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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7） 還是在通過對外情報系統搜集情報之前，蘇維埃俄國就已開始采取一系列步驟，以實現其在國外的大規模秘密行動的計划。當肅反委員會還在為保衛布爾什維克制度免受國內現實的和臆想的敵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時候，國外的蘇維埃間諜机构的活動主旨是為了輸出革命。而且當時在國外的大部分行動不是肅反委員會組織的，而是由控制在布爾什維克人手中的共產國際組織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NkkH）稱自己為“世界革命的大本營”。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當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一直在期待著革命先傳播到歐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戰末期，西線的一些戰事導致了中歐几個大帝國的垮台，這使他們燃起了希望。 而且列宁還在1918年10月1日就寫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時間內向我們走近了許多，我們可以認為它在最近的几天內就會到來……我們應該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幫助德國工人們加快革命的到來，革命應該很快就在德國開始了。” 11月9日， 即頒布停戰令前兩天，德國宣布成立共和國。那里照蘇維埃的模式建立起工農蘇維埃。 但列宁的歡欣和熱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義被鎮壓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國共產党（kFIF）的領導人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盡管不是工人運動的發動者，但卻因對運動表示了支持，而被軍官中右翼激進分子殘暴殺害。雖然他們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國社會民主党位置，這一本來已渺茫的希望更加無望，但莫斯科卻因此而能夠毫無障礙地向德國共產党人強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人，羅莎·盧森堡曾批評布爾什維克制度、指責列宁不是在搞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在搞對無產階級的專政。她大概是唯—一個敢于公開反對列宁、抵制把共產國際變成蘇維埃對外政策的工具的外國共產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國革命劇院舉了共產國際的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中只有五人是從國外來的，其他的“國外”代表則是由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從那些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國追隨者當中選出來的。他們當中許多人甚至就從未到過他們所代表的那個國家。而且，他們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沒有成立。但是，對于大多數歐洲左翼運動的代表來說，這些技術上的細節沒有多大意義。對于許多左翼積极分子來說，莫斯科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耶路撒冷，而共產國際的建立只是更加堅定了他們對光明未來的信念。法國共產党人魯伊——奧斯卡·弗羅薩的發言表達了公眾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敵人包圍的、忍饑挨餓的、被推入混亂和無序狀態的俄國，在付出無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們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諧的世界。曾受禁止的、處處遭壓制的社會主義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們所向往的、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追求、期待而又未實現的東西，正在由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國社會主義者們變為現實。在古老的沙皇帝國的上空，飄揚著共產國際的紅色旗幟。再沒有人剝削人了！資本主義終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滅了！前進！人類不會滅亡，俄國開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國務活動家的咒罵聲中，如同在鏡子中一樣，映出了共產國際對世界革命最終要到來的堅定信念。在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的工作結束后兩周，勞合·喬治對法國總理喬治·克雷孟梭說：“整個歐洲都充滿了革命情緒……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各個方面都為歐洲各個地方的人民群眾所怀疑。” 實際上，早在共產國際開始輸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經開始迅猛展開了。在沒有莫斯科幫助的情況下， 僅在轟轟烈烈的几周內，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亞（4月7日）相繼成立了共和國。共產國際主席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曾預言說，一年內整個歐洲就會變成共產主義的歐洲。但布爾什維克遭受的打擊是沉重的：成立還不到一個月， 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就被正規軍和起義部隊打敗了，而8月羅馬尼亞的人侵則結束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 1919年10月，共產國際在西歐創立了兩個秘密組織用以傳播革命：柏林的西歐秘書處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組織是由雅科夫·賴赫（化名為托馬斯同志）領導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則是由西博爾德·魯特克格思領導的。列宁親自選定了這些人，認為他們比那些名气較大的德國和荷蘭的共產党人更合适，因為后者就他看來可能會不遵從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們每個人都見了面，并對他們初期的秘密任務、經費及聯系等問題親自做了指示。盡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還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1920年2月召開的第一次秘密會議的第二天，俄國來的代表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波洛金就發現，荷蘭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裝了竊听器。他試圖告知与會者有危險，但警察局已比他領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雖然他們最終都被釋放了，但英國的代表卻沒能得到他們翹首期盼的共產國際答應提供的資金，結果是空手而歸。1920年4月西方局被關閉。 命運對柏林的西歐秘書處還是比較厚待的。托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間諜网，其工作人員持外交護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給那些党的戰斗隊員提供了偽造的證件，資助了德國和其他的西歐共產党。因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許多女性党員，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當上捷爾任斯基副手的約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維奇，溫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馬斯居然租了兩架飛机和一艘不大的輪船，將持有偽造證件或外交護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這也顯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條”，事實上是确定了共產國際成員的軍事紀律。所有共產党的活動都應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同時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關鍵時候幫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一個來自俄羅斯的代表卡爾·拉杰克稱：“俄國是工人階級已掌握政權的唯一國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應成為俄羅斯的愛國者。”大部分外國共產党人都同意這一說法。英國工党領袖們的界定十分貼确，他們認為英國共產党“是莫斯科的富有教養的奴仆，”而它卻是自愿地、甚至是高興地接受這种奴役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一名持強烈批評意見的英國代表從彼得格勒回來之后寫道：“很顯然，對于許多共產党人來說，俄國不是一個他們可以學習經驗的國家，而是一個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國家，在它面前他們須俯首貼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徒在禱告時面向麥加方向一樣” 季諾維也夫向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宣稱， 執行委員會不僅有權。 而且也有責任“干涉” 那些已是共產國際成員或是想加人共產國際的共產党的工作。 進行這种“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稱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產國際代表。德共主席、參加大會的德國代表團團長保羅·萊維，在1921年同共產國際決裂之后寫道：“這些代表從未与那些獨立的共產党的領導人合作過，他們總是站在他們背后与之作對。与當地的領導人不同的是，他們受到莫斯科的信任……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就像是肅反委員會派往國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們是各党中央委員會成員，他們的職責包括准備秘密匯報。這些匯報，用托馬斯同志的話講，是做給列宁本人及共產國際“小局”（即事實上的政治局）的成員的。而意大利社會主義分子賈欽托·塞拉吉的說法更形象。他說共產國際的代表們在國外的行動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們對社會主義政党搞分裂，其結果是1920－1921年在法國、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國家建立起了新的共產党。1920年，在圖拉舉行了籌建法共的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會上，法國社會主義者安德烈·萊·特羅克爾不無气憤地發言說：“雖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但我不准備容忍這种沒完沒了的、甚至連我們的代表大會也不放過的監視行為。” 共產國際的特使對在共產党的活動中引入那些布爾什維克在沙皇俄國時期采用的秘密手段起了促進作用。在他們的活動中，重要的一項內容是從莫斯科獲取資金來資助共產党和親蘇維埃的報刊。資金主要是一些從沙皇貴族和資產階級手中沒收來的珠寶。据被驅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首都的大公們說，他們有時還能認出（當然有時不排除搞錯的可能）一些陳列在珠寶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國庫里的珠寶。芬蘭女共產党員（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產國際總書記）艾諾·庫西年回憶說，1920年冬，他丈夫曾資助一名叫卡爾麥·皮卡爾的芬蘭共產党員前往倫敦執行秘密使命：“當時我丈夫忽然從西裝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顆大鑽石給我看，并說：‘它們每顆都值四万元，我已記不清是按什么貨幣換算了。’然后他把鑽石交給皮卡爾的妻子，笑了笑，說道：‘這些錢是給你們路上用的。’” 一家經營社會主義報紙的年輕經理弗朗西斯·梅內爾也曾將沙皇的珠寶帶出境過。