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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贛北新建縣一處從未啟用過的軍校校長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照西下，梧桐樹開始投下長影時，鄧小平就走出紅磚瓦房，開始散步。他微低著頭，邁著輕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著，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腳步在紅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從窗口看著他散步。鄧小平當時正被流放，時刻都在看守者的監視之下，她也受到同樣的監視。 她后來說：“看著他那堅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堅定了，他為今后的戰斗做好准備。” 當年，那些穿著灰褐色制服、身負行李背包、肩桂糧袋、腰挎駁殼槍、腳穿草鞋、目光堅定的人們，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艱苦跋涉，翻山涉水，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戰斗。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員。自那時起，漫漫的長征歲月已經過去整整五十年了。 看來，他們當時所向往的這种前景在思維敏捷的鄧小平的頭腦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記。鄧小平這個最不可能(或許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中國領袖的人，現在卻已成了中國的領油。 當時，鄧小平在貴州的五岭、川滇邊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陝北的黃土高原并不馳名。一九六九年他被關在新建縣的營房的那些日子里，鄧小平這個名字也不是舉世矚目的。 但是，從長征過來的人中，沒有一個象鄧小平那樣有气魄。鄧多年來穩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盡管他屢屢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來，沉著應戰。長征后、他曾擔任劉伯承師長的第一二九師政委。這支部隊參加了對國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戰，后作為第二野戰軍，把蔣介石赶出了大陸。一九四九年十月—日，當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國誕生時、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個不顯眼的地方。隨后，鄧成了毛在中國廣大西南地區的總管。一九五二年，他來到北京。他參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書記、政治局委員。對他來說，這些職務都不在話下。一九五七年，他陪同毛赴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魯曉夫攤牌。在中國國內，他的工作是主管農業、工業和教育。 鄧小平沒有變。他還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實實。他察覺到了大躍進的災難，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來。他不象另一些人，到廬山來時口袋里揣著兩份不同的發言稿——彭德怀得勢時用一份，毛取胜時則用另一份。 麻煩就在后來。毛后來說鄧(和劉少奇)“見了我就象如喪考妣那樣”板著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領導人陳伯達所形容的那樣：“要与鄧小平平等討論問題，比架梯登天還難。” 這就是鄧，他反擊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問題時所采用的辦法，作了自我批評、但沒有奏效。他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派”。頭號走資派是劉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鄧銷聲匿跡。他被軟禁在家中，不許与外界聯系。他的孩子們都四分五散，挨批斗，并被選到農村參加体力勞動。他的長子鄧朴方被紅衛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斷了，下肢癱瘓，還不許就醫，造成了終身殘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鄧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養他成人的繼母都被送到長征啟程的江西。在江西，鄧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著的步兵學校里的一幢兩層樓房里，那里曾是校長的住房。象中國當時的所有學校一樣．這所步兵學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關閉了。 象許多參加過長征的入的遭遇一律，鄧小平過了三年這樣的監禁生活。他當時六十五歲，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爐子取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曾在雷諾汽車厂里做過工。此刻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机工手藝。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勞動，他操作机器、她則擦洗電線線圈。在二十分鐘的來回路上，每次都有武裝看守監護。這條路很滑，鄧有時滑倒。沒有得到許可，他們是不准講話的。 下午，他們在自己園子里勞動，養雞、种萊。他們把錢省下來，希望能把孩子們接到身邊來。他們最小的女儿毛毛(鄧榕)和幼子鄧梓方(他因皮膚黑而得綽號“小黑人”)在陝西農村的生產隊勞動。 鄧小平沒有受過拷打，還獲准從北京帶些書來。晚上，他看書，有時看馬、列的書，有時看中國歷史書籍，有時看中國文學或外國文學。他的繼母做針線活。他們從收音机里收听晚間新聞。 他們漸漸地与一起勞動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這段漫長的禁閉時期，鄧打過橋牌嗎？ 看來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与纏綿病榻的妻子和年邁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繼母一起打。象延安時期的許多人那樣，鄧逐漸喜歡上了橋牌。一些國際橋牌手認為鄧打橋牌具有世界水平。當權后，几乎天天打橋牌。万里是他的牌友，万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長，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斗爭對象。据說，有時他還与楊尚昆將軍打脾。另一個牌友是人大副秘書長丁光祿。紐約的橋牌冠軍凱瑟琳·魏与鄧打過橋牌，稱鄧是橋牌好手。他告訴她：“打橋牌使我思維保持敏捷。”他打牌爭輸贏，但不賭錢。輸者得鑽桌子，鄧輸的時候，牌友們總是說：“你可以免了。”他總是說：“不．我要鑽，這是我們打牌的規矩。”然后，他就鑽了起來。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鑽桌子對他來說比較容易。 打橋牌和玩扑克牌在延安時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諾与毛澤東有時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來就不愿停手。根据斯諾的看法，他是個“大賭徒，但不善于下大注嚇倒對方”，他打牌喜歡下大的(但是假的)賭注。海倫·斯諾報道說，毛常常一個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時地玩蘭米牌戲。 在“文化革命”中，鄧首先考慮的是他殘廢的長子的身体狀況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獲准把受傷的朴方帶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條件很差，躺在床上，編織鐵絲籃子，掙一點錢。接到江西后，在沒有充足的醫療設備的情況下，鄧夫婦和鄧的繼母盡力照顧這個年輕人。卓琳盡管自己身体不好，還親自看護她的儿子。鄧給他按摩，并幫他洗澡。以后，鄧開始請求當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當的治療。直到一九七三年，鄧朴方才獲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鄧終于通過中國當時在紐約聯合國的代表黃華的幫忙而得以將鄧朴方送到美國去診治。美國醫生說，鄧朴方的治療耽誤太久，下肢已無法康复了。他現在擔任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理事長。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鄧和夫人被召去參加會議，听政治報告。自一九六六年他們被捕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這時，鄧朴方和毛毛都已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當鄧和夫人由武裝警衛押送回家時，他們什么也沒有說。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著母親來到廚房。在廚房里，母親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寫了四個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鄧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長的毛時代行將告終。