俄羅斯族人。在這之前，葉若夫是中央委員會書記，監察委員會主席，代表斯大林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活動進行監控。他在党內建立了与內務人民委員部平行的安全机构。一切跡象表明，正是該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殺基洛夫的活動。葉若夫參加了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審判的准備工作。他甚至在盧比揚卡有自己的辦公室，并作為党內負責安全事務的代表親臨審訊。他對如何設法讓那些進行強烈反抗的人招供十分感興趣。他總是間偵察員，“依你們看，什么是摧垮囚犯的最后一擊。”葉若夫頗為自豪的是，有一次，他揚言要把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孩子們也給懲辦了，使得這位以堅強聞名的人痛苦“忏悔”起來。一個目睹了這一情景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偵察員講道：“我這一輩子沒見過像葉若夫這樣惡毒的人。他干起這种事來心滿意足。”亞戈達不喜歡葉若夫在盧比揚卡的出現，但1936年給他的無盡榮耀、個人惡性膨脹的虛榮心、以及在政治局謀到位置的現實前景延緩了他的怀疑。 在葉若夫時期，發現妨礙清除臆想中的斯大林的敵人的障礙，都被剔除。此后兩年進人了被西方稱為“大清洗”的時期，而“葉若夫恐怖”也作為這一時期的重要標志，“名垂”蘇聯歷史。在1937年1 月舉行的公審大會上，皮亞塔科夫、拉杰克以及其他15名臆想的叛徒被帶上來。調查結果表明，除了1936年8 月公審中所揭露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分子中心”之外、托洛茨基還建立了一個名為“托洛茨基反蘇中心”的“后備中心”，以備前一個中心遭到破坏時啟用。第二個“中心”。即所謂的“后備中心”被冠以一連串的罪名：它勾結“人民的敵人托洛茨基” 以期推翻蘇維埃政權，恢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權。它与德國、日本的“某些代理人”抗涂一气，進行破坏、顛覆、間諜以及恐怖活動，妄圖削弱蘇聯的經濟、軍事實力，幫助外國人侵者進攻，并打敗蘇聯。當局還認為，這一次在“托洛茨基反蘇中心”的案子中納粹政權及其情報机构所起的作用，盡管是背后的，但比在上一個案子中的作用要更重要了。同時，在這次審理中首次出現了作為一個主要陰謀者的日本政府的身影。有證詞說，托洛茨基曾答應將烏克蘭給德國、將濱海邊疆區和阿穆爾邊疆區給日本，作為對他們幫助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酬謝。“托洛茨基反蘇中心”長期向德國和日本的情報机關提供“极端重要”的秘密情報，并在他們的指示下在和平時期進行大規模的破坏活動，還准備在戰事開始后，使用微生物武器的劇毒杆菌“污染軍列、餐廳和部隊集中地，進行更大的破坏活動”。 1937年3 月18日，在內務人民委員部軍官俱樂部里召開的會議上，葉若夫宣布又粉碎了一起更大規模的反革命陰謀。而在惊恐万分的听眾集中到禮堂之前，亞戈達的一幫工作人員——主要是各部門領導——已被逮捕了。他們名義上是被派到地方上檢查工作，但從莫斯科出發后的第一站就被抓獲并被投進監獄。葉若夫說，陰謀分子已打入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心髒了。亞戈達本人就是一個大叛徒，還是在“暗探局”工作時，亞戈達便為德國秘密情報部門所收買，并潛入了肅反委員會。他在被解除職務前就已將間諜們安插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各個要職上了。葉若夫通告說，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已被逮捕。 与會者向葉若夫使勁鼓掌，雖然他們中大多數都很清楚。他說的都是假話。稍晚些時候跑到西方的國外處高級軍官瓦爾特·克里維茨基講道：“他們鼓掌純粹是為了表明自己的‘忠誠’。有的人清楚，如果及時仟悔，他們也許可以逃脫射向腦殼的子彈。也許，出賣了自己的朋友，他們能再次獲得生存的權力。” 相互傾軋的典型是阿爾圖佐夫。他對阿布拉姆·斯盧茨基1934年接任其國外處處長一事始終耿耿于怀，此時他終于看到了報复的机會，于是便第一個發了言。阿爾圖佐夫先悔過說，集体的“盲目”干扰了他們對亞戈達叛徒行徑的揭露，縱容了他將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同党對立起來。他舉了一件事為例：1932年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支持亞戈達弄掉了斯大林的寵臣阿庫洛夫。“我應該如實地說，當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整個党組織都贊成暗中同阿庫洛夫做對。”然后阿爾圖佐夫開始發起進攻：“請問諸位，當時是誰領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党組織的？”他意味深長地頓了一下，喊道：“是斯盧斯基！” 斯盧斯基未料到事情會如此轉變。他開始結結巴巴地想辯白，但馬上就開始轉守為攻：“我倒要問問你，阿爾圖佐夫，你那時住哪儿？誰住你對面？布拉諾夫吧？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中是不是有他？誰住你上面，阿爾圖佐夫？奧斯特洛夫斯基吧？他也被逮捕了。又是誰就住在你下面呢，阿爾圖佐夫？是亞戈達！而現在我想問問諸位同志，根据如今的情況，有誰能和亞戈達住一棟樓，但卻未受到他的絕對的信任呢？” 阿爾圖佐夫很快就被逮捕并被槍決了。在此后的一年間，大多數亞戈達時期曾任處長的人都被逮捕并槍決了。斯盧茨基暫時未被触及。道理很簡單：要想讓那些已上了“清洗”黑名單的國外處的軍官們順利回到莫斯科，就必須給其以假象。讓軍官們誤以為清洗不會輪到他們頭上。1938年2 月，已成為無用之人的斯盧茨基被請到了葉若夫的副手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的辦公室里。在那里他受用了茶和點心。吃完東西，斯盧茨基當場就死了，好像是心髒病發作。參加了斯盧茨基葬禮的些有經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們后來講道，他們發現他臉上有一些特殊的斑點——氫氰酸中毒的痕跡。