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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40） 1980年，為慶祝“國外處”成立六十周年而編撰的克格勃第一總局的秘史表明，30年代之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所注意的國外主要對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動，以及總部設在巴黎的“俄國軍人聯合會”。鑒于1925年法國對俄蘇的外交承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駐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務成了監督該聯合會的活動并制定、 實施針對性的“積极行動”。 “俄國軍人聯合會”逐漸成為越發易受攻擊的目標。据該組織頭目庫捷波夫將軍的估算，盡管兩百万流亡國外的白軍中的百分之九十還屬于是“強烈的愛國者”，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絕望之情。當時在法國的白軍流亡者有30万人，他們因思念祖國、害怕客死异地、為國內親屬的命運擔憂而郁郁不振。根据庫捷波夫自己的統計，他們中有3万人成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設想目標。盡管有蘇維埃偵察机關在二十年代中期進行的“托拉斯”行動的教訓，但庫捷波夫對蘇聯間諜滲透的政策危險性仍非常無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間諜甚至已打人流亡白軍的最高指揮机關里，其中有指望在蘇聯海軍中官運騰達的克雷洛夫元帥，有1926年11月假裝自殺以掩蓋逃往蘇聯陰謀的蒙克維茨將軍。除此之夕，還有庫捷波夫國內戰爭時期的參謀長施泰馮。 國家保衛總局打人流亡白軍圈子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搜集情報，也為了制造動亂。“托拉斯”行動張揚出去是為了最大程度地損害庫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弟尼古拉大公對自己的好友們就曾講過，他對庫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國內戰爭時期，白軍的一個統帥弗蘭格爾將軍曾勸庫捷波夫，不要再試圖在蘇聯領土上搞任何反布爾什維克的秘密陰謀了。但要說服庫捷波夫是不可能的。盡管“托拉斯”行動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視，但由于幼稚，他很輕易地就繼續充當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間諜滲人行動的戰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對白軍將軍鄧尼金說：“一場偉大的運動正在俄國大地蔓延。以前從未有這樣多‘那邊來的人’到我這儿來請求与他們的地下組織合作。” 應庫捷波夫的請求，他的前參謀長施泰馮至少秘密去了兩次俄羅斯。他在那里會見了假地下人員，而且每次回來都充滿著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賦予他的“樂觀情緒”，并立刻把這种情緒也傳染給了庫捷波夫。 庫捷波夫是一個悲劇人物，盡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個“鐵將軍”，但是更符合他的評价卻是他給最后一個沙皇總司令科爾尼洛夫將軍下的評語：“一個獅子心腸、綿羊頭腦的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只有讓他待在巴黎，蒙騙他，破坏他的威信，也就能達到目的——動搖白色流亡分子。然而，無論是肅反委員會，還是以后替代它的各种組織，都不能清醒地、客觀地評估反革命勢力的真正力量，都有過高評估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動”都被無限擴大了。他們甚至認為“俄國軍人聯合會”的領導人庫捷波夫已构成了相當嚴重的威脅而應加以鏟除。但是因為庫捷波夫未能像薩溫科夫和賴利那樣被騙回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便對他進行了劫持。這個決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從莫斯科派去劫持庫捷波夫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軍官謝爾蓋·普濟茨基，參加過“托拉斯”行動和“辛迪加”行動。劫持行動是1930年1 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將近十一點時，在巴黎第七區的大街上進行的。看起來圈套是他的前參謀長施泰馮將軍設的，因為是他通知庫捷波夫，說有兩個蘇聯來的布爾什維克地下組織的代表必須馬上見他（其實這兩人一個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駐巴黎机构的負責人尼古拉·庫茲明，另一個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地下”要員安德烈·菲赫納），并說他們在出租車里等著他。幫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進行這一行動的，還有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巴黎警察。這樣，即使有哪個行人看到庫捷波夫被塞進汽車里（真的有一個行人目睹了這一切），也會當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實上情況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馮以“請求見面”為由，來到庫捷波夫家。庫捷波夫的妻子回答說，她丈夫去參加死者悼念儀式還沒有回來。施泰馮來此的目的實際上是要穩住這個女人，盡量延遲她因丈夫逾時未歸去向警察局報告的時間，施泰馮在几個小時的“等候”中，先是對庫捷波夫的“未歸”作了几种“寬慰性”的解釋，而后又建議她到白軍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時，劫持庫捷波夫的汽車在好几輛車的護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峽。后來，法國刑訊局提審的證人說，他們看到庫捷波夫被帶上了蘇聯的輪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將軍脆弱的心髒未能經受住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新羅斯克一百英里的時候，他心髒病發作一命嗚呼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最終也沒能審訊成庫捷波夫，這樣，也就沒能揭破白匪反蘇陰謀的其他秘密。 劫持庫捷波夫后不久，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又招募了另一個流亡巴黎的將軍。此人便是國內戰爭時期白軍某師指揮員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子、人稱“庫爾斯克夜鶯”的女歌唱家娜杰日達·普列維茨卡姬，因思鄉心切，已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聯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獲准回到蘇聯，但是捷爾任斯基沒有同意。在庫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將軍和娜杰日達·普列維茨卡妮几乎每天都來探望庫捷波夫的妻子：一來向她表示慰問，二來向她打听調查失蹤情況的進展，并及時將情報轉告國家政治保衛總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總是對我說，我丈夫仍活著，”庫捷波夫的妻子后來回憶說，“當我對這种信心表示惊訝之時，普列維茨卡姬便說，她做了個夢，夢見是這樣的。” 普列維茨卡妮很善于隱藏自己的真實情感，她經常高唱：“啊，俄羅斯母親，你白雪皚皚”和其他傷感的歌曲，很能打動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輕松地就打人了整個歐洲的白軍圈子。 