盡管在回到英國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卻一次也未能當場將其抓獲。有一次在“鑽石旅行”中，他將兩串珍珠藏在裝有荷蘭黃油的罐子里順利帶走了。還有一次，他給自己的哲學家朋友奧盧·賈德寄去了一個包裹（此人后來成為BBC廣播“答听眾問”節目的頗受歡迎的主持人），里面裝的是偽裝成高級巧克力糖的珍珠和鑽石。回到倫敦后，梅內爾即被“倫敦警察廳刑事部”扣留搜查。當然，在他身上什么也沒找到。兩天后梅內爾從賈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干了整整一個小時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寶。 這种用沙皇的珠寶來資助世界革命的頑童式的熱情，自然時常造成一些麻煩。1919年，波羅金受委托，將縫在皮箱夾層里的沙皇珠寶帶給美國的共產党人。因為怕有人跟蹤，波羅金請他在船上認識的一個同路的奧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對波羅金保證說，一定將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從此它們就消蹤匿跡了，而波羅金本人也在一段時間內被怀疑偷竊了這些珍寶。 共產國際最初兩年的秘密活動，主要是給那些非俄羅斯的革命者和親布爾什維克分子以指示和資助。 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國開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嘗試。德國“三月行動”的倡導人是別拉·庫恩——是當時非俄羅斯人的共產党人中最有功績的一位。 他參加過十月革命， 曾任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共產國際”“小局”的委員。庫恩曾說：“資產階級政府現在還很虛弱，這是組織起義、罷工和暴動、對他們逐個進行打擊的最佳時机。”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地德國，依他看來，是資本主義体系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列宁并沒有像他那樣頭腦發熱，這時他對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開始減弱。他認為，蘇維埃俄國必須同帝國主義暫時和解，以重建這個國內戰爭后成為一片廢墟的國家。但是庫恩還是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一一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國的行動會減輕蘇維埃政權所遭受的外部壓力。 1921年3月初， 庫恩隨共產國際秘密代表團來到柏林，策划德國的革命。共產國際駐德國的主席托馬斯同志气憤得不能自已。后來他講道：“我极力提出抗議，井要求將庫恩召回。我向他們提出證据，表明在德國還不具備起義的條件。莫斯科則保持了沉默。”盡管如此，到3月17日，庫恩還是得到了德共領導人的支持，他們宣稱，“從此所有工人都被號召參加斗爭。”法國、英國、捷克等國的共產党代表人被召到德國來充當見證人， 并從中汲取德國革命的經驗。3月21日和22巳，開始了罷工和工人運動。 3月24日，德共發布指示開始全國總罷工，并號召工人拿起武器，但是絕大多數德國工人并沒有響應這一號召。到4月l日，為數不多的几個起義中心都慘遭鎮壓， 于是德共又開始號召工人們停止罷工。起義過程中有145名工人被打死，不少人受了傷，有3470人遭逮捕。在二月离職的德共領導人萊維指責共產國際，說是它迫使德共嘗試了這次連德國人自己都反對的革命。他稱：“由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錯誤，以及它對德國共產党的這些霸道行動，使得在此之前歐洲唯一的一個由共產党人領導的群眾性政党遭到了极度威脅。”但是接替萊維任德共領導人的根利赫·勃蘭特則說， 那些關于執行委員會以及“接近它的人物” 与“三月行動”有著某些牽連的說法，不過是“卑鄙肮髒的誹謗，”。共產國際的主席季諾維也夫也附和說，這种指責是“可恥的謊言”。但到了1926年，這個“謊言”得到了官方的證實，在他的正式傳記中說道：“1921年，共產党人派他赴德國；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的‘三月行動’。” 盡管列宁和共產國際都不曾表示對“三月行動”負有責任，但在德國的失敗還是對蘇維埃政策產生了根本的影響。現在的首要任務已不是輸出革命了，而是從內部來鞏固蘇維埃制度。在1921年党的五大上，列宁表明了他要“讓反對派就范，將他們肅清”，以及建立起一個清除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人的一党制的共產主義國家。列宁稱：“我們還未讓廣大的群眾信服。”饑荒席卷了俄國的大部分地區；工業瀕臨崩潰；烏克蘭和西伯利亞發生了農民起義，就在舉行代表大會的時候，當時被托洛茨基稱為革命的“榮光和驕傲”的喀琅施塔得衛戍部隊的水兵也發動了起義，反對布爾什維克制度帶來的政治鎮壓和經濟混亂。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宣言《我們為何而戰》中，將同肅反委員會的斗爭稱為是起義的主要目的之一，把肅反委員會的活動同伊凡雷帝的禁衛軍相提并論：“以警察憲兵為護神的君主制的權力轉移到了共產党篡權者手中，他們非但沒有帶給工人們自由，反而使其總是害怕哪一天會被投進肅反委員會的監牢，而這些監牢的恐怖程度遠遠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民”肅反委員會總喜歡將一切視為陰謀，因而很快就認定喀琅施塔得起義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唆使造成的。捷爾任斯基向列宁報告說，喀琅施塔得的暴動是由里加的法國間諜組織的。他們伙同社會革命党人企圖“借助水兵和有不滿情緒的工人群眾在彼得格勒發動政變，法國打算在此之后將自己的海軍派往波羅地海。”列宁同意這個說法。 1921年3月17日，也就是德共開始准備在德國進行“三月行動”的那天。五万名紅軍戰士，其中也包括肅反委員會小分隊，殘酷鎮壓了喀琅施塔得暴動。 喀琅施塔得暴動加速了布爾什維克政策的轉變，盡管它不是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在党的五大上，列宁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取消了余糧征集制，允許私人經營和小型私人企業存在。除此之外還實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外國企業主表明，他們可以為俄國的發展投人自己的才智和資本、從這時起蘇俄外交的首要任務就成了進行締結貿易協定和獲得資本主義世界對俄國的外交承認的談判。 1920年3月， 以外貿人民委員列昂尼德·克拉辛為首的蘇維埃貿易使團抵達倫敦，開始就簽署英蘇貿易協定展開了漫長的談判。英國特工机關的報告中講道，剛剛到達英國，克拉辛的貼身助手兼翻譯、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H·K·克雷什科和一些“共產主義人士”就接触上了。而1920年12月20日，在肅反委員會成立三周年之際， 捷爾任斯基所做的建立“國外處”（這便是以后有名的nho的決定，是國外情報搜集工作意義越發重大的又一個證明。 國外處進行外交情報活動的主要對象是英國，因為就蘇維埃領導人看來，英國是最有影響的一個大國，是一把特殊的鑰匙，依靠它布爾什維克俄國可以達到讓資本主義世界承認自己的目的。 英蘇貿易條約簽訂還不到一年，在1921年3月，俄國已同德國、意大利。瑞典。挪威。奧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貿易條約。當英蘇條約簽訂的時候，剛剛誕生的國外處還沒有關于英國對外政策的可靠的情報。在肅反委員會給列宁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則喬治——這位最有影響力的貿易條約擁護者。報告說，首相的主要對手是“以寇松和丘吉爾為首的、有外交部及其圈內人物支持的保守党。”很顯然。根本不必用秘密情報部門來證實外交大臣寇松勳爵同當時任殖民地事務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是英國內閣中兩個反對布爾什維克最厲害的人。 1920年5月，英蘇談判剛開始的時候，唐宁街10號的英國內閣成員接見了克拉辛。而丘吉爾認為還是不參加這次會見為好，因為一想到他將租這個毛發叢生的黃狒狒握手，他就覺得難受。寇松則參加了會面，但當克拉辛向他伸出手來時，他卻站著一動不動。只是當首相本人對他說：“寇松，要有點紳士風度廣他才握了握伸過來的手。除了以寇松和丘吉爾為代表的貿易協定的主要反對者的表露之外， 肅反委員會在1921年3月對英國政策的真實內容及那些決定英國對外政策的勢力所能了解的東西很少。那時丘吉爾還是自由党人，當然，就如肅反委員會認為的那樣、不是保守分子。直到1924年，溫斯頓·丘吉爾才成了保守党人。 据肅反委員會的文件記載，當時其最主要的，大約也是唯一的英國政策方面的情報提供人，是記者阿爾托爾·蘭塞姆，此人后來成了著名的儿童作家，寫有著名故事集《燕子和女騎手》——講述一些乘船游玩湖濱區的奇遇。蘭塞姆身上集中了杰出的語言大師和一名求知欲极強的學生的品質。作為《每日新聞》駐紅色俄國的記者，他是由一种細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孩童般天真浪漫性格的奇妙結合体。他贊歎那些“善良的、优秀的、絕望的、瘋狂的、務實的。無憂無慮的、輕信的、多疑的、目光短淺的、敏銳的、精力极充沛的布爾什維克”，被他們建立新社會的革命思想所吸引；“每個人，從一定意義上講，只要其青春還未枯萎，其雙目還未黯淡，都可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t…假使我們這里用血和淚鑄成的總不是我們夢想的那個金色的城堡，它們也值得我參与和理解，哪怕僅僅因為我們所有的人，在這樣或那樣樹程度上對青春有筆未付的債。”蘭塞姆和許多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都熟識。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國妻子進行了漫長的、不愉快的离婚訴訟之后，他娶了托洛茨基的女秘書。蘭塞姆并不掩飾他對捷爾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爾任斯基——這是一個沉著冷靜的革命的熱衷者，他對自己的信仰篤信不移；也不承認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權力。他多次進過監獄，在那里他頗引人注付，因為他總是干一些對其它監禁者說來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髒水等。他有自己的一套關于自我犧牲的理論。按照這一理論，一個人應該善于承擔那些否則要由許多人分擔的重負和痛苦。這就是他不愿擔任現在這個職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別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肅反委員會的殘酷性的證据后，他還是為其存在辯護，認為它是對付混亂的唯一選擇。而且在1921年，他還試圖為鎮壓喀琅施塔得暴動尋求開脫。 無論肅反委員會還是英國秘密情報處，都對蘭塞姆的身份很感興趣。盡管英國秘密情報机构的一些人認為他是肅反委員會的間諜，可其他人還是在尋求机會以利用他与俄國領導人的廣泛接触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報机构爭取蘭塞姆的所有努力都一無所獲。在蘭塞姆的傳記中也寫道，無論是他還是秘密情報机构。都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蘭塞姆与秘密情報机构的關系相比較——他自己時常提起此關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國有影響的人物的來往為布爾什維克高層人物留下印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肅反工作人員中受到更高的尊敬。蘭塞姆在戰后同特工机關以及負責居民破坏行動問題的情報局頭目巴茲爾·湯姆森曾經會過面，對此肅反委員會想必會一清二楚的。 盡管1919年蘭塞姆從莫斯科去了拉脫維亞首都里加， 但此后許多年間， 他以《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的身份到過俄國，在他那极簡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記中提到過，在出差期間，他曾見到過肅反委員會的一些高層人物，如捷爾任斯基的副手彼得斯和溫施利希特。肅反委員會中与蘭塞姆來往的還有肅反委員會代表克雷什科，他是參加英蘇貿易談判的蘇維埃代表團成員。 肅反委員會錯誤地認為，為《泰晤士報》效力、并于1922年成為該報國際新聞部主編的加羅爾德·烏爾雅姆斯和秘密情報處工作人員保羅，杜克斯，是那种對寇松和丘吉爾強烈反對簽署英蘇貿易協定的態度起了主要影響的人。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肅反委員會以及其他國外觀察家中占上風的一种傾向，他們都過高估計了《泰晤士報》和英國特工机關在白金漢宮（指英國政府）權力階層中的影響力。那种認為烏爾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蘭塞姆對他們的評論造成的。蘭塞姆曾和烏爾雅姆斯關系不錯，但后來因為他對布爾什維克的強烈仇視与其斷然分手。至于杜克斯，蘭塞姆則因他与英國秘密情報机构的合作而對其耿耿于怀。依蘭塞姆所言，杜克斯為秘密情報處執行的秘密任務，使得他“想起俄羅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獵手一樣。”