在由他“一起工作的戰友”寫的官方悼詞中，斯盧茨基被稱為是“為工人階級事業而奮斗的無畏的斗士……他的名字為工作在我們寬廣無垠的祖國的各個地方的肅反工作人員所熟知……這個名字曾使敵人聞風喪膽。”但斯盧茨基的前任，特里利瑟爾和阿爾圖佐夫的肖像，如今挂在第一總局的紀念館中，而斯盧茨基卻沒有獲得如此殊榮。 葉若夫“粉碎”的下一個大“陰謀”是和紅軍有牽連的。6 月11日，他宣布，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卓越的蘇聯軍事統帥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以及其他七名將軍被控有背叛行為而遭逮捕。顯然，次日他們就全部被槍決了。伏羅希洛夫元帥報告說，叛徒們“承認他們犯了罪，進行了破坏活動和間諜活動”。据后來宣布說，他們与托洛茨基和納粹德國勾結一气。盡管這些指責實在荒誕，對反革命陰謀的恐怖也不過是一种偏執狂，但斯大林和葉若夫顯然是确實擔心有人搞軍事政變。葉若夫的副手弗里諾夫斯基曾對克里維茨基講道：“我們剛剛揭露了一起軍隊里的大陰謀，這是歷史上前所未聞的陰謀。他們制定了暗殺尼古拉·伊万諾維奇（葉若夫）本人的計划！不過我們抓獲了他們，現在一切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下。”國外處副處長米哈伊爾·施皮格爾格拉斯在和另一個后來叛逃的人員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談話時曾說：“這是一起真正的陰謀，這從上層領導當中開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當時所有克里姆林宮的通行證都突然被宣布作廢，而我們的各分隊都已處于戰備狀態。”正如弗里諾夫斯基所言：“整個蘇聯政府都處于千鈞一發之勢，不可能像正常時期那樣行動，也就是說先審判再槍決，在這种情況下，我們只能先槍決，而后再審判。” 据后來所知，是蓋世太保決定利用斯大林這种病態恐懼症。他們偽造了一些文件，里面說圖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發動軍事政變。這些文件被秘密帶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實上蓋世太保并不用搞這次行動，因為還在捷克總統貝奈斯給斯大林講了所謂的軍人陰謀之前斯大林就已決定要清除這些人。蓋世太保就是在自己最大膽的設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葉若夫會自己開始逐個清除紅軍的高層指揮人員。 顯然，“葉著夫恐怖”的犧牲品的准确數字已永遠無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質詢時克格勃曾通報說：從1935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有大約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槍決或在勞改營中死去。看來真正的受害人數還更多。命運的最可怕的嘲諷是，最危險的“人民敵人”竟是三個擔負保衛蘇維埃國家任務的重要角色——党、紅軍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1934年党代會上當選中央委員的139人 當中就有110人被槍決或被判處監禁， 而1966名代表中只有59 人參加了1939年舉行的下一次大會的工作。 革命軍事委員會的80名成員中有75人被槍決。紅軍中的軍官有一半以上——大約有三万五千人——被槍決或是被關進監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最高層領導兩度被清洗。在亞戈達時期。18名擔任國家安全局一、二級机构的人民委員都被槍決（斯盧茨基除外，從各方面情況來判斷他是被毒死的） 。1939年葉若夫被撤換后，1937——1938年任職的122名高級軍官中只有21 人保住了自己的職位。 “葉若夫恐怖”徹底推毀了早期肅反委員會領導人那种理想主義信念，即一切殘酷都是建立新社會和同反革命斗爭的需要。遭鎮壓的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是周睹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更換的見證人之一。她講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一代肅反工作人員的特點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學研究。赫里斯托福羅維奇當著我的面（對奧西普）說，經受一下惊恐的感覺對詩人是有益的（‘您自己這么對我說過’），因為它可以成為詩人靈感的源泉。于是詩人‘就開始了對惊恐的全面的体驗’。” 曼德爾施塔姆死在勞改營中，而赫里斯托福羅維奇被槍決了。他的后繼者們都是一些修養不高、沒有理想主義觀點的人。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內部也和党內一樣，恐怖的氛圍幫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隨時准備誹謗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來。駐在勞改營周圍的行刑隊的戰士們，大多數成了酒鬼。每天早上，當他們從武器間取來自己的槍時，總有人給他們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們將那些受害者裝上卡車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們排成隊，然后就開槍射擊：“在這些行將斃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聲，有些人就開始哭著，說他們都是忠誠的共產党員，他們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婦女們只是哭著，互相緊緊依偎在一起。” 有時，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戰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腦勺對后腦勺，然后進行比賽：看誰一槍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娛樂”完畢，他們回到營地，把槍交回武器間，又取來酒盡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羅斯的，也有外國的共產党人。