很多年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以及接替它的組織一直“惱怒地”否認他們同劫持庫捷波夫一事有關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發布的一則死訊訃告偶然承認了這一事實：“國家安全委員謝爾蓋·瓦西里耶維奇·普濟茨基曾參加過國內戰爭，是一名忠誠的布爾什維克、列宁主義者和捷爾任斯基的學生。他不僅參加了捉拿薩溫科夫和摧毀‘托拉斯’組織的行動，而且還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庫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白匪分子的行動。C·B·普濟茨基兩次榮獲紅旗勳章，并多次受到肅反委員會的獎勵。” 庫捷波夫之后，繼任俄國軍人聯合會頭目的是葉夫根尼·卡爾洛維奇·米勒，他的幼稚一點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領。他最初的步驟之一，就是將俄國軍人聯合會的大部分資金委托給一個叫伊万·克呂格爾的詭計多端的騙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呂格爾原形畢露時，錢也無影無蹤了。在頭年夏天，還是在与克呂格爾翻臉之前，鄧尼金曾憂心忡忡地寫信給自己的朋友說：“俄國軍人聯合會已經僵死了。除了其內部無休止的陰謀活動外，它再沒有一點生命的气息了。簡直是一塌糊涂。” 在這些內部的陰謀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將軍發動的（他并沒有得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協助）。他組織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權力的陰謀，并提出同其他兩名白軍將軍決斗。盡管兩次決斗都取消了，法國當局還是威脅說要注銷他的居住證。最終沙季洛夫獲准留下了，但條件是他再不參与政治。他脫离了俄國軍人聯合會，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時期曾聲名顯赫的人一樣，陷入了對他們來說是窘迫的境地，當起了出租汽車司机。 由于米勒的領導無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陰謀，俄國軍人聯合會毋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費力便自我瓦解了。不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是為加快這一過程而插了一手。斯科布林將軍成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在俄國軍人聯合會內的最重要的間謀。1933年，米勒派他領導“在芬蘭的秘密行動”，一年后，在芬蘭情報机构的幫助下，斯科布林將俄國軍人聯合會的兩名間諜送過蘇芬邊境去“執行任務”。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早在那里等著他們的到來。慶幸的是，剛一越過邊境；這倆人發現事情不妙，急忙以手槍自衛，然后又跑回芬蘭領土上來。打這儿以后，芬蘭人就拒絕幫助越境，這顯然是暗示，他們有情報表明，斯科布林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气惱的米勒推翻了這一判定，稱斯科布林是“陰謀与惡毒誹謗者的長期受害者”，并任命他為“國外反間諜机构負責人”。 1934年，財政上的困難迫使米勒將俄國軍人聯合會的總部机關遷到了便宜些的租房里。一個俄羅斯僑民、商人謝爾蓋·特列季亞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樓的住宅，索价也比較适中。米勒當然未料到這個特列季亞科夫實際上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化名為伊万諾夫。在米勒遷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間里裝上了竊听器。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亞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個小時來記錄米勒同其下屬的談話內容。 特列季亞科夫對事業的忠誠， 在下面這兩封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于1934年底發出的電報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們認為有必要表彰伊万諾夫的勤勉以及對事業的忠誠。盡管11月23日晚生了重病，但他不顧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報，這一點你們從呈報的記錄中便可以看到。” 中心——巴黎： “請為伊万諾夫提供醫療費，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業。數目你們自定，但不應超過月薪。” 在第一總局的秘史中講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國軍人聯合會已不再是其國外活動的主要目標了，而取代他們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國外度過了十一年半的時間。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國；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這些時間里，托洛茨基的身邊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樣，活動著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在潛到托洛茨基身邊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早期間諜中，最成功的要數立陶宛的猶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維丘斯兄弟。他們就是以后更為人們所知曉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從1929年春開始的三年時間里兩兄弟一直是托洛茨基最貼身、最信賴的人。他們倆能夠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蘇聯的支持者通信用的密碼、秘寫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將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給了他們，而這些信件和他在蘇聯的支持者一樣，全部都落人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手中。索博列維丘斯兄弟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在法國和德國度過的。他們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會面，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情報。二戰期間他們又作為蘇聯間諜出現在美國。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間；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1929年夏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得到消息（大約是一個監視托洛茨基間諜提供的），說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一個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訪了他。這個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刺殺德國大使米爾巴赫伯爵而導致嚴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來被恢复了名譽，并且還升到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駐伊斯坦布爾的“地下机构”負責人的職位）。