肅反委員會還誤認為烏爾雅姆斯是一個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爾科娃的女子為妻，而該女之父是一名持有立憲民主党保守觀點的著名政治家”。讀了肅反委員會的報告，列宁認為有必要進行一些修改，便給捷爾任斯基寫了個條子，上面說，烏爾雅姆斯的妻子不是特爾科娃，而是特爾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個很有名的立憲民主党人”（“我的妻子還是在年輕時就同此人很熟悉”）。 蘭塞姆總是想夸大同英國政府的聯系和對其的影響，這也使肅反委員會產生了誤斷，認為他在l921年初的俄羅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國商人萊特從勞合·喬治那儿接受的特別任務的一部分，目的是促進貿易條約的簽訂。蘭塞姆試圖使肅反委員會相信，同英國相比，“蘇聯在東方有著更大的影響，如果把俄羅斯的影響与英國的影響相比，穆斯林世界對前者更有好感。從中肅反委員會又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認為英國沒有能力對付蘇維埃在東方影響的擴大，因而它決定加快貿易協定的簽定。蘭塞姆還告訴肅反委員會說，英國報刊中關于喀琅施塔得暴動，以及對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布爾什維克的反對勢力的評論，旨在向撕毀貿易協定的“社會輿論”進行“有組織的施壓”。在肅反委員會的報告記錄中講道：“蘭塞姆認為，現在蘇維埃政府應該發表那些反映事實真相的消息。” 看了肅反委員會的報告，列宁寫信給捷爾任斯基說：“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并且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和肅反委員會常常很看重蘭塞姆所提供的那些与事實相去甚遠的有關英國政治的情報，這往往是因為他所說的正是他們想听到的，而這同樣成為他們陰謀理論的基礎。蘭塞姆事實上根本沒有任何秘密情報可提供給布爾什維克。但是他的确在盡全力幫助他們爭取得到西方外交上的承認。 1921年3 月簽訂了英蘇貿易條約，從而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從此肅反委員會對蘭塞姆的興趣大為增加。他結識了英國貿易使團團長羅伯特·霍奇森，并對其很信任，而此人看來也不曾怀疑蘭塞姆同肅反委員會的關系。1923年5 月，俄國和英國之間的貿易協定面臨撕毀的威脅。所謂的“寇松最后通諜”指責蘇聯政府進行反英宣傳，并在印度及其鄰國搞破坏活動。蘭塞姆后來講道，他曾和契切林及其副手李維諾夫以及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作人員就此“最后通諜”討論了很久（雖然在其回憶錄中對此事只字未提）。他認為，盡管寇松在對蘇維埃俄國的關系上仍持公開的敵視立場，但英國政府總的說來還是希望維持現有關系的。“我一生中從未像這次在克里姆林宮，在短短的時間內喝了那么多的茶水，”蘭塞姆寫道。在他的日記中，記有他和李維諾夫的四次會面、与契切林的三次會面与霍奇林的兩次會面，以及分別同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的一次會面，而這些都是在四天內進行的。 英國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員會的代表們討論“寇松最后通諜”問題。但是蘭塞姆還是說服他同李維諾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進行了一次“偶然的”會面。八個月后，蘭塞姆終于如愿以償：對蘇聯的外交封鎖被突破了。1924年1 月，當英國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齊·麥克唐納主持后，莫斯科舉行了儀式。在儀式上霍奇林向契切林遞交了正式照會，承認蘇聯政權是俄國的合法政府。參加了這一儀式的蘭塞姆后來寫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從1918年停戰協定簽署后進行了五年多的戰爭終于結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國情報机關掌握的有關蘇聯外交偽情報比起肅反委員會掌握的有失英國的情報要更為廣泛。沙皇政府時期，英國外交部格外重視對外情報偵察工作，而蘇維埃俄國當時尚不具備這种能力。布爾什維克掌權的頭十年，蘇聯的情報机關主要有兩大問題。首先，布爾什維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繼承下來的比較复雜的代碼和密碼，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報傳遞系統，這种系統一開始只是建立在簡單字母換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強大的沙皇破譯机關被解散，而且令布爾什維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員逃到了國外。 英國軍事密碼机關俄國處處長、政府通訊密碼學校（今政府通訊總部的前身）校長埃內斯特（費蒂）·費特萊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輪船上，順利逃過搜查，來到了英國。費特萊因自稱是沙俄的一名主要的密碼員，有著將軍軍銜。他對政府通訊密碼學校的同事說，他是“搞書面密碼和其他．需要廣泛知識才可破譯的代碼的權威”。戰后不久美國一位最有名的密碼員烏爾雅姆·弗里德曼見到了費蒂。費特萊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紅寶石戒指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講道：“當我對這個非常貴重的寶石顯出興趣之后，他告訴我說，這個戒指是做為贊揚和感謝他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務期間在密碼工作中的成就而賜給他的” 也許是命運的嘲諷，在他以往的功績中也有破譯英國外交信函這一項。十月革命后頭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譯俄國外交電文，但這一次卻是為英國人效勞。雖然費特萊因講起英語來帶有濃重的俄國口音，但他卻是一名非凡的語言學家。英語他主要是通過讀《布萊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風行的偵探小說學會的。他有時說些英國人不大習慣的話，像“誰窩藏了我的鉛筆？”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學校的同事們很開心。費特萊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國，但有時候同事們為了讓他開口，就說些可能會引起他异議的話，此如說。“費特萊因先生，沙皇真的是個很強壯和健康的人嗎？”——他們听到的是惱怒的一回答：“沙皇是個廢物，頭腦里沒有一點思想。是個萎靡的、遭人鄙視的家伙。”。 因為有了費特萊因和其英國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訊密碼學校才得以在英蘇貿易談判時破譯了俄國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獲的情報有很重大的意義。比如，在1920年6月談判剛開始時， 他們就曾截獲了列宁寫給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說：“勞合·喬治這個下流坯騙起人來不露痕跡，不知羞恥。請別相信他的任何話，好好愚弄他一番”勞合·喬治對這种侮辱之辭表現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對此的態度則不同了。寇松和丘吉爾利用破譯的有關情報得知，蘇俄對英國的一些報刊以及布爾什維克者有不正常的資助行為。蘇俄還在英國。印度進行著其他形式的破坏活動。据此，他們要求遣回蘇維埃代表團并中止談判。勞合·喬治不希望破坏締結條約的前景。但又認為應該對自己的大臣們的情有可原的憤怒以及證据确鑿的破譯文件有所反應。9月10日，首相指責8月份以蘇維埃貿易代表團團長身份赴倫敦的莫斯科党的領導人列夫·加米涅夫（當時克拉辛是副團長）“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許諾，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許留下了，而將于次日返回俄國接受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則被告知不能再來英國。勞合·喬治對加米涅夫說，他對他的指責有“确鑿的證据”，究竟是哪些，他沒有說。 顯然，蘇維埃代表團后來還是明白了，是他們的電報被截獲并被破譯導致了這樣的結果。8 月，英國內閣同意公布部分截獲的情報。八封證明布爾什維克資助一家“日報”社的電報交給除了這家“日報”社以外的所有全國性報紙的編輯部，為了在情報來源問題上迷惑布爾什維克，并使他們相信情報是在哥本哈根的馬克西姆·李維諾夫那儿遺失的，這份材料的轉交條件是標明引自“中立國”，但是《泰晤士報》沒有接受這個游戲條件。令勞合·喬治极為不滿的是，該報的有關文章是這樣開頭的：“這些電稿是英國政府截獲的。”蘇維埃貿易代表團成員、肅反委員會駐外机构頭目克雷什科顯然對密碼所知甚少，也許是他沒有認真閱讀《泰晤士報》，也許是他認為被破譯的只是用以轉發這八封電報的“三月碼”——不管是哪种情況，總之他仍持錯誤想法，認為蘇維埃的密碼是可靠的。而且，他對后來截獲的、并在9 月刊登在《每日郵報》和《晨郵報》上的情報也沒有足夠重視。首先意識到蘇維埃代碼和密碼系統泄密情況的不是蘇維埃貿易代表團的成員，而是紅軍南方集團軍司令米哈伊爾·伏龍芝（正是他在克里木擊潰了白軍將軍弗蘭克爾男爵）。伏龍芝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報告說：“弗蘭克爾過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爾電台的負責人的一份報告表明，我們所有的密碼都因為太簡單而被敵人破譯……由此可知，我們所有的敵人，尤其是英國，都對這段時間我們國內的軍事行動及外交工作的情況了如指掌。” 一周后， 蘇維埃貿易代表團接到指示， 令其盡可能派專人投遞自己的信件，“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碼為止”。費特萊因和其英國同行們在好几個月中都未能破譯出1921年初開始使用的蘇維埃的新密碼。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訊密碼學校又成功地破譯出蘇維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內容。在1923年5 月發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后通諜”中，不僅指責布爾什維克進行破坏活動的陰謀，還逐字援引了截獲的蘇維埃的電報，同時還因為英國人被譯了俄國人的信函而對俄國人說了些非外交辭令的挖苦之語：“俄國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官員大概還認得這個日期為1923年2 月21日的信件吧，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寫給他們的……”、“外交人民委員部也應該記得從喀布爾發給他們的日前為1922年11月8 日的電報吧……”。“顯然他們也應該知道這個由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助手N·卡拉漢寄給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費特萊因和他的同行又得為莫斯科從1923年夏開始采用的新的密碼和代碼大傷腦筋，不過，到1924年底政府通訊密碼學校又能夠破譯出蘇聯外交信函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了。 雖然蘇維埃的密碼和破譯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諜”發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英國同行，但肅反委員會的國外處与英國秘密情報机构比較起來不僅毫不遜色，而且前者的情報网范圍更廣泛，目的性更強，技術更先進（原因是一戰后秘密情報机构的預算大為削減了）。1921年 3月簽署的英蘇協定，為日后蘇維埃貿易使團和使館遍布全世界揭開了帷幕。這使得肅反委員會國外處能夠建立起“合法的”國外情報网、其工作人員都被安插在蘇維埃的代表處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護。用外交身份做掩護的問題總是引起外交人員同情報人員之間的矛盾，英國在這一方面也不例外。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期，英國秘密情報机构的駐外情報站長們沒有任何特權、他們隸屬于英國使館，“負責進行護照檢查”。因為處于使館次要工作人員的地位，情報站的負責人通常并不為大使們所敬重，他們甚至認為還是离情報机關遠點為好。肅反委員會“國外處”的駐外情報站長們就不同了，他們有較大的權力和影響。确實，正因為這一點，他們与蘇維埃大使們之間頻頻出現的沖突也就更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駐外情報站長格奧爾吉·阿加別科夫講道： “理論上，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駐外情報站長應听從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是使館二秘或者類似人員，但事實上，他的權力往往超過大使的權力，所有的使館工作人員都對其畏懼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這樣，因為他們時刻擔心有人告密。