共產國際和其他外國共產党駐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數人都被定為“敵人的奸細”或“外國間諜”而被槍決。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產党的成員及其家人，因為他們無法得到他們本國政府的支持。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國外的監獄里呆過，因此很容易就被指控說他們被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工机關收買了。在所有的外國共產党人中又數波蘭和南斯拉夫共產党人的“間諜”嫌疑大，尤其是波蘭共產党人更為蘇聯當局所“怀疑”。首先，他們的領導人中有許多猶太人，他們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茨基一邊。毫無疑問，他們都逃脫不了被槍決的厄運。馬努伊爾斯基在1939年蘇聯共產党代表大會上發言說：“為了破坏共產主義運動，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間諜們千方百計在一些共產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別’和‘小團体’，并挑起宗派斗爭，而受敵對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蘭共產党，其上層領導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蘭法西斯間諜所占据”。 對于由西馬·馬爾科維奇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為他們在1925年對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對意見。不可思議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員，在戰后成了蘇聯陣營里第一個异端分子，他就是約瑟普·布羅茲·鐵托。鐵托后來回憶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們討論了是否應該解散南共。當時在蘇聯的所有南共領導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當時在那儿真是孤立無援。” 最后一個大規模“粉碎國際反革命陰謀”的行動，是1938年2 月進行的對21名“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成員的公審。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亞戈達，對他們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進行間諜活動、搞破坏、實施恐怖行動、積极為外國人侵和肢解蘇聯當馬前卒、陰謀推翻蘇維埃政權、复辟資本主義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國和日本的秘密机构合謀，現在則指責他們還和英國和波蘭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說法，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時當了德國的間諜，而從1926年起又成了英國間諜。對亞戈達的指控更离奇，說他在一段時間內“被德國、日本和波蘭的間諜像蒼蠅一樣團團圍住。” 在最后一次審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領導的反革命團伙，曾答應將烏克蘭割讓給德國人，把濱海邊疆區及阿穆爾邊疆區划給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他們還把白俄羅斯許給波蘭，將烏茲別克斯坦許給英國。托洛茨基分子們的恐怖主義計划也越發顯得危險詭詐、規模龐大。比如，亞戈達不僅參与了暗殺基洛夫的行動，他還是首先利用醫學手段進行“救死扶傷”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自己的前任緬任斯基、偉大的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以及國家計划委員會主席B·B·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圖向葉若夫本人下毒，但未達到目的，因為他的陰謀被及時揭穿。 在對“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的審理中所体現出的陰謀理論的新特點，是將注意力轉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報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來。他們認為，托洛茨基分子已不是外國特工机關的一些普通幫凶，而成了他們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的“奴才”。國家檢察長安德烈·維辛斯基在結束自己的講話時宣稱：“‘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不是一個普通政治團体，而是外國情報机构的間諜和奸細組成的反革命集團。這一點已被完全徹底地證實了，而這也正是本案獨一無二的社會、政治和歷史意義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陰謀理論，從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開始，外國情報机构在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顛覆活動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陰謀理論的最終方案中，外國情報机构“后來居上”，成了蘇維埃政權建立伊始就開始進行反革命險惡活動的主角：“蘇聯國內資產階級反革命活動的整個歷史，是同國際資產階級欲推翻蘇維埃政權的積极企圖緊密聯系的。