當時布柳姆金同意將托洛茨基的書信交給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認為，還“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組織建立非法聯系的辦法。”特里利瑟爾并沒有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約和亞戈達商量了之后）命令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一個漂亮的女間諜麗莎·戈爾斯卡娜“拋開資產階級的偏見，”去引誘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證將他誘回莫斯科。 這次行動的當地領導人，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合法”駐外机构負責人瑙姆（列昂尼德）·亞力山德羅維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當時是眾所皆知）。后來他又作為暗殺托洛茨基的組織者而名揚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爾斯卡妮的公司被捕，盡瞥為時太晚，但他還是明白了，自己是被當成奸細利用了。“麗莎”，他說，“你出賣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個因同情反對派而被槍決的布爾什維克。据奧爾洛夫講，他毫無懼色地走向刑場，在行刑的槍聲響起之前，高聲喊道：“托洛茨基万歲！”此后不久，戈爾斯卡妞便嫁給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駐柏林（后來是駐華盛頓）机构的負責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維奇·扎魯賓。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間，他在蘇聯的支持者人數迅速減少了。因為堅信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說的那句話“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對派”的成員都在斯大林的路線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個通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無疑也會搞到）。通報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關押的托格茨基支持者的人數已不超過一千人。盡管如此，托洛茨基還是不無自豪地寫信給一些擁護者：“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個，而是三十五個忠于自己的旗幟的人；即使只有三個人——旗幟也終不倒下。”西方共產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現為利用往返蘇聯之机充當托洛茨基与日益減少的支持者之間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年間，其信件總是細水常流。它們多來自勞改營，大部分都是寫在粗糙的包裝紙上的，有時是寫在煙盒紙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偽裝。有一次，他的寫字台上出現了一個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寫著整整一篇政治論文。1932年底，這股細流也干涸斷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從未有過眾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來的特點就是總想分門別派。而三十年代，他們的這一嗜好也正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間諜們所積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維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奧地利的一個托洛茨基分子庫爾特·蘭道同托洛茨基本人發生沖撞，結果蘭道干脆被開除出托洛茨基運動。還有一個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間諜名叫安里·拉克魯阿， 他在1933年3 月突然發表了一個渙散斗志的聲明：“（托洛茨基領導的）反對派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這個反對派，也不理解他們，而与此同時，工人們卻都在支持蘇聯，都在支持西班牙共產党所搞的那种共產主義。” 如果斯大林能夠客觀地評价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不斷為他提供的有關托洛茨基運動“外部寡助，內部紛亂”的消息的話，他應該會感到心滿意足了。然而，他就不善于進行客觀的評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個幽靈似的白天跟著他，晚上也不讓他安宁。扎克·多依徹曾如是評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熱般地醉心于這种仇視，并把它視為國際主義運動和整個蘇聯的頭等大事。所以說。使所有政治的、戰術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從于這种仇視的暴虐是很值得一寫的，因為，在整個歷史上未必能再找出這樣一例，即這樣強大的權力和宣傳潛力都是瞄准一個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現實中的托洛茨基的話，這种怪現象就簡直無以解釋了。但是迫害的實際對象變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話人物，而且這個人物越來越不像那個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隨著那個神話中的托洛茨基的威脅變得越來越大的時候（這是斯大林的看法），現實中的托洛茨基的勢力和影響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歐洲都找不到一個安全的總部來組織聯合共產党的反對派。1932年11月，他离開土耳其去尋找新的避難所，但一個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原地，因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給他提供過境簽證。后來，在1933年夏，他被獲准前往法國，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連串限制，最終于1935年夏被驅逐出境。托洛茨基又從法國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進行政治活動，于是他被迫遷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托洛茨基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謝多夫。謝多夫1931年從土耳其遷到了柏林，兩年后，當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時，他又遷到了巴黎。正是謝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對派通報》，并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們保持著聯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為止。在謝多夫身邊也和在他父親身邊一樣，活動著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打人的間諜。從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個人就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馬克·茲博羅夫斯基，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謝多夫的助手，協助出版《通報》工作，并負責同在俄羅斯的為數不多的反對派進行聯系。