“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過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場戰爭，工業頹于崩潰，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劉少奇等許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況愈下，他的思維和情緒不穩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幫”同伙暫時受挫，但准備卷土重來。周恩來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諸這個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本來，毛完全可以象他對待劉少奇那樣把鄧打得稀巴爛，或者象賀龍那樣，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沒有這樣做。他把鄧找回來，說鄧“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說他從來不會不加思索就直接處理問題，而是設法解決問題。他處理難題負責任。毛還說，鄧是個好戰士，懂得如何与俄國人斗。象鄧這樣的人才十分難得。 隨著周恩來的体力逐漸衰弱，鄧接管了越來越多的事務。一些中國人對此感到擔心，他們說鄧步子邁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鄧希望中國走上正軌。他感到時間緊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國已發生的一切，他知道誰已被害、誰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將軍和政府官員仍被關在監獄里，他了解人們已付出的代价，正象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樣、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產這种荒唐的做法對經濟的破坏，他知道軍隊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潛伏在毛身邊的“四人幫”正在用他們的惡毒思想來影響這位老人的意識，鄧深知這一切的危害。 盡管鄧聰敏能干，但他無法撥快時鐘。由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的去世，以及后來人們為悼念周而爆發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四人幫”再次把鄧拉下馬來。但時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倒台了。鄧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斗、斗爭、交談、說服和激烈的爭論，他再次掌了權。 這就是掌握中國前途的人。他順乎天意、人心，為履行他的職責，他不僅花了精力和發揮了獨創精神，而且實踐了他在新建縣步兵學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時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這些思想說來也很簡單。首先，使國家重新走上軌道，把“四人幫”及其支持者壓制下去(因為他們畢竟曾獲得党內多數人的支持)。整頓軍隊，使工厂‘恢复生產，讓年輕人正常上學，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來，為他們平反昭雪，讓他們在社會上發揮有益的作用。 然后，再爭取實現最中心的目標：到二十一世紀使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中國之外的許多人，中國國內也有一些人都認識不到這項目標的艱巨。靠小竅門或“大躍進”一類的口號是不可能實現這項目標的。中國什么都需要：技術、科學、教育、消費品、食品等等。它還必須制止人口增長，才不致淹沒在嬰儿的人海之中。它必須使農業增產，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樣的代价。 對于這些任務，鄧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帶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個沒有舊框框的中國真相。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在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礎之上的。但是，此時他們開始公開說，共產党宣言己發表一百多年了，馬克思研究的社會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而且馬克思也從未研究過中國，他怎么可能對一個他所處的十九世紀無法想象的技術超級世界提供答案呢？ 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沙皇俄國，而那与一九八五年的中國又有什么聯系呢？ 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國封建農民社會，那也過去很長時間了。 然而，現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進。中國也必須有超音速的解決辦法。中國必須尋求現實和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號和空話過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論刊物《紅旗》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必須隨著時代發展。” 這是令人興奮的想法。倉促得出錯誤的結論是很容易的。老一輩的党員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總書記所說的“新長征”。隨著鄧小平讓那些參加過長征的杰出老人退休運動的開展，軍方也越來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复一年，鄧小平的勁頭越來越大。他在位于中國渤海灣海濱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會儿，接著對他的朋友說，他感到精神抖擻。他說，“我的任務是設法活得長一些”，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中國。 鄧在他的新長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這就是年輕的一代，特別是象他家那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輕一代。中國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輩人之間的關系，從未象現在這樣因共同的經歷而變得如此密切。不僅象鄧這樣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年輕一代引進了新思想、新見識，他們的許多新思想和新見識出乎意料地來源于美國。成千上万的中國青年在美國學習。如果現在中國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業、利潤刺激、個体化和企業家精神的話，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國人回國后，向他們的父母親介紹了他們對西方的親身感受。 在進行新長征的同時，中國實行了鄧小平所說的“開放政策”，經濟、技術和貿易實行開放，學習外國文化，其他思想体系和學習外國的技術，使中國得以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創造洋為中用的方法。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的“開放政策”不象中國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傳統。事實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當時中國的首都還在長安(今天的西安)，中國號稱有多達一万名外國人，這個大帝國的繁華首都里能看到各國的男女專家、藝術家、商人、學者等等。隨著最后一個朝代清政府的衰敗，孤立主義、閉關自守、排外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中國的革命運動從來都不是內向的。它向中國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國、法國、德國和俄國汲取各种思想和啟示。 正如歷史學家李銳所指出的，這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不同態度。毛“對西方不感興趣”；他的社會比較封閉，更符合前清的傳統。鄧則相反，他如饑似渴地尋求新思想，對中國從西方獲得的新東西非常感興趣。 自長征結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這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長征已給中國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它极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意識，使這個國家出現了許多世紀來所缺乏的精神与團結。它甚至證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澤東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開，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一條毛根本不會選擇的道路，但目前人們對長征的認識還是很不完整的。也許中國人會說，再過一二百年，我們也許能真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次長征。眼下我們可以象中國那樣來看待長征——這是一次充滿了集体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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