在蘇聯策划的所有陰謀，不論大小，沒有哪一個沒有外國資本家和軍事集團的直接的、積极的參預。” 菲茨羅伊·馬克林是“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當時是英國駐莫斯科使館中的一名年輕外交官。后來他回憶道，在審理中，有一次燈光忽然照在了禮堂盡頭的一個單人包廂上，馬克林极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廂里。盡管斯大林并不熱衷所有的細節，甚至他連大多數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正是他主宰了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設計師。戈爾季耶夫斯基從自己的父親以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別同亞戈達和葉若夫會面。同葉若夫的談話常常是晚上十點開始，深夜兩點才結束。斯大林不僅對懲辦党內、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軍隊內的有地位的活動家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個人興趣，而且也很關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敵”的數量。他經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拉扎爾·卡岡諾維奇等人，到全國各地巡視，以保證“揭露”計划的完成或超額完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時候，斯大林也仍不滿足于向他報告的被鎮壓的人數。伊万諾沃州警察局長米哈伊爾·施賴德爾后來回憶說，1937年卡岡諾維奇就到他這儿視察過。每天他都打電話給斯大林，報告逮捕的人數，盡管當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用施賴德爾的話講，已采取了“殘酷的拷問”方式以獲取那些臆想的“人民之敵”的招供，但每次給斯大林打完電話后，卡岡諾維奇都要求再加快獲取供詞的過程。有一次卡岡諾維奇當著施賴德爾的面打電話給斯大林，向他報告了截止此時逮捕的人數。和以前一樣，斯大林很不滿意。施賴德爾听到卡岡諾維奇一個勁地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剛剛已向內務人民委員部各部門的負責人交待過，讓他們不要太姑息，要盡量擴大對‘人民之敵’的打擊數量。” 凡是同外國有聯系的人，一旦成為“人民之敵”，就必須要承認自己是間諜。許多年后，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檔案里看到了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他年輕時就留在記憶中的一個名叫施圖爾姆的德國共產党員的案子。1937年，他餓著肚子從烏克蘭前往沃洛格達。在吉比雪夫城，當他想要點面包的時候，被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審訊之后，他承認自己是德國間諜，并很快被槍決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勢頭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時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敵”又不得不供出同樣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眾人的疑點又自然地落到他們的親朋好友身上。結果是1937—1938年間被逮捕的人數開始以几何級數增長。但恐怖政策的主要推動者、急于讓它無所不在的人，當然，還是斯大林。為了在公審中收到最大效果，經常需要偽造這樣或那樣的罪證，對此，斯大林從未感受到良心的譴責，因為無論是他還是葉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陰謀理論，而所有的訴訟也都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實際上，這些有關“帝國主義特工机關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聯合進攻”的荒謬理論，同列宁的思想邏輯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在審判“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一案的時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開信中引用列宁的話，試圖證明其陰謀理論的正确性：“我們不單是生活在一個國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多國体系中，而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并肩存在最終是不可思議的。但只要這一局面還未結束，蘇維埃共和國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惡戰便不可避免……我們應該記住、我們時刻都處在遭受侵略的危險關頭。” 就斯大林看來，如果認為蘇聯的外敵不會一有机會就向蘇維埃國家發起進攻，那就“荒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說大話的人，就是隱藏的人民的敵人。”這樣一來，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陰謀理論的人立刻就被划歸為“人民之敵”。依据列宁的原則，帝國主義分子是不會放棄消滅世界上唯—一個工農國家的企圖的。而一旦他們准備實施這個計划，其情報机构進行積极的破坏活動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兩位領導人相比較。