但有的時候，大使也會對駐外情報站長產生不滿，直言抱怨，甚至批評他們未能履行自己作為使館外交工作人員的職責。這种情況下，使館通常會分成兩個陣營：一些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財替駐外情報站長說話。這种情形會∼直持續到莫斯科召回其中一人為止，而其擁護者一般也會緊隨其后被召回國內”。 從1921年8 月到1929年底，國外情報机构的總頭目是米哈伊爾·阿布拉莫維奇·特里利瑟爾。此人是俄國猶太人，1901年他18歲的時候就成了職業革命者。一戰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爾什維克流亡人員中的間諜活動，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書的鮑里斯·巴扎諾夫（后受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稱特里利瑟爾，是個“聰明而博才的肅反工作人員”。和与其同時代的國外處的大部分領導人一樣。特里利瑟爾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時期被鎮壓。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總局（“國外處”的后繼机构）紀念館里一個醒目的地方。在擔任國外處頭目的頭兩年里，特里利瑟爾將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交給了自己的副手；愛沙尼亞族人弗拉吉米爾。安德烈耶維奇·斯特爾涅。此人出名不僅是因為年輕（他是1921年被招進國外處工作的，當時他只有22歲。），還因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肅反委員會中有一种說法，說當他生身父母被槍決時，他只差沒有親手執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爾主持了國外處的工作、大約就在此時，共產國際創建了一秘密國際聯絡處（OMC ）。聯絡處給國外處以很大幫助，吸收了一些外國共產党人及其同情者進行秘密情報工作，因為這些人更愿意對來自共產國際的救援呼吁做出反應，而不愿同蘇維埃情報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許多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內務人民委負部的最优秀的外國間諜，都一直以為他們是在為共產國際效力。 國際聯絡處還為建立“先遣組織”打下了基礎，這些組織以后成了蘇聯情報机构實施“積极行動”的重要工具。先遣組織都是用國際聯絡處的錢建立的，在這方面最偉大的組織家應屬德共副主席維利·明岑貝格——“我們所有戰友的保護神”（他的“生活伴侶”巴貝爾·格羅斯這樣親昵地稱他）。1921年俄國國內饑荒時期，明岑貝格建立了“國際工人救助基金會”，總部設在柏林。該基金會很快就成了共產國際思想的主要宣傳者。巴貝爾·格羅斯講道： “團結是他一個神奇的詞。先是團結饑餓中的俄國，然后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當明岑貝格用‘慈善’替代了‘團結’一詞后，便有許多知識分子為其所打動，自愿響應他的號召……當他興奮地講起‘無產階級奉獻和支援的神圣職責’的時候，他触動了熱情的。忘我的、犧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這种精神的体現。” 每一個“与俄國人民團結”的体現都促進了出資者与工農蘇維埃國家之間那种密不可分的情感聯系，而后者一直是共產國際所竭力宣傳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國際工人救助基金會”是以“明岑貝格托拉斯”聞名于党員之中的。据1933年派到明岑貝格身邊工作的阿爾圖爾·凱斯特勒稱，在國際領域里，与其他任何一名共產國際的有名望的活動家相比，明岑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獨立和行動自由。因為“處于党內官僚壓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貝格創造性地組織了“与共產党正式刊物那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截然不同”的宣傳工作。“明岑貝格托拉斯”很快就得到了一支“獨立”作家、教授和學者大軍的支持。我對克捷·科爾維茨為明岑貝格創作的一幅畫至今還記憶猶新，那是“一幅”一個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傳畫，它是本世紀給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貝格托拉斯”開辦了自己的報紙、出版社和讀書俱樂部，而且還推出了一系列電影和戲劇。据凱斯特勒講，“托拉斯”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十九家報紙和雜志，甚至還有遠离歐洲的國家報紙和雜志。不管怎樣，明岑貝格能夠使他的大部分企業都能贏利。 “國際工人救助基金會”還下設了明岑貝格所謂的“無辜者俱樂部”，用以在共產國際的暗中領導下“組織知識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樣的運動。盡管對“無辜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無鄙視，明岑貝格還是用無產階級的團結精神將其代表誘人自己的网絡之中。雖然宣傳在他的活動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運用了“無辜者俱樂部”為國際聯絡處的間諜工作做掩護，而這些間諜中就有一些這种知識分子的代表。 在國際聯絡處的工作人員和國外處的同行之間，總是不時出現一些工作上的自然磨擦。但在這兩個秘密机构的最高層中，由于國外處頭目米哈伊爾·特里利瑟爾和國際聯絡處頭目約瑟夫·阿羅諾維奇·皮亞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該處建立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鎮壓之前一直主持該處工作——之間有著良好的個人關系，常常使這种分歧得以緩和、化解。和特里利瑟爾一樣，皮亞特尼茨基也是猶太人，還不到二十歲便開始了職業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戰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幫助革命者和一些攜帶革命書籍的人非法穿越國境。在与國際聯絡處的關系中，國外處總是扮演著兄長的角色，和作為國際聯絡處領導成員的特里利瑟爾不同的是，皮亞特尼茨基官方上同國外處并無任何聯系。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共產國際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動，是在德國進行的最后一次革命政變的嘗試。這一回，這個后來得到蘇聯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議是來自共產國際的。1923年3 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擊，其奮斗不息的政治生涯行將結束。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主張在其有生之時再組織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個國家內。他們認為，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胜利會推動其在整個歐洲的蔓延。因為准備進行革命，8月15日，季諾維也夫中斷了夏日休假，來為德共成員做指示。8月23日，蘇聯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秘密會議，听取了共產國際委員、德國問題專家卡爾·拉杰克的報告，“同志們，”托洛茨基說道，“我們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蕩終于到來了。它的使命是要改變大地面貌……。德國革命將意味著世界資本主義的垮台。”政治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樂觀看法，不過最后還是決定派四個人持偽造證件前往柏林，執行在德國進行革命前准備的秘密任務。拉杰克領受了任務，其使命是向德共成員轉交共產國際的指示（由蘇聯政治局制定），并領導德共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捷爾任斯基的副手、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作人員溫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裝“紅色百人隊”，先進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國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同反革命作斗爭。德國人出身的勞動人民委員瓦西里，施密特則負責到各地建立聯盟的革命支部，為革命后建立德國蘇維埃做准備。而俄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格奧爾吉·皮亞特科夫的任務是協調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證莫斯科与柏林的聯系。 實際上，直到1923年時還并沒有一個成熟的德國革命計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階級所持的主要觀點是德國社會民主党的觀點，并且德國政府的立場也比1917年俄國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的立場要強硬多了。但是蘇聯秘密使團依然保持著樂觀態度。在給莫斯科的一份充滿對德共領導人的鄙夷看法的報告中，皮亞特科夫堅持認為，德國無產階級已經作好了革命的准備。在9 月底舉行的政治局特別會議上，決定開始革命政變。這個決議极其秘密，會議記錄被藏在了政治局書記處的保險柜中，而不像那時通常采取的散發給中央委員會委員一的做法。政治局通過的計划是進行節日游行；慶祝即將到來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胜利周年紀念日，這場游行要發展為一場由溫施利希特的“紅色百人隊”挑起的同警察之間的武裝沖突，按布爾什維克的意圖，政府若敢以武力鎮庄武裝行動，必然會引起德國工人總起義，而溫施利希特的隊伍則應該趁此机會占領國家的重要陣地，就像紅軍戰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樣。“紅色百人隊”用的武器是用貨輪非法運往漢堡，并在那里由碼頭工人中的共產党員卸下來的。 德國的革命應該在10月23日清晨開始。國際聯絡處處長約瑟夫·皮亞特尼茨基。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委員德米特里·馬努伊爾斯基和芬蘭族、共產國際總書記奧托·庫兩年整夜未眠，他們坐在庫兩年的辦公室里，抽著煙，喝著咖啡，等著拉杰克從柏林發來電報，報告革命開始。當時，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蘇聯領導人圍坐其左右，都在等待著与庫西年辦公室直通電話的鈴聲。雖然列宁自己僅能說出几個詞來，但他卻全身心地期待著他五年前預言的革命到來的消息。可是最終也沒有得到格林來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電報，詢問他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几個小時后拉杰克的電文到了，但上邊卻只有一個詞：“失敗”。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階級的足夠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領導人下令停止計划中的起義。而不顧命令在漢堡開始的起義，很快便被鎮壓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責之聲，莫斯科指責德共，說他們錯過了一次“絕好的机會”。而事實上一切錯誤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為它對明擺的事賣置之不理，自以為是地認為，這种机會是确實存在的。 從此，共產國際便把傳播革命的希望從歐洲移到了亞洲，特別是印度和中國。1923年“德國十月革命”的失敗、證明了1921年德國“三月行動”失敗后選擇的方針是對的，即不組織革命運動，而轉与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貿易和外交關系。在此后若干年中，肅反委員會對付西方駐莫斯科外交使團的行動，要比肅反工作人員在國外的行動更有成效。因為滲入各國在莫斯科設立的貿易代表處和大使館，要比滲入西方主要大國的外交部的任務更簡單。當時監視外國使館的任務是由肅反委員會的反間諜處（KPO ）負責實施的，二十年代，該處的領導人是阿爾圖爾·赫里斯季安諾維奇·阿爾圖佐夫。“阿爾圖佐夫出生于一個干酪制造商的家庭，其父母是意大利籍的瑞士人，后來移居到了俄國，他還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勞改局局長M·C·克德羅夫的侄子。1929年到1934年，他接替特里利瑟爾主持了國外處的工作，如今他的肖像和贊揚他在兩處工作業績的記錄被一起挂在第一總局的紀念館里。 