謝多夫對茲博羅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將自己郵箱的鑰匙也交給了他，允許他取信件，并將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資料也存放在他家里。 在緬任斯基和亞戈達時期，內務人民委負部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在國外采取的針對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動。僅僅是監視，委派間諜，瓦解組織等。而從葉若夫時期，內務人民委員部便開始執行清除托洛茨基運動領導人的政策。1936年12月，葉若夫組建了“特別行動處”，該處在葉若夫的親自領導下活動，并擁有奉斯大林之命在國外搞政治謀殺的“別動隊”。以后的兩年中，這個處的主要活動場所是西班牙。 蘇聯政府并沒有立刻對1936年7 月西班牙開始的內戰作出反應，它錯誤地認為，共和國政府會很快平息佛朗哥將軍領導的民族主義力量的起義。但是，8 月27日，經驗丰富的外交官彬羅森堡以蘇聯大使身份來到西班牙時，卻帶來了一大批隨行人員，其中有前軍事情報机构的負責人揚·別爾津將軍（他來西班牙是為了領導蘇聯軍事代表團的工作）。揚·別爾津是個身材高大、頭發花白，沉默寡言的人，有時，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別人總把他當成英國人。除了他以外，以軍事顧問身份到來的還有戈列失和庫利克將軍，后者就是未來的元帥馬林諾夫斯基。紅軍的將軍們在參加國內戰爭時經常使用各种化名、例如：拉扎爾·施捷恩將軍，實際上就是埃米利奧·克列別爾將軍，他持有內務人民委員部提供的加拿大護照和相應的“傳奇經歷”，1936年底，作為“馬德里的救命恩人”而聞名遐邇；馬泰·扎爾卡將軍實際上就是盧卡奇，前匈牙利小說家、后來加人紅軍并成為大概是“國際縱隊”中有名的指揮員；亞諾什·加利奇將軍，他就是同樣來自匈牙利的、大概是“國際縱隊”中最沒名气的指揮員加爾；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將軍的化名為帕布洛，他可以算上是共和國坦克部隊中最有才干的指揮員之一；最后，還有卡羅爾·斯韋爾切夫斯基將軍，他化名為瓦爾特，這位將軍來自波蘭，當過紅軍軍長、二戰后在波蘭的共產主義政府中任過國防部副部長。 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西班牙共和國內擁有雖不起眼但實力卻不弱的勢力。它在當地的領導人， 是后來叛逃到西方的亞歷山大·奧爾洛夫。他是1936年9月來到西班牙的，主要任務是保證斯大林主義戰胜頻頻進攻它的馬克思主義异端。7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告知西班牙共產党：“無論如何，必須要徹底擊潰托洛茨基分子，要使他們在群眾看來是法西斯分子的秘密机构，正是他們在挑起內亂、為希特勒和佛朗哥將軍效力，正是他們企圖分裂人民陣線，對蘇進行誹謗，為積极扶持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而進行秘密活動”。 但對于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員（其中主要是共產党員）中的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前來西班牙，是為了加人國際縱隊保衛共和國的，上述宗教性的幻想与他們的想法甚遠。他們認為，而且大部分“歐洲左翼”人士也都這樣錯誤地認為，佛朗哥的起義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的陰謀，所以，他們支援西班牙的戰爭是反對國際法西斯的一次十字軍遠征。的确，對許多人來說，在他們身上都洋溢著這种“最偉大”的情感。比如詩人Y·X·奧登就曾寫道： 你有何明見？建立公正的城堡。我將照辦。 我要是同意，或許，就意味著簽定了一份自我的協議， 浪漫的死亡？很好，我接受，只因 我就是你的選擇，你的決定。是的， 我就是西班牙。 斯大林也在自己十月致西班牙共產党領導人的公開信中， 利用了這一情感：“將西班牙從法西斯反動分子的枷鎖中解救出來，這不僅是西班牙內部關心的問題，也是所有進步人士的共同事業。”然而，斯大林主要關心的并不是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而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滲透。 在巴黎國際縱隊志愿人員征募中心，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便衣們仔細地盤問著那些非党志愿人士，并建議他們一到西班牙就留下護照。此后，這些護照便通過外交郵局被發到莫斯科。兩千本美國護照給內務人民委員部帶來了最大的收獲，他們感到格外滿意，因為后來的一些“地下人員”用的就是這些護照。 國際縱隊在阿爾巴塞特的基地是受共產國際委員會政治部的控制。該部領導人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法國來的安德烈·馬蒂。他許多年間一直在為蘇聯軍事情報部門工作，并很樂意在同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中幫助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西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像馬蒂這樣對鏟除反斯大林的异端如此瘋狂的共產党人了。和馬蒂一起出現的還有一些有影響的共產國際的官員。他們中間有些人，比如馬蒂的副手，意大利人路吉·朗格（他就是加洛）和祖澤別·德·維多利奧（他就是尼科萊蒂），對他的宗教式的幻想十分厭惡。其他人則是馬蒂一類的斯大林學說的教條主義者，其中包括后來東德的領導人瓦爾特·烏布里希，他那時在領導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支小分隊，負責追捕國際縱隊中的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子”。 但國際縱隊志愿人員給予擁護共和制的人們的援助，是不能和民族主義分子從納粹德國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幫助相提并論的。希特勒盡管也明白，佛朗哥從內心深處講与其說是個法西斯分子，倒不如說是個墨守成規的傳統主義者，但他仍將西班牙視為試驗自己“閃電戰”技術的試驗場，而這一技術在二戰初期曾以所向披靡之勢被成功運用。1936年，希特勒給予的迅速援助使得起義者們避免了很快潰敗的命運，并將佛朗哥扶上了最終通向胜利的道路。 共和制的擁護者們還苦于另一狀況：他們与民族主義分子不同。往往被分裂成一個個小組。雖然俄國人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但是他們將共和主義者們之間的分歧激化到這樣一种瀕臨國內戰爭的態勢。到1937年春，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勢頭已開始壓過反對佛朗哥的戰爭勢頭。斯大林擔心，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党，會不顧托洛茨基本人對它曾有過的尖銳批評，而在西班牙為托洛茨基提供避難所。1935年，安德烈斯·尼思成為該党締造者之一。尼思曾是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時的私人秘書，后在加泰羅尼亞政府中任司法部長，直到1936年12月被共產党人排擠走為止。 1937年5 月，西班牙共產党人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幫助下，開始清除馬克思主義統一工党。 當時領導國外處的斯盧茨基告知內務人民委員部駐外机构負責人：“我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加泰羅尼亞和反對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党上面”。6 月，尼恩被逮捕并遭到嚴刑拷打。當他拒絕承認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之后，他們將他活活打死了。事后，共產党人企圖掩蓋他的死亡真象，制造了一個尼思落到納粹綁架小組手中的假象，雖然并沒有得逞，但說明他們企圖掩蓋這一事實真象。