可以實事求是地說，列宁從未達到斯大林的那种慘無人道、那种對“間諜恐怖”思想的偏執程度。列宁曾說，“認為那些負責領導几個商業企業的外國人會构成威脅，或以為我們不能好好地盯著他們，那就太可笑了。”當然，斯大林那种充滿了荒唐的公審創舉在列宁活著的時候也是不會有的。 有兩個原因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俄羅斯在斯大林時期要比在列宁時期更易接受陰謀理論。首先，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社會主義只存在于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一國之內。這使得它有一种強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輸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漸地讓位于在國內捍衛革命的迫切任務。“尋求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年2 月的公開信中說道，“應同鞏固國防力量、鞏固紅軍和紅海軍、動員全國力量打退國內敵人的軍事進攻，与复辟資本主義的企圖進行斗爭工作結合起來。” 那個年代的間諜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魯曉夫所說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來解釋，在他眼里， 敵人無處不在，兩面派和間諜無時不有。共青團書記亞力山大（“薩沙”卜科薩列夫的遺孀后來回憶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的宴會上最后一次見面時的情景：“斯大林不僅同他碰了杯，甚至還擁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薩沙面色蒼白、神情不安地對我說：“咱們回家吧。”我們离開后，我問他為什么心緒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時候在我耳邊說：你要是叛徒，我就殺了你。” 几個月以后，科薩列夫就被槍決了。蘇聯最偉大的精神病學家弗拉基米爾·別赫捷列夫雖在1929年就曾斷言說，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這一偉大學者后來也為這一診斷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舉行的蘇聯著名精神病專家會議上，大家推翻了這一原始診斷。因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終保持了不說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靜的判斷能力。除此之外，他還有著惊人的直覺力和時間概念。當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態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傾向。 葉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樣，生活在陰謀世界中。無論是在私人交談中還是在官方發言中，他總是說，外國情報机构“結成了一張卑鄙的陰謀大网，在這張网里，形形色色的敵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動著。”在對內務人民委員部高級軍官的講話中他說，在“同法西斯間諜的斗爭中”，不可能避免一些“無辜的犧牲者”；“宁可讓十個無辜者受害，也不可讓一個間諜漏网”。葉若夫總是擔心內務人民委員部里的叛徒會對他進行暗殺活動。因此，即使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想到他在盧比揚卡的戒備森嚴的辦公室去，也要乘電梯到五樓，穿過几條長長的過道，再沿樓梯下到一樓，再過几條過道，然后登電梯到三樓，這才來到葉若大秘書的辦公室，而且在這么長的路上他們還要不時地出示自己的證件。很可能，葉若夫真的相信對“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一案審訊中被告所說的話，亞戈達曾企圖毒死他。斯大林也擔心別人會對自己下毒。他有一個女服務員，其唯一職責就是用存放在一個上鎖的柜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葉為斯大林燒茶，而這個柜子只有當著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的面才可打開。有一次警衛發現柜里的茶葉袋是啟封的，于是這個女服務員便被逮捕，并立刻押送盧比揚卡。 大多數的蘇聯人當時都相信，蘇聯遭受著眾多間諜的大規模陰謀，以及受控于外國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脅。在各個工厂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部宣傳著官方的這一理論，他們向工人們講述，若是他們集体里混人帝國主義間諜該是多么危險。几乎所有的電影中，也包括喜劇中，都至少有一個人物是間諜。很多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抓獲的臆想的間諜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葉若失恐怖初期抓獲的）都相信，他們成了一個可怕的錯誤的犧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這一點該多好！”）但是、他們同時又絕對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敵”的罪行。勞改營的老住戶們已對此習以為常了，于是他們讓那些再次進來的人“別再放老唱片了（即別再說自己是無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審的證詞是荒謬的人也常常認為，那些被告“客觀上有罪”。党內工作人員總是從字面上理解別人的每一句話。