第一總局的秘密材料將阿爾圖佐夫描繪成一個“點子發生器”。他制定出許多滲人外國使館的辦法，從“蜜糖陷講”到不很光彩的桐嚇手段，這些以后都被用來武裝克格勃了。在外國外交信使剛一進人蘇聯境內，有時還是在人境之前，他們就已被跟蹤，其外交信函成了伺机獵取的對象。在信使經常乘坐的從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夜班車上，挂有一節專門的車廂、內設照相洗印間，這是供趁信使睡覺之際搞到其信函內容之時用的。1921年，一名為芬蘭駐莫斯科貿易代表處工作的信使，面對肅反委員會女間諜的百般誘惑，表現出非凡的堅定，不管那個迷人的女士使出何种手段，他一刻也不曾放下自己的提包。此后不久，另一位芬蘭信使卻被茶水里的安眠藥藥倒，其手提包中的東西立刻在鄰廂的工作間中被拍竊。這是有記錄的第一起蘇聯情報机關用麻醉劑對付外交人員的例子。同二十年代的國外處不同的是，反間諜處有自己的實驗室，在那里，它的工作人員學習如何打開外交公文包；如何制造替代物，如何使用特殊墨水進行秘密記錄以及如何使用麻醉劑等系列技術。反間諜處對外國外交人員的成功勸誘的最鮮明的一例，便是發生在愛沙尼亞代表處工作人員羅曼·比爾克身上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時，他賠牌輸給肅反委員會的間諜一大筆錢。結果他不僅讓肅反工作人員看了他的外交公文包，而且最終被招募，并在后來參加了“托拉斯”行動。該行動是二十年代蘇聯情報机构進行的最成功的一次行動。 1922年，反間諜處曾制定了誘騙英國貿易代表處負責人羅伯特·霍奇森的計划，一名過去的沙皇職員大概不無憑据地說，外交人民委員部曾答應為其謀份工作，以換取有關英國代表處的情報。 后來霍奇森得知了這件事， 并向外交部做了匯報：“羅勒爾（肅反委員會反間諜處英國處處長向這位職員提出如下計划：讓他將我帶到家里去，給我下點安眠藥，對我搜身并找到所需的情報。這位職員并沒有照辦，而是道出了顯而易見的理由反對這項計划：代表處的汽車會在屋子旁等很久，代表處也會明白我离開這么久的原因，最后弄不好會將事情弄复雜了，而這不見得會令蘇聯政府滿意。阿爾圖佐夫對這理由表示贊同，便不再采用這個計划了。 對駐莫斯科的外國代表處的俄國工作人員，以及其他一些同使館工作人員有接触的人進行恫嚇，是反間諜處最常用的辦法。1924年5 月，霍奇森給契切林寄去了兩封“异常友好”的信，他認為這位外交人民委員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某些工作方法的反對者，而且事實也的确如此。信中他舉了些例子、說明政治保衛總局在近兩年是如何對付英國使館的。其中他提到政治保衛總局的軍官阿納托利·弗拉基米羅維奇·尤爾根斯的大名。此人的“職業”，用霍奇森的話講是“恐嚇婦女和年輕姑娘”。1922年初，尤爾根斯盯上了英國使館里一名叫捷列扎·科赫的女佣，以終身監禁相威脅、要求她立下書面字据，答應進行反對英國使館的間諜活動，并將每周進行的工作向肅反委員會匯報： “她嚇坏了，簽上了自己的名。他們還威脅她說，如果將此事告訴我，就對她不客气了……在此后几個月內，她都不敢离開使館。后來，當她想出國時，他們總是不給她出境許可證，理由是她与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爾的事件有染，而她卻從未去過那里。” 1923年，尤爾根斯又對一名叫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什梅格曼的中年婦女故技重演。霍奇森曾在她那儿買過古式家俱。尤爾根斯將她召來威脅說，如果她不做出書面保證，同意從霍奇森那儿竊取文件并在英國使館進行間諜活動，她就別想活著走出盧比揚卡。 “她最終在這份保證書上簽了名，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她一直受到尤爾根斯的迫害。” 1924年初，一名与貿易使團的一個工作人員相識、名叫塔季揚娜·羅曼諾夫娜·列維茨卡娃的姑娘也有過同樣遭遇。她因為拒絕与肅反委員會合作而被以英國間諜的罪名在納雷姆放逐了三年。 在霍奇森向外交部寫的報告中提到，“比起其他使館來，”英國代表處受到的“待遇還算是很公道的。”起初，當波蘭外交代表處對政治保衛總局的行為提出抗議后居然還得到了官方的道歉，而霍奇森卻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解釋。但1924年8 月他又報告說，這次政治保衛總局停止了它的破坏活動（据以后所知，這一現象好景不長）。霍奇森說，他五月份提出的抗議“顯然受到契切林的重視，他真誠希望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肅反工作人員及其繼承者還成功地對歐洲各國駐歐洲之外的外交使館進行了滲透。二十年代初，英國駐拉什特（波斯）的領事的情婦，為肅反委員會的軍官阿普列索夫提供了英國領事館的秘密文件。阿普列索夫在當上政治保衛總局駐外情報站長以后，于1923年來到了馬什哈德。在這里，他獲得了一份英國領事館向英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報告复件，他還閱讀了駐德黑蘭的武官同駐印度的最高指揮部之間往來的信函。 還是在斯大林掌權之前，對于蘇聯間諜來說。歐洲國家駐歐洲大陸以外的使館中最薄弱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國代表處了。1927年4 月，在警察局對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搜查中。發現了几份絕密的英國外交文件的副本。外交部的工作報告中講道，這些文件中有英國大使馬爾茲·蘭普森最近几個月做的“兩份最重要的報告”。而蘭普森則說。意大利和日本外交代表處情報道失得更加嚴重： “從意大利代表處得到的文件主要是破譯的北京和羅馬之間往來的最重要的電報。而從日本代表處得來的文件更為詳細，甚至包括正式接見時的座位安排情況，以及使館官方發言人同他們的拜訪者之間的談話記錄。” 蘭普森報告說，一名辦事處主任和另一個在英國使館工作的中國人，因為替俄國人搞間諜活動而被揭露。但是英國外交部并沒有引以為戒。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期里，外交部里竟然沒有一名保安軍官，更不必說專門的安全處了。英國代表處的安全机构，說得輕些，水准不高。英國駐羅馬大使館里情報的遺失是從1924年就開始了的。并一直持續到二次世界大戰，而至少有一名意大利官員与此事有牽連。 盡管對駐北京的外國使館的間諜活動主要是由蘇聯軍事情報机构，而非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組織的，但搜查蘇聯大使館時抄出的文件明顯可以看出，上述兩個情報机构的工作手段都有所体現。在關于招募外國使館中“低級”的中國工作人員（听差、門衛、苦力等等）的報告中講道：“招募的最合适的間諜是一些党員（共產党），他們在以意識形態的信仰為基礎招募秘密間諜方面有著精深的造詣、”這些被招募的間諜要“搜集那些扯碎了的、扔在使館的垃圾簍里的文件，打廢了的紙頁、工作后留在各种油印机上的校樣初稿等等。” “對偷到此類材料的間諜要進行金錢的獎勵，但數目不是很大，原因有兩個：一是如果他們手中錢很多。會引起其他在該代表處工作的中國人的怀疑，他們的上司會通過這些人知道這种事。二是如果間諜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怀疑其情報有重要意義的話，他可能會趁机和我們討价還价，因而我們要不斷向他表明，我們等待他拿出更重要的情報，而如果我們付得多了點，就是希望他以后干得更漂亮。可見，給這些間諜的報酬應該比他們從自己的主子那里得到的工資要多一些。” “那些招募來的間諜如果干得好，他們的招募人就應該得到獎賞，因為正是他們是這項工作的推動力量”。 “要幫助那些秘密間諜懂得，他們應該表現得勤勉、嚴謹，要呈出自己對主子的耿耿忠心和依戀之情，努力使自己不受怀疑。他們的聯絡員要‘時刻保持警惕，記住會有假情報’，要清楚地意識到間諜有可能被代表處的工作人員識破并被利用來傳遞假情報”。 從外國的外交代表處竊出的文件，可以和截獲的密件對照。這种對照分析是蘇聯密碼破譯員工作的最佳輔助手段。有時，就像沙皇時期一樣，還能偷出密碼來。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截听和破譯又在俄國外交情報工作中扮演起重要角色來。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里，截听和破譯工作是由格列布·伊万諾維奇·博基領導的保密處來進行的。保密處在肅反委員會中的工作始于1921年，不過那時它的工作性質很單一， 主要負責勞改營事宜， 后來它逐漸地開始朝截听和破譯方向發展。博基1879年出生于一個烏克蘭教師、老布爾什維克的家庭。他參加過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曾十二次進過沙皇的監獄，兩次被流放西伯利亞、他從1921年開始領導保密處，一直到1937年斯大林恐怖時期遭鎮壓為止。還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保密處的工作人員就在駐莫斯科的一些使館中裝了竊听器。除此之外，他們還破譯了一套外交密碼、 据說， 有一次博基為了向契切林展示其技術能力，專門請他過來“欣賞”從阿富汗駐莫斯科的代表處的“現場直播”。那時阿富汗大使正在同一名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效力的女歌手調情。 1921年3 月，當蘇維埃俄國隨著英蘇貿易協定的簽署而沖破外交封鎖之時，蘇維埃的外交情報机构才開始起步。當時成立不久的國外處所擁有的唯一的有關它的“主要對手”英國的情報，是阿爾圖爾·蘭塞姆收集的一些只會讓人誤人歧途的材料。到1926年7 月，捷爾任斯基去世之時。情況已發生了根本變化。蘇維埃的截听和破譯部門盡管還沒達到沙皇時期的水平，但已經成為外交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地。經過對駐莫斯科的和其他國家的西方大使館的滲透，蘇聯的外交間諜机构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間諜机构，莫斯科則成了大部分西方情報机构十分危險的活動場所。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期，英國秘密情報机构一直沒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設机构，和其他西方情報机构一樣，英國秘密情報机构企圖潛入俄國，而且主要是穿越蘇芬邊境和波羅地海三國邊境的努力沒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國駐外情報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譯領域的优勢以及對共產國際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彌補。沙皇政府最复雜的外交密碼對國外的破譯机构來說是難以對付的，至少在一戰前是這樣；与之不同的是蘇維埃的外交密碼和情報并沒有造成很大的困難，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輕松地破譯了。共產國際當時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館一樣脆弱。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很清楚，“許多秘密文件都被外國政府的間諜搞到了”。軍情五處、倫敦的特工机關以及德里的英國情報部門。成功地截獲了共產國際中英國和印度代表團的通訊內容。現在印度共產党還將那時被截獲的一封密件當做研究自己歷史的一個重要文件。共產國際成員總是想隱瞞自己的一些失敗，因為擔心蘇聯政治保衛總局就此會對共產國際的安全系統加強控制。 共產國際不僅僅是丟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保加利亞代表瓦西里·科拉羅夫被請到明斯克參加閱兵。他坐的是夜間列車，待他醒來時，發現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見了。從窗口探出頭去，他看見儀仗隊正在列隊等候在月台上，還有軍樂隊在演奏著雄壯的進行曲。樂隊奏個不停，可是科拉羅夫卻一直不露面；處境十分尷尬，最后當前來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應急湊來大衣、皮靴，引著客人從車廂后門出去了。執行委員會的意大利代表帕爾米拉·陶里亞蒂，即大名鼎鼎的艾爾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諾·庫西年回憶說，有一次她去陶里亞蒂夫婦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館前去拜訪：“我敲了敲門，陶里亞蒂應聲說他不能來給我開門，因為他身上什么都沒穿。晚上有人把他們的東西全給偷走了……顯然，‘小偷’是趁著他們熟睡之際從陽台爬進去的。” 最嚴重的失竊事件是共產國際用以資助國外共產党的錢款去向不明的現象，這些錢或是被手腳不干淨的信使揮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層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影響的共產党人M·H、羅伊手頭便很寬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門旅行，顯然，花的是共產國際給他的錢。因為當時其他的印度共產党人常抱怨說，許多錢“不知上哪儿去了”。為了報銷揮霍的錢款。羅伊給共產國際列了一個資助党員的名單，而事實上根本沒有那些印度党員。很可能。羅伊開具的“資助名單”不止這一份。 在1926年英國國內總罷工中，共產國際遭受了空前的打擊。共產國際的圖書館員、英語說得很漂亮的艾倫·瓦樹尼烏斯接到任務，讓他將三万英鎊交給在倫敦碼頭當裝卸工的共產党人的領導。他先來到斯德哥爾摩，然后持著偽造的瑞典護照乘上開往倫敦的輪船，在船上他結識了一位司爐。