很快，托洛茨基以前的另一個秘書，曾在他流放挪威之時与其一起工作過的埃爾溫·沃爾夫也在巴塞羅那被劫持，并被內務人民委員部給除掉了。在那些．同情馬克思主義統一工党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當中，應該提到托洛茨基過去的支持者庫爾特·蘭道；早期孟什維克的領導人拉斐爾·阿布拉莫維奇的儿子馬克·賴恩；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講師的霍斯·羅布爾斯；記者、英國礦工領袖的儿子斯梅利。還有許多馬克思主義統一工党的普通成員依据共產主義法庭的判決而被非法槍決了。其他的領導人也在1937年6月被逮捕。他們的辯護人貝尼托·帕邦因為實在害怕遭暗殺，便逃到了菲律賓。 1937年5 月當上共和國首相的胡安·內格林，也知道內務人民委員部制造的一些殘殺事件，但是他顯出了惊人的幼稚。戰爭結束后，民族主義分子在讓公眾了解秘密監獄的情況時揭露，該監獄的建造者——共和國安全机构完全受控于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對此，內格林不以為然，并聲稱這是法西斯分子搞的蠱惑人心的宣傳。當然，十年后，他承認被人騙了。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及其西班牙幫手們清除馬克思主義統一工党的支持者的時候，很受斯大林寵愛的法國人安德烈·馬蒂，組織了針對托洛茨基叛徒們的公開的“獵捕妖婆”行動。對馬蒂來說，和他工作過的一個法國共產党員寫道，“在國際縱隊內部的敵人要比戰壕那一邊的敵人還要多”。任何一個違反軍紀的行為，在馬蒂看來，都是旨在“分裂和瓦解國際縱隊”的托洛茨基大陰謀的一部分。馬蒂在西班牙曾有“阿爾巴塞特的劊子手”的名聲，為此，法共領導人不得不將他召回巴黎，讓他作出解釋。馬蒂也直言不諱地說，他确實下令處死了國際縱隊的500 名成員。他稱，這些人都犯下了各种罪行”，并為“佛朗哥充當間諜”。歐內斯特·海明威盡管對“國際縱隊”有著确實的好感，但也認為，馬蒂是個“古怪的人，如同被窩里的臭虫。他有槍斃人的癮好……他清洗的人比索利沃森還要多。” 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別動隊”不僅在西班牙活動得非常積极，在他們的行動中。甚至也包括了對北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的追蹤。1937年6月5日，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美國女間諜朱麗葉·斯圖爾特·波因茨，因對上司心怀不滿而离開了自己在曼哈頓“婦女協會”大樓的房間。此后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她，据后來資料講。她被俄羅斯的一個舊情人沙奇諾·愛潑斯坦（此人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騙進了陷講。波因茨被殺死以后，她的尸体被砌進了格林威治村一座房子的磚牆里。 然而，大部分“暗殺行動”是在大西洋的彼岸進行的。1937年春，內務人民委員部得到消息，顯然，是從馬克·茲博羅夫斯基（也就是埃季延）那里得來的，說西歐的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同荷蘭的一個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斯奈弗利特進行了秘密接触。于是就派了一只“別動隊”去巴黎，任務是找到并除掉此人。領頭的是國外處的副處長米哈伊爾·施皮格爾格拉斯，此人身材矮小、壯實，長著一頭淺色頭發和一對蛤螟眼。7 月17日，內務人民委員部駐荷蘭机构負責人瓦爾特·克里維茨基被傳去同施皮格爾格拉斯在万塞油的“巴黎博覽會”上見面。會面時，施皮格爾格拉斯通報了叛徒的情況：此人為蘇聯的“地下人員”，波蘭人出身，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納季·波列茨基（他就是路德維希，也就是賴斯）。在施皮格爾格拉斯同克里維茨基見面前不久，波列茨基把一個封口的包交給了蘇聯貿易使團里的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軍官，里面是要發往俄羅斯的報告。他沒想到報告在到達莫斯科的“中心”之前會有人能知道它的內容。施皮格爾格拉斯打開信封給克里維茨基看了里面的內容。報告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來加重斯大林和葉若夫對內務人民委員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組織在活動的恐怖症。信封里還有一封致中央委員會的信，信中波列茨基宣布自己不再回來，歷數了斯大林的罪行，并號召“同斯大林主義進行無情的斗爭”。信的末尾寫道： “我決心為列宁的事業奉獻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繼續斗爭，因為只有我們的胜利——即無產階級革命的胜利才能將人類從資本主義中解救出來，才能將蘇聯從斯大林主義中解救出來。為了新的戰斗，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前進！” 一個半月后，即11月4 日，波列茨基布滿彈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被人發現了。施皮格爾格拉斯是通過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一個為躲避納粹迫害的德國女共產党人格特魯德·希里德巴赫，將其引進陷附中的。希里德巴赫寫信給波列茨基，說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議。、她和波列茨基夫婦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館里見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沒有勇气徹底按照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指示去做——將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給波列茨基的妻子（這個盒子后來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還是將波列茨基騙到了一條僻靜的路上，在那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殺手羅斯蘭·弗朗蘇阿·羅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動槍對他連發數槍。在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明白他上了別人的圈套。當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時，他的手中還挨著希里德巴赫的一縷白發。事后，為了將警方引人歧途，內務人民委員部寫了封匿名信，說死者曾干過國際武器走私的行當。但這陰謀并未得逞。盡管羅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夭夭，但瑞士警方還是從羅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們參預了謀殺的事實。在羅西丟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詳細平面圖。 內務人民委員部“別動隊”的下一個受害目標是流亡白軍俄國軍人聯合會的頭目米勒將軍。1936年12月，國外處處長斯盧茨基親抵巴黎為劫持米勒的行動做准備。他請駐荷蘭的机构負責人克里維茨基給他推荐兩名能扮成德國軍官的間諜。直到八個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維茨基才明白了這一請求的意圖。1937年9 月22日，米勒和七年前的庫捷波夫一樣，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個大街上給劫持了。不過和庫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給自己的秘書長庫索斯基留了個條子，如果他回不來就拆看這個條子。紙條中寫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將軍在12：30有個會面，他們要与鄰國的兩個武官——兩個“德國人”以及駐巴黎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見面。