葉夫根尼啞·吉茲堡回憶說，1937年，當她的一位女友看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前來抓她丈夫的時候，便失聲惊喊起來： “這么說他騙了我，這么說他這么長時間真的是反党的？” 軍官們冷笑了一下，說：“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東西。”。 但她沒有為党的敵人做這件工作，而當他去吻別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時候，她擋住了他的路： “我的孩子沒有你這樣的父親。” 但令人惊訝的倒不是這种質朴的迷信，而是那种還在三十年代初（饑荒時期）就表現出來的、來自許多受過良好教育材外國觀察家們的惊人的輕信。美國大使約瑟夫·戴維斯在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講道，法庭出示了“證据……它們毫無疑問地證明對叛國罪的宣判是正确的。”獲過多項獎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沃爾特·米蘭迪認為，“將來的歷史學家很可能會同意斯大林的說法。”當時英國最有名的俄國歷史專家伯納德·佩里也稱公審的速記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說斯大林最初是想消滅潛在的‘第五縱隊’的說法……無疑是毫無根据的。”維伯自己則認為，被告“表現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國人難得有這种理智之舉。他們只知道一味地抵触，而又無法克服官僚陳規，要知道，人為的法律陳規只有在對被告的犯罪事實存有疑問時才有利于被告。” 對于許多經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鎮壓的人的職務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來說，活下來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們的知覺遲鈍起來，心腸殘酷起來、他們覺得還是不要去想他們所做的可怕的事為好。 米哈伊爾·戈羅霍夫是個工程師，他在1938年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他講道，“大多數新來的人都是党員（而實際上還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對他們說，‘社會主義’的敵人企圖打破我們的蘇維埃体系，殺死我們的領導人，這些破坏分子都應被消滅殆盡。”剛上訓練班時，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參加拷問，他們平靜地注視著如何折磨某個農民，并深信這是搞清陰謀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來逃到西方去的維克托·克拉夫琴科講道，內務人民委員部里一個与他從小就要好的朋友有一次說，恐怖“是清除間諜和叛徒的絕對必要的手段……”“試想一下，若是無緣無故，他們也就不會上我們這儿來了，”他說道。 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老工作人員不像他們這么幼稚，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們，在接到粉碎“間諜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時候，也常常無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謊言。前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跑到西方后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納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納季·賴斯）的遺孀講道，1934年到1938年任國外處處長的阿布拉姆·斯盧茨基，是一個“惹人喜愛的，隨和的人”，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護那些（哪怕只是几個人）面臨恐怖的無辜者。但她又寫道：“斯盧茨基是個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為一些人辯護，想使他們免遭逮捕。他一講道那些人是怎樣審訊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時候，總是泣不成聲，他為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轉而又會稱他們是‘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 斯大林對間諜和破坏分子的獵捕，將斯盧茨基以及那些有著和他同樣思想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置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知道，大部分“葉若夫恐怖”的受害者都是無辜的，但作為忠誠的列宁主義者，他們又必須贊成說，蘇維埃俄國總是遭受著國際資本主義組織的陰謀的威脅，而他們的特工机關又一定在對它進行破坏活動。而事實上，德國人和日本人企圖利用斯大林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极端恐慌思想而促使他們相信還有更多的臆想的陰謀的存在——也正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三十年代給俄羅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損失。斯盧茨基和國外處的老一輩近衛軍戰士不能對此無動于衷，盡管他們很清楚周圍已發生了什么。但他們無論是精神上還是体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識形態的陷餅之后，他們只有放棄了自己的信仰，才能擺脫這個陰謀世界。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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