這人告訴他，說自己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党員，并和他要轉交錢款的人很熟。回來后，瓦列尼烏斯對奧托·庫西年說，他認識的一個司爐答應按照囑托轉交錢款。庫西年的妻子后來回憶道：“‘那個司爐叫什么名字？’奧托嚴厲地問道。‘他說了自己的名字，不過我給忘了，’瓦列尼烏斯應聲答道，奧托气惱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只向他指了指門。當然了，那些錢最終沒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產國際安全系統中總是出現疏漏的同時，自己也時而陷入窘境。因為被截獲的共產國際的電稿常常是些偽造品、在柏林，雷瓦爾和華沙的白軍分子就經常偽造一些蘇維埃的和共產國際的文件，在他們看來，偽造文件既是嫌錢的手段，也是破坏布爾什維克聲譽的一個辦法。但其結果往往适得其反。例如，1921年9 月，英國外交部不能不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議的正式照會中所言感到臉紅，在照會中引證了一連串蘇維埃和共產國際的文件，而据后來調查，這些文件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來的。英國間諜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權代表的助手溫德姆·查爾茲。稱這些偽造品為“不可容忍的惡作劇”，因為“它們使得每次我們拿出真文件的時候俄國人都叫喊著‘偽造品’”。 將所有截獲的真文件都說成是假的，這很快成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共產國際的一個迷惑對方的抵賴手段。用類似方法迷惑對方的最明顯的上例是所謂的“季諾維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 月15日、它被英國秘密情報處截獲，并在1924年10月英國大選期間見諸報紙。這份文件中，指示英國共產党對其在工党中的追隨者施加壓力，加強在軍隊中的宣傳鼓動工作，并為即將爆發的革命做好准備。那時很多人錯誤地認為，正是這封信導致了英國第一個工党政府的失敗而保證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諾維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難确定此信的真偽，要知道那時被間諜机构截獲的真真假假的共產國際的文件數不胜數。掌權的保守党政府認為，季諾維也夫信函的真偽可從其他的情報人員那里得到證實。這些人中，据后來所知，有軍情五處的一個“代理”人員。他混人英國共產党的領導人中，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關共產國際的可靠情報。1924年底，共產國際指責英國共產党對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對發生的事有兩种解釋：或是真的有這樣一封季諾維也夫的信，或者這只是一個偽造品，里面的內容只是接近共產國際相關文件中的內容，因而軍情五處的間諜很容易地就將兩者搞混了。 共產國際宣稱季諾維也夫的信是偽造的。不管這种表白是對還是錯，有一點是顯然的：共產國際利用這一形勢有效地組織了迷惑眾人的運動，旨在向全世界表明自己与此類指示沒有任何關系，盡管事實上共產國際的成員時常接到這樣的上級指示。這場唇槍舌戰的鬧劇，以1924年11月英國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而告終。該代表團由三個輕信的英國工党代表組成，他們要對共產國際的文件進行研究，并查清季諾維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實情況。艾諾·庫西年后來講了那場“瘋狂的突擊活動”，為了在英國代表團到來之前抽去共產國際檔案室里對英國共產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他“有損名譽的文件”，他們連軸干了三天三夜，甚至連記錄著每日來件的本子也被精心加工過，并做了相應的改動。 “結果真將這個三人小組給蒙騙過去了。而共產國際也就清刷了在英國進行破坏行動的罪名。等代表團一离開，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為他們如此輕松地就愚弄了英國人而開怀大笑。” “季諾維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個后果是共產國際聯絡處的秘密活動受到了政治保衛總局更嚴格的控制，而軍事問題則開始轉由蘇聯軍事情報机构（當時是總參四部，后來是情報總局）來處理。為了對國際聯絡處的秘密行動加強控制，政治保衛總局擴大了、自己在這個組織里的間諜數量。同時國際聯絡處也采取了旨在提高聯絡安全系統可靠性的步驟。1925年，皮亞特尼茨基在國際聯絡處的第一副手阿爾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創建了一個秘密學校，培訓一些共產國際的電報員，用以同國際聯絡處進行密碼聯系。1926年總罷工時，即瓦列尼烏斯向英國共產党人轉交錢款的努力失敗之后，他們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傳遞系統，當中有貿易船隊上的共產党水手，他們都置于軍事情報机构和漢堡水兵及運輸工人工會領袖埃多·菲梅納的直接領導之下。為了确認這些挑來的信使是否絕對可靠，他們先給這些人一些考驗性的任務，例如，先讓他們按照預定地址送遞密封的物件，其實包里什么也沒有，然后才交給他們真正的任務。 盡管二十年代蘇聯的間諜活動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但肅反委員會的主要行動對象從其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資本主義政府。到國內戰爭末期，主要的反革命威脅是來自俄國國內的。但隨著1920年11月最后一批白軍分子的潰散，反革命中心也移到了國外。1920年12月1 日，列宁命捷爾任斯基制定一個削弱這些中心的計划，四天后，捷爾任斯基拿出一個多目標的行動計划。他建議從那些地位顯赫的俄國流亡者的家人中多抓些人質，建立特別行動隊襲擊流亡領袖，擴大派遣間諜的行動（這些行動也幫助揭露了“洛克哈特陰謀”）。“為了查出我國領土上的外國間諜”，捷爾任斯基建議說，“必須建立一個假想的白軍聯盟。” 在國內戰爭中失敗后，白軍分子并沒有對布爾什維克政權造成什么實質性的嚴重威脅，但在列宁看來，這种威脅卻十分嚴重。1921年7 月，列宁向第三國際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說。 “現在，在我們擊退國際反革命的進攻之后，又形成了在國外的俄國資產階級和所有的俄國反革命党派的組織。逃亡到國外的俄國流亡者有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外，原先那些政党殘余都無一例外地在共同行動……這些人正在利用每一個机會，盡一切可能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來進攻。分裂蘇維埃俄國……從某种意義上講，我們應該向這些敵人學習。這些流亡分子都知識淵博，組織嚴密，都是些很好的戰略家……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說法、講的是潰兵識多。擊潰的反革命大軍學會了很多東西，學得很不錯” 列宁號召“國外的同志們”，要將白軍分子置于自己的監視之下。 克格勃至今還記得國內戰爭時期在對白軍分子的顛覆行動中取得的成績。代號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兩次行動被寫人第一總局安德羅波夫學院的“積极行動”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動是為了專門對付白軍分子一個“最危險”的人物的。此人名叫鮑里斯·薩溫科夫，是前社會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倫斯基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在1920年俄波戰爭中， 薩溫科夫領導了華沙反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政治委員會（PNK） ，并組織招募了“俄羅斯人民軍”（該支軍隊曾在波蘭人的指揮下一同紅軍作過戰）。1921年1 且，薩溫科夫又將俄羅斯政治委員會的殘余人員組建成新的組織，以期推翻布爾什維克。“人民捍衛祖國和自由聯盟”在蘇維埃俄國建立了間諜网，用以搜集情報并策划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行動，据蘇聯史料記載，“几乎所有的薩溫科夫的間諜都在波蘭人的控制之下，而波蘭警察局則幫助他們越境。”盡管有波蘭人幫助，也有法國人、英國人和捷克人的資助，薩溫科夫仍是勉強維持生計。1921年6 月英國秘密情報机构駐華沙的情報站長向自己的上司報告說：“情況令人絕望，到今天現款只有几万波蘭馬克了，而這甚至還不夠支付（薩溫科夫的）工作人員7月份的工資。 但是，薩溫科夫最嚴重的問題還不在于從西方得到的錢款不夠，而在于他的組織中打人了蘇維埃的間諜，雖然他對這一點未留意識到。1920年12月，薩溫科夫剛剛建立了一自己的“人民捍衛祖國和自由聯盟”之后，駐戈麥爾（蘇俄的一個省中心）的蘇維埃內務部隊副司令員亞歷山大·愛德華多維奇·奧佩爾普特來到波蘭找到了他。奧佩爾普特自稱是反布爾什維克的地下組織成員，并給他帶來一包偽造的文件。奧佩爾普特的真名是帕維爾·伊万諾維奇·謝利亞尼科夫。他是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而且滲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實他的姓氏就應該引起怀疑：要知道，在蘇維埃時期，俄語中引人許多新的縮合詞。奧佩爾普特這個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行動”和“迷惑”兩詞的縮合。無論是薩溫科夫還是奧佩爾普特接触過的其他情報机關，都沒有猜測到這個姓氏的含義。在當上薩溫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奧佩爾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蘇維埃俄國活動的“人民捍衛祖國和自由聯盟”的主要成員。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被肅反委員會逮捕，有四十四人在1921年8 月被提交公審。為了不暴露奧佩爾普特的真實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奧佩爾普特所搞到的情報，成了蘇維埃政府就薩溫科夫企圖在華沙制造反蘇行動一事向波蘭政府提出正式抗議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蘭方面的堅持下，薩溫科夫离開了華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爾什維克中心。從此肅反委員會便開始了行動的第二階段——“辛迪加2 號”。任務是肅清薩溫科夫的組織中在俄國和西方的殘余分子，并將薩溫科失本人誘回俄國。以便在莫斯科公開審判他。由于薩溫科夫當時對許多情況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動進行得比較順利。1921年底他來到英國，与舊相識溫斯頓·丘吉爾見了面以后，他和高層官員們又進行了一輪會見。有意思的是，他還和駐倫敦的俄國貿易代表團的一些人見了面。薩溫科夫說，他同蘇維埃代表團團長克拉辛見了面。他的有關未來的、自由的俄羅斯的思想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議他參加蘇維埃政府。但是英國秘密情報處處長曼斯菲爾德·卡明顯然是根据截獲的克拉辛的電報向外交部報告說，不能相信薩溫科夫所述，因為，事實上貿易代表團“對他的接待相當不友好”。圣誕節前不久，丘吉爾和薩溫科夫驅車前往位于切克爾茲的首相郊區官邸。他們在“自由教堂”神職人員和威爾士人合唱團的人群中找到了勞合·喬治。有好几個小時，合唱團都在用威爾士語演唱宗教頌歌。等所有的頌歌都唱完了，薩溫科夫便向勞合·喬治講了自己不切實際的計划，想引起對方的好感，但毫無效果。不過按薩溫科夫自己所述，這次會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個樣了。据他講，合唱團的頌歌平穩地轉為“上帝保佑沙皇”，而勞合·喬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著唱了起來。 盡管薩溫科夫是個事實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誘惑力（當然，与此同時也有許多追隨者逐漸對他失去了興趣）。甚至是丘吉爾也在某种程度上對此人很欣賞。談到薩溫科夫時，他寫道：“他對一切所述、所為都很注意，他記得所有的時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時刻。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為俄羅斯人民做得這樣多，貢獻得這樣多，犧牲得這樣多。” 1922年夏，薩溫科夫的助手、前沙俄軍官N ·舍舍尼亞在穿越俄波邊境時，被蘇維埃邊防軍抓獲。按照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命令，舍舍尼亞向流亡在波蘭的薩溫科夫的追隨者們寫了一封信，說他已和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反布爾什維克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系。之后，反間諜處的一個高級軍官A·N·費奧多羅夫化名成A·N·穆辛去了波蘭几次，他自稱是莫斯科地下組織（其實根本就不存在）的領導人。