這樣，斯科布林作為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的身份便被暴露無遺。當日晚，俄國軍人聯合會的副會長克德羅將軍同庫索斯基將軍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婦。當斯科布林夫婦來到俄國軍人聯合會的時候，他們向他詢問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當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條子這件事，就矢口否認當天見到過米勒。于是克德羅夫和庫索斯基便拿出了紙條。斯科布林繼續否認和米勒見過面。克德羅夫和庫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們上警察分局走一趟。在樓梯上，斯科布林將兩人一把推開，沖了下去，轉眼不見了。門廳里黑洞洞的，兩人沒法追上他。而等他們來到外面，斯科布林連影子都沒了。他從巴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慘遭暗殺，顯然這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殺人滅口之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達·普列維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認參預了劫持行動，被判處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監獄中。 在普列維茨卡妮一案的審判中，原告稱，根据偵探局的調查結果可以判定，米勒是被劫到了蘇聯大使館里，在麻醉以后，給裝進一個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公司的一輛卡車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爾港的蘇聯貨船上。有几個證人還看見那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庫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僅經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他還經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這般顛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訊拷問，然后被秘密槍決了。然而，就是審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無憂地認為，白匪軍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脅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時間里，謝爾蓋·特列季亞科夫對俄國軍人聯合會總部的監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竊听的談話的記錄中，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大陰謀的跡象。于是，“中心”便認為。特列季亞科夫（化名是伊万諾夫）顯然是和陰謀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給在巴黎的机构去了一封電報：“我們認為，伊万諾夫在欺騙我們，交給我們的并不是談話的真實內容，而是純粹的偽造品”。而事實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為他們以不斷臆造新陰謀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動給予俄國軍人聯合會以致命的打擊。一些白軍分子還錯誤地指責他的秘書長庫索斯基也參預了這個陰謀。俄國軍人聯合會后來將總部遷到了布魯塞爾，由新任頭目阿爾漢格爾斯基領導。但此時的俄國軍人聯合會已比米勒時期更像一個气數已盡的組織了。盡管如此，比利時則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策划和實施下一次政治謀殺的地點。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作人員格奧爾吉·阿加別科夫，在被長期跟蹤之后被別動隊除掉了。与此同時，別動隊還開始了對另外兩個繼阿加別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動。這兩個人一個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駐荷蘭的机构負責人克里維茨基，一個是共產國際后備組織的創建人維利·明岑貝格。1937年，兩人沒有遵從命令回到莫斯科，因為他們明白，回去也是死路一條。1938年7 月，內務人民委員部駐西班牙共和國的机构負責人亞歷山大·奧爾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對象，他也是沒有服從“中心”讓他返回莫斯科的命令。 但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國外打擊的主要“人民之敵”還是一些有影響的托洛茨基分子。內務人民委員部有三個主要目標：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謝多夫；魯道夫·克勒門特——他被任命為1938年成立的第四國際的書記；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對托洛茨基分子滲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擔憂，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朋友克里約茨基逃往西方進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維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遺孀的律師介紹給謝多夫： “我見到謝多夫時就坦率地告訴他說，我來并不是想加入托洛獲基分子的組織，只是想听听你們的建議，同時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熱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們几乎每天都見面。我很贊賞謝多夫的人品。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在斯大林的間諜們追捕我的日子里給我的無私的幫助和支持。他很年輕，但同時又有才干——富有魅力，知識淵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國的審判會上宣稱，謝多夫從希特勒和日本帝國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筆錢款。而我則看到，謝多夫過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他整天在為反對派的事業操勞，并沒有像樣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會不從謝多夫同克里維茨基“几乎每天的”見面中看到最險惡的用心的。克里維茨基顯然不知道，謝多夫最貼身的助手馬克·茲波羅夫斯基（即埃季延）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正是他“勤勉地”將會面情況報告給“中心”。也正是這些會面在決定清除謝多夫的活動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個嚴厲的父親，他有著剝奪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不像克里維茨基那樣欣賞他儿子對事業的忠誠和其工作能力。謝多夫一度貧病交加，但他仍堅持繼續出《通報》，并關注分裂托洛茨基運動的內部紛爭問題。而托洛茨基卻在1938年1 月從墨西哥生气地寫信指責：“我對《通報》的進展情況很不滿意，所以我得重新考慮將它遷往紐約的問題。” 謝多夫為了拼命滿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顧疾病的多次發作。將自己的闌尾炎手術一再推遲。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劇烈發作，這次再也無法拖下去了。埃季延便幫著說服謝多夫，讓他相信，不在法國的醫院，而在一個俄羅斯僑民開的私人小診所中做手術，就能避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監視。盡管謝多夫沒有起疑心，但毫無疑問，那里也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在活動。埃季延在叫急救車之前，就急忙將此事首先告知了內務人民委員部（他后來承認了這件事），謝多夫當晚就做了手術，此后几天他有所好轉。似乎是出于安全考慮，埃季延沒有將這家診所的地址告訴在法國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他早已告知內務人民委員部了）。來看望謝多夫的只有他的妻子然娜和埃季延。2 月13曰，病情突然神秘地惡化了。人們找到謝多夫時，他正在走廊里說著胡話。醫生對謝多夫的狀況十分震惊，甚至問謝多夫的妻子，他會不會是想自殺。听了他的話，然娜失聲哭了起來，她說可能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對她丈夫下了毒。盡管輸了好几次血，謝多夫的情況還是在急劇惡化；2 月16日他在痛苦中死去。那時他只有三十二歲。 常規檢查确定他的死因是術后并發症，心力衰竭和抵抗力差。盡管沒有證据表明內務人民委員部同謝多夫之死有關——這也确實不奇怪——但很顯然，正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做的手腳促成了他的死亡。內務人民委員部里當時已有一個用藥品和毒物進行試驗的醫務小組。它的名字叫“暗室”，是由曾經學過藥劑學的亞戈達組建的。毫無疑問，謝多夫也和他父親一樣，是內務人民委員部一個別動隊的目標。很難想像，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把謝多夫誘騙到那個很可能已潛伏有間諜的診所里之后，會不下手毒害他。 謝多夫的死，為內務人民委員部提供了進一步控制托派組織的机會。埃季延接手了《通報》的出版工作，并与那些從斯大林統治的俄羅斯逃出來的、試圖与托洛茨基進行聯系的人保持著聯系，事實上，埃季延成了聯結歐洲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重要環節。他玩弄陰謀，使托洛茨基和斯親利特發生爭吵，使然娜与托洛茨基的關系更加惡化，并悄悄地為托洛茨基分子各派之間已有的分歧火上澆油。埃季延毫不怀疑地認為，托洛茨基對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甚至還直接向托洛茨基詢問對他本人的看法。要知道，當時斯奈弗利特（且不只是他一人）怀疑埃季延一直在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非常明确，建議請那些中傷他的人向“獨立委員會”提交指責的證据。顯然，托洛茨基本人對埃季延的信任從未動搖過。 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下一個目標，是負責為托洛茨基第四國際的成立做准備工作的德國人魯道夫·克勒門特。7 月13日，克勒門特在巴黎自己的住宅中神秘地失蹤了。大約兩周后，托洛茨基收到從紐約來的似乎是克勒門特寫的信，信里指責他和希特勒相勾結，并羅列了其他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在法國的許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收到了信的复件。托洛茨基并未對這封信太在意（這樣做也是正确的），他認為，這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搞的偽件，或是克勒門特在槍口的逼迫下寫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計划大概是想讓克勒門特在進行這樣無端的“揭露”之后就消聲匿跡。然而他們未曾料到，在大家收到信后，不久，有人在塞納河畔發現了一具無頭尸体。兩個法國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据死者手上特有的疤痕認出這是克勒門特。 第四國際實際上成了一個死胎。成立“大會”是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一個法國托洛茨基分子艾爾弗雷德·羅斯默家中開幕的。只有二十一個代表參加了大會。他們分別代表了十一個國家中的很小的托洛茨基分子小組。“俄國支部”的代表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埃季延。因為真正的成員在此之前几乎全部被殺害。參加會議的還有拉蒙·梅爾卡特（也就是扎克·莫爾納爾，也叫弗蘭克·杰克遜），此人是美國的托洛茨基分子、翻譯西爾維姬·阿格洛芙的情人。后來梅爾卡特國刺殺了托洛茨基而揚名。 托洛茨基傳的作者伊薩克·多依徹很公正地講過，重建的“國際”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虛設物，它對日益減少的、分裂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們影響甚微。托洛茨基本人也因流落墨西哥而陷入完全的隔絕狀態。意識到“我們今天的力量与明天的任務很不相稱”，他充滿信心地鼓勵大家并預言，“在即將到來的十年中，第四國際的綱領會贏得千百万人的擁護，而這千百万革命者能夠翻天覆地”。大概，唯—一個認真對待托洛茨基的預言的國務活動家就是斯大林了。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往其駐外机构、以及共產國際發給各成員党派的信中。就常對他們清除托洛茨基主義的積极性不高表示不滿。戈爾季耶夫斯基還記得一封發往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的怒气沖沖的電報，這也是保存在檔案中的一系列電報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封。“貴國對反對托格茨基匪徒的行動所持的消极態度令人無法忍受”。在斯大林之流陰謀家的頭腦中。托洛茨基成了比阿道夫·希特勒還要危險的敵人。至于希特勒，斯大林至少在三十年代中期還看到有締結條約的可能，和托洛茨基則要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 在1938年3 月進行的戰前最后一次公審之后， 蘇聯的大鎮壓開始有所收斂。7月，外高加索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領導拉夫連季·貝利亞，被任命為葉著夫的第一副手。到12月 8日葉若夫被撤換前，實權已經掌握在貝利亞手中。在整個大清洗時期，斯大林都极力逃避公開承擔責任。撤掉葉若夫，斯大林可以將葉著夫作為這种被稱為“葉若夫恐怖”的、且可公開的無度行為的替罪羊。葉若夫的繼承人貝利亞作為一個“本領超人、見風使舵的現代宮庭近臣、具有東方人狡詐、阿換和虛偽”的化身，令斯大林的女儿斯韋特蘭娜吃惊不已。除此之外，貝利亞還是一個极端無恥的好色之徒。根据他的命令，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經常在大街上抓些漂亮女士（而且大多是些中學生）為他送去。他們對這些姑娘百般凌辱，而他們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膽敢上告，一般都得進勞改營。 貝利亞時期的清洗、開始時帶有選擇性，但是對托洛茨基的追捕卻仍在全力進行著。生活在墨西哥的現實中的托洛茨基，已越來越不像那個神話中的、不斷折磨恐怖症患者斯大林的托洛茨基。1940年5 月，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有兩万名共產党員舉行了游行，他們高舉著“托洛茨基滾出去！”的口號。而此時，据托洛茨基身邊的人估算，在墨西哥積极活動的托洛茨基分子至多不超過三十人，而且他們還被分裂成几個敵對的派別。不過，盡管互相敵視，他們還是輪流保衛著托洛茨基在考約阿康的住宅（考約阿康：墨西哥城郊區地名，此時已成為市區）。克格勃至今還將刺殺托洛茨基看成是曾進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特別行動”。在1979年落成的第一總局的“紀念館”中，可以看到謀殺者培姆（列昂尼德）·亞力山德羅維奇·艾廷根的肖像和對他的贊辭。艾廷根參預“暗殺活動”是從1929年鏟除布柳姆金開始的。艾廷根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里為數不多的經受清洗而幸免于難的猶太人之一。他的一個同事記得他長得很健壯，禿頂，額頭扁平，有著一對銳利的小眼睛、他曾化名科托夫將軍參加過西班牙的國內戰爭，為國際縱隊在民族主義分子的后方開展游擊戰爭出謀划策。