最后他說服駐維爾諾的薩溫科夫組織的領導人伊万·福米喬夫和他一伺去俄國。在莫斯科，福米喬夫和一些自稱是地下組織領導人的政治保衛總局遣入人員會了面。談判的結果是，他同意請薩溫科夫來領導他們的組織。 1923年7 月，穆辛在巴黎會見了薩溫科夫，并告訴他，莫斯科的地下組織在戰術問題上發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領導經驗。但薩溫科夫自己沒有去莫斯科，而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謝爾蓋·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 月，巴甫洛夫斯基一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來。 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編纂的材料里寫道， 他一開始“很猖狂……，但后來，他被馴服并同意幫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干事，扮演政治保衛總局給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給薩溫科夫連拍了几封電報，請求与他在莫斯科會合。 1924年7月，薩溫科夫終于上了鉤，決定回到俄國。他給自己的老朋友、老助手西德尼·賴利發了封電報，請他离開紐約來幫助他准備秘密回國一事。他們對此計划討論了三周，到了8 月15日，薩溫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隨者來到了蘇聯，直接落入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手中。審問很快就摧毀了他的頑抗。在8 月27日的公審大會上，薩溫科夫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我完全地、無條件地只承認蘇維埃政權。我，這個走過一條敵視你們的、血腥的、沉重的斗爭之路的人，這個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們的人，想對每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俄羅斯人說：如果你是俄羅斯人，如果你熱愛自己的人民，那你就應向工農政權深鞠一躬，并無條件地承認它。” 因為薩溫科夫的當眾仟悔，他沒有被槍決，而是被判處十年監禁。据克格勃的官方說法，1925年5 月，薩溫科夫從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實上一一關于這一點，現在的克格勃領導人是再清楚不過的——薩溫科夫是在盧比揚卡被人從樓梯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員普几次給戈爾季耶夫斯基指了這個地方，而且他們所有的人都相信薩溫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肅反委員會還制定和進行了另一次行動，這次行動甚至比“辛迪加”行動更為成功。肅反工作人員編造出一個代號為“托拉斯” 的有名的“俄羅斯保皇組織”（MOP ）。這個虛构的組織存在了六年，并被作為和平時期破坏行動的典型例子寫入現代情報史中。“托拉斯”行動的主要對象是兩個重要的白色流亡團体：柏林的“最高保皇協會”（BMC）和巴黎的“俄羅斯軍人聯合會”（POSC ），后者的領導人是亞歷山大·庫捷波夫將軍。虛构的“俄羅斯保皇組織”的“存在”于1921年秋末開始為人所知。那時，反間諜處的軍官亞歷山大·亞庫舍夫扮成一名有机會作為蘇維埃貿易代表團成員出國的“托拉斯”秘密成員，在雷瓦爾与“最高保皇協會”的成員尤里·阿爾塔莫諾夫會了面，并向他介紹了自己組織的情況。通過阿爾塔莫諾夫，反間諜處与“最高保皇協會”建立了聯系。1922年，阿爾塔莫諾夫又前往華沙，當上了“俄羅斯軍人聯合會”的代表，負責保障与巴黎的庫捷波夫將軍的聯絡。在此后几年間，按照反間諜局的安排，亞庫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過德國、法國和波蘭，在那里与俄國的白色流亡人員建立了“廣泛”的聯系。有時陪同亞庫舍夫外出的還有前沙皇軍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將軍。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布爾什維克，而現在扮成“俄羅斯保皇組織”軍事司令部的統帥。 庫捷波夫將軍比其他白軍領袖更怕蘇維埃間諜的滲透。在獲取其信任的過程中，瑪麗亞·扎哈爾琴一舒爾茨發揮了主要作用。當自己的第一個丈夫死在“偉大戰爭”的戰場上以后，瑪麗亞將孩子托給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線，她的第二個丈夫又在國內戰爭中被打死。而瑪麗亞則隨著敗退的白軍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人了庫捷波夫的組織。“侄女”一一此人就是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多次來到俄國与“托拉斯”的代表們見面。著名的英國間諜賴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賴利這樣描寫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她是一個身材勻稱的女子，面色蒼白但充滿魅力和智慧，有一雙安詳、誠懇的藍色眼睛，當然，受過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稱為‘古典婦人’真是再貼切不過了。”扎哈爾琴科·舒爾茨在“托拉斯”行動的胜利中作出的貢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責她与肅反委員會合作。但是在第一總局安德羅波夫學院的教材中寫道——而且也不無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過．自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她不過是亞歷山大·奧佩爾普特手中乖順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她相見時引誘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曖昧關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獲取了庫捷波夫和賴利的信任，這使她在“托拉斯”行動的組織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無法估量的“間諜”。 “托拉斯”幫助反間諜處打入到流亡國外的主要白軍分子組織中，并查明留在俄國的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誘上鉤的還有芬蘭、波羅的海三國、波蘭、英國和法國的情報机构。像愛沙尼決貿易代表羅曼·比爾克，就在反間諜處的壓力下成了白軍組織和虛构的“俄羅斯保皇組織”之間的信使。而波蘭的外交官則通過自己的外交郵政渠道轉發“俄羅斯保皇組織”的電報。負責送“托拉斯”代表出境的是蘇維埃邊防軍准尉托伊沃·維亞希亞。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蘭軍事情報机构合作，實際上在為反間諜處效力。据蘇維埃官方史料記載，至少有8 個“托拉斯”組織的成員獲得過西方情報机构的獎勵，而實際上他們卻是在積极地同這些机构斗爭著，确有其事曲是。至少有二個“托拉斯”的間諜因其工作卓有成效而被波蘭情報机构獎給了一塊金表。 由于“托拉斯”行動，肅反工作人員除掉了當時被反間諜人員錯認為是自己最危險的外國對手、“超級間諜”西德尼·賴利。還是從1918年莫斯科傳奇經歷之時，賴利就把從布爾什維克手中“解救俄羅斯”的事業視為自己的“神圣職責”。戰爭末期，在和英國秘密情報處處長曼斯菲德爾·卡明的談話中，賴利說道：“我覺得我還能為自己的國家效一點力，我要將罪孽生命的剩余時間獻給這項事業”。但對于賴利這种狂熱以及他那种對奇怪行動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服去遭眾人鄙薄的計划），卡明是持鄙視態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員們對此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卡明決定不給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報處的聯系在和平時期也就無足輕重了。 戰后几年間，賴利主要做些買賣。他往返于美洲和歐洲之間，有時出口些捷克收音机，有時賣些叫“古馬格索蘭”的神藥。但是他想以此積蓄財產的希望卻不曾實現。同時他還制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推翻布爾什維克的計划。二十年代初，他与鮑里斯·薩溫科夫保持了緊密聯系，正是賴利不顧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將薩溫科夫帶到英國。与高層官員進行了整整一輪談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況下与勞合·喬治在其郊外總統府里見了面。漸漸地，賴利和現實情況脫离了聯系。据他的一位女秘書埃列奧諾拉·托耶講，賴利有“好几次出現嚴重的精神失常并產生幻覺”，“有一次他認為他就是基督耶穌”。但是蘇維埃的情報部門把賴利這些推翻布爾什維克制度的古怪的計划并不視為是其脫离現實的一种表現，而是當作英國秘密情報机构進行陰謀活動的證据，并認為它們和政府最高層有著脫离不掉的干系。直到今日賴利在克格勃內仍享有不應有的“超級間諜”之譽。1924年“托拉斯”的行動主要目的是中立賴利，而為此需要將他誘騙到俄國來。 幫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抓獲賴利的人之一，是毫無戒備之心的埃內斯特·博伊斯大尉。在1918年賴利試圖實施其冒險的計划之時，他任秘密情報机构駐莫斯科情報站站長。作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現象所迷惑，對賴利的裝腔作勢和顯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現實地評价他那些為了推翻布爾什維克的不切實際的計划。1919年，博伊斯領導了秘密情報机构駐赫爾辛基的情報站——這是英國情報机构進行反俄活動的主要中心。 他不僅對賴利有所青睞， 對“托拉斯”的活動也表現出了极大熱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對薩溫科夫公審之后，博伊斯依然沒有改變自己對“托拉斯”的態度，堅持認為，這個組織的影響以及其擁護者的人數（其中包括在蘇聯政府成員中的）還在呈增長趨勢。盡管秘密情報机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參預賴利的冒險行動，但他全然不顧，在1925年1 月給賴利寫了封信，請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們會面。賴利當時還在紐約，他所有的計划都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坍塌了。三月份，他給博伊斯的回信中寫了自己“凄慘的現狀”，并宣稱：“我准備在任何時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講認為這是真正可行的事，就會拋開一切，將自己的全部都獻給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務的事業。” “凄慘”的景況和高筑的債台將賴利因在了美國。盡管如此，他還是在9月3日來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庫捷波夫將軍見了面（后者曾試圖勸他不要去俄國），并決定再到芬蘭同“托拉斯”代表們談判。与此同時，“托拉斯”也決定再為自己的“可靠性”增加點法碼：他們把博伊斯的一個“主要間諜”尼古拉·布納科夫的兄弟鮑里斯·布納科夫，秘密地搞出俄國。稍晚些時候“托拉斯”又故作姿態，讓其信使鮑里斯·布納科夫送來了他心愛的小提琴。但在當時，無論是博伊斯還是賴利都未有半點疑心。9 月21日，賴利到了赫爾辛基，而后他与尼古拉布納科夫和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一起前往維堡同“托拉斯”的主要代表亞庫舍夫會面。維堡本來是賴利計划中的最后一站。但是亞庫舍夫利用賴利的虛榮心和狂妄自大，對他說此事關系重大，便說服他前往俄國同“托拉斯”領導人會面。他向賴利保證，說他返回芬蘭后還能赶上9 月30日從什切育發出的輪船。賴利在布納科夫那儿給自己的妻子佩皮塔留了一封信，“以備不測”。然后便和亞庫舍夫向俄芬邊境出發了。在信中，賴利努力向妻子表明，就算是布爾什維克抓到了他，他們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如果我在俄國被逮捕的話，他們也頂多給我栽些小罪名，然后很快就會把我放掉的，因為我的新朋友們是有著足夠的權力的”。 賴利應該于9月28日夜到9月29日晨從俄國返回，但事情并非這樣。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為芬蘭軍事情報机构和英國秘密情報机构策划了一整台戲。當夜，在阿勒庫爾村听到從蘇聯方向傳來的槍聲。然后觀望的人就發現，邊防軍用擔架抬著一個人急行。而原定的接頭人——蘇聯邊防軍托伊沃·維亞希亞（此人表面上好像在為芬蘭情報机构效力，也的确多次“幫助”“托拉斯”的密使和信使穿越國境，而實際上他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間諜）并沒有出來同芬蘭軍事情報机构的人員進行聯系。