在西班牙，他結識了巴塞羅納的女共產党人卡里達德·梅爾卡特·德里·里奧，并將她本人連同她的儿子拉蒙·梅爾卡特，即后來殺害托洛茨基的直接凶手，一起招募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 1937年，羅西殺害波列茨基以后，瑞士警方在他的箱子里發現的托洛茨基別墅的平面圖說明，托洛茨基剛到墨西哥，便受到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嚴密監視。1948年，后來逃到西方的弗拉基米爾。波得羅夫有机會看到了刺殺托洛茨基的一份卷宗。這是一個有四、五英寸厚的卷本，里面有在別墅內拍的照片（照的有衛兵，圍牆，托洛茨基夫婦、和朋友一道喝茶時的托洛茨基，他的狗等等）以及許多其他的東西。顯然，不同時期在托洛茨基周圍活動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的數量也不相同，而且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也都不知道還有其他人。彼得羅夫看了檔案之后，記得第一個間諜是托洛茨基的一個女秘書。她還是在托洛茨基流落挪威時就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招募了。但是托洛茨基身邊最有影響的間諜還是拉蒙·梅爾卡特。 梅爾卡特是受過精心訓練的。被捕后，盡管對其進行了几個月緊張的審訊，但他對自己的情況總是守口如瓶（他的身份到1953年才弄清），對他為內務人民委員部效力一事只字不提。他看得出是一個絕頂聰明、受過体能訓練、很善于演戲的人。他能流利地說好几种語言，是個很冷靜的人物。西爾維亞·阿格洛芙承認，直到他殺害托洛茨基之前，她從未怀疑過梅爾卡特對她的愛。長期的心理測試表明，梅爾卡特反應能力极快，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善于在黑暗中判定方向，能很快領會并記住各种复雜的指示。除此之外，他能在3 分40秒內，摸黑分解并組裝毛瑟槍。 1939年9 月，梅爾卡特在紐約搭上了一個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未來的情婦西爾維亞·阿格洛芙。他是持著從國際縱隊的志愿人員那里弄來的名為弗蘭克·杰克遜的加拿大護照來到美國的。在紐約他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駐外机构負責人蓋克·奧瓦基米揚接上了頭，并通過他得到了大部分刺殺托洛茨基的指示。根据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指示，梅爾卡特在1939年10月來到墨西哥城，打的旗號是從事進出口工作。在那里，他和自己的母親以及她的情人端姆·艾廷根恢复了關系。1940年1 月，西爾維亞·阿格洛芙經不住梅爾卡特的多次勸說，就搬到墨西哥城他的住處与其同居。阿格洛芙和自己的領袖列夫·托洛茨基很快就聯系上了（毫無疑問，這也正是艾廷根所指望的），并在兩個月內履行了他的女秘書的職責。梅爾卡特每天上午都送她到托洛茨基的別墅，下班后又接她回去。阿格洛芙在墨西哥的時候，梅爾卡特從沒有試過潛進別墅去，但他已經和衛兵們混熟了，還獲得了托洛茨基的法國學生艾爾弗雷德和瑪格麗特·羅斯默的信任。1940年3 月，阿格洛芙回紐約后不久，羅斯默便第一次將梅爾卡特請進了別墅。 在此階段，梅爾卡特主要充當的不是凶手，而是潛入間諜。這時的別墅嚴然成了一座堡壘，有鐵柵欄和電网圍著，裝有自動報警系統一架著机槍，還有十名警察組成的小分隊，以及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充當非正式哨兵在保衛著別墅。梅爾卡特的主要任務，是取得策划武裝襲擊而必須的有關別墅及其居住者和衛兵的材料。襲擊的領導者是墨西哥著名的共產党人、藝術家達維德·阿利法羅·西凱羅斯，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時期的國際縱隊。5 月23日晨四點左右，二十多個身著警服和軍服的人在西凱羅斯的率領下用机槍將別墅的臥室狂掃一番，打得衛兵們惊奇不已、措手不及。而后，西凱羅斯做了一派胡言的聲明，說襲擊的目的不是想刺殺托洛茨基，而是對其逗留墨西哥進行積极有效的抗議。保釋之后，西凱羅斯在智利的一個共產党人、詩人帕布洛·涅魯茲的幫助下逃离了墨西哥。 襲擊發生五天后，梅爾卡特第一次見到了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樣，出于友好，他送給托洛茨基的孫子一只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放飛。在以后的三個月里，他十次來到別墅、每次待的時間都不是很長，有時也帶一些小禮物來。他只見過托洛茨基兩、三次。很可能，他還去了紐約兩次，去和奧瓦基米揚見面討論完成刺殺准備工作的事宜。8 月20日，梅爾卡特帶著自己的一篇文章來到別墅，因為托洛茨基答應過給文章做評述。他隨身還帶著把匕首，縫在外套襯里里面；一個衣袋里裝著把手槍，另一個衣袋里放著登山運動員用的冰鎬。他后來用的凶器便是冰鎬。梅爾卡特為什么還要帶匕首來那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把它藏在外衣里是以備其他凶器一旦被發現時用的。 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前用過類似方法。1938年一1939年冬，貝利亞將內務人民委員部一名叫博科夫的軍官叫去，問他，有沒有足夠的力气將一個人一下打死。“能，委員同志，”博科夫回答說。貝利亞解釋說，駐中東的一個蘇聯大使，据內務人民委員部所知，想請求政治避難。博科夫和一名助手被派去出差，任務是“除掉大使這個禍害”。來到該國后，博科夫從內務人民委員部駐該地机构負責人那里拿到一根細金屬條。他把金屬條藏在衣服里，然后和助手一起去拜見大使。博科夫找准机會轉到大使身后，然后給了他致命一擊。他和助手一起將大使的尸体用毯子卷起來，以便不留下血跡，然后將他塞進汽車里拉到城外給掩埋了。与此同時，大使的妻子被告知，她的丈夫被“緊急召回”莫斯科，走前他囑咐說，讓她和孩子坐火車緊隨其后。 不難想像， 他的家人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被從火車上弄下來，送進了關押“人民之敵”的集中營。 梅爾卡特也想一下擊中托洛茨基的后腦勺，把他打死，然后在尸体被發現前逃之夭夭。當托洛茨基坐在辦公室的桌子前看文章的時候，梅爾卡特從衣袋里掏出冰鎬，兩眼一閉，用盡全身力气朝托洛茨基的頭上砸下去。但是托洛茨基并未當場死亡。他發出一聲“令人毛骨惊然的、刺耳的尖叫聲”（“這一聲尖叫我將終生不能忘卻”，梅爾卡特后來講道。）并轉過身來，咬住凶手的一只手，在力气耗盡之前還抓住了冰鎬。他是在第二天，即1940年8 月21日，在醫院中去世的。 在克格勃的檔案中，對殺害過程描述得十分詳盡。。里面講到的和后來彼得羅夫回憶的一樣，對其造成致命傷的不是冰鎬的銳頭，而是鈍頭。梅爾卡特被判處二十年監禁，而他的母親和艾廷根，從事先計划好的路線逃到了蘇聯。在莫斯科，貝利亞接見了梅爾卡特夫人，她還被介紹給了克里姆林宮的斯大林，并被授予列宁勳章。但几年后，她開始受到良心的折磨，在共產國際總部里她曾對西班牙共產党代表說： “他們（內務人民委員部）再用不著我了，國外對我的……情況了如指掌，再用我就很危險了。但他們也知道，我再也不是過去的那個女人了……” “卡里達德·梅爾卡特已不是普通的卡里達德·梅爾卡特了，而是一個万惡的凶手。我不僅走遍了歐洲，尋找那些脫离樂土的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無情地殺死他們。我做的甚至超過了這些！……我還為了‘理想’把自己的儿子變成了一個凶手。盡管我看到了他被綁著，渾身血跡斑斑地從托洛茨基的房子里走出來的情形，但卻無法与他接近，我和列昂尼德（艾廷根）還不得不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跑掉。” 拉蒙·梅爾卡特在整個監禁期間始終對斯大林主義堅信不移。在歷史巨人的眼中，如他所說，他將成為一個為工人階級做出巨大貢獻的世界革命的戰士，是他使工人階級擺脫了走上背叛道路的領導人。梅爾卡特如果說明身份，講清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關系，那他有可能在做出某种承諾之后就會被釋放掉。但是他一直守口如瓶，不得不服滿了二十年的刑期。1960年，梅爾卡特從監獄里放了出來，他先從墨西哥到了古巴，然后又途經捷克斯洛伐克來到了俄國。可是當他提出加人蘇共的申請時，卻遭到了拒絕。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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