此時，芬蘭人和秘密情報處斷定，接頭人和賴利在越境時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抓住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此時終于如愿以償。 根据官方的、可能是精心加工的對這次事件的說法，賴利在9 月25日進人蘇聯境內以后并沒有馬上被逮捕。非但沒有，亞庫舍夫還將他帶到了莫斯科近郊的別墅，在那里他和自稱是“‘托拉斯’政治委員”的政治保衛總局的一名軍官會了面。他請賴利講講他的行動計划。后來蘇聯的官方材料中說，賴利建議組織搶劫俄國的博物館，將搶來的藝術品在西方銷售，用以資助這一行動。這之后他才被逮捕。他們先審訊了賴利，然后宣布，1918年12月因“洛克哈特陰謀”而對其缺席進行的死刑判決將被執行。賴利還想垂死掙扎一下，他給捷爾任斯基寫了一封信： “經過長期思考之后，我表示愿意向您提供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所感興趣的有關英國情報机构的組織和人員的全部情報，同時還有我所知道的有關美國情報部門和我打過交道的俄國流亡人員的情況。” 假如賴利真是打算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合作的話，那他很可能像薩溫科夫那樣被提交公審。但据蘇聯官方說法，他在1925年11月3日被槍決。 在賴利被誘騙到俄國之后的若干年間，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散布了有關其命運的各种各樣的說法和傳聞。“托拉斯”行動一直進行到1927年。在這一行動的犧牲品當中，也有賴利的妻子佩皮諾·賴利。她先到了巴黎，然后去了赫爾辛基，指望多少能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一點情況。同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在赫爾辛基會面之前，賴利夫人“几乎毫無疑問地認為，她是一名遣入的間諜”。但她們剛一見面這些疑慮便頓時消失了： “從第一眼見到她的時候，我就認為她是可以信任的。看第二眼時我已知道我會喜歡上這個女人的。看到我的痛苦、絕望和孤獨，舒爾茨夫人溫柔地、滿怀同情擁抱了我，并說，她覺得她自己對我丈夫的死負有責任，還說未弄清所有的情況之前她是無法安心的。她對我保證說，如果他還活著，他們會盡一切努力營救他；如果他已經死了，則一定為他報仇。” 然而，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几乎相信西德尼·賴利已經死了。她拿出一則從《消息報》上剪下的消息，那是有關9 月28日晨在阿勒庫爾村附近發生的交射情況的官方報道。上面講道，有“四個走私分子”在企圖越境時受阻：有兩人被打死，一名被俘，另一名在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因傷勢過重死去。根据這些搜集來的消息，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判定。那個傷勢過重死在去彼得格勒途中的人便是賴利。盡管布爾什維克根本沒想過這一點。 雖然，佩皮塔·賴利對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是完全信任的，但對她的說法還是有些怀疑。盡管賴利待的是假護照，而且衣物穿的也是別人的，但他穿的是定制的襯衫，上面有他名字的字母縮寫。此外，他的手表上還有他的英語簽名，衣袋里還有佩皮塔的簽名照片。因此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應該能猜到，他們抓到的是著名的英國超級間諜，并且依賴利夫人所見，他們應該向全世界宣揚此事的。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承認她沒有想到過這一點，但她向佩皮塔保證，將盡一切努力弄清“真相”。此時的賴利夫人已處于崩潰邊緣： “我要向他們報仇……舒爾茨夫人當時就站在我身邊。她既善良又聰慧，能理解一切，可以分擔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發，只是抓住她的手。她建議我參加這個組織。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該組織中心的‘允許’之下我加入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維阿爾多’。就這樣，我在同布爾什維克的斗爭中接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領導人的指示，賴利夫人在《泰晤士報》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訊：“西德尼·賴利于 9月28日在俄國的阿勒庫爾村附近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戰士打死”。當然了，她也不相信賴利還會活著，可她幼稚地以為，這會迫使布爾什維克揭開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蘇聯的報紙只是證實了他已死亡這一事實本身。而后則是有關他的“可怕的謊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盡其“全部實力、影響和偵察手段，來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賴利夫人收到“托拉斯”領導人的來信（此信是亞庫舍夫和奧佩爾普特寫的），信中說，考慮到她精通俄語，建議她到俄國來“和組織的成員們認識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積极的行動”。同時，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賴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別從彼得格勒、赫爾辛基和華沙用保密墨水給巴黎的佩皮塔寫了信。“她是信守承諾的，并盡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賴利夫人講道。 對“托拉斯”來說，最難的是滿足西方特工机關對軍事情報的需求。對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來說，給他們提供些假的政治情報是毋需費力的，至于有關蘇聯武裝力量和軍事工業的情況，肅反委員會的人們就不得不費一番腦筋了。因為要讓他們的情報看起來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盡量避免回答來自英國秘密情報机构和其他情報机關的這類詢問，并總是強調一個情況，即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准備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而對軍事情報搜集得過于積极會影響這一目標的實現。第一次進行散布偽軍事情報的嘗試就差點儿釀成大禍。1926年，皮爾蘇茨基元帥當上了波蘭軍事部長（事實上的國家首腦）。很快，波蘭的總參謀部便接到他的命令，要求其通過“托拉斯”搞一份蘇聯的征兵計划。波蘭人來找亞庫舍夫。他先是有些疑慮，然后答應搞到這個計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來“托拉斯”提交的文件中，有關鄰近波蘭的鐵路情況的資料明顯是假的。皮爾蘇茨基研究了這份計划之后，又將它退還給總參，批示是“偽件”，考慮到因薩溫科夫和賴利的垮台而引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偽軍事情報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動的失敗，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時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給賴利夫人（當然還有庫捷波夫）寫去了一封充滿絕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說，“托拉斯”里“盡是內奸”，“一切都完了……我興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卻是令我余生毫無意義的一些東西。”阿勒庫爾村附近的那場交戰“是一場騙局，一切都是做戲，”她寫道： “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殺害了。他根本就沒能到邊境跟前。這不過是演給我們看的戲罷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關進了盧比揚卡。他被當作特別犯人關押了起來。每天有人帶他出來放風，就在一次放風出來的時候，他被人從背后開槍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敵、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一個頭目阿爾圖佐夫下達的，這個家伙決定用這樣卑鄙的手段來報复他……我原來也不知道這一點，但這并不能免掉我的責任。我的雙手上沾有他的鮮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盡。我要以可怕的复仇來贖罪。為此我不惜一死。” 賴利夫人的第一個反應是對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的同情：“意識到自己這些年來一直是布爾什維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為她，許多人或犧牲或被捕，其中還包括自己最親密的女友的丈夫，這對瑪麗亞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擊……佩皮塔不相信這位女友關于賴利之死的說法，她認為她又被人騙了。瑪麗亞在信末尾請求她再“煩勞一次”，她請佩皮塔將她所知道的有關奧佩爾普特的所有情況寫信告知她。 佩皮塔沒想到瑪麗亞是奧佩爾普特的情人，便給她寄去了他的案卷，而且天真地想像，“這個傲慢的紳士如果知道了的話，一定會為之惊訝不已”的。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回信說，奧佩爾普特什么都對她說了。他講了1921年他在嚴刑拷打之下無奈做了內奸：“他現在正在幫那些被布爾什維克用間諜包圍起來、并牽著鼻子走的其他國家的代表，擺脫現在這种可怕的處境……” 瑪麗亞是在芬蘭自己的情人奧佩爾普特那儿寫的這封信， 他似乎向她揭露了“托拉斯”的行徑。但是奧佩爾普特在新聞界和与俄國白色流亡分子代表的私人談話中的表白，不過是“托拉斯”行動計划中的最后一步。因為騙局已昭然天下，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便決定收攏“托拉斯”行動，但要做得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聲望，一方面還要讓敵人懊喪不已。在揭露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時候，奧佩爾普特總是強調肅反工作人員是一支強大的不可戰胜的力量。除此之外，他還有意夸大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敵人所遭受的失敗。他說，波蘭情報部門事實上完全受制于蘇聯的間諜机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特工机關的一名軍官后來講道，在奧佩爾普特披露之后，芬蘭、波羅的海三國、波蘭、英國及法國等國的情報机關“在一段時期几乎停止了相互間的來往”。 1927年5 月，瑪麗亞和奧佩爾普特回到了俄羅斯。在動身前，他們曾想說服佩皮塔·敕利与他們一同人境，同兩年前她丈夫一樣。但他們往巴黎發的這份“建議同行”的電報，被“美國快遞”郵政机构錯投到另一個賴利夫人那儿去了，過了兩周才又轉到了她手中。如果佩應塔能按時赶到，她會力勸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使她相信奧佩爾普特“明顯是個內奸”，他在用“极狡猾的手段”將她騙往懸崖邊上。庫捷波夫將軍認為，瑪麗亞在發現了“托拉斯”的陰謀后，“精神有些失常了……她已無力擺脫‘回俄羅斯’這一想法的糾纏，無力報复那些欺騙了她的人，無力洗去那些被她無意之中送到死神跟前的人們的鮮血了”。在他們离去不久，庫捷波夫和賴利夫人便得到消息，說肅反委員會的人已在邊境上等著他們了。看到躲藏已是不可能的了，瑪麗亞開槍自殺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副局長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維奇·亞戈達在答《真理報》記者問對宣稱，許多年間，瑪麗亞·扎哈爾琴科舒爾茨和庫捷波夫都一直是英國秘密情報机构的間諜。 如今，克格勃還公開炫耀其“辛迪加”行動和“托拉斯”行動的成功，稱之為對反革命陰謀分子和西方情報机构的最偉大的胜利。但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真實情況都為公眾所知曉。至今還有人說，兩個主要人物奧佩爾普特和亞庫舍夫并不是肅反委員會派遣的間諜。也有人指出，這兩個人一個好像是“薩溫科夫的追隨者”，另一個是保皇党人，而有一天他們忽然頓悟了，便同意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合作。“托拉斯”行動公布于眾的二十年后，它已成了對付秘密情報机构和中央情報局的一系列反間諜行動的最佳模式。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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